山东省图书馆

一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是处在“黎明前的黑暗”。
  当时，贯穿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线上，都驻扎着敌人的重兵。铁路沿线和重要公路两侧，到处挖有封锁沟，筑有封锁墙，林立着乌龟壳似的碉堡。在我各根据地周围，敌伪据点也由前一年的2000个增加到3000个以上，冀鲁边平均8里一个据点，鲁南平均12里一个据点。敌人就利用这些据点来分割、包围、封锁、蚕食我山东抗日根据地。仅津浦路东侧，就被迫分成为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几个大区，每个大区内又分成十几个小块。有的形成“东西十余里，南北一线牵”的狭窄局面。
  当日寇将进攻的重点转向我抗日根据地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便成了他们的同盟军。当时，山东的国民党正规军、杂牌军，以及土顽、地主、土匪武装，共有200股以上。从皖南事变以后，那些打着抗日旗号的顽固势力，象秦启荣、王洪九、赵保元等，更是变本加厉，有的专门制造反共磨擦，有的则公开配合日寇对我进行蚕食、扫荡。在敌伪顽两面夹击下，我根据地不断缩小，军事机动受到限制，人力、物力、交通都造成严重困难。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经常减员，军需、民食都成了问题。
  当时山东党的某些领导同志，由于过分强调中间势力的作用，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设根据地上。另一方面，在对形势的估计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上，存在着主观成分。当时山东日军有4，0000人，伪军10，0000人，顽固势力尚拥有15，0000之众。明明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却无视这种现实，自认为“我占优势”。如在滨海组织文艺汇演，一直演了两个多月，有时从黄昏一直演到第二天黎明。这种歌舞升平的景象，与敌后紧张动荡的游击战争环境极不相称。对于这些问题，分局曾几次研究，但都因意见不一致而中断。鉴于如此险恶的形势，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电告中央，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山东问题。
  刘少奇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来山东的。
  1942年3月底，少奇同志从苏北阜宁地区出发，由部队护送强行通过了陇海封锁线，来到山东滨海地区。这次，他是奉调回延安，并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派来山东检查工作的。
  少奇同志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一进入山东境内，就随时随地做调查了解工作。他亲自找老农们谈话，询问减租减息运动的情况，大家有什么想法，各阶层特别是贫雇农有哪些反映，等等。他为了进一步研究山东情况，决定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于是，一方面分别找分局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负责干部谈话，一方面调阅山东党、政、军、民的有关材料。在那些日子里，他审阅了分局负责同志所写的《抗战的山东、统战的山东》等小册子，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生活》和《大众日报》等。少奇同志从对这些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从干部和群众的谈话中，逐步掌握了山东地区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略。
  二
  经过一段工作以后，在少奇同志直接参加和领导下，举行了分局扩大会议。少奇同志以他那一贯民主和谦虚的作风，启发每个同志摆问题、谈看法，畅所欲言。会上有不少正确的意见，特别是罗荣桓同志的意见，他主张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大搞减租减息，通过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但是，分局个别负责同志则主张减租减息须要和省临时参议会商量，提请参议会讨论通过，然后实行。少奇同志对各种意见都听得很认真，还不时插几句话，提出一些启发性问题。尽管他对情况已做了详尽的了解，但从不轻易下结论，就是考虑成熟了的问题也不强加于人，而是紧紧依靠组织，按组织原则去解决。
  会议连续进行了几天，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意见都一一敞了开来。经过思想交锋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由少奇同志做了总结，大家思想逐步明确，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少奇同志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坚持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原则，总是严格要求，循循善诱，耐心启发，热情帮助，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而是着重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澄清是非，提高觉悟。会议期间，他和分局负责同志作过多次长时间的谈话，语重心长地讲人为什么犯错误，讲党的历史上几次犯路线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讲一个党员、一个领导者的责任等等，以此启发其自觉地认识错误和纠正错误。会后，不仅代表正确意见的同志感到心情舒畅，对工作更有信心，就是原来抱有错误观点的同志，也改变了认识，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指示。最后分局所作的“4年工作总结”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现出彻底纠正错误的决心。
  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带来了组织上的团结，这种团结集中表现在加强集体领导和统一指挥上。在这以前，分局的负责同志分兵把口，天各一方，致使许多重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为了结束这种分散状况，会议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将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合并，成立山东军区，由罗荣桓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领导山东地区的主力和地方武装。这样一来，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坚强有力的拳头。
  在统一思想之后，分局又召开了一次有部分地委、县委书记参加的干部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朱樊会议”，请少奇同志作报告。少奇同志在报告一开头就说：我是代表中央来检查山东工作的。接着，他从当前形势与任务，讲到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与策略，讲到统战工作中的独立自主和依靠群众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最后，他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党走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勉励大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条件是好的，山东的人民是可爱的。正义和真理在我们方面。只要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就一定能度过难关，取得胜利。他指示分局要坚决把减租减息运动开展起来，同时也指出与批评了山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三
  建设根据地依靠谁？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也是分局会议上争论的焦点。1941年冬，日寇对我沂蒙山区的大扫荡，暴露了我根据地各项工作中的许多弱点，尤其暴露了群众工作中的问题。事实说明，当时我们还没有和群众建立同呼吸共患难的血肉联系。
  对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态度十分坚定、明确。他认为，根据地日见缩小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他批评一些领导同志没有群众观点。他说，你为什么可以作国际形势报告，还有什么自由婚姻的报告，而不去作个减租减息的报告呢？少奇同志严肃地指出，中心的问题是没有群众观念，没有关心群众疾苦，你不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谁会来参加你那个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他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树立基本群众在农村中的优势，团结群众的大多数。他说：我们发动群众来抗日，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是什么？就是要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要坚决贯彻执行，决不能打折扣。“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时刻关心群众利益，一点也不能脱离群众。5月间，分局发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传达，贯彻执行。
  少奇同志不仅从思想、理论上武装各级干部，而且还言传身教，及时传播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他对分局负责同志说，在运动全面展开以前，要训练一大批干部，可以调集一批干部上来，训练一两个星期，让他们懂得党的方针政策和具体贯彻的方法。他还说，你们自己也要下去，了解情况，帮助工作。同时他还具体地介绍了华中地区如何“搞点”的经验。分局讨论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决定派出两个工作团，分别到莒南的大店、临沭的朱樊、东盘一带搞试点。点上的农民经过算帐诉苦教育，减租减息运动便很快发动起来。
  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利益，关系到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因此树立榜样，以便“中心突破、四面开花”是十分必要的。少奇同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除了亲临运动第一线——东盘、黑林子、夏庄等地了解情况、总结经验以外，还亲自研究如何掌握政策，指导运动健康发展。他不时提醒干部：群众运动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切不可包办代替或有“恩赐观点”，也不能乞求地主让步，而是要经过斗争解决问题。《大众日报》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连续发表了《向地主士绅进一言》、《再进一言》、《三进一言》的社论，目的在于：一方面警告地主阶级，停止其对减租减息政策的攻击和破坏，另一方面，教育农民认识他们的对立面，以便提高警惕性，保卫斗争的成果。
  当大家正忙于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少奇同志又在考虑下一步的部署了。他说，完成减租减息以后，群众生活改善了，觉悟提高了，很自然地就要求掌握印把子和枪杆子。我们要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四
  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这是我们党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本方针。但是，在这方面却遇到很多比较复杂的问题。“抗协”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抗协”原是山东文化教育界一部分进步人士所组成，当时名为“国民抗敌协会”。1939年秋，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作为分局的直属单位之一。1940年9月，帮助他们改组为“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简称抗协），成为半政党性质。并在各县、区建立基层组织，还帮助他们建立了名为“山东抗敌自卫军”的武装。结果，抗协在我根据地内，有一套与我党、我军平行的组织。即，我有中共县委会，他有抗协县会部，我有县大队，他有“抗协自卫军县大队”。特别是抗协的某些基层组织成份不纯，有的被坏人利用，经常与我争人、争枪、闹对立。不仅不能发挥对抗战的积极作用，有些地方还妨碍了抗战工作的开展，增添了许多困难和麻烦。这种状况不能长此下去，但究竟如何处理？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少奇同志以他那政治家的气魄，不消几天功夫就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
  少奇同志处理抗协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一是陈明大义，循循善诱。二是从容不迫，靠抗协本身去解决他自身的问题。
  那是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少奇同志约抗协的负责人来开座谈会。座谈会是在少奇同志住处院前坪地上举行的。谈话一开始，少奇同志就开诚布公地表示：我们都是抗日战线的朋友，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目前阶段，我们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只要有利于抗战，只要对全国人民和全民族有利，什么问题都好商量。我们的谈话是否可以从这个原则出发。抗协的负责人们见到少奇同志如此坦率诚恳，便纷纷发言，从抗协的组织情况谈到抗协自卫军问题，也谈到抗协下层组织与当地党的地方组织关系不正常等等，他们对此也表示很苦恼。个别负责人提出撤销抗协的建议，少奇同志听到这里，从容地说：听你们讲来，抗协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解决对抗战不利，你们感到有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是一种对待问题的积极态度。几句中肯的话，把会场活跃了起来。在交谈中，少奇同志用商量的语气，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首先应该研究一下抗协的性质问题，它究竟是一个政党，还是一般的政团或群众团体。接着他对各抗日政党、政团和群众组织的不同性质、任务，以及他们与敌后领导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的关系一一作了说明。最后，他又郑重地说：不管抗协属于哪一种性质的组织，我们都欢迎。如果是政党，那就要按友党、友军的地位去安排。如果是群众团体，根据地的工、农、青、妇组织，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没有自搞一套的。少奇同志建议他们仔细考虑，充分酝酿。
  少奇同志提出的问题，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不仅为他们打开了思路，而且使他们考虑问题有了准绳。第二天，座谈会继续进行。抗协的一位负责人再也坐不住了，他当即站起来认真地说：“我们经过反复思考，深深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抗协的性质，作为一个政党或政团，是不会对抗战工作起多大作用的。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帮助，沦落在敌后，不知会成什么样子了，因此，希望共产党批准撤销抗协，抗协已完成其历史任务，舍此，别无更好的道路可走。”
  这就是他们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而采取的抉择。
  少奇同志具有十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对问题既能深谋远虑又会机动灵活，当他要作出什么决定的时候，总是善于把他的决定变成执行者自己的意愿。所以，他听到抗协的这种抉择，便立即郑重宣布：我认为诸位是从大局出发的，你们的决定符合抗战的民族利益，山东分局也会同意，抗日民主政府也会欢迎的。接着，又转向抗协负责人说：你们最好根据今天研究的结果，向分局写个报告，请求批准。他还建议抗协把这个决定迅速传达下去。就这样，如此复杂的抗协问题，圆满解决了。
  少奇同志工作作风一贯深入细致。在解决抗协问题的同时，他还注意适当安排抗协的干部，让他们分别到政府各部门去工作（不少早已参加了），使其发挥作用，各得其所。后来，抗协干部积极参加减租减息运动，不少人在政治上得到了较快的进步。“山东抗敌自卫军”的两个团和各县的武装也于同年8月取消了番号，分别编入八路军，改由山东军区领导。至今，原来抗协的一些干部提起此事，都称赞少奇同志高瞻远瞩、英明果断。
  在统战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友军和顽军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缺乏独立自主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战略眼光，在抗战4年来，曾屡屡失掉时机。例如，抗战之初，形势对我极为有利，我应立即创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但我们却轻易地让给了友军，而另去开辟新区，结果遇到土顽的抵抗，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少奇同志对此早已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成竹在胸，他说：我们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目的是为了战胜日寇。而问题的中心则在于如何不断地壮大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我们总不能先把自己手中的革命力量交给顽固派，去求得和人家联合。讲到这里，少奇同志亲切地望着与会的同志问道：“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山东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偏差？”少奇同志又针对当时三角斗争的形势，明确指出：归根结底，山东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改变敌、友、我力量对比的问题。要改变这种力量的对比，只有一条：壮大自己，削弱敌人。少奇同志的精辟论断，切中了要害，指明了方向。这一精辟论断，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山东分析形势、制定决策的指导思想。
  在谈到对待顽固派和中间势力的态度时，少奇同志果断地说：我们的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对于他们抗日的这一面，要注意联合；对他们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毛泽东同志讲过，礼尚往来，有来必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必须坚决给予回击。不能只讲联合不讲斗争。
  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为了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当即开展了反蚕食、反磨擦、反“扫荡”的斗争。一方面，加强对伪军工作，利用各种形式和各种方法告诉伪军，要他们立功赎罪，向其开展强大的军事、政治政势；另一方面，对顽军要么是争取起义，要么是就地消灭。1942年8月，在滨海地区适时组织了国民党五十七军百十一师中的进步力量举行起义，随后又组织了三次甲子山战役，惩罚了顽军，全部收复了甲子山区，扩大了滨海根据地。以后又在鲁中、胶东讨伐了国民党投降将领吴化文、赵保元等，开辟了沂蒙山区根据地。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攻势，大大改善了山东对敌斗争的形势，敌、友、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局面的迅速形成，是与少奇同志当时的英明决策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