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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在济南高中读书的共产党员梁仞千同志受组织的委托，回到他的家乡郓城，从事建党工作，开展抗日活动。经过半年的努力，发展了一批党员，联络了一些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为建立郓城县委创造了条件。1937年底前后，上级又派了高启云、张明谦、张敬一等同志到郓城工作，于1938年初建立了郓、鄄、巨、菏四县工委（不久改为郓城中心县委），负责领导郓城、鄄城、巨野、菏泽四个县的工作。梁仞千、高启云、张明谦、张敬一等同志，都是当时县委的主要领导成员。
  济南失守后，郓城等县的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土匪流氓拉帮结伙，散兵成灾，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但就整个形势来讲，仍然是国民党旧政府统治的天下，我们的力量很少，又没有公开的名义，只限于秘密活动。这种情况，显然是无法适应抗日高潮迅速发展的局面。如何打开局面，发展抗日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当时情况，经县委研究，决定建立“鲁西抗日自卫团”，举办团员训练班，作为开创局面的一个起点。经过准备，于1938年3月初在建立“鲁西抗日自卫团”的同时，举办了三期训练班，培养了100多名抗日骨干。训练班的经费、口粮、枪支等，都是同志们捐助的，许多爱国人士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地点是借用的一个破旅店。训练班成员每天吃两顿窝窝头，连咸菜也吃不上，但大家情绪很高，没有一个叫苦的。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颂的、为开创这个地区革命事业铺设基石的“窝窝队”。
  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方针。从郓城建党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统战工作。在“鲁西抗日自卫团”举办的三期训练班中，统战工作是主要课程之一。
  一、争取王念根联合抗日
  1938年，王念根是国民党郓城的县长。他上任后，极力标榜自己主张抗日，积极发展武装。在全县九个行政区，每区建立了一个中队，县里建立了一个保安营，共1，500多人，枪支都是各乡集资购买的。为了取得群众的支持，他以这部分武装为基础，联合当地一些群众性的保家自卫组织，组成了郓城抗敌指挥部，并聘请本地一位国民党退伍的师长祝璧臣先生为指挥部的副司令（王念根兼任司令）。
  1938年春，在徐州会战期间，国民党23师驻防郓城，负责外围警戒。徐州会战结束后，5月9日，日军一部即向该师发动进攻。激战两日，双方伤亡很大，23师终日孤军作战，力不胜敌，于5月11日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县城随告失守。当时王念根和他的武装部队、政府人员，弃城南逃，狼狈不堪。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县委立即集中了30多名抗日自卫团员，在高启云、张敬一同志的带领下，毅然挺进到县城周围，积极进行宣传和扰乱敌人的活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这支小部队经受了考验，受到了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
  在敌人占领县城期间，王念根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动派人和我们联系，表示愿同我们合作抗日。县委认为，他这个变化，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都应以大局为重，热情表示欢迎。为表示团结抗日，经双方商定，在五区陈里长村召开了联欢会，王念根首先讲话，对我们大加赞扬。他说，县城失守后，你们不畏强敌，挺身而出，坚持斗争，不愧是郓城50万父老的精华。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保卫家乡。敌人退出县城之后，经双方协商，把我们的游击队改名为“郓城教导队”，保持独立建制，接受政府指导，和政府一起进驻城内，由政府提供给养。我们进城之后，开始工作比较顺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们广泛开展活动，公开接触各个阶层，开展统战工作，扩大影响，许多城乡知识分子慕名而来，队伍不断扩大。这种情况很快又引起了王念根的不满和不安。开始，强调给养困难，企图用减少口粮的办法限制我们的发展；随后就制造舆论，说我们宣传马列主义，“不利于团结抗战”，不久，又公开提出，要解散教导队，说愿意留下的编入保安营，不愿留下的自便。为了防止意外，保存力量，县委迅速采取了应变措施，部队化整为零，把人员、枪支转移到农村，继续开展抗日活动。
  争取王念根联合抗日的工作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得了群众和一些爱国人士的同情，使我们受到了锻炼，增长了知识。所有这些，对后来工作的开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民族矛盾激化，面临亡国的危险，激发了一些老先生的爱国热情。这些老先生一般都年近花甲，有一定的知识，德高望重，富有民族意识，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其中有些是我们同志的亲属，有些是社会上层的爱国人士，他们根据各自的条件，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对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这方面涉及的人数较多，很难一一详述，只能讲两个事例：
  1．梁秀松老先生
  梁秀松先生是郓城党的主要创始人梁仞千同志的父亲，他是个为革命事业不惜倾家荡产和牺牲个人生命的老人。梁仞千同志奉命回乡后，四外奔波，积极进行抗日活动，首先得到父亲的大力支持。从郓城县委建立到八路军115师入鲁，在这一年多最困难的时期内，县委机关一直住在梁仞千同志的家中。这个家庭不仅为县委的同志提供了全部食宿条件，而且为掩护县委活动承担了很大风险。鲁西抗日自卫团办的三期训练班，有相当一部分粮、款是由这个家庭出卖土地资助的。当时梁秀松先生是一家之主，家中的事情他说了算。他这种抗日热情，如果仅仅理解为照顾儿子的情面，是远远不够的。梁秀松先生虽然只读过几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正直，济贫扶危，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声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忧国忧民，时常为大片国土的沦陷而叹息。通过对共产党人的接触，使他增加了不少新知识，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基本道理。他深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为革命做出贡献是光荣的，这是他支持和参加革命事业的真正力量源泉。
  最早为我们建立武装创造条件的，也是梁秀松先生。1938年春，他通过旧政府六区区长黎佩卿的私交关系，担任了该区武装中队长的职务。其实，梁秀松先生并无军事知识，而且年近花甲，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毅然弃农从军，确实令人敬佩。论财产他有良田百亩，论家庭已是儿孙满堂，日子过得不错，从军的目的显然不是处于经济上的考虑。知情的都明白，他是接受党的委托去甘冒风险的。在他任职的同时，县委派了共产党员李常秀同志协助他进行工作。在徐州会战期间，由于形势紧张，战士中出现了一些离队不归的，梁秀松先生就利用这个机会，把闲置的枪支转移到县委，并拨出一部分空额口粮，为我们创建第一支游击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39年3月2日，八路军115师入鲁，首先到达郓城，3月4日进行了樊坝战斗，歼敌一个团，俘获伪团长刘玉胜以下5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我军入鲁和樊坝战斗的胜利，很快改变了郓城和鲁西地区对敌斗争的形势。地方党的活动从“地下”转到“地上”，我主力部队成了领导抗日斗争的坚强力量，各项工作发展很快。樊坝战斗后不久，我军主力继续东进，留下了杨勇和张国华同志，分别带领686团3营和师直的两个连，坚持鲁西地区的抗日斗争。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当年9月建立了县人民政权，地委书记梁仞千同志当选为郓城抗日政府的第一任县长，梁秀松先生接任了六区区长。这件事在群众中一时传为佳话，有一首歌谣唱道：
  老区长，梁秀松，
  骑毛驴，戴眼镜，
  倾家荡产闹革命，
  年高六十又出征，
  儿子当县长，
  老子听命令，
  抗战杀敌人，
  梁家父子兵。
  2．国民党退伍军人祝璧臣
  祝璧臣先生原名祝锡煌，是郓城玉皇庙乡祝桥村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师长，“七·七”事变前退伍回乡。本人是当地较大的地主，又是国民党退伍的高级军官，为人正直，具有民族觉悟，主张抗日，在上层人物中颇有影响，是个地方势力派的代表人物。因此，王念根对他非常重视，多方对他做工作，请他披甲上阵，再度出山，共赴国难。祝璧臣先生虽年逾花甲，却毅然接受了王念根的聘请，就任了郓城抗敌指挥部的副司令（王念根兼任司令），协助王念根指挥全县1，500多人的武装和一些民团组织。开始尽管他没有多少实权，但总想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影响，力求为抗战做出贡献。
  在我们游击队进城改名为“郓城县教导队”期间，县委也非常重视做祝璧臣先生的工作。当时，他对我们的处境十分同情，对王念根不顾大局、排除异己的恶劣行径极为不满，但由于他没有掌握实权，无力改变当时的局面。1938年秋，王念根被免除了郓城县县长的职务，国民党派李世荣任郓城县县长。此人比较开明，对祝璧臣先生与我们的交往放松了限制，为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方便。1939年初，郓城县城再次失守，惯匪头子刘本功在日军的扶持下，当了郓城伪县长。在县城失守前后，祝璧臣先生带领全县武装转战郓城、巨野之间，曾与敌伪多次交锋。在当时条件下，虽不能克敌制胜，但总还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1939年春，八路军115师入鲁和樊坝战斗的胜利，使我们和祝璧臣先生的合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他获悉八路军入鲁的情况后，当即派人到黄河边迎接。樊坝战斗后，又很快同杨勇同志取得了联系。对我军的英勇善战、纪律严明、艰苦朴素等优良作风，他倍加赞赏。在杨勇等一些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直接帮助下，经过一段合作共事，祝璧臣先生进步很快。他对我党我军顾全大局、真诚团结和一致对敌的博大胸怀，衷心佩服；对我们开创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和决心，深信不疑。当年夏、秋两季，我军连打胜仗。各级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相继建立，根据地逐步扩大，但郓城国民党县长张培修顽固不化，坚持反共，破坏统战。这样，就使祝璧臣先生认识到，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胜利有望。因此，他决心要跟共产党走。这期间，在各区中队中，我们都先后派进了干部。对全县的武装，整编成了三个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鲁西支队，由祝璧臣先生任司令。当年秋、冬之间，这部分武装先后被编入了我们的主力部队。1940年4月间，鲁西行署成立，同时成立了鲁西宪政促进会，祝璧臣先生被选为促进会的委员。后因年老体弱，难以坚持敌后艰苦的斗争，回乡休养，又怕遭敌暗算，只好远离家乡，去北平隐居。解放后，祝璧臣先生受到杨勇同志和政府的关照，后于1956年病逝。
  在抗战初期为革命事业做出一定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中，还有智广誉、王箇臣、赵天赐、董文斋、杨元香先生等。他们虽然都已先后谢世了，但其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家乡的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三、团结“黄安救国工作团”
  黄安是郓城西南的一个大集镇，位于郓、鄄、巨、菏四县交界处。1938年春，由教育界“乡建派”的一些知名人士为主，以黄安小学（原为重华书院）为基地，建立了“黄安救国工作团”。其主要成员有桑平伯、许贯中、孙厚甫、高赞非、姜伯棠等，宗旨就是抗日救国，是个自筹经费、群众自发创办的抗日组织。为了扩大宣传，他们办了个叫《鲁西吼声》的刊物，由孙厚甫任主编，登载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文章，在青年中有一定影响。为了学习抗日经验，1937年底，孙厚甫曾在过延安，1938年夏秋，孙厚甫、高赞非、桑平伯、许贯中等又去冀南，曾受到徐向前、宋任穷、李青玉等领导同志的接见。这个抗日组织建立不久，就同我们取得了联系。当时我们认为，这个组织的成员虽然比较复杂，有国民党员，有“乡建派”，也有无党派人士，但事实证明他们是爱国抗日的，因此，我们对“鲁西救国工作团”也是真诚团结的。在我们举办抗日自卫团训练班时，聘请了孙厚甫担任政治教员。他同我党接触较早，文化水平很高，知识丰富，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讲课深受学员欢迎。特别在讲到战争形势，讲到国民党节节败退，我锦绣河山惨遭蹂躏，亿万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往往感慨万分，声泪俱下，十分感人。国民党23师驻防郓城期间，他曾应聘为该师的政治部主任，利用这个条件结交了一些上层人物，为扩大我们的统战关系发挥了一定作用。八路军入鲁后，他接受了我军的委托，担任了八路军郓东办事处主任，随后调到部队一直从事军政干校的教育工作，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幸在1942年敌人“大扫荡”中英勇牺牲。“鲁西救国工作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我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发展统战和进行抗日宣传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争取和改造联庄会
  鲁西地区历史上就有联庄会，它是一种封建性的群众防匪防乱的保家自卫组织，有的还和会道门合为一体，领导权一般都掌握在地主及上层人物手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敌当前，匪盗四起，群众保家自卫的要求很自然地就同抗日救国联系了起来。在这期间，郓、鄄、巨、菏等县的联庄会相当活跃，有的在扩大力量，建立脱产武装；有的联系抗日组织，寻求支持。根据这种情况，县委认为，应该加强对联庄会的争取改造工作。
  最早和我们取得联系的是巨北联庄会。1938年春，王绍一同志经与联庄会会长王忠祥商量，通过董文轩和李学先同志的介绍，和“鲁西抗日自卫团”（实行上是县委机关）取得了联系，汇报了巨北联庄会的情况，要求我们加强领导。县委负责人梁仞千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要他们选拔一批青年建立一个常备武装，作为联庄会的核心力量，以便开展工作。对如何做好统战工作，团结各个阶层发展抗日力量，也作了明确交代。从此开始，便建立了郓城县委对巨北抗日工作的领导关系。王绍一同志曾多次向县委汇报请示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争取和改造联庄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王绍一同志根据县委的指示，于1938年4月在巨北官场村召开了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推选王绍一同志为该会会长，当时参加的青年有60多人。在这支骨干力量的推动下，在王忠祥会长等爱国人士的积极协助下，争取和改造联庄会的工作进展很快。在不长的时间内，使这个封建性的保家自卫组织，变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1938年6月间，日军扫荡鲁西，路经臣北大姚庄，受到联庄会的顽强抵抗。激战一夜。展开了白刃肉搏，敌人伤亡30余人，大姚庄始终未被攻破。天亮以后，敌人调来了炮兵，联庄会为避免更大的损失，才主动掩护群众撤退。这次战斗，联庄会和该村的群众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联庄会的会员牺牲10人，未来得及撤退的妇女老幼被惨害51人，烧掉房屋300余间。
  严重的挫折，并没有把联庄会压垮，经过重新整顿，他们继续坚持了巨北的斗争，又同巨野、郓城的敌伪军多次交锋，也同当地旧政府的顽固派进行了顽强的较量。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救国会，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陆续走上了抗日斗争的领导岗位。八路军入鲁后，他们发动了大批青年，分别进入领导机关和部队学习，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这些有为青年有的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青春，有的锻炼成长为革命事业的领导骨干。
  （郓城县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