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分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抓武装，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们山东在武汉的革命青年，多要北返家园，和国民党、北洋军阀进行斗争。我和鲁西籍的黄埔四期学生王寅生同志，当时曾与山东省委负责人邓恩铭同志面商过，表示我俩不去苏联留学，马上回乡组织武装起义。恩铭同志当时同意并转告其他有关同志。我们分头从上海、南京、河南等地各自设法改装回鲁。后来听说，从上海、南京北返的同志均遭国民党杀害。我是从河南开封经曹州（菏泽）步行回乡的。到1927年9月间，我和王寅生同志会了面，10月在鲁西北地区党的中心县委组织成立时，黄埔学生北返者，计有王寅生、赵以政、孙大安、聂子政等同志。山东省委派张干民同志为书记，加上聊城的省立二中、三师党团员同志二、三十人，成立了鲁西县委，代号叫“东昌县”。起初，机关设在傅家大院（聊城傅状元故居，即傅斯年的老宅，已荒废不堪，仅有几间老屋，挂有“相府”牌匾的破大门一座）。还能开几十个人的小会，后来因为三师、二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干扰破坏，鲁西县委即移至东关姚家园子赵以政同志家。赵以政同志的父亲是位私塾先生，常年收几个蒙童在家教四书，地点比较僻静，且有学童出入，便于遮人耳目，作为掩护。省委派丁君羊同志常来传达文件，指导工作，我们负责向省委联系工作的是王寅生同志。组织建立后两个多月，我们就计划进行坡里暴动，并将基本武装（几十条枪，一二百人）组织成了。基干成员是三师、二中的党团员，并在聊城、茌平、博平、平原、高唐、恩县、阳谷、莘县、朝城等地发展了些农村青年团员，并联系了些愿意接近我们的“红枪会”首领等，扩大群众影响，准备武装起义。
  我们在起义之前，对当时华北特别是鲁西北的政治、军事形势经常进行研究分析。那时蒋介石国民党的北伐军仍准备继续北伐；蒋介石、冯玉祥合作后，河南已归冯玉祥的西北军及杂牌军刘镇华管辖，冯的一部并已进入山东；北洋军阀系统的陈调元投靠了蒋介石；奉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仍在和北伐军对峙；一些土著匪军，各霸一方，有时为争夺地盘彼此混战，军事情况十分复杂。当时我们认为，利用这种复杂形势可以组织武装起义，将来开展游击战争。虽无山岳湖泊的地形可资利用，但在这群“雄”四起、兵山匪海的纷扰中，加上各地蜂起的“红枪会”，我们可以运动自如，到一个相当时期，部队扩大了，群众觉悟提高了，就可以建立起工农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当时鲁西南有个土匪军头子名叫薛传峰，手下有两三千人（他吹说1万多），也冒充北伐军，要进驻鲁西北一带，独霸一方，闹得人心惶惶，聊城、阳谷一带颇为吃紧。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于阳谷县坡里庄天主教堂举行了起义。
  坡里庄位于聊城、阳谷交界处，北距聊城，南抵阳谷县城，各有50多里。这个教堂原由德国天主教士经营，创建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规模已很大，拥有良田千多亩，周围村庄多系教堂佃户。教堂院墙高大，砖瓦楼房，十分坚固，其中饲养的牛、马、猪、羊无数，积粮如山，事实上是鲁西北唯一的大庄园主。经常雇有“护堂”打手数百人，有人估计，还藏有洋枪上百枝，弹药也很多。庚子年间，有千多土匪围攻过这个教堂，始终未能入内。因此，这个教堂又成了当地豪绅地主乱时避难的场所，大小地方都巴结教堂，将教堂作为他们的靠山。教堂也就借此勾结反动官府，挑词架讼，无恶不作。一般贫苦农民受其剥削压迫，敢怒而不敢言，民愤极大。所以我们决定拿下这个教堂，放粮济贫，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决心在这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