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济南学生赴南京请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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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山东文史集粹》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01895
颗粒名称: 一九三一年济南学生赴南京请愿记
分类号: K264.2
页数: 25
页码: 12-36
摘要: 本文记述了一九三一年济南学生赴南京请愿爱国救亡运动,包括高中请愿团的组成及在济南车站的斗争、高中请愿团扩大为济南市学生请愿团、请愿团离开济南开往南京等运动。
关键词: 学生 南京 请愿

内容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对日寇的暴行,无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对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政策,将祖国大片领土弃置不顾,更为气愤。各地学生首先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地爱国救亡运动。
  一、高中请愿团的组成及在济南车站的斗争
  山东省立高中,当时在济南各级学校中,除私立齐鲁大学以外,是规模较大的学校。学校分文、理、商三科,教员质量也比较好,例如胡也频、丁玲、楚图南等都先后在高中担任过教员。在“九·一八”事变时期,校长是赵春珊,当时学校里也有反日宣传委员会的组织。
  1.请愿团组成的缘起
  1931年11月25日,南京市由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敢死队一行30余人,前往东北马占山部,参加抗日游击队。在经过济南时,下车来我们学校访问,我校“反日宣传委员会”接待了他们。当天下午由反日宣传委员会召集各班班长开会,未经学校当局同意,即决议全校停课,邀请南京敢死队领队人给我们讲演。历时两个半小时的讲演,同学们深受感动,会上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会后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每人捐献5角钱,作为他们去东北杀敌的路费。当晚由反日宣委会的同学送他们去车站,在车站正要与他们分手之际,适值北平市大学生联合赴京示威团的列车进站。车停后,有几个似乎负责的学生,很快从车厢里走下来,跑到我们行列前,彼此互致慰问,南京敢死队遂即乘车北上。不一会,北平市的示威列车也开动南下了。
  当晚,反日宣委会的同学回到学校后,立即召开了各班班长会议。会上传达了在车站会见北平市大学生示威团的情况,研究后一致决定:明(26)日上午不管校方是否同意,自动停课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对如何开展爱国救亡运动,付诸大会表决。
  11月26日上午,各班班长分头通知同学早饭后在大礼堂开会,钟声一响,同学一齐进入了大礼堂。由反日宣委会的一位同学,将在车站送南京和北平学生的事情作了介绍。同学们听后,心情十分激动,反日宣委会遂即提出几点意见请同学们表决:①我们省立高中应不应当赴南京请愿。大家一致同意坚决赴京请愿。②什么时候走?一致决定明(27)日就走。③怎样组织,如何行动?一致决议作如下安排:全校18个班,按军事编制,每三班编为一个连,四个连编为一个营,另外编一个警卫连、一个通信排和一个警卫班(由校篮球队担任),反日宣委会30多个同学担任总的领导工作。并选出理科三年级乙班学生黄来兴同学担任总指挥。④并议决同学们一律穿制服,每人携带一床被子打成背包。关于吃饭问题,每人交3元法币到南京包饭,在途中伙食自理。另外带几个炊事员和一个茶炉,专为途中供应同学们用水。经过一上午时间,编制和准备工作完毕了,计划当晚就整装出发。
  当我们开会的时候,学校当局毫无所知,校长赵春珊一早就到教育厅开会去了。大会的决定由反日宣委会派了十几位同学分别到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通知了各个主任,同时将所有电话都看守起来,不许向校外通话。有一部分青年教师参加了我们的大会,并自愿捐款作为宣传鼓动费用。等到下午校长回来后,事情已成定局,他已无法挽回。
  2.在车站的斗争
  11月27日午夜,同学们在总指挥带领下,整队出发。为了避免日本浪人的捣乱,不走纬一路,改由杆石桥沿顺河街到普利门外,通过经二路直赴津浦车站。队伍最前列是军乐队,随后是反日宣委会,并携带印刷工具,准备随时随地印刷宣传品,再次才是同学的请愿队伍。当时笔者是文科三年级甲班学生,我们这一班编为第一连第一排,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同学们服装整齐精神抖擞,以急行军的步伐,很快到达了普利门。队伍到普利门后,开始奏起军乐行进,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响亮口号。
  11月28日早4点,请愿队伍到达津浦车站,队伍在检票口前停下来。检票口由韩复榘执法队守卫,经反日宣委会同学向执法队说明来由,要求进入站内找站长交涉车辆,出乎意外,执法队并未阻拦,队伍顺利进入站内。这时天还未亮,总指挥命令队伍就地休息,不准离队。
  待至6时天明后,反日宣委会就派了十几个代表到站长室交涉,向站长说明要去南京请愿,请他给调配车辆。站长听后神情惶恐地说:“蒋委员长有命令,任何站长不准供给请愿或示威学生的车辆,违者定按军法惩处。这件事就是杀了我也不能答应。”正在紧张交涉之时,从西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我们总指挥立即吹哨,命令各连队集合。当即命令第一连第一排跑步到路轨卧倒截车;分派警卫连待列车进站停下后,立即上车占据车厢,并向旅客说明原委;又挑选10位同学,当车停后,马上登上机车,看住司机不准开车。刹那间列车进站,在轨道上截车的同学距火车30公尺时,同学们高举拳头准备牺牲,至相距十余公尺时,火车方徐徐停下。车停后,警卫连的同学立即登上车厢,守住车门,乘客看到这一情景不免有些惊慌,经同学说明原因后,旅客消除了顾虑,并一致鼓掌欢迎,高呼口号“欢迎请愿团赴京请愿!”这趟车是特别快车,车上乘客中有外国人。负责上机车的同学,登上机车强迫司机摘下车头,开到另一股道上停下,并对司机进行了说服工作。
  这时,在站长室,反日宣委会的同学仍与站长继续交涉着,可是站长看我们截住了特别快车,当时有点慌了手脚,态度由强硬变为温和。对我们说:“同学们想要乘车去南京,那只要同学们立个字据给我,将来政府对我责问时,得由同学们替我负责,我就为你们挂车。”反日宣委会即毫不犹豫地给他写了字据,盖上戳记。但站长又提出新的要求说:“这趟车是特别快车,上面有外国客人,现在已经误点了。要求同学将这列车放过去,等到下午两点半从浦口开来的198次普通客车,把同学们送往南京。”代表也立即应允了,但提出我们所控制的机车不能放行。站长也很快答应了。经过一上午的交涉,同学们认为是胜利了,不知站长是在欺骗,总指挥便命令占据车厢的同学下车,该列车随即开往北平。
  到了12点,学校伙食团将菜、饭送进车站,另外一部分老师还凑钱买了二十多担甜沫送来,并由王理成等几位老师来慰问我们。
  午饭后,全市各学校代表数十人来到车站,慰问我们,并祝贺我们对站长交涉的胜利。表示在一两天内,全市同学坚决行动起来,在你们带动下,一同赴南京请愿。
  送走了各校的代表,忽听到站外的报童高喊着:“《新亚日报》,有好消息!”一个同学跑去买了一份,他边走边看,突然跑步将报交给反日宣委会负责同学朱维志。朱维志看了立即和总指挥共同研究,随即吹哨集合。同学站好队后,总指挥宣布说:“同学们,现在朱维志同学向大家传达一个消息。”朱维志说:“《新亚日报》今天刊登了我们高中请愿的消息,责问我们高中学生,既然是爱国救亡运动,为什么不经过学校当局的同意,自动罢课,擅自组织非法队伍,假借请愿为名,企图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还污蔑我们简直不是学生,是流氓的行动,不唯目无法纪,而且目无政府,等等。”朱维志同学传达了报上的大意,总指挥黄来兴同学紧接着说:“同学们!《新亚日报》对我们高中同学的侮辱,我们怎么办?”全体同学当即决议,由反日宣委会和总指挥带领一个排的同学,前往问罪。总指挥指定一连一排的同学随同前往,大家跑步来到经二路纬一路《新亚日报》馆,立即冲进门内,包围了经理室和编辑部,大门上设立了岗哨,禁止出入。由反日宣委会几位同学质问经理杨某和编辑人员说:“你们奉谁的指示登了这样的消息?企图是什么?我们赴(南)京请愿是正义行为,为什么说成是流氓行动!”问得他们哑口无言,惊慌万状。接着向他们提出两个条件:立即发号外声明更正,认罪道歉;否则当场砸毁报馆,将经理和编辑带到车站由同学处理。这时经理杨某和编辑吞吞吐吐地说:“同学们!我们有罪,万分对不起你们,我们简直是汉奸行为,请宽恕我们,我们立即发号外道歉认罪。并刊登高中学生请愿救亡的正义行动,号召全市爱国人士、青年学生大力响应你们。”在我们的监视下,于当日下午两点多种,《新亚日报》号外就售遍了全市。高中学生请愿的正义行动,引起了全市的注意,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斗争。
  同学们回到车站,已下午3点多钟,这时198次客车也由西方开来,快要进站了。总指挥立刻命令警卫连的同学作好准备,车一停马上占据车厢,决不再放过这列车。不料列车在车站最西边停下,旅客下来后,警卫连同学未及赶到,列车迅即开走。这时宣委会同学感到十分惊讶,立即跑到站长室质问站长,向他提出抗议。站长很客气地回答说:“这趟车买过票的旅客很多,站上考虑先把旅客运送出去。至于同学们,我另外调车,保证今晚送同学们南下。”为了怕再受编,反日宣委会就派了几位同学留在站长室监视着站长。这时天已入夜,同学们在朔风凛冽中,精神抖擞,高唱“流亡三部曲”,等候调车。两小时后车厢调齐,共30多个车厢,有客车也有铁皮车。这时同学按次序上了车,我们一连一排和反日宣委会在一个车厢,我们控制的机车也挂上了,大家静等开车。可等了很久列车仍未开动,总指挥派同学到机车去问为什么不开车?司机说:“站长未给路签,我怎敢开车?没有路签,杀了我也不敢开车。”总指挥听到这一情况,立即由反日宣委会几个同学跑到站长室去找站长,谁知站长室空无一人,连办公用具也收拾一空。至于路签,不经前站放行是拿不出来的。总指挥听到这一情况,知道又被站长骗了,迅即通知同学今晚车不开了,就在车上就宿,并派警卫连同学分为两班,轮流放哨,保卫同学安全。
  这时车站寂静异常,除同学们,只有韩复榘执法队在车站值勤。经同学们与他们慢慢联系交谈,他们也很同情我们的爱国行动。并透露韩复榘得知我们高中学生赴京请愿,曾命令站上执法队不要阻挡。这说明爱国的正义行动虽为反动当局所不满,但表面上还不敢过分干涉。
  晚8时后,学校来人通知说,何厅长和赵校长在市政府等着请愿团负责人去谈谈。反日宣委会同学向总指挥交待后,立即前往市政府。在会议室首先见到赵校长,赵校长向同学们慰问了几句,接着何思源进来了。起初还寒暄了几句,随后突然显得很严肃地说:“同学们,爱国救亡,人人有责,但不能象你们高中学生这样,简直是无法无天,不经过校方同意,就非法组织请愿团赴京请愿,这有什么用?你们到南京就能挽回大局吗?真正的爱国,就要一面好好读书,一面作些反日宣传工作,象你们这样举动,不但荒废学业,而且造成社会混乱,我看还是回校预备功课准备考试吧!”他这番谬论,引起反日宣委会同学们极大愤慨,但当时在他的高压下,他们只好先应付说:“请愿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我们回去征求大家的意见,再来向厅长报告。”
  晚10时后,反日宣委会同学回到车站,通知同学们下车集合。同学们在睡梦中醒来下车站好队,朱维志同学激动地说:“刚才何厅长将我们叫到市政府,对我们大加训斥,侮辱我们高中同学,阻挠我们赴京请愿,力逼我们回校,让我们回来征求大家的意见。”简短传达刚一停,同学们立即响起“坚决赴京请愿!坚决斗争到底”等口号。一致表示不屈不挠,坚不返校,誓死赴京请愿。朱维志同学看到同学们的意志坚决,也信心倍增,立即返回市政府向何思源报告了全体同学“誓死赴京”的意志。何思源听到我们坚定不屈的表示,感到无计可施,转而表示说:“既然大家意志坚定,不肯返校,途中要注意安全,切勿发生伤亡事故。”敷衍了几句就和校长一同回去了。
  午夜12时许,总指挥听说站长住在津浦宾馆,立即带领我一连一排跑步到津浦宾馆,包围了这所楼房。总指挥来到经理室说明来意,要搜查津浦车站站长,经理在这种形势下也不敢不答应。我们分头到各房间搜查,经过一个多小时,搜遍了宾馆,并无站长踪影,只好带队回到车上。
  次日(29日)早饭后,反日宣委会的全体同学召开会议,研究了当时情况,作出两项决议:①何思源阻挠我们赴京请愿,我们应立即发表宣言,散发全市,使人民群众了解我们为什么请愿,以及何思源对我们的阻挠,争取他们的声援和同情。②站长躲起来了,我们去找段长,再和他们交涉。会后很快油印几千份宣言,派出同学到各主要路口及机关、商店散发。
  对第二项决议,由总指挥率领四个连的同学包围了段长大楼。段长楼门上了锁,同学们破窗而入,对各办公室进行搜查,空无一人。最后在二楼一个小房间内找到一个穿便衣的人,带回询问,知他是段长亲戚,叫他在楼上看门,对段长去向他一概不知。
  找段长没有结果,就又与司机商议,没有路签能不能开车?据司机说:只有用压道车向前探路,路上如无障碍,就可一站一站试探着前进。经同学乘摇车到白马山站旋即返回,路上并无障碍,总指挥催促司机开车。这时司机又说:象这样一站一站试着前进,何时到南京呢?看来还是找着站长,要出路签一两天就开到了。我们考虑了一下也有道理,就未采取这一办法。
  这天晚上,学校校长和几位支持我们的老师来到车站,慰问了全体同学。并指示我们搬到站长室、电报房、行李房等处去住,那里有火炉,可以避风寒。赵校长还没走,何思源也来了。这次和昨天神气大不相同,笑容满面地和校长走到各个车厢,向同学们慰问一番,也就回去了。校长和老师们与我们在一起,直等午夜以后才返回学校。
  29日午夜以后,突然韩复榘手枪旅营长带2000警卫到车站,找到反日宣委会负责同学,声称他是奉韩主席的命令来保护同学们的,并且已把队伍布置在车站周围,并说是怕官扎营的日本浪人伤害我们。他们说得虽然好听,但我们也意识到韩复榘的意图,是明保护暗监视,以防我们有另外行动。所幸这位营长,由于打篮球和我们校队很熟,对我们尚无迫害行为。
  二、高中请愿团扩大为济南市学生请愿团
  11月30日黎明,同学们刚起床,就听车站外面鼓乐喧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不断传来。原来是省立一师、女师、一中、女中、北园乡师、第一、第二职业学校,以及正谊、育英、东鲁等十几个学校,约3000人组成的请愿队伍支援我们来了。这时站内站外掌声与口号声响成一片,成千的观众欢呼鼓掌。随即由我们反日宣委会同学将队伍迎进车站,并为他们安排了住宿、办公处所。我们高中的同学分赴各校行列中,向他们表示感谢。此时站内连高中同学约3700余人。
  30日下午,各学校反日宣委会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济南市反日宣传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学校反日宣委会工作,成员由各校反日宣委会各推举3人组成。高中推举出鲁宝琪、朱维志、柴克清为代表,连同各校推举出的共30多位同学,组成“济南市反日宣传委员会”。同时将高中请愿团名义撤销,改为“济南市学生请愿团”,并选出柴克清同学为全市请愿团总指挥,各校总指挥在其领导下,负责指挥各校同学。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宣布了改组决定,并将机车前面横标改为“山东省济南市学生赴京请愿团”。
  30日这一天,新的反日宣委会研究了如何争取早日赴京的问题,同学们也一致决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坚决不返校。总指挥柴克清派了部分同学,分头到各旅馆搜查段长、站长,但均未找到。当日得知,这几天来韩复榘、何思源等曾多次开会研究阻止请愿团赴京,但他们谁也不敢明确提出请愿是非法的行动,但又怕违犯蒋介石的禁令,处于两难之境,一筹莫展。这就更增强了我们的斗争信心。
  三、请愿团离开济南开往南京
  从11月28日至30日,整整3天,津浦路没有通车,这一事态影响严重,韩复榘亦感到棘手。据我们了解,韩复榘已电行营参议蒋伯诚来济磋商。12月1日上午,蒋伯诚乘专车来济南,未敢到济南站下车,在白马山下车后,由韩复榘派汽车接至省府。据知情人透露,蒋伯诚到济当日,即由韩复榘召集各厅长向蒋伯诚报告几天来学生组织请愿团,在车站等待赴京请愿情况。韩复榘并谈到此次学生人多势众,谁也不敢阻挡,但若让他们赴京,又恐违犯蒋介石的禁令,因此请蒋参议来济共商对策,何思源也在会上作了汇报。最后蒋伯诚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赴京请愿络绎不绝,声势浩大,不宜阻挡。外交部长王正廷,在上海遭到学生殴打,逃回南京辞职不干,换了顾维钩。既然济南市学生坚不回校,就赶快让他们去吧!韩复榘立即用电话叫来段长、站长,命令他们挂车放行,一切责任由他担负。
  12月1日下午3时许,执法队带着站长来到车站,向反日宣委会同学们说:“今晚给你们挂车,送你们南下。”这时站长说:“我这就去调车室挂车。”可是他走了以后,一直到午夜12时迄无消息,既不见车也不见人。执法队也着急了,对我们说:“主席替他们负责,他又吓跑了!同学们再辛苦一夜,我们回去报告上级找他。”我们只好在车站又等了一夜。
  12月2日早饭后不久,执法队又将站长带来,这次我们接受教训,由总指挥派同学紧跟站长,和他一同找人调车。整整一天时间,才将车调齐,连同原有车厢共69个车厢。车厢有客车有铁皮车(俗称闷罐),因车厢较多,又在后面加挂一个机车。同学们顺序登上车厢,等待开车。
  2日晚7时许,在各校青年老师欢送声中,列车离开了济南。由于沿途要给正式客货车让路,列车行进很慢,行进一夜到3日拂晓才到达泰安。车停后不久,紧跟着又有一列车进站,原来是北京大学生赴京示威请愿团的列车。车上下来几个大学生,和我们反日宣委会同学交谈一下彼此情况,以后这两列车就先后向南开进。
  12月5日下午,列车到达浦口车站,有七、八个前届高中毕业同学过江欢迎我们,他们是中央大学学生。这几个同学深表同情对我们说:“过江后就住我们学校,千万不要住中央军校,青岛大学上他们当了,来到后住进军校,虽然食宿很好,但一天也没能出来请愿或示威,住了3天就回去了。”我们对此有了警惕。总指挥命令同学们下车,过江后略事休息,就列队打着“山东省济南市学生请愿团”的横标浩浩荡荡沿着中山路向市里前进,晚8时抵达中央大学。由上届毕业同学作向导,会见了他们大学里反日宣委会负责同志,对我们作了安排。
  晚9点反日宣委会同学召开会议,研究第二天请愿有关问题,正在这时来了一人,自称是中央党部派来给同学们送毯子和饼干的。反日宣委会同学研究后,认为同学们带的只有一床被子,没有铺的,所以决定将毯子收下,饼干请他带回。但那人坚决地说:“上级派我来送东西,怕同学们冻着饿着,我不敢带回去。”见他很为难,因此把饼干也就收下了。当时按实有人数每人一份,把饼干和毯子从汽车上搬下来,分到各个学校。
  会议继续进行,最后决定:明(6)日早6时吃饭,7时集合,7点半出发。请愿序列女师放在最前,高中次之,以后是一师、一中、乡师、育英……等校。在会上决定留下一个班的同学做总务工作,为同学准备吃饭问题。散会后各校管总务的同学即到各饭馆去包饭,定好3元钱半个月,8人一桌8个菜,馒头、米饭随便吃。
  四、初次请愿,冲进国民政府
  12月6日,虽然天阴下雪,但同学们仍然按时整队出发,一路上锣鼓喧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伏彼起,9时到达国民政府门前。这时大门前面站着一群武装的宪兵队,怒目横眉来回游动,在离他们约十公尺时,总指挥柴克清下令停止前进。这时门外宪兵退进大门内排成一字横队,挡住进路。反日宣委会同学见此情形,略事研究即带领同学向前冲去,宪兵队也立即把步枪横过来连成一线,向外拥推我们。由于前面是女同学,再次是高中同学,几千同学向前猛挤,女同学无力冲开宪兵的阻挡,因此夹在中间,前进不得,后退不能,这样坚持半小时,终未冲进去。总指挥见此情景,立即采取措施,命令女同学撤至队尾,把高中同学放在前列。同时总指挥下令:同学们,冲阿!当时我本人就站在最前列,一换上我们这些强壮的同学,猛力向前冲挤,后边几千同学也鼓劲向前猛推,宪兵渐渐不支。总指挥掌握了这有利时机,又将篮球队调到前面,有了这一支生力军,哗的一下就冲破了敌人的防线,几千同学一齐拥进国民政府大门,挤满庭院。
  这时已是上午10时以后,总指挥将队伍整顿好,并准备向反动头子蒋介石提出质问:为什么对日寇采取不抵抗政策,将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敌人?时间不久从二门里走出一人,身穿棉袍马褂,对同学们高喊着说:“蒋主席还没有来,请大家稍等一等。”他的话一停,同学们高声喝叫:“滚回去!你算干什么的。”不久又出来一个人仍然是说:“蒋主席快上班了,请同学们稍等一等。”我们又把他喝骂回去。就这样拖延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意识到他们是以蒋介石未上班为名,来敷衍我们,想让我们坚持不住自动回去。我们哪能上这个当,我们不怕寒冷坚持不动,并连续高呼“打倒腐败的国民政府”等口号。过了一会,蒋介石终于出来了,站在桌子上,面带冷笑开腔了,他的话大意是:“诸位山东的同学们!你们是中学生,是纯为爱国而来,没有其他活动,我是欢迎的。千万不要受大学生欺骗,他们里面有共产党。”刚说到这里,同学们齐声高呼:“你不要奉承我们,是要你答复为什么不出兵收复失地,谈这些没有用。”蒋介石立即改变腔调继续说:“同学们!静一点。关于东北失陷问题,当时考虑张副司令兵力抵不住日本人,为避免无谓牺牲,就让他撤退出来。采取不抵抗政策,是为了与日本人进行谈判创造条件,我们是有理。收复失地,我一定要收复,也有决心。同学们质问我,也是应该的,也有这份责任。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汪精卫在广东建立了临时政府与我闹对立,扯我的后腿,我怎能出兵呢?俗话说‘家不和,外人欺’,只要同学们呼吁汪先生立即进京共商国事,我马上出兵收复失地,绝无问题。这就要请全国同学们电请汪先生,放弃成见,共赴国难了。”随后他又说:“今天我答复的要不满意的话,明天请同学们继续再来,我再作明确的答复。今天时间不早了,同学们也累了,天气也很冷,请同学们回去休息,明天再来。大家同意不同意呢?”这时反日宣委会同学当场对同学们说:“今天的答复,完全是花言巧语,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政府掌握着军队,都不能够使汪精卫进京,蒋主席叫我们呼吁汪精卫来京共商国事,这简直是笑话!今天时间不早了,天气也很冷,同学们也饿了,暂且回去吃饭,明天上午继续再来,请求具体答复。”这时总指挥将队伍整顿一下,按原来次序返回中央大学。沿途见各地的大学生,分批在街上游行示威,此来彼往,络绎不绝。
  这天晚上,中央大学反日宣委会来了几位同学,对我们说:“我们这里住的都是示威团,不能住请愿团,请想法搬家吧!”当时我们反日宣委会负责人朱维志说:“我们也改为示威团行不行呢?”他们说:“改为示威团可以。”随即我们把横标上的请愿团改为示威团。在这晚上,北京又来了2000多大学生,住在中央大学。
  12月7日早饭后,正准备再去请愿,突然看到《中央日报》号外,宣布蒋介石下野,主席换了林森。反日宣委会的同学说:“糟了,换上林老头子,找他有什么用!”对于今后怎么办,朱维志同学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在会上鲁宝琪同学分析说:“蒋介石看到形势一天难应付一天,各地学生越来越多,先是大学生,现在我们中学生也来了。将来全国大、中学生都要到南京来,就不好应付了。他也考虑到要出兵吧,胜败尚在两可,还怕汪精卫从广东北上端了他的老窝。不出兵吧,全国学生又不答应,因此蒋介石就耍了个花招,通电下野了!”鲁宝琪同学这一分析,大家认为有道理。最后反日宣委会决定,今日暂时休息,饭后同学们可以自动组织到中山陵、明孝陵去参观,至于请愿的事,听候中央大学反日宣委会的招呼。想不到一师和女师未经反日宣委会和总指挥的同意,单独上街示威游行去了,直到下午各校回来以后才得知这一情况,当晚反日宣委会和总指挥召集该两校代表,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他们也诚恳接受了批评。
  五、声势浩大的示威团游行
  7日晚,反日宣委会研究决定,明(8)日济南市全体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并决定在示威游行时要以实际行动起更大的作用,会后准备了毛笔、墨汁、粉笔等,由反日宣委会同学负责宣传,写标语。并由各校反日宣委会分别对各校同学作了传达布置。
  12月8日早饭后,总指挥柴克清招呼各校同学站队集合,以“山东省济南市学生示威团”大幅横标为前导,继之为军乐队、反日宣委会负责宣传人员,最后为示威队伍。示威队伍的序列为高中、一师、女师、一中、女中、乡师、第一职业、第二职业、正谊、育英、东鲁等十一个学校,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由中央大学出发了。八路纵队走在马路当中,一路上锣鼓喧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响彻云霄。在行进中遇到任何汽车,均令其停下,在车上写标语后放行。各个汽车均不敢违抗,唯有日本领事馆一辆汽车,司机是中国人,内坐一日本人,他不听招呼想硬往前闯。这时同学们齐声高呼“砸了!砸了!”司机只好将车停下,写标语的同学用毛笔将标语写满车外方予放行。队伍经过司法院、交通部,均在两边墙上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及行至外交部时,同学们喊的口号特别响亮,并一齐冲了进去,有的人高呼“砸了!砸了!”这时警卫班同学高呼“同学们!不要砸,砸了还得要老百姓的钱来修。”因此没有砸。进去后到处搜查,也没找到顾维钧,办公室都是空的,工作人员也找不到,只有一个警察在门外站岗,就让他带路前往顾维钧住所。到了顾维钧家中,也是一人没有,仅一看门女佣,一问三不知,只好作罢。队伍继续前进,路经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样在墙上写了标语。这时已下午3时,同学们也饿了,队伍不再前进,转回中央大学。这次示威,沿途群众均随着我们高呼口号,表示支持。有的说:“这是哪省的学生?队伍整齐,也敢作敢为,截住汽车写标语,胆真大呀!”
  六、示威运动进人高潮,军警镇压发生流血事件
  12月8日晚,山东示威团回到中央大学后,反日宣委会决定明(9)日休息,今后如何行动,俟与中央大学反日宣委会联系后再定。当时住在“中大”的北京大学生前后已达7000多人,他们对我们这次的示威行动甚为赞赏,并决定明(9)日进一步举行大示威。
  9日早7点多,北京大学生就出发了,他们在路上也是遇到汽车就拦下来向车上写标语,在各机关墙上也一律书写。到了外交部,他们冲进去把门窗木器全砸了。到上午11点时,我们正在谈论他们的示威情况,忽然传来几声枪声,接着枪声紧密地响了起来。我们正在猜测是否出事了,只见四、五十个北京的大学生慌慌张张跑来向我们高喊:“同学们赶快援助!发生惨案了!”这时我们立即围拢上来问他们的情况,他们流着泪向我们说:“同学们!我们砸了外交部,接着就到了中央党部,看见站岗的宪兵没有准备,有几个同学就下了他们的枪,大队就涌进去了,高喊蔡元培出来讲话。蔡元培很快就出来了,在讲话的时候,同学们就把他架下讲台,用一辆黄包车拉着他,由几位同学保护出了大门。恰在这个时候,南京卫戊司令陈铭枢又出来讲话,紧接着又被同学们架下来,但是他不走,纵然是你推我拉,他也不走,并且骂不绝口。同学们气极了,就用童子军棍打了他几下,这时他就装死躺下。同学们认为他受伤了,就没人再管他,不料他爬起来就往楼上跑,边跑边喊开枪。因此宪兵队在楼上就开了枪,同时将桌子、凳子从楼上向下扔,砸伤了许多同学。枪声一响,同学们就冲出大门,宪兵队在后面追上来,有的同学被捕了,蔡元培也被抢回去了。究竟有多少人受伤、被捕还不知道。”就在这时,北京的同学陆续都回来了。据调查,确有七、八个同学受伤,已送进鼓楼医院,被捕的也有十几位同学,押在哪里尚不知道。这是从请愿示威以来发生的第一次惨案,因此大家都很震惊,当晚由“中大”反日宣委会召集各省市来京各校反日宣委会代表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这一事件。在会上一致认为:目前蒋介石已不出头了,林森又不起作用,现在上海、安徽各大学已来电即将来京,只有等他们来后再作商量。现在首先要营救被捕同学,决定由各省市来京的反日宣委会派出代表数人,由“中大”反日宣委会代表领导分赴中央党部及南京卫戌司令部交涉要人,另外派一部分同学去鼓楼医院,慰问受伤的同学。
  就在这等待上海、安徽学生来京,同时营救北京被捕同学的时候,在9日夜间,济南各校校长联合秘密来到南京,住在中央旅社。名义上是来慰问各校学生,实际上对初中一、二年级学生作了煽惑工作。说什么,高年级学生中有共产党,出了事他们年龄大能跑得了,你们这些小孩子跑不动,叫军队逮住就要押起来。你们家里老人叫我们来和你们谈谈,有愿意回去的就跟我们回去,也不用花车费,吃饭也不要个人负担等等。在10日这一天,就有不少同学思想动摇,当晚就有100多个同学跑到中央旅社,跟着他们过江到了浦口车站回济。这些人的阴谋很快被我们发觉了,晚7时总指挥柴克清命令我们第一连到了中央旅社。经向旅社经理说明情况,接着就开始搜查,结果只把东鲁中学校长朱经左捉住了。据旅社经理讲,其余人很早就过江了。把朱经左带回中央大学,由于他是我们高中的日文教员,同学们都认识他,就把他松了绑,请他坐下。他即说:“同学们,我是真心来看你们的,要是我和他们一样的话,我不早走了吗?我还在这等着干什么呢?我预备在南京住下,同你们一块回去,也好照顾年小的同学,我是没有其它意图的。”同学只好把朱经左交给东鲁学生看管。高中校长赵春珊虽然没有带走学生,但也被吓得过江去了。
  12月11、12日,各地来京示威学生休息了两天。12日晚,上海交大、同济、复旦、沪江、东亚体专、河海工科大学等校学生近两万人,先后来到南京,也住在中央大学。随后安徽大学学生也到达南京。当晚由“中大”反日宣委会以东道主的名义,召集各校反日宣委会代表开会,研究在蒋介石被迫下野之后如何进行示威活动,督促政府出兵收复失地,营救被捕同学。最后决定:①各地学生联合示威3天,要求政府对出兵问题作出答复;②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学;③示威3天不作具体答复,继续举行示威,并呼吁全国爱国志士和学生声援我们的救亡运动。
  13日天气很冷,早饭后各校即吹号集合,就在这时候,“中大”反日宣委会见到山东同学们都是小孩子,恐怕沿途累了跟不上,因此就与山东的反日宣委会商议,让我们休息一天再去,这一天我们就没参加。
  各校大学生共约两万五千人的示威大队,于9时出发,沿途拦截汽车写标语,并在机关墙壁上写标语,经过外交部又砸了第二遍。到了中央党部,空无一人,接着就将队伍引向中央通讯社。当时同学们对中央社是个什么机构并不清楚,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准备好武装便衣在里面隐蔽着。当队伍刚刚走进大门的时候,就从里边冲出无数便衣,边鸣枪边往外冲。枪声不断地响着,两万多人的示威队伍急忙向后退,不料这时各街的路口都布满了警察,一律带着木棍挡住同学。同学们见此情况,也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向警察扑去,和他们打成一团。有的拳打脚踢,有的夺取木棍予以反击,这时枪声、呼喊声响成一片。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附近市民对反动政府这一暴行无不为之切齿。有一复旦大学学生,身着西服,在和军警搏斗时被他们打破头后推入河内,当时人自为战,未能及时发现,这个同学不幸为爱国而牺牲了。
  下午3时许,山东同学正在轮流出外吃饭,只有高中的第一连和乡师的一个连在家,我们听到枪声,意识到又出事了。就在这时,从大门外跑进100多同学,边跑边高呼:“山东同学们!赶快出发援助,我们的示威队伍被狗腿子给冲散了,同学们被打死很多,被捕也很多,急待增援。”在这紧迫时刻,我们高中的指挥黄来兴同学,没等反日宣委会成员回来,立即吹哨集合我们高中一个连和乡师一个连,飞快地跑出大门。队伍向左拐走不多远,前面冲来一群警察,边走边打枪,很快来到我们前面,把乡师6个打横标的同学给逮走了。后边同学因寡不敌众,也被他们冲散了。
  晚饭后,我们高中一连的同学才跑回“中大”,这时满院都是学生,在一棵大树下围了很多同学,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为国牺牲的复旦同学的遗体,大家对此都很悲愤。这时山东示威团负责人听到有6个同学被捕,当即命令总指挥集合队伍,准备出发到卫戌司令部要人。因学校单位很多,天又黑了,一时集合不起来,又考虑到赤手空拳去要吃亏,因此总司令命令同学每人折一根树干,不够时可将教室的椅子劈开每人一根腿充当武器。队伍还未集合好,“中大”反日宣委会来对总指挥说,队伍齐了后,等待各地学生一齐出发,去营救被捕同学。在这等待的时候,忽然被捕的6位同学回来了。原来,他们被带到卫戌司令部后,问明他们是山东的学生,那些反动家伙就离间说:“你们是山东的中学生,纯为爱国而来,不要受大学生的欺骗,他们里边有共产党,是闹事来的。你们愿意逛就逛南京,不愿逛就送你们回济南。快过年了,家中老人都惦记着你们,好啦!你们回去吧!”反动派企图用这种手段来分化我们。他们6人考虑到不管怎样先回来再说,因此就回来了。各地学生的队伍集合后,等到10点多尚未得到出发命令,不久就宣布解散休息了。原因是“中大”反日宣委会与各校反日宣委会代表研究后,认为夜间出发危险很大,山东同学年龄又小,怕夜间失掉联系,因此决定当晚行动暂停。会议继续研究明日营救同学及对复旦牺牲的同学善后问题,最后决定:①明(14)日用担架抬牺牲同学遗体继续游行示威,把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行动的暴行向市民作广泛宣传,取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②派代表到卫戌司令部,要求立即释放两次被捕同学,否则,所有来京学生决不返校;③对牺牲的同学,要求政府从优抚恤,在南京召开追悼大会后,由政府护送回上海厚葬,一切费用由政府负担;④追查凶手,从严惩处。⑤继续对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12月14日早饭后,来京各校除留少数同学看守住地以外,其余人员在8点多集合完毕,9时整队出发。这次示威队伍共约3万人,以“各省市示威团”的横标为前导,队伍最前面是上海市各大学的部分同学抬着牺牲同学的遗体,沿着中山路前进。在行进时,两旁群众看到牺牲者的尸体,对国民党政府无不表示愤慨,对示威学生的爱国热情报以同情和支持的掌声。这天示威队伍并未进入各个机关,主要是向群众宣传,以博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这一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下午3时回到“中大”,队伍解散休息,这时派赴卫戍司令部交涉释放被捕同学的代表也回来了,但未获得结果。
  12月15日拂晓,同学们因头一天游行较累尚未起床,突然冲进大批军警包围了各宿舍和教室。这些反动军警有的手持上着刺刀的步枪,有的提着张开机头的匣子枪,还有的带着轻机枪,在住地周围以卧射姿式对着门口。挂着武装带的反动军官横眉竖眼,带着士兵走进住室,神情傲慢地说:“起来!起来!送你们回学校。”但同学们对此毫不畏惧,神情镇定,照常有秩序地穿衣梳洗。对反动派的威吓喊叫,都报以蔑视的态度,不加理睬。他们问起各宿舍谁负责,我们异口同声回答说,是由反日宣委会负责。在北京大学生的宿舍里,反动派进行了野蛮的搜查,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反动军警的虚声恫吓,并没有吓住我们,一个同学也驱赶不动,他们毫无办法,赖到下午他们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七、国民政府表示接受谈判条件示威救亡运动结束
  反动政府的强压手段未能得逞,转而采取软化方法,企图与全国各地来京学生进行谈判,达到使学生离京返校的目的。12月16日上午,国民政府派了两位代表,一个是教育部长朱家骅,一个是中央党部代表蔡元培,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来到中央大学。反动政府派这两人作代表,是利用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学生示威团中还有他不少学生,另外朱家骅是教育部长,各大学都与教育部有隶属关系,便于软化和说服。在示威团这方面,则由各大、中学反日宣委会斗志坚强的同学组成代表团和他们谈判。
  谈判开始,朱家骅首先来了个开场白,大意说:“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为之痛心,但因为我们兵力和武器抵不住日本,怕战败了损失更大,因此蒋委员长暂时采取了不抵抗办法,预备将来和日本谈判比较有利。同时汪精卫又在广州成立了政府,与中央闹分裂,这也是不能出兵的一个原因。各地区的同学们来京请愿示威,也是正义的爱国行动,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但你们来的日子已经不少了,学业也荒废了,现在需要回去好好求学,有了学问才是真正的爱国。等等。当即遭到同学们的严厉指责。山东代表鲁宝琪同学义正词严地说:“朱部长所说不过是蒋委员长的老调,今天我们双方谈判,要就事论事,不要搞空词虚套。我们提出的要求,你能代表政府答应我们,我们就各自返校,否则就不必再谈。”接着蔡元培也讲了话。一位北京学生代表说:“校长不要讲了,最好尽快谈判吧!”蔡元培说:“好吧!同学们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于是,各地学生代表将早已拟好的条件提出来:①请政府立即出兵收复东北;②复旦大学牺牲的同学,要求政府从优抚恤,在南京召开追悼大会,并由各省市学生代表参加追悼后,由政府送加原籍安葬,一切费用由政府负担;③前后两次因示威被捕的同学立即释放;④惩办凶手。
  当条件提出后,朱家骅答复说:“同学们提出的三、四两条可以完全接受,立即通知有关部门释放,并追究凶手严办。关于第二条追悼会的问题,政府意见先将遗体运上海以厚礼安葬,嗣后再开追悼会,请各省市派代表来上海参加,并从优抚恤死者家庭。至于立即出兵收复失地问题,这是人人所盼,提出来很对,但这牵涉到军事部署问题,须由政府指令军事委员会负责筹划。这意见一定要采纳,但立即出兵,在时间问题上现在很难答复。是否先将这问题定下来,我们保证向政府建议出兵。”当时学生代表们对军事是外行,因此对出兵问题也没提出反对意见。接着蔡元培又说:“同学们提的条件政府都接受了,再对同学们提两点要求:一是同学们来的时间很久了,学业也荒废了,因此要求同学们为了爱国不影响求学,是不是及早回校;二是回校后,同学们用各校反日宣委会名义,电请汪精卫先生迅速进京,共赴国难。这两条同学们是否能办到呢?”当时各代表考虑到第二条没问题,对第一条若不应允,那么伙食费就成了问题,再住下去也确有困难,所以当场就答应了。最后朱家骅说:“同学们就可以准备回校了,你们家中也挂念着你们,愿意再逛几天南京也可以,惹不愿逛的就可以提前回校,我也不多讲了。”谈判也就结束了。
  八、山东学生回济南后,向韩复榘提出抗议和他的答复
  谈判结束后,当晚济南市学生反日宣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决定明(17)日离京返济。17日早7时许,我们整队出发,在“中大”门口检查各人行李,凡公家借给的军毯一律不带走,表示我们决不贪此小恩小惠。由“中大”到下关20余里的路上,同学们精神抖擞,沿途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政策”等口号,马路两旁群众的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队伍后边政府派了数十辆大卡车,队伍两边跟随数百名徒手士兵,准备让走累了的同学乘车及代背行李。但3000多同学就是再累也没有一个坐车的,也没有一个叫他们背行李的。当晚过江到浦口,仍乘原列车,9时离开浦口开向济南。两天后列车才到达济南津浦站。站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各色彩旗迎风飘扬。列车停下后,才知道是济南市各机关、团体、工商业等部门联合组织的欢迎“学生示威团”胜利归来的队伍。这事表明,济南市的爱国群众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
  但是同时传来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各公私立中学都挂出布告说:“寒假提前放假,期考改为春节后举行,在假期内学生一律不准留校。”同学们对此十分气愤,高呼“我们坚决反对!”这时总指挥吹哨集合站队,由鲁宝琪同学宣布说:“这一布告是由韩主席决定的,我们先不回校,立即去省府,向他提抗议。”说完后,队伍随即出站向省府前进。
  队伍来到省府,门岗并未阻挡,我们一直走进省府院内,并对提前放假提出抗议。反日宣委会派了几个代表,去请韩复榘讲话,他很快就出来了。韩复榘说的大意是:我本来想等你们回来后召开个联合大会,可是听说在南京闹得很凶,蒋委员长都被迫下野了,我这个省主席还顶住你们闹吗?所以我采取了特别措施,提前放寒假,学生不准留校。但是现在看你们回来很好,又无伤亡。我改变了主意,叫何厅长传达各校,把布告撤销,谁愿意留校可以留校补习课业;愿意回家的,我派车送你们回家过年,年后回来再补考。韩复榘的讲话,答复了同学们的要求,因此就各自返校了。至此,赴京请愿救亡运动暂告结束。

知识出处

山东文史集粹

《山东文史集粹》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山东省革命斗争时期文史资料汇编,包括山东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回忆、一九三一年济南学生赴南京请愿记、我国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广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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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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