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禹城县的经济发展到20世纪初，仍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手工业生产仅有酿酒、榨油、纺线织布、弹花、食品加工、铁木业手工作坊和砖瓦土窑，熬制硝盐则是城关居民的专行。在这种经济状态下，固定座商较少。为了交换，集市和庙会便成为主要市场。清末津浦铁路通车后，外货逐渐输入，打破了封闭式的自然经济。民国期间，车站附近和城内商店增多，商贩也随之增加。工业品涌入市场，农、副产品交换也更趋活跃，集市也因之发展起来了，数量增添，遍布全县城乡。
  集市是我国最古老的物资交换场所。在《周易·系辞下》中，就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这是一种官方倡导的，在交通方便的较大村镇设立的贸易市场。后来又根据附近各集市的距离，全县统一规划为定期、定点的集市，沿至清代，已颇具规模。
  集期按农历分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逢五排十”。每个集点5天循环一次，每月赶集6次，三十集遇小尽则延至下月初一日。清初全县有集市26处。一六集有十里望、冯旺庄、杨家圈、来风店、黎吉寨5处；二七集有常家店（今二十里堡，当时另有四九小集）、邵家纸坊、房家寺（当时另有逢五排十小集）、王家坊、徐家集、北丘、宗家集、王家寨8处；三八集有辛寨、陈家寨、冉家寨、马家庙4处；四九集有李家沟、北辛店、邢吉店、安仁、各户屯、李付元屯、丁家寺7处；逢五排
  十集有城内（另有三八小集）、杨家集两处。光绪年间，邵家纸坊停止，改设御桥韩庄集，集期改为三八。
  民国期间，由于经济发展，而交通条件较差，商贩和群众皆步行赶集。因路程太远，所以又在各集市空间增加集市21处。新增设的集市有：一六集为十甲屯（今石屯）、千户屯、胜院集3处；二七集为东庄、大庞庄、北孙庄、祁庄和狼窝（今良和村，后改为逢五排十）5处；三八集为贾家集、黄家店两处；四九集为东高庄、三义庙、李元庄、韩家寨（后改一六集）、长里庄，城子坡6处；逢五排十集为武庄、张庄站、苑庄、营镇（1938年由长清县划入）、五龙寺（后迁袁营）5处。这时全县集市共有46处。后来集市日期和地点有所调整，因官道废弛而撤销了官道上的北丘集，御桥韩庄集迁到秦老庄并改为二七集。二十里堡集改为三八，房寺、徐家集、杨家集改为一六，李付元屯改为逢五排十。这样使集市分布更加合理。
  每当集日，商贩与集地村镇街道两侧，占地搭棚设摊或露天陈列，以进行贸易。清代以互换有无为主，商品多为农副产品或家畜、农具之类，从外地输入的商品有咸鱼、海带，也有少量铁锅、铜壶之类。民国以来，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集市规模逐渐变化。处于交通要道的集镇，规模扩大，形成以县城为中心，南有杨家圈、北有辛家店、西有房家寺等几处大型集市，距大集较近的集市则规模较小。大集市商品种类繁多，商贾四方云集，顾客万头攒动，生意兴隆，俗称“万人大集”。各地因土、特产不同，集市也各有特色。如杨家圈集，地处苇河边沿，苇席市就特别大。集市的隆盛，对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起了很大的作用。
  县城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内大集必然是全
  县最繁盛的集市。每逢集期，远途客商常于前一天即到集露宿，集日黎明，各占地设摊，至日落人稀，始收市投宿，翌日离去，故有“大集出入三天”的说法。由于四街八地方（地保）集日齐向商贩收敛，商人不堪其苦。四街首事协商，每月6集，分在6街轮流，初五集在棋盘街，初十集在新街（今公安街），十五集在西门大街，二十集在北门大街，二十五集在东门大街，三十集在南门大街，三八小集均在十字街口。大集设有大牲畜、小家畜、禽蛋、粮棉油、烟麻、土线土布、广货（百货布匹）、杂货（日用品）、首饰、文具、副食糕点、水果蔬菜、熟肉案、生肉杠、农具家具、铁石瓷器、苇席条编、木料、柴火、木炭和穷货（废旧物资）等市面，中间串插饮食、酒摊、理发、日用品修理等服务摊点。还时常有曲艺、杂技艺人设场卖艺。每逢春节，增设年画、插花、鞭炮烟火市和纸马香烛、神像家堂等市面。腊月二十集还有专卖糖瓜糖葫芦的商贩。自腊月二十五集开始，集市贸易蠲免课税，称“花花街集乱市”。历年春节后，城内正月初十开集，是集为五金专业市，市场上的主要商品为锛、凿、锯、斧等木工工具，故称“木匠集”。来自济南、天津、济宁、潍县、青州以及邻近各县的五金商和铁器作坊，云集市场，在棋盘街设摊摆点，供木匠选购。正月十五日元霄节大集，主要商品有锣鼓、镲、旋子等打击乐器和儿童玩具，谓之“响器集”，也属专业集市。
  集市的商业税。在清代，每年由县衙出帖，牙行承包，牙侩按季征缴。民国时期，由商会负责征稽，是由集市上的集头（多为当地首事——村政领导）把持，派地保收敛商贩财物。一般是收敛商品，大商摊则交货币。牲畜交易由经纪人按成交额剥取佣金，粮食市还有斗秤行吃“合子粮”。设摊所占之地，地
  户还要“地基钱”。另外还有众多叫化子，专吃集市，他们有组织地先由叫化子头进市，有的“划头”耍无赖，有的唱快板奉承，要出第一遍，然后小化子陆续入市，一个摊贩不知要付出多少财物。如此层层盘剥，致使有时农民出售的农副产品，卖完了还剩不下一顿饭钱。
  集市上虽有人收税，却无人管理，虽有集头地保，卫生无人过问。像缺尺短两，玩弄斗秤，欺行霸市，哄抬物价，以次充好，冒牌掺假，打架斗殴等现象，则比比皆是，市场秩序仅凭社会道德维持。
  市场交易。1932年以前因无计量管理机构，计量器使用混乱。长度，量木材用清朝工部颁用的32厘米营造尺；量檩梁，又用56厘米的“木金尺”；量机织布用35厘米的“裁衣尺”（俗称“广尺”）；量土布却用旧制砖的两砖尺或两砖半尺，约合56～70厘米。奸商为坑害棉农，在产棉区还用三砖尺，合84厘米。计算重量一般用16两老秤，奸商还为棉农准备了17两秤，在产粮区又用18两大秤。计算柴草，有“人吃十六两，牲口吃十八两”的说法，吃亏的总是农民。土线交易用“卖线秤”，有两无斤，每两约合老秤二两半，约六两折老秤一斤，“两”与老秤的“两”相等，称“苏戥子”。容器：量粮食，在1932年以前普遍用“撇子”，每“撇子”小麦约20公斤，谷子约16公斤。东部产粮区，两“撇子”为一斗，西部产棉区，一“撇子”即为一斗，故有“东秤西斗”的说法。液体商品，如酒、醋、酱油等，均用桶状器物量提，油类使用扁圆形量提。1932年，度量衡检定所在集市上设立市制度量衡管理点，即“斗秤行”，推行市制，城内集公开使用市制度量衡器，然暗地仍新旧量器混用，农村集市更是新旧混用。
  集市物价。一般以质论价，同行公议，在贸易中随供需杠杆升降。常因供需失调导致物价波动，特别是蔬菜，有“快马赶不上青菜行”的谚语。有些商贩随买即倒手卖出，以大秤低价收购，然后掺杂使假，再用小秤出售，以牟厚利。禹城为农业县，农副产品价格随农业丰歉而涨落，工业品也随之浮动。丰收年粮棉油价廉，而耕牛仔猪涨价，工业品也遂呈升势，歉年则反之。灾荒年景，牛肉常与高粱等价，小麦也与谷子价平，甚至高粱里掺小麦，谷子里掺芝麻，仔猪即无人问津。自铁路畅通，粮棉油、毛皮出境，市场价格自然受到影响，加以奸商操纵，致使物价失调现象时有发生。抗日战争时期，兵连祸结，城内大集曾数次外迁。日伪政权对工业品中的生活必须品盐、煤、火柴、煤油、机织布等物资，实行“统制配给”，但在执行中又为日伪人员中饱私囊，所以市场工业品极度匮乏，价格急剧上涨。当时每10斤玉米换1斤盐，集市上只交换些亟需物品，致使农民又恢复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扫碱土熬硝盐，纺棉织土布，点燃动植物油灯采光，以燧石取火，市场贸易萧条冷落。
  （禹城县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