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总公司迁沪以后，济南分公司经理与工厂负责人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使企业业务受到极大影响，产品积压，营业逐年下降。乐汝成有鉴于此，又决定将我从上海第五分公司与济南分公司经理人对调，重整济南业务。恰好我也正不愿意在上海受乐汝成的直接管辖，所以又在1933年回到济南，担任了济南分公司的经理。
  我回济南以后，首先处理了积压变质的一些商品，整顿调整了内部机构，扩大了业务宣传，不久又使济南分公司的营业有了好转。
  济南泰康的业务再度兴起，一周一次的“业务经营研究会”起了重大的作用。“业务经营研究会”的组成人员是：经理、会计、高级店员、工厂厂长和工头。这个会不仅研究市场情况、群众反映、商品销量、各种产品花色式样的改进，而且也是研究如何控制工人，增加剥削，笼络、收买高级店员和工头的会。每次会后，都要吃喝一顿，借以笼络利用他们发展业务。
  通过“业务经营研究会”分析市场情况之后，增添了外埠推销员，向附近各主要县市城镇开展了推销业务，因而销货量有了很大的增加。
  恢复发展业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逐步扩大商品品种，开展多种经营。济南泰康经营的各种食品，逐步达到1700余种，各种罐头、饼干、糕点、烟（不仅有名贵的纸烟，而且还有各种雪茄）、酒不断增多，而且还有许多舶来品（进口商品），南北山珍海味、名贵干鲜果品也应有尽有。此外，还有许多各地的名产小菜，这种经营方式，是很受顾客欢迎的。
  1934年以后，泰康还设立过冷食部，冷食部的经营除做到对顾客态度和蔼、招待周到和讲求各种冷食质量以外，还兼办外送业务，备有“冷食券”，并给顾客以优待。如冰激凌每支一角，而一元钱则可购12个冰激凌券。所以冷食部开业后，总是顾客盈门，每天营业额达到三几百元以上。
  我在经营泰康的过程中，在对付职工群众方面，采取了与乐汝成不同的策略。乐汝成对职工是采取高压政策，经常用威胁的口气进行训教，常对职工说：“要好好的干，不然离开泰康就没有饭吃”。我采取的方法不是威胁，而是利诱，是鼓励他们好好干，赚了钱多分点红，将来有条件自己可以另立企业，当自东自掌的资本家，免得受别人的气。策略虽然不一样，目的则完全一致。每当年终，我都提出一部分盈余分给职工，借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
  济南泰康的业务，经过一番整顿之后，次年就获得2万余元，加上随后又进一步扩大了鸡、鸭和肉类罐头的生产，营业额直线上升。例如：1936年仅仲秋节一个节日，月饼一项即销售85000余斤。而在同时销售的其他食品如：火腿、板鸭、洋酒、罐头、糖果等，更大于月饼数倍。这一年上缴总公司的利润达到4万余元。济南泰康又再次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济南泰康虽然连年获利，但同时也受着统治者的压榨和摧残。“七·七”事变爆发后，韩复榘千方百计搜刮民财，在他溃逃前夕，硬摊派给泰康600多两大烟土，一次就敲去5000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