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解放战争前，邹县城内有家商号名叫“恒盛公”。它主要经营土产、油坊、酒店等3个行业，常年雇工100余人，使用季节性临时工60人。当时在全县150多家商号中，它因财大气粗而居魁首。
  “恒盛公”掌柜任兴茂，系邹县匡庄乡傅家堂村人。发迹之前是个肩挑货担、走乡串村的卖油郎，头脑颇为精明。常年的奔波，使他增长了经营的机敏与诀窍，他今日卖油，明天贩纱，靠跑“单帮”获些微利。但由于他善于观察市场行情变化，加之购销营运有方，生意越做越大，于1916年在县城挂出“恒盛公”字号，经营土产杂货，遂由行商变为坐商。
  邹县的土产资源主要以花生米、红枣、山楂等为其优势，也是江南必购之货。尤其是花生米特别畅销，上海只要见到邹县的货，就立即看质量、成色，分一、二、三等划价收购。并以此质量、价格标准收购其他地区花生米。任便抓住这一优势，看准时机加大运输量，获取了较大利益。
  任兴茂虽然挂出了“恒盛公”招牌，但创业之初由于势单力簿，只搞些代购代运。主要因为缺乏经商人才，加之信息不灵，从而制约了他的发展。为此，任兴茂亲自募选掌柜、职员及学徒，多方招贤纳士，并聘请天津商界行家来邹讲解《理财
  十八则》，进行经商培训。在其经营的店铺中都确定了大掌柜、二掌柜，依靠他们管理业务，并要他们留心观察行情，准确预测市场变化，及时提供经营决策，因而生意逐渐兴盛。及至1926年，经商十载的“恒盛公”，不仅经营范围越来越大，而且也荟集了各方面的人才，积累了一定资金。从江苏至两广沿海各省会以及天津、青岛等重要城市的货物集散地，都有其购销员在活动。这时的“恒盛公”就其人才、资本及综合经营能力，在邹县已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志德堂”和“汇泉永”两家。在邹县商界中能单打独创，对商品的价格勒放自如，从而能够左右市场的行情。这时的任兴茂颇为踌躇满志，经过认真分析，总结历年来的购销情况，认识到运销花生米，不如运销花生油，因为油的体积小，增值高，且易储运，遂决定立即建油坊榨油。这步棋算让任兴茂看准了，油坊开张两年，财源即滚滚而来，“恒盛公”也因此上升为邹县商界首富。资金的大量积累，使任兴茂的胃口也越来越大，继续寻找投资的最佳去向，以获取更多的利润。结果在酒厂、烟厂和锅厂3个预选项目中，经过一番筛选，决计建设酒厂。他认定饮酒不仅为人人所嗜好，而且为年节所必用，只要酒香，价格上再低一点，薄利多销，就能占领市场，挤垮同行。
  经过几年的筹建，30年代初酒厂终于开张，其规模及产量均居全县之首。至此“恒盛公”即成为邹县集土产杂货、油坊、酒厂三业于一身的大商号。
  1937年是“恒盛公”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年以经营土产获利最高，只投入4万元流动资金，而年经营额竟高达90万元。扣除各种费用21万元，税金38万元，纯利润27万元，相当于资本的6.8倍。
  “恒盛公”之所以在众多商号的竞争中名列前茅，主要是用人有方。招收学徒须首先面试，一般要求面貌端正，头脑机灵，能写会算，举止文雅。进店必须有人担保，不仅要恪尽职守，而且手脚要绝对干净，否则淘汰。学徒期一般定为3年，不发工资，晚上还要进行珠算、商品包扎、接待顾客等基本功的训练。而出徒之后的生活待遇相对较高一些。所以职员们皆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敢稍有懈怠。常常学徒们为第二天早晨争先起床扫地，睡前将扫帚藏起来，生怕别人抢先，以取得店主的信任。重要职员都从本店内选拔提升。店员的待遇包括年薪、年终分红和伙食费三个方面。年薪为一次性工资，发40～50元（在1937年，1元可买44斤面粉）。年终分红为一次性奖金，如盈利颇丰，数量则可相当年薪或略有超过。伙食，一年四季每日均为两餐，由商号开支。店员生、老、病、死均由个人负担，因差死亡，给买身寿衣即算了结。
  再就是“恒盛公”生财有道，信息及时，经营灵活。例如，对于农副特产的收购，要依据当年的丰歉余缺确定收购的数量。在得到外地缺乏某种货物的信息时，就立即在当地抢购，等垄断货源后，再运出高价出售。1946年，一斤红糖曾卖过100斤红高粱钱。同时，它还批零兼营，吸引较多的顾客，加快货物周转，提高资金利率。而“恒盛公”的资金，则主要靠自我积累，其公式为：投入——盈余——再投入。除店员的薪金必须开支外，一般剩余资金多作为股金投入店内分利。另外就是靠发“私票”，以私票兑付现金，从中获利，私票成了有价证券流入市场，等于借款——生息——还款（私票的出现，因为比携带铜板、银元方便，而后演变为谋利的工具，于1936年旧县府下令终止）。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善于捕捉信息的任兴茂，决定见好就收，不冒风险，和最后一任掌柜马京全商定，对经营实行收缩，清理债权债务，停止进货和生产，只留下看守人员出售库存，其余人员各谋生路。并将大量资金转移济南、天津，从此再未复业。任兴茂于1946年蛰居济南，1962年病故。
  （本文由张震整理，邹县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