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928年到烟台德顺兴造钟厂学生意，历任会计、经理，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工作共达46年之久。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见闻，述录成篇，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想亦聊胜于无。如有谬误诚望指正。
  一德顺兴的原名叫宝时造钟厂，创办于1915年7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次年，英、法、德、意、俄等帝国主义正忙于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战争，无暇东顾，我国民族工业稍得长足发展之隙。际此时机，李东山出资，在烟台朝阳街南段东侧创办了一个造钟厂，注册登记为“宝时造钟厂”，商标“宝”字，资金2.5万元。
  李东山本名叫李树桐，字东山，原籍威海市人，约生于清季光绪初年，死于1946年10月。此人自幼家道贫穷，不曾入学读书，早年以肩挑小贩为生。他的发迹与烟台当时富商恒兴德丝行是有干系的。最初他独身来烟，腰中仅有200铜钱，投靠他在恒兴德当上海客的堂兄，经堂兄保荐在恒兴德当了一名小伙计。由于他生就乖俐，善于逢迎巴结，不久拜认恒兴德的东家孙文山为干爹。以后他受不了行规约束，自愿退出，仍去从事小贩生涯。在贩卖的市利中，逐渐积起一点资本，就在北大街与太平街南首交会处，开了一个水炉小铺，同时又兼去海关叫行，资本不够向他干爹孙文山告贷。据轶闻，他在叫行买进海关拍卖没收的私货禁物中，发了一笔意外的奇财，于是突为显富而闻。另一说他倒卖了一批船粮，因粮价上涨而得了一笔厚利。总之，他对自己的突富之道一向缄口不宣，讳莫如深，同他共事的人惟感突兀，不解其奥。不过，李东山已握重资确是实事。
  俗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李东山在握有资本以后，于1892年首先就在他开水炉小铺地址，扩办一爿德顺兴五金行，资本为墨（墨西哥）币300元，至1904年，资本扩大为3万元墨币，主要经营小五金和兼营百货商品。这个五金行成了李东山创办其他事业的本源，也是开办德顺兴造钟厂的母本公司。继之，在烟开办了同志玻璃厂、瑞兴制伞厂，在威海开办了威新花炮厂（后迁烟）、同庆顺镶锡店。以上厂商，在当时的烟威一带均为首创，有独无偶。李东山很善于钻营擘划，长于世故筹谋，时人称之为“李小鬼”。他有句自立的恒言：凡人有之我不干，人无有之我要为。这足以说明他经创事业的特点是，为了无与相争，独得其利，专事缺门，独资独营。
  后来，由于德顺兴五金行经销日货马球牌座钟及其零件，引起李东山动意，认为造钟工业是我国的空缺，视为有利可图，于是就以德顺兴五金行为东本，出资办厂。
  至于技术，适有一个叫唐志成的人可委其事。唐是掖县人，字逊三，读过私塾，曾在烟台为商户记过帐，因其好钻研小工匠技术，又自办过修理汽灯、钟表的营业，经常到德顺兴五金行购买修表零件结识了李东山。他俩均有创业之好，唐长于李处是略有一点文化知识和修理钟表的技艺。所以双方商定办厂造钟，便一拍即成。李东山自任经理，聘唐志成任厂长兼做技师。
  宝时厂创办之初，技术设备十分简陋，曾经数年的筹备、摸索阶段。为了解决技术关，李东山不畏其难，数次亲赴日本大阪马球牌钟表厂观摩套取，并随购一部分机械设备。对于一些日人不肯吐露的重要技术，李东山常以重金送礼请吃贿买。这样由李东山外出学习购置，唐志成苦心孤诣、切磋琢磨钻研，终于在技术设备上草创基础。开厂伊始，仅有工人20多名，大小压力15台，两马力电滚1个，三尺车床1台，设备简陋。许多工序是手工操作，如齿轮是手工冲铣，直到1918年才增设了铣床。唐志成不会计算，主要模拟、拆卸日货马球牌座钟，进行试制。在试制期，为了维持生产收入，还兼制伞铤、汽灯、汽炉、门锁等产品出售。这时因见利甚微，原来恒兴德丝行投入的少量外股，遂中途抽去。历经数年反复试验仿制，第一批座钟终于在1918年制成问世。不过这时生产的钟，除木壳以外，主要零件和原料是从德国人在烟开设的盎斯洋行购进的日货，尚属装配制造阶段。1920年以后逐渐实现钟机自造。但主要原料如铜、铁板、钢丝、钟弦等，仍需从日本或德国进口。
  随着钟表生产的进展，职工人数也由20多人增加到50多人，设备也逐步有所增添。但基本上仍以手工操作为主，年产仅一二千只，销路亦只在胶东和东北一带，故而发展较为缓慢。时至1930年，为逃避军阀政府按户头摊捐扩税，始将宝时造钟厂更名为德顺兴造钟厂，在名义上与德顺兴五金行合二为一。
  二从1915年建厂到1931年这一阶段，德顺兴造钟厂的经营进程尚为顺利，生产亦确有气色。
  除工厂自有一套节简管理的成规外，李东山还有一套笼络用人之法。他用人委事有一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要言。对管理人员的择用，只要能恪职尽责，便委任不疑，并按以后能力和表现，再在工资之外给予几成份子，以此赂取人心。实际任用的管理人员和负责要职的非亲即友。李东山名义是经理，参与实际领导管理的有5人，李殿章（李东山继子）代经理视事，唐志成（原与李有交）任厂长兼技师，戚汇川（李的亲家）任会计，谷钧昌（李的亲戚）负责对外业务联系，还有一名帮账会计。生产组织不设车间，只按工序分为压力、旋铜、旋铁、钻空、铣轮、铆轮、装配、镶钟、木壳、油漆、包装等作业班组，每组设一不脱产的组长。这些组长皆从工人中物色技术较高、顺从肯干者担任，负责组内日常生产、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检查等事宜，如有问题可直接请示经理或厂长解决。在每组的生产作业中特别强调节约原料，不出残次品，从基础生产杜绝浪费漏洞。根据当时核算，每生产一只钟的成本4元，卖出5元，能有25％的利润。
  对工人的管理使用是严诱相加的。1928年在我入厂前一代工人，学徒期为10年，以后改为8年、6年、5年。严格规定，新徒工入厂至少需有一家商号作保立约，徒期只管伙食，没有工资。但也有例外。当时德顺兴的职工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李东山原籍威海亲友介绍的，一是恒兴德丝行介绍的，这些人进厂不需找保，也不用立约，来去自愿。我是恒兴德介绍去的。徒期5年，第一年发零用钱20吊，第二年30吊，第三年40吊，第四年50吊，第五年100吊（当时约二吊八换一元大洋）。如中途毁约不干，要按入厂时间长短退还伙食等费用。可见徒期之长，立约之严，实属苛厉剥削。所以有的工人忍受不了这种长徒期的无偿劳累，只得丢了行李逃跑了。
  德顺兴其时还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名义上每星期日让工人休假，实际有半天叫工人清理工厂积存的废物垃圾。但这在当时的烟台各厂商中是唯一的。伙食也比较好，一般每日早馒头、午大米、晚玉米片片，逢年过节还增加酒菜会餐。可是每日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三个小时；天不亮就起来，一直干到天黑。对新工人入厂除了要立保外，在徒期死了不管，伤残不管，病了不管，即“三不管”。有的好不容易熬到满徒，竟又以生意不好等理由被解雇。工人干活、说话使资本家稍有不满，动辄就以下工要挟。现在有的老工人还记得，冬天包装屋里从不生炉子，为此几个工人凑了一首打油诗写在墙上：“此屋冷清清，滴水变成冰。工作不能作，炉子不让生。有心买衣服，家中还贫穷；有心要不买，冻的真苦情。”资本家发现后，大事追查，原是老工人陶尊堂写的，非要下他的工不可，经过许多人说情才算息事了。
  在产品的经营上，德顺兴主要与日货马球牌钟进行市场竞争，一架座钟的卖价由5元大减至1元多，甚至每卖一架钟外赠毛巾一条。到1928年全国各地学生、工人爱国运动蓬起，出现了一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新形势。这对民族工业德顺兴的发展是颇为有利的。再加德顺兴注重改进技术和精打细算，出厂的产品质量赶上日货，价格低于日货，并且讲究信誉，保修到底，所以它很快顶退日货，独占市场鳌头。转而价格迅速回升，每架钟提到五六元，销路顺利向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开拓，产品闯出声誉，哈尔滨裕昌表店专门经销德顺兴的“宝”字钟。从1928年到1931年间，德顺兴遂达鼎盛时期，共获利十余万元。1928年职工为100多人，迄于1931年最多发展到500余人，年产座钟、挂钟达5.5万多只，销路畅通，生意兴隆。
  三但是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已畅的钟表销路，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封锁破坏。刚刚开拓的北方市场日趋萎缩，致使产品滞销，积压5万多只，资金周转受限，企业经营困难。资本家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一方面不顾工人失业贫苦，裁减了200多人；另一方面又派出人员，到广州、汕头、上海，杭州、开封、郑州、武汉、重庆等中、南各大商埠，采取先货后款的赊销办法推销。1933年以后，南方市场开通，销路和经营又有了新的转机。当时德顺兴的钟表不但行销沪、宁、穗、渝等大城市，而且也销向香港和国外新加坡南洋群岛等地。在国内爱国斗争高涨的形势影响下，国外爱国华侨也积极相呼应，他们积极宣传购用、推销国货。时有新加坡华侨经办的华兴公司，对德顺兴的钟表自愿承担包销，向南洋群岛各地发售。每次发货后，把货单交中国银行付款划汇结算。1933年出口的钟表约有一万多只，销路开始扩大，产量恢复到年产量4.5万只左右。为了开展业务，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货庄。
  由于买卖亨通，销除积压，企业有了增值。自1934年到1935年间，先后投资兴建了新厂楼和包括新中国电影院一排楼房。为使牌名增色，特地花500元托人请书法家华世奎写了“德顺兴”3个颜体大字，镌刻在门楣石匾上。产品也有了改进和增新，仿照日本单铃、双铃两种闹钟，于1936年试制成功并正式投产。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属首创。
  “七七”抗战以后，华北市场全部滞塞。为了摆脱困境，资本家又采取解雇工人的办法，把在厂的职工削减到200多人。1937年的八九月间，国民党的烟台警察局长张奎文闻日帝入侵，首先逃跑，市内秩序骤乱，一部分散兵到德顺兴肆意开枪聚敛，把会计林××的腿打伤，抢了数百元而去。次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烟台。
  早在日寇入侵前，烟台已有日人开办的岩城商会等，烟台沦陷之后他们摇身一变为佩刀挂衔的日本军官。这些日商实际是伪装的日特，他们在中国推销日货行商时，就注意搜集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对我国新生的钟表工业德顺兴造钟厂早已觊觎日久。烟台失陷后，日本侵略者就趁机要挟与德顺兴合股经营，阴谋攫为己有。
  李东山曾经有言自约，决不与官家交往。起初伪商会要给他一个席位，他坚决谢辞；日本侵略者提出与他合营，又被他婉言谢绝。于是，一场大祸就势所难免了。
  日伪以李东山曾经开过花炮厂，所用原料硝磺是经国民党政府的硝磺局批准进货的，日寇硬说他搞硝磺是私通八路军抗日，即把李殿章抓到宪兵队，严刑拷打，羁押数月。后经托人找到政记公司的经理张本政花钱贿赂宪兵队，才得获释。张本政又出主意，从中撮合，终于使李东山就范，与日本人共同开设了一个华兴商行。经营纸张、玉米、杂货等。名义上是合开，实际日本人并未出资，只是设一个空名，李东山虚与委蛇罢了。日本人借此巧取营利，进行公开敲诈，而德顺兴也只得与日本侵略者敷衍。
  1939年德商盎斯洋行撤走，德顺兴赖以生产需要的原料从而短缺，产品销路再陷滞塞，许多厂家相继纷纷告歇。为了使企业勉强存立延活，德顺兴把过去积存的下脚铜料，送到化铜厂重新加工成铜板，到天津购进一部分钟弦，左右支绌地维持开工。而钟表销路唯有北京、天津一带，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职工生产没有保障，工人纷纷离厂自谋生计，工厂资金十分拮据，生产基本停顿。1939年末，回厂工人仅有120多人，不及原来职工人数的1/3。维持到1944年，首先由德顺兴五金行的职工提出，把企业的积累按人析分。以当时的通货膨胀的现价扣除原股金6万元，其余均被职工按份分掉了。结果资本家李东山遂将德顺兴五金行关闭报歇。接着德顺兴造钟厂也照此提出析分，因无现金，吃份子的西股职工分了450打钟，约值25万元。此后，李东山取消份子，工厂靠只卖不买来残延苟活。同时对工厂的人事也作了更动，经理由李东山的继子李殿章接任，厂长改由唐志成之子唐绍祥担任，唐志成退居为顾问。其时的德顺兴造钟厂只不过徒有虚名，实已无所生产，处在山穷水尽中挨时度日。
  1945年8月24日，烟台首次解放，德顺兴造钟厂幸逢新生。解放初期，有些人想按土改分田的做法去分资本家的厂商。如李东山原籍的来人、街道和厂里的一些人都要分掉德顺兴的设备财产，由于市委正确贯彻执行了党关于城市民族工商业政策，按照实际情况，作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制止了分厂，把德顺兴保存下来，并大力支持其迅速恢复生产。当时烟台总工会主席路唐克同志现在回忆起这个问题，颇有感触地认为，“那时烟台是全国最早解放的沿海城市，我们坚持执行了党的政策，保护了民族工商业，维护广大职工的长远利益，创立了工作经验，对以后解放其他城市工作都有重要意义。”据我所知，李东山为此也很感激人民政府，解除了一些顾虑。
  我当时是老职员、主管会计，李东山即特别交待于我：凡人民政府需要用着咱的事，你只管办不用再商议我。以后，市委生产组和公安局到厂里来联系代为往青岛发运钟货，公安局的修械所需要些人力物力支援，我就主持给办了。1946年春，公安局张子江来厂联系代给青岛庄发货，以便为政府买些物资拉回。我给他打配一马车货，开了厂里的介绍信，派李东山之子李继民等两名职工陪同，都作为本厂职工派去青岛。事后我才知道是张子江以此掩护去青岛作敌工。据说在青岛被敌发觉，敲了德顺兴30两金子；李殿章伯父的外甥女（系中学生）被国民党青岛警察分局局长孙聚一强娶为妾才算了事。
  经理李殿章、厂长唐绍祥和唐志成等主要人员这时先后去了上海、青岛，李东山年老有病不能出来视事，厂里几乎无人领导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一区区长王琦（原名姜丕忍，后调市公安局任行政秘书）是我本家叔父，他找着我说：“政府要发展生产，经理厂长都走了，你得领头干。”我说我不能干。他进一步给指明：“咱们不干谁干？厂里有那么多人还要吃饭。你是老职员，情况熟，领着发展生产政府是支持的。”以后由王琦的介绍，市委书记滕景禄也表示支持我干，市委统战部领导林一夫、市总工会负责人路唐克亲自到厂鼓励我把生产搞起来。
  我接手主持生产，首先买了一台柴油机发电，安置开工生产（因解放初期电力供应不上）；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资金和原料问题，请示所属五区钟立山区长同意，由我随带十几打钟，乘风船到蒋统区天津推销和采购生产原料。我在天津把货卖出后，先发回一批原料，不幸回船在长岛一带遭到大风，全船人货沉没遇难。接着我又发回第二批原料，生产开始陆续恢复。
  1947年春，我由津去沪，找李殿章、唐志成等人回烟，共同把厂里生产搞起来，结果未成。只有李殿章的几个亲属女眷与我同搭救济总署的船，于3月份返烟。《大众报》为我从沪回烟，对生产将作长远打算还作过报道。回烟听说，李东山于1946年10月死去，政府工商登记时，由李的亲家戚汇川做主把我注名为经理。我找市委书记滕景禄要求：“这个经理我不能干，我不是资本家。”滕答复我说：“你怕什么？你当经理是为了领导生产，谁要说什么你告诉他们是我叫你干的。”以后我又找他，他说：“我，你还不相信吗？你只管大胆干。如果工人中有什么问题，你就去找专管工会的路唐克同志。资金有困难，政府帮你解决。”市委还派区委书记孙良朋到厂协助领导恢复生产。这样，资金有困难我到政府去贷款，每次二三千元，随用随借，货销即还。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仅存一息的德顺兴，几度春秋，终于保全下来。
  但是1947年的10月，厄运又至，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烟台，烟台的民族工商业再次遭劫。在国民党侵占烟台不久的一天，有个姓曲的妇女来厂秘密交给我一封信，是我们撤出烟台的总工会领导路唐克、辛广义同志写的，主要嘱我一定把厂子和工人维护好。这是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业的深切关怀，也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决不能辜负党和政府的重托。因此，当东家李殿章等人从上海回烟想把厂里机器设备卖掉时，我找他们在烟居住的眷属，说明如果卖掉机器，厂子告歇，她们的生活将无着落。李的眷属一听很着急，一齐去苦谏阻拦，终未卖成。
  幸存的德顺兴另一方面的最大困难是，原材料非常匮乏，销路不畅；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通货膨胀，捐税繁重，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社会购买力低下，产销异常困难，资金周转不灵，企业处于危机。更加不堪忍受的是国民党任意敲诈，寻衅勒索。有一次国民党刑警队到厂把工人许增文抓去，指控通敌，藉以敲诈，经多方托人说情始才放出。还有一名工人被抓兵，我亲去交涉花了100块银元才把人要回来。为了逃避国民党按户籍点名抓兵派差，厂里的青壮年职工多不敢报户口。像这样荒乱世势，哪有心思和能力去搞什么工业。
  四
  20世纪初叶，德顺兴造钟厂的创立是我国民族钟表工业之首，当年实在堪称“中国钟表第一家”。它对我国钟表工业的发起和钟表技术的传播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到1927年，从德顺兴分离出一部人员，另行独立组建了烟台第二家造钟厂——永康无限公司（后更名为新德造钟厂）。这个公司的正副经理牟成书、牟法典，厂长李吉田等20多人都是从德顺兴造钟厂和德顺兴五金行分离出来的骨干，地址在朝阳街的前首。起初，它名义上号称无限公司，实际仅具有限股金3.6万两白银，其中烟台义昌铁行投股较多。开始职工只有40余人，鼎盛时职工人数增加到300多人；产品以座挂钟为主，商标牌名“永”字。最高年产量为5万多只，行销青岛、济南、厦门、汕头等地。为了与德顺兴竞争，从外抽调它的技术力量和争夺销售市场；而德顺兴则采取折本多销的办法与永康对抗，每只座钟的成本4元，以3.8元向外抛售。结果两败俱伤，但都没有顶垮。1928年罢休修好，双方议定价格统一，每只座钟标价6元销售。此后有4年之久产销畅兴，生意旺盛，都得到了较好的利润。不过双方在经营上犄角暗斗一直未止。
  接踵永康之后于1929年，在烟台罗锅桥西又新开了第三家造钟厂——盛利（后改名为胜利）造钟厂。开办人是在朝阳街经营修表店的李汉臣，由原在德顺兴的学徒工陈学元出来担任厂长兼技师。开业初期仅有职工15人，随着企业的发展，于1936年职工人数最多增至近百人。但由于技术力量较差，产品质量一直低下，在市场上总不占要位。继之于1931年又新办一家永业造钟厂，地址在烟台海防营。东家是在烟台太平街北首开饭馆的李永吉，独资5万元；经理赵公敏，技师陈岐鸣，职工100多人，经营力量和规模都不大。1932年开始出产成品，商标牌名为“业”字。最盛时为1933年，职工人数增到270多人，年产座挂钟1.7万多只。后来陈岐鸣从永业厂里出来又开办了岐鸣造钟厂。红卍字会主持办了一个慈业（后改名为红业）造钟厂。总之，到了30年代，在烟台相继创办的造钟厂多至六七家，钟表工人共有1000余人，年产座挂钟16万多只，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都创出了一定的声誉。
  其时的烟台造钟厂是数家并存，已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钟表工业阵容。1933年是解放前烟台钟表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1937年永业造钟厂技师鲁宣民、鞠维祯等人首次试制成功了柔丝挂钟，为我国生产柔丝钟的创始。鲁宣民原是德顺兴造钟厂的技术工人，解放后成为烟台钟表工程师。
  此外，从德顺兴分离出去的还有：1932年十几名技工去天津兴办了北洋造钟厂；在沈阳开办了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了大陆造钟厂。1941年，德顺兴的会计陈玉五又去天津开办了华威造钟厂。后来又去人在青岛开办了一个福祥造钟厂。早在1936年从烟台德顺兴去人到上海开办了忠众造钟厂；1946年又有德顺兴创业技师唐志成、唐绍祥父子等人去上海兴办了时民造钟厂。
  以上开办的各个造钟厂的技术力量，几乎都是出自德顺兴造钟厂。解放后担任上海钟表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张民生、陶尊堂也是来自烟台的德顺兴。
  从德顺兴起始，到烟台的钟表工业繁衍形成，并推广到南北其他大城市，确为我国的钟表工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它的发展历程是非常艰难崎岖的。由于频年战乱，地区分割，人民生活无着，钟表工业产销困难，最后烟台的几家造钟厂，有的告歇，有的改产，钟表工人大量失业转业。如胜利、永业等厂都曾改产手推车零件等其他产品维持经营。到1948年烟台第二次解放前夕，全市的造钟厂名为3家，实际仅存德顺兴一家，职工不足百人，年产几千只，钟表工业几临于殁。
  五烟台第二次解放初期，由于国民党的统治破坏，遗下一个百业调蔽的残迹，作为受害较重的钟表工业元气大伤，原料和销路仍都成为问题。历史最久的德顺兴只剩下不足百人，因经营不支只得停工两个月。后来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与其他几家一度停业的造钟厂重新复工开业。
  1949年春，德顺兴造钟厂为改进产品，特请鲁宣民到厂设计制造柔丝钟。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很快有了新的生机。1949年烟台各家造钟厂（以德顺兴为主）生产出木钟480多只，闹钟3000多只，产值达到18万余元，钟表工人数恢复到百人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开展销路，我亲自带着柔丝钟新产品到天津推销。在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再加德顺兴一向有信誉，可行先订货付款后发货，以销定产开展经营。因此，资金周转加快，仅有3次，工厂生产就明显地活起来了。到1950年，德顺兴纯收益达3万多元。从此，延蔫将萎的钟表之花又复苏茂发，销路开通，由滞变畅。在3年恢复时期末的1952年，烟台钟表工业产量共有2.3万多只，比1949年提高了6.3倍，产值达到44万多元，比1949年提高了1.3倍多。
  1956年秋，德顺兴、新德、永业3家造钟厂实现了全行业合营，成立了综合性的烟台造钟厂。
  （本文由张河清整理，烟台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