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鲁青地区火柴产销合作社解体之后，各厂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大厂销路广泛，虽然利薄甚至亏损，尚能勉强维持，不过资金周转更加吃力了。中小厂困难重重。有胆量和有条件偷税的还能得失相抵，比较老实的则濒于绝境。当时有几家火柴厂开工不到半年即被迫停工。青岛市区的明华、信昌、兴业、鲁东等中型厂，也只能部分开工，勉强支持。
  1933年至1935年出现的不景气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盲目发展、供过于求的因素之外，致命之伤则是南京政府在1933年大幅度地提高火柴统税造成的。最不合理的是那次税额调高，越是低级的火柴调高的幅度越大。当时的高级安全火柴提高只有1.1倍，普通安全火柴提高1.32倍，而硫化磷火柴则提高1.7倍（从过去每箱征税5元提高到13.5元）。事实上等于排斥硫化磷火柴。当时青岛市的火柴同业公会曾上书当地政府求救。大意是：“本市均产硫化磷火柴，按市价每大箱不过二十二三元，货一出厂即须先垫付13.50元的税额，实难负担”等等。后来山东全省同业又向山东省政府请愿。此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又直接向南京政府请求“体恤商艰，降低税率”，而得到的批复仍是“碍难照准”。为了维持生产，保存实力，各地区都先后成立或试办过联合生产组织，如山东的“鲁青火柴产销合作社”、南方的“维业堂”、东北的“火柴专卖”等等。
  比较完整的是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刘鸿生倡议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它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各厂产销数量；审定各牌火柴售价；限制新设厂；统一会计制度；改良技术，裁决各厂间的争议等等。1934年4月，在上海召开这个全国范围的联营社成立大会，但因各家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以致无结果而散。刘鸿生认识到，搞全国性的托拉斯是不可能的，便后退一步，先搞华东与华北的地区联营，正式成立了组织，总社设在上海，青岛和天津设两个分社。包括日本厂，属中日合办性质。因为当时青岛的4家日本厂火柴产量很大，如果不将他们组织进来，更为不利。当时总社的人事安排是：刘鸿生任理事长，日本人植田任副理事长，大中华经理徐致一任总经理。青岛分社理事长是济南振业丛德滋，兴业曲建堂任常务理事，济南东源王渭川任经理，社址在河南路。各厂分配生产数量是根据过去几年交纳统税的记录。按说这样做是合理的，但暴露了大小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小厂及各县的火柴厂，大都是靠偷税来维持生产，保持利润，如是按照交纳统税的记录为依据，那事实上等于惩罚了他们，因此引起这类厂子的反对。他们主张按照排梗机的登记台数来分配产量。这样则大厂不甘心，所以斗争十分激烈。其实大厂之间也是同床异梦。较为保守的振业、兴业、明华、信昌、鲁东等厂是赞成按交纳统税分配的。华北周子西表面同意按交纳统税分配，背后则和小厂站在一起，甚至公开纠合小厂与联营社对抗。这是因为：第一，作为青岛的一个大厂，总社和分社都无周子西的席位；第二，当时华北火柴厂的产量虽然早已超过振业，但它也有漏税行为，甚至是大量的。特别是华北火柴厂的野心很大，自由竞争的局面持续下去，对华北火柴厂有利，不但可以挤垮振业，还可能和大中华争夺长江流域的市场。所以对于联营不但毫无兴趣，而且恨之入骨。就这样明争暗斗，始终未断。分社开幕不久，即陷于瘫痪，接着就发生了“七七”事变，联营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这场斗争中，4家日本厂属向心派，因为它们虽然也有偷税行为，但生产数量仍然占优势。同时它们也觉察到在中国办厂，在民族工业占优势的情况下，能够维持既得利益就应该满足了，而且在总社和分社都有一定席位。更重要的是刘鸿生为了讨好他们，答应日本厂在中国人民抵制日货期间所受损失，由联营社给他们以巨额补偿。这也是小厂反对联营的有力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