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成大纱厂的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玉符河决口，厂子成了一片泽国，损失极大。水退以后，正在进行整修时，日本侵略军已到达黄河北岸，生产无法进行。在这以前，我们也曾计划将纱厂迁往内地，成通纱厂已运走一部分机器。我们没迁成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没有搞到车皮；二是对日军存有幻想，认为日本人也得做买卖，因此迁厂计划未能实现。
  韩复榘的军队撤退时，苗家财产受到一次公然抢劫。成记、成丰面粉厂的20余部卡车和十数万包小麦，均被军队掠去。日军于1937年12月27日侵入济南，29日即派兵进驻成大纱厂，宣布军管鲁丰纱厂。鲁丰纱厂已倒闭，为什么又出现了鲁丰的名义呢？有两个原因：1935年日商东洋纺曾在凤凰山私自购买土地300多亩，准备建立纱厂。苗杏村了解后，报告了韩复榘，迫使日商退地，为此与日人结了冤，这是其一；平津失陷后，靳云鹏曾控告苗杏村霸占鲁丰，向日伪政权提出诉讼，并与东洋纺签订了中日合办鲁丰纱厂的合同草约，又派（新民会会长）张燕卿来济向日本特务机关控告，这是其二。经过我们提出证件，
  和特务机关查对档案，并通过伪警务厅厅长张亚东，向日本特务机关长渡边花了5万元的贿赂，才承认了成大的所有权，才改称军管成大纱厂。
  继成大纱厂实行军管之后，1938年2月9日，成通纱厂也被实行军管，由日本丰田纱厂代管。日商进厂后，成通原来的经理、副经理和职员被迫离厂。5月间成丰、成记两面粉厂也被宣布军管，成丰面粉厂为日商三井洋行接管，所有职员全部驱逐出厂；成记面粉厂为三菱洋行系统的日东株式会社接管，留用了部分职员。苗家经营的4个工厂，不到半年工夫，全被日人攫取。我曾设想找人疏通一下，希望能够发还自营，伪警务厅长张亚东告诉我说：“这是日方既定的政策，不要白费心机了。”我也只好作罢。
  1941～1942年底，日军先后宣布对成大、成通纱厂和成丰、成记面粉厂的军管结束，并分配了所谓军管时期的红利。红利是怎样分配的呢？日军声言军部50％，代管日商30％，华方20％。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们的企业经营了5年，究竟红利是多少，我们无从知道，反正给多少算多少。我记得成大纱厂给的红利是101万元，成记面粉厂是40万元，成丰面粉厂是20余万元，成通纱厂也在100万元上下，成丰面粉厂、成通纱厂的股东们得到了红利，成大纱厂、成记面粉厂这笔钱却未到手。当我拿着证明到北京日军总部领取红利时，经过多方奔走，花了8万元的运动费，才领了出来。回到济南后，即被“兴农委员会”（日伪政权清理民生银行的债权机关）将所余93万元全部攫去，抵拨了成大、成记对民生银行的欠款，分文未得，还赔上了旅费。
  军管结束之后，日商先利诱、后强迫实行“中日合作”，其
  实这个问题在军管前及军管时期日商就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在成记面粉厂军管初期，日东公司曾多次与我们酝酿合办，当时看来发还无望，我就与日本公司签订了合办草约合同。但到后来，日清洋行又持北京特务部的命令，接办成记面粉厂，日清洋行和日东公司发生了争执，双方协商由日清洋行付与日东公司20万元，作为“手续费”，另由日清洋行与我商谈合办契约。当我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勾结时，便坚持与日东公司的前约不可废，拒绝与日清洋行谈判。最后由日东公司说项，由日清洋行增加10万元的“手续费”付给华方股东，遂将旧约烧掉，另立新约。在成丰面粉厂，日商也拿出4万元来，对李锡藩等讲：“答应合办有你们4万元的好处，还表示中日亲善，不然也得合办。”成通纱厂也不例外，拿了10万元。我们在强权之下，只好就范了。
  中日合办契约合同，开始规定日方资金占60％，华方40％，后来伪实业部认为不符合“平等”原则，改为中日各半。所谓日方投资，实际上是他们在军管时期，利用我们原有设备进行生产所取得的利润。
  （桓台县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