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成丰面粉厂的创办
  苗杏村在经营粮栈的基础上，于1921年与苗星垣合作，发起创办了成丰面粉厂，这是苗家资本集团转向经营工业的开始。但是苗杏村发展工业的思想和活动并非始于此时，“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的浪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荣家的交往，也使他受到一定的影响。1918年他的儿女亲家穆伯仁（桓台同乡，当时济南市的商会会长）组建惠丰面粉厂时，苗杏村就一次投资1.5万元，并且担任了董事。1919年穆伯仁组织山西晋丰面粉厂时，他又投资4000元。此外，在穆伯仁经营的通惠银行、晋泰公司，苗杏村都有投资。苗、穆的结合，对于巩固穆的经济地位和提高苗的社会声誉，都有好处。此后，苗杏村又参加了粮业公会和商埠商会，并在督办公署搞了个咨议的名义，声誉已有超过穆伯仁之势。当惠丰面粉厂改选董监事时，两人因协理职位之争，终于决裂，断绝了一切关系。苗杏村撤出在惠丰面粉厂及穆伯仁所有企业中的投资，以这些股权及个人房产，偿清了恒聚成粮栈在通惠银行的借款。这又是促使苗杏村自己搞工业的一个原因。
  办个什么工厂呢？当时丰年、惠丰、民安几个面粉厂都很赚钱，苗杏村又搞过一段惠丰面粉厂，还协助荣宗敬建过一个茂新面粉厂，有了一些经验，在小麦采购上，自己更是内行，因此决定办面粉工业，遂联络苗星垣、王冠东、韩秀泉、车百闻等人，发起组织创建成丰面粉厂。先集资7.5万元购买地皮，修建厂房。当然几万块钱是办不起面粉厂的，苗杏村就去上海求助于荣宗敬，向国外赊购了机器，由苗星垣和王冠东等人负责筹划施工。苗星垣幼年在农村读过几年私塾，为了办工业，他又到齐鲁大学旁听过两年，学习数理化科学，还订阅了一些技术书刊。在建厂中，他与工人一起打地基、搬砖瓦、安机器，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后来，他在建立西安分厂时，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与此不谓无关。
  成丰面粉厂按照公司法，组成董事会，由苗杏村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星垣任董事兼经理，王冠东为监察人。1922年正式投产，计有钢磨7部，日产各等粉2，000包（每包44市斤）。当年结算获得纯利7.5万元，大部转作投资，又增添钢磨12部及蒸气引擎，日产能力达到5，200包。1924年再度增资，吸收了军阀官僚的大量投资，劳逊五（交通部次长）、成逸庵（青岛警察厅厅长）等人也进入成丰当了董事。
  成丰面粉厂迅速扩大，恒聚成、同聚长的业务也日渐繁荣，当时对麻袋的需要量大增，开支甚巨，苗杏村便想建个麻袋厂，联合马伯声兄弟，向怡和洋行索取制麻袋机器报价单，在乐康街购得地皮，准备建厂。并商定由马伯声的兄弟马一青出国学习业务。但因马患砂眼没有领到出国证，而告搁浅。此项计划不成，苗杏村便办了一个永丰祥麻袋庄，供应自己需要，又将所购地皮盖了恒聚成仓库。这样，既可在银行办理外仓抵押，又可以代客办理押款，收取栈租，一举数得。
  成丰面粉厂的发展，加剧了面粉业的竞争，更引起穆伯仁的仇视。到1924年，由于成丰扩展太快，基础薄弱，又兼当时平津市场外粉充斥，周转一度失灵，穆伯仁乘机制造“成丰已有危机”，“亏赔不堪”的舆论，谣传于市，各银行钱庄纷纷要收回贷款。在此情况下，乃由董事车百闻邀得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投资2万元，并给予200万元的信贷透支，使成丰面粉厂渡过了难关。于耀西由此一举获得成丰董事长的职位，在成丰出现了一个企业两个董事长（苗杏村、于耀西）的畸形组织。
  于耀西进厂之后，企图揽权，苗（星垣）、王（冠东）和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董事会上常发生争吵。迨至1929年，于耀西因汉奸案（“五三”惨案时曾任济南市维持会会长）坐牢。出狱后，他的东莱银行经理职位被解除，人势两失。这时候，成丰面粉厂已取得成逸庵的泰丰银行为后盾，在董事会改选中，于耀西落选，于遂宣布退出在成丰面粉厂的股金。于是苗星垣一派又取得独断地位。
  1929年，成丰面粉厂再次扩建制粉楼，修建仓库，增加马力，并将修机部扩建为铁工部，自制磨粉机6部，于1930年投产。至此，共有钢磨25部，日产面粉达8000余包，为本市设备最全、产量最高的面粉厂。
  “大苗”、“小苗”之间的矛盾在建厂之初就存在着，只是为了一致对外，才有暂时性合作。在创办成丰面粉厂募集股金时曾商定，凡满5000元者可得董事一席，我拉了2万多元的股份，但在酝酿董事会人选时，苗星垣竟把我甩开了。在股东会上，苗杏村就让我公开向苗星垣提出质问，他无言答辩，我的董事席位就是这样争得来的。苗杏村虽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但虚有其位，各个重要部门的人选，都是同聚长粮栈的班底。恒聚成粮栈连成丰面粉厂的生意也做不上。有一年小麦滞销，苗杏村请成丰面粉厂助销一些，竟然遭到拒绝。苗杏村对此亦是以牙还牙，有几次成丰面粉厂缺小麦，苗杏村明明有货，也说没有，有时卖给一点次货，价格还要得高高的。由于二苗的矛盾越来越大，苗杏村遂有另作他图之心，适巧传来民安面粉厂倒闭的消息。
  （二）成记面粉厂的兴建
  1920年创立的民安面粉厂，原为军阀靳云鹏、张怀芝、王占元等人发起，后来又有张宗昌的投资。这个厂子，董事是将军担任，管理人员多是校尉军官和县长。说来也是笑话，经理到厂，传达要高喊：“大帅到”，职员则站班行礼。他们只会当官，不会经营企业，不到10年的工夫就赔光了，还欠下上海银行6万元的借款。1929年该厂宣告倒闭进行清理。经恒丰洋行买办王星斋的说项，苗杏村租了民安面粉厂的全套设备，组织成记面粉厂。但由于机器损坏严重，无法进行生产，为此双方议定：修机费由成记垫付，从租金中抵拨；租费按实际产量计算，产粉一包交租价4分。1932年签订合同，当年5月投产。修机费共达15万元，而当时集资只有16.7万元。开机后，苗杏村依靠军阀的关系，取得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的贷款，到年底结算，8个月的经营获利4万元。
  按照赁债合同的规定，民安面粉厂起码在一年半之内是得不到租金的，债权人上海银行又再三向民安面粉厂追付欠款本息，遂经法院批准，拍卖民安的抵押品：营业室、小麦仓库及附近地皮。对一个企业固定资产的部分拍卖，是无人承购的。但苗杏村看到这是蚕食民安的好机会，便以8万元从上海银行手中买来。然后立即向民安提出重新计算租金问题。按照合同规定，成记所租用的是民安的全部固定资产，现在部分产权已经变更，租价当然得重新议定。这使张怀芝等人进退维谷，如果再减租价，收入更是为期遥遥；如果收回自办，又无此实力；如果卖与他人，成记面粉厂又插着一腿。走投无路，只好将民安全部股权101万元，作价30万元让给成记，分期3年付款。这样，苗杏村就以53万元的代价（修机费15万元，房地产8万元，股权30万元），取得民安的全部财产。仔细算起来，这53万元中，还有一部分是用民安的设备进行生产而获得的利润。
  1934年，成记面粉厂正式建成，资本额定为50万元，实收35.8万元。苗杏村拿出25万元，占全部资金的70％左右。由苗杏村任董事长，我以常务董事兼经理。苗杏村吸取办成丰面粉厂的教训，工厂里所有重要职务，都由恒聚成的人调充，从而控制了这个企业。
  此时，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订立的“棉麦借款”告成，美国棉麦大量倾销中国，国内粮价直线暴跌，成记面粉厂原粮耗尽，资金枯竭，不能开机。苗星垣、王冠东却于此时宣布同聚长粮栈退出成记面粉厂的投资，苗杏村面临严重困难，只得奔走权门，终于取得财政厅长王向荣的支持，以恒聚成粮栈所属全部不动产及股票，向民生银行抵押，取得80万元的信用贷款及抵押透支，作为流动资金。这时小麦已疲到每百斤2.4元，苗杏村判断麦价将要回升，便立即购进小麦10余万包，作为库存储备。果然当国民党实行新币以后，刺激了物价回升，成记面粉厂这一年除弥补了过去的损失以外，还获得纯利35万余元。同样，成丰面粉厂也由于购进低价小麦，当年获利24.5万余元。
  成记面粉厂资金不足，主要是依靠苗杏村的社会交往来支撑局面。在行业竞争或面粉滞销的情况下，苗杏村与韩复榘的4个师长经常接触，做了不少军用粉生意。苗杏村长期依赖民生银行、平市官钱局的贷款和透支过活，对于银行人员，上自经理，下到驻厂员，通过贿赂，套用资金。有一次，由我叔兄弟苗筱航（成记面粉厂会计主任），伙同民生银行的营业主任及驻厂员假造进货账单，套用了一大批资金。当银行派员复查仓库时，早已有内线透露消息，临时以麸皮冒充小麦，垛成大垛，又以小麦包盖在外层，以作应付。后来，苗杏村索性用假汇票套用银行资金。具体做法是：先由厂里派亲信人员赴上海设“常庄”，办理所谓收发款项事宜，我们再刻出许多假字号、假人名图章，根据需要，随时开出上海照付的迟期汇票（5～7天），然后再向民生银行作“汇划”，套出资金，等倒出款子来，再用电汇将款子顶上。这样，假汇票便成真汇票了。当然，这样做事先要与银行营业上串通好，给他们一定的好处，而且要付出比利息为高的汇水，但是处于资金短绌的情况，也就一切不计了。
  （三）恒聚成北记与恒顺泰面袋厂的设置
  1935年，苗星垣鉴于沿海各地的面粉厂有些过剩，遂向内地发展，筹建了成丰面粉厂西安分厂。这时，成丰两个厂实有资金已达136万元。苗杏村则根据成记面粉厂的需要，于1936年以5万元资金设立了恒聚成北记面袋厂，有缝纫机3部，印袋机1部，职工50余人，专供应成记、成丰面粉厂的需要。
  在1925年以前，济南的制袋业有四五家。1925年以后，耿锦章组织了复聚泰面袋厂，由于资本厚、经营好，战败了其他几家，又与孙鸣九合作，改组成同顺泰面袋厂，取得了制袋业的独霸地位。恒聚成北记面袋厂开业后，首先夺取了同顺泰一部分销路，进而又用降价、折扣、赊销等办法，供应茂新面粉厂等厂。在这一竞争中，耿锦章不肯示弱，也以同样方式进行抗争。苗杏村在成大纱厂开工后，又进一步施加压力，将16支纱改用17支纱袋，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售价再落。这时耿锦章无法支持，只好托人向苗杏村表示合作。于是苗杏村便将同顺泰合并过来，组成恒顺泰面袋厂，不仅垄断了济南市场，还向张家口、邯郸、蚌埠、郑州、南京等地扩展业务。
  垄断吞并现象并不只在两厂之间进行，粉商亦是如此。由于全市粉商的一致对外，外地粉在济南始终站不住脚，但是本地粉商的竞争，也不亚于和外商的矛盾。虽然粉商一再订有公议，但是却有活价、增加回扣、提奖等办法，收买代销点，以达多销的目的。1935年韩复榘曾实行面粉限价（但不限麦价），使各厂受到损害，当时许多人要求去请愿，苗星垣却说：“甭管他，垮上几家更好干。”这句话反映了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的本质。
  （四）成通纱厂的建成
  1932年，“大苗”、“小苗”再次合作，发起组织成通纱厂。当时济南已成为全国主要棉花市场之一，大量原棉外运，而棉纱又靠外地输入，发展纺织工业是有利可图的。这时，在济南仅有官僚资本经营的鲁丰纱厂，由于经营无方，即将倒闭。苗星垣早就有办纱厂的打算，为此他送胞弟苗海南去英国学纺织，但是由于自己的资力不足，还要仰仗苗杏村的声望以作号召。苗杏村也想发展纺织，但是没有懂行的专门人才，也必须依赖苗星垣的技术实力，这样苗杏村和苗星垣又合作了。
  成通纱厂于1932年6月发起组织。当时，为了吸收投资，规定个人认股并包括劝股在内，满4万元者可为常务董事，满2万元者可为董事或监事。后来，成通董事会人数特别多，原因就在这里。通过这种办法，很快凑集了75万元，计划安装1万枚纱绽。但是75万元不敷使用，遂由苗杏村再度去上海，托荣宗敬担保，向英商怡和洋行赊购1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向安利洋行赊购1500千瓦的发电机1部。另外由成丰铁工部承制细纱机40台及其他机器配件，建厂工作进行十分顺利。1933年5月开机投产时，计有纱锭14，800枚，工人600余人，到1937年扩充到19，600枚纱锭，年产棉纱达到1.4万余件。
  成通纱厂建成以后，苗星垣仍掌握企业大权。苗海南以经理兼任总工程师，张景韩为副经理，王扶九为驻厂常务董事，代表董事会执行权力，各重要部门均由成丰面粉厂调来亲信人员充任，苗杏村和我只是徒有虚名的董事长和常务董事。因此矛盾很深，终于在1936年为了鲁丰纱厂的退租问题而再度分裂。
  （五）成大纱厂的经历
  1935年年底，鲁丰纱厂倒闭，全厂1600多名工人向省府请愿，要求复工。韩复榘找到苗杏村，提出将鲁丰纱厂租与成通纱厂经营，经过苗、王、张的同意，董事会决定由苗杏村代表成通纱厂，与民生银行签订租债合同，以每月3000元的租价，承租鲁丰全部资产，定名为成通分厂。时值花贵纱贱，又加内部管理紊乱，到1936年9月，分厂亏赔9万多元，因此，引起董事会的非议，不少人主张退租。苗杏村又去找韩复榘，陈述处境困难，要求退租，韩复榘既无法强迫成通纱厂承租，又无法应付工人的请愿，就提出要苗杏村个人承租。韩说：“你当不了成通纱厂的家，还当不了自己的家吗？”苗杏村虽有此意，但感实力不足，便向韩讲明了困难，韩复榘说：“资金问题好办，我叫王向荣和你接头研究。”
  对于接不接鲁丰纱厂的问题，苗杏村开过几次家庭会议。当时判断：韩复榘迫于社会舆论，绝不能让这个厂子垮台，我们不接，别人会接，岂不白白失掉机会。至于资金问题，可以讨价还价，得到支持。同时也估计到纺织业的不景气现象不久会有变化。鲁丰的亏赔主要是内部原因，只要改善管理，还是有利可图的。另外，促使苗杏村下决心接鲁丰，也是由于与苗星垣有矛盾。苗杏村曾对我兄弟们说：“看你们能否争这口气！”说到这里我们叔侄曾抱头大哭了一场。
  苗杏村决定倾家以赴接鲁丰。为了凑集资金，连家属们的首饰、小私房都搜罗上了。经我与民生银行副经理宋谷雨商讨并签订了租赁和贷款合同，主要内容是：（1）由民生银行将鲁丰全部资产租与苗杏村经营，名称改为成大纱厂，租价每月3000元，租期暂定一年；（2）由民生银行贷与成大纱厂信用透支30万元，另以苗杏村在成记面粉厂的全部股权及个人房产向民生银行抵押借款50万元；（3）由民生银行派会计员、仓库管理员驻厂监督，组织生产。
  成大纱厂原无管理人才，商得苗海南的同意，留用了原来成通分厂的工程师及技术人员。
  成大纱厂是合伙企业，当时集资仅有30万元，苗家占了绝大部分，其余少数为恒聚成粮栈同仁们所凑集的。以30万元经营2.8万枚纱绽的纱厂是不敷分配的，主要依靠民生银行80万元的信贷透支。这时纱价开始回升，我们便放手储存原料，到年终结算，两个多月获利15万余元。
  苗杏村接受办成通纱厂、成丰面粉厂的经验，对成大纱厂的经营，费了不少苦心，想了不少点子。鉴于鲁丰时期的劳资矛盾，苗杏村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首先，用金钱拉拢的办法，对各部门的主任、组长，都提高了工资并设立了组长食堂，增加菜金，以培植亲信；对生产工人也提高计件工资标准，增加福利设施，如新建饭厅、宿舍，扩充子弟小学、医务室，增发工作服等等。这种办法果然奏效，刺激了生产，也加大了利润。当时的产量，由鲁丰时期日产16支纱60件提高到73件。在争夺市场上，我们将16.5把的16支纱增加到16.8把，使用户每把多得3缕纱的实惠，同时注意精选原料，提高质量。因而凤山牌的棉纱在市场上打开了销路。
  1937年5月，民生银行拍卖鲁丰全部固定资产，偿还债务。苗杏村以85万元将鲁丰买到手，先交40万元现金，负责代还10万元欠账，其余35万元作为抵押透支。至此，苗杏村凭借韩复榘的支持，以低廉的代价，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纱厂。
  （六）日伪时期的“军管”、“合作”
  成大纱厂的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玉符河决口，厂子成了一片泽国，损失极大。水退以后，正在进行整修时，日本侵略军已到达黄河北岸，生产无法进行。在这以前，我们也曾计划将纱厂迁往内地，成通纱厂已运走一部分机器。我们没迁成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没有搞到车皮；二是对日军存有幻想，认为日本人也得做买卖，因此迁厂计划未能实现。
  韩复榘的军队撤退时，苗家财产受到一次公然抢劫。成记、成丰面粉厂的20余部卡车和十数万包小麦，均被军队掠去。日军于1937年12月27日侵入济南，29日即派兵进驻成大纱厂，宣布军管鲁丰纱厂。鲁丰纱厂已倒闭，为什么又出现了鲁丰的名义呢？有两个原因：1935年日商东洋纺曾在凤凰山私自购买土地300多亩，准备建立纱厂。苗杏村了解后，报告了韩复榘，迫使日商退地，为此与日人结了冤，这是其一；平津失陷后，靳云鹏曾控告苗杏村霸占鲁丰，向日伪政权提出诉讼，并与东洋纺签订了中日合办鲁丰纱厂的合同草约，又派（新民会会长）张燕卿来济向日本特务机关控告，这是其二。经过我们提出证件，和特务机关查对档案，并通过伪警务厅厅长张亚东，向日本特务机关长渡边花了5万元的贿赂，才承认了成大的所有权，才改称军管成大纱厂。
  继成大纱厂实行军管之后，1938年2月9日，成通纱厂也被实行军管，由日本丰田纱厂代管。日商进厂后，成通原来的经理、副经理和职员被迫离厂。5月间成丰、成记两面粉厂也被宣布军管，成丰面粉厂为日商三井洋行接管，所有职员全部驱逐出厂；成记面粉厂为三菱洋行系统的日东株式会社接管，留用了部分职员。苗家经营的4个工厂，不到半年工夫，全被日人攫取。我曾设想找人疏通一下，希望能够发还自营，伪警务厅长张亚东告诉我说：“这是日方既定的政策，不要白费心机了。”我也只好作罢。
  1941～1942年底，日军先后宣布对成大、成通纱厂和成丰、成记面粉厂的军管结束，并分配了所谓军管时期的红利。红利是怎样分配的呢？日军声言军部50％，代管日商30％，华方20％。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们的企业经营了5年，究竟红利是多少，我们无从知道，反正给多少算多少。我记得成大纱厂给的红利是101万元，成记面粉厂是40万元，成丰面粉厂是20余万元，成通纱厂也在100万元上下，成丰面粉厂、成通纱厂的股东们得到了红利，成大纱厂、成记面粉厂这笔钱却未到手。当我拿着证明到北京日军总部领取红利时，经过多方奔走，花了8万元的运动费，才领了出来。回到济南后，即被“兴农委员会”（日伪政权清理民生银行的债权机关）将所余93万元全部攫去，抵拨了成大、成记对民生银行的欠款，分文未得，还赔上了旅费。
  军管结束之后，日商先利诱、后强迫实行“中日合作”，其实这个问题在军管前及军管时期日商就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在成记面粉厂军管初期，日东公司曾多次与我们酝酿合办，当时看来发还无望，我就与日本公司签订了合办草约合同。但到后来，日清洋行又持北京特务部的命令，接办成记面粉厂，日清洋行和日东公司发生了争执，双方协商由日清洋行付与日东公司20万元，作为“手续费”，另由日清洋行与我商谈合办契约。当我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勾结时，便坚持与日东公司的前约不可废，拒绝与日清洋行谈判。最后由日东公司说项，由日清洋行增加10万元的“手续费”付给华方股东，遂将旧约烧掉，另立新约。在成丰面粉厂，日商也拿出4万元来，对李锡藩等讲：“答应合办有你们4万元的好处，还表示中日亲善，不然也得合办。”成通纱厂也不例外，拿了10万元。我们在强权之下，只好就范了。
  中日合办契约合同，开始规定日方资金占60％，华方40％，后来伪实业部认为不符合“平等”原则，改为中日各半。所谓日方投资，实际上是他们在军管时期，利用我们原有设备进行生产所取得的利润。
  （桓台县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