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恒聚成粮栈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苗杏村的堂叔兄弟苗世德（星垣）由泰华粮栈分伙出来，凑集资金两万元，创办了同聚长粮栈，于1920年开业。
  苗星垣在民国初年由我父亲介绍来济，开始在公聚祥粮栈当伙计，后来干了泰华粮栈的副理。他很精明，长于社会活动，小有名望，在“五四”运动时，是商界的代表，后来被选为济南各界评议会的理事。他还参加过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且发起创办《大民主报》。他以这些活动为阶梯，进入了上层社会，结识了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这是他后来发展事业的依傍。同聚长的成立，是苗家的异军突起，从此逐渐形成了以苗世德（星垣）、苗世循（海南）兄弟为主，结合王氏兄弟（王冠东、王扶九）和张仲磐所联合的企业，并开始与苗杏村的企业竞争，苗家资本集团遂有了大苗（苗杏村）、小苗（苗星垣）之分。
  同聚长粮栈一开业，就采取恒聚成的办法，将原泰华粮栈的东北粮商统统拉了过去。东北粮客资金雄厚，运销量大，每年运来的大豆、高粱平均几十万包。同聚长独揽了这笔生意，两三年就获利数万元，在经三路纬二路自建营业大楼，和恒聚成垄断生米交易一样，同聚长垄断了高粱交易。
  1920年，黄河以北大旱歉收，出现了大批灾民。当时济南官商合组赈务会，苗星垣便通过军阀师长车百闻的关系进入了赈务会，担任车运处处长的职务。这个职务要叫别人干，好处也许不大，叫粮商干，可就非同小可了。他在办理赈务中，向铁路局优先调用车皮，提前装运自销的粮食，发了一笔大财，为他后来创办成丰面粉厂备下了资金。
  在当时军阀混战割据的情况下，正常的商运根本办不到，而粮食的地区差价又瞬息万变，如果不买通大小官吏，取得运输上的便利，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当时的混乱情形，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有一次，张宗昌的一个副官押着600吨的车皮去蚌埠，路经大汶口时为恒聚成坐庄人员探悉，遂即买通关系，商定代运一批小麦。这个副官为了弄些外快，路上遇有空车皮便强征硬挂，到了蚌埠，车皮竟达到780吨。装货之后，车头拉不动，他就强令南来的客车停驶，在保证“军用”的名义下，调用拉客车的车头，前拉后推地货车开到济南。军人横行，铁路方面都奈何不得。
  在张宗昌统治时期，苗杏村用重金跟他的第九军军长兼运输司令朱泮藻（字子芹）拉上关系，就是在军运最紧张的时候，恒聚成的货也能尽先装运，这样不但加速了资金周转，也维系了与客商的信用关系。而其他粮栈，虽然也花上了运动费，但由于门子不硬，甚至等上一年的时间，货也运不来。
  1925年，济南小麦奇缺，各粉厂忧虑不堪，而蚌埠小麦积存甚多，无法运出。苗杏村与军粮局局长魏联民拉上关系，以1.6万元的运动费，搞到两列车皮（每列车600吨），派我去蚌埠主持购运。我到蚌埠后，无意之中，又搞到了一部分车皮。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妓女对我说：“有位军官有300吨的车皮，明早开济南，你是否有货运，可以代为介绍。”我一听喜出望外，马上接头，言定每吨付给40元的酬劳费，当夜装车，次日启程。但是当时恒聚成无货，深夜现买又来不及，我便向同聚长粮栈和成丰面粉厂的在蚌埠的坐庄人员商借300吨小麦。他们非要问从哪里弄到的车皮，我只好说出原委，他们便提出要利益均沾。经过磋商，分给他们50吨，当夜装车，如期开出。接着从济南运动来的车皮也到达蚌埠，随买随装，月余时间内，搞了十几列车，赚了几万元。这笔生意，并未动用我们的资金，由于车皮有保证，我们就先期在济南预收货款，再从蚌埠购进付货。后来，几个同业也找到我们这个门路，但是济南麦价已大大下落，而车皮的运动费也由每列8000元涨到1.2万元，已无利可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