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899年，我的父亲苗世厚（德卿）、五叔苗杏村兄弟2人在济南洛口镇首创了恭聚和粮栈，开始了苗氏家族的工商业发展。之后，又陆续建立了恒聚和、公聚和两个粮栈。1912年，又将原来的恒聚成炭栈改为粮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粮油出口量大增，刺激了面粉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粮食商业的活跃。我们所经营的恒聚成粮栈获利甚丰，1913年底获纯利10万元（折合银元4万余元），企业职工由23人增加到46人，并沿津浦、胶济两铁路，设分庄30余处，既做代客买卖，又做自运自销。
  （一）控制广帮客商，垄断粮食交易
  1915年10月间，广东一些出口商及丹麦宝隆洋行买办罗叔羲等人（在济南统称为广帮）来济，住在恒聚成粮栈，采购生米、生油。苗杏村认识到这是一批“财神”，立即殷勤招待，把他们“封锁”起来，不使他们和同业接触，以垄断这宗交易。为了招待这批广帮客人，不惜重金满足他们的享受。拿吃的来
  说，我们以每月200元的高薪，雇用了一个广东籍的厨师（相当于本地10位厨师的待遇），为他们设立了小厨房，每天山珍海味，水陆并陈。招待烟酒，也选用最上等的，如大炮台、法国老斧头白兰地等，使他们流连忘返。同时，还施用回扣的办法，笼络坐庄客人，每车生米暗中送他们2～4元的回扣。他们在恒聚成粮栈，既有生活物质上的享受，又能得到一部分“外快”，自然甘心情愿地为我们办事。我们花在客人身上的钱，比起每年从生米交易中获得的数万元纯利来说，则是微不足道的。
  恒聚成专门训练了一批鉴别生米质量的能手，收验货品。当时凡是麻袋上盖有恒聚成水印的生米，无论发至何处，每百斤都比市价高出两角钱。1915年，广帮订购了一批生米期货，但在收货时，价格大涨，有些地区的粮栈，采用以次顶好、掺杂使假的办法来弥补损失。广帮客人发现这种情况后，派人前来问恒聚成打算怎么办？苗杏村看到这批货要大赔本，但丢掉这个顾主，今后损失更大，遂慨然表示：“保证按合同规格如期交货，一切损失由恒聚成负担。”事后结算，我们赔了10多万元，但取得了广帮客人的更大信任。从1916年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海运中断，我们独揽广帮生意达22年之久，由此形成了恒聚成对生米交易的垄断地位。当时，生米成交不在粮关（粮食交易场所）进行，而是在恒聚成开行，生米贩运客商无不仰恒聚成之鼻息，我们不开价，别家就不能成交。甚至博山、泰安、大汶口、滕县、徐州等地的生米行市，也惟我们坐庄人员之马首是瞻。
  我们在与广帮交易中，每年纯益在4万元左右，同时，由于他们先期付款，也使我们增加了资金周转的能力，为后来办工业提供了条件。
  （二）结交上海巨富，独揽代购生意
  恒聚成在垄断广帮生意的同时，又在为无锡茂新面粉厂收购小麦中，搭上荣宗敬的关系。1915年，无锡茂新面粉厂初次派人来济南购买小麦，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由恒聚成代为买足200车，而且质量好、交货快，因而引起荣宗敬的重视，荣曾亲自来济南调查小麦产销情况。苗杏村看到这又是“财神”降临，便拿出全副精力来结交荣宗敬。是年春节，还亲往上海拜望，关系更进了一步。接着，荣宗敬决定在济南设立茂新面粉四厂，苗杏村大力给以协助，从选择厂址、购买地皮、修建厂房到安装机器，无不尽力而为。当时荣家在其他各地建厂，都受到不少阻挡，唯独在济南十分顺利。因此，茂新在济建厂以后，荣宗敬力邀苗杏村出任经理，以示报酬。但苗杏村有自己发展工业的打算，不愿为人作嫁，就以事繁和不谙业务为由，婉言辞谢。荣宗敬便又给予恒聚成、公聚和粮栈为茂新面粉厂代购小麦的专权。这样，我们每年从中稳拿两万多元的佣金，直到“七七”事变茂新停机为止。这笔帐算起来，比接受一个经理职位要实惠多了。同时，由于结交了荣家，在我们以后创办工业中，多次得到荣宗敬的大力帮助，这是后话。
  （三）跻身社交官场，调用车皮运粮
  在恒聚成粮栈业务蒸蒸日上的时候，苗杏村的堂叔兄弟苗世德（星垣）由泰华粮栈分伙出来，凑集资金两万元，创办了同聚长粮栈，于1920年开业。
  苗星垣在民国初年由我父亲介绍来济，开始在公聚祥粮栈当伙计，后来干了泰华粮栈的副理。他很精明，长于社会活动，小有名望，在“五四”运动时，是商界的代表，后来被选为济南各界评议会的理事。他还参加过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且
  发起创办《大民主报》。他以这些活动为阶梯，进入了上层社会，结识了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这是他后来发展事业的依傍。同聚长的成立，是苗家的异军突起，从此逐渐形成了以苗世德（星垣）、苗世循（海南）兄弟为主，结合王氏兄弟（王冠东、王扶九）和张仲磐所联合的企业，并开始与苗杏村的企业竞争，苗家资本集团遂有了大苗（苗杏村）、小苗（苗星垣）之分。
  同聚长粮栈一开业，就采取恒聚成的办法，将原泰华粮栈的东北粮商统统拉了过去。东北粮客资金雄厚，运销量大，每年运来的大豆、高粱平均几十万包。同聚长独揽了这笔生意，两三年就获利数万元，在经三路纬二路自建营业大楼，和恒聚成垄断生米交易一样，同聚长垄断了高粱交易。
  1920年，黄河以北大旱歉收，出现了大批灾民。当时济南官商合组赈务会，苗星垣便通过军阀师长车百闻的关系进入了赈务会，担任车运处处长的职务。这个职务要叫别人干，好处也许不大，叫粮商干，可就非同小可了。他在办理赈务中，向铁路局优先调用车皮，提前装运自销的粮食，发了一笔大财，为他后来创办成丰面粉厂备下了资金。
  在当时军阀混战割据的情况下，正常的商运根本办不到，而粮食的地区差价又瞬息万变，如果不买通大小官吏，取得运输上的便利，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当时的混乱情形，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有一次，张宗昌的一个副官押着600吨的车皮去蚌埠，路经大汶口时为恒聚成坐庄人员探悉，遂即买通关系，商定代运一批小麦。这个副官为了弄些外快，路上遇有空车皮便强征硬挂，到了蚌埠，车皮竟达到780吨。装货之后，车头拉不动，他就强令南来的客车停驶，在保证“军用”的名义下，调用拉客车的车头，前拉后推地货车开到济南。军人横行，铁路
  方面都奈何不得。
  在张宗昌统治时期，苗杏村用重金跟他的第九军军长兼运输司令朱泮藻（字子芹）拉上关系，就是在军运最紧张的时候，恒聚成的货也能尽先装运，这样不但加速了资金周转，也维系了与客商的信用关系。而其他粮栈，虽然也花上了运动费，但由于门子不硬，甚至等上一年的时间，货也运不来。
  1925年，济南小麦奇缺，各粉厂忧虑不堪，而蚌埠小麦积存甚多，无法运出。苗杏村与军粮局局长魏联民拉上关系，以1.6万元的运动费，搞到两列车皮（每列车600吨），派我去蚌埠主持购运。我到蚌埠后，无意之中，又搞到了一部分车皮。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妓女对我说：“有位军官有300吨的车皮，明早开济南，你是否有货运，可以代为介绍。”我一听喜出望外，马上接头，言定每吨付给40元的酬劳费，当夜装车，次日启程。但是当时恒聚成无货，深夜现买又来不及，我便向同聚长粮栈和成丰面粉厂的在蚌埠的坐庄人员商借300吨小麦。他们非要问从哪里弄到的车皮，我只好说出原委，他们便提出要利益均沾。经过磋商，分给他们50吨，当夜装车，如期开出。接着从济南运动来的车皮也到达蚌埠，随买随装，月余时间内，搞了十几列车，赚了几万元。这笔生意，并未动用我们的资金，由于车皮有保证，我们就先期在济南预收货款，再从蚌埠购进付货。后来，几个同业也找到我们这个门路，但是济南麦价已大大下落，而车皮的运动费也由每列8000元涨到1.2万元，已无利可图了。
  （四）了解情报信息，及时掌握主动
  做粮食生意，就得消息灵通、吞吐及时，真可谓翻云覆雨，出于俄顷。恒聚成和同聚长粮栈，当时在胶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
  及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各设有分庄30余处。在夏收及秋收之前，便派人四处调查，预测丰歉。新粮登场后，各地报告行情的电函，日夜交驰。苗星垣对于各地函电，都细心批阅，从不假手他人。当时同聚长粮栈在邮电局专设信箱，电话局有定时长途电话，在粮关上设有自用专线电话，情况一变，几分钟就能通知各地。我们处处抢先，利用时机捞得好处。举几例说明我们对时间的重视：有一次，苗星垣向徐州坐庄人员拍电，让他们次日到达开封报告行情。从复电中发现这个人要晚到一天，马上电召回柜，严加申斥，苗星垣说：“做买卖就是抢时间，去晚了不跟没去一样吗？”这个人受到了处分，有几个月没派他外出办事。1925年恒聚成由我经手在蚌埠买到600吨元豆，尚未运出时，济南豆价已开始回落，这时济南益兴粮栈也在蚌埠收货，他们还不了解济南豆价的变化，我便马上以原单原价让给他们，表示不赚他们的钱，甘尽义务帮忙，实则嫁祸于人，结果600吨豆子运来后使益兴粮栈赔进了数千元。1927年年底，同聚长粮栈在蚌埠购存小麦数百吨，未能运出，至次年2月各地粮商仍在该地抢购，苗星垣根据各地函电行情，判断麦价将有大疲趋势，当即通知坐庄人员立即出脱。这批小麦卖出后，行市开始下落，同聚长粮栈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卖了一个最高价格。
  1926年胶济铁路货场曾经发生过一次火灾，4万余包生米被火烧、水湿，在保险公司赔偿货主损失之后，由公证行委托济南英商保险公司买办马伯声主持招标拍卖。当时参加投标的有10余家粮商油坊，多数人认为，这些生米只可做饲料用，不肯出价，事实上这批生米仍可榨油。对此，苗杏村和他的儿女亲家穆伯仁都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争标中两家成为劲敌。我们设法探听他们的底细，他们也在摸我们的数字。苗杏村认识到，要想取
  胜，必须打通马伯声这一关，于是就找到马伯声，进行秘密协商，由我们填好几种标价的投标单，事先交给马伯声，开标时灵活运用。这样我们就以2.83万元买到手，仅比穆伯仁的同聚和粮栈多出了200元。这笔生意，马伯声得了我们1万元的报酬，我们获得3万元的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