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19世纪60年代，接踵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9年）之后而来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09年），在华活动长达45年。取得了清王朝一品顶戴，诰封三世。当其初入中国，最先活动于山东的烟台、济南，其间在青州活动先后达7年之久。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到教会主办的青州培真书院读书，计五六年时间；1920年重回青州任教职又20余年。对李提摩太的活动，我未亲经亲见，只是从父兄亲友的叙述中得知。今虽年逾八旬，但追忆起来，印象仿佛如昨。
李提摩太是英国南部威尔斯省人，父母都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李提摩太17岁受洗入教，18岁考入浸礼会神道学校，3年毕业，受本帮教会所请为布道干事，他上书本国差会，恳请派往国外传道，差会准了他的请求，遂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冬由英乘船，于1870年2月到达上海，入布道总会，听候分派。这时，李提摩太才24岁。他到上海不久，即被派往山东烟台地区。
当时在烟台早已有英籍传道人名叫罗鼎。他2人在此住了一年多，并未传上一个教友。后罗某病死，只剩李提摩太一个人。为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他勤学官话，遇人即散书传道。但此时中国人民对传教士没有好感，多称他们为洋鬼子。李提摩太对中国百姓虽不敢亲近，却仍各处传道，并详细察看各地风俗人情。此后，他又同苏格兰圣经会的李烈，同游山东北部，徒步走了四五百里，经过许多村镇，到处不受欢迎。后又同李烈乘船到了东北。李提摩太这次游历东北，调查了东北的风土人情以及东北的资源、气候、经济、生产、交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1871年（清同治十年），李提摩太曾到离烟台30华里的宁海州（今牟平县）典了一处房子，准备到此开展传道工作。不久，老百姓群起反对，说洋鬼子来到我们这里居住，对我们有害无益；绅士们和读书人也认为洋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住在一起，是伤风败俗，破坏伦常，即禀呈官府要把李氏驱逐出境。地方官根据绅士的禀请，即将房主收押。李氏知事情不妙，连忙通知烟台的英国领事，函达宁海州官，要求州官即刻释放房主，并准李氏继续居住。后来群众反对更甚，李氏虽坚持不走，但也无法出外活动，偶尔上街，群众即怒骂“洋鬼子还不滚开”。这时他感到十分困难，不得已，退还房契，悻悻而去。
李提摩太在宁海州失败之后，就离开城市到乡间去，结识旁门左道的首脑人物，以达到他引人入教的目的。但他花了许多工夫，费了许多唇舌，仍未有一人来入他的教。
李氏由乡村又到了莱阳城，他想寻找读书文人进行传教。有一次他去拜访姓刘的一位读书先生，刘某一见，即把李接到自己的书房。李氏见刘某的书室，搁着许多书籍，有儒经，有史记，还有几部宗教书籍，最后又看到一部易经。刘某对李氏说，这是中国的天书，专讲阴阳定理、善恶报应；善人从吉、恶人从凶，此是天道福恶淫不变的定理。刘又向李讲了易学的道理，如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之类。李氏除唯唯敬听之外，也讲了他在英国学的那些天文地理、格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及英国的教育和风土人情。刘某听了非常高兴，并乐于接受。这是李提摩太初次和中国文人的结识，他认定走这条道路是对的。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李提摩太又同李烈到了山东省会济南，在这里逗留了大约半年时间。在此，他一面游山逛水，一面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并结交地方绅董。他曾游览了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等处名胜，并照像绘图。
李提摩太在济南，适逢山东秋试（即3年一次的乡试），下场的有一万二三千文武秀才（文生多些）。李氏认为这是一个散布福音、传播西学的好时机。但他又想起，当年在杭州时，曾因向参加秋试的文生散发圣经及传道篇子，跟应试文生发生过一次冲突的事，因此，这次他不在文生中活动，目标转向武生。果然在这次应试武生中，有个从河南来投考的千总，听了李氏的讲道，欣然领受，要求李氏收他入教；李氏即在大明湖中为这位千总行了洗礼。这是他在应试的武生中收得的一个教友。
李提摩太还到过回教的清真寺、南大寺、北大寺，拜访了几位有名的阿訇。在千佛山、开元寺会过几位名僧。
1875年春天，李提摩太离开济南，回到烟台，正好碰上这样一件事：驻云南的英国领事，因讼事袒护教民，激起群众公愤，被人民杀死。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清廷派大员李鸿章到烟台与驻烟英国领事进行谈判。李鸿章的随员中有几个人染了时疫（霍乱、疟疾）。李提摩太得了这个消息，立即派人送去一些樟脑、果洛碘、金鸡纳等药品，凡病者俱得痊愈。李鸿章很是感激，派员持信前往道谢。从此，李提摩太和中国上层官僚有了联系。
李提摩太在烟日久，传教、办学，费了不少金钱与时间，但成绩却不大，他认为这个海口是个死地，这地方的人的脑子都非常“顽固”，对宗教思想格格不入。根据朋友介绍他又到了离烟台约700华里的名城青州府。
李提摩太到了青州城，本想典一处房子，但是人地两生，不易措办，只好暂时住在旅馆安身。他有时到街上走走，地方人见他异言异服，都围起来看洋鬼子；他同他们说话，人们也都往后退避。以后李氏便换上中国服装，并且戴上假辫子，这样再到街上，渐渐有人和他接近了。
这时李提摩太已精通官话，他先与地方“粗人”来往，而后又同文人来往。李氏向他们讲些西学，并送给他们各种维新书籍，如《时事新论》、《治国要务》、《富国策》等。文人见了这些新书很是欢喜，十分珍惜。因中国这时已经有变法的活动，所谓欧风美雨，渐渐流于东亚，文人都觉得这些维新书籍是功名的一种帮助。因此李氏的声望在一些文人当中日趋提高。他与地方官府也渐有了往来。当时知府衙门有一管钱谷师爷姓张。正50余岁，身下无子，鸦片烟瘾很深。他来求李提摩太给他戒除鸦片烟瘾。他怕在家仍受朋友影响，不易戒绝，要求李氏准他来旅馆与其同住。这人自同李氏同住后，一面吃药戒烟，一面与李氏朝夕相谈。他认为李氏的学问中西兼通，就请李氏为他寻穴墓地，预备日后安葬之用；并请李氏到家茶饭招待。李氏把他领到城南高冈，说此处前山后水，地势清朗高爽，作茔地最为相宜。那人便以高价买了这块地，周围以砖墙为界，以备作身后的茔田。
这位钱谷师爷为报李氏帮他戒烟和找茔地之恩，就为李氏在西营典了一处有正房、陪房、客堂和宽敞的院子的房子。自此以后，李氏在青州有了传道的安身之处。
李提摩太在青州既有了安身之处，也有了教会的根基，并且得到了信徒的帮助和官府的庇护。他除了传教之外，还积极研究汉学及各教经典。他结交了青州回教的几位阿訇，也结识了佛教据点法庆寺的方丈，从而得到了可兰经、大藏经、金刚经等；还搜求到了一些道教经典。李氏狠下功夫，苦心研究。他认为只要得到了各教的经典，明白了各教的教义，与各界名流领袖能在一块攀谈，藉此联络感情，一切事情便好办了。
有一次，李提摩太下乡调查教会情况，看望教友，回城时路过尧王山下的一个村庄，遇到一位叫刘竹溪的老先生，彼此交谈起来。刘老先生年高有德，很是谦虚，虽然与李氏初次相见，却表示了友好的态度，俩人谈话很投机，刘氏便请李氏到了他的书房。刘氏门下有十余名弟子，都是应考的童生，也有几名秀才。晚间学生老师请李氏讲讲欧西的学问和其他的情况，李氏很高兴地顺口讲了些天文地理、格致化学知识，以及欧西的风土人情及群众的生活习俗。师生听了，十分喜欢，随便向李氏请教。谈到最后，并请李氏用英文给他们写了几把折扇，以作纪念。
李提摩太居青州日久，识人渐多。这时上海总会派来了一位中国牧师叫郑雨人，此人是南京人，是一个很有旧学问的秀才。李氏请郑牧师与他同住。这时两个教士都没有家眷，除每日招待朋友，接送宾客之外，一有时间，郑牧师就给李氏讲儒经、汉书、史记；课余之暇则一同游山逛水，欣赏林泉。他们登上南门外云门山顶，摄下了薛蓑亲笔写刻的巨大“寿”字；他们参观了宋陈希夷的久眠洞；他们也到过门外醴泉寺的范公井、后乐亭，详细询问了该处住持，知道范文正公曾在青州做过刺史。此时，英国差会又派来了一个仲均安教士，李氏也请仲氏同住，谁知两人的传道方法不谋而同。仲氏急于学习中国的学问，听到李氏谈起中国的学问，非常羡慕，遂朝夕向李氏学习。仲氏很愿意多出薪俸请位老夫子教导他。这时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临朐县的岁贡生，叫张绍唐，张是位饱学先生。李氏、仲氏便把张夫子请去同住，对他非常钦敬，凡事以弟子礼事之，虚心接受张氏教导；大事小事，包括见客的礼节，都向张氏请教；每逢来了重要的客人，如地方官绅、硕学名儒，必请郑牧师和张老师奉陪。这时文人学士闻李氏“礼贤下士”，都来拜会，他们这几个人住在一处，除每日招待朋友外，就是研究中国经典，学习官话。
这一年，李提摩太发起了一次悬奖征文活动，他预备了大批书籍和奖金，还将从欧洲带来的各种仪器、动、植物标本、望远镜、显微镜、窥天仪、天文图、幻灯影片、照像器材等，摆列在一间宽大的客厅里，先请地方官绅参观，再请地方读书士人参观，并备茶点招待，借以宣传欧西文化。
李提摩太搞的悬奖征文，虽未贴布告，但附近的维新士子闻风而至的却大有人在。象益都、临淄、临朐、昌乐、寿光等县，都有包括秀才、廪生、贡生、举人在内的维新士子前来参加征文活动。这次，我的父兄和我受业的几位教师也前来参加，师父应征回来，都很满意，异口同声地赞扬这个外国传教士，说他学通中外，还说他容貌端谨，和蔼可亲。老师们把得来的书籍，如《治国要务》、《富国策》、《时事新论》等，都叫我们用小楷抄录，时时背诵，并说，这是你们将来应试用得着的。
李提摩太对来应征的年高且有学问的读书人，特别加以招待，并谈了一些儒耶相合的道理。这次的招待人是张绍唐和郑雨人牧师，他们和这些应征的老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临别时大有恋恋不舍之意。李氏这次悬奖征文，收获实在不少，不到三年，益都城乡，记名望道的人达1500余名。不久，李提摩太修建了南门大街路西的青州博物院，每日前来参观者约四五百人。同时，他还兴建了能容千余人的大礼拜堂。
李提摩太居青日久，听说益都东乡〓河东岸有一个教派，其中有个最著名的道首，号称夏二神仙，有受业弟子二三百人，跟着学习道法。李氏深愿结交此人，想把他的弟子变为基督教徒。有一天，他骑马前往拜会夏二神仙。正在交谈之际，忽然夏二神仙的几个弟子闯了进来，手指李氏开口大骂，说：“有些文人学士受你的欺骗，但你不能欺骗我们的老师。”这些人怒气冲冲，几乎动武。此时夏二神仙连忙排解，拦阻他们，但他们还是大骂不止。李氏看形势不利，即便告辞，匆匆上马而回。真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这时，东北两关，记名望道者已有二三十人，催促教士早日为他们举行洗礼，但这时尚未建洗礼池。李氏同郑牧师商议，定了日期，带领男女信徒，到了西门外白浪河水深之处，为信徒施行浸礼。那位戒鸦片的钱谷师爷，也一同受洗入教。
李提摩太在青州前后住了7年，活动的范围很广，官僚士绅、和尚、道士、阿訇、会道门的首领，他都联络交往，为青州的英浸礼会扩充发展，当了开路先锋。
1876年（清光绪二年）春天，山东发生旱灾，赤地千里，人心惶惶。李氏骑马到各处查看灾情，见成千上万的百姓，成群结队，号佛祈雨，见各乡各镇的冲要地方，贴满了“油然作云，沛然下雨”的纸条。李氏也请人写了些黄纸条子，上写：“祈求上帝，早日开恩，下场大雨，救救难民”，并撒了一些“劝世真言”的传单宣传教义，但终久也没有下下雨来。饥荒越来越严重，有人因饥饿起而抢劫，也有一些难民联合起来，成群结队地吃挨饭。李氏将灾区情况报告了上海天安堂，请中外人士从速募集捐款，救济灾民。收到的捐款，随收随发，很快发到难民手中，总数不过一万两银子，却得到很多灾民的称赞。但灾区广阔，灾民众多，不久捐款用尽，还有很多地方未得赈济，幸而天降大雨，人心稍安。以后各地又寄来了零零碎碎的捐款，这时放赈已告结束，最后的这项捐款，办了几处贫儿院，专收孤儿，教他们学习各种技艺，如织布、打绳、做鞋，使这些孤儿毕业后，都能自谋生计。这次办赈，得到了山东巡抚丁宝祯的赞扬并奖给公牌，以资鼓励。
1878年（清光绪四年），山西全省一连两年未下雨，人民生活陷入了绝境。这时中西“善士”发起赈捐大会，派人将捐款送往太原，会同官府，办理急赈。他们听说李提摩太赈灾有经验，就请他去山西办理赈务。李氏接到山西的聘书，立即起程，将青州的一切教务完全委托郑雨人牧师与王西岳总执事协同代理。李氏到了太原，先拜见巡抚曾国荃，决定先在平阳府地方放赈。山西灾区广阔，难民无法统计，只有向上海赈务会连电告急。这次由上海来的赈款总共有20余万两银子，赈区有五六县之广，赈济灾民大约10余万人。赈务结束，曾国荃赠给李氏慈善公牌，绅商也为李氏立碑表功，并赠给万民衣伞。
李提摩太办赈务，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好感和灾民的称颂，李氏即写信给外国差会，多派人来山西传教。这时有位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马小姐在烟台传道。她长于口才，精通音乐，又能书写中国文字，经人介绍与李氏结成夫妇。此后李氏即往太原做传道工作。
李提摩太在太原日久，结识很多文人，也在此发起了悬奖征文活动。此正值太原乡试，赶考的举子很多，所以应征之人比青州那次增加了几倍。这次由上海税务司赫德特捐了500余两银子作奖金。结果第一名为平阳府人廪生席胜魔所得。此人宿嗜鸦片，身体瘦弱，不愿出头见人，但规定奖金必须本人亲领，他只好前来，席氏与李提摩太相见，俱恨相见之晚。后来席氏做了平阳府有名的牧师。
以后，李提摩太因事到了天津。此时李鸿章做直隶总督，因李氏放赈“有功”，特于行辕设宴招待。饭后谈话时，李鸿章说，你们传教士来中国多年，到底得了多少教徒？我看入教的多半是为贪图财物，若不给他们好处，我想他们是不肯入教的。又说，从来未见中国的文人学士体面人肯入你们的教。李提摩太回答说，也不完全如此，这次山西发起悬奖征文活动，第一名席胜魔，是平阳府的廪生，他已受洗入教，做了忠实的信徒。李鸿章说，这在你们基督教中，可算是凤毛麟角了。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朝统治者决定废除科举，改办学堂，并颁上谕通令全国。时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曾奉命拟订山西的政治改良计划。张之洞翻阅前任巡抚的档案，见有李提摩太上曾国荃的条陈，条陈提到开矿、筑路、造林、兴修水利诸大政，张之洞十分动心，便召集属员大吏，再三讨论。又委派两个差官到李氏寓所，劝他放下传道职务，入抚署做一顾问。李氏当即面复两位差官说，我的条陈有一些价值。有可行的必要，但我不是专门人才，要做这事，必另聘西国专家，方能成功；再，我以传道为事，绝不能放下正当职责，去做他事。但我只要在此久住，随时随地尽我所知，深望代为辞谢大人厚意。后清廷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又调任湖广总督。张想举办新政，创设工业，在武汉设立钢铁厂，筑铁路、兴水利，仍派专差赴上海请李氏前往帮助，李氏仍婉言推辞。
1884年（清光绪十年），英国苏格兰的圣教公会因经费不足，负责无人，因此停办，将印书机捐赠给上海韦廉臣教士。韦廉臣联络教会几个同人，创设基督教广学会。意在广为发行“益世书籍”，阐明基督教教义精神，并启发华人的维新思想。以会务而论，韦廉臣实为创办广学会第一人。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广学会发行一种公报，名《万国公报》，由美籍教士林乐知主笔，以后该报销行很广，中国维新士子，受此报之鼓动者，实不在少数。广学会正在发达之际，韦廉臣忽然病死，当时继任者实难其选，会正赫德和诸理事商定敦请李提摩太继任其职。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李提摩太继任广学会总干事。任职之后，他想扩大组织和影响，便寄函各处教会领袖，征求意见，询问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何种书籍。当时有27个会员，主张把西洋文化灌输给华人，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还有20多位中、西文人答应，帮助译书，并广募捐款，作为印书办报费用。也有人提出间题，日后印行的书籍日见增多，究竟用何法销售？若纯是赠送，这笔费用担负不起；若纯粹售卖，中国各大书店又不售。李提摩太说，希望大家用力推销，能销多少就销多少，销不了的可以赠送。
1889年，北京例行顺天乡试，李氏趁此机会，向应试者赠送他所译著的《救世教义》。这时，林乐知因事回国，因此《万国公报》与《教会公报》统由李氏一人主持。这时，《泰西新史揽要》已编译脱稿。此书出版之后，销路极广，维新士子，群相争购，在中国各省销售甚多。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有几省的督抚大员，承认广学会是有益于世的一个团体，分别捐款。湖广总督张之洞捐洋1600元；山东道台聂宪藩捐助银两数次；招商轮船公司的职员，购买《泰西新史揽要》100部，分赠各人的朋友。到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聂宪藩升任浙江巡抚，又捐洋1000元；以后他在浙江任内，劝本省属员官绅，每年购买广学会的书报，用费达1600两银子之多。后来，聂宪藩的夫人和儿子，也在上海领洗入教，这都是广学会活动影响所致。
上海英商汉璧礼，是广学会的董事，为广学会悬奖征文，特捐奖金600两。这次征文试题，是论中国如何改革币制、建筑铁路、创设邮政、利用机器制茶制丝，敦睦邦交、禁止鸦片。汉璧礼久居上海，因商发家，他在临终时为广学会捐银25000两，并为广学会购地建筑会所。
李提摩太见有多人肯为本会捐助巨款，对本会工作更加努力。李氏自感会务烦重，深觉人才缺乏，乃到处物色。后来聘得青年教士李思白，这是一个出众的人才。李氏请他翻译一篇论文《人类的教育》，由广学会秘书蔡尔康润色，出版后大受群众欢迎。此书赠送张之洞一册，张甚赞扬，并捐银1000两。并又请广学会译印《万国通史》，为此，李思白又用了数年之功，将《万国通史》译成付印。又赠送张之洞一部，张又捐银3000两，专为助印《万国通史》之用。《万国通史》出版后销售极广，风行一时，以后中国的维新潮流，受此书影响不少。经过25年的努力，广学会渐渐发达，李提摩太因病辞掉了总干事一职。那一年西人在会任职的有6人，华人在职书写论文的共有18人，基金约有二十四五万元，中外官吏还是继续不断地向广学会捐助。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李提摩太因公住在北京，这时康有为也在北京。康有为久仰李氏的名望，亲身拜望李氏，向李氏请教维新办法。李氏说，维新必须著书立说，发表言论。当时康有为的文名，传遍京华，一班文人群推康氏为维新首领。康氏言论，力陈中国积弊，亟当从速改革。时朝廷一班守旧派仍持反对态度，请求下诏焚毁鼓吹维新的文字，不要出版。虽然禁阻，而维新运动仍然积极进行。将维新的政见，摘要缮写条陈，奏于皇帝的官员举子，约数千人之多。维新派并组织强学会，分设各大城市，推动维新运动。康氏屡次请教李氏，请求指明维新方向。李氏仍言强学会必须办报印书，阐述维新的优良政策。此时康李2人志同道合，彼此力谋实现维新政策。这时康有为的高足梁启超也在北京，梁的才学极富，著述文章通国风行。李提摩太愿请梁启超为他做秘书工作。经康氏介绍，事成，李氏十分满意，深庆得人。当时大学士翁同和请李氏会面，并请李氏陈述改良中国的政见。李氏言，目下中国亟须改革的有四大要端：一曰教育维新；二曰经济改良；三曰平息内乱并敦睦邦交；四曰提倡道德以正风化。翁同和极端重视李氏意见，并备文转奏光绪皇帝，深得光绪帝赞许。太师孙家鼐亦愿采纳维新主义，遂引导光绪皇帝日日披读《泰西新史揽要》，不到两月，即阅读一遍。光绪帝因而下旨聘请李提摩太充当北京同文馆总理，李氏坚辞不就，仍以为著书讲学、改良社会，较比做一同文馆总理更有意义。总理翁同和、太师孙家鼐深重李氏的文章道德，时有往来，多谈新政，并处处请教，更馈赠李氏衣食贵重用品。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李提摩太为广学会回国募捐，恰遇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国，为俄皇贺加冕礼，同船巧遇，两人朝夕会面，相谈甚为切洽，这样一来，两人的交情更深一层。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李提摩太回国募捐返华之时，中国的维新运动已大有发展。这时，梁启超在上海已创办《时务报》，深得一班文人学士的欢迎。梁的文章，不但官绅学者乐于披览，即是平民妇女也容易明白。因此各处争请梁氏讲演新政。湖南长沙的官绅学商亦请梁氏在时务学堂主讲。这时维新潮流，冲动朝野上下，都想采用西法，兴办男女学校。这时上海电报局总办和他的几个同事创办了一处女子小学，请李提摩太的夫人为监学、林乐知的女儿为教习，又请圣功会一位女子担任助教。这是中国最早兴办的女学。这时强学会在上海已汇印《时事丛刊》，辑有梁启超论文44篇、康有为论文38篇、李提摩太论文32篇。足证李氏言论为康梁2人所重视。这时一班守旧人物，各奏皇太后，竭力反对维新主义，遂酿成“戊戌政变”。
政变以前的夏季，康有为屡次与李提摩太商国家新政问题，李氏力持缓进，认为必须用化导方式，不可操之过急。康氏虽表面同意，而暗中仍持激进主张，并恳请翁同和保荐李提摩太为光绪皇帝的顾问大臣。光绪闻奏，深为欢迎。此时李氏以要事赴津，连接保国会急电，催促李氏回京就皇帝顾问之职。李提摩太到京后，康有为面见，告以政变将作，并言必是用人不妥，泄露了机密，以致失败，急谋退身自保之计。当时慈禧已知保皇党以康梁为首，即着光绪下旨逮捕。光绪一面下旨，一面密谕翁同和着康氏即急出走。康有为当晚逃往天津，即登英国轮船入海。慈禧知康氏已逃，即电烟沪官府，就岸捕拿。这时由英国驻京公使电告上海英领事，派员迎康氏于吴淞口，又转英国商船赴香港而去欧洲。慈禧十分恼怒，把光绪囚于灜台，下诏大捕党人，维新变法的积极分子谭嗣同及林旭等6人都死于清廷毒手。
李提摩太到了晚年，很注意中国的的名胜，所到之处，十分注意其地理风物。他常想在公余之暇，尽量地游览中国名胜。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太原等地，他都已到过，但江南数省，还未亲去。遂于1914年（民国3年）春，由上海到了长沙。当时湖南的督抚、提学使及其他文武官僚都来迎接李氏，表示敬意。并有佛教领袖带着许多佛门弟子也来欢迎，还有新闻界、著作家，以及绅商仕女，联合起来请求李氏开会演讲。李氏在这里讲了十余日，听众不下万人，李氏在湖南本想盘桓几日，再到江西拜访张天师活动遗址，并想回到山东游即墨崂山，顺便到蓬莱拜访邱长春当年活动遗址，谈谈道学，不料忽接上海来电，说李氏原配马氏病逝，即日回沪。
这时，他的4个女儿已相继出嫁。就在这一年，李氏又与一个姓秦的老姑娘医生结婚。共居5年，以后李氏年老多病，便同他的夫人回国休养。
李提摩太回国后，亲朋教谊以及各界名人都来拜访，中国在英留学的学生和驻英领事也来拜会，李氏都一一接见。梁启超适在英国，闻李氏回国，也抽暇亲去拜访，并称颂李氏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贡献。从此李氏常与梁氏见面。
李提摩太的本邦威尔斯大学赠李氏以法学博士学位；1895年，美国大学赠李氏以神学博士学位，不久又赠以文学博士学位。清廷特钦加李提摩太以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世。接二连三的荣誉加身，李氏喜不自胜。后终至卧病不起，于1919年4月17日病死。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到教会主办的青州培真书院读书，计五六年时间；1920年重回青州任教职又20余年。对李提摩太的活动，我未亲经亲见，只是从父兄亲友的叙述中得知。今虽年逾八旬，但追忆起来，印象仿佛如昨。
李提摩太是英国南部威尔斯省人，父母都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李提摩太17岁受洗入教，18岁考入浸礼会神道学校，3年毕业，受本帮教会所请为布道干事，他上书本国差会，恳请派往国外传道，差会准了他的请求，遂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冬由英乘船，于1870年2月到达上海，入布道总会，听候分派。这时，李提摩太才24岁。他到上海不久，即被派往山东烟台地区。
当时在烟台早已有英籍传道人名叫罗鼎。他2人在此住了一年多，并未传上一个教友。后罗某病死，只剩李提摩太一个人。为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他勤学官话，遇人即散书传道。但此时中国人民对传教士没有好感，多称他们为洋鬼子。李提摩太对中国百姓虽不敢亲近，却仍各处传道，并详细察看各地风俗人情。此后，他又同苏格兰圣经会的李烈，同游山东北部，徒步走了四五百里，经过许多村镇，到处不受欢迎。后又同李烈乘船到了东北。李提摩太这次游历东北，调查了东北的风土人情以及东北的资源、气候、经济、生产、交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1871年（清同治十年），李提摩太曾到离烟台30华里的宁海州（今牟平县）典了一处房子，准备到此开展传道工作。不久，老百姓群起反对，说洋鬼子来到我们这里居住，对我们有害无益；绅士们和读书人也认为洋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住在一起，是伤风败俗，破坏伦常，即禀呈官府要把李氏驱逐出境。地方官根据绅士的禀请，即将房主收押。李氏知事情不妙，连忙通知烟台的英国领事，函达宁海州官，要求州官即刻释放房主，并准李氏继续居住。后来群众反对更甚，李氏虽坚持不走，但也无法出外活动，偶尔上街，群众即怒骂“洋鬼子还不滚开”。这时他感到十分困难，不得已，退还房契，悻悻而去。
李提摩太在宁海州失败之后，就离开城市到乡间去，结识旁门左道的首脑人物，以达到他引人入教的目的。但他花了许多工夫，费了许多唇舌，仍未有一人来入他的教。
李氏由乡村又到了莱阳城，他想寻找读书文人进行传教。有一次他去拜访姓刘的一位读书先生，刘某一见，即把李接到自己的书房。李氏见刘某的书室，搁着许多书籍，有儒经，有史记，还有几部宗教书籍，最后又看到一部易经。刘某对李氏说，这是中国的天书，专讲阴阳定理、善恶报应；善人从吉、恶人从凶，此是天道福恶淫不变的定理。刘又向李讲了易学的道理，如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之类。李氏除唯唯敬听之外，也讲了他在英国学的那些天文地理、格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及英国的教育和风土人情。刘某听了非常高兴，并乐于接受。这是李提摩太初次和中国文人的结识，他认定走这条道路是对的。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李提摩太又同李烈到了山东省会济南，在这里逗留了大约半年时间。在此，他一面游山逛水，一面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并结交地方绅董。他曾游览了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等处名胜，并照像绘图。
李提摩太在济南，适逢山东秋试（即3年一次的乡试），下场的有一万二三千文武秀才（文生多些）。李氏认为这是一个散布福音、传播西学的好时机。但他又想起，当年在杭州时，曾因向参加秋试的文生散发圣经及传道篇子，跟应试文生发生过一次冲突的事，因此，这次他不在文生中活动，目标转向武生。果然在这次应试武生中，有个从河南来投考的千总，听了李氏的讲道，欣然领受，要求李氏收他入教；李氏即在大明湖中为这位千总行了洗礼。这是他在应试的武生中收得的一个教友。
李提摩太还到过回教的清真寺、南大寺、北大寺，拜访了几位有名的阿訇。在千佛山、开元寺会过几位名僧。
1875年春天，李提摩太离开济南，回到烟台，正好碰上这样一件事：驻云南的英国领事，因讼事袒护教民，激起群众公愤，被人民杀死。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清廷派大员李鸿章到烟台与驻烟英国领事进行谈判。李鸿章的随员中有几个人染了时疫（霍乱、疟疾）。李提摩太得了这个消息，立即派人送去一些樟脑、果洛碘、金鸡纳等药品，凡病者俱得痊愈。李鸿章很是感激，派员持信前往道谢。从此，李提摩太和中国上层官僚有了联系。
李提摩太在烟日久，传教、办学，费了不少金钱与时间，但成绩却不大，他认为这个海口是个死地，这地方的人的脑子都非常“顽固”，对宗教思想格格不入。根据朋友介绍他又到了离烟台约700华里的名城青州府。
李提摩太到了青州城，本想典一处房子，但是人地两生，不易措办，只好暂时住在旅馆安身。他有时到街上走走，地方人见他异言异服，都围起来看洋鬼子；他同他们说话，人们也都往后退避。以后李氏便换上中国服装，并且戴上假辫子，这样再到街上，渐渐有人和他接近了。
这时李提摩太已精通官话，他先与地方“粗人”来往，而后又同文人来往。李氏向他们讲些西学，并送给他们各种维新书籍，如《时事新论》、《治国要务》、《富国策》等。文人见了这些新书很是欢喜，十分珍惜。因中国这时已经有变法的活动，所谓欧风美雨，渐渐流于东亚，文人都觉得这些维新书籍是功名的一种帮助。因此李氏的声望在一些文人当中日趋提高。他与地方官府也渐有了往来。当时知府衙门有一管钱谷师爷姓张。正50余岁，身下无子，鸦片烟瘾很深。他来求李提摩太给他戒除鸦片烟瘾。他怕在家仍受朋友影响，不易戒绝，要求李氏准他来旅馆与其同住。这人自同李氏同住后，一面吃药戒烟，一面与李氏朝夕相谈。他认为李氏的学问中西兼通，就请李氏为他寻穴墓地，预备日后安葬之用；并请李氏到家茶饭招待。李氏把他领到城南高冈，说此处前山后水，地势清朗高爽，作茔地最为相宜。那人便以高价买了这块地，周围以砖墙为界，以备作身后的茔田。
这位钱谷师爷为报李氏帮他戒烟和找茔地之恩，就为李氏在西营典了一处有正房、陪房、客堂和宽敞的院子的房子。自此以后，李氏在青州有了传道的安身之处。
李提摩太在青州既有了安身之处，也有了教会的根基，并且得到了信徒的帮助和官府的庇护。他除了传教之外，还积极研究汉学及各教经典。他结交了青州回教的几位阿訇，也结识了佛教据点法庆寺的方丈，从而得到了可兰经、大藏经、金刚经等；还搜求到了一些道教经典。李氏狠下功夫，苦心研究。他认为只要得到了各教的经典，明白了各教的教义，与各界名流领袖能在一块攀谈，藉此联络感情，一切事情便好办了。
有一次，李提摩太下乡调查教会情况，看望教友，回城时路过尧王山下的一个村庄，遇到一位叫刘竹溪的老先生，彼此交谈起来。刘老先生年高有德，很是谦虚，虽然与李氏初次相见，却表示了友好的态度，俩人谈话很投机，刘氏便请李氏到了他的书房。刘氏门下有十余名弟子，都是应考的童生，也有几名秀才。晚间学生老师请李氏讲讲欧西的学问和其他的情况，李氏很高兴地顺口讲了些天文地理、格致化学知识，以及欧西的风土人情及群众的生活习俗。师生听了，十分喜欢，随便向李氏请教。谈到最后，并请李氏用英文给他们写了几把折扇，以作纪念。
李提摩太居青州日久，识人渐多。这时上海总会派来了一位中国牧师叫郑雨人，此人是南京人，是一个很有旧学问的秀才。李氏请郑牧师与他同住。这时两个教士都没有家眷，除每日招待朋友，接送宾客之外，一有时间，郑牧师就给李氏讲儒经、汉书、史记；课余之暇则一同游山逛水，欣赏林泉。他们登上南门外云门山顶，摄下了薛蓑亲笔写刻的巨大“寿”字；他们参观了宋陈希夷的久眠洞；他们也到过门外醴泉寺的范公井、后乐亭，详细询问了该处住持，知道范文正公曾在青州做过刺史。此时，英国差会又派来了一个仲均安教士，李氏也请仲氏同住，谁知两人的传道方法不谋而同。仲氏急于学习中国的学问，听到李氏谈起中国的学问，非常羡慕，遂朝夕向李氏学习。仲氏很愿意多出薪俸请位老夫子教导他。这时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临朐县的岁贡生，叫张绍唐，张是位饱学先生。李氏、仲氏便把张夫子请去同住，对他非常钦敬，凡事以弟子礼事之，虚心接受张氏教导；大事小事，包括见客的礼节，都向张氏请教；每逢来了重要的客人，如地方官绅、硕学名儒，必请郑牧师和张老师奉陪。这时文人学士闻李氏“礼贤下士”，都来拜会，他们这几个人住在一处，除每日招待朋友外，就是研究中国经典，学习官话。
这一年，李提摩太发起了一次悬奖征文活动，他预备了大批书籍和奖金，还将从欧洲带来的各种仪器、动、植物标本、望远镜、显微镜、窥天仪、天文图、幻灯影片、照像器材等，摆列在一间宽大的客厅里，先请地方官绅参观，再请地方读书士人参观，并备茶点招待，借以宣传欧西文化。
李提摩太搞的悬奖征文，虽未贴布告，但附近的维新士子闻风而至的却大有人在。象益都、临淄、临朐、昌乐、寿光等县，都有包括秀才、廪生、贡生、举人在内的维新士子前来参加征文活动。这次，我的父兄和我受业的几位教师也前来参加，师父应征回来，都很满意，异口同声地赞扬这个外国传教士，说他学通中外，还说他容貌端谨，和蔼可亲。老师们把得来的书籍，如《治国要务》、《富国策》、《时事新论》等，都叫我们用小楷抄录，时时背诵，并说，这是你们将来应试用得着的。
李提摩太对来应征的年高且有学问的读书人，特别加以招待，并谈了一些儒耶相合的道理。这次的招待人是张绍唐和郑雨人牧师，他们和这些应征的老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临别时大有恋恋不舍之意。李氏这次悬奖征文，收获实在不少，不到三年，益都城乡，记名望道的人达1500余名。不久，李提摩太修建了南门大街路西的青州博物院，每日前来参观者约四五百人。同时，他还兴建了能容千余人的大礼拜堂。
李提摩太居青日久，听说益都东乡〓河东岸有一个教派，其中有个最著名的道首，号称夏二神仙，有受业弟子二三百人，跟着学习道法。李氏深愿结交此人，想把他的弟子变为基督教徒。有一天，他骑马前往拜会夏二神仙。正在交谈之际，忽然夏二神仙的几个弟子闯了进来，手指李氏开口大骂，说：“有些文人学士受你的欺骗，但你不能欺骗我们的老师。”这些人怒气冲冲，几乎动武。此时夏二神仙连忙排解，拦阻他们，但他们还是大骂不止。李氏看形势不利，即便告辞，匆匆上马而回。真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这时，东北两关，记名望道者已有二三十人，催促教士早日为他们举行洗礼，但这时尚未建洗礼池。李氏同郑牧师商议，定了日期，带领男女信徒，到了西门外白浪河水深之处，为信徒施行浸礼。那位戒鸦片的钱谷师爷，也一同受洗入教。
李提摩太在青州前后住了7年，活动的范围很广，官僚士绅、和尚、道士、阿訇、会道门的首领，他都联络交往，为青州的英浸礼会扩充发展，当了开路先锋。
1876年（清光绪二年）春天，山东发生旱灾，赤地千里，人心惶惶。李氏骑马到各处查看灾情，见成千上万的百姓，成群结队，号佛祈雨，见各乡各镇的冲要地方，贴满了“油然作云，沛然下雨”的纸条。李氏也请人写了些黄纸条子，上写：“祈求上帝，早日开恩，下场大雨，救救难民”，并撒了一些“劝世真言”的传单宣传教义，但终久也没有下下雨来。饥荒越来越严重，有人因饥饿起而抢劫，也有一些难民联合起来，成群结队地吃挨饭。李氏将灾区情况报告了上海天安堂，请中外人士从速募集捐款，救济灾民。收到的捐款，随收随发，很快发到难民手中，总数不过一万两银子，却得到很多灾民的称赞。但灾区广阔，灾民众多，不久捐款用尽，还有很多地方未得赈济，幸而天降大雨，人心稍安。以后各地又寄来了零零碎碎的捐款，这时放赈已告结束，最后的这项捐款，办了几处贫儿院，专收孤儿，教他们学习各种技艺，如织布、打绳、做鞋，使这些孤儿毕业后，都能自谋生计。这次办赈，得到了山东巡抚丁宝祯的赞扬并奖给公牌，以资鼓励。
1878年（清光绪四年），山西全省一连两年未下雨，人民生活陷入了绝境。这时中西“善士”发起赈捐大会，派人将捐款送往太原，会同官府，办理急赈。他们听说李提摩太赈灾有经验，就请他去山西办理赈务。李氏接到山西的聘书，立即起程，将青州的一切教务完全委托郑雨人牧师与王西岳总执事协同代理。李氏到了太原，先拜见巡抚曾国荃，决定先在平阳府地方放赈。山西灾区广阔，难民无法统计，只有向上海赈务会连电告急。这次由上海来的赈款总共有20余万两银子，赈区有五六县之广，赈济灾民大约10余万人。赈务结束，曾国荃赠给李氏慈善公牌，绅商也为李氏立碑表功，并赠给万民衣伞。
李提摩太办赈务，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好感和灾民的称颂，李氏即写信给外国差会，多派人来山西传教。这时有位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马小姐在烟台传道。她长于口才，精通音乐，又能书写中国文字，经人介绍与李氏结成夫妇。此后李氏即往太原做传道工作。
李提摩太在太原日久，结识很多文人，也在此发起了悬奖征文活动。此正值太原乡试，赶考的举子很多，所以应征之人比青州那次增加了几倍。这次由上海税务司赫德特捐了500余两银子作奖金。结果第一名为平阳府人廪生席胜魔所得。此人宿嗜鸦片，身体瘦弱，不愿出头见人，但规定奖金必须本人亲领，他只好前来，席氏与李提摩太相见，俱恨相见之晚。后来席氏做了平阳府有名的牧师。
以后，李提摩太因事到了天津。此时李鸿章做直隶总督，因李氏放赈“有功”，特于行辕设宴招待。饭后谈话时，李鸿章说，你们传教士来中国多年，到底得了多少教徒？我看入教的多半是为贪图财物，若不给他们好处，我想他们是不肯入教的。又说，从来未见中国的文人学士体面人肯入你们的教。李提摩太回答说，也不完全如此，这次山西发起悬奖征文活动，第一名席胜魔，是平阳府的廪生，他已受洗入教，做了忠实的信徒。李鸿章说，这在你们基督教中，可算是凤毛麟角了。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朝统治者决定废除科举，改办学堂，并颁上谕通令全国。时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曾奉命拟订山西的政治改良计划。张之洞翻阅前任巡抚的档案，见有李提摩太上曾国荃的条陈，条陈提到开矿、筑路、造林、兴修水利诸大政，张之洞十分动心，便召集属员大吏，再三讨论。又委派两个差官到李氏寓所，劝他放下传道职务，入抚署做一顾问。李氏当即面复两位差官说，我的条陈有一些价值。有可行的必要，但我不是专门人才，要做这事，必另聘西国专家，方能成功；再，我以传道为事，绝不能放下正当职责，去做他事。但我只要在此久住，随时随地尽我所知，深望代为辞谢大人厚意。后清廷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又调任湖广总督。张想举办新政，创设工业，在武汉设立钢铁厂，筑铁路、兴水利，仍派专差赴上海请李氏前往帮助，李氏仍婉言推辞。
1884年（清光绪十年），英国苏格兰的圣教公会因经费不足，负责无人，因此停办，将印书机捐赠给上海韦廉臣教士。韦廉臣联络教会几个同人，创设基督教广学会。意在广为发行“益世书籍”，阐明基督教教义精神，并启发华人的维新思想。以会务而论，韦廉臣实为创办广学会第一人。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广学会发行一种公报，名《万国公报》，由美籍教士林乐知主笔，以后该报销行很广，中国维新士子，受此报之鼓动者，实不在少数。广学会正在发达之际，韦廉臣忽然病死，当时继任者实难其选，会正赫德和诸理事商定敦请李提摩太继任其职。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李提摩太继任广学会总干事。任职之后，他想扩大组织和影响，便寄函各处教会领袖，征求意见，询问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何种书籍。当时有27个会员，主张把西洋文化灌输给华人，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还有20多位中、西文人答应，帮助译书，并广募捐款，作为印书办报费用。也有人提出间题，日后印行的书籍日见增多，究竟用何法销售？若纯是赠送，这笔费用担负不起；若纯粹售卖，中国各大书店又不售。李提摩太说，希望大家用力推销，能销多少就销多少，销不了的可以赠送。
1889年，北京例行顺天乡试，李氏趁此机会，向应试者赠送他所译著的《救世教义》。这时，林乐知因事回国，因此《万国公报》与《教会公报》统由李氏一人主持。这时，《泰西新史揽要》已编译脱稿。此书出版之后，销路极广，维新士子，群相争购，在中国各省销售甚多。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有几省的督抚大员，承认广学会是有益于世的一个团体，分别捐款。湖广总督张之洞捐洋1600元；山东道台聂宪藩捐助银两数次；招商轮船公司的职员，购买《泰西新史揽要》100部，分赠各人的朋友。到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聂宪藩升任浙江巡抚，又捐洋1000元；以后他在浙江任内，劝本省属员官绅，每年购买广学会的书报，用费达1600两银子之多。后来，聂宪藩的夫人和儿子，也在上海领洗入教，这都是广学会活动影响所致。
上海英商汉璧礼，是广学会的董事，为广学会悬奖征文，特捐奖金600两。这次征文试题，是论中国如何改革币制、建筑铁路、创设邮政、利用机器制茶制丝，敦睦邦交、禁止鸦片。汉璧礼久居上海，因商发家，他在临终时为广学会捐银25000两，并为广学会购地建筑会所。
李提摩太见有多人肯为本会捐助巨款，对本会工作更加努力。李氏自感会务烦重，深觉人才缺乏，乃到处物色。后来聘得青年教士李思白，这是一个出众的人才。李氏请他翻译一篇论文《人类的教育》，由广学会秘书蔡尔康润色，出版后大受群众欢迎。此书赠送张之洞一册，张甚赞扬，并捐银1000两。并又请广学会译印《万国通史》，为此，李思白又用了数年之功，将《万国通史》译成付印。又赠送张之洞一部，张又捐银3000两，专为助印《万国通史》之用。《万国通史》出版后销售极广，风行一时，以后中国的维新潮流，受此书影响不少。经过25年的努力，广学会渐渐发达，李提摩太因病辞掉了总干事一职。那一年西人在会任职的有6人，华人在职书写论文的共有18人，基金约有二十四五万元，中外官吏还是继续不断地向广学会捐助。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李提摩太因公住在北京，这时康有为也在北京。康有为久仰李氏的名望，亲身拜望李氏，向李氏请教维新办法。李氏说，维新必须著书立说，发表言论。当时康有为的文名，传遍京华，一班文人群推康氏为维新首领。康氏言论，力陈中国积弊，亟当从速改革。时朝廷一班守旧派仍持反对态度，请求下诏焚毁鼓吹维新的文字，不要出版。虽然禁阻，而维新运动仍然积极进行。将维新的政见，摘要缮写条陈，奏于皇帝的官员举子，约数千人之多。维新派并组织强学会，分设各大城市，推动维新运动。康氏屡次请教李氏，请求指明维新方向。李氏仍言强学会必须办报印书，阐述维新的优良政策。此时康李2人志同道合，彼此力谋实现维新政策。这时康有为的高足梁启超也在北京，梁的才学极富，著述文章通国风行。李提摩太愿请梁启超为他做秘书工作。经康氏介绍，事成，李氏十分满意，深庆得人。当时大学士翁同和请李氏会面，并请李氏陈述改良中国的政见。李氏言，目下中国亟须改革的有四大要端：一曰教育维新；二曰经济改良；三曰平息内乱并敦睦邦交；四曰提倡道德以正风化。翁同和极端重视李氏意见，并备文转奏光绪皇帝，深得光绪帝赞许。太师孙家鼐亦愿采纳维新主义，遂引导光绪皇帝日日披读《泰西新史揽要》，不到两月，即阅读一遍。光绪帝因而下旨聘请李提摩太充当北京同文馆总理，李氏坚辞不就，仍以为著书讲学、改良社会，较比做一同文馆总理更有意义。总理翁同和、太师孙家鼐深重李氏的文章道德，时有往来，多谈新政，并处处请教，更馈赠李氏衣食贵重用品。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李提摩太为广学会回国募捐，恰遇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国，为俄皇贺加冕礼，同船巧遇，两人朝夕会面，相谈甚为切洽，这样一来，两人的交情更深一层。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李提摩太回国募捐返华之时，中国的维新运动已大有发展。这时，梁启超在上海已创办《时务报》，深得一班文人学士的欢迎。梁的文章，不但官绅学者乐于披览，即是平民妇女也容易明白。因此各处争请梁氏讲演新政。湖南长沙的官绅学商亦请梁氏在时务学堂主讲。这时维新潮流，冲动朝野上下，都想采用西法，兴办男女学校。这时上海电报局总办和他的几个同事创办了一处女子小学，请李提摩太的夫人为监学、林乐知的女儿为教习，又请圣功会一位女子担任助教。这是中国最早兴办的女学。这时强学会在上海已汇印《时事丛刊》，辑有梁启超论文44篇、康有为论文38篇、李提摩太论文32篇。足证李氏言论为康梁2人所重视。这时一班守旧人物，各奏皇太后，竭力反对维新主义，遂酿成“戊戌政变”。
政变以前的夏季，康有为屡次与李提摩太商国家新政问题，李氏力持缓进，认为必须用化导方式，不可操之过急。康氏虽表面同意，而暗中仍持激进主张，并恳请翁同和保荐李提摩太为光绪皇帝的顾问大臣。光绪闻奏，深为欢迎。此时李氏以要事赴津，连接保国会急电，催促李氏回京就皇帝顾问之职。李提摩太到京后，康有为面见，告以政变将作，并言必是用人不妥，泄露了机密，以致失败，急谋退身自保之计。当时慈禧已知保皇党以康梁为首，即着光绪下旨逮捕。光绪一面下旨，一面密谕翁同和着康氏即急出走。康有为当晚逃往天津，即登英国轮船入海。慈禧知康氏已逃，即电烟沪官府，就岸捕拿。这时由英国驻京公使电告上海英领事，派员迎康氏于吴淞口，又转英国商船赴香港而去欧洲。慈禧十分恼怒，把光绪囚于灜台，下诏大捕党人，维新变法的积极分子谭嗣同及林旭等6人都死于清廷毒手。
李提摩太到了晚年，很注意中国的的名胜，所到之处，十分注意其地理风物。他常想在公余之暇，尽量地游览中国名胜。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太原等地，他都已到过，但江南数省，还未亲去。遂于1914年（民国3年）春，由上海到了长沙。当时湖南的督抚、提学使及其他文武官僚都来迎接李氏，表示敬意。并有佛教领袖带着许多佛门弟子也来欢迎，还有新闻界、著作家，以及绅商仕女，联合起来请求李氏开会演讲。李氏在这里讲了十余日，听众不下万人，李氏在湖南本想盘桓几日，再到江西拜访张天师活动遗址，并想回到山东游即墨崂山，顺便到蓬莱拜访邱长春当年活动遗址，谈谈道学，不料忽接上海来电，说李氏原配马氏病逝，即日回沪。
这时，他的4个女儿已相继出嫁。就在这一年，李氏又与一个姓秦的老姑娘医生结婚。共居5年，以后李氏年老多病，便同他的夫人回国休养。
李提摩太回国后，亲朋教谊以及各界名人都来拜访，中国在英留学的学生和驻英领事也来拜会，李氏都一一接见。梁启超适在英国，闻李氏回国，也抽暇亲去拜访，并称颂李氏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贡献。从此李氏常与梁氏见面。
李提摩太的本邦威尔斯大学赠李氏以法学博士学位；1895年，美国大学赠李氏以神学博士学位，不久又赠以文学博士学位。清廷特钦加李提摩太以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世。接二连三的荣誉加身，李氏喜不自胜。后终至卧病不起，于1919年4月17日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