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教堂是教会活动的基地，而教会的主要活动是它的礼拜，做礼拜的主要活动是在教堂里念经，因此主要建筑物是礼拜堂。礼拜堂的一端筑台设圣桌，桌上正中置十字架，两旁为烛台，离圣桌近处为教士领礼拜等活动及讲台的地方，再下为教徒做礼拜的地方。礼拜堂规模大小不同，但形式大体相同，不作别用，一般不设画或像，不贴文字。教堂内有教士，在农村多附设学校。教堂前是教徒、尤其是老年人前去坐坐谈谈、休息的地方。
  圣公会的教士有主教、会长、会吏3级，他们都有特定的教务职责，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都有不同等级的“圣衣”、“圣带”，主教有执行教规、解释信条的最高权威，当然他们都忠实于教会的传统，不敢轻易有所更动。会长这个名词，相当于天主教的神甫，一般新教的牧师，而不是一会之长。泰安圣公会教堂，是“主教座堂”，又是一个“牧区”。牧区设好几位会长，其中有一位是“当家的”，叫做“监守”。泰安牧区的监守往往是主教自兼，外牧区的监守，从主教手中领点牧区的教款，当然与一般会长不同。这些被认为会长的人，一般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并上过“神学校”，学过些教会的知识。
  教士的物质待遇也值得一提，中、英教士是两个标准，理由是各不脱离自己的社会生活水平。按“七七”事变前的情况，中国会长月薪40元左右（按年资增加），略低于当时教会学校的中学教员；英国人会长便有中国人会长四、五倍或更多，有洋房，有一个洋人和两个佣人，他们到外地教堂“工作”，要坐（实际光摆样子）双把大车（后来换了汽车），他们的生活才真是“给个知县也不换”。他们到中国来传教，倒是进了“天堂”。这些中英教士，虽然也有些较高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只有在教堂里念念、唱唱，拿到的待遇比他们干别的工作还要高得多，这些中、英教士可以说花了不少英国银元，至于他们是否真正信教，也不能一概而论。乡间教堂的教士，多数不是“圣品人”，教会的名义是个“读经者”，外人多称他们为“传道先生”，他们自称也不过是个“看堂的”，他们的待遇约有会长的三分之一或稍多点，教士年老后有退休制度，死后配偶每月有恤金。
  圣公会的教徒称为“教友”，多是本身或子女在教会有经济利益的，且多是穷人，富有之家很少。他们的子女有些是由教会供给上学的，子女们有的成了教士，有的当了教员，还有的当了医生。教徒与教徒之间，多是非亲即友。教徒对教士一般是尊敬的，但也流传着这样的一段话：一个不大懂事的英国教士下乡，大谈英国人捐钱来中国办教会是对中国人的恩典。一个教友听得不耐烦了，说：“我们教徒给教会捐钱是献给主（神）的，教会的钱是主的钱，你也是花的主的钱，我们感谢主，但不是感谢英国人。”按教会教条确是这样，这位英国教士哑口无话。教徒居住分散到很多村庄，有的村庄只有一两家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