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柳子谷是我国继蒋予俭、郑板桥之后独树一帜的兰、竹大画家，且在山水、花鸟、人物诸方面造诣精深，成就卓著。
  早在30年代初，柳子谷即与徐悲鸿、张书旗、傅抱石等齐名画界，饮誉中外。文化名人经亨颐、蔡元培盛赞他为“画竹圣手”、“丹青奇才”。
  50年代起，他献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虽长期遭受“左”倾路线的歧视和迫害，仍为培养画坛新人呕心沥血，勤奋耕耘，直至十年浩劫，被迫“退休”。退休后，柳子谷的境遇尽管并未多大改变，依旧住在8平方米斗室里长达13年之久，但他依然如故，潜心中国画的创作和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70余年来，柳子谷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作品。他那托物寄情、景情并茂、形神兼备、雅俗共赏的精湛艺术，犹如璀灿的瑰宝，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少年勤奋 求索不止
  柳子谷，别号怀玉山人，1901年生于江西玉山县柳村塘尾。他4岁丧母，饱尝继母虐待，依赖祖母抚养成人。他的祖父谙熟经史，通晓诗文；他的父亲是前清秀才，能诗善画，兼通医道。子谷自幼受家庭熏陶，学龄前即酷爱绘画，家中地面、墙壁经常有其手迹。
  子谷7岁时，从祖父读书，家教甚严，常被鞭答，泪流案上，亦指染作画，10岁即能绘梅、兰、竹、菊“四季图”。一次，为邻村财主作画，得酬铜元百枚，并获神童之誉，画名亦渐闻全乡。
  柳村塘尾，是个山清水秀、风光绮丽的村庄。村后左右，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郁郁苍苍。村前有一口大塘，占地约40亩，塘里种荷，岸上栽柳，寒来暑往，景物变化万千，充满诗情画意。他的父亲在塘外大祠堂设门馆教学，有学生10余人，子谷也在其中。学习10多年，读完“四书”、“五经”以及《左传》、《唐诗》等书。父亲因他爱画，购得“芥子园”、“醉墨轩”、“点石斋”等画谱，指导其自学。更多时间，他到野外写生。每逢春花秋月，朝露暮霞之际，他涉足其间，遊目骋怀，触景生情，便打开祖母用草纸为他装订的小画本，对眼前景物描绘起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久之，他渐渐领悟到大自然固然美，但只有把其中某些典型的美集中起来表现，才成其为艺术品。他曾有这样一首诗：
  艺术自然孰为美？江山如画画如真；
  来从生活高生活，人定胜天天逊人。这首小诗，说明了他对绘画美的追求是下过一番艰苦功夫的。
  祖母为了帮助他学画，使其得到加速进展，不惜把当年娘家陪嫁的两幅祖传古画拿出来供他学习。这两幅画，一幅是郑板桥画的竹，另一幅是蒋予俭画的兰。看到这两幅画后，子谷如获至宝，爱不释手。郑竹举世闻名，蒋兰知者很少，但两者艺术造诣深邃，作品无不形神兼备，为历代专画兰、竹名家所罕见。子谷通过一段时间临摹学习，“日间挥写夜间思”，终于掌握了郑竹、蒋兰的艺术表现手法，有时竟画到乱真的程度。子谷习画进步这样快，是和祖母的教导分不开的。祖母常常鼓励他：“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三十六行，行行都能出状元”。由于子谷立志誓当“画状元”，所以，他在学习上才能悉心钻研，孜孜求索而不止。祖母见他天资聪颖，又能刻苦勤学，因此对他寄予很大期望。但是，他的祖父却不感兴趣，他的父亲更是顾虑重重。原来他祖父薄有田产，由于科举落第，常被豪门欺压，希望子谷能“学而优则仕”得到扬眉吐气。父亲则认为绘画这项艺术，好坏历来缺乏标准。他常说：“石涛的画比八大山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扬州。”又说：“山阴有三任，任伯年画得最好，却穷困在家；任阜长、任渭长画得一般，却在沪红得发紫。虽然石涛、任伯年后来得到了应有的赞誉，但在世时却是不得志的。这岂不是悲剧也。”父亲认为子谷为人忠厚老实，不善交际，即使能将画学好，将来前程也难断定。实在担心那种悲剧的命运会落到自己儿子的头上。因此，对子谷以绘画为业持反对态度。但是，已与水墨丹青结下不解之缘的这位少年画家，似乎在向命运挑战，终日伏案挥毫。祖父和父亲见他矢志不移，也就只好由他去了。从此，子谷潜修默练，时常废寝忘食，秉烛达旦，完全沉醉在永无止境的诗、书、画的境界里。至18岁时，子谷对“芥子园”、“醉墨轩”、“点石斋”等画谱的技法，已能心领神会，尤以兰、竹画得最为出色。不久，他进入南昌中学读书。当时正值傅抱石在南昌师范学习，两人皆因善画闻名于校外，后彼此仰慕而相识，结为好友。一日，抱石来看望他，正遇子谷在画兰，抱石见后，便在兰根处补石一块，真是天衣无缝，如出一人手笔。抱石乘兴题上“子谷抱石合作花王”八个大字。子谷喜悦地说：“这可谓王石谷真品了”。抱石听后，初不解其意，后知题字中偶然巧合把清代大画家王石谷三个字写在其中，亦不禁大笑起来，连呼妙极！
  1924年，子谷考进上海美专国画系学习。系主任潘天寿老师，对子谷接受能力之强，颇为器重，经常把自己珍藏的资料拿给子谷欣赏，使他扩大视野，广开眼界。是年冬，子谷家产中落，生活拮据，面临中途辍学的危险。后经美专校长刘海粟和潘师介绍，他靠给上海“邑庙书肆”画扇面，给《益世报》撰写画稿，维持学业和生计。
  古人云：学无常师。子谷在美专求学时期就认识到，不能机械地向某一画家学习，只能向某一画家的某一绝技学习，如此，才能熔铸各家之所长于一炉，取精用宏卓然有以自立。怎样才能把各家之所长学到手呢？对于这一点，子谷研究颇有心得。他曾总结为“运笔动态，用墨方法”八个字。他认为学好某家绝技，只需将其作品的画面，化整为零，对其某一局部的运笔动态和用墨方法分析清楚，了如指掌加之反复练习，则其绝技也就容易“个个击破”学到手了。
  由于子谷对学习方法，有其独到见解，且能刻苦钻研，所以他在上海美专学习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学到的精华却颇为可观。如潘天寿的指画，堪称绝技之一。其绝妙之处在于造型准确而又质感逼真。可是潘师的指画极难掌握。有些同学临摹多次，总是貌合神离，不得其法。然而子谷却能把握住要领，经他临摹的膺品，往往真假难分。因此，深得潘师喜爱，常用他的习作去启发其他同学探索学习窍门。
  当时，子谷最爱学习的除了潘天寿老师的指画外，还有艺术大师刘海粟的人物速写，谢公展老师的菊花，以及校外画家马企周、汪仲山、高剑父、程瑶笙等人的山水花鸟。至于历史上的著名画家，如马、夏的山水、吴有如的人物、吴石仙的雨景、任伯年的花鸟，他更是朝夕精研，百般揣摩。
  子谷不仅画艺进步极快，而且鉴赏能力也令人钦敬。有一次，他的老师黄宾虹买到一幅石涛的山水画，很是喜欢。约他到家欣赏。子谷见后，经仔细观看，断定这幅石涛山水乃是张大千的膺品，黄老疑惑不信，后遇大千询问，方知子谷判断正确。原来，子谷对石涛、张大千的山水看过不下百幅，并曾下过刻苦功夫钻研。所以，对二人的用笔风格才能如此熟悉。此后，一代画师黄宾虹对子谷就格外另眼相看了。不久，经潘、黄等老师的引荐，他与当时最著名的大画家吴昌硕、马企周等相识，并有幸面得赐教。从此，子谷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更加勤奋不懈，探索不止。
  妙笔泼墨 誉满画坛
  1926年秋，柳子谷因学业优异得以提前毕业。他告别了刘海粟校长和潘天寿等老师，雄心勃勃地踏上了社会。这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进军到江西。本拟留沪过卖画生活的子谷，为适应时代之需，毅然赶到九江投奔革命，在林伯渠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搞宣传工作。每当战事空隙，林伯渠就同部下促膝谈心，尤其爱给新来的同志讲述北伐军英勇作战的故事。子谷常听林老教诲，深受感染和启发，于是创作了一幅“雪中从军图”，画面题词“北风瑟瑟透征衣，画角声声催战騑，料得将军传檄日，血花并作雪花飞”。子谷送予林伯渠同志请求指正。林老看后，甚为赞赏，并对子谷能够运用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来表现革命战争主题的时代精神给予高度评价。遂在画面上补题五言一绝：
  万里长征人，怀才意不薄；
  于斯风景中，合赋从军乐。
  林老此诗，给子谷一向追求“诗画结合，相得益彰”的目标，进一步增添了动力。万分可惜的是，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墨宝后来遗失于战火之中。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政治部被迫解散。子谷无路可去，只好返回上海，欲过职业画家的生活。但是，在上海卖画并非易事，那里有地方帮派势力，没有关系是很难站住脚的。于是，子谷于次年辗转来到南京，随即开始了卖画生涯。短短几年间，他以自己的绘画艺术和能容百家的大度，先后结识了于右任、陈树人、经亨颐等著名书画家，并因同徐悲鸿、张书旗情投意合而结为知己。此时，在文人荟萃、艺坛名流云集的南京，柳子谷已是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画家了。
  1929年，柳子谷应于右任先生推荐，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先后任过“干事”、“专员”等职。这些岗位，均为闲职，使他有充分时间去研究书法诗画。他决心用作品的艺术语言弥补自己不善词令的缺陷，画不惊人誓不罢休。“有志者，事竟成”。几年时光过去，子谷不但在山水、花鸟、人物各方面都显露出卓越的才华，而且以笔下的兰、竹独步于艺林之中。
  1933年冬，柳子谷筹备已久的首次个人画展终于在南京中央饭店开幕了。这次画展，共展出精品200余件，系画家从多年来所创作的近千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得意之作。山水、花鸟、兰竹、人物皆有。整个展览大厅，琳琅满目，墨气袭人，令人叹为观止。展出时间，观赏者不绝于途。大画家张大千、高剑父，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都是专程从上海赶来参观。何香凝、柳亚子、蔡元培、叶楚伧、经亨颐等社会名流学者，也都纷沓而至，看后无不叫绝。画展的每天盛况，各报争相报道。一时，画家名声大噪，蜚声九州。子谷原定展期一周，可是头五天，全部展品就被订购一空。更有甚者，有的作品，重订者竟达四五人之多。梅兰芳一次就买下三幅，其中一幅《雨竹》上有悲鸿题句：“画到濛濛翠欲滴，先生墨妙耐寻思”。冯玉祥将军对子谷的《劫后余烬》、《还我河山》、《戚继光抗倭》、《梁红玉桴鼓抗金》等巨制更是喜爱之至，并订购其中的一幅留作纪念。蔡元培观展结束，当即向子谷祝贺，并在一幅《墨竹》上题字“坚贞君子节，正直古人风”。随后又在留言簿上盛赞子谷为“画竹圣手”。高剑父、张大千虽同子谷初交，又是远道而来，但却被展品的艺术魅力所驱使，当即挥毫，各画“鹰”和“虎”赠予子谷，子谷也随即取下两幅自己喜爱的作品与之回赠。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一向对中国画艺术不甚了解的外国人士，也深深被一幅幅珍品所吸引。德国当时的驻华大使陶特曼，还不惜重金，购买画家的“山水”；日本驻华总领事须磨，虽对一些具有抗日内容的作品抱有反感，但对画家的兰、竹却留连忘返，不忍离去。此外，陈树人、徐悲鸿、张书旗等已经是享有盛名的画界同行，也都订购数幅珍藏。画家买画家之画，不是为了标榜，而是出于叹服，这在素有“文人相轻”之劣性的旧中国，是难能多见的。
  这次画展，使柳子谷一举成名。次年，上海市教育局和社会局，在上海“大陆商场”联合举办《柳子谷先生个人画展》，盛况更是空前。正如名画家胡藻斌在艺风》杂志上所评论的那样：“我到上海两年多，个人画展看得不少，伟大者只是柳一人；作品之多量和整齐，亦只柳一人；在展览中订画者之多，亦只柳一人”。胡藻斌在对全部展品分析之后赞叹道：“柳子谷是位不可多得的画家”，其作品“有时代精神，绘画不忘社会与国家，比比混混沌沌高谈六法，终日临摹古人、死人，有如云泥之别”。惊呼柳子谷的个人画展“有若暮鼓晨钟之声响，当惊破不少艺人的梦醒了”。
  接连两次个人画展的成功，为柳子谷驰骋画坛打开了通路。打这以后，直到1948年，在这10余年间，柳子谷又先后在重庆、杭州、贵阳等地举办了11次个人画展，并有作品远赴英、美、日本、印度等国展出，许多佳作被各国收购珍藏。
  1935年底，上海金城工艺社出版了《子谷画展》第一辑。于右任为其题签并作序，序中写道：“子谷画有天纵之才，又能刻苦钻研，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山水、花鸟、人物画无不能，能无不精。画竹是其特长，师承板桥，青出于兰。更可贵者，画诗统一，景情协调，不仅给人美之享受，亦使人受到思想启迪也。”同年，上海出版的《美术年鉴》，将柳子谷列为当代知名画家。不久，他的作品被列入《中国第一届美展作品选》和《上海古今名画选》。《艺风》、《良友》等刊物载文称其为“郑板桥第二”。是年，柳子谷年方35岁。
  岁寒三友 砥砺切磋
  正如卓越的艺术家，必定对杰出的同行具有敬爱之心，并把这些同行引为他们的爱友、畏友一样，柳子谷与当时许多著名的书画家，如陈树人、经亨颐、张大千、赵少昂等，也因彼此赏识而结交为友。然而，相处时间最长、而又最为情投意合的却是他同徐悲鸿、张书旗的交往。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美术家和教育家，是将西洋画风与中国画传统艺术相结合的杰出代表。徐悲鸿向以复兴国画为己任，他是始终站在革新一边，且率先参加的。他提倡“造型美术之道，贵明不尚晦”，作品应“求真求实”，笔墨“当随时代前进”。这些艺术主张，与柳子谷的绘画见解正可谓不谋而合。
  1925年秋，徐悲鸿自欧洲回国来到上海，时逢老画家汪仲山主办《任伯年画展》，子谷与悲鸿同去观展，两人不期而遇。悲鸿中等个头，四方脸膛，身着浅黄色皮夹克，一派青年画家风度，神彩十分引人注目。参观结束，汪先生约请大家坐谈任伯年的艺术风格。会上，悲鸿谈吐精辟，见解独到而又中肯。他高度评价任伯年的绘画艺术，讲道：“徐熙、黄筌没有他那样的神韵生动；八大、青藤没有他那样的形象逼真，他可称画史上在艺术表现技法上形神兼备、雅俗共赏的杰出画家。”接着，徐悲鸿指着任伯年的“钟馗画像”说道：“很可惜，任伯年当时是被压抑的。他之所以爱画钟馗，说明那时社会鬼多，没有是非也。”悲鸿的评语，博得在场者的一致称赞，子谷也十分钦佩，随之上前与悲鸿促膝倾谈，所见略同，甚为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从此，二人相知日深。
  不久，柳子谷在上海“邑庙书肆”与张书旗认识了。张书旗当时在上海以卖画为生，也与徐悲鸿熟识。悲鸿曾赞誉他为“当代代表画家之一”，“其画鸽应数古今第一”。
  张书旗年长子谷一岁，他为人朴实、诚恳，不假修饰，总爱穿长衫，颇象一位青衫寒士。他性格强昂亢爽，谈吐幽默风趣。尤为可贵的是他为人正直，每遇朋友有急，常能倾囊相助，毫不吝啬。因此，子谷同他更是朝夕相处，情同手足。
  柳子谷向以兰、竹著称，他虽师承郑板桥、蒋予俭，但不落两氏之窠臼，加以他重视对自然的观察，又融合自己的心灵，因此能另创一格。他的“雪竹”、“雨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正因为如此，徐悲鸿最喜欢子谷的画竹。一次，悲鸿观看子谷作“雨竹”，对其用墨用水之技巧颇为称道，以至画毕之后竟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并在画面上题诗“画到濛濛翠欲滴，先生墨妙耐寻思”。这诗流露出悲鸿对子谷的钦敬。后来，这幅作品被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买去珍藏。
  1931年冬，徐悲鸿拟赴苏联举办美展。行前，约柳子谷一同来到张书旗家。悲鸿说他想带些子谷的兰、竹和书旗的花鸟以及三人的合作分赠苏联友人。一向有求必应的子谷，当即挥毫画了《空谷幽兰》和《月竹》，接着书旗也画了两张花卉。而后，三人又合作多幅。其中一幅，子谷画竹，书旗点梅，悲鸿画松树兼有雪。画完之后，悲鸿稍加沉思，提笔在画面写道：“竹翠梅香松傲雪，岁寒三友各千秋”。由于三人都十分喜爱这幅作品，于是按同样构图又画了两张，三人各留一幅作为纪念。
  1935年，徐悲鸿、张书旗均在南京中央大学教学。悲鸿时任艺术系主任。由于学生都很赞赏柳子谷的绘画艺术，因此悲鸿和书旗常请子谷去讲学并为学生作示范表演。一次，子谷为学生作画竹示范，他首先表演了竹子的竿、枝、叶、节各个艺术形象的运笔动态和用墨方法。然后，把纸横放，手拿饱蘸浓墨的画笔，面对素纸凝视片刻，纵横数笔，一挥而就，画成了一幅刚劲有力的墨竹。那主竿圆匀而挺拔，那枝叶俯仰而有态。子谷表演完毕，满座为之倾倒，课堂上爆发出一阵掌声。最后，书旗和悲鸿分别作了总结发言。书旗称子谷画竹“工而不滞，写而不流，惟妙惟肖，雄秀兼至”。悲鸿对子谷作画方法，尤其赞许，称其画法是一大创造。原来，悲鸿亦爱画竹，他常用排笔画大毛竹。竹竿画法是由上画下。今见子谷画竹，是把纸横放，从下画上，画时，即从左画右，边走边画，如写一字，笔运自如，效果极好。从此，悲鸿改变了原先的画法。悲鸿的谦虚好学，给子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30年代，柳子谷同徐悲鸿、张书旗共寓南京。每当闲暇之际，三人总是结伴而行，或到玄武湖、秦淮河畔散步，或到夫子庙附近的奎光阁茶社相聚。然而更多时间，则是聚集在张书旗家的画室，谈诗论画，切磋技艺，并以合作画为乐，时有“金陵三画家”之誉。
  柳子谷在求学时期，就立下誓言：“榜上无名，决不成婚”。因此，直到1936年，子谷时年35岁方与韦秀菁女士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结婚典礼。由经亨颐、邵力子两先生为证婚人。在徐悲鸿、张书旗等友人的热情支持下，婚礼隆重而又典雅。礼堂四周挂满了名人字画，悲鸿赠送的《双骏图》，题目“河山无限好，双骏任驰骋”；书旗赠送的《樱花白头》，题日“白头长春”；另有经亨颐的《水仙竹子》，题曰“坚贞风格，神仙眷属”；陈树人的《兰石》题曰“如石之固，似兰斯馨，天长地久，结为同心”；此外，刘海粟的《荷花》、汪亚尘的《金鱼》，吴青霞的《双雁》、谢公展的《菊花》、胡藻斌的《鸳鸯》等等，都系名笔杰作。于右任、柳亚子、蔡元培、叶楚伧等赠的贺诗及书法，更为锦上添花。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婚礼书画展”，一时传为美谈。
  是年春天，悲鸿邀请子谷新婚夫妇去玄武湖划船赏荷。在船上，悲鸿一面欣赏大自然风光，一面画速写。归来后，二人合作了一幅《玄武湖泛舟图》，子谷画山水，悲鸿补人物，并由悲鸿题诗：“江南三月樱花香，绿水青山春意长；驾得扁舟湖上去，神仙不羡羡鸳鸯。”
  柳子谷、徐悲鸿、张书旗，自20年代相识至40年代中期，在这悠长的时期中之所以始终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与三人的志同道合是分不开的。他们对当时画坛上那种因袭摹古、陈陈相因、毫无独创的倾向皆持鄙视、唾弃的态度；他们有着共同的爱，这个爱就是对祖国之爱，对人民之爱，对艺术事业之爱。他们无论在艺术天地里，还是在人生道路上，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真、善、美。这些情趣的一致，使他们互相赏识，彼此敬重。什么“文人相轻”，什么“忌贤妒能”在他们身上是丝毫也不存在的。
  1951年，徐悲鸿得知柳子谷在东北大连的一所中学教书，曾几次来信请他赴北京讲学，由于处于当时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悲鸿的愿望未能实现。不久，北京传来徐悲鸿猝然离世的噩耗，子谷万分悲痛不已。
  1957年2月，他的挚友张书旗不幸身患胃癌，在生命垂危之际，从美国写信给他。信中说：“弟病已入膏育，回国已成绝望，至感痛苦。所能欣慰者，病中编写的《画法入门》及《翎毛集》两书，现已脱稿，对后辈掌握技法多少有点帮助，不日连同《书旗画集》寄回国出版，作为弟在世一番对祖国最后一点贡献也。《书旗画集》盼为写序。”1957年8月18日，张书旗与世长辞了。
  徐悲鸿、张书旗这两位杰出的艺术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不仅是祖国美术事业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也使柳子谷失去了两位知心的挚友，他怎能不悼惜殊深呢。
  闻达不求污泥不染
  柳子谷不仅是卓有成就的画家，而且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人正直的知识分子。
  他胸怀坦荡，待人宽厚，不知矫饰为何物；他酷爱艺术事业，而视功名富贵如粪土；他追求自己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当他驰誉画坛时，依然虚怀若谷，勤奋不已；当他几十年横遭压抑，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时，却从不怨天忧人，牢骚满腹。因此，凡同他熟识的人，或艺林济辈，或亲友学生，对他的人格无不称道。而这些美好品德的形成，是同画家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分不开的。
  子谷在20岁前，一直在父亲面前学诗习画。他喜欢板桥的画竹，更尊崇板桥的人格。尚在他十几岁时，就曾作诗颂扬自己心中的偶像：
  板桥画竹人如竹，劲节坚贞抗岁寒；
  为活饥民宁忤上，乌纱掷去不为官。
  这首诗，说明板桥的形象，早已铭刻在他的心灵上了。如果说，当初祖父及父亲的严教，仅是给他指引了一条通往知识宝库的道路，那么，祖母的慈爱和继母的虐待，却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教他懂得了许多人生哲理，使他在少年时期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善良与邪恶、真诚与虚伪、高尚与卑劣是并存的。柳子谷整个青少年时代，正是生活在清朝末年至北洋军阀割据的历史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耳濡目染的事情，都是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在他去南昌求学时，沿途看到因连年内战而造成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他是有所发现、也是有所触动的。1924年，他孑身一人来到举目无亲的上海，起初夜宿街头，继而寄人篱下，替人干杂活，写春联，过着十分艰苦的流浪生活。以后在上海美专学习期间，又因经济来源无靠，不得不依靠画扇面卖，半工半读维持学业。由于他曾饱尝生活的艰辛，使他能更多地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更多的社会问题。从而，使画家的思想感情同广大人民靠得更近了。这些，在他于上海求学期间所写的《卖画诗》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流露。其中两首诗是这样写的：
  一
  取不伤廉让水泉，襟怀未许俗尘牵；
  胸中修竹卖无尽，不使人间造孽钱。
  二
  托迹烟霞作壮游，功名富贵烂羊头；
  生花我有江郎笔，绘影绘声复绘愁。
  30年代，他曾因自己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名望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这个人浮于事的机关是当时有名的“养老院”，一大批“干事”、“委员”终日喝茶聊天打牌，无正事可干。对此状况，曾有人写过这样一幅对联：上联为“男干事、女干事，男女干事，干事干干事；快干、实干、巧干、干得有趣”；下联为：“大委员、小委员，大小委员，委员委委员；中委、省委、县委、委实无聊”。这幅联句，虽欠文采，但却很能说明当时国民党的政治腐败。面临这种情况，当时的柳子谷即苦于看不到国家前途，又怅怀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于是他“身在其位，不谋其政”，终日我行我素，潜心于丹青水墨之中。他曾有诗云：
  雷鸣瓦釜太纷纭，傲骨生成玉石分；
  闻达不求羞肉食，四时供养有烟云。
  嗣后，为了进一步提高画艺，他参加了当时在中央党部工作的柳亚子、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等文人学士组织的“诗书画研究会”，并由他做具体工作。每月大家相聚一次，谈诗论画，品评观摩。得有闲暇，他还去冯玉祥将军家拜访，或研究诗画，或抨击弊政。冯玉祥也很喜欢绘画，兴致起来，有时也信手画上几笔。一天，冯将军出示近作让子谷看，画面上是一个拉车奔跑的人力车夫，题字为“终日拉车，牛马生活，委员薪水，一月八百”，含意十分尖刻。子谷看后，深深感到这样一针见血的作品，对于一般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而言，是很难创作出来的。这件事，直到几十年以后，柳子谷曾几次向亲友们谈到过。可见，当时对他影响、震动之深。
  1931年，风云突变，“九·一八”事变发生了。祖国山河破碎，同胞惨遭杀戮。血淋淋的现实，令子谷集满腔悲愤于笔端，泼墨挥毫，创作出《还我河山》、《戚继光抗倭》等宏幅巨制，尽情地抒发了他对敌人的切齿之恨和对祖国的深沉的爱。
  不久，上海的工人、学生在我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在白色恐怖下，大批共产党员、革命青年被捕入狱。子谷对此十分愤慨，便利用自己的声望，想方设法予以营救。他先后营救出三个青年，其中一人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
  1933年，苏北山洪暴发，泛滥成灾，哀鸿遍野，急待赈济。柳子谷在南京《新民报》陈铭德先生的支持下，义卖画竹百幅，所得两千块银元，悉数捐赠灾区人民，后被救灾组织授予锦旗一面，其上题字为“急公好义”。与此同时，他相继创作出《水灾图》、《流民图》等作品，笔墨之间饱含着他对灾难深重的人民的深切同情。
  1938年，张治中先生任湖南省主席。张先生有志改革弊政，提出建设“廉正勇勤”的“模范省”口号，并大举荐用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他邀请柳子谷出任绥宁县长职务，对子谷说：“板桥任县令有政声，你画竹师板桥能青出于兰，搞县政何不亦师板桥？”柳子谷本欲辞却，但盛情难却，只好应允下来。子谷到任后，学习板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精神，廉洁奉公，除暴安良，常微服出访，废除苛捐杂税，改革陋规恶习，很得民心。是年，遇岁饥，子谷画竹义卖代赈，百姓甚感。两年后，他离职时，邑人沿途相送，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几位乡间文人还赠他联句以作纪念。联句为：“万家生佛千秋泽，一代艺人百里侯”，“板桥三绝诗书画，靖节一官归去来”。卸职后，子谷返回故乡。当他走进村里时，家乡人都出来迎接，有的想看看热闹，心想“县太爷”归来不是钱财万贯也一定是绫罗满箱。当家人打开他所带回的四个大木箱子来看，只见除了几件行李之外，其余全是书画纸砚。乡人们无人为他的两袖清风而惊叹。
  1949年，柳子谷迁居杭州，仍以卖画为生。此时，蒋家王朝行将崩溃，达官显贵忙于逃命，卖画生涯每况愈下。正在万分困扼之际，他的挚友张书旗从大洋彼岸来信，说美国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拟聘请他去执教。他考虑再三，婉言谢绝了朋友的盛情，决心留在祖国迎接解放。不久，传来了他故乡获得解放的消息，子谷甚喜。挥毫作《雨竹》以记之，画上题诗：
  百年干旱降霖雨，喜得苍生热泪流。
  这两句诗，充分抒发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怀有的那种欢欣喜悦之情。
  辛勤园丁 诲人不倦
  1950年2月，柳子谷应东北招聘团之邀，毅然离开已生活半个世纪的江南，奔赴东北大连。从此，他投身于党的教育事业，直至1972年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20多年来，柳子谷象一名辛勤的园丁，在新中国教育园地里，忠心耿耿，勤奋耕耘，把毕生的绘画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学生，为培养祖国画坛新人，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柳子谷有一颗热爱教育事业的金子般的心，早在30年代，就先后担任过南京美专国画系主任和上海美专教授，还时常去南京中央大学讲学示范。他那临摹与写生并重，讲解与示范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当他成功地举办了个人首次画展之后，更是踌躇满志，决心为复兴中国美术、发展民族文化自己办学。1936年末，他开始着手创办“谷风画院”，地址选在南京灵谷寺，并拟定了一个筹备建筑画院基金的计划。凡赞成这一计划签名者，即为赞助人。在岭南派的创始人、著名画家陈树人的热情支持下，很快就得到了何香凝、经亨颐、徐悲鸿等20余位名流学者的赞助。正当他为了进一步筹集资金，准备赴南洋群岛举办个人画展之际，“七·七”事变发生了。战争的烽火，使他办学的计划被迫搁浅了。
  1940年，柳子谷为避战火迁居重庆。开画展得款购置楼房一幢，第二次筹建“谷风画院”。他先成立了函授班，经登报招生得收学员30余人。子谷整天忙于教务，尽管毫无闲空，却也乐在其中。其后，他拟再度开画展，逐步扩大基金，以便开设面授班。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新中国的诞生，使他从事美术教育事业的夙愿得以实现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他认为，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定会为他施展自己的才华开辟广阔的天地。因此，他决心要在教学工作中创造出优异的成绩。当时，虽然他被分配在一所中学任教，但他毫无怨言。由于他教学认真，既能做到诲人不倦，又能做到循循善诱，名声很快传了出去，以至其他学校的学生以及社会上许多专业或业余的美术工作者，也都慕名前来向他请教。对于这些“校外学生”，子谷从未拒绝，总是热情相待，尽力给予辅导。以至斗室里时常因挤满了学生而令人透不过气来。
  在教授学生时，柳子谷主张必须抓住临摹、写生、创作三个环节。他认为，临摹是掌握前人优秀的传统技法，为写生服务；写生是向大自然学习，通过写生积累素材，为创作服务；创作要靠思想，即以先进思想为师，作品有思想性，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柳子谷的这些主张，同古人提出的三师——师人、师造化、师心——是异曲同工的。只不过他给古人的习画观点赋予了更新的含义。
  柳子谷治学严谨，每当他带领学生进行临摹或写生时，他最为强调的是要把握住形象。他常说：“好的作品，必须是形神兼备的。而形是首位，不懂形象，安得神韵？”因此，即使是临摹简单小品，他也要从比例、明暗、色彩、空间处理等这些最基本处讲起，并对作品的运笔方法一一示范。有时，对个别细节，竟连续示范十几次，直到学生们掌握为止。
  1956年，柳子谷在有关方面领导的关怀下，开始重登大学讲坛。起先在沈阳师范学院，继而调至辽宁大学。1959年，他来到鞍山师范学院任教。当时，正逢全国开展教学改革运动，学院领导交给他一项任务，叫他搞出一套多快好省的教学方法来。子谷对此极感兴趣，他在总结以往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很快编写出新的教案，对分析教材、认真备课、加强辅导等要素都作了详尽的说明。使学生尽快掌握难度较大的绘画技巧，他还将一些著名画家的代表作品，分解成若干局部或层次。这种化整为零、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很快就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举世公认的齐白石的画虾，他仅仅用四五节课的时间，便让大家掌握住了画法要领。有的同学的习作，甚至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后来，他所教学生的作品，多被选入全省教改成绩展览会展出，他本人也为此受到学院领导的表彰。
  1962年，柳子谷应山东省之邀，来到山东艺术学院担任“国画班”的花鸟教学工作。该班同学有21人，对花鸟画还是初学。当时，正赶上省城济南要举办国画展览，子谷想利用这个机会，检查自己的教学效果：即通过一个单元的教授，使学生都能掌握任伯年的画法，并争取创作出优秀作品参加展出。当他把这一想法讲出来时，有的人持怀疑态度。但是，早就有志于改革的子谷却信心十足。他认真分析了教材和学员们的水平，采取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方法，将工笔、写意、半工半写三种不同的画法，逐一传授给学生。由于他精心备课，教导有方，在一个单元的授课任务完成之后，全班同学的作品，果然全都被选入参加了画展。如今，他的学生每每谈起这段往事，对柳子谷的教学方法，仍然赞誉不绝。
  授业解惑，奖掖后生，是为师的光荣。柳子谷先生向以提携后辈为己任。为了替国家尽快培育出优秀的美术人才，他宁愿伏下身子，让学生们踏着自己的肩膀上去。
  1964年，学院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美术干部训练班，学员都是省内各县文化馆的美术工作者。当时，学员们都喜爱子谷的画竹。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欲将画竹学到手，确实有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子谷为满足大家的愿望，编写出一套“画竹速成教学法”。他把竹子分解成若干细部，每个细部都列举出几种最典型的造型动态，然后对运笔的平侧、曲直、着墨的多少、轻重等向学生们一一交代清楚。话语虽然不多，却凝结着他几十年的探索和心血。在他精心的指导下，学生们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终于在20节课教完之后，绝大多数人都能画到预先要求的程度。当子谷把自己的作品与学生的习作混在一起，让别人去识别，而大家认不出哪一幅是出自他的手笔时，子谷先生欣慰地笑了。他笑的是那样慈祥、舒心，这是看到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收硕果之后所发自肺腑的笑。子谷这种一心想着后辈、想着国家，而毫不顾及个人得失的胸怀，比起那些卖弄笔墨、追求虚荣的人；比起那些故弄玄虚、深怕学生超过自己的人，真有如天地之别了。
  形神兼备 雅俗共赏
  欣赏柳老先生的艺术创作，无论是气势磅礴的巨制，还是清新秀逸的小品，都会象是被磁石吸引住了一般。人们会由衷地感到：在画家的笔墨之间，充满了一种美的引诱和美的情操。这种巨大的艺术魅力，固然与画家卓越的绘画技巧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则是取决于他的艺术观。
  柳子谷认为凡是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寓教育于娱乐的。艺术的社会功用，即在于艺术的宣传教育作用。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中国画，也只有做到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才能达到感染人、教育人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柳子谷在其作品的艺术性方面，首先注重的是物象的轮廓必须准确、逼真，亦即要达到“形似”。当然，他强调形似，并非提倡纯客观的自然主义的如实摹拟，更不是否定“夸张”和“变形”也是艺术的表现手法之一。他曾讲过：“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皆有夸张和变形，但却神态俱足，惟妙惟肖。倘若粗制滥造，满纸涂鸦，画虎不成反类犬，也说成是夸张和变形，岂不是艺术的堕落！”为使自己的作品达到形似，柳子谷历来十分留心对自然景物的观察。虽然他笔下的“母鸡”、“雏鸡”早已被人们所称道，但他仍不满足，时常守在邻居家的鸡舍旁观察，有时竟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这种严谨认真的作画态度，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1984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7周年，他创作一幅《长城雄姿图》，画面上一只高瞻远瞩的雄鹰，被远处的万里长城衬托着，其神态英姿勃勃，活灵活现。可有谁知道，当时为了画好这只雄鹰，已是83岁高龄的柳老先生，还几次专程去动物园写生呢。他对“形似”的重视，使他不能容忍那些乱涂乱抹、盗名欺世之作。他对某些颇有名气的画家所画的“馒头山、面条水”之类作品，向来是十分反感、不屑一顾的。
  其次，柳子谷讲究“神似”。他认为画面的艺术形象和自然景物的真实形象，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只有形神兼备的表现功力，才能有雅俗共赏的客观效果，亦才能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所以，他的笔下，无论是险奇的山峦、浮动的烟云，还是活泼的飞禽、挺拔的翠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酣畅已极，使人看后韵味醇厚，美不胜收，久久不能忘怀。
  在作品的思想性方面，他强调应当用美的情操激励人们奋发前进，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家的根本职责。他常说：“任何一件优秀作品，必须是除了能使人得到美的享受外，同时通过欣赏，潜移默化，使人思想上受到教育。”
  正是出子这样一种艺术观，柳子谷70余年创作的大多数作品，主题突出，形式新颖，不仅有引人入胜的艺术形象，还常有托物寄情、画龙点睛的诗词题句，并配以古朴隽秀的北魏书法，使诗、书、画三者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后，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上更有新的突破。
  1957年，柳子谷与志愿军干部满键同志合作，花费三年心血，创作了长达27米的大型山水人物长卷《抗美援朝战役胜利图》。其篇幅之巨大，构图之巧妙，笔墨之雄浑，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这幅历史画卷的卷首题诗为：
  战争正义全无敌，画卷长存此理真；
  弱能胜强小胜大，中朝血肉万年春。
  当这部作品1959年在沈阳展出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打倒“四人帮”后，被迫辍笔多年的柳老，焕发了艺术青春。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召开的喜讯传来了，老画家看到了祖国的文艺春天，他满怀深情地画了一幅《小鸟翠竹》。画面上竹子画得春风招展，枝叶飞舞；小鸟形象栩栩如生，分外传神。画上有诗日：“春回大地百花放，小鸟逢时也一鸣”。使人看后也被老画家的欢喜雀跃之情引起强烈的共鸣。
  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年已八旬的柳老先生，虽然自己仍蜗居八尺茅庐，却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欣然命笔，画了一幅《白头樱花》，题诗“故园春色好，头白亦归棲”。柳老先生对这幅作品赋予人格化的构思，加之画面色彩清新明快，情景交融，使人看后，从眼前景，知弦外音，含意深远，品味无穷。身逢盛世的老画家，按捺不住创作激情，紧接着又挥毫画就一幅《海浪风竹》，题诗为：“众流汇成海，同根竹成林，分割合成利，往事贵取经。”画面上碧波浩淼，一望无际；竹子枝叶，翻飞偃仰，各有形势，转侧低昂，各有意理。由于这幅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高度统一，收到了悦人以景，感人以情，服人以理的艺术效果。作品问世之后，《山东画报》、《大众日报》相继刊载，不久，又被编进《柳子谷画集》出版。
  综上所述，生意盎然的画面，抒情言志的题诗，功力深厚的书法，使柳老的作品升华到“诗、书、画”三绝，“景、情、理”三真的境界，进而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状物与抒情的一致，主题与形象的默契，情趣与理趣的和谐。这就是柳子谷先生绘画艺术的独特风格。
  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不能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半个多世纪以来，柳老先生所创作的作品，正体现了这一宗旨。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出画家的脉搏是与党和人民合拍的。可以看到，画家在用自己严肃、认真、高尚、辛勤的艺术劳动，培植着人民群众健康、美好的艺术情趣。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使人们不禁想起柳老先生60年代初写的一首小诗：
  诗中有画画中诗，形式内容统一之，
  默化潜移艺术好，灵魂改造工程师。
  这虽是一首论画诗，但也是画家绘画生涯的座右铭。当我们纵观柳老先生近几十年的作品，不是更加感到，这也是画家本身长期艺术实践的真实写照吗？
  青山不老 艺风长存
  1986年1月12日凌晨3点钟，我国当代杰出的国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柳子谷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终于走完了他那充满坎坷和辛酸而又不无充实和欣慰的一生。他一身清白地来到人间，又一身清白地离开了人世。此刻，他静静地躺在病榻上，如同熟睡一般。人们不相信这位曾在画坛上拼搏了70多个春秋的老人，竟能舍弃他的画笔而离去。近一年多来，老人几乎天天伏案挥毫，积极筹备作品，决心在有生之年举办一次个人画展，以填补自己自新中国成立之后36年漫长岁月的空白。就在几天前，老先生还在这间简陋的画室里，热情接待了从云南前线专程赶来的解放军代表，双手献上了他为祖国南疆卫士精心绘制的《报喜图》。画面上那顶天立地的南天竹，恰似作者本人一样——傲霜斗雪，挺拔坚韧。当时，部队的同志紧握老人的双手，一再表示感激，并祝愿老画家长寿，为人民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可是，如今老画家溘然长逝，再也不能提起笔来了。看着他那满头的银发和那清癯的面庞，省美协副主席范云安、著名画家张彦青等人竟泣不成声。人们感慨老先生走得太勿忙，有多少事情在等待他去完成；感慨他那坎坷不平的遭遇，他原本可以向社会做出更多的奉献；感慨他失去的太多，尤其是那无法挽回的时光……
  长期以来，由于“左”倾路线的歧视和迫害，柳子谷先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新中国美术界默默无闻，以至被人们所遗忘。其命运多舛，令人瞠惑！
  已是久远的事了。那是1950年的2月，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柳老毅然告别了已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江南，来到寒冷的东北参加了革命工作，随之，他将自己在旧社会的全部经历向党做了交代。不久，得到组织的结论：历史清楚。从此，他忠心耿耿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1951年，正逢“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子谷从报上闻知梅兰芳、常香玉等艺术家为国捐献飞机一事，心想自己也应为国家尽一份力量，于是，他联合另外两位画家，在大连举办了义展，拟将所得画款全部献给国家。画展进展十分顺利，第四天他的作品几乎全部被订购。为此，《旅大日报》拟辟专栏予以宣传。谁料想，他捧出的是一腔热血，招来的是冷雨浇心。就在报社同志前来联系采访之际，他所在学校的领导，突然一声令下：停止画展，理由是作者有历史问题。一句话，便剥夺了他向党、向国家做贡献的权利。他的作品不许展出，已被订购的画不许出售。第二天他的作品就被全部撤下来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老画家百思不解。他惊愕，他惶惑，他茫然了。尽管运动过后，再没有人来打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但是，自此以后，一个名蜚中外的画竹圣手的名字，就象一颗闪亮的流星猝然消声匿迹了。
  1952年夏，他的挚友徐悲鸿得知他的下落，几次来信欲聘请他赴京讲学。悲鸿先生的信给陷于痛苦之中的子谷带来了一线光明，他是多么盼望与老友重逢呵。可是，光阴荏苒，半年时间过去了，调动工作一事杳无音讯。柳子谷又怎能理解，处于当时那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徐悲鸿的愿望也只能成为泡影呢。不久，从北京传来了徐悲鸿大师去世的噩耗，他悲痛不已，连夜写悼文并寄往当时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可是，文章寄出之后，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他开始思索了：作品不得发表，画展禁止举办，工作调动不成，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他不理解，但他并未消沉，并未气馁，而是将全部身心倾注于教学工作中。在授课之余，继续致力于国画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并自觉地遵循毛主席关于文艺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教导去实践、去探索。这期间，他同志愿军干部满键同志合作，花费三年心血，创作出大型山水人物长卷《抗美援朝战役胜利图》。他用这部巨制，热情歌颂了“最可爱的人”，尽情讴歌了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那雄伟壮观的战争场面，那延绵秀丽的朝鲜三千里江山，被画家精湛的笔墨浓缩在27米长的画面上。这样一部作品，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美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1959年，当这部作品首次在沈阳展出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新华社记者采访他并拟加宣传，扩大影响。然而，又因同样的理由——历史问题——而被搁浅。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沉痛，令他悲愤。他意识到，一种无形的枷锁，一种精神上的桎梏，这些年来似乎一直在伴随他。不久“反右倾”开始了，再以后是“社教”、“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政治气候有如不测风云，知识分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哪里还有施展才华的余地。他的前半生经历，注定每次运动都有可能被当作瞄准的目标，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夜以继日的批斗，无休无止的“请罪”，连续三次的抄家，珍藏几十年的名人墨宝损失殆尽，自己所作的200多幅作品被付之一炬，50多枚名贵的金石图章也被洗劫一空。“反动权威”、“历史反革命”、“里通外国”，一顶又一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仅如此，新的罪名，又在根据新的需要不断花样翻新。最后，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牛棚。经过5年“专政”之后，于1972年，在对所谓“罪行”未下任何结论的情况下，以“不退休就下放农村改造”相胁迫，柳老含冤忍辱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开始踏上了一段新的艰辛的历程。
  “退休”后，柳老迁居搬进了一间只有8平方的小屋。这是怎样的一间屋子啊！阴暗潮湿，又矮又窄。一架旧双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一把靠背椅几乎占据了房屋的全部面积。“文房四宝”与盛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并排挤在同一张桌子上；桌子下面，床铺底下，凡是能够利用的空间，几乎都被利用起来，拥挤得再无插脚之地。每当有朋友来访，柳老不得不脱鞋上床，以便腾出椅子让给客人。
  “难道这就是我的归宿？不，我不能停止工作，我还要作画！”身处逆境的柳老在同命运抗争，他没有消沉，因为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抱有坚定的信念，正如当初他不愿离开故土去海外，而一心在等待祖国的解放一样。
  难忘的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每当在报上读到有关平反昭雪的消息，柳老总是兴奋不已。他无时无刻不在期望自己的不白之冤也能得到澄清，盼望党的政策早日落实在他的身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看到这充满光明的大好形势，更盼望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希冀在有生之年能为国家四化建设有所报效。他在盼望，他在等待。但是，岁月蹉跎，时光如水，直到打倒“四人帮”的第六个年头——1982年，他才盼来了一份三行字的所谓“平反”的决定。他的窘境依然如故，他渴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依然不得实现，被查抄一尽的艺术珍品依旧不得归还，就连住房问题，尽管有关部门多次呼吁，甚至一位副省长亲自干预，却依然得不到解决。他仍蜗居在斗室里，不用说绘画，就连生活都十分艰难。如此境遇，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但是，柳子谷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杰出画家，荣辱毁誉，艰难困苦，旷日持久的等待都不能将他摧毁，事业在他心中。他唯一苦恼的是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坎坷艺涯实难平，犹有歪风时袭倾；
  愧我无能说鬼话，羡君有骨发金声。
  文章不计一时利，丹青应求千载名；
  报国满怀愁时短，请缨无路乏门行。
  为了追回那已逝去的时间，已是80高龄的柳老先生，没有精力再去上访，而是一心扑在事业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补好在“文革”中遭受毁坏的《抗美援朝战役胜利图》。这部长卷巨制，在十年浩劫中，由于被柳老先生藏在一节破烟筒里而得以免遭彻底毁灭的厄运。可是艺术品“保存”在烟筒里毕竟不是个地方，几年时光，作品已破坏严重，许多画面已经模糊不清，有的地方需要重新勾画、着色、填平补齐。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桌面太小，老人就在床上进行。趴的时间长了，累得腰直不起来，他就读读报纸，稍做休息，接着再干。半年下来，终于使面目全非的“长卷”恢复了本来模样。与此同时，柳老每天晚上借着昏暗的灯光，伏案疾书，总结自己几十年的绘画经验并着手撰写《画竹研究》。他是把时间按分秒来计算的。在争分夺秒的紧张工作中，他迎来1978年春节。清苦的生活没有磨掉老画家的乐观精神。这年初一的清晨，柳子谷望着窗外一片银白的世界。沉思良久，猛然展开素纸画了几张竹子，并从中挑出满意的一幅，在上面写道：
  逢春枯木喜降临，激我寻思陈出新；
  多画竹枝作扫帚，炭尘扫尽宇寰清。
  然后，他将画悬于墙上，同老伴细细品味起来。斗室里，不时传出一对老伉俪的朗朗笑声。
  接着，他又构思一幅《新竹图》。在粗壮老竹的衬托下，无数破土而出的新竹显得格外生机盎然。画上题诗为：
  新竹高于老竹枝，后来居上喜今时；
  竿头竞进进无止，造极登峰争取之。
  这以后，他又以梅、竹为题材，创作了缅怀周总理，歌颂烈士张志新等作品多幅。此外，在这段时期内，柳老还先后创作了《翠竹小鸟》、《白头樱花》、《海浪风竹》、《长城雄姿》等一大批具有高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优秀作品。他坚信，自己的作品迟早有一天会同人民见面的。
  他不但作画，还积极响应有关部门之约，为广播电台“爱国一家”专题和《中国新闻》撰稿著文，热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赞扬祖国的大好形势，为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而辛勤劳动。
  剑不出鞘，徒有其锋。1979年，经有关部门推荐，恍若隔世20多年的柳老的作品，在黑龙江省举办的对外展销会《松花江画廊》上同观众见面了。他的墨竹《雨谷》引起日本客人的一致好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负责人中田庆雄的高度评价尤为中恳。《哈尔滨日报》在报道中写道：“中田庆雄一走进‘画廊’，一眼就被年过七旬的柳子谷老画家的墨竹《雨谷》吸引住了。他连连点头，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希望把柳先生的全部画运到日本展出，我们要学习呀’！”
  不久，日本另一家友好团体在沈阳故宫参观时打探柳老的近况，当他们得知故宫的画师柳咏絮就是柳子谷的女儿时，非要同柳咏絮合影留念不可，并一再表示：“请代我们向柳老问候。”
  也就在这一年，他的一位友人来函，给他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安徽省“皖南画院”聘请柳先生出任名誉院长。这使人们又想起了两件往事。一件是1959年夏天，柳子谷应农业部邀请赴京绘画。在京与傅抱石、关山月相遇。傅抱石紧握柳老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傅抱石向关山月介绍柳老时连连称呼柳子谷为“国画界的老前辈。”另一件事是在1962年夏天，柳子谷与全国各地名画家一道去青岛消夏。这是他建国以来参加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活动。在青岛，适逢艺术大师李苦禅。苦禅老人同柳先生一见面就说：“我们是神交20余年才得相见啊”。
  这几件小事足以证明，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柳子谷先生消声匿迹近30年，但他在国内外的影响是永远也磨不掉的。
  198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元旦社论。柳先生读后深为三中全会所制订的方针政策所鼓舞。尽管由于官僚主义者的麻木不仁妨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也尽管他的周围不乏地域帮派的封建恶习和某些忌贤妒能者从中作梗，但他已看到太阳在冉冉升起，已体会到党的温暖，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温暖。于是他集满怀激情于笔端，挥毫作《劲竹》，并题诗句：
  八十初春画竹枝，生逢大有作为时；
  老竿犹有冲天劲，揽月九天向往之。
  再一次抒发了他那伏枥老骥的拳拳报国心。
  在省委、省府的关怀下，从这年以后，柳老的处境逐渐开始好转。山东《大众日报》在新辟的《画家评介》专栏里，首次向社会介绍了柳子谷其人其画。不久《光明日报》、《山东画报》、上海的《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也都陆续发表柳老的作品。山东电视台和辽宁电视台还分别拍摄电视片，介绍柳子谷先生的艺术成就，人们反响热烈。特别是香港《大公报》刊登了柳子谷写的《怀念张大千》一文后，远隔千里之外的大千先生托香港“山东同乡会”的人到济南探望柳老，并再次索画。柳老当即绘制一幅《竹子八哥图》，其中一只八哥欢雀跳跃，另一只正展翅回飞。两只八哥皆惟妙惟肖。据说，大千先生收到后，叹赏不已。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柳先生。
  1983年初冬，艺术大师刘海粟来山东游历，提出非要见见柳子谷先生不可，几经周折，两位历经坎坷，同患一难的老画家终于得以重逢。相见这一天，只见两位老人久久相抱，热泪盈眶，百感交集。海粟大师挥笔写下了“青山不老松长翠，雪压霜欺只枉然”的诗句，赠送给柳老。这两句诗，既是给子谷老人的勉励，也是对他高尚人品的评价。
  1984年秋天，在省委、省政协的帮助下，柳老先生终于搬离了斗室，迁进新居。为了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柳老决定将《抗美援朝战役胜利图》这部凝聚老画家几十年心血的巨制捐献给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几年前，他的一位友人曾建议将这部作品送到巴黎东方博物馆，但是老人没有答应。如今，他为这部稀世之作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当作品公布于众时，外行人见了肃然起敬，内行人看了赞不绝口。1985年1月，在省会济南隆重举行了献画仪式，全国各大报纸、《解放军画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对此作了报道。几乎与此同时，柳老又迅速构思一幅《巨松图》，献给了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画面上，苍松粗壮参天，就象一只巨手托住云层。题跋曰：“天欲坠，赖以柱其间”。充分表达了柳老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无限热爱。
  1985年10月，香港《文汇报》以整版篇幅介绍柳老先生。这位历经坎坷的老画家终于迎来了艺术的春天，虽然这个春天来得嫌迟了一点。正当柳老准备甩开膀子一展抱负的时刻，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但是他毕竟亲身感觉到了党的政策的英明，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
  如今他去了，他可以瞑目了。因为他终于博得了社会的承认，博得了祖国的赞许，博得了人民的感谢！
  人民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