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5年4月10日，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下的无锡县城，看到报摊上大家在抢购一份十六开杂志《大公》周刊，我也挤上去买到一份。
  打开一看，令人感到意外。有篇文章中说，欧洲战场德国已战败，并以《克里米亚会议之内幕》为题，披露了苏联塔斯社消息，报道英、美、苏三国联合公报内容，对德国之占领与管理等问题达成协议。更有甚者，还刊载斯大林《告苏联人民书》全文，宣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该刊对国内政局居然也不回避，国民党在重庆开六全大会，蒋介石的开幕词也全文发表了；中共“七大”包括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也报道了，并以《最近的国共谈判》为题公布有关国共合作的消息。特别令人感到兴奋的是该刊对日本当局的谴责。有篇文章指出“大东亚战争”使“中国徒然为日本制霸东亚野心下之牺牲者，自为任何中国人所难以接受。”另一篇文章点出目前“日本处在四面楚歌之严重局势下，已失去其作战之主动性。”该刊辟出大量篇幅讨论日军的撤兵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要求日军撤出中国，以避免中国大陆成为列强角逐的战场。也有日本人在这次讨论中发表了意见。《大公》周刊如同空谷之音，象春雷一样震动中国的东南地区。
  在日军的刺刀下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刊物，人们纷纷打听，这个刊物是谁编的？在哪里出版的？
  该刊于1945年4月10日在南京创刊，到4月下旬，收到的各地读者来信有1300多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求该刊答复。
  《大公》周刊的总负责人章克，不厌其烦地一一给予答复。
  有人问：“刊物有何背景？”章克答称：“本刊既不是重庆或延安的代言人，更不是日本的谋略宣传。本刊唯一的背景是不死的人心。读者一定知道今年4月是世界形势大转变的一月。所以‘人心’与‘时代’是本刊真正的背景。”
  有人问：“贵刊为何能在南京出版，而不在上海或其他地方出版？”
  章克答称：“根据南京新闻检查的惯例，凡在南京出版的杂志，可免受检查。反之，凡在上海或其他占领区出版的刊物，必须受宣传部新闻检查所、日本驻地有关机关及警察局的检查。为此，本刊不得不暂在南京出版。”
  《大公》周刊一共出了13期，最后一期是7月3日出版的，不知为什么，以后没有再看到了。
  章克何许人也？人们打听一番后，才知道他是汪精卫政府的中宣部次长，人们更加惶惑不解了。
  局势急转直下，8月15日正午12时，日本天皇广播诏书，接受中美英苏四国宣言，无条件投降。据《冈村宁次回忆录》中称：“午后4时左右，有一自称新四军军使名叫章克的人，前来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强要面会总司令官。接到这一报告的今井副总参谋长，令卫兵司令询问其面会事项，答称协商有关接收日军武器问题……”
  章克到底何许人也，为何如此神奇莫测，而且《大公》周刊这件公案，40年来没有公开披露，章克其人在解放后也没有再行露面。
  直到笔者中学时代的老师黄静安先生，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潘念之所长那里看到章克的信件，才知道章克现仍健在，在山东淄博市政协担任常委。
  1985年，笔者为了穷其究竟，转辗寻访，和章克取得了联系。他现在已不需要转弯抹角，而是可以坦率地答复笔者提出的各种问题。从此，《大公》这一公案和章克其人，也可以真相大白了。
  下面是笔者和章克会面时的一段谈话：
  笔者：“在当时形势极为复杂的敌占区，《大公》是怎样办起来的？”
  章克：“由于职务上的方便，我很容易拿到了京志字三〇一号登记证。但我们几个穷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好靠自己拼凑，我向汪伪中宣部预支了3个月的薪金，另外又向亲友借了5两黄金，我的朋友吕一峰卖掉妻女的首饰。首先设法购买了30令白报纸。当时白报纸很难买，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得到了灰报纸的供应线索。至于消息来源，曾得到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的支持，这在当时的上海，是任何日本报刊、汪伪报刊所不可能得到的。”
  笔者：“请你谈谈《大公》的发行情况及其发生的影响。”
  章克：“《大公》第一期印了10万份，但在一周内就售完，我不得不加印5万份，但仍不能满足市场上的需要。以后每期印20万份，最多印50万份。《大公》的发行遍及华东各地的敌占区及后方，苏北新四军方面每期要5000份，甚至华北伪政务委员会也派人来要二、三千份。广大读者从《大公》上得到渴望的信息，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坚持不和日寇合作，并对共产党的事业有了初浅的了解。”
  笔者：“从事这样一个危险的事业，当时你是怎样考虑的呢？”
  章克：“打入汪伪机构和办《大公》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一批曾经跟随过邓演达先生的知识分子，如吕一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上海中国公学教授）、汪馥泉（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学稼（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等，本着邓先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在沦陷区，为人民和友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们不怕别人误解，不怕担负汉奸的罪名，也不怕被日本人抓去坐牢、杀头，只要祖国能得到独立自由，我们甘愿牺牲，邓演达的一生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笔者：“敌人是不会让你们公开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宣传的，那么，你们曾遭遇到哪些危险呢？”
  章克：“我们在上海设立《大公》发行所，负责上海方面的发行，沪西日本宪兵队常去寻衅。因为我不在，总算没有酿成大祸。
  1945年7月10日，南京警察总监李讴一，拿了陈公博的手谕，到中山路267号大公周刊社查封。陈公博是奉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命，派李讴一去查封的。因为支那派遣军里也有人在偷偷阅读《大公》，冈村宁次那时计划在上海一带与海上登陆的盟军决战一场，即使失败，也可报效天皇，为维持士气，他下令查封了《大公》。
  查封那天，南京日本宪兵队总部特高课把我叫去问话，我当时认为凶多吉少，不是软禁，就是毒死。但出乎意料，特高课长却给我一个信息，上海日本海军方面要加害于我，劝我不要到上海去”。
  笔者：“请你扼要地谈谈你的经历。”
  章克：“我出身于一个手工业的家庭，信仰耶稣教，家贫无力上学，全靠半工半读读完大学。我在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因成绩优良被保送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回国后先任教母校，接着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农业经济学教授，以后在上海暨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校任教。我在大革命前后做过苏联总顾问鲍罗庭的翻译、美国记者斯特朗的翻译、陈友仁的私人秘书、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助手。出版过《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苏联的经济统计学》等译著。解放后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工作，后调上海财经学院任教，1955年5月，曾因所谓潘汉年案被捕，在长达18年的监禁中，专心从事翻译工作，从原子弹、氢弹、激光、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到机器人，翻译了180多万字的科技资料。”
  这位82岁高龄的老人，听说现在还没有停止他手中的笔，他正致力于撰写有关宋庆龄、邓演达和陈友仁三位杰出人士的生平资料，并通过回忆，阅读有关资料和进行社会调查，探讨半个世纪来中华民族所走过的坎坷历程及产生的原因，以及应吸取的教训，真是可敬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