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5年7月10日清晨6点左右，当我们正在忙于发行《大公》第14期时，伪首都警察总监李讴一，突然乘车来到《大公》的发行处，也就是我当时住宿的地方。一见面，他就对我说：章先生，很对不起，一早就来打扰你。我是奉陈公博主席的面谕来通知你，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要南京政府立即封闭《大公》周刊，因为这个周刊言论荒唐，蛊惑军心，有碍于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更不利于大东亚各国反英美的圣战，应命令该刊立即停止出版。李在传达了陈公博的禁令后，又表示出一种同情和惋惜的姿态，对我说：他是不想封闭《大公》的，因为他的几个儿子都在看这个刊物。每到《大公》出版发行的那天，他们都早起跑到新街口报摊上去购阅。他们也经常在吃饭时把内容讲给他听，所以，他今天来执行这个禁令是不得已的。我听后当即回答道，我早已做好了准备，所以并不感到意外。不过第14期已印好，是否让我们把已印好的发出去，李坚决不答应，我也无可奈何。我们遂在第二天的南京各报上登了一个启事，略谓本刊被查禁，请长期订阅户到发行处来领回预付订款。这样，共出版了13期的《大公》周刊就与读者告辞了。
  在《大公》被封的第二天上午，日本支那派遣军宪兵总司令部南京宪兵队，派了一名曹长到《大公》的发行处来查看。正好我们正在把原来计划要发行的第14期《大公》烧毁。他看了一言不发就走了。到了11点左右，南京宪兵队的一位准尉又驱车到《大公》来找我，要我在12点左右到南京宪兵队去谈话。我怀疑此行凶多吉少，所以把一些后事告诉其他同事，特别是江馥泉，请他们转告我在沪的家属。
  12点整我到了南京宪兵队，经门卫通报后，刚才到《大公》发行处去的那位准尉出来，把我带领到宪兵队的特高课，由特高课长接见。这位课长说了一些不得不封闭《大公》的理由，主要是日本在华东的一些部队里有人看了《大公》，思想有些波动，这对作战不利。为了稳定军心，所以决定要陈公博封闭《大公》。然后他又对我说：“你们所做的事，我也理解。只要你们不再出版，日方不会对你们采取不利的行动，故希望相互谅解。”态度出乎意料的温和，而且还要我和他们一起到中央饭店餐厅去用饍。我本来决定，到宪兵队后连开水或茶都不喝，因我常听说，他们往往就在茶水或酒中放毒药，喝了就要送命。汪精卫的亲信李士群（江苏省长兼特工部长）就是这样被宪兵队毒死的。现在他们又要邀我到中央饭店去吃午饭，心里真是忐忑不安。不去不成，去则凶多吉少。但又想到池田笃己和清水董三等人的平日言行和对《大公》的支持，认为日方不致下这样的毒手，于是我决定去了。到了中央饭店的餐厅，特高课长在用饍前对我讲了一套他很钦佩陈友仁先生的话。他说：陈先生虽不精通中国话，但确实是一位有骨气、有学识的中国人。日本政府对于这样一位有学问有骨气的中国人是很钦佩的。虽然他不肯参加南京政府，甚至连一篇赞同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字也不肯写，日本也没有勉强他，更没有难为他，他因年事已高，一年前就病故了。我们知道你是长期在他身边做秘书工作的，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你们讲一些中国人愿意听的话，这并没有什么不是。但总司令部不能不考虑在华日本军人的军心。《大公》有些言论，对日在华军人的思想起了一些冲击作用，为了稳定军心，把战争进行到底，总司令部不得不封闭《大公》。至于对你个人，并不想采取任何不利手段。为了安全起见，南京日本宪兵队建议你暂住南京，不要到上海去，因上海海军方面对《大公》的态度没有南京方面那样宽容，如果到上海去了，可能会碰到一些麻烦。我对他的建议和说明，表示接受，并答应暂在南京居住。
  那次午餐，吃的是西餐，也没有喝酒，而是用汽水代替酒的。饭后，我即回发行处，料理善后事宜。但没发现身体有什么不适。也许当时日本宪兵队的司令或参谋长是属于元老重臣派，而不属于少壮派或海军系统，否则我是不可能这样平安无事的。
  《大公》被封后，我即接受新四军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的冯少白（化名为洪隆和冯萌东）的指示，协助他进行策反和收购西药等紧缺物资，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