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时代背景
  《大公》周刊是日寇投降前夕的1945年4月10日在沦陷区南京和上海等地出版发行的一个颇具影响的进步刊物。先后共发行了13期，每期都一版再版。发行量从10万份增加到20万份，有时多达50万份。由于报道真实，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比较精辟深入，所以该刊一经问世，便受到沦陷区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畅销南京、上海、杭州、苏北和安徽等地，并远销到新四军驻地及华东大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甚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派人来要二三千份。
  1944年底到1945年上半年，敌伪加紧了对新闻消息的封锁，华东沦陷区人民对有关西欧战场上盟军开始转守为攻的消息一点也得不到，人们从日伪报纸上所看到的、从广播中所听到的都是些带欺骗性的鼓吹德意轴心国“胜利”的消息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消息。所以绝大多数国民都渴盼知道一点真实的世界形势，特别是英美在非洲和西欧战场上作战的情况，以及苏联在东欧战场上抵抗德国法西斯纳粹的情况，更焦急等待抗日救国的好消息。《大公》周刊的创办，宗旨即在顺应国民的这种渴望和要求。
  筹备经过
  当时国民特别是沦陷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既然有这样强烈的渴望和要求，就需要有人出来根据客观条件的可能，做些有助于满足这种精神上需求的工作。在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有些人亦曾试图想尽一切办法做点这方面的工作，但都没有成功或成效不大。到了1944年冬，英美盟军在非洲战场上节节胜利，苏军在欧洲东线战场上也转守为攻并逐渐向西推进，一些消息较为灵通的人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决心公开出版一个刊物。于是由中共南京地下党工作人员吕一峰牵头，召集了一些与地下党有联系的人员，和以往曾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今之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先生领导下工作过的人，在伪华北新民会驻南京办事处开了一个谈话会，彼此交换了消息，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特别是欧洲东西战场上的形势。大家一致认为出版一个公开刊物，来真实地报道国际形势，以增强沦陷区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并以欧洲东西战场上胜利的事实，来鼓舞人民团结抗战到底，已是一件摆在一切爱国知识分子面前的紧迫任务，更是继承邓演达烈士未竟事业的大好时机，所以决定在南京出版一个周刊，定名叫《大公》周刊。之所以定名《大公》，意在实施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革命要旨与纲领。但当时要在沦陷区白色恐怖之下出版这样一个以团结、抗战、救国，反映民众呼声为目的的公开刊物，若得不到日本有关方面的默许，即使汪伪政府不加干涉，也是难以办到的。因为首先要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报导部领到一张发行许可证，并且还要得到日本驻汪伪大使馆情报部的同意。因为当时沦陷区的新闻纸都控制在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手里。在南京、上海的黑市上虽可买到一点新闻纸，但价格贵得很，而且数量也有限。为此，大家决定叫我打入汪伪政府，在伪宣传部里搞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俾有资格和日本方面打交道，同时由吕一峰负责报告中共华东沦陷区地下工作总负责人潘汉年。由我出任《大公》周刊社社长，由前复旦大学教授汪馥泉、前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陈学稼和协助吕一峰在南京工作的白适溪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和出版事宜。
  我与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时就认识的，那时他是汪精卫的秘书，我是陈友仁的秘书。同时我和汪伪政府中的主要人员都认识。当1942年陈友仁先生从香港被日方押解来沪时，林曾邀我参加汪伪政府，我借口陈友仁不同意，没有答应。1943年秋当陈友仁先生在上海病故半年后，我遂借口生活困难，请他给我一点工作以维生。汪伪让我到“新民会青年干部训练学校”任教务主任，两个月后我辞掉了。次年秋，林又把这件事报告了汪精卫，并推荐我为伪宣传部的次长。经汪批准，我进了伪宣传部任次长。从那时起我就有机会和日本派遣军报导部的人往来，并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与日方军人和外交官周旋。在交谈中获悉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人中有些是不赞成与中国打仗的，更不赞成万一美军从海上登陆时，死守淞沪一带。所以我就托日本大使馆的一位通译官设法给我们从日本总司令部的报导部搞到一张出版报纸的许可证。这位通译官名叫池田笃己。他在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前曾在清华大学文学系留学，能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能撰写相当好的汉语文章。据说他在被征入伍前，曾参加过日本的共产党。当我把想办一个周刊以报导欧洲战场消息的意图告诉他时，他表示赞成。然后我托他向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报导部疏通，请该部发给我一张在南京办报的许可证，他也答应了。但他告诉我，在办这样一个刊物时要讲些策略，就是不要站在重庆国民党或延安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讲话。最好站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在报道有关战局形势时，暂时回避报道日本在太平洋上作战的情况，而把重点集中在欧洲盟军作战的情况上，因为报导部还不可能允许任何中国人在日占区报道有关日军作战不利的消息。同时也要作好随时被封闭的准备。于是我就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日本支那派遣军报导部写了一份关于在南京出版一份周刊的申请书。我在申请书上说明了我的身份，即曾任陈友仁的私人秘书，现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传部次长。据说报导部在接到我的申请书后，就向日本大使馆了解我是否是共产党，或重庆分子。大使馆的清水董三书记官回答说，据他了解，申请人不是共产党，也不是重庆分子，而是一名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属于陈友仁这一系统的人。陈友仁死后，他因生活困难，来南京宣传部工作。这样，一张许可证不久就发下来了。登记证的号码为：京志字301号。
  领到许可证后，我们就分头设法筹措经费。由我向伪宣传部预支3个月的薪水，吕一峰从伪新民会的办公费中节余一部分钱来购买头几期所需的新闻纸。另外我又向亲友借了5两金子作为头几期的印刷费。这样，就凑足了那时可印刷10万份周刊的经费。当时的新闻纸完全控制在日本大使馆情报部的手里。汪伪宣传机关和汪伪政府其他单位如需用新闻纸，都须向日本大使馆请求，经审核批准后，才可以按官价向该部的报纸管理处请购。当时在黑市上虽也可以买到一点新闻纸，但价格要比官价高一倍，灰新闻纸的价格也要比官价白新闻纸高50％左右。所以，我们又通过大使馆的通译池田笃己设法向情报部申请每月按官价购新闻纸20令，不足就在黑市上以高价收买。
  内部组织
  纸张的来源和印刷问题解决后，便开始选择地址。当时凡非官方的机构，要想找一座房子办报，哪怕是一个房间，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好一点的房子都被汪伪政府的机关占领了，民间的房子即使可以用，也没有电话。所以我们决定把地址设在伪华北新民会南京办事处的一座小洋楼里。这座小楼共有二层，楼上是吕一峰一家的住宅，楼下是新民会办事处的办公室和会客室。我们就在楼下新民会办公室里摆了一张写字台，作为《大公》周刊的联络点和收发室。同时我又在南京留德同学会租了两间房，一间作编辑室，另一间作工作人员的卧室。该会既有电话，又有食堂，使用起来相当方便，就是费用高了一点，因为一切是按旅馆价格使用的。
  在当时的条件下，办刊物主要是靠得力的编辑人员。而所谓得力的编辑人员就是指从事编辑的人都有共同的认识，一致的目标，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胆略和机智。因为这是在敌占区，报道一些敌人不肯公开的消息，提出一些敌人不愿听、更不愿接受的主张，随时都有被暗杀或被逮捕判刑的危险。所以，本刊的发起人都是编委，其中有的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的是与邓演达生前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还有一些是不愿做亡国奴、更不愿当汉奸的爱国人士。编辑人员公推前复旦大学语文系教授汪馥泉为总编辑，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陈学稼为副总编辑。总编辑的任务是决定每一期内容的重点，并组织稿件。对于某篇文字应否刊登，或某一稿件的内容是否妥当，则一律由编委共同研究决定。一般凡与本刊编委的意见有出入的文字，一律都在文后附上一句“这是作者的意见，并不代表本刊”的说明。
  编委成立后感到最迫切和最困难的问题是消息的来源，尤其是国际消息的来源。汪伪中央通讯社所发的稿子根本没有使用的价值，因为都是日本报导部送给他们的电讯，这些电讯只报导轴心国（包括日本）的作战消息，而没有真实的作战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收听美国之音。但是这样做又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日本宪兵队专门有人在南京、上海一带监视收听这类电台广播的人，一旦发现，不但要立即没收收音机，而且还要以“违反战时治安条例”而予以逮捕治罪。为了解决消息来源，我只好到上海外滩北京路去找苏联塔斯社的负责人夏希明。据我了解，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的一切外国通讯社的电台都被没收了，唯有苏联塔斯社的电台依然每天24小时接收莫斯科发出的消息。而1944年冬正是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开始反攻的时候，每日从莫斯科发出的消息非常详细而及时。如能获得该社早晚播发的一份电稿，则有关国际消息的来源问题就基本有着落了，问题是该社肯不肯按时给我一份电讯稿。我与夏希明虽有一面之识，但并无深交，而且当时我又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该社对汪伪政府是没有好感的。但为了获得可靠的国际消息，我就去拜访了他。我先向他说明了我当时的身份，同时又告诉他，我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曾奉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之命，担任鲍罗庭总顾问的翻译，陪同全体苏联顾问团人员从武汉撤退，经我国西北、外蒙、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又在中山大学东方研究室任翻译。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几所大学教书。中日战争爆发前，我与塔斯社的前社长罗果夫和魏斯曼夫人等都有往来。现在想在南京和上海以私人名义发行一种刊物，定名为《大公》周刊，并已获准发行，但苦于没有真实可靠的国际消息，要收听短波，又太危险，所以想请他每日给我一份塔斯社的电讯稿。他听后就问我，你不怕日方知道你与本社有来往而对你采取不利行为吗？我说：“他们的日子快要完了，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再沉默不言、甘于做亡国奴了，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听后，他就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是不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想借此来了解我们的行动？”我说：“我所要的是你们公开发行的电讯稿，你们的任务不就是要在中国散发这些电讯稿吗？这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如果我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那我要这种电讯稿干什么？如果说我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还不如说我是英美苏盟军的一名志愿兵。请你不必有什么顾虑，放手把电讯稿给我吧，英文版、俄文版或汉文版都可以。但一定要迅速和持之以恒。我相信你是会同意协助的。”他听了之后说：“这件事我还得和其他同志研究研究，你最好后天再来一趟，我把研究的结果告诉你。”这样我就抱着后天等好消息的希望离开了塔斯社，乘车回到了住所。
  第三天10点左右，我再次到塔斯社找夏希明。这时在他办公室里还坐着另外一位苏联人，年纪同夏希明相仿，经介绍知道他也是塔斯社负责人之一。该人不会讲英语，而我因很久没有用俄语讲话，讲俄语没有象用英语那样自然，所以我与夏希明的谈话都是用英语的。但当夏希明和他用俄语讲话时，我是听得懂的。夏告诉我，关于我的要求，他们经研究后，表示可以接受。每天早晚派人将电讯稿送到我的住所，中、英文版本各一份，并且表示不收稿费，完全奉送。我当即代表其他同事表示感谢。谈完话之后，他还邀我和那位负责人到附近的一家西餐馆共进午餐。席间，夏希明又半开玩笑地说，你是日本傀儡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大员，为什么要办这样一种反法西斯的报纸呢？你不怕日本人抓你？你认为日本人能容忍你这样做吗？我对他们说，我和我的同事都是中国人，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更不想做汉奸，我们是一批爱国的中国人，都是邓演达先生的部下，都主张国共合作，中苏友好。我们无时无刻不想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事。我们想尽办法，利用种种关系，打入汪伪政权，想以“合法”的身份，做点有益于团结抗战的事。危险肯定是有的，但我们已摸清了情况，日本人中也有反对这场侵略战争的。只要我们运用得当，勇而有谋，估计办这样一个刊物可以坚持一个时期。逮捕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我们不是大人物，而且也没权。暗杀倒是很可能的。所以，处处还得谨慎小心，免遭不测。最后，他们两位预祝我们成功，并希望我们能把每期出版的周刊，送给塔斯社3份，作为交换。
  与此同时，我又去拜访了前沪杭铁路局局长黄柏樵先生。黄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学习铁路工程，在任沪杭铁路局局长时，曾聘请过几位德国铁路专家任该局顾问。这几位专家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退休了，但仍住在上海，他们对希特勒的穷兵黩武是很反对的。他们身居异国，仍很关心欧洲的战况，经常收听德国方面的广播，并时常把听到的新闻告诉黄柏樵。这样，我通过黄柏樵就可以获得有关德、意两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作战的第一手消息。这些消息连同塔斯社的每日电讯，给我们提供了最新而又较可靠的国际消息。这些消息，汪伪报纸是不敢登的，却又是沦陷区人民所急欲知道的。
  同时吕一峰与汪馥泉又分别与中共南京地下党和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人员，特别与潘汉年、范长江等联系，请他们经常供给我们有关解放区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和对策，使沦陷区人民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
  创刊后的情况
  1945年4月10日，《大公》周刊在南京创刊出版了。第1期载有《我们的话——代发刊词》，概要地阐明了我们在敌占区出版周刊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让沦陷区的老百姓知道一些当时的国际情况，特别是当时的主要战场——苏德战场上的情况。但在第一、二期《大公》周刊上，我们没有刊载关于日本在太平洋作战不利的消息。这是因为我们接受了日本驻汪伪大使馆一部分参事官的意见（这些参事官都是元老派的部下，不赞成少壮派的武力侵华政策）。他们的意见是：只要报道苏联已在东欧发起反攻，且已攻入德国本土，英美又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已处在苏、英、美三国的夹攻中，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则读者自会意识到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孤军作战不可能维持多久。因为苏、英、美在解决了德国后，必然会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解决太平洋战场上的日本侵略军，而且时间也不会很长。同时为了避免日本军方的干涉，暂以不报道有关日本作战不利的消息为好。这也是当时为求报纸生存采取的一个策略。但这样做，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疑，认为《大公》是日方御用的刊物，不过手法较为高明点罢了。但我们不怕怀疑，因为我们做的是有利于鼓舞沦陷区人民团结抗战到底的事，而且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也是较好的办法。至少可以争取多出几期，让沦陷区人民多知道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消息。
  我们没有专管印刷和发行的人。稿子编好后，就由总编辑汪馥泉交印刷所排印。第一次校样，也由汪在印刷所亲自处理。印出来后，就由印刷厂送到新民会驻南京办事处，由新民会的一位青年帮助发行。第1期我们只印了5万份，每份16页。售价为150元伪储备币。我们把1万份送到上海和杭州试销，其余的4万份就在南京委托个体卖报户零售。出乎意料，这4万份不到两天就全部销完了。很多报贩到新民会办事处要求加印，并建议报价提高一倍。我们立即再印5万份，但报价不变。不到一周，又全部销完了。由于我们没有多余的纸张，所以我们同意由印刷厂设法再印5万份，批发给报贩，一切费用由该厂自负，盈利也全归印刷厂。这样，第1期共发行了15万份，这15万份中有5000多份是新四军的有关部门派人到南京来买去的。余者大部分销售在江苏和浙江两省。
  第1期发行后，由于消息比较快，比较可靠，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也比较透彻全面，所以，深受读者欢迎，销路出乎意料地好。沦陷区的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来信要求订阅，有的还把半年的报费汇到本社。因而我们感到有建立发行机构的必要，以便有专人负责零售、订阅和运送等业务。为此，我特意从杭州请来我的小弟章胜道到上海来协助这部分事务。他除负责有关发行的业务外，还要在黑市上收购新闻纸。就在这个时候（大约在4月下旬），有一天，突然有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到我家来看我。他一看见我，就对我说：“你做的事很有意义，沦陷区的青年都喜欢看你们编的《大公》周刊，不知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我愿尽力协助解决。”他看我态度有些犹豫，不大愿意把困难告诉他，他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是延安派到上海来做青运工作的，他在上海有些社会关系，如有困难，他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解决。我听后就不再迟疑，对他说：当前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买不到新闻纸。他听了后，马上建议我：《大公》不一定要用白新闻纸印刷，用灰新闻纸印刷也可以，如改用灰新闻纸后纸张仍有困难，他可以负责解决，要多少他设法从黑市上买多少。他还建议先买100令，如果不够，以后可以陆续买进。这样，纸张的供应问题在这位当时化名为谢启泰的人协助下顺利解决了。
  谢启泰还帮助我学习和了解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抗日的政策，以及民主党派在大后方积极工作的情况。他对我说，上海大专院校的一些进步学生有一个秘密的组织，每月开会一次，专门传达中共对抗战的方针政策，交流在沦陷区工作的经验。地点是在陕西北路日华俱乐部（这所房子是抗战前一名犹太富商的住宅，上海沦陷后，即为日军占领，后改为日华俱乐部，管理这个俱乐部的日本人是一位日本共产党员，所以在这所房子里活动，比较安全）。他并邀我参加下一次的会议。过了些时候，我就到俱乐部去开会。出席会议的人大约有30人，他们是上海大同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中学等校的学生和做学运工作的同志。经谢启泰介绍，到会的人都对《大公》周刊的出版表示赞赏，同时对内容也提出了一些很宝贵的意见。他们都表示愿意投稿，希望《大公》编辑部尽量刊登。这样，《大公》又多了一些投稿的人，而且这些稿件大多是关于党的抗战政策和大后方（特别是解放区）的抗战情形。这些情况当时我们很难知道，因而也是一个空白。经他们撰稿，很快就把这个空白填补起来了，从而大大充实了《大公》的内容。同时这些义务撰稿的同志，事实上又成了《大公》的第二编辑部。从此以后，每期至少有两篇他们写的文章。这是在筹办《大公》时，根本没有想到的。至于这位谢启泰究竟是什么人，解放前我根本没有打听。但从《大公》出版第2期起，他一直在思想上启发我们，在业务上指导和协助我们，帮助我们解决种种困难，从无间断，直到同年7月《大公》被封为止。当1945年9月我被国民党军统逮捕，关押在上海南市国民党军统看守所时，他还时常到我家，探望我的家属，并告诉我的妻子说：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不久就会获释的。直到1948年春，我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后才知道：这位谢启泰就是章汉夫。解放后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时，他是副部长。
  4月下旬《大公》出版第3期时，总编辑汪馥泉拿来一篇稿子给编委的其他同志看，这篇稿子的题目是《日本撤兵有三大利》。据汪说：这篇稿子是日本在华的反战派授意伪考试院长江亢虎写的。主要内容是：鉴于欧洲局势的逆转，太平洋战场上的局势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所以，为了保存日本的势力，以及获得中国方面的谅解，日本还是早日自动从中国大陆撤兵为好，免得将来孤军作战陷于被动。这篇文字一拿到编委会来讨论时，意见有些分歧。有的认为，如果把这篇文章登出来，势必要触怒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在华的少壮派军人。因为他们绝不肯自动退出大陆的，他们已决定为防止美军从上海一带登陆，已在沿吴淞、宝山、南翔一带筑了抵抗工事。何况《大公》在报道部登记时，报道部曾提出过要求，即不得登载有关日军作战的消息，更不得分析太平洋战场的战局。现在刊出这样一篇文字，日方肯定会认为这是违反了登记时的许诺，所以，应慎重考虑。但多数编委则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绝大多数沦陷区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讲了沦陷区人民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它的发表肯定会得到沦陷区大多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至于日军方面的阻挠也是意料中事，不过现在日本人中也有些人赞成日军从大陆撤退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人员在个别谈话中，也隐约透露出这种意思。并传闻日本的元老重臣派，也希望早日从中国大陆撤兵，以便得到一个较为体面的下场，而不赞成少壮派的孤注一掷，搞得不可收拾。主张最好请这一部分日本人向日军报导部做些工作，不要因这篇文章而对《大公》采取不利措施。于是我就专为这件事去找了日本驻汪伪大使馆的清水董三书记官，他是一个中国通，抗战前在上海日本所设的同文书院任教。他答应帮忙，并建议除发表这种要求日军人从大陆撤兵的文章外，最好在下一期也发表一两篇不同意日本从大陆撤兵的文章，说明不能撤兵的理由。这样可使日军报导部认为这是一种讨论性的言论，而无任何政治背景。他还建议由日本大使馆的通译官池田笃己来写这篇不同意的文章，因池田是北京清华大学文学系的毕业生，善以汉语写理论性的文章。我对他的慨允协助表示感谢，同时对他所提出的建议，表示可以接受，但池田的文章最好放在《撤兵》文章以后的一期，作为读者的来稿，对撤兵一事表示在实践上有些困难的意见。这样，《大公》编委，就决定把《日本撤兵有三大利》这篇文章马上刊出。
  《大公》在第3期上刊出了《撤兵》这篇文章后，读者纷纷来信鼓励，并有很多读者汇来了全年的报费，表示支持。街头报摊上的销量也增加了许多。但因纸张有限，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所以只好商请印刷厂再多印10万份，纸张由印刷厂设法解决，盈利全归印刷厂。这样，《大公》的销路就扩大到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几省。有的读者及书店也陆续派人来南京或来函本社编辑部要求预订。我们每周要收到百多封读者来信。这些信除给我们精神上的鼓励外，还向本社提供了有关沦陷区日伪的血腥统治，人民生活的艰难和精神上难以忍受的痛苦等情况。有的还撰写文章要求在本刊登载。据我后来了解，在这些提供信息和撰写文章的读者中，有的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有的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写的文章，其内容与我们的立场、主张完全相同，有的甚至还有所补充和发展，所以我们都乐于采用。
  在《大公》的第4（或第5）期上，刊载了一篇日本大使馆通译官池田笃己的文章。他站在日本军方的立场，提出了当时日本从大陆撤兵的困难。这是他估计到冈村宁次少壮派对《日本从大陆撤兵有三大利》这篇文章会采取对《大公》不利的手段，而实行的一种策略。所以，我们研究后，就一字不改地把全文刊登了。不过我们在编者的附言中，声明这篇文章并不代表《大公》周刊的立场，只是该文的作者或部分日本人的意见罢了。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争取《大公》周刊能多出几期，不致因这篇文章而立即遭到日寇少壮派的封闭。
  但是这篇文章确实也引起了一部分读者的疑惑，认为《大公》既发表了要求日本从大陆撤兵的文章，那就不应该发表不同意撤兵的文章，否则不是前后矛盾，就是要求撤兵是烟幕，不主张撤兵是原意。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大公》的进步是假象，替日寇效劳是本质，池田的文章就是狐狸的尾巴，抓住了这条尾巴，其原形也就全部暴露出来了。我们对这种怀疑和估计事前也有所考虑。但我们为了《大公》能多出几期，以便能把中国共产党对抗日胜利后的国内政治主张尽量转载出来，让沦陷区人民有机会明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对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采取了让步、灵活的策略。
  从第6期起，《大公》周刊连续有系统地报道了苏联红军在欧洲作战的情况和纳粹德国的灭亡。当时《大公》大部分的报道和分析都为后来发生的情况所证实，从而赢得了读者的好评与信任。此外也报道了英美两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本作战的战况。当时英美两国利用潜艇的优势，切断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运输线，使日本在太平洋上所占领的岛屿得不到补充和支援，逐步为英美所收复。日本派遣军报导部对这类消息严加封锁，不让沦陷区的中国人民知道。但此类消息，《大公》无法从正面来报道，特别不能在周刊的头几篇文章中，把太平洋战况的真相告诉读者，只好在周刊的后半部或尾部的分析性文章中，或在文章的注释中透露一点这方面的情况。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免日方的干涉，但仍可使读者多少了解一点英美在太平洋上节节胜利的真实情况。
  尽管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大公》周刊设在上海沪西开纳路的发行所，经常受到上海沪西日本宪兵队的干扰和恫吓。该队特高课的日本便衣特务经常到发行所来要找我谈话。发行所的人告诉他们发行人住在南京，这是代售处，根本没有《大公》周刊的负责人，有事可到南京去找他谈。这些便衣听了有时装做喝醉了酒，破口大骂，有时威吓说，叫《大公》的负责人三天之内到沪西宪兵队去问话。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惹麻烦，我尽量不到上海去，同时又托了一位名叫守田藤之助的日本朋友，请他设法疏通，使《大公》得以继续下去。守田先生原系日本正金银行东京总行的参事，是一位经济学家，辛亥革命时，曾在东京帮助过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颇有好感，对当时日本少壮派的武力侵略，亦不以为然。日本侵华后，他被征来华，在上海任日本部队的嘱讬（即顾问）。我通过友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大公》周刊，没有政治色彩，既不是国民党的刊物，也不是共产党的刊物，而是一些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说了一些两国人民都想说的话，目的是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对中日双方都不利的战争。希望他运用他在部队的地位，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加以保护，不要对《大公》采取不利行动。守田先生看了，就托人带回了一封信，答应尽力帮助，并说这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友。这样《大公》才得以继续办下去。
  与此同时，编委吕一峰又找了华北新民会驻南京分会的日本顾问江田博士，请他设法向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报导部负责人疏通，不要因此而对《大公》采取不利措施。江田博士答应帮忙。以后，江田告诉吕一峰说，反对《大公》言论的主要是日驻扎在上海的海军部队，该部队已几次向报导部反映了不满意见，但由于报导部未予批准，所以上海日本部队就单独采取了一些干扰行动，目的想阻止《大公》在上海发行。但是南京派遣军总部报导部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所以《大公》不妨继续出版，但要做好随时被取缔的准备。
  编委全体人员讨论了这件事，一致决定继续出版下去，但今后的重点安放在胜利后的国内政治方面，特别要响应中共提出的主张：反对内战，反对一党独裁，要求民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等。同时还应尽量多刊登一些有关大后方，特别是解放区的消息，让沦陷区人民知道中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与日本侵略军继续作战的情况，以鼓舞沦陷区人民的斗志与勇气。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陆续收到了一些读者从外地寄来的文章，有的介绍了我国大西北战场上的情况，即敌后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开展的游击战情况。有的读者寄来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朱德总司令关于号召全国所有抗战力量团结起来，早日把日寇赶出去的谈话。还有一些文章介绍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在大后方活动的情况。这些读者成了《大公》的义务撰写人和通讯员，他们为了鼓励《大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做了大量的工作。故本社的工作人员，在读者这种可贵的精神鼓舞与支持下，更加尽力办好这个刊物。德国法西斯全面崩溃后，我们就开始组织文章，反对在这时候同日寇妥协媾和，反对国民党消灭一切爱国抗日力量，主张一切爱国抗日力量团结起来，早日把日寇赶出去。当时在重庆，民主人士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的宣言》，我们遂把这篇宣言一字不漏地在《大公》周刊上刊出。同时我们还摘要刊出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反对当时与日本单独媾和的理论根据。
  当时我们还从汪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那里获悉：不久前他曾奉蒋介石之命，由上海飞往东京，代表重庆与日本谈判，实现中日和平方案。缪斌到达东京后，曾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会谈，向日本提出了《中日全面和平方案》。我们获悉此事后，就立即组织力量，撰写一篇《反对中日单独媾和》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行将全面崩溃的时刻，向日本军国主义提出这样一个媾和方案是违反全中华民族的意志的。日本是侵略者，必须从侵占中国的全部领土上无条件撤走（包括满洲和内蒙），并赔偿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所受之损失，更不得在撤走时成立所谓留守政府，因这个由伪政权改组而成的留守政府是专门为对付新四军、八路军和真正的人民武装力量而设置的，它根本无力维持日军撤走地区之治安，更不会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而且在这个时候与日本媾和，无异是给行将灭亡的日本军国主义打上一针强心剂，不但使它能得到一个体面的下场，而且还让它保存相当的实力（特别在陆军方面），使它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同时也是英、美、苏等反轴心的协约国所不会赞成的。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要锋芒不是针对日寇和汪伪，而是针对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的，因为当时日寇与汪伪的灭亡，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但蒋介石的假抗日真对内还没有被充分揭露，沦陷区人民对蒋政权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我们就借缪斌赴日议和一事，再次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的假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以期沦陷区人民在抗日胜利后，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幻想。
  《大公》被封闭
  1945年7月10日清晨6点左右，当我们正在忙于发行《大公》第14期时，伪首都警察总监李讴一，突然乘车来到《大公》的发行处，也就是我当时住宿的地方。一见面，他就对我说：章先生，很对不起，一早就来打扰你。我是奉陈公博主席的面谕来通知你，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要南京政府立即封闭《大公》周刊，因为这个周刊言论荒唐，蛊惑军心，有碍于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更不利于大东亚各国反英美的圣战，应命令该刊立即停止出版。李在传达了陈公博的禁令后，又表示出一种同情和惋惜的姿态，对我说：他是不想封闭《大公》的，因为他的几个儿子都在看这个刊物。每到《大公》出版发行的那天，他们都早起跑到新街口报摊上去购阅。他们也经常在吃饭时把内容讲给他听，所以，他今天来执行这个禁令是不得已的。我听后当即回答道，我早已做好了准备，所以并不感到意外。不过第14期已印好，是否让我们把已印好的发出去，李坚决不答应，我也无可奈何。我们遂在第二天的南京各报上登了一个启事，略谓本刊被查禁，请长期订阅户到发行处来领回预付订款。这样，共出版了13期的《大公》周刊就与读者告辞了。
  在《大公》被封的第二天上午，日本支那派遣军宪兵总司令部南京宪兵队，派了一名曹长到《大公》的发行处来查看。正好我们正在把原来计划要发行的第14期《大公》烧毁。他看了一言不发就走了。到了11点左右，南京宪兵队的一位准尉又驱车到《大公》来找我，要我在12点左右到南京宪兵队去谈话。我怀疑此行凶多吉少，所以把一些后事告诉其他同事，特别是江馥泉，请他们转告我在沪的家属。
  12点整我到了南京宪兵队，经门卫通报后，刚才到《大公》发行处去的那位准尉出来，把我带领到宪兵队的特高课，由特高课长接见。这位课长说了一些不得不封闭《大公》的理由，主要是日本在华东的一些部队里有人看了《大公》，思想有些波动，这对作战不利。为了稳定军心，所以决定要陈公博封闭《大公》。然后他又对我说：“你们所做的事，我也理解。只要你们不再出版，日方不会对你们采取不利的行动，故希望相互谅解。”态度出乎意料的温和，而且还要我和他们一起到中央饭店餐厅去用饍。我本来决定，到宪兵队后连开水或茶都不喝，因我常听说，他们往往就在茶水或酒中放毒药，喝了就要送命。汪精卫的亲信李士群（江苏省长兼特工部长）就是这样被宪兵队毒死的。现在他们又要邀我到中央饭店去吃午饭，心里真是忐忑不安。不去不成，去则凶多吉少。但又想到池田笃己和清水董三等人的平日言行和对《大公》的支持，认为日方不致下这样的毒手，于是我决定去了。到了中央饭店的餐厅，特高课长在用饍前对我讲了一套他很钦佩陈友仁先生的话。他说：陈先生虽不精通中国话，但确实是一位有骨气、有学识的中国人。日本政府对于这样一位有学问有骨气的中国人是很钦佩的。虽然他不肯参加南京政府，甚至连一篇赞同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字也不肯写，日本也没有勉强他，更没有难为他，他因年事已高，一年前就病故了。我们知道你是长期在他身边做秘书工作的，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你们讲一些中国人愿意听的话，这并没有什么不是。但总司令部不能不考虑在华日本军人的军心。《大公》有些言论，对日在华军人的思想起了一些冲击作用，为了稳定军心，把战争进行到底，总司令部不得不封闭《大公》。至于对你个人，并不想采取任何不利手段。为了安全起见，南京日本宪兵队建议你暂住南京，不要到上海去，因上海海军方面对《大公》的态度没有南京方面那样宽容，如果到上海去了，可能会碰到一些麻烦。我对他的建议和说明，表示接受，并答应暂在南京居住。
  那次午餐，吃的是西餐，也没有喝酒，而是用汽水代替酒的。饭后，我即回发行处，料理善后事宜。但没发现身体有什么不适。也许当时日本宪兵队的司令或参谋长是属于元老重臣派，而不属于少壮派或海军系统，否则我是不可能这样平安无事的。
  《大公》被封后，我即接受新四军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的冯少白（化名为洪隆和冯萌东）的指示，协助他进行策反和收购西药等紧缺物资，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