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曾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有不少反法西斯战士还直接加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列，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奥地利著名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就是突出的一例。
  罗生特，1903年1月11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加里西亚梭堡，1923年考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1927年毕业，次年即获医学博士学位。他的父亲因富于正义感，民族意识强烈，惨死在纳粹集中营里。也正是在父亲的影响和欧洲工人革命运动的推动下，罗生特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并积极从事爱国反帝斗争。1932年5月，他被奥地利当局以“参加反政府组织”的罪名逮捕，坐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牢。30年代后期，德国纳粹阴谋策划吞并奥地利，罗生特又投入反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斗争，并资助遭受迫害而逃亡奥地利的德国反法西斯人士，由此受到法西斯分子的密切注意，于1938年6月他被关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服苦役。
  在阴森恐怖的集中营里，罗生特及难友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残酷迫害。有位难友因病扛不动石头，即被监工拳打脚踢，而部流血不止。罗生特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撕下囚衣为难友包扎。此举更激怒了纳粹党徒，当场用皮鞭将罗生特抽得遍体鳞伤。罗生特在集中营的多次酷刑审讯中，两根肋骨被打断，一只肾脏和一条胳膊被打坏，还被敲掉了几颗牙齿，但他始终没有向法西斯分子屈服。几个月后，因证据不足，法西斯分子不得不将他释放，但勒令他两个月内必须离开奥地利，永远不得回国。
  罗生特从进大学读书起，就比较关心时事，对中国有所了解，知道中国的孙中山和北伐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他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十分同情。当他离开集中营时，纳粹党徒冷笑着问他有什么打算，罗生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要到中国去，从事医务，实施人道主义！”纳粹党徒听罢，严厉地警告罗生特：“如果你再有损我们的事业，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们和盟友都会把你送上绞架！”但恐吓未能使罗生特去中国的信念产生丝毫动摇。
  193年冬，罗生特告别了亲友，从欧洲辗转来华。他考虑到中国上海是著名的国际商埠，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便决定定居上海。在上海，他看到广大人民群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更缺衣少药，就用妹妹从英国寄来的生活费，与一名同在德国集中营共难的朋友合作，在上海法租界内开了一家诊所。开业后，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他为穷苦人诊疗时，从不计较诊金和药费。在上海时间不长，他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的横行霸道，深切感到东西方法西斯如出一辙，自己解除不了中国人民真正的苦痛，中国人民面临着比疾病远为深重的灾难。
  有一天，罗生特从一位曾在新四军中作过考察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外围的省份已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斗争，并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当他得知，在残酷的斗争中，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医药奇缺，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的医治，遂暗下决心，投奔新四军，为中国抗战做贡献！1941年春，罗生特在上海结识了新四军卫生部的沈其震。当沈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北根据地的情况后，他兴奋不已，当即要求沈带他到苏北去工作。不久，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秘密安排下，罗生特装扮成德国传教士，带着一大箱医疗器械，随沈其震离开上海，巧妙地通过日伪岗哨的数次盘查，于1941年3月21日顺利抵达新四军军部驻地苏北盐城。
  罗生特一到盐城，新四军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即赶往军部招待所亲切地会见了他。数日后，新四军卫生部、抗大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特地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陈毅军长在欢迎词中说：“新四军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总是会得到人们的培养和支持的。这种支持是没有国界和人种的区别的。罗生特先生前来参加新四军，这在苏北是第一个。”华中中共机关报《江淮日报》还于3月25日刊载了《国际友人罗生特访问记》和《国际名医罗生特参加新四军工作》的报道。
  罗生特到盐城后，新四军军部将他安排进新四军总部医院，后又聘请他担任新四军卫生部的顾问。
  由于新四军的卫生机构在皖南事变中曾经遭到很大破坏，各部队医务人员奇缺。罗生特了解这一情况后，认为尽快培养医务人才是当务之急，便向新四军领导人提议开办培训学校。陈毅军长对此十分赞同，并亲自出面筹措，不久即建成了“华中新四军卫生学校”，第一批招生50余名。学校开学后，罗生特定期到学校上课，从医学基础理论、生理解剖、内外科、药理、护理等到战时救护，都精心讲解。在他的传授下，很快培训出一批出色的新四军医务人员。
  罗生特无论在门诊室里还是在手术台上，都是极端负责。他常对同志们说：“做一个好医生，只有高明的医术还不行，应该有鹰一样锐利的眼睛，音乐家的耳朵，以精确的观察去认识病人，辨别病情；要有一双灵巧的手，手术时才能缩短时间，并尽量减轻病者的痛苦；还要有戏剧家的嘴巴，以明快的语言去安抚病人，减轻病者的精神痛苦。”有一次，军部机关一名战士左脚踝受伤，两天后，整个左腿青紫肿胀，伴随全身发寒热，军部医生怀疑是破伤风，决定施手术将整个左腿截掉。待准备工作就绪，刚要动手术，恰巧罗生特巡诊回来了。他不放心，又对病人作了认真检查，而后认定军部医生诊断草率，无须锯腿，当即采取措施，很快控制了病情。一个月后，这个战士果然康复出院，他逢人就说：“是罗大夫给了我一条腿。”
  在新四军军部转移至阜宁一带时，罗生特还热心地为当地群众服务。农民李士芳有个8岁的男孩患了血吸虫病，经罗生特数月精心治疗，终于恢复了健康。阜宁羊寒区儿童团有4个孩子患了“大腮巴症”，罗生特为他们做了治疗，并教给小朋友们许多卫生知识。
  罗生特除了替苏北广大军民服务外，还常常奔走于华中新四军各部队之间巡诊，解决疑难病症和进行战时救护工作。当时，新四军第三师驻阜宁陈集，第四师驻洪泽湖畔半塔集，第二师驻淮南大柳营一带。由于日伪占据了苏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镇，新四军军部与各师师部实际上处于被阻隔状态。罗生特若从军部去二师、四师，必定要越过敌人设下的道道封锁线和许多据点，很不安全，更何况这一带又是水网地区，交通极为不便。但是，罗生特不管是在炎热的夏日，还是寒冷的冬天；不管是暴雨滂沱，还是大雪纷飞，只要是伤员、患者需要，再苦再累都在所不辞，频繁往返于各个驻地。罗生特患有心脏病和严重的夜盲症，在集中营留下的伤疾也时常发作，但一接到任务，他便马上准备好医疗器械，揣上点儿干粮，带着警卫、翻译和护士，骑马或乘小船出发；只要听说有地方在进行战斗，他也总是说服领导，奔赴战地，冒着枪林弹雨和生命危险去火线救护伤员。
  1943年4月，陈毅军长得知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患肾脏病，于是邀他来苏北请罗生特诊治。经过罗生特的认真检查和积极治疗，罗荣桓的病情很快好转，但罗荣桓急于返回山东工作，陈毅无奈，决定派罗生特陪同赴鲁，护理罗荣桓。罗生特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到山东后，罗生特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卫生顾问，又忘我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43年11月，八路军在山东滨海区发动对敌攻势，罗生特带领医护人员在离前线不远的村庄紧张地抢救伤员，一连做了几十个手术。刚走下手术台的罗生特头晕眼花，腰也直不起来了。可当他听说一位指挥员在前线负了重伤时，便毫不迟疑地翻身上马赶去。到达目的地时，由于过度疲劳和一路颠簸，罗生特出现了心脏病发作的症状。但为了抢救伤员，他喘着粗气，强忍着心脏不适，争分夺秒地实施手术，终于使这位指挥员转危为安。
  有一次部队急行军后，罗荣桓的旧病复发。治疗时，由于设备不全，不能验血，罗生特依据丰富的经验，用多种方法从验尿中判断病情，并不时将耳朵贴在罗荣桓胸前仔细听诊，一番认真治疗后，再次使罗荣桓脱离了危险。
  1944年初冬的一天，罗生特正在一所茅屋里为一位八路军指挥员做手术。突然，数架口机飞来，一阵狂轰滥炸，屋顶被震得“吱吱”作响。大家担心地劝他暂停手术，撤到附近山谷去隐蔽，但他却镇定地说：“手术不能拖延，抢救病人要紧！”
  罗生特在苏北根据地时，与新四军军长陈毅一起工作、生活了近两年，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毅从各方面关心和爱护罗生特，指示供给部门给罗生特以特殊的优待。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很差，新四军指战员吃的是玉米、山芋干等，而供给部门专门配给罗生特一定数量的大米和面粉；知道他有吸烟的嗜好，又给他增加了适当的津贴。部队一旦从敌人手中缴来香烟、咖啡、食品罐头等，陈毅也总是马上派人给罗生特送去。
  对于陈毅军长的百般关怀，罗生特十分感动，但对给予他的特殊待遇总是不愿意接受。他对供给部的同志说：“我来这里是帮助消灭日本法西斯，不是来享受的。”平时，他坚持和新四军战士一同睡地铺，吃杂粮；行军中，他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或体弱的同志，自己徒步行走。见到有的战士身体虚弱，他则将节省下来的津贴拿出来买营养品送给他们。环境的恶劣，生活的艰苦，工作的劳累，使罗生特身体消瘦许多。陈毅见状很是心疼，向他表示歉意。他却说：“我能在新四军这样一支伟大的部队里工作，为中国同志服务，苦和累算不了什么，我感到十分快乐！”
  1943年初，在陈毅军长和刘少奇政委的亲切关怀下，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罗生特的要求和表现，批准罗生特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3年4月，罗生特在赴山东敌后时，陈毅与罗生特作了彻夜长谈，并设宴送别。其后，罗生特转战山东、东北等地，积极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直至全国解放。1950年，罗生特回返奥地利，正当他准备投入新的事业时，却因心脏病发作，在维也纳溘然长逝。与他在中国抗战中结下了深厚友谊的陈毅同志和了解他的中国军民无不感到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