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吴佩孚在1939年12月4日，为保全民族气节，不愿投敌事伪，被日本人拔牙时，害死于现北京东城区什锦花园胡同14号家中。终年65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明令褒扬，给治丧费1万元。並派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代表他举行国葬仪式（从前暂厝拈花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陪祭。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杨森，专程来北京吊唁、抚棺大恸。当时通衢要道，均设有路祭香案。丧葬典礼，极为隆重。李宗仁派副官长李宇清代为送葬执绋，华北各国民党军政要员，均参加送葬。冯玉祥、何应钦等人亦派有代表参加。纸糊冥器、铭旌、乐队、彩亭、香幡、纛旗、挽联，以及僧（广济寺和尚）道（白云观道士）、番（雍和宫喇嘛）、尼（净土庵尼姑）的笙管齐奏、鼓号齐鸣的四坛经。再加上80名杠夫，抬着吴的棺柩，以及送葬的长列马车、汽车；里面坐着送葬的女眷、至亲；以及吴过去部下的女眷。再加上送葬的军警、宪兵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的队伍已到了西直门，后面的马车却还在东单呢。惹得北京人万人空巷，扶老携幼的停立在马路两旁看热闹，说是八十年来很难见到的大出殡。
  吴佩孚的儿子吴道时（吴无子，系侄过继），和我甚熟。我幼年喜拉二胡，吴道时亦喜皮簧，能唱不少老生戏。性之所近，暇时即去其什锦花园家中为其操琴。茶余饭后，每道其父1926年北伐战争失败后的晚年生活；和其本人之郁郁不得意。並曾在书房中看过一些有关吴佩孚本人的文章、书法、绘画，以及所保存的和吴佩孚的交往文字等，故略有所知，叙之于下；
  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当其全盛时期，虎踞中州洛阳，拥兵50万，并有飞机可以助战；固一世之雄也。当其大办50岁生日时，海内冠盖云集：奉觞上寿。康有为亲手书赠吴一联云：
  牧野鹰扬，百世功名才一半；
  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
  可谓之誉扬备至。
  吴之前半生刚愎自负，野心极大，频年转战南北，想用武力统一全中国。中经湘鄂、直奉、榆关、联军、武汉各战役，大小数十战，疲于奔命。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合作下，进行北伐战争，势如破竹。民心所向，北洋军阀的军队望风披靡，汀泗桥一役，叶挺将军当时任团长，身先士卒，攻克武汉。吴以疲惫之师，不能当新羁之马，遂一蹶不振，势穷潦倒。所部主将，或降或逃，使吴众叛亲离，彷徨无路。在南北夹攻情形之下，败逃南阳、襄樊、宜昌，后到了鄂蜀交界的巴东，这时吴的部众尚有两千多人。吴佩孚感到天地之大，没有他容身之地了。他突然想起了在四川拥有重兵的杨森来了。原来四川军阀内战时，杨森曾被逐出川，败逃到川鄂边境，吴佩孚给杨森以大力支持，给了他北洋政府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的名义番号，给杨充实军械，收集残部，伺机反攻。后来杨森在吴佩孚的帮助下，得以重返四川。现在自己穷途末路了，何不暂时到杨森那里托庇一个时期呢。先通过了冯玉祥部下第三十八路总司令张联升的防区，和鄂西山区的土匪啸聚的山林，使吴受了不少的虚惊。杨森当时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驻防四川万县一带。吴派参谋长张方岩和杨联系，要求入川。杨森想到自己在1922年6月，四川军阀内战时败退鄂西。由于得到吴佩孚的支援，幸未全师遭到覆没之恩，遂毅然排除部下反对意见，决定接吴进川，表示容纳欢迎之意。电令驻防巫山的旅长白驹（红岩中的白公馆，即其故居），供应粮食衣服，善为接待，并亲往迎接。杨森对吴佩孚说：“我已将玉帅入川之事，拍电报报告了蒋总司令。”吴除对杨森表示万分感谢外，并向杨表明，决不作任何政治活动，並要向全国通电表明心迹，自己是入川游历，不问政治。吴佩孚入川后，先住在奉节县白帝城，后又移居到万县西部杨家花园。这时的吴佩孚的日常生活，除去写字读书之外，对国事不发一言，曾自撰一挽联云：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但吴的影响和目标太大，不免还有些失势下台的军阀政客去拜访他，鼓动他东山再起，他们好从中渔利，吴均严词谢绝。在四川奉节居住期间，日本军方特派日本海军驻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秀藤大佐，和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专程来访，愿意给吴步枪10万只，山炮500门，机枪2000挺，借款100万元，佐吴再起。吴如同意，连同弹药，即由兵舰分批运川。吴对秀藤、荒城两个日本人说：“我过去有枪不只10万，有钱不下百万。结果，我还未能成功。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即天下事之成败利钝，并不在乎手里有多少枪、多少钱。中国人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管。外人盛意，我敬谢不敏。”秀藤等见所谋不遂，只得碰了一鼻子灰回去覆命了。
  吴佩孚避门谢客，不愿再参闻国事，又移居四川北部的大竹县。半年后，四川军阀混战又起，刘湘赶走了杨森，邓锡侯部罗泽周乘机攻占大竹，吴佩孚的卫队被缴械，吴又转移居住到绥定的和河市坝大兴寺庙中。身边除百名卫士，和少数幕僚外，已无可战之兵了。
  1930年中原大战，冯、阎、汪、李联合反蒋。蒋介石在双方势均力敌之下，请吴到南京去“共商国事”。一方面表示蒋不念旧恶，一方面想利用吴的声望。但吴佩孚为王陵基所阻，禁止吴在万县过境；使吴无法在长江登船而下，只得重返大兴寺。吴从1927年入川，到1931年离开四川到甘肃。以后，由甘肃到内蒙包头等地，步行绕道长城以外，吴夫人张佩兰也骑着骆驼随行。至包头时，始知日军已向东北进军侵略，吴当即兼程东下。时左右多加劝阻，谓入北平与入虎穴何异。吴当即拍案而言曰：“如此，我才不致受人包围也”。1932年1月到了北平。车抵北平时，张学良在车站迎候。吴劈头便问东北消息，张据实以告。吴大声叱张说：“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竖起了。”接着又说：“你怕抗，我帮你抗。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笑话！”后来吴和张除作两次礼节性的拜访外，从此遂不再见张。
  吴佩孚晚年的生活寄居北京，情景如何，关系他一生的名节。吴的思想封建陈腐，不读新书。对于现代的政治经济一窍不通，对于有进步思想的人才，既不愿意接近，也不肯罗致。但在沦陷中的北京城，他应付环境的艰困与意志，却是他一生作人最好的收场。1936年11月，段祺瑞病死上海，吴的挽联是：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
  爱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吴既叹死者，又复自伤；发泄胸中块垒，愤懑不平，性格倔强如昔。吴的江山好改、禀性难移的本色，也在联语中表露无遗。可是此联的上款写的是：“慧本教统归真”，下款则写成：“同门学生吴智玄拜挽”。
  这是吴佩孚根据乩坛所谓“祖师爷”授受的称呼。我见到不少失意下台的大军阀官僚们，晚年无聊，皈依道佛，都好和“神鬼”混在一块。吴虽性格倔强，也走入这一歧途。这是当时社会病态的一种表现。吴佩孚书房中，曾遗留朝夕手不释卷的《吕洞宾文集》一部。用黄缎团花面为皮，红丝线嵌边。另外，还有一套《金刚经》。据吴道时说，其父“先信奉道教，后来又跳出圈改信起佛教来了。回到北平以后，给袁世凯当过步军统领，曾经代理过几天国务总理的大汉奸江朝宗请我父亲当北平悟善社的社长。社内分设乩坛，一月好几回，互相唱和不辍。”
  平津刚沦陷时，江朝宗任北平维持会会长，欢迎日军入城，吴佩孚即和江断交，並且大骂他说：“你年纪比我大，乃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遂与江朝宗永绝，不再往还。
  吴佩孚出身清代秀才，但缺乏固定信仰，因之本人思想常在游离。读了《吕洞宾文集》，便信道教，再看《金刚经》，又改信佛教。过了些时，加入旁门左道式的会道门“悟善社”，却又信起迷信扶乩来，这些都是反映他本人思想游离，走入迷信的深渊。吴晚年日常生活，不过是念经、写字、吟诗而已。常和家人说：“生活不成问题，家中尚有几亩田，中央每月补助3000元。这个年头过得去，已是福气了。”
  吴佩孚又经常给北京各店铺写匾，解放前，东西南北四城，吴的门匾颇多，下款多写“子玉吴佩孚”，匾额中间则盖有“孚威上将军印”汉隶大章。
  1938年秋，武汉沦陷敌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逃往重庆。日本在北平成立以大汉奸王克敏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绥靖军总司令”大汉奸齐〓元，在日本特务土肥原、杉山等授意下，劝吴佩孚下水当汉奸。吴屡拒日本人的诱迫，大义凛然，杉山到北京时，吴问张燕卿说：“杉山这家伙，是几时做大将的？”张回答说：“大概在两、三年以前。”吴说：“哼，咱40岁即做大将了，还是民国的初期呢，到现在差不多30年了，想来杉山确实是后辈啊！”吴常和家人说：“我不能禁止人威逼利诱我，但我决不受人威逼利诱。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吴在环境险恶沦陷中的北平应付环境，坚决拒绝日伪的劝驾。日军司令坂西，劝吴和汪精卫合作，出任伪军部长官，统治华北五省。吴答称：“日本既需要和平，何不先行撤兵，向国民政府议和？”坂西说：“这在现时，还办不到。”吴便说：“既办不到，何必找我？”此外，汪精卫派陈中孚来北平，劝吴与汪合作。吴答曰：“汪先生既口口声声提倡和平，又欲自建伪南京政府，可说是捣乱分子，我何能和他合作共事。”
  吴佩孚不仅不怕硬，并且也不吃软，更不会中任何人的巧言令色和谗媚。1937年10月土肥原曾竭其谄媚之能事，再三恳求吴说：“请大帅救救日本，出来主持中国国事。”吴当时即不客气斩钉截铁地答复说：“我是中国人，我该先救救中国。”
  土肥原在北平，逼吴佩孚出来，並拟通电主和。一副官持土肥原所拟电稿给吴看，吴扔在地上说：“是谁拟的，难道我这里还没有人会拟电文么？”立呼左右，把秘书长陈廷杰喊来。陈廷杰早已被日本人给收买过去了，陈不置可否。吴遽起入室，表示拒绝。吴故意向土肥原提出先撤兵后谈和，并须日方亲赴重庆，商得国民党政府同意，僵持数日，迄不能决。日方允先撤出北平，以为就伪职条件。至于武汉前线，必须等吴就伪职后，亲往武汉缓冲，日军始能逐渐撤退。吴深为不满，乃允先招待中外记者，意图借此表明他本人坚决抗日拒和的态度，以断绝日方幻想。吴当日在家招待中外记者，大意说的是：“恢复和平，必须是全面的和平，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故必须日本先撤兵，然后和重庆政府商谈全面和平。”一面让他的秘书丛大经翻译成日语，又散发所著的《大丈夫论》小册子给中外记者，招待会就算是结束了。日人大为惊恐，就歪曲捏造假的翻译，交各报社发表，并封锁外国记者的消息，闹得一时真假难分。事隔数日，日方马脚全部露出来了后，土肥原承认失败，备受训斥。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牙疾又犯，右颊肿痛，不能饮食。日方见拉吴无望，由日本特务川本介绍日本医生须藤、秩田为他开刀拔牙将吴害死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