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 伞兵三团中进行策反工作
  1947年至1948年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时机和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伞兵内部进行瓦解和策反工作。当时的策反对象主要是伞兵三团。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国民党伞兵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畯、中校团附李贵田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团部电台中尉台长许成生和一些班、排长及士兵，也都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了伞兵三团起义的各项工作。
  从1949年2月开始，策动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的工作，统一由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领导。
  二、起义的组织领导和行动计划
  1949年2月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得到了国民党伞兵要南撤闽、台的情报以后，确定了组织伞兵海上起义的计划。成立了伞兵三团地下党支部，组织伞兵起义的工作。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与伞兵三团地下党支部研究了起义时船上力量的组织、对船上要害部位的控制、登陆点的选定以及遇到紧急情况的措施等。并确定了向起义官兵宣布的政策：第一对支持起义的官兵绝对保证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第二到达解放区后，仍按原职原级使用；第三在蒋占区的家属，造具名册地点，由上海党组织尽量设法予以照顾。
  三、伞兵三团起义
  4月10日下午，刘农畯团长召开了伞兵三团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宣布了开拔福州的命令，并把部队的集结时间、地点以及离沪的有关事项作了部署。同时指定陈家懋（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中校主任）、李贵田负责检查船只和登陆艇的装载计划，任命周其昌（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孟虎（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为船上纠察队的正副队长。
  4月11日上午，李贵田同志去招商局办理了船舶手续。随后李、周、陈同赴黄浦码头登上102号登陆艇作了细致地观察和周到的部署，对船上的重要部位和交通要点，都考虑了必要的控制办法。当日下午，陈家懋和白力行、武成迹又去102登陆艇，进一步作了观察和研究。
  4月12日，伞兵部队的车辆、行李、粮食、成箱的弹药、装具、行军床等笨重物资，按装载计划在登陆艇上安排就绪。团部通讯连从船底到船上都架了电线。
  4月13日上午，各连营在黄浦码头集结完毕，全团在码头广场上举行会餐，刘团长公布中校团附李贵田为航行指挥官。接着李贵田宣布了船上纪律：第一，全体官兵按指定位置休息，不准随便走上甲板；第二，士兵的手榴弹由各连军械上士集中装箱保管，防止走火伤人；第三，各人携带武器，不准装填子弹；第四，各营、连轻重机枪、迫击炮及成箱弹药，一律放置舱板下面；第五，船上风浪很大，不要集中活动。饭后，按一、二、三营及团直属连的顺序上船。各营副营长以下安排在最底层的坦克舱；团直属连安排在二层舱内；全团家属在船尾部的小舱；陈家懋与军械处以及由周其昌、孟虎领导的纠察队住在甲板上的大厅（会议室）刘团长住船长办公室，李贵田与三个营长住在二层舱的小房内。30余部汽车及汽油桶安放在甲板上面。经过这样安排，船上的重要部位和交通要点，都在地下党员和纠察队的控制之下。
  满载着伞兵三团2，500余人的中字102号登陆艇，于4月13日下午2时从上海启航南进，下午5时许通过吴淞口，7时左右出了长江口，晚8时登陆艇已到花鸟山岛附近的海面上。李贵田拿着“着伞兵三团立即增援青岛，国防部三厅”的假电报，找到登陆艇林船长，提出改开青岛的要求。经过一番周旋，中字102号登陆艇掉转船头向北航行了。
  随后，在刘团长房间里召开了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团长姜健，三个营长钟汉勋、杨鹤立、李敬宾，团附李贵田，司令部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刘团长拿出假电报说：“国防部命令伞兵三团立即增援青岛。”因事出突然，副团长和三个营长思想毫无准备，对电报存有怀疑。此时刘团长将电台台长成许生找来，将来电密码及译稿让大家阅读。有人提出：“去青岛的任务是什么？”刘答：“任务不明。”这时副团长和几个营长都觉得国民党驻青岛部队已纷纷南撤，伞兵司令部及伞兵一、二团早已撤至福州，为什么伞兵三团要单独去青岛呢？疑虑未解。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就不再提问了。刘团长最后要求立即按国防部命令执行，回去后要注意稳定军心，掌握好部队。
  从4月13日晚8时到14日晚8时，登陆艇一直朝青岛方向航行。在此之间，船上许多人心事重重，坐卧不安，到处窃窃私语，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条船可能是重庆号第二。”有的说：“这条船去青岛是假，可能投奔解放区。”有的说：“刘团长已被人软禁起来了。”特别担心的是带有家属在船上的人（当时姜健副团长一家6口都在船上），怕一响枪，全家都死在船上。更多的人为到青岛后的遭遇担忧。当时有许多连长在三个营长住的房间外来回走动，想探听一下营长的情况和想法。但三个营长只是睡觉，对船开青岛的问题，保持沉默。多数官兵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早已不满，继续跟国民党走前途无望，对船开何处，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4月14日下午4时左右，刘农畯团长在船上小会议室召开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刘就部队到青岛去的问题谈了些想法。他说：“现在青岛形势紧张，如果部队到青岛，那就会欲进不能，欲退不得，陷入了死胡同。考虑到船上的2500余人的身家性命，有的人还带有家小，到底怎么办？”又说：“共产党已派人来联系，欢迎我们起义去解放区，请大家表态。”大家沉默了许久，有人问：“共产党的代表在那里？我们想见见他。”刘农畯指着陈家懋说：“陈处长就是。”这时陈家懋站起来说：“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伞兵三团起义去解放区。”陈要大家认清形势，摆脱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参加人民伞兵，到解放区后仍按原级、原职待遇等等。随后一些营、连长就起义有无把握、政策能否兑现、部队到解放区后会不会缴械投降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都由陈家懋、李贵田、刘农畯等同志作了解答。会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刘团长最后宣布决定全团起义。
  会议以后，李贵田立即向102号登陆艇全体船员宣布伞兵三团起义的决定，希望他们予以支持。并向他们讲明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除有个别人犹豫外，绝大多数人都表示与伞兵三团一道投奔解放区。
  4月14日晚8时，中字102号艇改变了航向，折向西北航线开向解放区的连云港。在午夜12时左右，船上雷达发现两只黑点，距102号约60至80海里。根据两方船速差计算，在4小时后可接近我们。因当时情况不明，地下党支部研究决定由纠察队作了应急战斗准备。一小时之后，雷达上的黑点消失，这两艘舰艇向上海方向开走了。
  4月15日清晨，官兵们起床到甲板洗漱。李贵田把油印好的伞兵起义宣言发到了他们手中，大多数人已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只有少数人看到宣言后有些沉默，营、连长之间也互相猜疑。不少人还听说：“船上埋有炸药，起义不成，要同归于尽。”因此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4月15日6时许，登陆艇开进了连云港。此时，刘团长召集排长以上军官在甲板上开会。刘农畯和陈家懋再次讲明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并要求传达给士兵，带好自己的部队。上午8时，陈家懋和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其昌下船联系，找到了连云港政府与驻军负责同志，商定了部队上岸的有关事宜。不久，由港口放来一条舢板，载着一名水手，将中字102号登陆艇引进港内靠岸。由李贵田指挥，按团部、直属连、一、二、三营的秩序，携带各人武器、行李，在连云港市政府前面广场上集中架枪休息。随后，船上的车辆、装备、粮食、弹药陆续上岸。至此，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策动的由伞兵地下党支部直接领导的国民党伞兵三团海上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使一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脱离了苦海，获得了新生。
  四、伞兵的新生
  1949年4月15日上午，起义伞兵到达连云港后，受到了中共新（新浦）海（海州）连（连云港）特委和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特委负责同志苏羽、警备三旅陆主任，连云港市长王允吾等同志来到港口进行慰问，对伞兵三团举义旗投向人民的英勇行动，表示高度赞扬。他们准备了茶水饭菜，使起义官兵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下午3时许，起义伞兵乘火车于幕色中到达新浦。4月16日上午，特委书记谷牧同志听取了陈家懋、周其昌的汇报后来到团部，对伞兵起义倍加慰勉。4月18日，特委在新浦召开了党、政、军、民数万人的欢迎大会。由谷牧同志致欢迎词，并向起义伞兵全体官兵发了慰问品。起义官兵在会上向全国父老发表了起义声明。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其电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着国民党四大家族统治阶级的压榨而颠沛流离，我们亲眼见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深深地感到苦闷。我们为使反人民的残酷战争早日结束，永久的和平早日来临，正当我们调防福州的时候，全体官兵认为这是我们脱离腐化集团统治的大好机会，在热血沸腾的情绪下毅然起义，于4月15日安全进入解放区。今后我们愿竭尽我们全体官兵的智能，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树立国防新生力量的人民伞
  兵，建设民主繁荣幸福的新中国。
  伞兵第三团 团长 刘农畯 副团长 姜健 率全体官兵
  4月18日4月28日，新华社报道了伞兵起义的消息。
  4月18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起义伞兵，倍加慰勉。电文如下：
  刘农畯团长，姜健副团长并全体官兵们：
  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5月18
  1949年5月初，起义伞兵部队由新浦移驻海州。由特委派来了袁风仪、宫建国、祝启慈、廖锡三等10多位同志帮助工作，加强了起义部队政治思想教育的领导。在这前后，起义部队虽发生过一些问题，但都无关大局。部队起义后不久，停在连云港内的中字102号登陆艇被国民党飞机炸伤。在海州，国民党飞机曾几次到新海连地区上空盘旋，每次4架，曾散发过反动传单。5月上旬，伞兵三营的一个副排长带领一个班携带轻机枪、冲锋枪深夜向青岛逃跑，次日凌晨被民兵截回。另一次有几个排长（各营都有）他们串通一气，利用营、连长下午在团部开会时，准备好了武器、弹药、干粮，计划深夜带兵向青岛方向逃跑，后被发觉未能得逞。5月下旬，根据个人志愿，对愿意离队返乡的官兵分别发足了路费、生活费离开了部队。不久，起义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命名为华东伞兵训练总队，归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领导。进行整训后，部队面貌为之一新。
  1949年10月初，奉第三野战军前委命令，伞兵训练总队调往南京岔路口营房，编为华东军大第七总队。原伞兵三团团长刘农畯任七总队总队长，军械主任陈家懋任教务处长，一营营长钟汉勋任训练股长，孟虎任保卫股长，团附李贵田任第二大队大队长，三营副营长周廷琦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原伞兵三团的连、排长分别任中队长、区队长，士兵一律编为华东军大学员，作为干部培养。
  起义伞兵经过华东军大一年多的军政训练，政治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提高很快。很多战士加入了共青团，不少积极分子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华东军大全校的军事、体育项目检阅中，七总队不少项目都名列前茅。
  1950年8月，为建设我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由刘农畯同志率领干部李贵田、钟汉勋、周廷琦、曾甲武等30多人，战士350人充当技术骨干到达开封空军陆战一旅。10月10日军委任命朱云谦为旅长，刘农畯为该旅参谋长，以后刘任空军陆战一师、伞兵教导师副师长，1963年转业到湖南省体委任副主任。李贵田任该旅司令部教育研究组组长，后调任中南空军伞训主任，1958年转业到宁波任四中校长、宁波机械工业学校副校长。钟汉勋、周廷琦、曾甲武均任空军陆战一旅、空军陆战一师、伞兵教导师司令部教员。钟汉勋1956年转业到山东省体委任国防体育科科长，曾甲武1956年转业到上海市体委任跳伞俱乐部主任，周廷琦转业到湖北沙市体委工作。其余干部，均任空军陆战一旅、空军陆战一师、伞兵教导师各营、连的军事教员，于50年代后期，陆续转业到地方担任国家干部。
  1950年秋末，有800余名起义伞兵（华东军大学员）调往九兵团开赴朝鲜战场，不少人任排长、文化教员，在抗美援朝斗争中，立下了战功。其余在华东军大七总队的起义官兵，编入华东军区教导总队充当骨干。孟虎任教导二团警卫营教导员，原伞兵连长唐宗善任警卫营连长，王建庭任警卫营参谋、学员中队长。原一营副营长熊弼调到总高级步兵学校任教员。编到教导总队的其他官兵都是基层骨干。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和指引下，在党的亲切关怀和培养教育下，几十年来，这支当初的伞兵起义部队，不少人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和先进模范人物，为祖国、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目前大多数人年过半百，少数人早逾花甲之年，但凭着一颗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赤子之心，仍然奋战在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上，为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积极贡献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