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7年5月，空军伞兵总队及配属部队国民党坦克一团（随伞兵行动1个营，团长蒋纬国中校）、炮兵团（随伞兵行动2个营）、工兵营、人力输送团（包含担架兵及弹药兵）、3个汽车团、1个空军支援大队（侦察机2架、战斗机8架），组成第三快速纵队，在津浦线，陇海线和鲁西南一带机动作战。至1948年3月，该部从河南商邱回到江苏黄口整编。将空军伞兵总队番号改为空军伞兵司令部。其司令部人员除个别调整外，编制未动。原伞兵司令马师恭在改编后调任国民党八十八军军长去芜湖，由副司令张绪滋升任司令，参谋长徐炎武接任副司令，新调戴杰夫（黄埔七期）接任少将参谋长。其伞兵司令部直属队扩大为5个直属营（即搜索营、炮兵营、工兵营、通讯营、辎重营），将4个伞兵大队及补充大队改编为伞兵第一、二、三团。伞兵一团由原伞兵一、二大队及补充大队的一、二队组成，伞兵二团由原伞兵三、四大队及补充大队的三、四队组成。伞兵三团是新建团，由司令部及各伞兵大队抽调组长以上军官及部分老军士组成骨干到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地招考新兵（新兵条件规定高中毕业或部分成绩好的初中毕业生）。至1948年8月，伞兵各团编制满额，在南京岔路口训练。
  改编后的伞兵团编制为3个伞兵营，5个团直属连（即团部连、迫炮连、通讯连、运输连、卫生连）每个伞兵营辖5个连、每连3个排，每排4个班，每班12人，每连编制人数170人左右（营部连编制4个排，全连人数200人）。
  伞兵司令部直属营营长名单：搜索营中校营长游乐智（中央军校十二期）炮兵营中校营长杨××（中央军校十二期）工兵营中校营长殷维军（中央军校十一期）通讯营少校营长范紫正（中央军校十六期）辎重营少校营长金钦洵（机械化学校毕业）
  伞兵各团、营、连长名单：伞兵一团上校团长张信卿（中央军校八期）
  中校副团长井庆爽（中央军校十期），以后张信卿调走，由井庆爽升任团长。
  中校团附张景才（中央军校十五期）
  一营中校营长韩承璋（中央军校十二期）
  二营中校营长潘荣辉（中央军校十三期）
  三营中校营长鲍承愈（中央军校十三期）伞兵二团上校团长郭志持（中央军校九期）
  中校副团长李海平（中央军校十期）
  中校团附梅济南（中央军校十四期）一营中校营长周益群（中央军校十二期）
  二营中校营长张光汤（中央军校十四期）
  三营中校营长頼晋智（中央军校十四期）伞兵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畯（中央军校十一期）
  中校副团长姜健（中央军校十一期）
  中校团附李贵田（中央军校十五期）
  团部主要军官：少校作战室主任胡爱华（湖南人），少校军需主任马继衡（江苏人），上尉副官姚家钺（湖南人），中尉书记官黄牧龙（湖南人），还有少校军医、少校军械官、中校政工室主任等人。
  团部连上尉连长刘锦世（湖南人）
  通讯连少校连长胡爱华（胡调作战室主任后，由上尉副连长姚千亿接任连长。
  迫击炮连少校连长李济中
  卫生连少校连长李景芳
  一营中校营长钟汉勋（中央军校十三期，湖南人）
  少校副营长李敬宾（中央军校十四期，山东人），以后李敬宾调伞兵三团三营中校营长，由熊弼（中央军校十六期，湖北人）接任少校副营长。
  上尉营附杨绳祖（中央军校十七期，广东人），以后杨绳祖调营部连连长，由植德英接任上尉营附。
  营部连上尉连长杨绳祖
  中尉副连长郭文杰（湖南人），郭文杰起义后任第一连连长。
  一连少校连长孙家驹（中央军校十六期，河北人），孙调二营副营长后，由上尉副连长马尊三（中央军校十七期，湖南人）接任连长。
  二连少校连长刘盛亨（中央军校十七期，湖南人），以后刘盛亨调八十八军，由上尉副连长曾用武（中央军校十八期，湖南人）接任连长。
  三连上尉连长宁寄南（中央军校十六期，辽宁人）
  中尉副连长刘勋（湖南人）
  机枪连上尉连长章伟成（中央军校十七期，浙江人）
  上尉副连长邓敬贵（中央军校十七期，湖南人）
  二营中校营长杨鹤立（中央军校十三期，湖南人）
  少校副营长熊弼。熊调一营后，由孙家驹接任少校副营长。
  上尉营附杜仲明（中央军校十七期）
  营部连上尉连长杨坤华（河南人）
  四连少校连长陈奇夫（中央军校十七期，四川人）
  中尉副连长徐若天
  五连上尉连长陆志新（中央军校十七期）
  上尉副连长陈寿筌（中央军校十七期）
  六连上尉连长蒋能燮（中央军校十六期）
  机枪连上尉连长范开智（中央军校十七期）三营少校营长李华麟（中央军校十四期，河北人），以后李华麟调走，由李敬宾接任中校营长。
  少校副营长周廷琦（中央军校十六期，湖北人）
  上尉营附李国平（以后调营部连长）
  七连上尉连长黄伟光（中央军校十六期，广东人）
  上尉副连长钱浩然（中央军校十七期，浙江人）
  八连上尉连长赵剑星（内蒙人）上尉副连长方春华（中央军校十六期，浙江人）
  九连少校连长王建庭（干训班，山东人）
  机枪连少校连长唐宗善（干训班，河北人）
  1949年3月，空军伞兵司令部直属部队及所属伞兵一团、二团分两个梯队由上海撤至福州，以后又海运台湾。
  伞兵三团在海运福州途中，转向北开到连云港起义。
  第二部分 国民党伞兵的训练
  1945年3月开始，由驻昆明岗头村的美军伞兵顾问团，负责陆军突击总队的全部训练工作，由美军顾问考克斯中校具体领导，分为地面训练和跳伞、战术训练。地面训练由美军顾问白里德上尉具体负责，在昆明东南宜良地区进行，训练时间5—6周；跳伞训练在巫家坝飞机场进行；战术训练在昆明岗头村附近地区进行。训练时间3—4周。先装备起来的伞兵第一至四队及第六至十队9个队，到1945年5月底已全部训练完毕。至7月底，伞兵五队及伞兵第十一至二十队共11个队，除部分官兵空中跳伞未完成外，其余科目也训练完毕，待命出发作战。
  在宜良的地面训练，主要是兵器射击、刺杀、投弹、爆破、侦察（抓俘虏）格斗、土工作业以及方向识别，气象常识和单个班的利用地形地物，在敌火下运动和冲锋等动作。训练时间4—5周，对原有基础的技术兵，分别进行摩托、汽车驾驶、电台使用、扫雷动作等训练。在地面训练科目全部完成后，每个受训官兵，最后进行一次战场心理测验（又名敌火下运动，即实弹近战演习）。在防御阵地前，设置有100公尺长，50公尺宽，8至10道等距离屋顶铁丝网。并有迫击炮阵地及轻、重机枪的火力网。演习分队（通常为一个分队或一个组）利用地形荫蔽进入出发位置（挖有壕沟）。这时，防御部队的迫击炮、火箭筒向预设目标射击，轻、重机枪及步枪一齐开火。演习分队在敌阵地前逐段投掷各种颜色的烟幕筒，利用剪掉的铁丝网缺口匍匐前进，通过一道道铁丝网，至敌阵地前，演习分队的火焰喷射器、火箭筒、轻、重机枪、冲锋枪猛烈射击，突然冲入敌防御阵地刺杀、格斗，向纵深火力追击，最后巩固阵地结束。
  在岗头村的跳伞训练，分两段进行。首先熟练地面跳伞动作，在考核合格后再在巫家坝飞机场实施空中跳伞。规定每人连续8次飞机跳伞无事故（如中途有一次受伤而中断跳伞者，需从头计算连续跳伞次数）就发给跳伞证章，并享受跳伞津贴。当时的跳伞津贴，每人每月2万元（可兑换银元25块），高出士兵薪饷1—2倍。
  在地面跳伞场的训练很严格，器械设备也比较完善。每个受训官兵先从单杠开始。按顺序：双杠、跳马、平台（分高、中、低三级，从低级开始、练习着陆姿势）、天桥（慢步、跑步通过、个别从天桥跳下沙坑）、空中飞跃（从高跳台上握住一根粗绳，飞至空中单手转向跳下沙坑）、连续飞环（树一排杆子或在树上栓着8—10个吊环，每人从第一个吊环开始飞到第二个吊环，一手放开第一吊环，一手接住第二个吊环，按上述动作，依次作完）、吊伞架（先练习背伞，而后坐在吊伞架上，练习伞在空中的方向操纵）、机门跳出（每人先在废飞机上坐好，按“预备”口令起立准备，检查伞并挂好钩，听到“跳”的口令，按离机动作迅速跳出机门着陆），最后一次是塔门跳出（在高30至35米的垂直跳台上按空中跳伞动作，根据口令依次从机门口跳出，靠滑车下降到达终点，解开降落伞背带着陆）。这个塔门跳出科目，很多官兵害怕。因为从垂直高度看地面胆怯。规定不敢塔门跳出者，不准空中跳伞。
  在地面跳伞场训练检查合格后，到巫家坝机场实施空中跳伞。当时部队主要训练强制开伞（又名挂钩跳伞），不训练开备份伞（只讲解示范开备份伞动作），也不训练自己摺伞（美军摺伞是由专门摺伞士兵担任），对伞兵只进行摺伞动作的示范讲解。其摺伞士兵摺完一顶伞签上摺伞者名字并铅封，在实施空中跳伞时，摺伞士兵要亲到现场，如跳伞者降落伞不开，由摺伞者负全责。
  空中跳伞高度，一般为400公尺，如能见度低或其他原因可升到600公尺跳伞。由徒手跳伞到武装跳伞连续8次无事故者为合格，发给跳伞证章，並享受跳伞津贴。
  在战术训练中，首先进行组、分队、伞兵队基本队形及利用各种地形（山地、街巷、森林、河流等）在敌火下的运动及近迫作业等基本战斗动作，随后进行组、分队、伞兵队的攻击、防御、侦察和步哨勤务，最后进行两次空降作战训练。第一次是在预设阵地上训练，预设阵地构筑有各种工事，布置有各种情况及假设敌。训练完毕，总结讲评。第二次进行新地区的空降作战演习。在接受空降作战任务后，伞兵全副战斗装备乘飞机到达空降地区，按地面联络讯号着陆集结，根据假设敌情况及地面各种障碍进行逐个处理，直到夺取阵地、巩固阵地的任务完成，藉以锻练各级指挥官及部队的作战应变能力。
  军官队、军士队的训练
  1945年6月，陆军突击总队的第一、二、八、九、十队5个队，分别空降衡阳、广东开平、广西丹竹机场作战取得胜利；7月，其余各伞兵队已全部完成训练，待命出发空降作战之际，司令部由参谋主任李宜年领导，抽调补充大队大队附钟汉勋，参一科副科长张雯泽、参三科参谋李盛龙、刘盛亨等人，负责系统整理美军顾问团对伞兵训练及空降作战指挥的材料。马师恭接任陆军突击总队司令后，对此极为重视。为使全总队军官能熟悉和巩固已学的各种美式武器装备的使用保养，和美军对伞兵跳伞训练和战术训练方法，以总结提高伞兵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和训练水平，决定在昆明岗头村附近上庄开办军官队，轮训伞兵中尉组长以上军官（共办三期，每期两个月）。由伞兵司令马师恭兼任队长，补充大队附钟汉勋任队附，具体负责军官队日常管理、训练工作（包括训练计划，总结及课程安排）。另一队附由伞兵各大队长轮流担任（不驻队）。当时有伞兵一大队长陈兆璧、三大队长郭志持、四大队长刘拯分别兼任军官队一、二、三期的队附，具体负责军官教育、训练考查和军官考核工作。
  军官队按受训人数编成3—4个区队，每区队3—4个分队，每分队12人。区队长由调训的中校队长或少校队附担任，分队长由调训的少校队附或上尉分队长担任。军官队的训练，分制式教练、兵器射击、跳伞、战术训练4个部分。
  1.制式教练：包含美军的立正、稍息、转法、步法、方向队形变换及基本战斗队形等。其主要训练目的是统一动作。其训练时间较短。
  2.兵器射击：包含伞兵队内各种美式武器的分解结合，使用保养和射击技术训练。其重点是火焰喷射器、火箭筒、轻重机枪、迫击炮、阻击枪的实弹射击，以及爆破器材、扫雷器及橡皮舟的使用等。
  3.跳伞训练：主要解决伞兵军官熟练掌握各种地面跳伞器材的使用保养和地面跳伞动作的组织实施方法。在空中跳伞训练时，主要提高伞兵军官的组织指挥能力。另外还解决未享受跳伞津贴的部分军官完成空中跳伞课目。由原有连续空中跳伞8次无事故的合格规定改为4次合格。
  4.战术训练：以伞兵队的攻击、防御、战场侦察、驻军警戒为主要训练内容。每个课目，都是在伞兵队长的指挥下，锻炼各分队，各组的战斗指挥和战斗行动。在训练计划全部完成后，进行一次伞兵队的空降作战演习（与美军顾问组织的相同），邀请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参谋主任及伞兵大队长参观，宣告本期军官队的结束。
  1946年春，空军伞兵总队由昆明迁往南京。到南京后，在岔路口营房继续开办军官队第四期除调训原伞兵队部分军官外，还有从无锡中训团第十七军官总队选调伞兵部队50名军官参加训练。由上校大队长陈兆璧任第四期军官队队长，大队附李海平为队附，训练结束，受训军官回原单位或新分配单位报到。
  1946年8月开始，还办了两期军士队，调训各伞兵队中文化程度较高、军事技术好，有培养前途的老中士、上士及个别准尉，以培养成为准尉、少尉副组长一级军官，时间定为半年。第一期军士队中校队长钟汉勋，少校队附李敬宾（中央军校十四期，山东人），第一区队上尉区队长周廷琦（中央军校十六期，湖北人。以后升为少校），第二区队上尉区队长莫汝群（中央军校十六期，广西人），第三区队上尉区队长杨绳祖（中央军校十七期，广东人），每区队4个分队，每分队12人。分队长由受训军士中选任。司令马师恭副司令张绪滋对军士队要求很高，他们在开学典礼上说：“伞兵总队的新风气要由军士队创立起来。管理训练要象中央军校一样严格受，训军士毕业后要达到初级军官标准。”
  军士队的训练科目和军官队一样，分制式教练、兵器射击、跳伞和战术训练四个部分。因训练时间较长，受训对象和要求不同，重点放在对单兵的技术、战术及班、排长对组织训练和作战指挥能力上。
  1946年秋，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以及蒋纬国（蒋介石次子）等，在司令马师恭的陪同下，来岔路口视察了军士队的武器装备、内务卫生和训练，表示赞赏。
  1946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国庆”军事表演。演习指挥部由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领导，由蒋纬国少校、衣复恩中校（空运大队长兼蒋介石专机驾驶员）、钟汉勋（伞兵军士队中校队长）三人具体负责。蒋纬国负责检阅台的组织及演习场的保卫工作；衣复恩负责空降部队的飞机调动和指挥（运输机9架、侦察机2架、战斗机8架），钟汉勋担任演习部队指挥官。在检阅台上参加检阅的有蒋介石、宋美龄、于右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副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海、陆、空军总司令桂永清、顾祝同、周至柔及蒋经国、蒋纬国和在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南京市民围观者达十几万人。此次演习为一个伞兵队的实弹对抗演习。双方使用了重机枪、迫击炮、火箭炮、火焰喷射器等全部新式的美式武器。因是真枪实弹，故情况逼真，俨如置身战场。
  1946年底，奉国防部命令由空军组织伞兵军士队在岔路口进行一次“实弹近战演习”（与美军的战场心理测验相似，但演习设施更加完善），有参谋总长陈诚，海、陆、空军总司令桂永清、顾祝同、周至柔，以及蒋纬国和在南京的高级军事要员，还有大批报社、电台记者及其他人士参观。全部演习过程拍了电影。在此次演习中，由于假设敌不慎用火箭筒将高压电线打断，使防御阵地前的铁丝网通了电，有3名军士通过最后一道铁丝网时，当场触电死亡，还有3名军士电伤。因当时在演习场地施放烟幕很大，参观人员并未发现，等到演习结束来清理场地时才知道。
  1947年夏，继续办了军士队第二期，因原军士队长钟汉勋调留美预备班学习，由伞兵第三大队大队附李海平中校接任军士队第二期队长。
  留美预备班
  1946年春，伞兵总队总司令部奉命选拔一批文化程度高（高中毕业以上）、英文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准备于1947年送美国空军学校深造（时间2—3年），因而成立了一个留美预备班（即外语班）。由李宜年上校任班主任，陈家懋负责教务工作，钟汉勋任学员班长。学员人数48人。聘请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任课，有语法、听写、会话、翻译、写作等课程。以后伞兵总队迁南京，暂时停课，至1947年春在南京岔路口恢复上课，改聘南京大学外文系陈教授任教。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特别是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全部被歼之后，国民党政府极度恐慌，前方需人紧迫，伞兵留美预备班不久被撤销，学员限期回原部队报到。
  第三部分 国民党伞兵的作战
  1945年上半年，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发展和中国抗战的反攻形势，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配合和支援下，在湘、粤、桂、黔部分地区对日寇转入反攻。为在这地区截断日军后勤补给和部队调动的水陆交通运输线，割裂日军各部队的相互支援，打击其要害部门及首脑系统，以配合战区的战略行动，决定首先使用伞兵5个队，分别空降在日寇占领区后方的湖南衡阳、广东开平和广西丹竹机场地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伞兵二队空降湖南衡阳
  1945年6月7日，伞兵二队（中校队长姜健，队附美军少校）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全副战斗装备集结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附近的出发位置（在距离部队10公里半径范围内，禁止一切人员、车辆出入，只有队长、队附在起飞前一小时才接受空降作战任务，对其余官兵绝对保密）。以后乘美空军十四航空队的C—46及C—47运输机15架（每架飞机可载24—27人，即两个组的兵力），伞兵队部乘坐1架，6个伞兵分队人员乘坐9架，装载重武器、弹药、器材的空投装备伞飞机共5架。在2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凌晨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于当日上午9时许，到达衡阳洪罗庙地区（距衡阳50公里，距台元寺25公里，距金兰寺30公里，距白马桥10公里），根据美军情报小组的地面联络讯号空降安全着陆（只有2人扭伤了脚）。
  为了侦察了解伞兵队攻击目标的敌人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及防御工事等情况，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决定将部队集结洪罗庙（大庙）休整待命。
  第二天，伞兵派出一个组在公路桥附近，出其不意地击毁敌运粮军车3辆，击毙日军押车士兵6名，缴获全部粮食。
  经过两天的战斗准备和休息，于6月11日凌晨2点30分，伞兵二队夜行军4点40分左右到达日军重要据点台元寺的前沿阵地，拂晓（5点左右）向敌发起攻击。其攻击部署是：两个分队迂回到敌后方阵地进攻，两个分队由敌右侧阵地进攻，一个加强分队（含迫击炮、重机枪）正面攻击，一个分队为预备队。当地游击队在敌阵地左侧配合作战。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寇损失惨重，有一个联队被击溃，一个骑兵中队损失过半，近百匹军马被打死、炸死，大批武器弹药被缴获，有200余名日军被打死打伤。伞兵攻占台元寺后，切断了日军从衡阳以南沿零陵方向撤退的后路，对割裂、包围日军起了重要作用。经过伞兵攻占台元寺所显示的战斗威力，使衡阳城内和金兰寺的日军极度恐慌。他们为防止伞兵部队再次空降，就分散兵力，处处设防，打乱了原有的战略部署。
  在此战斗中，伞兵二队阵亡上尉分队长周××1人，士兵5人。负伤官兵10余人（其中有2名美军顾问）。
  当地游击队，不仅得到台元寺日军丢下的大批武器、弹药、装备，还通过伞兵二队队长姜健与昆明总部联系，给游击队空投了一批武器、弹药和药品，使他们大大装备了起来，战斗力显著提高。
  伞兵一队空降广东开平
  1945年6月，日寇约20万人由广东阳江方向出发，经开平、新会、沿西江至柳州转贵州与独山的日军会合，企图进攻贵阳。为堵截这股日军，粉碎其会合阴谋，决定使用伞兵一队空降开平，夺取南江口，阻止日军沿西江而上。
  1945年6月12日凌晨2点，伞兵一队（中校队长井庆爽、队附美军顾问柯克斯少校）乘美军空军十四航空队C—46飞机13架，在24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于昆明附近的呈贡飞机场起飞，经广西，于上午8时许，按美军情报小组的地面联络信号，在广东开平地区（距开平城3公里）空降着陆（淹死1人，无人受伤）。经过半天的休息和战斗准备，于当晚21点由开平出发，经新会到达罗定。随后步行1小时坐船，再步行1小时到达攻击出发位置，突然袭击日寇重要据点南江口守军阵地，全歼日军1个排，伪军1个连，打死日军33名、打伤日伪军百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日军由于南江口的失守，西江交通被切断，打乱了阳江方向的日军沿西江向独山会合的行动部署和时间。
  在此次战斗中，伞兵一队官兵阵亡8名，伤30余人。以后部队折回罗定，直到日军投降后回到广州，又经香港转回南京。
  伞兵八、九、十队空降广西丹竹机场
  1945年7月3日，国民党伞兵3个队（约600人），乘美军C—46、C—47运输机40余架，在数十架战斗机的护航下，执行夺取敌人丹竹机场，切断敌人空中补给并掩护我空运部队着陆，向敌人占领区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行动。伞兵攻占丹竹机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在此次战斗中，日军拚命顽抗，伤亡惨重，击毙日军150名，打伤日军数百人。我伞兵队阵亡23名，负伤官兵100余人（其中美军顾问多人受伤），战斗力损失近1/3。
  4个伞兵队担任受降警卫队
  1945年8月中旬，驻衡阳的伞兵二队及岗头村的伞兵三、四队奉命作为何应钦上将的警卫部队，于8月21日下午3时，在湖南芷江接受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的洽降。以后又随何应钦空运南京，负责南京黄埔路原国民党中央军校本校大礼堂（受降会场）的警卫。9月9日上午，亲眼看到侵华日军首脑以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为首的日本侵华战犯一伙的丑恶嘴脸和可耻下场。他们7人身穿军便服，光着头，灰溜溜地进入投降席。冈村宁次面色阴沉，他在受降书上把图章都盖歪了。
  1945年9月16日，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五队，作为张发奎上将的警卫部队，参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受降会场）举行的受降仪式。
  有6个伞兵队担任东北九省保 安总司令杜聿明的警卫部队
  1945年冬，除军官队外，伞兵各大队在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参加了解除龙云职务的战斗。因为突然袭击，战斗只几个小时，双方均无重大伤亡。
  不久，伞兵一大队的二、三、四队和伞兵二大队的八、九、十队共6个队分批空运东北，进驻沈阳北陵机场，担任杜聿明的“东北行营”及其本人的警卫部队。
  伞兵总队担任沪、宁线警戒
  1946年6月，伞兵总队（缺7个队）从昆明岗头村出发，经贵阳、长沙、武汉到达南京，进驻中华门外岔路口营房（伞兵基地）整训。补充大队驻南京大校场担任警卫。军士队留岔路口训练，其余部队于8月底调往宁、沪驻防，归三方面军无锡指挥所主任陈大庆中将指挥。伞兵司令马师恭任阳澄湖“清剿”指挥官兼苏州城防司令，司令部及各直属队驻苏州城附近。
  伞兵第三大队的5个队驻镇江、常熟；伞兵第二大队的六、七队及伞兵五队驻常州、丹阳；伞兵第四大队的5个队驻苏州、昆山、嘉定、南翔。1946年底，伞兵撤回岔路口整训。1947年初，又奉命派出伞兵第四大队的十六、十七、十八3个队，担任太湖区城的柔山、金坛一线的“清剿”任务。3月撤回南京。
  伞兵5个队企图空降延安
  1947年春节后，为配合胡宗南10万大军向陕北解放区的进攻，根据国防部命令，派出伞兵补充大队的4个队与伞兵五队，在南京江宁机场和东山镇着陆场，秘密进行模拟训练（假设目标延安）。于3月中旬，在严格保密下，由车运西安机场，归胡宗南指挥，企图空降偷袭延安，因情况变化，随即撤返南京。
  伞兵总队组成第三快速 纵队、开赴鲁中南作战
  国民党军为配合鲁中攻势，企图组成一支快速机械化部队，沿津浦线活动，在鲁南地区机动作战。国防部决定将空军伞兵总队配属坦克、炮兵、汽车和空中支援部队，组成第三快速纵队，开赴鲁中南作战，归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上将指挥。为吸取国民党第一、二快速纵队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1947年1月第一快速纵队在山东峄县、枣庄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第二快速纵队在豫北汤阴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第三快速纵队采取了“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吃掉多少算多少，打了就跑”的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作战中，特别重视气象研究和空中支援行动（包括飞机侦察和战斗机低空扫射）。
  伞兵总队组成第三快速纵队后，于1947年5月20日左右，在南京市郊汤山，组织了一次陆空联合演习，向蒋介石汇报。当时报纸、电台都作了夸张性的报道并拍成电影。
  第三快速纵队的主力，包含伞兵总队所属的伞兵五、六、七队；伞兵第三大队的5个队；伞兵第四大队的5个队及司令部直属队。
  配属部队有坦克第一团（随纵队行动的只有两三个连）。该团中校团长蒋纬国，当时兼第三快速纵队副参谋长。榴弹炮团（随快速纵队行动的2个营）、人力输送团（全团三个营、1，400人左右，负责弹药、给养、器材的人力输送及伤员后运等任务）和汽车3个团（有美式十轮、六轮军用卡车320辆左右）、工兵营配（有扫雷、爆破、修建、橡皮舟等器材）、中支援大队（侦察机2架、战斗机视任务机动使用）。
  1947年5月下旬，快速纵队主力进驻徐州，在云龙山宿营（大部分人员在徐州体育场住帐篷），当时任务是：以徐州为中心在徐州周围150公里内，应急机动作战。以后，部队沿津浦线进入鲁中南，在枣庄、峄县、临城、成武、金乡、鱼台、滕县、单县、邹县一带，曾与鲁南军区张光中部发生过几次小规模战斗，双方均无重大伤亡。
  第三快速纵队在1948年3月以前，全部出动仅有4次。第一次奉国防部命令解滕县之围：当时滕县守军国民党二十军（四川杨森部队），被华东野战军一、四纵队等包围多日，攻城部队地道已挖到城门边，杨森的二十军据城顽抗，情况危急，派第三快速纵队与国民党交警总队前往解围。因战局变化，解放军主动撤离。伞兵总队只和一、四纵队的后卫部队稍有接触，均无重大伤亡。
  第二次全部出动，是奉国防部命令解菏泽之围，因情况变化，中途折返。六月，参加普陀山登陆演习，企图攻占长山岛。
  第三次奉徐州“剿总”刘峙命令驰援丰县。当时道路积雪，路面难辨，很多车辆掉进路旁的河沟里。部队从黄口出发，一整夜只走出黄口车站8公里，直到第二天晚上，全部队才进驻丰县县城。由于情报失真，并无战事，伞兵部队在丰县过的春节。
  第四次是第三快速纵队参加牛王崮战斗。1948年2月，刘、邓大军的十一纵队两个团掩护2000名新兵渡过黄河，南下大别山。第三快速纵队奉命堵截，妄图围歼。1948年2月11日，国民党伞兵前卫部队第二大队在沈庄至柳堤圈附近与解放军十一纵队警戒部队打响。十一纵队放弃沈庄，固守牛王崮（大寨子），当晚，伞兵第一大队夜袭牛王崮失败。12日上午，伞兵第二大队、三大队从牛王崮两翼展开，在榴弹炮营的强烈炮火和坦克连的掩护下，由伞兵二大队七、八、九队3个队向牛王崮寨子东北发动强攻，战斗激烈。十一纵队两个团打得十分沉着、顽强，边打、边撤，节节抗击。在黄昏夜幕掩护下，十一纵队往西南突围成功。第二天凌晨，当快速纵队主力、在炮兵、坦克支援下，突入牛王崮寨子时，发现解放军早已撤走。此次战斗，伞兵官兵伤亡百余人，其中伞兵七队中校队长蔡振武及伞兵八队少校队附被打死。
  1948年3月，伞兵总队从河南商邱调回黄口改编为空军伞兵司令部后，伞兵三团的骨干返回南京岔路口伞兵基地，分别前往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地招考新兵。伞兵一团、二团及司令部直属营留在商邱、砀山一带机动作战。
  1948年6月，当华东野战军三纵、八纵、十纵出敌不意渡过黄河，一举攻占开封，全歼国民党整编六十六师之际，蒋介石发动了“黄泛区会战”（即睢、杞战役），调集3个兵团分路驰援开封，妄图围歼华东野战军。
  当时，国民党区寿年兵团（含整编七十五师沈澄年部、整编七十二师杨文泉部、独立二十一旅李文密部）特别卖力，部队首先逼近开封，前出睢县至杞县一带。国民党伞兵部队更是趾高气扬，凭着机械化的速度，单军突出到陈留以南活动。而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却很狡猾，部队在鲁西南定陶、单县、虞城一带，向开封缓慢移动，不敢向前。
  华东野战军放掉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决心吃掉区寿年兵团。1948年6月27日，第三快速纵队与解放军一接触，就感到来势凶猛，即从通许、尉氏方向回缩，向整编七十五师沈澄年部靠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驻守帝邱店，伞兵一团展开于帝邱店东南，伞兵二团展开于帝邱店东北（整七十五师在帝邱店以东，独立二十一旅在整七十五师左翼）。经过5昼夜的激烈战斗，至7月2日，整七十五师主力首先被歼。独立二十一旅呼救无援（整七十二师杨文泉部已被一纵队分割），随即被歼。当晚，区寿年的兵团部也在龙王庙被消灭。
  此时，第三快速纵队妄想突围逃命，无奈势单力薄，只得死守待援。华东野战军于7月2日晚在全歼区寿年兵团之后，立即向第三快速纵队发起猛攻。经过一夜激战，伞兵第一团阵地首先被突破，伞兵第二团一个营前往增援，拚死顽抗。至3日拂晓，伞兵第二团也被分割包围。在伞兵二团阵地上白刃格斗，战斗极为激烈。伞兵二团团部连首先被歼，至7月3日中午，由于国民党黄伯韬兵团、胡琏兵团、邱清泉整编第五军从帝邱店以东、以南、以北向华东野战军合围。华东野战军在围歼区寿年兵团（歼灭两个整编师，一个独立旅共5万余人）的目的已达到，主动撤出战场向西转移。于是伞兵司令部、各直属营及伞兵第一团、第二团残部得以幸存。
  此次战斗，伞兵二团伤亡惨重。该团上校团长郭志持及中校团附梅济南被击毙，该团一营中校营长周益群、三营中校营长頼晋智被俘。仅该团中校副团长李海平及二营中校营长张光汤逃脱。伞兵第一团损失过半，该团上校团长张信卿及二营营长潘荣辉受伤。
  第三快速纵队残部从黄泛区撤回徐州后，于1948年8月，取消第三快速纵队番号，原有配属部队被调走，恢复空军伞兵司令部原有的3个团、5个直属营建制。于8月15日，全部调回南京整训，到9月底，伞兵各部队均按编制装备齐全，开始训练。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之后，伞兵一团、二团奉命开赴皖南贵池、铜陵一带，担任“清剿”任务，保卫南京外围。伞兵三团三营（营长李华麟）驻防大校场机场，并派该营八连（上尉连长赵剑星）担任在淮海战场上空投物资（弹药、给养、药品、器材）的任务。曾派兵携带陆空联络电台空降，送给邱清泉部队。
  1948年12月，在蒋介石行将“引退”之前，在南京单独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伞兵3个团长井庆爽、赵位靖、刘农畯，表示特殊器重。他重弹“要继承黄埔精神，发扬当年东征、北伐的革命气概，重整旗鼓，完成戡乱建国大业，毋负党国期望”等等之滥调。
  1949年1月2日，伞兵司令部及所属各部队撤至上海。伞兵一团（上校团长井庆爽）伞兵二团（上校团长赵位靖）驻防浦东亭林、奉贤南北一带，司令部及各直属营驻奉贤。伞兵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畯）驻防浦东三林塘杨思桥、高桥一带，团部驻三林塘。伞兵三团第一营（中校营长钟汉勋）奉伞兵司令部转国防部命令，担任上海北火车站及麦根路车站的警备任务，归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管辖，由上海铁道二路（京沪、京杭）守备司令段仲宇少将直接指挥（段仲宇当时任上海港口副司令兼上海铁道二路守备司令中共地下党员）。车站设有执法队，权限很大。警备总部贴有布告，规定对严重肇事者，执法队可就地枪决，轻者立即逮捕，当时执法队长是汤恩伯总部派来的姓何的上校，副队长由车站警备营长钟汉勋兼任。每天从上海北站执勤连派出巡查队（带有执法队臂章）昼夜巡逻。由于铁道二路守备司令段仲宇与警备营长钟汉勋对执法队控制很严（任何情况不准开枪），在执勤期间，虽汤恩伯总部几次命令开枪镇压，但段仲宇司令采用各种方法应付，并与钟汉勋营长密切配合，未发生过任何流血事件或逮捕情况。有几次紧急情况，汤恩伯总部派来的执法队何队长，与段仲宇、钟汉勋见不了面，执勤部队他又指挥不动，气得拍桌大骂，扬言要追查责任，事后都被段仲宇挡了回去。
  1949年3月中旬，伞兵各部队（除伞兵三团外）分两个梯队从上海海运福州。伞兵三团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策动下，由伞兵三团中共地下党支部直接领导，于1949年4月13—15日在海运福州途中转向北开，到达连云港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