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939年4月，脱离在家乡诸城县拉起来的游击队，到沂蒙根据地联系山东各方面抗日领导部门。东里店这个镇居然象一座小城市，商店林立，生意兴隆。住在小店一夜，第二天早饭后，我到挂着鲁南总动员委员会的牌子的大门里去找李澄之。一进屋门，就迎着了他。他紧握着我的手说：“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怎么这么巧？”一群人围起我来寒暄，一齐大笑。其中有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发苍苍的范明枢先生。我特意到他面前握手问道：“范先生还认得我吗？”范老颤巍巍地说：“咱们在一间牢房里受过罪，怎么会忘了！”（指1932年在济南教书被捕）。
  我向澄之同志询问了这里的情况，他说：“不用谈了，一时也谈不清楚。”他说他被压上第四联合中学校长的职务已经半年了。高中的国文教员，至今没有请到。“这不是教务长彭畏三兄将我的军，来要高中教员了吗？正在议论你，你就一步闯进来了，所以大家高兴。”我和彭畏三在济南教书时就认识了。他特意又上来打招呼。我说要去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听候分派。他们说：办事处主任赵笃生不在（他原是济南育英中学的教员），我们早就和他谈了，要他设法约你（八路军独立营发展到诸城，我沿着他们的交通线来的），我们告知他你已经来了就是了。
  四联中住在离东里店20里的蒙阴县坡里镇，我到校以后，包教了文科的所有功课。上班和20多位男女同学一起读书，下班和他们一起游玩。这生活过了不到两月，日寇的飞机就轰炸东里店，把东里店炸成一片废墟。澄之同志于3小时以后来到了四联中，他的样子不象是从火海里逃出来的，并不显得狼狈，只是没带出一点生活用品来。他的到来，使大家放心了，还以为他不是从东里店来的呢。当时，幸而范老坐上独轮车，挂着抗日画，到集市上做宣传，早已离开了东里店，住在了四联中。
  四联中的教职员，一致的意见是把总动员委员会的牌子挂着，另组织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李澄之、梁竹航和我，这三个1925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的人，把当年国共合作的旧事重提。澄之同志提出，今天的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合作，他的意见的要点是：那时的合作，国民党北伐步步胜利，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血液。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仅有坚强的党中央，有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出来的军队，还有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我们在山东就要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只要同意这主张的，我们就可以走在一起。澄之同志的话，也就是我们想说还没说出来的话。
  四联中因目标不小而做疏散。我们被几位当地学生邀请，住在岱固前面的后阴子村避敌。这里是山深人少的地方。澄之同志拄着一条木棍到处探望分散的教员，也到我们这里来，传达他筹建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的情况。并说山东的党很赞成成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团体，团结那些对共产党还有一定疑虑、共产党也考虑他们的阶级成份的上层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莱芜、新泰、沂水、蒙阴的爱国人士、失业青年都要求参加。东至日照，西至泰安也有人来投。他们说，他们的家长知道鲁南国民抗敌协会是一批以李澄之为首在都市里办过教育的人士组织的。家长对他们的子女说：“去吧，跟着他们，家里放心。早晚汉奸来了，免不了全家离散。”
  澄之同志生活非常简朴。他在中学时就是篮球选手。在师大曾代表中国篮球队，出席过远东运动会。当时正当四十岁，身体强壮，从不择食，有什么吃什么，吃得很香甜；给他要点细粮，他就送给本会的病号吃。办公室向八路军后勤部给他要了一匹马，他只驮上办公用具和衣被，自己不骑，给病号、女同志以及身体不舒适的人骑，自己步行。他穿着一双铲鞋（沂蒙山区的爬山鞋），是千针底（一双鞋底纳一千针）和密针纳的鞋帮。这种鞋绱好之后，盛上水滴水不漏。他爱吸旱烟，不吸纸烟；大烟斗，布烟包，一人喷吐，满屋烟云。
  他与人谈话时，和颜悦色，慢声慢气，这态度不是勉强的，是自然的，很少看见他发火，也很少有人看见他着急。找他商量事情，无论呆多久，他依然耐心听，面不辞人。
  照顾他的有一个警卫员和一个“小鬼”；开会出外警卫员跟着，“小鬼”留家看守。他们都是自愿自觉的为他服务。有几个晚上，澄之出去开会，都是十一点回来，为他服务的“小鬼”煮了两个鸡蛋，包在毛巾里。澄之回来发现了，责备他不应当向伙房要夜餐。“小鬼”解释说不是向伙房要的。“那么哪里来的？”小鬼说：“我自己买的，开会回来晚了，吃点东西好。”澄之感动了，不吃不好，吃也不安，他拿起鸡蛋来说：“来，咱一人吃一个。”小鬼接受了。他又嘱咐“小鬼”不要再弄这个。以后换成了“小鬼”自己在烤火盆上烤白薯，还是毛巾包着，热热乎乎地很可口。
  他这种待人厚道的作风，是长期养成的。抗协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有纠纷，只要他说几句话就可以解决，谁也不愿使他为难。
  老根据地里减租减息之后，可团结的上层人士少了，知识分子又多数被政府的文教部门吸收了去，连抗协会员也在内。1942年以后，抗协只留下个名字，人员都各有工作，不能设立机关了，事实上已完成它当时的任务。澄之本人被邀进政权机关做负责人，我也安排作文艺工作，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