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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止国民党违约堵口的行为，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除派代表与联总驻华有关人士举行了邯郸会谈外，董必武同志又在上海致函联总署长艾格顿、行总署长霍宝树、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严正申明了中共的立场。函中不但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撕毁历次治河协议，而且还提出了下列意见：必须立即停止堵口放水工作，并追究放水的责任；花园口堵口工作必须推迟至5月之后；堵复工款660亿元之分配，应按照堤线长短工程大小，公平合理分配；救济协助黄河之物资器材，应由联总直接交付解放区，不必经过行总。
  1947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就黄河堵口问题也发表了严正声明。他首先指出：“目前陇海路东段内战正在异常紧张之际，蒋介石政府突于上月底严令郑州军事当局及开封黄河堵复局，立即在花园口合龙，以放水东淹黄河故道居民及两岸群众与解放区自卫部队，现此流水已过汴新路，不日即将经过济南
  东趋渤海。”“蒋介石之所以如此狠毒，其用心就在想利用黄水淹死豫鲁解放区的人民和部队，隔断解放区的自卫动员，破坏解放区的物资供给，以便于他的进攻和侵占，以达到他的军事目的。”
  在声明中，周恩来同志还指出：“联总素以善后救济工作为工作方针的，但他的救济物资，分配给黄河堵复工程上的各种机器、工具、运输器材等，绝大部分都用在花园口工程上，而解放区复堤工程方面所得的几乎等于零。如果再将联总每次都参加黄河堵复问题协议，而每次又不去阻止蒋介石政府之违背协议的事情联系起来看，我们便不能不怀疑联总机构对遵守没有政治歧视及分配公平的原则尚有几分真意？假使联总领导者欲证明其为真意，那我们就有权利要求联总中国分署在黄河堵复问题上采取公正而明确的态度，立即制止蒋介石政府目前堵口放水的行动，要蒋介石政府和行总依照过去协定，立即拨付解放区应得的全部工款、工粮、机器、工具与运输器材及河道居民的全部救济费用，必须在复堤、整理险工、裁弯取直全部工程完成之后，才能堵口放水。蒋介石政府如不服制止，不接受上述要求，联总有权停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救济，而首先就应将花园口堵口工程上所用的机器、工具、船只及运输器材等全部撤走。这种合乎正义的压力，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因为联总这些物资如不撤走，如不停止救济，中国将有数百万人民受其损害，反之，这些人民才能得救。我仅代表解放区1亿4千万人民向联总及各国的人民作此呼吁。”
  最后，周恩来强烈提出：“数百万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将决定其存亡于今后一个短促的时间之内，望全国同胞，全国舆论共起呼吁，急图挽救。”
  董必武、周恩来同志的严重声明，进一步阐明了中共对黄河问题的坚定立场，使全国人民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堵口的军事企图，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极大注目。为此，联总不得不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1947年1月11日，艾格顿、塔德等特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伍云甫、成润等，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磋商。塔德认为：“目前工程情况3个月内可无水灾危险”，“整理险工估计12万人2个月完成”，并且说什么“当地人民对工程有经验，只需送去器材和仪器等就行”，完全推翻了1月3日在邯郸会谈中，他所说“明天即刻停止堵口”的诺言。艾格顿对中共建议“停止堵口，停止放水，不然联总即应撤退人员器材”的问题，除表示“愿意向各方商讨适当办法”外，又说什么“堵口延期三礼拜可以，但要停止堵口是不可能的”。伍云甫则坚持下游屡遭蒋军破坏骚扰，修堤整险困难，“堵口非推迟5个月不行”。因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最后，艾格顿提议“以后再考虑办法”而散会。
  鉴于联总这种含糊态度，1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玩水者灭顶》的社论，指出：“蒋政府已开始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入故道，使冀鲁豫解放区成为泽国，眼看数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即将毙身鱼腹联总应该负起其对自身应负的责任，立加制止，撤退其对蒋方的一切供应。”同日，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同志，也对记者详细叙述了蒋军杀害修堤员工及抢劫修堤物资的大量事实。1月13日，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通电全国、全世界各界人士，控诉蒋介石放水淹没解放区，“国民党背信弃义的开堤放水乃是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联合参谋本部中的一个巨大军事政治阴谋计划，他们企图利用黄水来分割与切断解放区的联系，因而不惜以黄河中、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为其军事政治赌博的牺牲品。”
  由于国民党政府急于堵口放水，没能慎重顾及堵口工程质量，1月15日深夜，石坝陡然下陷，大溜汹涌冲出，坝身立即塌断，半小时后，有四排桥桩被洪水冲走，接着其他桥桩相继折断，石坝缺口扩大，上游水面下降，坝顶全部露出水面，上下游水位差一米左右，至此，堵口工程再次失败。
  堵口工程再次失败，影响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妄图利用堵口放水，分割解放区的整个军事部署。1月16日，陈诚、顾祝同等高级军事将领，亲往花园口“视察”工程，督促堵复局找出失败原因，重定堵口计划。即日，堵复局便召开了工程技术人员会议，讨论了失败原因，并研究了在平堵的基础上，采取平堵与立堵相结合的办法与实施此办法的具体措施。
  1月18日上午10时，蒋介石在南京亲自召见了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行总署长霍宝树，并听取了薛笃弼对1月11日艾格顿与董必武在上海会谈的报告。同日，蒋介石指使水委会副委员长沈百先，致电堵复局，转达了他对堵口工程的严令“饬局长督促员工，拚力赶进”。
  堵口工程在蒋介石“严令”的督促下，堵复局制定了增挖引河、接长及增修挑水坝，加强大坝，盘固坝头，抛堵合拢五项计划，并决定：从正坝金门两旁东西坝头起，用平堵方相向分抛大铁丝石笼与柳石辊，先将正坝堵塞合龙，然后再用立堵法在边坝合龙的具体堵口方案。
  国民党堵口合龙迫在眉睫，解放区人民无不惊恐万状。1月18日，《冀鲁豫日报》发表了《抗议国民党水淹华北》的社论，指出：“历史事实有千百次的证明，造成历史惨案的，一定在不久之后，必受人民之处分，这是丝毫不差与无可逃避的。”1月20日，边区参议会代表全边区人民，向全国同胞呼吁，国民党水淹华北的阴谋，“是过去日寇处心积虑的图谋。全国同胞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蒋介石此种惨无人道的罪行。”
  对于解放区人民的呼声，国民党充耳不闻，照样对花园口堵口工程加紧赶工。1月14日，薛笃弼在给董必武的信中，甚至无理的指出：“本会与贵方代表仅有35年5月18日一次谈话（指1946年5月18日的南京协议），凡关于黄河堵口复堤工程之进行，自当悉以该项协议为依据，至来函所谓历次会议记录与协议，本会既未参加，自不受其拘束。”态度之蛮横，大有全盘否定历次协议之势。
  国民党政府在花园口堵口合龙的气氛愈来愈紧张了，迫于此种形势，1947年2月7日，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有中共、联总、行总、水委会等方面代表董必武、伍云甫、林仲、向景云、艾格顿、毕范理、薛笃弼、霍宝树、李卓敏参加的黄河堵口会议。由于国民党堵口合龙的方案早已决定，中共代表虽然几次据理力争，推迟合拢日期，也是无济于事，仅达成以下协议：
  一、黄河共区复堤工程即刻开始，堵口工程仍照常进行，以维持保护原有工程为原则。合龙日期至3月中旬视下游抢修险堤及合龙工程需要，再由水委会、行总、联总与共方会商确定。
  二、联总即刻通知塔德工程师，会同水委会及中共工程人员，协同救济队进入共区，携带器材勘察复堤及办理救济工作。
  三、水委会于日内先拨行总40亿元，转中共为复堤工程费，垫款人由行总以解总（解放区善后救济心〓〓〓〓〓〓行，以便解交施工地点。提款手续仍采行总与解总代衣〓〓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