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蒋军决堤花园口横流豫皖苏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密令，炸毁了黄河花园口河堤，霎时间滚滚洪水象猛兽一般地吞噬着沿岸600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蒋军的这次决堤放水，给沿河人民造成的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对黄泛区灾情的不完全统计为：
  一、淹没耕地面积：河南省450，553公顷：安徽省284，598公顷；江苏省109，108公顷，总计是844，259公顷。
  二、逃亡人员：河南省逃离1，172，639人，死亡325，589人；安徽省逃离2，536，315人，死亡407，514人；江苏省逃离202，400人，死亡160，200人，总计逃离3，911，354人，死亡893，303人。
  三、按动产与不动产计算，所受经济损失，以战前法币折人民币计算：河南省是19，328.5亿元；安徽省是25，265.8亿元；江苏省是3，210.3亿元，总计是47，806.5亿元。
  四、按农业减产计算：河南省22，452.7亿元；安徽省18，104.6亿元；江苏省6，916.7亿元，总计减产47，474亿元。至于土地变异，河道淤积，水利设施破坏等项的损失，更是无法用金钱计算。
  以上各项损失，仅财产及农业减收两项的统计，即达95，230.7亿元，与同一年度里全国发行的建设公债相比，超50％以上。
  以上各项统计中说明，在日军大举犯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国民党政府密谋的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可是不料，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政府却又耍花招，提出要堵塞花园口口门。很明显，其用心是不良的。
  二、国方要堵黄河口两岸百万人
  抗战胜利，万众同乐。国民党政府为了独吞胜利果实，一面玩弄和谈烟幕，一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准备打内战。冀鲁豫解放区地处陇海、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干线，背后是广大的晋察冀、太行、太岳解放区，也是刘邓大军所在地，东面与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相互配合；南面与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中原野战军遥相呼应，黄河故道从其中心贯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政府对冀鲁豫解放区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他们要黄河归故、东流入海的企图，不言自明。
  中共中央虽然深知黄河归故后会给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但为了照顾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并且考虑到黄水久注淮河，必致淮河淤淀，南泛长江，势将危及大半个中国。所以，中央通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会商，在不使下游发生水灾的条件下，原则上是赞成此举的。关键是要在复堤整险竣工后，才能堵口移河，否则，将会出现第二个更大的黄泛区。
  所谓黄河故道，是经过八年战乱的故道。在八年抗战期间，黄河大堤很多堤段被日伪军作为进攻解放区的封锁沟、封锁墙，再加上风雨的侵蚀，损坏程度已达十分之三以上；两岸防险坝埽的砖石，大部被日伪军拆去修碉堡工事，更是破烂不堪；河床高出地面丈余，且淤沙大部变为沙丘，高者丈余，低者二三尺不等；黄河三角洲淤塞的面积达200余里，在洲上居住着十余万人民，建立了347个村庄，这里的土地大部分被开垦成良田。据统计冀鲁豫解放区沿河自长垣至齐河（缺长垣考城、寿张三县统计），有813个村庄，307，457口人，426，899间房屋，1，426，249亩土地。其中新建村庄213个，62，070口人，79，691间房屋，396，248亩土地。山东渤海区沿河有347个村庄，105，630口人。因此，在黄河堵口之前。必须精细勘察，妥善修理堤坝与河道，更须对堤内人民予以妥善安置，方不致因黄水骤至而演出天痛人怨之惨剧。
  整理黄河故道的工程是十分艰巨的，决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同时，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冀鲁豫解放区人民，也决无独立完成此项工程的能力。如果不复堤修坝整理险工，不迁移救济河床居民，就堵口放水，不仅故道内的居民村庄要惨遭黄水的浩劫，就连故道两岸的广大居民村庄，也将遭到黄水的灾难。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国民党政府却在解放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堵口放水的部署。
  1945年12月下旬，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下同）移驻开封，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做堵口放水的筹备工作。
  1946年1月11日，美籍水利工程师、黄委会工程顾问塔德等一行四人，突然由开封来菏泽，声言要勘察黄河故道。冀鲁豫行署给予热情接待，并派专人领其至临濮集一带勘察了黄河故道的堤坝和河床。他们仅停留三天，便匆匆返回。不料，返回不久，国民党中央社便造出谣言，说：“由于中共之一再阻挠，迫使勘测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以此为他们不复堤整险制造借口。
  1月22日上午九时，河南救济总署署长马杰召开救济灾区座谈会，联合国驻中国办事处主任范海宁（加拿大籍）专程到会致词。在他的致词中，只谈堵口如何重要，却闭口不谈下游复堤。
  1月31日，国民党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下同）豫分署，连日视察花园口口门情况，研究堵塞口门方案，计划建立堵口复堤工程局，分设冀鲁豫三个复堤工程处，并对工程款项、器材、工人食宿、卫生等做了详细的研究，大有即刻就叫口门合龙之势。
  2月1日，水委会派遣工程师及技工偕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下同）驻该会工作的道特（美籍）前往河南泛区勘察，在泛区同胞中散布堵口言论，制造堵口气氛。
  2月4日，国民党黄委会顾问王恢先，黄泛区复兴与建设协会常委易伯坚及社会处代表等在黄泛区举行座谈会。他们只谈对黄泛区居民的救济问题，却不谈对黄河故道居民救济的工作。
  2月6日，联总中国业务处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该处长奥斯德说；“黄河堵复计划最为重要，可使20万农民及其眷属重返昔遭泛滥之地。”企图在全国造成强大的堵口舆论。
  2月中旬，在国民党水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简称堵复局，下同），赵守钰兼任局长，李钟鸣、潘镒芬任副局长。
  2月16日下午三时，赵守钰在黄委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工程计划问题提出以下困难：一、中央核拨之工款5亿元，中央银行不能一次提取。二、整修汛区堤防预算需费11亿元，尚未核准，以致无法动工。三、考城以下国、共军阻挠，测量工作无法进行，盼新闻界代向各界呼吁。要求疏通河道，修筑河堤，妥善救济和迁移沿河居民；吸收沿河群众代表与民主政府，组成统一的治河委员会，并筹移河大计。
  3月1日，国民党政府不通知冀鲁豫解放区政府，指示堵复局在花园口正式开工堵口。以塔德为首的外籍工程技术人员带着桥梁材料、木船、汽船、推土机、开山机、钢轨、斗车、汽车、修理机械等投入了施工；行总派出工作队、卫生队；河南省政府组织了招工购料委员会；交通部彰洛段工程处赶修通往花园口的铁路专线；平汉铁路局拨出了赶运堵口器材的车皮。一时间，整个花园口堵口工地上，人来车往，机器轰鸣，一派忙乱不堪的景象。根据塔德的建议，国民党最高当局作出决定，花园口堵口工程6月底以前完成口门合龙的任务。
  国民党抢先堵口的消息传出后，冀鲁豫解放区沿河各县群众无不震惊万分，纷纷向各级民主政府请愿，反对国民党不复堤就堵口的做法。为此，冀鲁豫行署认为：国民党既要在花园口堵口，位于黄河下游的解放区必须得做好思想上、组织上、人力上、物力上等方面的工作，准备黄河水回归故道。于是冀鲁豫行署通令沿河各县，要立即调查黄河故道居民新辟耕田、林地，所建新村房屋、户口材料，以及堤坝破坏情形等，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利用黄河归故嫁祸解放区的做法。
  2月中旬，中共中央来电指示：“黄河归故，华北、华中利弊各异。但归故意见全国占优势，我们无法反对。此事与我解放区关系极大，我们拟提出参加水利委员会、黄委会、治河工程局，以便了解真相，保护人民利益。”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冀鲁豫行署决定，除在群众中宣布国民党要改河归故的消息外，并就如何使群众的损失得到赔偿，应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什么条件，什么要求，如何参加治河机构等问题，通知全区各级组织，加以认真研究和对待。
  2月22日，冀鲁豫解放区政府为了确保自己对治理黄河的领导权力，决定在菏泽成立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以王化云同志为主任委员（据《冀鲁豫日报》1946年3月7日第二版报道：“在冀鲁豫区设立治河委员会徐达本兼任该会主任委员”），并于沿河各专、县分别设立黄河修防处及修防段，作为治黄的专门机构，具体的组织与推动修堤整险工作。
  2月27日，冀鲁豫行署又作出决定：在行署和一、二、四、五专署以及沿河各县立即成立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迅速清查河道历次决口的时间、地点、流经区域、受灾面积、修复时间、工程耗费、目前河滩土地面积、村庄、人口、林木数目、河道淤塞情况，堤内外地势高低及堤坝破坏情形，并收集群众对黄河归故的意见，做到有准备、有对策，以便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防止河水突然到来。于是，沿河各县的党、政、军、民在冀鲁豫区党委、行署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治理黄河故道的紧张战斗。与此同时，沿河各人民团体、群众组织、进步人士，纷纷组织集会，发表谈话，游行示威，呼吁国民党政府要顾全民命。
  沿河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正当要求，得到了国民党黄委会和堵复局大部分人员的同情。1946年3月3日，黄委会委员长兼堵复局局长赵守钰亲赴河南新乡市，会晤了正在进行军事调处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融洽的气氛中，共同商谈了有关黄河堵口复堤问题。
  3月23日，边区政府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决定派遣参议会副议长晁哲甫，冀鲁豫行署副主任贾心斋、参议会副主任赵明甫三同志，赴开封与国民党有关当局谈判黄河归故问题，从而揭开了黄河斗争的序幕。
  三、国共同定开封协议 又聚菏泽古城
  晋冀鲁豫边区代表晁哲甫、贾心斋、赵明甫三同志，肩负着沿河人民的生命大患，恨不得即刻就达开封，与国民党共商一个妥善解决黄河堵口复堤的办法。不料，他们在途经安阳时，却遭到国民党四十军的无理留难。一个佩带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官衔，名叫李谊渲的人，明知三代表是专为解决黄河归故问题而来，却说什么“来的十分冒昧”，“共产党现在不合法”，并极力污蔑解放区军民。三代表极感气愤，给以正义的驳斥，使其理屈词穷无言可答。但是，他们还是处处设置障碍，不让赶赴开封。在这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贾心斋同志对国军这种鄙卑的行径，进行了当众指责：“我们此行，是受边区数百万人民的重托，担负着沿河数十万居民生死攸关的责任，谁阻碍了我们这种为人民的神圣意志，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其展开斗争!”接着又向其提出了严厉的书面质问和批评。到了第四日，赵守钰闻讯后，也感到分外生气，即刻派王恢先、孔令榕二人，用专车把三代表接到了开封。从此次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对黄河归故问题到底怀着什么样的用心。
  三代表于1946年4月5日抵达开封，国民党黄委会、行总给予热情地迎接和招待。当日，赵守钰就主持召开了预备会议，商定谈判程序与谈判要点。次日，即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各有关代表相继发言后，中共代表就关于黄河的实况，人民八年来所遭受敌祸灾荒的痛苦生活惨状，及其听到黄河归故消息后的惊慌情况，做了真实的报告，与会各代表无不表示深切的同情。
  4月7日，国共双方就“先治河后堵口”、“解放区派代表参加治河组织”、“救济河床居民”三个问题进行了继续会谈。第一个问题，国方认为，水的季节性很大，如不早日下手，秋水泛滥将无法堵口。因此，协议认为：堵口与浚河、复堤并进，但堵口到一定程度即行停工，等待治河工竣。浚河、复堤未及全部完成前，绝不能最后堵口。
  第二个问题双方协议：直接主办堵口、复堤工程的施工机构，应本着统一合作原则，双方参加人员协商办理。解放区工段由国方黄委会与解放区治河委员会双方组成施工机构，共同负责办理浚河、复堤、救济等事宜。
  第三个问题曾引起争论。中共代表提出“河床居民迁移应由国家每人赔田地三亩，房屋一间，以维持最低生活”一项后，国方认为：“河床土地是国家所有，政府不能给予赔偿。”此种说法，显系曲解是非，对人民疾苦不负责任的态度，没能获得多数代表的同意。经中共代表据实说明“国家从来也不可能购买过黄河河床土地”后，大家才一致认为：“河床内居民的迁移救济工作，自然是必要的。”第三个问题的协议是：一面由黄委会拟具预算，专案呈请政府核拨；一面由马（杰）署长、荷海宁分向行总、联总申请救济。
  此次开封谈判，虽然不能满足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但是，总算获得了初步协议，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了我们的部分意见。
  为进一步完善开封协议，了解河床居民状况及堤坝破坏情形，以决策浚河复堤的施工计划，国民党黄委会特组成黄河故道勘测团，在中共代表的陪同下，于4月8日由开封出发，沿黄河故道至海口，历时七天，途经17县，跋涉2，000余里，对黄河故道进行了较全面的勘察。一路上勘察团的团员们亲眼看到了千疮百孔的大堤，破坏惨重的大坝，故道内堆积的沙丘，林木掩映的村庄及河床内青青的庄稼苗；并亲耳听到了故道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先复堤，后堵口”的呼声。勘察团的人们均说：“黄河故道破坏情形超乎预料之外。”国民党黄委会委员长赵守钰说：“黄委会必须与解放区各方合作，中央（指国民党）也不应不顾民命。黄河治不好，是国家的耻辱。”他又说：“黄委会编造预算时，按事变前物价增加2，000倍，在郑州物价已增长6，000倍，可是中央只按增加800倍批准，真叫我管黄河的人做难。”他还说：“勘察团从开封出发时，有人劝告我‘给共产党联系麻烦会更多’，但事实是，解放区的群众有组织，政府能协助，工程一定能更快更易进行。”在利津县勘察时，该县参议长和副议长对赵守钰说：“本县老百姓都不愿叫黄河再回来。”赵守钰在说明了黄河泛人民的悲惨生活后，表示意见说：“无论那里的老百姓都不应该被淹，黄河归故必须先修理河道和筑堤，保证不使这边的百姓受淹。”堵复局总工程师陶述曾向赶来请愿的群众表示说：“我是水利工程师，是叫黄河为人民造福的，不是叫黄河祸害人民的，不复堤，绝不堵口放水，如果蒋介石不听，我就辞职不干。”
  黄河故道勘察团于4月15日返回菏泽。当日下午3时，我代表冀鲁豫行署设宴为勘察团洗尘。晚上7时在菏泽交际处又一次举行了黄河问题座谈会，参加人员有我和冀鲁豫行署的贾心斋、罗士高、赵明甫、成润、华夫等；国民党黄委会的赵守、陶述曾、左起彭、孔令榕、许瑞鳌等；渤海区的刘季青同志也参加了会谈。
  在座谈会上，中共代表赵明甫同志首先根据开封会谈精神及勘察情形，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此次黄河归故系国民党政府有所计划，与黄河自然泛滥改道不同，应力求一劳永逸。根据勘察情况，浚理河道较为修堤修坝尤为重要，因此，必须于浚河复堤工程完竣后，方能合龙放水。第二，经此次勘察后，更感救济工作之艰巨。故道内新建村庄很多，救济问题应再慎重考虑，必须保证每人维持其适当生活。第三，冀鲁两省之黄河故道90％在解放区，为施工方便及增强工作效能，治黄各级组织，均须解放区政府参加领导及一切工作。后经6时30分钟的分项讨论，获得协议，概述如下：
  一、明确决定浚河、复堤、修坝等工程完竣后再行合龙放水。堤线问题，除修补旧大堤外，鲁省南北两岸部分地区先修旧临黄堤，裁湾取直部分，得测量后再行决定。
  二、施工机构问题，仍以开封决议之统一合作精神，双方配备人选，具体人数俟双方请示上级后再决定。
  三、迁移救济问题，河道内村庄之迁移，已确定概算标准，由黄委会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负责拨发迁移费，救济则代请行总、联总负责办理。
  四、为施工方便，急须恢复之交通，应根据施工情形逐步修堤，但不得作为军事运用。
  其他具体问题尚待继续商谈，但不得由此而拖延所有测量施工工作之进行。
  菏泽协议，是一个比较公正的协议。它的成立，使解放区人民，因黄河归故而惶惶不安、疑虑焦急的心情，才稍觉有点宽慰。然而，在菏泽协议刚刚签定后的两天，治河形势又突趋严重，群众情绪又再度焦急不安起来。
  四、陶述曾重定堵口计划 城国共再成协议
  1946年4月17日，菏泽协议的墨迹未干，国民党中央社却发出了“黄河堵口复堤决定两月内同时完成”的消息。4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又在发出的一则消息中声称：“倘黄河汛前不克全部完成堵口工程，政府方面实不能负其全责。”接着，国民党所有的报纸在其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的煽动下，也都异口同声地撒起谎来了，说什么“中共方握有雄厚之人力物力，有完善的组织，足以在两个月内把复堤修坝浚河工程，配合花园口堵口工程同时完成”。
  从以上事实，人们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的黄河归故企图到底是什么。谁都知道，国民党在东北的内战正在继续扩大，对中原野战军的围攻到了一触即发的阶段，在平汉、陇海、同蒲铁路线上，正紧张地进行着军事部署，长江沿岸苏皖地区军队的调动，也越来越加频繁，他们蓄谋已久的全面内战就要开始了，为此，国民党撕毁了菏泽、开封两协议的一切条款，加快步伐，抢时间堵口，阴谋以黄河归故分割解放区。
  国民党政府两个月内完成堵口的决定，不但引起解放区全体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引起国民党黄委会、堵复局内部，以总工程师陶述曾为首的大多数技术人员的不满。陶述曾认为，在下游堤防未修，河床居民未迁，秸料、石料运至堵口工地甚少的情况下，要两个月内完成花园口堵口，是决不可能的。因此，在赵守钰的支持同意下，就堵口计划问题，陶述曾与傲气十足的塔德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并果断地否定了塔德的堵口计划，停止了原计划的引河开挖工程，卸掉了打桩架，还准备放弃200米长的浅水占，留600米宽的口门浅水，以防河床刷深。陶述曾又根据对花园口口门的周密考查，制定了自己的堵口计划：
  一、复堤工程和河槽裁湾取直工程本年11月底完成，加培堤工明年4月完成。
  二、堵口工程大汛前仅做成西部浅水占800米，留下东部的深水工程到本年10月初复工，12月底完成，黄水于12月间回复故道。
  三、利用已回故道的水道，运输沿河险工所需的石料，整理险工工程及修防备料明年6月底以前办完。
  四、本年大汛前加强防泛新堤，开通涡河通泛水道，分泄洪水，减轻泛区灾情。
  这是一个十分切实可行的施行计划，它既顾全了故道两岸人民的利益，又减轻了泛区人民的灾难，所以，此施工计划上报后，得到了赵守钰和黄委会、堵复局的批准，解放区政府也表示同意。
  1946年4月30日，国民党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带领一批水利专家，到花园口堵口工地视察工程，经过一番细致慎重的研究后，也批准了这一计划。可是，如此一个合情合理的施工计划，却遭到了塔德的坚决反对。当陶述曾刚一提出自己的施工计划，塔德就跑到上海，向联总中国分署告状，说什么“工程完成无问题（指两个月内堵口成功），只是黄委会（指国民党）不肯出力去做”。联总负责人根据塔德的报告，向行总提出威胁说：“如果黄河的工程不急进，就停止供应器材。”与此同时，塔德又从上海跑往南京，向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告了同样的状。这样就引起了联总、国民党行政院、行总对其水委会、黄委会、堵复局批准陶述曾施工计划的做法极为不满。
  1946年5月1日，就是薛笃弼亲自批准陶述曾施工计划的第二天，薛正在一个堵口工程技术会议上称赞着陶述曾的施工计划之际，突然，他接到宋子文一封关于“堵复工程应依原定计划积极进行，未可展缓”的电报。宋子文在电报中指出：“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前经决定于本年枯水时期修复，兹闻黄河水利委员会据鲁豫两省河工局报告，以下游工程未能赶筑已定堵口工程缓至秋后举办，此事关系重要，未宜遽定缓修，且国际视听所系，仍应积极兴修。已电饬交通部迅速修筑未完工之铁路，准备列车，赶运潞王坟之石方前至工地。希速饬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如有实际不能完成堵口时，届时可再延缓，此时未宜决定从缓也。”薛阅电后，当众推翻了自己前一天的决议和刚才的讲话内容，并宣布“本人的决议和讲话全不算数，希诸位遵照宋院长的电报指示，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
  陶述曾的施工计划被否决了。堵口工程虽然依照塔德的原定计划在进行着，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技术人员的情绪都大大低落下来，对宋子文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电报指示，产生了疑问。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白崇禧、胡宗南、范汉杰等，也纷纷以“视察”“参观”的名义，赶到花园口工地，为加快堵口工程督促打气。1946年5月5日，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等在“视察”堵口工程时，亲口对薛笃弼、陶述曾讲“黄河归故，可抵十万大军”，有意指使黄委会、堵复局堵口放水，显系包藏着军事企图。
  国民党政府这种不顾下游人民死活，决定两个月内完成堵口的片面意见，引起了解放区人民的坚决反对。他们到处呼吁，推选代表，组织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请愿。1946年5月3日，《冀鲁豫日报》发表社论，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忠实实践菏泽协议”。同日，冀鲁豫工农青妇联合总会和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冀鲁豫办事处，向全国各党派、团体、学校、报馆及全国同胞发出通电，吁请国民党政府“花园口堵口工程应立即暂行停止”，“对河床新旧村庄居民即刻发出救济”，“对河南新泛区同胞大力进行救济”。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将军也在这一日，特致函薛笃弼、赵守钰。函中说：“黄河之为祸为福，端頼河床之坚固与否，今即从早治理，深望以巩固安全为主旨，不应以军事交通之便利为急务党派的政事是暂时的，人民的生存是永久的，究竟对人民负责，还是对少数党派负责？果真不浚河复堤而先堵口合龙，则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吾兄岂能脱卸责任？”
  5月8日，《冀鲁豫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政府“最近津浦、陇海、平汉各线，国民党军运频繁，正在计划向豫北、津浦进行之大规模军事部署。蒋介石亲飞郑州、西安视察，白崇禧亲赴徐州、新乡巡视，并亲往花园口‘视察’黄河堵口工程，不难判断，国民党当局正在策划着一个巨大的军事阴谋，这个军事阴谋不是和堵口放水没有联系的，他们策划随黄水而来的是向解放区大举进犯，我们不能麻痹自己，阴谋毒辣流氓成性的国民党当局，是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出来的。”社论要求解放区人民“不要对国民党存丝毫幻想，他们不会有什么仁慈怜悯，他们说话不当话，协议定了可以不执行，他们不会听从人民的意见，除非人民起来用力量把他们的阴谋打得粉碎的时候，才能逼他不得不向人民让步”。
  5月10日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认为，国民党政府“借治河为名，蓄意淹毙冀鲁豫三省同胞，而是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分不开的。中共对于千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决不能坐视不顾”。并声明“如果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不顾民命，首当其冲的冀鲁豫解放区人民，为了生存，将被迫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其后果应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5月13日，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副主任贾心斋，为民请命，致电全国，呼吁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堵口工程。电文称：“经开封磋商及黄委会勘察团之勘察，而有4月15日明确之决议，先浚河复堤后堵口之菏泽协议，此与目前国民党积极准备重挑内战有密切关系，两月堵口实是国民党向我冀鲁豫军事进攻之一部，如此种反动阴谋一旦实现，则全边区1200万人民将重罹内战与洪水之严重灾难。”电文恳求：“各民主政党、法团及各界政界人士为冀鲁豫边区1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共同采取有效办法，制止国民党当局此种灭绝人性之阴谋毒计。本府决率领全区人民誓死力争菏泽协议之实现，倘国民党政府不幡然悔悟，本区人民不甘坐以待毙，决奋起自卫自救，情逼出此，不能沉默。”
  鉴于菏泽协议有被国民党政府彻底撕毁的危险，5月15日，冀鲁豫解放区派遣赵明甫、王笑一两同志偕同联总河南区主任范海宁共同前往南京，期望在最高层解决问题。赵、王到达南京后，首先听取了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接着便与治黄各有关部门，各有关人士交换意见。各方人士均一致赞同应先复堤，治黄问题不应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5月17日，在国民党行政院水委会，中共、联总、行总、水委会、黄委会、堵复局的代表赵明甫、王笑一、陶述曾、杨乃俊、顾恺、阎振兴、郭暄、李家琛、朱光彩、张季春等，正式开会商谈讨论复堤堵口问题。中共代表提出，堵口工程应即刻暂时停止，国方则表示，虽不合龙放水，但堵口工程仍应进行。由于双方争论激烈，未达成协议。
  5月18日继续商谈堵口复堤问题。经过一番辩论后，在堵复局副总工程师张季春的提议下，商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打桩继续进行，至于抛石与否，须待6月15日前，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如决定抛石，亦以不超过2公尺为限。并以此折中方案为基础，获得如下协议：
  一、关于复堤工程。甲、下游急要复堤工程，包括险工及局部整理河槽优先完成，同时规划全部工程衔接推进。乙、急要工程所需配合之器材及工粮，请行总、联总优先尽速供给。丙、急要工程所需工款，由水利委员会充分筹拨。丁、此项复堤工作争取于6月5日以前开工。戊、复堤工作关于技术方面，由黄委会统一筹拨。施工事项在解放区区域以内地段，由解放区办理。
  二、关于下游河道以内居民迁移救济问题，黄委会已呈请有案，请中央（指国民党）从速核定办理，俾能配合堵口复堤工程之需要。
  三、堵口工程继续进行，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
  中共对此提出了保留意见：大汛前打桩抛石以不超出河底二公尺为限，但须：子、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丑、新汴铁路、公路暂不拆除，不挖引河。寅、由晋冀鲁豫边区代表团派工程师驻花园口密切联系。
  同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与联总负责人福克兰芮及堵复局顾问塔德，关于黄河问题亦获得如下口头协议：
  一、下游复堤浚河应克服一切困难，从速开始。
  二、关于工程所需要之一切器材工粮，由联总、行总供给，不应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
  三、行总为办理器材物资之供应事项，在菏泽设立办事处，由中共代表参加。
  四、关于下游河道内居民迁徙之救济。由三方（中共、国民党、联总）组成委员会，负责处理。
  五、在6月15日以前，花园口以下故道不挖引河，新汴铁路及公路不得拆除，至6月15日，视下游工程情形，经双方协议后始得改变之。
  六、打桩继续进行，至于抛石与否，须得6月13日前，视工程进行情形，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如决定抛石，亦以不超过河底二公尺为限，以上两条所说下游工程进行情形，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为原则。
  以上两项决议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再三磋商后制定的，并由三人确保执行，所以三方代表均异常高兴。
  三方代表由南京回到开封后，又开会商定，第一批工款100亿元，面粉6000吨，于最近运抵菏泽、惠民。并且又商谈了急要工程施工程序，第一期至7月20日完成，第二期至12月前完成。
  中共代表对此次南京两项协议的成立，感慨地说；“这是解放区人民据理力争及顾全大局的结果，也是双方互信互让的结果。”
  五、国方拖欠修堤粮款谈判供给方案
  为了忠实执行南京谈判制定的两项治河协议，中共代表返回解放区的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5月26日，冀鲁豫行署便即刻做出决定，命令“沿河各县府应立即动员组织群众即日开工”。次日，全区就有113000余人奔赴工地，修补堤坝。
  6月4日，行署召开了各修防处、段长联席会议，明确规定，自6月10日起，沿河18个县，要动员23万群众，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复堤工程。解放区人民要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忠实地执行南京协议。
  时值麦收大忙季节，解放区的23万人民自愿献砖献石、献物献料，自备工具，自带食粮，自筹款项，头顶着烈日的曝晒，艰苦奋战在千里黄河大堤上。车声，人声，打硪的歌声，控诉国民党抢先堵口的怒吼声，响彻故道上空。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考城、长垣以上的黄河堤岸上，依旧是冷冷清清，不见一人一车上工修堤。6月20日，塔德与张季春等来解放区视察复堤情况。塔德对复堤工作表示满意，张季春则加以评论说，解放区“执行（治河协议）百分之百，联总执行一半国民党政府则等于零。”
  在解放区，一个轰轰烈烈地整修黄河堤岸的高潮已经形成了。但是，国民党政府对于南京协议明确规定的“工程所需之器材工粮，优先尽速供给筹拨”条款，却置之不理。截至6月12日，只运到汽车4部，仪器两套（均破烂不堪），面粉100吨（仅够民工一顿饭之用），这使解放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执行南京协议还有没有点诚意，不得不表示怀疑与焦虑。因之，冀鲁豫行署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联总、行总将工程所需之器材、工粮及时迅速运来，技术测量人员亦应立即派来，否则会使整个工程无法进行，复堤计划将遭受破坏。可是国民党政府对于解放区的正当要求，依然不予理睬。冀鲁豫行署迫于无奈，于6月14日，又派遣赵明甫等五人，再赴开封、南京两地，与国民党政府商谈是否继续堵口工程的问题。同时，来解放区视察黄河故道新村的联总救济专家罗惠士，联总驻冀鲁豫办事处主任彭安杰及韩森三人，亲见修堤群众粮款困难，气愤地说：“我们要去南京，督促坐在大办公桌上的先生们。”于是便同赵明甫一行共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关于迅速拨发工款、工粮、器材及迁移费、救济费等问题。然而，国民党政府的大员们照旧相互推诿，不予解决。为此，《冀鲁豫日报》6月18日发表了《救济二十三万修堤工人》的短论。短论指出：“由于工粮、工款（国民党政府）没有拨下，工人饮食恶劣，加以工具缺乏，工作繁重，工人体力劳动过度，再由于工
  人没有帐篷休息，日曝夜露，致工人疾病累累。”我们“要求国民党政府要执行南京协议，保证物资供给，立即拨发工粮工款及器材，要求联总、行总救济患病工人的急需救济药品与医生”。
  解放区人民因缺少食粮，缺少药品，修堤工程就要被迫停止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却按塔德的原施工计划，加紧了堵口工程。从5月20日深水打桩开始，至6月21日全部造桥工程即告完成，桥面铁路通车，并开始运石抛石，直接违背了南京协议中“至于抛石与否，须待6月15日前，视下游工程进行情形，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的条款，在如此情形下，解放区政府发出了急电，呼吁南京政府“必须暂停堵口工程，立即停止挖引河，拆除汴新铁路”。
  正当国民党政府对堵口工程加紧运石、抛石之际，不料天不作美，河水日益上涨。6月26日，北风大作，大溜顶撞桥桩、桥身为之动摇。次日，大溜更加凶猛，冲去四排桥桩，折断了桥身，此后虽经多方抢救，终因洪水过大过猛，塔德的堵口计划宣告失败，赵守钰、陶述曾一气之下，分别辞掉了堵复局局长、总工程师的职务。由朱光彩继任局长之职。随即，国民党政府又作出决定，放弃旧桥，在下游另修新桥，作为二坝，继续打桩，继续做防护东西坝工程。
  国民党政府对堵口工程如此拚力赶进，但是，对解放区人民所需工粮工款却一拖再拖，迟迟不予拨付，至7月初，解放区复堤工款已用去80亿元，国民党政府才拨付40亿复堤元，且尚未送至工地。更为残忍的是，国民党政府还经常派遣武装特务和军队，潜入复堤工地，抓人抢劫，枪杀干部群众。6月14日晨，济南国民党武装特务11人，在长清县8区小燕庄，惨杀了该县修防段长张兴保等7位治河干部。驻长垣县蒋军七十四旅，自6月14日起，连日抢劫修堤工人的烧柴、粮食、衣物多起，抓捕枪杀修堤干部群众多人。国民党长垣三区区长憨贯德，在7月18日5个乡乡长会议上，凶狠地说：“谁修堤，国军来了，杀他个鸡犬不留。”在此严重情形下，1946年7月1日，冀鲁豫行署及各机关团体，打电报给周恩来、马歇尔、薛笃弼等。电文称：“今工款、工料、器材尚未拨付，考城国军及济南何思源派遣军队、特务、捕杀我工人、村干及修防人员”，致使我复堤工作无法进行，“其目的不在治河，而在配合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之大规模内战”，并“希诸先生急派三人小组来汴，监督执行南京协议”。同时，行署主任段君毅也向全区人民发出了“自卫自救”的号召。
  1946年7月11日下午4时，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在上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如实报告了解放区所得救济实物后，又告诉记者说：“最近政府（指国民党）方面，更不经协议，亲自挖了引河，准备在花园口待机放水。当此复堤工程尚未完成，工款未发，故道居民未移情况下，如擅自放水，势必造成大祸，此责应由政府方面全负。”
  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7月18日，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伍云甫、成润、章文晋、王笑一与国民党行署总长蒋廷黼、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堵复局代表张季春及联总代表福兰克芮、塔德等，在上海进行了谈判。上午，周恩来、成润、蒋廷黼、薛笃弼、塔德、福兰克芮、张季春先后发言，阐述了各自的看法。虽然各方代表都同意了“自堵口以下修堤所需工款与材料费用完全由国民政府供给”的原则，但是，塔德、张季春通过实地勘察，估计解放区复堤包括已用和将用的款100亿元，薛笃弼却不如期支付，提出“获得国库款项可能较迟”和“数额可能被行政院核减”两条意见。
  周恩来同志当即指出：“如既往同意付款之工程今已完成，国民政府应立即履行其协定中之责任而付款。”他请在记录中明白表示：“对工程师们核定工程的正当用费之核减可能性，不能同意。”“如不能偿付金额，即系政府及其代表之失信行为。”
  下午，对复堤用粮、设备和河床居民之补偿等问题进行了协商，特别是对救济河床居民问题作了反复辩论。中共方面提出，河床居民救济费最低限度应为304亿元。蒋廷黼认为这个数额“实属过巨，远非行总之财力所能及”，只同意“于8月中请求拨款30亿元，9月请求拨款30亿元，10月请求拨款20亿元，然后再视该区（指解放区）是否尚需救济资金而再作决定。”
  周恩来同志认为，“共区代表自始即坚持此一问题之重要，如无照顾受害人民之保证，渠等最初即不能同意黄河之改归故道。”周恩来同志还指出，解放区“人民对此问题曾详加研究而得出此304亿之数字，吾人在此会谈既远离该区，又未熟悉当地实情，不宜将此数字削减。”蒋廷黼看到中共态度比较强硬，又提出“在8月、9月、10月付给80亿元”外，“愿更进一步提供70亿元”，总共150亿元，“其中包括现款及行总捐赠之物资”。
  周恩来同志接着指出，他“不信地方政府（指解放区）能接受此种办法”，“拟亲至各地与地方政府在当地商谈此事。”同时，周恩来同志又提出一项原则，即“行总救济费定为304亿元，其中四分之一由中共及地方政府有关者担负之，余280亿元由国民政府供给”，并要求“8月、6月、10月至少应拨给解放区100亿元”。由于双方争论激烈，意见难以统一，因之，未获协议。
  周恩来同志为了解黄河堵口及黄河复堤的真实情况，于1946年7月19日下午，偕同成润和王笑一同志，由上海乘飞机赶赴开封，并亲自勘察了堵口和复堤的情形。20日上午9时，在国民党黄委会红洋楼里举行了黄河问题座谈会。参加者有冀鲁豫解放区来汴代表段君毅、王化云、管大同、杨公素等；联总、行总、黄委会、堵复局、河南省府等各方代表及其他有关河工人员共30余人。在座谈会上，工程师们一致认为：堵口工程在大汛前不能进行堵口，下游复堤浚河的工粮、工款、河床居民救济迁移费等问题，仍按南京协议给以解决，对工程师所提之意见，中共代表亦表赞成。因双方对工程意见尚未完全一致，所以，未成立协议。
  会后，周恩来同志对段君毅、王化云等同志指示说，为使人民免受黄灾之苦，对国民党谈还是要谈的，但不能对一纸协议抱有希望，重要的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修筑堤坝，迁移居民，做好黄水骤来的一切准备。
  21日上午9时，周恩来同志一行成润、王笑一等，携带着解放区完成工程之数字，乘机飞回上海，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7月22日上午，周恩来同志与蒋廷黼、福兰克芮、薛笃弼等人的继续谈判中，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的灵活方式和有理有节的斗争，正确地处理了谈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终于签署了黄河工程协定备忘录10项，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为修复中共地区以内黄河故道堤坝，中共地方当局所支付之全部工料款项，政府（指国民党）水利委员会薛笃弼先生及行总之蒋廷黼博士同意用其最大努力即速从国库支款付还。请还之款数，须根据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各工程师经调查后，所报之已成工程数量确定之。此种调查应由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塔德加以审核，并应经其签准以为已成工程数量之证明关于该工程其余部分所需之工料款数，塔德先生应做一估计送呈。兹经协议，如该工程其余部分物料用款所提之请求，当以20亿元为应获准之最低数目。
  二、用以偿付工料之款项，已有40亿元汇至开封转交中共地方当局，另20亿元在南京拨定。兹经协议，此20亿元应存入一上海银行中，单立一账，须有蒋廷黼博士及周恩来将军之联合签字始能提取，该项存款及以后依中共之意存入此账的后续存款，应用以购买适用旧黄河沿岸各区善后救济之物资。
  三、兹经协议，行总应出面粉8600吨付给中共管理各区黄河工程工人。在数目中，应有三分之一左右经烟台或其他适当港口交予鲁东，此外均应送往鲁西之菏泽。
  四、行署亦应将塔德先生认为在山东可以有利使用之任何现有器材贷予中共。
  五、兹经协议，因黄河堵口而受不良影响之人民应受救济及善后扶助，该项救济每人所得之数额比例应较中国任何其他区域为大，被迫迁离旧黄河河床之居民，无论彼等系在中共地区或在国民党地区，均应一律平等。至于在中共地区遭受不良影响之人民，兹经协议，蒋博士应以同样之努力自国库取得拨款交予政府水利委员会与善后救济物资一并用于此等地区，其供给总数如下：甲、8月、9月、10月，每月40亿元。乙、11月30亿元。总计在11月底以前共应拨给150亿元。在7月间能拨出之物资应算入8月期之分配此外，蒋博士承诺，至多为78亿元之另批款项亦可筹办，此款应由技术人员及救济专家之就地考察予以确定，该款亦须视行总全盘计划中对钱款物资之筹划而定。
  同时，协议还规定，在洪水期间不再堵口，以尽量维护口门已成各种工程为原则。9月中旬以后开始堵口，复堤、整理险工及局部整理河槽应配合堵口工作进行。
  为忠实于上海协议，解放区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发动群众，不分日夜，不怕风雨，不惧蒋军的骚扰破坏，严格按照标准赶修堤坝，连塔德也不得不承认“堤及险工修得均好”。张季春也满意地说：“此次修堤规模宏大，为黄河有史以来所未有。”行总河南分署驻菏泽仓库主任马风台说：“黄河复堤工程如此成绩，都是解放区的政府和老百姓的功劳。”至7月下旬，黄河复堤整险工程，在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努力下，大部分均已完成。
  六、国民党限令堵河口下游人民怒声吼
  1946年7月，此值冀鲁豫解放区军民的复堤整险工程进入高潮时期。可是，国民党政府却背信弃义，集中了50个旅的兵力，沿陇海、平汉、同蒲三条战线大举向冀鲁豫解放区进攻，8月份又调增了20多个旅的兵力，企图“驱逐刘伯承主力于陇海铁路以北而歼灭之”。国民党政府在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又加紧实现引黄归故的计划，阴谋以此形成“西起风凌渡，东迄济南，完成一条长逾千里的黄河封锁线”。国民党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罪恶目的，不但公然撕毁了签订的一切协议，对复堤工款及河床居民救济费仍然不予支付，而且还派出军队大肆抢劫与毁坏治河物资，派出飞机狂轰滥炸治河员工及渡口，致使下游复堤整险工作无法进行。国民党政府又于7月下旬起，开始对花园口工程抛石。10月5日开挖了引河。12月22日，国民党黄委会副委员长沈百先等人至花园口督工，并限令堵复局在50天内完成堵复工程。
  国民党违背治河协议的举动，引起了解放区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全国各界人士的无比关注。11月12日，周恩来同志致函联总驻中国署长艾格顿和行总署长霍宝树，指出：“国方迄今未遵守上海协议，致使我方整理险工等工程无法进行。在下游工程未复，救济河床居民款项毫无拨给之际，而花园口堵口工程则在积极进行，且国方又有限令50日完成堵口之命令，是直欲使下游千百万及河床数十万居民为鱼矣，危险莫大于此。”同时，他还建议国方“立即停止堵口工程”，“依约迅速拨付复堤欠粮欠款，整理险工款项及救济河床居民等费”，“赔偿我方在陇海路以北地区国军抢去治河物资。并保证以后黄河工程不受军事政治之影响”。11月19日，《冀鲁豫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得美帝国主义之援助，进行全面内战，大举向各解放区进攻，其欲利用黄水造成我区重大灾难。”同时，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副主任贾心斋致书黄委会、堵复局，抗议国方违约堵口，“贵方未得敝方同意，竟突然片面加紧堵口，对中下游工程则置之不理，显系实行蒋介石淹汲我区之阴谋，此种背信弃义之行为，敝方特向贵方严重抗议。”即日，边区参议会及工青妇联合会向全国、全世界发出呼吁：“蒋方加紧堵口，限期50日完成，窥其用心，势必淹死我解放区人民而已，其手段之毒辣，实旷古所未闻。”解放区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也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又要放水淹我们，沿河同胞快起来自卫自救，只要我们大家动员起来干下去，蒋介石这一笔债是一定能讨还的。”接着，解放区黄委会于11月20日召开了各专署、各县、各修防处、段负责人联席会议，贾心斋同志针对国民党要以黄水永远分割河南、河北解放区之阴谋，要求大家要抓紧修堤、造船、迁移河床居民，奋起自卫自救。
  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人民及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和呼声，不得不做点姿态，以便掩人耳目，所以，联总、行总于11月23日，又一次空口许诺，说：“于次年1月5日以前拨出河床救济费100亿元，1月底再拨50亿。”可是对停止堵口事却不予置理，依然赶进，就连蒋介石也亲自出面过问。11月26日，蒋介石亲发密电给其水委会，严令“督饬所属昼夜赶工，并将实际情形具报”，从而更加快了工程进展。12月6日，堵复局顾问熊观民赶赴南京，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报告工情，并接洽要公”，背着解放区政府，密谋策划黄河归故，阴谋淹毙下游人民。
  为了制止国民党这种恶劣的行径，1946年12月18日晚在张秋镇，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同志段君毅、贾心斋、罗士高，冀鲁豫黄委会的领导同志王化云、张方，中共谈判代表赵明甫，与联总、堵复局的代表塔德、韩森、齐寿安、阎振兴等，就当前迫切解决的黄河问题进行了座谈。中共代表赵明甫揭露，国民党不遵守协议，片面堵口，“显然美帝国主义者与蒋介石已把黄河作为军事、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并强烈要求：一、整理险工，裁湾取直与居民迁移等工作，要求马上解决。二、今后粮款与救济物资，均由联总直接拨付，不必经国民党包办的行总机关。三、我方堤工被国民党耽搁5个月，应再推迟5个月，至明年6月再堵口放水。四、复堤整险工款由堵复局直接与解放区结算，并按解放区堤线长度应分配工款201.6亿元。对于这些合理的要求，连塔德也表示“推迟堵口的时间，我个人同情”，但语辞含糊，态度不明，只愿把问题“提交马歇尔将军处理”。齐寿安、阎振兴却以“复堤款离实际需要太远”为借口，不愿签定任何协议。
  12月19日晨，五六百群众聚集在黄委会门前，质问齐寿安、阎振兴“为啥先堵口？”齐寿安说：“一切问题我都和段主任谈过了。堤修不好？不让水过来。”却又说：“我没有权，不敢当家签字。”最后，段君毅主任对群众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谁不知道，谁不反对呢？我们得起来斗争和争取。”
  由于张秋镇会谈未能签定任何协议，为此，国民党政府更加督赶堵口工程，12月27日，竟敢单方将一部分黄水引入故道。河床人民眼看就要遭受黄患之苦了，因之，人人自危，个个惊惶，但是蒋介石却不顾人民的死活，于12月29日复电水委会及堵复局，表示他的堵口决心“已令各有关部队，协助运石车辆”，让其赶进堵口工程。
  1947年1月2日，蒋介石在上次电令发出后的第五天，又一次亲自指示水委会负责人：“堵口工程务须按照原拟进程表所定元月五日完工，不可拖延。”可见蒋急赶堵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路人皆知了吗？
  滔滔洪水继续东流，故道两岸妇孺皆惊，形势的发展愈显严重。为此，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特派饶漱石、滕代远、戎伍胜、赵政一等，邀请联总驻华有关人士兰士英、卜敦、塔德、韦士德、朱治民等，来邯郸举行黄河问题座谈会。
  会谈前，塔德认为，堵口放水为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饶漱石当即指出：这不是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军事政治阴谋。联总救济中国的物资，不应被利用为帮助蒋介石放水残害中国人民，这也是一种罪恶。
  会谈开始后，首先由塔德报告堵口经过，接着韦士德发言，说“放水应特别慎重，并须听取解放区人民的意见。”继而，赵政一指出：“片面堵口，片面放水，塔德先生不能辞其责。”认为“塔德先生有权也有义务执行协议”。
  会谈期间，戎伍胜对解决黄河问题，提出三项最低要求：
  一、迅速拨发救济费。根据上海协议，第一期复堤费为100亿元，除已拨发之60亿元外，尚差40亿元，解放区复堤已实际开支109亿元，故须补发49亿元。
  二、河床居民救济费。根据菏泽、南京协议，解放区河床居民救济费应为600余亿元，以后又减为225亿元，现在已允拨150亿元，应迅速拨付，其余75亿元亦须照数补发。
  三、根据历次协议精神，合龙放水必须推迟到今年月底或6月初，否则解放区人民将坚决反对，采取自卫自救行动。
  对上述三项合理的最低要求，塔德却以工程观点作搪塞，说什么很难定合龙日期。座谈会之后，他又自行举行小组会议，并同意实行下列三点意见：
  一、即日派工程师调查河务，并即刻拨款。
  二、即刻堵塞流入黄河故道之水闸，不让再流。
  三、即到上海拨款，并与艾格顿将军商谈工程计划。
  最后，滕代远着重指出：“黄河问题的实质就是蒋介石企图利用黄河归故，来淹没我沿河7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而黄河问题的处理，美国朋友不但是参加者，而且是主持者，如果这件事做得公平合理，对中国人民是一件很大的功绩，中国人民是很感激的。反之，则屠杀中国人民刽子手的责任，今天的美国朋友是要担负一部分的。”滕代远的讲话，使塔德很觉尴尬，迫其不得不表示一下态度：明天即停止堵口，并分赴上海、郑州进行停堵和督促拨给迁移费诸工作。但是，国民党政府在堵口问题上，向来是言而无信、行而无果的，对待协议随时都可以当一张废纸撕毁。
  七、董、周声明惊中外
  国共上海再会谈
  为了制止国民党违约堵口的行为，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除派代表与联总驻华有关人士举行了邯郸会谈外，董必武同志又在上海致函联总署长艾格顿、行总署长霍宝树、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严正申明了中共的立场。函中不但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撕毁历次治河协议，而且还提出了下列意见：必须立即停止堵口放水工作，并追究放水的责任；花园口堵口工作必须推迟至5月之后；堵复工款660亿元之分配，应按照堤线长短工程大小，公平合理分配；救济协助黄河之物资器材，应由联总直接交付解放区，不必经过行总。
  1947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就黄河堵口问题也发表了严正声明。他首先指出：“目前陇海路东段内战正在异常紧张之际，蒋介石政府突于上月底严令郑州军事当局及开封黄河堵复局，立即在花园口合龙，以放水东淹黄河故道居民及两岸群众与解放区自卫部队，现此流水已过汴新路，不日即将经过济南
  东趋渤海。”“蒋介石之所以如此狠毒，其用心就在想利用黄水淹死豫鲁解放区的人民和部队，隔断解放区的自卫动员，破坏解放区的物资供给，以便于他的进攻和侵占，以达到他的军事目的。”
  在声明中，周恩来同志还指出：“联总素以善后救济工作为工作方针的，但他的救济物资，分配给黄河堵复工程上的各种机器、工具、运输器材等，绝大部分都用在花园口工程上，而解放区复堤工程方面所得的几乎等于零。如果再将联总每次都参加黄河堵复问题协议，而每次又不去阻止蒋介石政府之违背协议的事情联系起来看，我们便不能不怀疑联总机构对遵守没有政治歧视及分配公平的原则尚有几分真意？假使联总领导者欲证明其为真意，那我们就有权利要求联总中国分署在黄河堵复问题上采取公正而明确的态度，立即制止蒋介石政府目前堵口放水的行动，要蒋介石政府和行总依照过去协定，立即拨付解放区应得的全部工款、工粮、机器、工具与运输器材及河道居民的全部救济费用，必须在复堤、整理险工、裁弯取直全部工程完成之后，才能堵口放水。蒋介石政府如不服制止，不接受上述要求，联总有权停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救济，而首先就应将花园口堵口工程上所用的机器、工具、船只及运输器材等全部撤走。这种合乎正义的压力，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因为联总这些物资如不撤走，如不停止救济，中国将有数百万人民受其损害，反之，这些人民才能得救。我仅代表解放区1亿4千万人民向联总及各国的人民作此呼吁。”
  最后，周恩来强烈提出：“数百万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将决定其存亡于今后一个短促的时间之内，望全国同胞，全国舆论共起呼吁，急图挽救。”
  董必武、周恩来同志的严重声明，进一步阐明了中共对黄河问题的坚定立场，使全国人民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堵口的军事企图，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极大注目。为此，联总不得不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1947年1月11日，艾格顿、塔德等特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伍云甫、成润等，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磋商。塔德认为：“目前工程情况3个月内可无水灾危险”，“整理险工估计12万人2个月完成”，并且说什么“当地人民对工程有经验，只需送去器材和仪器等就行”，完全推翻了1月3日在邯郸会谈中，他所说“明天即刻停止堵口”的诺言。艾格顿对中共建议“停止堵口，停止放水，不然联总即应撤退人员器材”的问题，除表示“愿意向各方商讨适当办法”外，又说什么“堵口延期三礼拜可以，但要停止堵口是不可能的”。伍云甫则坚持下游屡遭蒋军破坏骚扰，修堤整险困难，“堵口非推迟5个月不行”。因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最后，艾格顿提议“以后再考虑办法”而散会。
  鉴于联总这种含糊态度，1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玩水者灭顶》的社论，指出：“蒋政府已开始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入故道，使冀鲁豫解放区成为泽国，眼看数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即将毙身鱼腹联总应该负起其对自身应负的责任，立加制止，撤退其对蒋方的一切供应。”同日，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同志，也对记者详细叙述了蒋军杀害修堤员工及抢劫修堤物资的大量事实。1月13日，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通电全国、全世界各界人士，控诉蒋介石放水淹没解放区，“国民党背信弃义的开堤放水乃是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联合参谋本部中的一个巨大军事政治阴谋计划，他们企图利用黄水来分割与切断解放区的联系，因而不惜以黄河中、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为其军事政治赌博的牺牲品。”
  由于国民党政府急于堵口放水，没能慎重顾及堵口工程质量，1月15日深夜，石坝陡然下陷，大溜汹涌冲出，坝身立即塌断，半小时后，有四排桥桩被洪水冲走，接着其他桥桩相继折断，石坝缺口扩大，上游水面下降，坝顶全部露出水面，上下游水位差一米左右，至此，堵口工程再次失败。
  堵口工程再次失败，影响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妄图利用堵口放水，分割解放区的整个军事部署。1月16日，陈诚、顾祝同等高级军事将领，亲往花园口“视察”工程，督促堵复局找出失败原因，重定堵口计划。即日，堵复局便召开了工程技术人员会议，讨论了失败原因，并研究了在平堵的基础上，采取平堵与立堵相结合的办法与实施此办法的具体措施。
  1月18日上午10时，蒋介石在南京亲自召见了水委会委员长薛笃弼、行总署长霍宝树，并听取了薛笃弼对1月11日艾格顿与董必武在上海会谈的报告。同日，蒋介石指使水委会副委员长沈百先，致电堵复局，转达了他对堵口工程的严令“饬局长督促员工，拚力赶进”。
  堵口工程在蒋介石“严令”的督促下，堵复局制定了增挖引河、接长及增修挑水坝，加强大坝，盘固坝头，抛堵合拢五项计划，并决定：从正坝金门两旁东西坝头起，用平堵方相向分抛大铁丝石笼与柳石辊，先将正坝堵塞合龙，然后再用立堵法在边坝合龙的具体堵口方案。
  国民党堵口合龙迫在眉睫，解放区人民无不惊恐万状。1月18日，《冀鲁豫日报》发表了《抗议国民党水淹华北》的社论，指出：“历史事实有千百次的证明，造成历史惨案的，一定在不久之后，必受人民之处分，这是丝毫不差与无可逃避的。”1月20日，边区参议会代表全边区人民，向全国同胞呼吁，国民党水淹华北的阴谋，“是过去日寇处心积虑的图谋。全国同胞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蒋介石此种惨无人道的罪行。”
  对于解放区人民的呼声，国民党充耳不闻，照样对花园口堵口工程加紧赶工。1月14日，薛笃弼在给董必武的信中，甚至无理的指出：“本会与贵方代表仅有35年5月18日一次谈话（指1946年5月18日的南京协议），凡关于黄河堵口复堤工程之进行，自当悉以该项协议为依据，至来函所谓历次会议记录与协议，本会既未参加，自不受其拘束。”态度之蛮横，大有全盘否定历次协议之势。
  国民党政府在花园口堵口合龙的气氛愈来愈紧张了，迫于此种形势，1947年2月7日，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有中共、联总、行总、水委会等方面代表董必武、伍云甫、林仲、向景云、艾格顿、毕范理、薛笃弼、霍宝树、李卓敏参加的黄河堵口会议。由于国民党堵口合龙的方案早已决定，中共代表虽然几次据理力争，推迟合拢日期，也是无济于事，仅达成以下协议：
  一、黄河共区复堤工程即刻开始，堵口工程仍照常进行，以维持保护原有工程为原则。合龙日期至3月中旬视下游抢修险堤及合龙工程需要，再由水委会、行总、联总与共方会商确定。
  二、联总即刻通知塔德工程师，会同水委会及中共工程人员，协同救济队进入共区，携带器材勘察复堤及办理救济工作。
  三、水委会于日内先拨行总40亿元，转中共为复堤工程费，垫款人由行总以解总（解放区善后救济心〓〓〓〓〓〓行，以便解交施工地点。提款手续仍采行总与解总代衣〓〓商办法。
  八、黄河堵口合龙两党谈判告终
  上海会谈后，在解放区政府及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40亿元的复堤工款，150亿元的河床居民救济费，陆续拨出，交付中共方面。但是，黄河堵口工程仍不停止，昼夜加紧赶进。薛笃弼甚至还胡说什么“放水有益无害嘛”。
  在国民党加紧堵口工程的同时，还经常用飞机轰炸扫射解放区复堤员工，船只渡口；并派遣军队在已修好的大堤上挖掘了许多工事，抢劫了大批复堤物资；就连联总救济河床居民的运输队，亦成为蒋机的空袭目标。为此，1947年2月20日，联总代表韩森电告艾格顿，“国方飞机一直继续滥施轰炸与扫射，堤上行人被打死，复堤材料被炸毁，载有标帜之联总装运救济之卡车，亦被扫射而遭焚毁。”
  1947年2月15日，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副主任贾心斋通电全国及全世界，控诉“蒋政府派遣大批美机沿故道轰炸，大小船只被炸毁达76只，价值1亿3千万元；秸料被烧76万斤，价值7000万元；员工死伤25人，加上被袭击伤亡群众，已达94人。因此，我方堤不能修，险不能抢，河床居民不能救济。”
  国民党政府对下游复堤工程千方百计地破坏与捣乱，对花园口合龙工程却愈加赶进。3月7日，上海各家报纸都发出了“花园口合龙工程3月开始，20日前可全部完成”的消息。
  中共代表伍云甫对此种违背2月7日上海协议精神的作法，提出了强烈的书面抗议，国民党政府却根本不予置理，依然积极堵口，竟敢于3月8日提前开河放水，3月10日开始口门合龙工程。至13日口门仅剩7公尺的宽度，进入故道的黄水，已达全河水量的三分之二。3月15日凌晨，终于将花园口口门合龙成功，从而，滚滚洪水全部流入了故道。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黄水回归故道，使1044个村庄受灾，266280人遭难，被淹土地910583亩，倒入水中的房屋64972间。国民党政府这一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强烈抗议与谴责。
  1947年3月18日，解放区救济总会就国民党破坏治黄协议，片面堵口合龙，水淹解放区人民，向中外人士发出了申诉书，揭露了国民党“自始至终都想以黄河归故来加害解放区人民，以达其军事目的”，并且“把黄河当作进行内战的第二大军”的阴谋。
  3月24日，董必武同志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国民党政府违背协议，实行黄河堵口，联总也竟然坐视灾情不救，并要求世界人民予以声援。声明中指出：“和蒋介石进攻延安的同时，竟不惜用黄河堵口的办法，以遂其军事上隔断我解放区的目的”，并指责“行总、联总为参加治河协议并保证此协议之实施的，但对蒋政府此次破坏黄河协议，从未予以指责”，最后，警告蒋政府“我们保有声讨此种罪行之一切权利和自由”。
  黄河归故后，蒋介石自以为黄河战略可抵40万大军，阻止人民解放军于黄河以北。于是，一面调60万大军，向鲁南“重点进攻”；一面于4月间断绝解放区驻开封代表邮电联系，5月间又驱逐解放区代表离开开封。在六七月间，虽然各方曾一度同意组织复堤工程混合委员会，终因国民党坚持内战，缺乏诚意而破裂。此后，由于内战形势愈来愈紧，所以，国共两党的黄河谈判也就被迫告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