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二六年，我在山西任陆军教导团教官，其后历任山西军职。晋军占领北京、天津，以至入鲁作战的情况，皆我亲身所经历。
  一、晋军剿击紅枪会后对奉军作战
  一九二七年春，河南省北部的红枪会窜入山西平顺县、壶关县一带，阎锡山即调傅存怀带第四军前往剿击。当时第七师编在第四军内，师长张会昭。我由教导团调任第七师参谋，随军剿击红枪会。数月间，红枪会被剿平。此时奉军已向保定方向前进，阎又将第四军调赴河北省，向唐县、完县一带前进，昼夜兼程，两日之间即到唐县以东、完县以西地区。此时正值中秋，那天下午四时，即与奉军接触。山西军只有第四军，奉军方面，张学良、万福麟各带一个军，敌众我寡。当天夜间，敌我两军在完县城西数里之处一个村庄（庄名已记不清）外边激战一夜。翌日拂晓，情况紧急，这时第七师师长张会昭，在一个民宅院内的高粱秸棚子里静坐，我在门外往来观察，深知情况不佳，恐有变化。我向张师长说，情况太急，不可静坐，请到外边看看，以便指挥。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出门。门外街道南是一个小桃树林子，他走到桃树林向东一望，敌人已进疃，他即上马逃跑，亦未下令指示军队向何处退却。他出门之时，我在后边跟随。这时我的一个同事，名刘兰阶，也任参谋，正在门外站立。我暗示他，招护兵（即随从兵）把马拉过来，我们即上马退走。在我上马的时候，敌人已进入桃树林，尚未开枪射击，高声喊叫：“抓活的！”此时我已马上加鞭，马疾如飞，敌人后追不及，开枪射击，虽枪弹如雨，但未击中，我即脱险。此时全军已皆向西溃退，继而退入龙泉关（即长城岭口），在五台县忻州一带驻扎，整顿兵力。奉军进驻河北省和北京、天津。
  二、晋军占领北京
  一九二八年春，晋军反攻，进占北京、天津。阎锡山在北京设京津卫戍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任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任楚溪春为北京宪兵司令。我任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
  一九二九年，张荫梧任北平市长（一九二八年北京改称北平），李服膺任北平警备司令，我任北平警备司令部总务股股长。这时奉军已退至山海关外。
  这次晋军反攻，进占北平、天津，未经激烈战斗，奉军不战而退，晋军乘虚而入。当时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任东三省巡阅使。因为日本想侵占东三省，所以他才自动向关外撤兵，并非因晋军的攻击而撤退，所以这次并无激烈战斗。
  我任警备司令部参谋时，学校皆计划增加军事训练课程。因为日本有意占据东三省，以后中国对日本作战时，如征集民兵，则学校的学生，皆有军事知识，到时可以担任民兵部队里的初级干部。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及其附属中学，拟增加军事训练课程。该校校长到警备司令部去见张荫梧，请他派员去师大附中任军事训练教官。因我在山西时曾任高等国民师范学校军事训练教官，稍有经验，所以张司令就派我到师大附中去任军训教官。
  在一般学校中，军训课程是附带的，与军校不同，每星期内，只学科两小时，术科两小时。术科就是在操场操练军事动作，或到野外练习战斗动作。学科不能用军事专书，因时间太少，所以我就把陆军学校所用的四大教程、典范令摘要编辑起来，作为军事训练课讲义，以期在高中阶段能够讲完。所谓四大教程，就是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交通学。所谓典范令，即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等。这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担任军训的情况。一九三〇年，我随军向山东出发作战，师大附中的军训暂时停止。晋军入鲁作战的战事结束后，我脱离军职，仍在北京任师大附中军训教官。
  三、阎、冯倒蒋晋军入鲁作战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合力倒蒋，当时徐永昌的军队在京汉铁路线为右路，冯的军队在陇海铁路线为中路，晋军在津浦铁路线为左路，又名第三方面军，阎自任总司令，李、冯为一二方面军总司令。晋军令张荫梧带两个军编为第四路，令傅作义带两个军编为第二路，张荫梧为第四路总指挥，傅作义为第二路总指挥。后来又将两路编为二、四联军，令张荫梧为二、四联军总指挥，任我为二、四联军总指挥部参谋。是年五月间，晋军由平津出发向南开进。此时韩复榘已投靠蒋介石，任山东省主席，驻济南。晋军进至济南，蒋介石知韩复榘不能抵抗，为分散晋军的兵力，使之不能集中兵力南进，令韩部由胶济铁路线向东撤退。此时晋军只得分兵追击，即令傅作义部沿津浦路向南追击，张荫梧部沿胶济路向东追击。
  数年前，傅作义在山西任师长，那时张荫梧任山西督军署少校参谋（阎锡山任山西督军）。师长是中将，较少校高四级，也就是张比傅低四级。到了一九二六年，张荫梧一跃而任山西陆军教导团团长。一九三〇年，张荫梧又升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傅作义任第二路军总指挥，这时他二人军阶相等，而张同时又升任二、四两路联军总指挥，不但军阶超过傅作义，而且指挥他，因此傅作义不满，对张的指挥置之不理。凡前方敌情傅不向张报告，张亦无可奈何。然不知傅作义前方战况，无法下令指挥，对傅亦不能处理。不得已，就派我为二、四两路联络员，随带传令兵数名到傅的指挥部驻扎，每日到他的参谋处，查阅前方来的战况报告，随时向张军指挥部报告。当时傅作义对我也很客气，并不歧视，如有敌情及前线战况，我即写报告，派传令兵送回二、四联军总指挥部，如有特别重要的军情，我即亲身回二、四联军总指挥部报告。
  韩复榘退至潍县时，为了牵制晋军的兵力，使之不能全力向东追击，在潍县城内留下一旅人，紧闭城门，使晋军前进时有后顾之忧。此时张荫梧的军队向前追击，恐潍县城内的敌人窜出扰乱后方，于是留下一个师（即晋军第九师，师长朵珍，山西人），包围潍县城，使之不得窜出。然敌人固守城内，急切不能解决，而此一师之兵力，似觉薄弱，于是又留下一个师，即第十二师，师长王廷英，河北省人。但这两个师长，军阶平等，彼此皆不听命，指挥不统一。为了防止分歧。有误戎机，张荫梧派我任胶济铁路线临时前敌督战司令，到潍县指挥这两个师，包围潍县城，使城内敌人不得窜出，以保持本军的后方安全。于是我带一列火车及卫队、执法队、工兵营等驻在潍县城西三里庄车站，指挥这两个师，严紧包围潍县城。
  此时张荫梧指挥第四路军，越过潍县向胶州方面追击前进；傅作义的军队，顺津浦路向泰安方面追击。蒋介石的兵力难以抵抗，据当时情报，蒋在南京已备妥轮船，预备失败时乘船逃跑。其后蒋由广东借来两个师，急速调至泰安方面，此时傅作义不能支，即向后撤退。阎锡山恐蒋军追至济南，致使胶济线上的军队后背受敌，遂令张军亦后退。这时我在潍县城西三里庄车站指挥第九、第十二两个师。包围潍县城，掩护本军全部通过潍县城。当全军撤退后，我即指挥两个师放弃潍县城，向济阳县撤退，然后由济阳县渡过黄河。不久，晋军全部退守黄河北岸，二、四联军总指挥部驻在禹城县城内。此时我指挥的两个师，奉令各归原建制，我亦脱卸督战任务。
  晋军固守黄河北岸，凭黄河天险，蒋军与韩复榘部队皆不能渡河。蒋介石又利用奉军与晋军以前之仇隙，联合张学良，令奉军进山海关袭取平津。此时晋军根据地已失，腹背受敌，遂下令全军向石家庄撤退，继而退入山西，其后阎锡山见大势已去，即逃往大连。
  在晋军全部退守黄河北岸时，张荫梧恐有溃兵向后方散逃抢掠，令我和他同乘火车，带领执法队由禹城县向平原县、德州一带视察，不久又返回禹城县。这时又令我到右翼长清县一带，视察防务是否稳固。张会昭的第七师亦在长清县黄河北岸。我即单身步行去长清县一带视察，并与张会昭见面。任务完毕后，仍返回禹城县报告，行至半途，听到前方有砍电线杆子的声音，即向前查看，确系破坏交通，始知本军有退却的可能。我即进入苞米地内，脱去军衣，换上便衣向前行进，但不敢再回禹城，因禹城并无熟人，如果本军全退走，我到禹城无处隐藏。忽然想起在平原县有个朋友，名孙惠州（山东掖县人，是一个铁路工程师），交谊甚厚。我在他家住了数日，得到了他的掩护。不久，我即去青岛，又转北平。由于腿病发作，我即向二、四联军总指挥部去信辞职，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回信批准。从此我即脱离军职，仍在师大附中任军训教官。
  （一九六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