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先生的一生我知道的不多，兹就我亲自闻见于先生者；从同学、友人陈亚三、王惺吾、孔静庵、俞萱孙所闻知者；传陈亚三兄向夏溥斋先生所询知见告者，谨述如后。
  先生讳朝俊，字鸿一，山东郓城县刘楼人，为清末秀才。事母至孝，对兄弟极尽友爱之谊。有二子一女，女少夭，二子联坤、联芳。
  先生性端庄，不苟言笑，两目炯炯有神，而对人宽恕，不斤斤于小节，故与之相处者皆有平易近人之感。先生每有恩德于人，未尝挂诸齿，但教人则必宅心忠厚。以有负于人为最可耻，故常言“知感是一个人的起码道德”，“总是卖大馒头的赚钱”。
  先生日常所重者，皆在国计民生上，而于个人之享受，则从未考虑过。平生善着粗布蓝大褂，虽常出入于权要之间，而丝毫不以介于心。至于饮食，虽家人不知何为其喜食者，何为其不喜食者。盖先生所焦虑者乃穷人之无饭吃，何暇想到自己吃什么好也。其存心之大如此。
  一、先生革命思想之根源
  先生革命思想之根源有三：
  甲、同情濒于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
  先生少年时，每见穷人没有饭吃，便凄然不乐，好象自己的心气受到什么刺伤似的，常终日以思如何解救之道，慨然以救斯民于水火而自任。先生素豪放，有侠气，遂想冲破旧的社会制度而见诸行动。这是先生一生行动的主要动力。
  乙、对清朝腐败统治的反感
  先生生于清末光绪年间。是时政治腐败，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先生对之极为痛恨。复以满族主国，汉族受到残酷的统治，因而有排满亡清之志。
  丙、对列强入侵中国的憎恨
  此时列强对中国之入侵，尤其是中日甲午之战使先生感到清王朝已难于抵拒外侮，非亡清无以自存。适曹州巨野县由于杀害德国传教士，捣毁教堂之事，德国遂借口占领青岛，并霸占胶济路两旁的矿产。先生以为欲抗拒外侮，必先修明政治，必须推翻清王朝，于是先生的革命意识更为强烈了。
  先生为的要救穷人，排清帝，御外侮，乃毅然东渡，赴日留学。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
  二、自日本归国后的经历
  申、设立自新学堂
  先生自日本归国后，一方面对革命进行宣传，一方面采取行动，做好革命的准备工作。首先他设立了自新学堂。
  曹州民性强悍，复因苛政扰民，于是“土匪”蜂起，抢劫架票（绑人勒赎谓之架票）。先生同情他们的处境，赞赏他们的勇气，认为他们原非坏人，只因迫于生活，不得已铤而走险。先生就召集他们，晓以利害，又与曹州镇守使说妥：设立自新学堂，教他们上学，予以教育，开其自新之路；如他们再行抢劫则愿以身家作保。盖意在要使这些好汉们将来在革命行动中发生作用。但先生未能以专力照顾，而又没有坚强的组织工作，这班好汉们有时竟白昼上学，夜出抢劫。此事旋为镇守使所闻，遂欲置先生于重典。幸赖知府丁镗竭力作保，得免于祸。自新学堂，遂告失败。
  乙、创办普通中学
  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发动革命时有自己的得力助手，乃创办私立普通中学，地址设在曹州江西会馆内。此时，曹州只有官立中学及师范学堂各一所，以其为官立的，传播革命思想，终觉有些不便。
  先生为普通中学聘请省内知名之士而或多或少具有革命意识者担任教员，遂使该校当时有革命学堂之称。一般青年多以能在该校读书而自豪。然亦有些家长不许其子弟进入该校者。我在高小毕业后以未能入该校而自惭，甚至羞见进入该校的高小同学们。
  丙、在学生中组织革命团体
  先生在学生中组织革命团体时，只与年长的同学们直接见面，谈论革命道理，对他们加以指示。对于年幼的学生则避免直接接触，盖虑其一不小心，走漏消息，则祸害立至也。当时在普通中学加入革命团体的学生有李桐轩、郭俊卿、孙松斋和崔朝杰。在官立中学的有赵莲塘，朱馨斋、朱世重、黄慎修。在师范学校的有龚理轩。在县立高等小学的有李献廷、张秋濯、张德如、李企峰、龚守训和我。
  这些人开会无定期，有时每星期一次，有时一月一次。开会的地点总在城外，有时在庙里，有时在墓地的树林里。但先生未参加过一次。先生交给我们阅读的文件为《民报》《克复学报》和一些零星小册子如《邹容》、《徐锡麟》……。我们对这些文件的保存则极为秘密，每于同学入寝后读之。我们高小的同学皆每日记日记，以推翻清政府统治为唯一的志趣。
  丁、和省内外革命党人的联络
  我在县立高小时，约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先生曾一度为该校校长。一日山东的革命党人刘冠三先生自己推着小土车到了学校来见先生。那时有一位地理教员名于西仲者，曾作诗嘲刘先生，我还记得第一句为“有客有客来菏泽……”。及我上了官立中学的第二年，即一九一〇年，有由直隶（即现在的河北省）保定政法学堂到曹州去的三位革命党人：童效贤、段亚甫和杜济美。此时先生以省视学的身份，公然在一天的晚上在官立中学的大礼堂内，让他们作公开讲演，鼓动革命，而先生毅然任掩护之责。
  童、段、杜旋赴开封，我不久亦去，拟设立一照像馆，为南北友人落脚及联络之处。因事机不密，当段、杜二人回保定时，在开封车站被捕。童和我即散去。我去时带的八十册《克复学报》掷于开封东关外荫柳丛中。
  此外，先生还结交了曹州镇守使衙门的参谋吕润斋，又经过吕收服了当时徐州一带的大杆子头（即“土匪”首领）王金妮（后改名为金韬）。陈干（明侯）和吕彬如也都与先生有联络。另外还有很多人，我就不熟悉了。
  戊、辛亥革命发动后在曹州准备响应的工作
  辛亥革命在武汉既已发动，先生立即在曹州布置，待机而动。他一面和吕润斋商量如何起义，派王金妮赴苏鲁交界一带号召旧人员准备响应。一面遣郭俊卿赴徐州和某人（已忘其名）联系。郭俊卿行至巨野，被“土匪”架去，未能到达。后来“土匪”知道了郭系先生的学生，即行放出。时学校虽已放假，该回家过年了，我和许多同学却不肯离去。先生不许，恐受害，于事无补，坚嘱回家。未几，清帝退位，先生所部署者，亦未见诸行动，即行中止。
  三、辛亥革命后，思想和行动的轉变
  先生自辛亥革命后，注意力即转向学术方面及如何解决穷人吃饭的问题。此外，为设法支持自己政团的开支，又和朋友创设了齐鲁银行及大东制帽公司，派刘竹筠和李献廷赴西北某地试行开垦。先生认为曹州人口过密，虽遇风调雨顺的丰年，亦不易自给，于是筹谋策划，欲作大规模移民西北之举，来解决穷人的吃饭问题。后来又在包头办了面粉厂、电话公司，以便作为开发的基础。
  甲、在提学使任内
  辛亥革命后，山东督都为周自齐，任先生为提学使。先生在提学使任内，虽未能大量增设学校，但对已设立的学校，则尽力扩加班次，以便多招学生，而于职业学校，更加提倡，不遗余力。在先生任提学使时，校长之任用，多系同盟会员，以期在教育界内，充实革命力量。又凡实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学生，以官费派了很多人赴日留学，以资深造。
  乙、在省议会期间
  先生辞去提学使，旋任省议会副议长。先生向省议会提议并通过在曹州设立善后局，于四年之内，拨银十万两，提倡实业，教群众编草帽辫、织布、结发网、做躺椅布。以宋尧臣董其事，以李桐轩、郭俊卿襄理之。先生本期以此作兴办实业的首倡，再扩而大之，冀以有助于解决民生的问题。不幸，后来成绩不大，自行消灭。
  先生在议会期间，常和山东督军军阀们作不调和的斗争，初与张树元、田中玉，后来和张宗昌相持不下，遂不得不避祸于北京东交民巷亚德大楼。而先生对他们则始终不稍屈。张作霖竟将先生照片悬挂前门门洞内，悬赏十万元，来购缉先生。先生不得已化装逃出东交民巷，直至张宗昌失败，张作霖已死，才能出来作公开的政治活动。
  丙、在学术上的主张
  先生虽只是前清的一位秀才，后来又经常作政治活动，但对我国学术的研究，未尝间断。他初注意程（颐灏）朱（熹），继以其空疏而不切实用，又趋向陆（象山）王（阳明），复以王虽有不朽之功，然侈谈良知良悟，启人顿悟，又怕学生们不务实践，遂又提倡颜（习斋）李（塨主）之学，教学生吃苦耐劳，习勤养勇（后来以此八字，作为第六中学的校训），谆谆然告学生以任重致远，勿作自了汉。先生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产业问题。
  先生尝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该校教授胡适。在当时一个是旧翰林而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一个是洋翰林而红极一时。然先生与之谈话，则理直气壮地批评他们重西洋文化，忽略我国固有文化。
  先生又尝见段祺瑞，后来常周旋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蒋介石曾任先生为内务部次长，辞不就职。先生和这些人见面时，总是申述他自己在学术上或政治上的主张，教对方有应予接受之感。盖先生心雄气豪，旷然有包容一切之概。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他还是有意识地去藐视他，而先生则行若所无事，毫无勉强做作处。
  丁、对六中的关注
  曹州第六中学是先生一生最注意的事业之一。先生不避人言，不避侵权，对校长人选，总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先后以葛象一、郭俊卿、丛禾生、楚宝卿为校长，自己曾亲自到校讲学，凡先生认为是优良的学生，则尽力培植。除在曹州各县创设贷费，以便资助穷苦学生升入大学者外，又于六中筹设助学金，在县贷费不足时，更予以额外的补助。县贷费最高额为每人每年八十元，助学金为一百元，我即是接受双重资助者之一。在一九一九年，先生又另筹一笔款子，送张德如、何思源和我赴美以私费留学。后来何又考取官费留学。先生之培植学生不遗余力，惜学生之成就，远不足以符先生之期望。
  戊、倒袁及夏溥斋之奉令查办
  辛亥革命的成果，寻为袁世凯所篡夺。先生四处奔走，号召倒袁。未几，事闻于袁，袁电周自齐派山东岱北观察使夏溥斋赴曹州查办，并给以就地正法之权。此时先生居菏泽盐店，终日吸鸦片、打麻将，借以隐蔽。一日，我们的地理教员田蔚卿先生在教室内向我们学生说：“你们王老师现在正是隐晦韬光的时候。”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袁派夏查办事。及夏去后，始知一日先生与夏相见于城外瓜田中，先生与夏均为郓城人，为小同乡，彼此皆闻知，然从未晤过；寒暄毕，夏突出查办令，置先生面前。先生神色自若，从容不迫而谓夏曰：“人染瘟疫而死，人事之常见者也，此事亦可视作人之死于瘟疫已耳，亦无甚可以惊异处。”盖先生以瘟疫视袁，无视夏，不怕死，情见乎辞其镇定有如此者。夏虽以现任观察使，奉令查办，但于先生之为人，则极为叹服，故多方为之开脱，使先生得免于难。
  为了倒袁，先生曾驰函在日本留学的前普通中学学生孙松斋，在日本速与孙中山先生联系，回国起事。乃以事机不密，孙松斋回至青岛下船，即被逮捕，遂遇害。
  己、“村治”与梁漱溟的关系
  自洪宪失败后，军阀割据，互争雄长。列强复乘机入侵，各划势力范围，政治混乱，人民之困苦益深。先生认为：欲在上整饬政治已不可能，乃提倡村治之说，从基层入手，希望村治而后国治。当此之时，正是梁漱溟大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因梁既不喜欢西方文化，也不赞赏俄国文化，在主张上有接近处。于是先生因学生陈亚三、王惺吾之介绍与梁由初相往来，逐渐有了较深的关系，继而又聘梁为曹州六中高中部主任。梁受到先生的影响，乃发动乡村建设运动。至一九三〇年韩复榘主鲁时，乃聘请梁漱溟、梁仲华、孙廉泉、王绍常等人在山东邹平县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命王绍常、梁仲华先后任济宁区专员，孙廉泉为菏泽区专员。大家以为这仍是先生村治主张的继续。
  四、与冯、阎的关系和反蒋的经过
  先生由于反对国民党的党治，擒贼先擒王，便要倒蒋。欲倒蒋，则苦无凭藉，遂欲利用冯、阎的势力，以军阀反对军阀，以毒攻毒，来打倒蒋介石。当冯、阎与蒋作战方酣之际，先生已被冯、阎任命为西北屯垦督办，但犹未到任，即病逝于北京，兹将此一阶段分作三节述如后。
  甲、反对国民党的党治
  先生虽为同盟会会员，参加辛亥革命，但对于国民党的党治，则认为未能如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一直站在反对的立场。尤其是对蒋介石的自私、独裁，不以人民为重，而反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作风，坚决反对，始终不与合作。故当一九二六年（？）蒋任命先生为内务部次长时，力辞不就。因此，先生与山东的国民党死硬派，蒋介石的亲信丁鼎丞（一九二八年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及其追随者也是不能合作的。
  乙、利用冯、阎以倒蒋
  冯、阎皆为旧式军阀，猜忌之心甚重。都不易与人合作。而先生与冯、阎初无故旧之交，一旦欲撮合二人，对蒋发难，彼此均怀疑对方会中途变节，遗祸一人。故当时谁都觉着为人如阎、冯而欲合作以倒蒋，冀事之成谈何容易。然先生和梁某（忘其名，常在冯处，为冯所敬信者）始终不懈，周旋于二人之间，明辨是非，晓以利害，相互担保，均不变节，冯、阎乃终于发动倒蒋之战。至于蒋倒后，冯、阎之政治设施，亦必不能使先生满意，先生非不知也，而犹出于此者，盖先生任侠使气，每不重视一事之后果。
  初，先生偕同学某往见阎，在候客室候甚久，犹未传见。学生愤阎之无礼也，劝先生去。先生曰：“我欲见阎先生，有要事求教，久候何害。”盖先生气足，凡寻常之利害荣辱，俱不足动其心。先生与人相处，推诚衷曲，肝胆一似可以持示于人者，为敌为友，不自隐讳，如冯、阎对先生竟能敬信不疑。
  丙、移民屯垦的主张
  先生一生之言论行动，均以欲使没有饭吃的穷人有饭吃为中心问题，耿耿于怀，未尝一日或忘。他搞辛亥革命，办学校，参加省议会，设立善后局，设村治，联冯、阎，以至于移民屯垦，皆是环绕这一问题的不同行动，所谓殊途而同归也。冯、阎倒蒋之战尚未结束，先生便向冯、阎取得东北屯垦督办之职。正喜民生困难，决解在望，一生抱负，行将见诸实施，不幸督办衙门之组织未成，竟病逝于北京寓所，时为一九三〇年。三年后先生的朋友和学生公葬先生于济南之马鞍山下。
  （一九六二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