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维玺，是冯玉祥将军领导的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之一。他在西北军的资望与地位，仅次于所谓“五虎将”的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鹿锺麟和刘郁芬，而与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渠、石友三、石敬亭、刘汝明……地位相埒。他在冯玉祥部下历任排、连、营、团长和旅长、师长、军长、总指挥、方面军总司令，并曾代理过西北军全军总司令。但他既不象韩复渠那样做过封疆大吏的省主席，也不象石友三那样翻云覆雨地反复无常，因而在社会上不如韩、石之流的煊赫有名。他是一个虽不算大、也不算小的军界历史人物。兹就我所知道的他的一些履历加以叙述，以供现代史料工作者参考。
  张维玺，字楚玉，山东省馆陶县（该县于一九六五年划归河北省）南彦寺人。公元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四年）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里。父亲张安然（当地人叫他张老安）以卖豆腐为业，他有五个儿子，老大（忘其名）在家务农；老二张维玺；老三张维衡曾任陕西长安县县长；老四张维藩曾在绥远任某税务局长；老五张维翰，中共党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邯郸军分区司令员。张维玺幼年在乡塾里念过几年书，弱冠投入东三省武备学堂学兵营前队（连）当学兵。当时这个前队的队官（连长）是历史上著名的、抱着自我牺牲精神用手榴弹炸死清王朝宗社党首领良弼的民主革命家彭家珍。由于彭家珍经常对他部下的学兵灌输民主革命教育，因而张维玺在思想深处就扎下了推翻封建王朝的根子。一九一一年，北洋陆军第二十镇（师）第四十协（旅）第八十标（团）第三营管带（营长）冯玉祥发动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时候，张维玺正在该营当排长，他积极地参加了滦州起义。此后他一直追随冯玉祥将军达三十多年之久。
  一九一五年，冯玉祥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率部进入四川，与蔡松坡将军联合倒袁。当时张维玺任连长，参与了倒袁运动。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率领辫子兵由徐州进京，阴谋扶持溥仪复辟，冯玉祥率着十六混成旅在廊坊奋起讨伐，进攻北京。张维玺当时任该旅步兵第一团二营营长，（韩复渠任该营营附即副营长）首先攻入张勋的司令部所在地天坛，驱走了张勋，消灭了叛军，粉碎了复辟阴谋。
  一九二○年，张维玺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步兵第三团团长。一九二一年夏，北洋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命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由河南信阳开往陕西，协力北洋直系的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争夺陕西地盘。属于北洋皖系军阀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拒不让位，双方打了起来。张维玺团任先锋，连克浐桥、灞桥，首先攻进西安，陈树藩率残部窜往汉中。而陈树藩部的姚震乾旅未随陈树藩撤走，尚在西安近郊的蒲阳村据守圩寨，进行顽抗。张维玺团对蒲阳村进行三面包围，姚震乾旅将被聚歼。不料，入暮后姚震乾派使者送给张维玺一匹名叫“黑风”的千里马，并约定次日上午缴械投降。张维玺受骗上当，信以为真，当夜停止攻击，并麻痹大意地放松了监视警戒，静待对方次日投降。姚震乾旅全部却在夜半悄悄地乘隙逃脱。为此，冯玉祥认为张维玺是受贿纵敌，遂即撤去他的团长职务。其实，张维玺的被撤职，不单纯因为一匹“黑风”马的问题，而是另有一笔旧账，冯先生却在此时对张维玺一齐清算了。
  事情是这样：一九二○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首领段棋瑞命令皖系湖南督军张敬尧，率其所部第七师放弃湖南，北上参战；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命令受直系控制的常德镇守使冯玉祥，率其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北上参战。冯玉祥不愿参加这种自相残杀、祸国殃民的内战，故而迟迟其行地不打算离开湘西。可是，张敬尧部已自湖南退至鄂境，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部也从宜昌向武昌方面东撤，张敬尧、吴光新结合起来似有乘机夺取湖北地盘的企图。属于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在武汉的部队只有一个第二师，战斗力薄弱，深怕抵挡不住而丢掉地盘，于是急电冯玉祥，请求速率所部星夜来援；同时曹锟、吴佩孚亦一再催促冯部速开武汉。于是冯部不得不离开常德北上。冯部到达汉口后，在北京附近的直皖战争已告结束，冯部无须继续北上，王占元就指定第十六混成旅驻扎长江边上的谌家矶。谌家矶有一座造纸厂，院子很大，而空房很少，官兵只好在院里搭起帐篷来住。汉口是我国有名的热城之一，赤日炎炎的七、八月间呆在帐篷里，犹如呆在蒸笼里一样。冯先生曾经三番五次地请求王占元调换驻地，而王占元总是置之不理。北京政府无钱发给冯部粮饷，曾经指令王占元就近协饷接济，而王占元连一文现款也不肯给，只给一些囤在仓库底层多年、连猪狗都不愿意吃的霉烂大米。张敬尧的部队由湖南乘船北撤，当兵船停泊谌家矶江岸时，冯部乘夜袭击，张部未敢还手，乖乖地缴械投降。冯部缴获七五野炮二十七门，重机枪一个整营，辎重兵一个整营，以及整营整团的步枪和无数的枪弹炮弹。王占元看见冯部缴获这么多武器装备，心痒眼热，蛮横无理地说是这些战利品应该归他所有。冯先生一方面为了息事宁人，另方面胳膊拧不过大腿，终于把这些虏获品都交给了王占元。冯先生为此不免憋了一肚子窝囊气。因有上述种种原因，冯先生对王占元恨之入骨，而王占元还一再下逐客令，要求冯部离开鄂境，王冯之间已成水火不能相容之势，于是直系首领曹锟才把冯部由谌家矶调驻河南信阳。一九二一年春，冯先生得知王占元将由武汉乘京汉路火车晋京公干的消息，曾经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密议，在王占元路过信阳车站时把他扣留，要挟他清还积欠半年的全旅粮饷。由于张维玺与王占元同为馆陶县的小同乡，张维玺竟把这个秘密计划偷偷地透露给王占元。王占元遂改道乘船至南京，转乘津浦路火车北上。冯先生对于王占元的忽然改道，断定有人泄密，经过百般访察，始知是张维玺所为。但一因此事不便向外张扬；二因正值部队即将开拔入陕作战，张维玺身任团长，且系一员有勇知方的战将，当时冯先生姑且隐忍未发。及至冯旅入陕进行蒲阳村之役时，由于张维玺的麻痹大意，受骗上当，致使唾手可得的一个旅的人枪脱逃，于是冯先生对他新旧账一齐算，就把张维玺的团长职撤掉了。
  冯先生一手训练出来的官和兵，尤其是军官，是轻易不让走开的。犯了过失的，或撤职或降级，过了一段时间，仍可恢复原职原级，并且不影响升迁。一九二一年夏，冯先生升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张维玺撤掉团长职之后，被任为师属修械所所长，这是一种降职降级的待遇。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先生任河南督军时，除原有的第十一师以外，又成立了六个新兵团，张维玺又当上了团长。一九二二年冬，冯先生调任陆军检阅使，所部队伍调驻北京，六个新兵团改编为陆军第七、第八、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为张之江、李鸣钟和宋哲元），张维玺那个团编为第八混成旅的第二团。
  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夕，冯先生在北京南苑又成立了四个新兵旅，张维玺升任了旅长（其他三个新兵旅旅长是孙良诚、蒋鸿遇和石敬亭）。冯先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班师回京、推翻曹吴的时候，张维玺旅担任北京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至西直门、阜成门之间的城防守备。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维玺旅编为西北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的第五旅（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团，团长丁振国、张印湘、倪玉声，和旅部直属机枪连、手枪队，当时我在手枪队当班长）。一九二五年初，第二师由北京开往归绥（今呼和浩特）。在火车输送途中，张维玺的工兵营所乘列车通过隧道时，烟雾弥漫，漆黑一团，有一新兵，梦中惊醒，慌张失措跳下火车，致被摔死。冯先生对此非常生气，把旅长张维玺叫到张家口，亲手打了几记耳光和一顿军棍。
  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军务督办。此时，西北军掩有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和甘肃省（包括宁夏、青海在内）的地盘。冯先生本人坐镇张家口，而以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谋长蒋鸿遇代行甘肃军务督办、会办职责。一九二五年秋，刘郁芬以总指挥名义、蒋鸿遇以副指挥名义率领第二师徒步行军由绥远经宁夏进入兰州。卸任甘肃督军陆洪涛的部下师长李长清和旅长包玉祥，看着西北军进入甘肃的兵力不大，阴谋抗拒西北军而夺取甘肃督军之位。经张维玺旅会同孙良诚的第三师第四旅，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叛军，并将李长清、包玉祥处死。
  一九二六年，吴佩孚联合张作霖组织所谓“讨赤联军”，发动南口大战，进攻西北军。甘肃的陇东镇守使张兆钾有兵六十营；陇南镇守使孔繁锦有兵四十营；在陇西的宋有才、韩有禄两个旅各有兵六、七营；在兰州以南阿干镇的黄德贵旅有兵四、五营，他们都是受吴佩孚遥控指挥的。他们看到进入甘肃的西北军只有二十多个营的一个师，认为软弱可欺，于是纷纷作乱，不受甘肃督办公署的节制。但是，他们的部队极端腐败，战斗力非常脆弱，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此起彼落，步调不一，致被西北军各个击破。他们当中首先挑衅的是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他无故枪杀路过平凉的甘肃督办公署参谋长杨耀东，并截留西北军的大批军需物资。刘郁芬遂命已升任第二师师长的孙良诚率所部第四旅（旅长梁冠英）和督署手枪团（团长刘存简），向陇东进行自卫反击。不出一个月，就把盘踞陇东定西、平凉等十余县的张兆钾部六十营人全部荡平。在张兆钾部发动叛乱的时候，陇南、陇西的叛军都在作壁上观，而未同时动手。
  在直奉联军进攻南口的时候，受吴佩孚卵翼的刘镇华，妄想夺取陕西地盘，以其所部“镇嵩军”四、五万众围攻据守西安的杨虎城部和李虎臣部，已达五、六月之久，杨李两部弹尽粮绝，势极危殆。陇东平叛之后，孙良诚率领第二师的四、六两旅及张维玺旅的第十四团，东调援陕，解救西安之围。张维玺旅的第十三团正在戍守宁夏。在兰州的战斗部队只剩下张维玺旅的旅部手枪队、机关枪连和步兵第十五团。这个第十五团在一九二五年成立时，原是一个幼年兵团，成员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儿童，甘肃人把他们叫做“娃娃兵”。原先作壁上观的陇南、陇西那些叛军，看到在兰州的西北军所剩寥寥，而且又是娃娃兵，认为机会到了，于是他们蠢蠢欲动。这次首先发动的是在阿干镇的黄德贵部。黄德贵原与李长清同为陆洪涛的旅长，李长清篡夺了师长位置，黄德贵不服气，后被李长清打跑了。及至西北军把李长清收拾之后，遂委黄德贵为游击司令，驻守兰州以南四十五里的阿干镇。当时黄德贵对西北军感激之余，表示亲善。当张维玺带着第十五团准备进攻据守阿干镇以南三十里的关山一带的叛军宋友才部时，先头的搜索排路过阿干镇，认为是友军防地，未作战备行军。不料，猝不及防地突遭黄德贵部的阻击，整个搜索排自排长以下四十八人都被打死，而更惨无人道的是他们把死者一一加以开膛破肚。张维玺据报后，怒气冲天，目毗尽裂。于是他带着手枪队（当时我正在该队当排长），亲自指挥第十五团，冒着弹雨（张维玺的帽子曾中一弹）向黄德贵部据守的煤山阵地猛攻。只用了三、四个小时就把黄德贵部两千多人解决了，一部被击毙，大部被俘虏。黄德贵本人及其几个随从逃得早，漏了网，投奔据守关山的宋友才部。后来当到军长的鲁大昌，当时正在黄部当营长，当交手战时，手枪队队长李清涵已经抓住他的膀臂，他把棉袄甩脱，滚下山去。煤山标高约七、八百米，黄部阵地设在山顶，张维玺部是由山麓向上仰攻，满山树林密布，进攻易于隐蔽。于是张维玺对在前开路的手枪队下令：敌人打枪，不准还击，只许埋头向上爬，爬到山顶以大刀拚杀。当手枪队爬到山顶时，敌人已把子弹打光了，在手枪队举起明晃晃的大刀大喊杀声时，敌人不是引颈就戮就是举手投降。这场战斗，手枪队和十五团一共伤亡不到十个人。
  第二天，张维玺指挥着第十五团乘胜向关山攻击前进，敌人蹲在山顶，居高临下，进行顽抗。张维玺命以夜袭方式，把对方阵地穿插得七零八落，敌人崩溃四散，也只用了两天时间，把宋友才部的三、四千人全部消灭。解决了宋友才部之后，休息了儿天，接着就向狄道（今临洮县）前进。据守狄道城的是韩有禄部。狄道城坚池深，白天攻打不易奏功，张维玺下令于夜半从西北面竖云梯爬城，刚刚爬上城头，守军仓皇弃城向南溃逃。张维玺下令穷追猛打，敌人一部分溃散，大部分被俘，三、四千众的韩友禄部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张维玺以一个团的娃娃兵，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叛军三个旅，俘虏了四、五千人，缴获了五、六千条枪。于是张维玺旅扩充成西北陆军第十三师，张维玺升任了师长。这时是一九二六年七月间。在狄道休整半个月，就向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部进攻。孔部虽有号称四十营的兵力，但缺额多，训练差，士气低落，不堪一击。他们在外围指挥作战的是旅长范连泌，他在天水以西以北的新寺镇、磐安镇、朱圉岭和伏羌（今甘谷）、秦安两县城，作为外国据点，摆了一些成连成营的前哨部队。但有的一触即溃，有的闻风而逃，张维玺部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路小跑地兵临天水城下。孔部守城的指挥官是旅长赵瑞寿。天水由东西相连的五个城组成，个个城门紧闭，看样子好象要顽抗死守似的。张维玺部急忙侦察地形，部署兵力，绑扎云梯，准备下半夜爬城。可是，孔繁锦却于上半夜不战而退，向南逃跑。连造币厂成箱的银元、铜元和兵工厂的大批武器弹药都没来得及带走。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九日，张维玺部不战而屈人之兵地占领了天水关。张维玺一面布告安民，一面派旅长倪玉声率兵追击孔繁锦。追至成县附近的白水江岸，孔繁锦部成千上万的败兵、眷属，人马杂沓地麇集江岸，正在争舟抢渡。于是被追击部队一网打尽，全部俘获。只有孔繁锦本人和旅长范连泌、赵瑞寿等少数人已经抢渡对岸，投奔汉中护军使吴新田去了。张维玺部攻克陇南，又虏获了上万的人马武器和一个小型兵工厂、一个小型造币厂。于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张维玺部又扩充为西北军第十三军，张维玺升任了军长，辖第十三、第二十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及军直属骑兵团、炮兵团、迫击炮团、工兵营、辎重营、机枪营、学兵营和手枪营（这时我是手枪营的第一连连长）。一九二七年初，张维玺又升任西北军第十三路总司令。
  张维玺的第十三军在陇南整编训练了半年多。一九二七年春，西北军的大军由陕甘青宁东出潼关，与武汉方面的国民革命军会师北伐，张维玺军先由天水调到西安待命。这时西安之围已解，刘镇华部已被击溃，残部退到豫西。而陕西境内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土著军阀，各据一方，不听调动，形成许多“独立王国”。旅长麻振武（绰号麻老九）割据同州府（今大荔县），师长卫定一割据三原，师长薛某（忘其名）割据泾阳，旅长耿景惠割据高陵，旅长耿庄割据朝邑，旅长段懋功割据韩城，旅长党玉琨（绰号党拐子）割据凤翔府，师长甄士仁割据千阳、陇州，等等。其中，对西北军东进北伐最有危害的是，久据同州的麻老九部。麻老九不仅不听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的指挥、调动，且以山西的阎锡山为后台，并勾结刘镇华与西北军为敌。而同州府地处西安与潼关之间渭河北岸，位于西安至潼关水陆孔道的要冲。为策东进大军的侧背安全，冯总司令遂以西北军第四军方振武部去收拾麻老九。麻部霸占同州已达十年之久，把同州城修成一座永久性的强固堡垒，砖城之外加筑一道土城，土城之外的壕沟，深宽各约两丈以上，在四个城门和四个城角的壕沟外沿，还筑有暗通城内的砖石碉堡各一座，加以从民间搜刮的粮草等大量储备，又从山西阎锡山那里得到武器弹药的充分接济，因之有所恃而无恐。方振武部屯兵坚城之下，围攻了一个来月，未能得手，而北伐前线急需增兵，于是方部奉命撤围东调。冯总司令乃命西北军第六军韩复渠部继续围攻同州。韩部攻打了一个来月未攻克而也奉命东调。西北军第十军刘汝明部接替韩部继续围攻，刘部攻打了一个来月，仍然攻打不下。一九二七年六月，张维玺率所部第十三军由西安开同州，冯总司令以张维玺为同州攻围军总司令，统一指挥第十、第十三两个军，并限期一个月攻克。张刘两军合力攻打了一个月，伤亡官兵数以千计，还是攻打不下。张维玺受了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展限一个月为期。张维玺的部下纷纷要求，采取爬云梯的硬攻办法，张维玺坚不采纳。约在八月初的一天上午，十三军副军长倪玉声趁着张维玺午休时刻，断然命我率一百名手枪队（这时我任军部手枪营第一连连长），命二十师师部军械处长郏云祥率一百名大刀兵，组织为奋勇队，准备在白昼正午实行爬城。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开始爬城的时候，军部中校参谋王丕襄（即王赞亭）急向张维玺报告此事。张维玺连忙从司令部所在地的七里村驰赴围城前线，认为一道壕沟，一道土城和一道砖城，需爬三道防线，且在白昼，必然伤亡过当，而不易奏功。于是断然急令停止爬城。张维玺认为二百名奋勇队死伤净尽，也不会有成功之望，于是决定采取坑道作业，挖掘地道，在砖城墙底埋上炸药，爆破城墙的办法。决定之后，在城周围四面同时开掘十个坑道。而其中九个均被守军阻截破坏，只有十三军坑道营在北门西侧的一个坑道终于挖掘成功，埋上了三千公斤炸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轰隆一声把城墙崩开了一个二、三十米宽的大壑口。接着，整个十三军的山炮、野炮、迫击炮、重机枪，集中火力向缺口实行密集射击，打得敌军晕头转向。在炮火掩护下我率领一连手枪队，左手提手枪，右手握大刀，跑步冲向壑口。同时发信号使我方炮火向城内实行延伸射击，大部队随后潮水般地继续涌进城内。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巷战，麻老九部五千多人全数被歼。麻老九本人在巷战中受重伤，随着难民混出东门逃跑了四十五里，死于苍头铺镇子上。我在突入到城内药王洞时，遇到守军的密集射击，右肺被枪弹前后贯穿，几濒于死。采取坑道作业，以炸药轰开城墙，是西北军第一次使用的攻坚办法。这一战役，光是第十三军的官兵前后死伤近两千人，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也受了重伤。一星期后，张维玺亲赴设在距城十里的铜堤村野战医院，看望伤员，对负伤官兵一一加以慰问，并发给每一军官十元、士兵五元银币的犒劳金。当他走到我跟前时，他看是我，就非常惊诧地向着我说：“那不是张宣武吗？你没有死呀！啊！命大，命大！”当他的军需人员拿着十块银元递给我时，张维玺连忙摆手对军需人员说：“多给他点，给他五十元！”原来当我在火线上负伤后，卫生队用担架抬着我经过炮兵阵地时，张维玺看见我浑身是血，面色蜡黄，双眼紧闭，好象断了气似的，他以为我是死去了。当时我虽然已临死亡边沿，但我还有一丝气息，模模糊糊地听到张维玺以悲叹的口吻对他的参谋长俞方皋和二十师师长王和祥说：“这孩子（我那时二十岁）不行了，可惜了！”很幸运，一年以后，我的伤势痊愈，而且还能从事激烈的体育运动。
  同州府战事结束后，张维玺部调驻潼关休整约半年。一九二八年春，第二阶段的北伐战事出现紧张，张维玺被任命为西北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即以所部第十三军由潼关开到郑州待命。张维玺率军直及第十七师先行开拔，第二十师和独立旅在后跟进。当第二十师进至洛阳时，陕西境内的一些残余土著军阀，看到西北军的大军东出潼关，他们纷纷乘机发动叛乱。西北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电令第二十师和独立旅停止东进，回师戡乱。第二十师和独立旅回陕后，协同西北军第二十四军马鸿宾部，以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各个击破，很顺手而不费力地先后肃清了泾阳、三原、高陵、朝邑、韩城、蒲城等县叛军。张维玺率军直和第十七师到达郑州后，北渡黄河，经新乡、滑县、濮阳、大名一直打到临清。先后击破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两个军，俘虏五千多人，还有一部分白俄。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北伐战争告一段落，而陕西土著军阀尚未完全肃清。冯总司令命张维玺率所部回陕协助宋哲元平叛。据守凤翔府的旅长党拐子，原是靖国军郭坚的部下，割据凤翔亦达十年之久。凤翔和同州差不多，也是城坚池深，粮弹充足。宋哲元派了三个师的兵力，围攻了三个来月，而不能下。张维玺率着军直和第十七师到西安后，会合了先期回陕的第二十师和独立旅，立即开赴凤翔。张维玺吸取了攻打同州的经验教训，立即采取坑道作业。第十三军的坑道营（当时我是该营代理营长），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东城门南侧的坑道顺利掘成。一九二八年九月二日炸开了城墙，一举歼灭了守军五、六千人，党拐子本人也在巷战中被击毙。凤翔平定后，盘踞千阳、陇州的师长甄士仁部七、八千人，鉴于据城顽抗的守军，没有一个得到好的下场，自知力不能敌，于是不待攻打，主动地开城投降。至此，陕西关中道的土著军阀全部消灭干净。
  一九二八年九月中旬，张维玺奉命率所部进取汉中。当时的陕南护军使吴新田是北洋直系军阀第七师师长，盘踞陕南已有八年之久，也是一个“独立王国”。他的部队居安忘危，十分腐败，军官和士兵差不多都吸鸦片烟，许多士兵都带有家眷，他们只会扰民，不能作战。吴新田得到西北军进兵汉中的消息后，曾派他的旅长顾琢瑭，以两团兵力扼守汉中以北的柴关岭、鸡头关，企图据险顽抗。可是，张维玺的部队只打了几发迫击炮弹，守兵就吓跑了。吴新田闻讯，放弃汉中连夜东奔。张维玺部顺利地占领了汉中。张维玺部第十七师跟踪追击，一直追到西乡县，才遇到吴部牛堉春旅的一阵抵抗。结果，牛旅不支，窜入川陕交界的大巴山中去落草为寇。吴新田和其余残部则由西乡县继续东奔，张维玺部第十七师继续尾追，一直追到陕鄂交界的白河县，吴部大部分被俘缴械，一部分崩溃四散，吴新田本人和眷属及其一些亲信左右，则乘船东下，逃往武汉。
  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四万多人，据有赛江南的汉中、安康两个专区二十多个县，粮饷无缺，军民相安。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结束，举行全国编遣会议，统一编制，统一番号。张维玺部整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我当时任该师七十九旅一五七团三营营长）。
  一九二九年秋，由于蒋介石对编遣会议的偏私，冯阎联合李宗仁发出“主张公道”的口号，组织“护党救国军”，共同反蒋。张维玺任第十七路总指挥，率所部沿汉江东下，向据守襄樊、谷城、南漳一带的蒋军刘峙、蒋鼎文、赵观涛、陈诚、夏斗寅、罗霖等师、旅进攻。已经攻克了南漳、谷城，并攻占了襄阳外围阵地的茨河、泥咀、官路口、尹家集和隆中，眼看就要拿下襄阳城和樊城镇。乃因李宗仁部远在广西，联络困难，不能协同作战，而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又背信弃义地不按协议出兵，致使西北军在津浦、平汉、陇海、汉江四条战线上独立作战。在此以前，蒋介石又用重金收买了韩复渠、石友三，致使西北军的韩、石两支主力部队叛冯投蒋；冯总司令在山西被阎锡山扣留软禁。西北军内部将帅不和，闹意气、不协调，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在陇海线上的宋哲元部和在津浦线上的孙良诚部，先后罢战，撤退到潼关以西。张维玺部在汉江线上本是节节胜利的态势，但因大局的变化，亦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陕南。在撤退时，蒋军的几个师争先恐后地进行追击，追至石花街、盛家糠附近时，张维玺指挥其所部的第十七师来了个猛烈反攻，一举击溃了蒋军赵观涛部的第六师，俘获了两千多人枪和四门山炮。蒋军前敌总指挥第九师师长蒋鼎文连忙下令说：暂停追击，等敌人退远了再追。张维玺部乃得安然返回陕南，继续训练部队，并以军工修筑汉中、安康间和汉中、宝鸡间的公路。
  由于冯总司令在山西被阎锡山扣留软禁，西北军群龙无首、将帅不和，蒋介石乘机进一步分化瓦解西北军，乃指使何应钦致电张维玺，许以高官厚禄—湖北省主席、军团总指挥，企图诱使张维玺叛冯投蒋。张维玺却不为所动，置之不理。冯先生得知这一风声，曾派其总部军法处长徐惟烈到汉中对张维玺部进行安抚慰问。张维玺召集全军营长以上各级军官，当着徐惟烈的面宣誓：矢志不二地永远效忠于冯总司令。
  一九三○年春，冯玉祥、阎锡山再一次联合反蒋，发动所谓“中原大战”。任命张维玺为冯阎联军的所谓中华民国陆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一路总指挥。指挥所部第十三军和驻守湖北均州、郧阳一带的西北军田金凯、张汝奎两个军，经南阳趋许昌。一九三○年五月上旬，蒋军何成浚的第三军团所属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上官云相的第五十四师和肖之楚的四十四师，正向许昌以南小商河之线的冯阎联军第八方面军樊锺秀部进攻，樊部不支，退守许昌城。五月十八日早晨，蒋军第四十七、四十八师正在围攻许昌城，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当时我在该师五十旅九十九团当团长）、第十六师（师长倪玉声）赶到，遂即向蒋军展开攻击。蒋军撤围，退守火车站和城南的埝上村、长白村一带。赵凤林师在左翼主攻埝上村，倪玉声师在右翼主攻火车站和长白村。张维玺部攻占了埝上村和火车站、长白村，因立足未稳，蒋军反扑，他们又夺回了埝上村和长白村。张维玺部再次攻占埝上村和长白村，蒋军再次夺回埝上村和长白村。张维玺部再反攻，蒋军再反扑。如此拉锯式的反复冲杀，这一天整整来了十个回合。之后，张维玺部终于在埝上村和长白村站稳了脚。攻下火车站的是第十六师的四十八旅（旅长王丕襄），蒋军猛攻多次，激战一昼夜，而火车站始终掌握在该旅手中。光是这一昼夜的激战，张维玺部的十六、十七两师，就有两个旅长和两个团长负伤（我是其中之一），四个营长阵亡，四个营长负伤，连长以下军官和士兵死伤共达三千多人。第十七师五十旅九十九团第三营除了营长阵亡之外，四个连长中，就有三个阵亡，一个负伤。战事激烈的程度，可见一斑。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战斗如此激烈和伤亡如此之多的场面。这真是所谓“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了。
  在此期间，张维玺部第十六师右翼田金凯军的吴振声师、王和民师和张汝奎军的葛运隆师、魏凤楼师，也在许昌以西的十五里店一带与蒋军的四十四师、五十四师展开激战，十五里店一度被蒋军攻占。由于十五里店是一个双方必争的战略要点，张维玺严令前来增援的张自忠师反攻，限期夺回。张师只在一夜之间就把十五里店克复。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双方打得都很起劲，都是不惜巨大牺牲的。有一天夜里，蒋军第四十八师以一旅之众，从埝上村西北八里之牛庄寨和张寨约二里之间的空隙，钻隙袭击在许昌西北十五里张维玺的司令部所在地的灵沟河，由于仓猝无备，被蒋军包围。张维玺亲自在寨墙上督战，指挥他的警卫部队手枪团，几次出击，未把蒋军击退。正在危急之际，张维玺调来第十六师的四十七旅（旅长王云山），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战，始将蒋军大部击毙，一部俘虏和一部冲散，而手枪团和四十七旅也死伤了官兵近千人。
  张维玺自到达许昌后，即被任命为冯阎联军的南路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所有在平汉线上作战的反蒋联军，（包括樊锺秀的第八方面军和任应岐的第十二军）共约十五万人。六月四日，樊锺秀总司令应张维玺之请，偕随从二、三十人骑马赴灵沟河参加会议。行至途中，适遇蒋军飞机低飞盘旋，随从劝他避入道旁树林中，他屹立不动。一声呼啸，在他身旁落下一枚炸弹，而这枚炸弹没有爆炸，他一面说着“用尿刺你龟孙”，一面对着这枚未爆炸的炸弹溲开小便。正在这当儿，另一枚炸弹又落在他的身旁，这一下他受了重伤，旋即死去。冯总司令遂派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的总司令职。
  六月上旬，中华民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李宗仁的桂军攻入湖南，先后占领长沙、岳州。冯总司令为了配合桂军作战，六月十日命张维玺对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攻势。略一接触，蒋军全线向漯河以南撤退。张维玺指挥各军正在追击，冯总司令突然下令停止于漯河北岸。张维玺和各军、师长一致主张并向冯总司令建议，乘胜一鼓作气地直捣武汉与桂军会师。而冯总司令认为蒋军主力不在平汉线而在陇海线，如果孤军深入，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势将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危险境地，而且平汉线上的蒋军由于有桂军的后顾之忧，短时期内不敢北犯，我军正宜于此时抽出兵力使用于陇海线上，因此未予采纳。平汉线上敌我双方隔河对峙，相持于漯河南北两岸。
  当平汉线上敌我双方争夺许昌战事紧张之际，冯总司令曾派孙连仲军和张自忠、葛运隆、魏凤楼等师前来增援。到五月下旬，平汉线上战事成了势均力敌的沉寂状态，而陇海线上战事趋于激烈，孙军和张、葛、魏等师仍然调回陇海线。
  在这双方对峙期间，冯玉祥为分化瓦解蒋军，曾秘密委任王金钰为第十七路总指挥、徐源泉为第十八路总指挥，令张维玺派高参梁应奎和团附陈圣言为使者。他们带着冯的任命状经我团防线过河去见王金钰和徐源泉。王徐欣然接受任命状，声言等待时机成熟，即当报命。他们是意存观望，看风使舵，脚踩两只船，但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待到双方胜败将见分晓的时候，蒋胜则一直效忠到底，冯胜则对蒋倒戈，这就是杂牌部队的惯用手法。后来由于战事的发展逐渐有利于蒋，冯的愿望自然未能实现。
  在漯河北岸与蒋军对峙的南路军，从六月到八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而在陇海线上的东路军和在津浦线上的北路军，却与蒋军主力反复激战。一直打到九月间，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冯阎联军略占优势。正是在这举足轻重的关键时刻，张学良的东北军忽然大举进关助蒋。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未经通知在郑州的冯总司令，就密令津浦、陇海两条战线上的晋绥军全部撤离战场，逃回山西老巢。于是蒋军主力遂以全力对付陇海线上的西北军。由于战场态势陡起变化，形势急转直下。蒋军分兵十八路，到处钻隙穿插，并下令先占领郑州者赏洋一百万元。西北军四面受敌，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蒋介石乘机以高官厚禄进行利诱分化。于是西北军的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部，纷纷停战，先后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路军，调离战场。津浦、陇海两线战事结束之后，蒋军遂倾全力对付张维玺的南路军，并于九月六日开始全面进攻。张维玺寡不敌众，且因两翼遭到威胁，乃下令从漯河北撤，意欲靠近郑州。在撤到临颖附近时，遭到蒋军第二军团刘峙所属的第十一师陈诚部的阻击。张维玺部第十六师四十八旅旅长王丕襄，率步兵一团，乘夜以摸营方式袭击在大柳树张一带宿营的蒋军第十一师。蒋军不善夜战，更不善白刃战，一夜之间被西北军摸垮了四个村庄，被打死者千余人，被俘者四、五百人。蒋军抛开了道路，张维玺部继续北撤。当进至许昌以北的五女店时，又遇到蒋军的第一师胡宗南部的拦截，张维玺部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指令我团攻击敌人。张维玺和赵凤林亲临五女店的寨墙上督战。冲锋号一吹，我团如猛虎下山似地向敌人扑去，敌人未经还击，就向后转地朝南奔跑，我军跟踪追击。我军必须争取时间迅速北撤，但一追下去，欲罢不能，我曾几次下令吹停追号，张维玺也在寨墙上下令吹停战号。结果一气追了十多里，恰好时将入暮，才停止下来。活捉了一百多敌人，连蒋军第一师步兵第六团团长丁德隆的图囊都追掉了，差点没把丁德隆活捉到手。我回到五女店，张维玺大发脾气，一看见我，就喝令“跪下！”并说：“你当个团长连点常识都没有，孤军深入，你追到何时为止？”我说：“我已令吹了几次停追的号，一时收不拢来。”还是赵凤林师长在旁讲情说：“幸好没吃亏，还打了个胜仗。”张维玺这才让我起来。
  张维玺的大军撤退到离郑州尚有九十里的新郑县一带时，蒋军从津浦、陇海方面增调的部队越来越多了。除原有何成浚的第三军团各师和陈诚的十一师、胡宗南的第一师外，如顾祝同的第二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李蕴珩的第二十一师，蒋光鼐的第六十师，蔡廷锴的第六十一师，以及其他番号不明的许多个师，合计不下三、四十个师，它们把张维玺的南路军十几万人层层包围起来了。张维玺部在包围圈内鏖战一个多星期，打不开被围的局面。冯总司令在郑州曾派第四路副总指挥冯治安前来新郑协助张维玺，冯治安也是无能为力。冯总司令还派卫队旅旅长刘珍带一个手枪团来增援，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冯总司令又派孙良诚率一个师到郑州以南的十八里河接应，终因相距甚远，联接不上。这时，西北军大部业已罢战，接受蒋介石的收编。冯总司令鉴于大势已去，曾给张维玺打电报说：吾弟已尽最大努力，事已至此，你可自作主张，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冯的意思虽未明言，而已暗示他可以突围或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以保存实力。但张维玺却复电说：愿效忠到底，决不靦颜事仇。此时，蒋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第一军军长顾祝同及其一些师、旅长，纷纷派使者到张维玺那里或直接到他的军、师、旅、团长那里下书劝降。张维玺是坚决不降的。可是，张维玺的某些部将和一些幕僚们已经动摇了。张维玺的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是蒋军第一军军长顾祝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蒋介石授意顾祝同，曾以十万银元贿买俞方皋劝说张维玺和平放下武器，除保证其生命安全外，并任以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此时，张维玺的部将十三军副军长兼十六师师长倪玉声，早已对张维玺离心离德，且贪生怕死，力主投降。他所属的四十七旅已经自由行动地把队伍拉到蒋军第六师那边接受改编。但是，张维玺部的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及其所属旅、团、营长以及任应岐军的赵冠英师，则坚决反对投降。十七师的营长以上军官并秘密聚议，提出两个办法：一是簇拥着张维玺固守新郑城。因蒋介石为了急于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只要撑持半月二十天，蒋军必可撤围；二是护卫着张维玺于夜半钻隙突围，第一步奔禹县，第二步经南阳、郧阳奔陕南到汉中，并侦察了突围路线，作了突围部署。经向张维玺陈明后，张对两项办法均不同意，认为大局已定，大势已去，成功之望极微，冒险犯难招致重大死伤太不上算。他并说：“我实在不愿再打内战了，我们放下屠刀好了。”张维玺生怕十七师的中上层军官不听他的话而打乱了他的和平放下武器计划，遂把师长赵凤林，旅长时同然，团长张宣武、司吉甫和营长高德林、冯志仪等扣留软禁。同时他一面下令停火；一面向蒋军要求：部队能收编的收编，不能收编的给资遣散，送回原籍，不许杀害和虐待；对于各级军官，其愿继续供职的，应原职原级留用或送军事学校学习，其不愿服务者，应给资听便。至此，冯阎联军的南路军十多万人马除任应岐军之骑兵师赵冠英部突围后终被蒋军收编外，全部解除了武装。张维玺则偕同范筑先先生（范是张维玺的馆陶县小同乡，在中原大战期间，张聘范为南路军总司令部参议，张对范言听计从，非常信任）在俞方皋的陪伴和顾祝同派人的护送下，离开了战场。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任命状，但他始终未到南京就职。
  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除了张维玺部放下武器和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部被蒋介石改编外，尚有几支零星部队如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张人杰等部退到晋南一带，群龙无首。冯玉祥曾命张维玺出来统一带领，张维玺谢绝了，乃由宋哲元接替，这就是后来的第二十九军。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曾经要求以原来的西北军军官为骨干编练新军三个军，并推荐以鹿锺麟、张维玺、石敬亭为军长。蒋介石当面完全答应，并批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拨给兵员，配给武器装备，发给粮饷。但在背后蒋介石却又指示何应钦，连一个兵也不拨给，一支枪也不配给，一文钱、一斤粮也不发给，编练新军之事当然也就告吹了。英雄既无用武之地，冯玉祥乃同鹿锺麟、张维玺、石敬亭等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三年毕业后，张维玺仍然无事可作。由于原籍沦陷，乃只身到河南郏县他的旧部下师长赵凤林家避难。一九四四年秋，张维玺赴天津探望他那久别的妻子老小，路过开封，遇到西北军的老同事、汪伪政权的开封绥靖主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孙坚邀张在开封盘桓几天，以叙阔别。一天，孙良诚设宴欢迎张维玺，并召集其部属原西北军团长以上军官作陪，这些军官大多是张维玺的旧相识。席间，孙良诚突然宣布说，张维玺先生已被任命为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我要到南京去参加会议，家里的事情由张维玺副主任全权负责。张维玺非常惊讶地说：“这是从何说起？这怎么能行！”孙良诚说：“就这么着吧，不行也得行。”孙良诚说罢，匆忙奔上火车去南京。张维玺本来不愿下水，但是搁不住那些旧相识的军官们苦苦恳求，张维玺终于戴上了汉奸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未能保住晚节。可是，他这顶汉奸帽子戴了不到三个月，因受舆论和良心的谴责，悔恨成病，坚决辞卸伪职，旋即病逝，终年五十五岁。
  张维玺在幼年时代曾经读过几年书，从军后又勤奋好学，博览兵书，在西北军里有“儒将”之称。他不仅自己好学，对部下军官随时组织读书会，亲自督促他们学习文化和钻研武学书籍。我于一九二七年在同州战役负伤后，在潼关养伤期间，张维玺曾给我一个月的期限，要我包本背诵《曾胡治兵语录》，我如限完成后，他还亲自进行测验。张维玺当营长的时候，冯先生曾委托他编撰一本《军士勤务书》，作为连队中当班长的平、战两时职责、任务的规范准则。这是因为张维玺是从当学兵出身，对于军士勤务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这本书写得很好，深受冯先生赞赏，印发全军军士人手一册，奉为圭桌。张维玺为撰写这本书而劳累过度，影响了目力，成了近视眼。当时冯先生所部第十六混成旅，上自旅长，下至伙夫，全旅没有一个戴眼镜的。当张维玺向冯先生请示配制眼镜时，冯先生曾问他不戴眼镜能看多远？他答说能看五、六米达。从此军中就给他起了两个绰号：“六米达”和“张瞎子”。
  张维玺擅长练兵，他对于练兵有独到之处，在西北军的同行中很少能出其右者。每届年终校阅时，无论是学科、术科、操场、野外或内务、卫生、军纪、风纪，张维玺部总是名列前茅。一九二三年的严冬腊月，冯先生所部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共十八个团，在北京南苑练兵场，以团为单位举行夜间“敌前”筑城作业比赛，评比结果，张维玺团荣获第一。先是，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结婚时，冯先生曾经买了二百块钱的景德镇瓷器作为贺礼，溥仪回敬了一座一米来高的大银杯。冯先生就把那座银杯作为筑城比赛优胜者的奖品，奖给张维玺了。一九二七年春，张维玺所部西北军第十三军在天水举行全军运动会。张维玺也把那座银杯当作奖品，奖给营级以上军官四百米赛跑优胜者、营长蔺九洲了。由于张维玺长于练兵，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冯先生所部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在北京南苑练兵时，冯先生为了增强初级军官和军士的带兵、练兵和作战能力，特成立军官和军士教导团，即以张维玺兼任团长。轮番抽调全军各部队的军官、军士加以进修深造，成绩卓著。西北军入甘后，整军经武，秣马厉兵。甘肃督办公署成立了军官、军士教导团，张维玺以旅长而兼任教导团团长。张维玺在天水、汉中练兵期间，先后成立了军官、军士教导团，以师长赵凤林兼任团长，而张维玺仍然随时莅团督察指导。
  张维玺律己甚严，不吸烟，不喝酒，不赌，不嫖，不娶小老婆。他对部属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执行烟、酒、嫖、赌的禁令异常认真。一九二八年九月，西北军进行编遣，张维玺的第十三军在陕西凤翔，编余士兵五千多人，给资遣散；编余军官五百多人，准备送往洛阳西北军军官学校学习。在出发前夕，编余军官中有九个连、排长级的军官，夜间在一家商号内打麻将消遣解闷，被军法人员侦知、逮捕。次日，张维玺就把这九个人（四个打牌的，五个看牌的）当着全军的军官和士兵代表，处以死刑。执行死刑的是张维玺的军部手枪营，当时我是这个营的代理营长。
  张维玺虽然带兵很严，但他又很爱兵，所谓恩威并用。在平时，他每月必到医院去普遍地看望生病的官兵一次，尤其是对作战中负伤的官兵，体贴得更周到。每次战役过后，至迟在一星期内，他必亲临医院对所有伤员一一看望，问问伤情，摸摸伤痕，并发给慰劳金和纪念品。每年国庆节，他必召集历年负过伤的全体官兵在一起聚餐，并颁发纪念章和慰劳品，以示崇德报功之意。
  张维玺在用兵上是智深勇沉，力求稳扎稳打，出奇制胜，而不主张猛打猛冲，他最反对豁着人上。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他受命围攻同州府时，即便是超出了冯总司令规定的限期，受到撤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而他仍然不采取爬云梯、伤亡大、且无把握的速决办法，而宁肯采取迟慢一些但求稳妥的挖坑道、炸城墙的办法。一九二八年攻打凤翔府时，亦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