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博山民营煤矿资本短少，所以经营博山民营煤矿要有特殊“本领”。它不同于开工厂开商店要筹好资金再说开业，而是领到“矿照”再说资金。或者是干小井时没有资金，领了“矿照”再拉款扩大建设。博山民营矿只有少数户如大成、吉成、东方、华东有一定资金，不少矿是依靠卖期炭（价低二、三成）卖堆口（价低四、五成）或向银行贷款度日。当地人把这种经营方式叫作“指山卖磨”。“七七”事变前，博山地区有两种依附于民营煤矿的商业资本—炭店与收堆。因为不少民营矿不能自产（在打井、排水、设备、产煤等方面缺乏资金）、自运（没有从矿山到火车站的搬运费）、自销（不能设营业部存煤装火车外销），而是低价预售，先使现金，所以出现了数十家堆口和二百多家大小炭店。有些炭店也收堆，但炭店与收堆不同。炭店是预购出井口的期煤或收堆者的现成煤，而收堆是预购山下的埋藏，待出井口后才能收炭成堆。这个井不产煤，堆上就得无限期等待，利润虽大，冒险性也大。矿商与炭商的投机经营互为依存，但是炭商的低价预购则极大地削弱了煤矿的再生产能力。华丰煤号、复丰祥等大炭商比一个卖期炭的煤矿利润牢靠得多。当时关系到炭店获利多寡的还有个分车皮问题：博山车站分车办法，是根据淡季装车分数决定旺季分车比数，但其中有先后早晚之别，大权握在站长手里，每逢过节，大小煤号想法送礼，礼多照顾多，“七七”事变前的博山站站长真比一个县长还发财。
  依靠预售度日的民营矿，有的象过“火焰山”一样，筹措了今天再说明天。一旦进行不下去了，或者被水淹了井，债权人就摊了瞎账，活该倒霉。因此也有种说法是“矿商诓商！”即使倒闭不了，也象滚雪球一样，债务没完没了。博山历史较久的振业煤矿，即靠卖堆口卖期炭发展。同样的煤质，邻矿华东厚利，该矿则利微甚至亏损，因此振业预售煤价低于华东现货售价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振业究竟卖出多少期炭条，自己没有个数。营业部也卖，经理也卖，经理老太太也卖，管理混乱不堪。矿上尽管债台高筑，但程家照旧挥霍，锦衣美食，而且耽不了矿山建设和在大城市置房产，至于拖欠工人工资则是习以为常了。
  一方面是矿方不怕负债，另一方面收堆者却大发其财。博山有一位收堆发财的孙鼎臣，安上村人，靠赶小驴垛运煤。一次庆祥东煤号开脚力多开了几吊钱的票子，次日孙送回去了，经理齐可亭看中此人诚实，将其留用，派到堆口上管事。本人不识字，但记忆力强，管理井井有条。齐死后，孙继任庆祥东经理仍管收堆。本人曾在八处矿山收过堆，有八徒白谷屯炭堆、鲁兴煤矿鲁兴堆、恒通煤矿久安堆、振业煤矿合记堆、丰记堆等，一时成了炭、矿业大红人，人称“孙三爷”，乃我学徒时会金银号常年座上客。孙联合银号、炭店入股收堆，许给出资商号经理以人份，赚钱按钱六人四分红。这人腿勤，按天轮流到各堆理事，堆上职工无不谨慎从事，矿方经理也哄不了他。孙在振业煤矿有个堆口，振业要在偏坡地打个新井没有资金，经理程少鲁要求孙鼎臣再联合两万元组织个新堆。孙联合了十份，每份两千元现大洋。新井开凿后，超过预计深度不见炭，矿方打算不再打下去。眼看两万元的预付款就要落空，孙推荐了一位别人不敢用的大头役，换下原来掌握打井的大头役，新头役上任后猛打猛冲，不几天报了喜炭，两万元预付款没有白费，新头役也发了财。当时人说孙走“红运”，其实到一九三五年遇上白谷屯淹了井，淹死四十多名矿工，孙预付的几万元收堆款瞎了账，所经营的庆祥东煤号也随之垮台。这种大起大落成败倏忽的情况，孙鼎臣并非仅有的一例。在旧社会，孙之起因乃属偶然，而其大落则属必然的了。
  此外，还有一种乘开矿之机的纯食利者，即矿场土地所有人。开矿占地，矿方情愿出高价收买，但厂房占地易于收买，井口占地则不易收买，多系订合同按产量纳租，如产煤一百筐纳租一筐或二筐。这种井口租相当惊人，如大成煤矿夏家林三个井口占地为邑人李伯清（李养之之父）所有，协议产一百筐煤提取两筐归地权人，在夏家林井被淹之前，三个产煤井每天提出的租炭折合现大洋二十二元，李家按天凭折到大成账房去取，一年可得井口租八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