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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邑县的前身是费南县，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天宝山革命根据地。这个地区的行政区划在抗战以后曾经多次变化，不必详述。我只说明其中两次县级行政区划的变革：关于费南县的设置，是于一九四○年六月，遵照当时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的指示，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将原费县的一、五、七区和滕县、泗水的一部分划出而建立了费南县。一九四五年底，又根据上级指示，将费南县的全部，同时并入费北和泗水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平邑县。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和鲁南区党委曾较长时间的活动在这一带地区，直接领导了天宝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我军曾在这里进行过著名的同日寇鏖战半月的白彦战斗，和攻克鲁南天险的天宝山战斗，以及歼灭日寇福田（少将）的苏家崮战斗。也曾在这里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九十二军，消灭了惯匪刘黑七（刘桂堂）和鲁南最大的汉奸部队荣子恒。解放战争时期，这个地区的人民竭力支援我主力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后来又为支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等城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是费南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一九四○年六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后来我调到鲁南一地委工作，先后任宣传部长和副书记，在这期间，我又被地委指定负责帮助平邑的工作。因此，我对该县情况较熟悉。我有责任将这一地区的革命史料记载下来，以教育后代。由于战争年代平邑县的历史档案都遗失了，现在只好凭记忆写出这份材料。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平邑县委的支持，又得到木森、王力生、杜牧、朱琳、赵仲三、王瑞等同志的帮助。因我对原属费北县几个区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文中只写了费南的材料，希望知情的同志补充校正。抗战前后费南一带的地方形势
  抗战前，费南是国民党与地方封建势力联合统治的地区。虽然这里在一九三二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由于组织被破坏，党员长期与上级党失去联系。一九三七年曾在无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参加了以朱执诚为首的费县暴动，但很快被国民党镇压下去。因此，旧的反动统治未发生什么动摇。一九三八年底，日寇占领了费县城和滋（阳）临（沂）、平（邑）滕（县）、滕（县）费（县）公路后，国民党的统治秩序被破坏，费南出现了敌伪顽匪和我党我军相斗争的复杂局面。
  在三条公路线及其两侧十几里至几十里路境内，都是日寇占据的地区。敌人据点有：费县城经常驻日军三、五百人，伪军千余人；地方（镇名）经常驻日军二、三百人，伪军三百余人；铜石经常驻日军百余人，伪军三百余人；平邑镇经常驻日军三、五百人，伪军四百余人；城后经常驻日军一百余人，伪军五百余人；自彦驻日军五百余人，伪军一千余人；梁邱驻日军三百余人，伪军一千余人。伪军单独驻防的据点更多，几条公路线上的较大村镇都驻着几十到几百人。在滋临公路上，敌人还挖了封锁沟，沿着公路五、六里一个据点，二、三里一个炮楼。敌伪据点之间的火力，可以交叉起来，把公路全线都封锁了。
  那时国民党的部队在费南活动的有五十七军一个团，约有千余人，还有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李以锦、王洪昆两部近二千余人，活动在费南县的南部。惯匪刘黑七的三个团，约二千余人驻在费南县的东北部。这样，敌伪顽匪共约一万三千人，常驻在这个方圆七十余里的地区。敌人扫荡时，日伪军可调集至万余人，顽匪也有时调集两万余人向我进攻。
  在乡村中，则完全被武装的恶霸地主所统治。白彦、郑城一带是孙鹤令，他拥有二百多常备武装并能调用千余条钢枪的自卫团；山阴一带是阮玉润，他拥有一百多常备武装，并能调用五、六百支钢枪的自卫团；天宝山一带是廉德三，他拥有一百多常备武装，并能调用五、六百支钢枪的自卫团。当时费南全境是山山有寨，村村有围，封建堡垒林立。
  上述敌伪顽匪和封建恶霸，他们互相间虽也有些矛盾，但他们在对抗我党、我军方面，却是一致的。鲁南最大的汉奸部队是荣子恒，而荣原是国民党五十七军的一个旅长，后率部投降了日寇，他和国民党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各部都有联系。土匪刘黑七是国民党的暂编三十六师，同时又是日本的皇协军，也是日寇和国民党部队联系的桥梁。他们和地方势力阮玉润、廉德三、孙鹤令和土顽军王洪昆、李以锦等互通声息，密切往来，而且可以随时发起向我军和抗日人民的联合进攻。
  一九三九年春，我党在这里拉起了两支部队：一支是马健大队，约有一百余人、百余条枪，活动在流峪、丰阳一带；一支是李鹤轩大队，约有一百余人、百余条枪，活动在地方（镇名）以西。还有我军一一五师的彭雄部队的一部分，活动在平邑镇一带。至于白彦大川、天宝山区、郑城、山阴等地，在恶霸地主武装的统治下，根本不让我军进入，也不给我军送给养。当时让我军进驻并送给养的，只有流峪、凤阳等少数村庄。这种情况一直到一九四○年春，由于我军胜利地进行了白彦战斗，情况才有所好转。
  开辟天宝山根据地，建立平邑县
  一九四○年初，我一一五师师部和教导二旅，在罗荣桓同志率领下，到达费南。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决定拔除白彦、关阳司两处插到我鲁南中心区的日寇据点，以打开鲁南局面，创建抱犊山区与天宝山区抗日根据地。于是，在二月间向白彦据点进行了一次侦察性的进攻。三月六日，正式开始了进攻白彦的战斗。当时日寇调集了费县、滕县、峰县各地的敌伪军五千多人，还出动了飞机进行轰炸。历时半个月时间，经过十儿次激烈战斗，我军歼灭了日寇田野大队长以下敌伪军约一千一百余人。最后，敌人施放了毒气，狼狈逃窜。我军终于拔掉了白彦、关阳司敌伪据点，从而使我天宝山区和抱犊崮山区联结一起。这次战斗的胜利，震动了整个鲁南。人民群众普遍对我军衷心拥护，热烈欢迎。各种反动势力慑服于我军的威力，也不得不让我军进入白彦大川和天宝山区。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加紧暗中勾结，企图孤立、排斥我军，唯恐我军长期占据这个地区。
  当时费南一带的封建割据势力主要有孙鹤令、阮玉润、廉德三三部分。我军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如孙鹤令既勾结日寇，又和国民党五十七军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我军用武力消灭他，就会引起我军同五十七军的冲突，那样对抗战不利。于是，我军通过在五十七军工作的万毅同志（那时万毅同志的公开身份为该军的团长），让他在国民党部队中揭露孙鹤令勾结敌伪、破坏抗战的种种罪行。在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后，便由万毅同志出面，于一九四○年春节，利用拜年的机会，把孙鹤令逮捕。接着，我军便发动群众，向五十七军控告孙勾结日寇的种种罪恶，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并组织群众向五十七军请愿，要求枪毙孙鹤令，为抗战除奸。这样五十七军在群众舆论的压迫下，便把孙鹤令枪毙了，解散了他的民团。接着我军又发动群众，有区别的处理了孙鹤令集团中的次要人物。这样，费南的西半边就为我所控制了。
  又如阮玉润，勾结日寇的罪恶很明显，和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差一些，我军即按惩治汉奸的法令惩办他。当时，他手中拥有一部分武装，如以武力解决，会造成一些损失。于是就采取了由我军负责同志拜访，乘他送客的时候，将他强制带走。然后召开群众会议，公布他勾结日寇的罪恶，组织群众控诉。最后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把他枪决。对他集团中的次要人物，一般都通过向群众悔过后，宽大处理了。
  再如廉德三，虽在国特、日特王功武的包围中，但那时他与日寇直接勾结还不明显，并且在历史上，还领导群众打过土匪，保护过群众利益，与孙、阮不同。因此，我军对他采取了教育争取的方针。当时他一面同意我军开进天宝山，一面却又调集了数百人，占据着天宝山，与我军对峙。当时我军不向他们进攻，只由我军几个负责干部以看山为名，到天宝山上驻下来，对廉的部队讲解我党政策，同时还组织山下群众，到山上介绍我军纪律严明，帮助群众生产等情况。这样，经过几天的工作，原先被廉部威逼诱惑上山的群众，纷纷下山回家。天宝山的问题，就这样和平解决了。
  经过上述斗争的胜利，我军在费南便打开了七十余里方圆的一块地区。这时，遵照罗荣桓同志的指示，鲁南区党委决定建立费南县，并决定抓住当时有利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开辟了天宝山抗日根据地。
  费南县委于一九四○年六月建立，书记是张林夫。组织部长先是王新，后是葛进，宣传部长张志让，民运部长先是王新，后是王力生。工会主席牛一萍，农会主席李烈、孙玉尊。
  当时，开辟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从一一五师抽调的一部分干部，约三百多人。师民运部科长唐亮同志参加县委工作，为县委委员。师、旅、团的负责同志，也不断检查和指导县委的工作；部队的各个部门，也都密切配合，大力支持地方，所以地方工作发展较快。
  当时，全县共划分为七个区：即常庄、郑城一带为一区，流峪一带为二区，丰阳一带为三区，山阴一带为四区，白彦一带为五区，由吾一带为六区，天宝山一带为七区。参加开辟工作的干部约三百五十余人，编了七个工作队，配备在七个区。各区的原旧政权人员，均在工作队领导下工作。这样，到一九四○年底，是各项工作大发展的阶段。虽然这时期，廉德三曾在国民党五十七军和特务王功武怂恿下叛变我军，使我军不得不进行攻克天宝山的战斗，但总的形势还是很好的，各项工作均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一年以后，是费南工作最艰苦的时期，也就是敌伪顽匪与我争夺这个地区最激烈的时期。这时期中，发生了一九四一年初的日寇大扫荡，我一一五师转移到滨海区。费南境内，只由县区武装坚持。因此，敌伪顽匪便加紧向我蚕食进攻，战斗非常频繁。至六、七月，敌人以刘黑七、李以锦部为主，进占了我费南中心区。我县区武装由一千五百多人减少到二百人左右，而且粮食、衣服、弹药非常困难，经请示鲁南区党委同意，实行全县武装集中，转移到费、滕边区，等待主力增援。八月间，我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又来到费南，经七、八天战斗，收复了费南全部地区，并确定我山纵一旅三团调到费南，长期坚持。这时费南又进行各方面的恢复整顿工作。至十二月，恢复工作刚有些头绪时，日寇又开始了“冬季扫荡”。这时，我三团进行了有名的苏家崮战斗，给敌人很大杀伤，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但我军伤亡也较重，敌人对根据地的烧杀抢劫也很厉害。这时，根据地人民少衣缺食没房子住，部队在兵员、给养、财政经济等方面都十分困难，敌伪顽匪又乘机采取联合的或单独的对我蚕食（到根据地内修据点）、封锁、偷袭、抢粮，企图在经济上困死我们，军事上再度把我驱逐。所以这一年，反蚕食、反封锁、反抢粮、反偷袭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我们一面进行战斗，一面进行党与群众组织的整顿与发展，以及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一九四二年冬，日寇又进行了五、六天的大扫荡，照例烧、杀、抢劫，使我根据地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失，我们又照例的进行各方面的恢复整顿工作。到一九四三年夏，整顿工作将臻完成时，国民党九十二军就气势汹汹地开进费南，并勾结李以锦、刘黑七部共约两万余人，对我实行围攻。在此严重情况下，我全体军民互相砥砺，英勇应战。当时，我主力与地方武装共有十个连的兵力，与敌人战斗七、八天，毙伤俘敌两千余人，终将敌人赶走。此后，我军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于一九四三年冬，又举行了歼灭土匪刘黑七的柱子战斗。经过五、六天的时间，将敌二千余人全部歼灭。至此，费南境内，数量较大的敌人，均被消灭，全县进入稳定阶段。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这是天宝山根据地巩固、发展的阶段。在这时期，全县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清算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整党整风运动，以及大生产、精兵简政、参军运动等。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财政经济的状况取得好转，部队也有较快的发展（曾一度限制部队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军于一九四四年冬，收复了几条公路上的大小据点，消灭和赶跑了全部日寇和伪军，全县得到解放，使鲁中、鲁南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一九四五年底，便以平邑镇为中心，将费南县全部同时并入费北的一部分和泗水的数十个村庄，建立了平邑县。
  建党、建政
  平邑县的党组织于一九三二年，由费县师范讲习所教员刘夫平同志开始建立。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这里的党员有：李伯瑾、朱琳、高锡桂、诸葛昌林、王力生、王敬明、李平、唐军等十几人。这些党员，因组织破坏，都失掉了关系，只是个人进行些革命活动。至一九三八年春，省委随我军山纵四支队开至费县，才恢复了这些同志的组织关系，建立了县委，开展了党的活动。至一九四○年六月，建立费南县委时，在流峪、仲村、武安、地方、朱田一带共有党员四十余人。
  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采取了大量发展党的方针。发展党员的主要方式是办积极分子训练班，集中的进行党的教育，个别介绍发展。另外，也由工作干部和原来的党组织，进行个别发展。在一九四○年下半年，每个区委都办了七、八期至十几期训练班，每期三、四十人至五、六十人。至一九四○年底，费南全县发展党员约有五百多人，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党支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核心力量。
  以积极分子办训练班的方式发展党员，从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来看，绝大部分还是好的，在各级组织和各种运动中发挥了模范作用。当然，也混进了很少数伪装积极的坏人，但这些人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很快便暴露出来，被清洗出去。因此党的组织还是保持了纯洁。
  费南地区党组织再一次大发展，是在一九四四年秋至一九四五年春。当时开展了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的运动，对群众进行了阶级教育，对地主、富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对他们中的一部分，有计划地被吸收到党内来。这时党的组织，在各个村和各种组织中，都巩固的建立起来。这些党组织，在那艰苦战争岁月里，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许多党支部和党员在对敌斗争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实际行动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例如山阴村党支部，在侦察敌情、筹粮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该村的一位张大娘，在对敌斗争中勇敢机智，至今传为佳话。一九四二年春，日寇扫荡来到山阴村，张大娘乘敌人架枪休息时，偷了一支步枪藏起来，尽管敌人发现到处搜寻，亦未找到。事后，张大娘让大儿子张文源，扛着这支步枪参加了八路军。又如李山蒋村的民兵队长、共产党员赵庆聚，在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军队到达该村时，强制民兵交出枪支和物资，赵庆聚拒不交枪，并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后来他跑进深山，以山洞为家，坚持了四十二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类似这样的动人事例还有很多。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平邑县（前费南县）的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地方游击战争，配合我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建设政权方面，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虽然国民党的县、区政权人员有的携款逃跑，有的叛变投敌，但乡村的基层政权则仍掌握在地主恶霸手里。在山阴、白彦一带的乡村政权，仍是保甲制。在天宝山区，还保持着满清的“十三旗”制（每一种颜色的旗，即是一个行政单位，实行军政统一）。一九四○年我军解放这个地区后，对这些旧政权，采取在抗日民主的原则下，进行团结改造的方针。对乡村政权的组织，我党实行了三三制（即共产党员、抗日的国民党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有的乡、村中没有国民党员时，即吸收赞成抗日的开明地主参加）。在对旧政权改造的步骤上，对乡、保公所，旗办事处，除明显的投敌通敌者外，一般均让他们继续担当原来的职务，以稳定地方秩序，为我军筹办军需。同时，派指导员（多系区、乡党委书记），对他们进行工作，宣传我党的政策，贯彻民主法令。待群众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动，党员、积极分子达到一定数量时，召开各级群众代表大会，选举各级行政委员会和负责人，建立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还建立了县参议会。参议员一部分由区乡选举，一部分由工农青妇抗日团体推选，一部分是由县政府和参议会直接邀请的。其成员，少数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是民主人士。参议会的任务是，随时用口头、书面等方式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派代表列席县政府的政务会议，参与研究决定政府的各项施策；向群众宣传解释政府的政策法令；动员群众参加各种抗日活动。
  原费县县政府和县参议会是在一九四○年春，由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的。县长是韩文一，参议长是唐绍典，副参议长是赵仲三、杨文彬等。到一九四○年六月建立费南县时，鲁南区党委决定，费县县政府移至费南，费北另建立行署，费县参议会留费北，费南另建立县参议会。费南县县长先是韩文一，后为马健、王一民。参议长是赵仲三，副参议长是王力生、米士民、杨文彬等，区以下没有参议会。
  费南县的区以下政权，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到一九四○年底已全部按照上述原则和形式建立起来。主要领导成员，由党员或贫雇农积极分子担任。旧政权的领导者和社会的上层分子，有的担任副职，有的参加上级政权和参议会工作，他们对抗日根据地建设，也起了一定作用。参军运动与武装斗争
  县委建立以后，即采取三种方式组织和扩大武装力量：一是委派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发动与组织队伍，这是在辟工作之初，所采取的主要办法。二是经常的动员适龄青年参军。三是根据需要，全党全民集中力量发动青年参军，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曾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参军运动。四次参军运动，每次参军人数均在一千至两千余人。还实行了武装升级的办法，即由县区地方部队选拔精干指战员升至主力部队，一般每年选升一次，每次选拔一、二百人。这样使主力部队不断得以扩充和壮大。在革命战争时期，全县选送至主力部队的指战员有一万五千余人，他们其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我军的中坚和骨干。
  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我党在费南地区拉起的部队计有：马健大队，李鹤轩大队，米士民大队，李灿营大队，燕如山大队，蒙山大队，廉德三大队（也叫天宝大队，后因叛变被我消灭），王西桂大队（叛变后投土匪刘黑七），刘洪锦大队（也叫白彦大队，叛变后投李以锦），程明芝大队（叛变后投李以锦）。以上这些部队，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除叛变投敌者外，后来都编入了我主力部队。
  在开辟和保卫天宝山根据地期间，与敌人所进行的战斗是非常频繁的。自一九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军在天宝山地区进行著名的战役、战斗六十余次，先是与日寇作战，后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总共歼敌两万五千余人。据县民政局统计，平邑县（前费南县）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有一千七百余人，负伤而残废的军人有一千二百余人。单这一点就可说明平邑人民对革命贡献之大，同时也说明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它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那些光荣牺牲的烈士们。
  关于支前工作
  在革命战争时期，发动全县人民支援前线，一切为了前方的胜利而忘我工作。在这方面平邑县人民同样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在平邑地区的历次战役和战斗，虽然是以我主力部队进行的，但都有县、区武装和民兵参加。特别是战备物资的运输，以及抬担架、管押俘虏、站岗、送信等，都是成千上万的人民担负的，而且都能胜利的完成任务。特别在对日寇的反扫荡中，把我军的伤病员和军事物资都分散到各村各户中掩藏起来，群众把伤病员当做自己的亲人，把物资当做自己的东西藏在家里或山洞、地窖里，而且相互告诫和监督，做到绝对保密，使敌人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真正体现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
  在淮海战役中，平邑县在前线的担架队经常保持一千多副，五千多人（每副担架五个人）。在后方备用的担架还有一千多副，随时听候调用和替换。在前方的小车一千五百余辆，挑夫三千多人，在后方备用的也有三千人。并有民兵组成的子弟团一千多人，随军听候调遣使用。那时，全县的磨碾，不管白天黑夜，总是不停的在磨面、碾米，供应前方。使用的劳力经常有两万多人。另外，还有许多人到野战医院服务，动员妇女为前方战士做军衣、鞋袜和慰问袋等。各种慰问团总是一批接着一批。总之，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十二、三岁的小孩，都在日以继夜地为前方忙碌着。
  至于在前方的担架队、运输队、子弟兵团，他们都是随军活动的，和部队一样在战火中往来奔驰，经常不分昼夜的工作、战斗。下面举出高启文同志支前的事迹，就可想见支前工作的一般情况。
  高启文，共产党员，原为一般民兵，在支前中提升为担架营长。其主要事迹是：一九四六年六月，参加韩庄战斗，抬担架胜利完成任务。同年九月，参加傅山口泥沟战斗，抬担架两天两夜走了五百华里，被评为一等担架模范。一九四七年二月，参加莱芜战役，历时三十八天。战斗结束后，评为一等担架模范，奖步枪一支。四月，参加泰安战斗，抬担架并参加火线抢救。评为一等担架模范。五月，参加孟良崮战役，抬担架胜利完成任务。六月，参加济宁战役，抬担架评为一等功。八月，参加沙土集战斗，抬担架评为一等功。十月，调至三纵八师做随军担架，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共十个月，转战三千余里，作战七次，评为华东担架英雄。一九四八年九月，参加济南战役，转运伤员和战利品，历时三十六天，评为特等模范，受奖步枪四支。同年十一月，参加淮海战役，为担架运输营长。他率全营五百七十二人，以解放军为榜样，在炮火中执行任务，轻伤不下火线。除高启文外，还有许多的支前英雄，如该营时风德，手上生疔疮，胳膊都肿了，医生叫他休息，但他坚决不下火线，照常执行任务。担架队员张洪元，在执行任务中，腿部受伤，他把子弹拔出后，照常抬担架。徐祥生被炸掉一条腿，还叫大家不要管他，鼓励别人要很好的执行任务。
  担架队在运送伤员时，都做到了爱如亲人的程度。伤员不愿吃饭，他们就用自己的菜金买油条、花生给伤员吃；冬天伤员怕冷，他们便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伤员铺上盖上；伤员大小便不方便，他们就用自己吃饭的茶缸、水瓢来接尿，用手接屎。特别在飞机扫射轰炸的时候，有许多民夫爬在伤员身上，以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
  运输队也和担架队一样，不管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均胜利地完成任务。在淮海战场上，有一次向前方运送给养时，遇到一里宽的庙子河，小车没法通过。他们不顾水深和天气寒冷，脱衣下水，几个人抬着几百斤重的车子过河。运输队员王庆云、陈洪才，往返运了七次，终于全队胜利渡过河去，准时把给养送到前方。
  挑工队的任务也是繁重的，按规定每个挑夫只挑五十斤重。但是他们在党员干部高启文、王光玉、尚秀若等同志带领下，很多人挑一百多斤。仅以淮海战役中的四十天的统计，平邑县的这个担架运输营共运送伤兵六十余人，运子弹一万八千粒，炮弹五百五十发，手榴弹一千六百五十枚。运送粮食十三万五千斤，棉被四千一百五十床，夹被四千八百九十床，被套三千六百床，棉衣九十套，鞋十三万双（平均每趟距离为一百三十华里）。到战役结束时，全营五百七十二人中，有四百二十七人立功受奖。全营被评为模范营，奖给步枪二十五支，子弹二百五十粒，奖旗两面。
  还有“陈毅担架队”的队长郭兴茂同志，领导平邑一区担架队，曾经六次远征支前，参加了宿迁、鲁南、莱芜、淮海各战役，每次战役结束后，都评为模范，绝大多数队员都立了功，全队荣获八面奖旗。特别突出的事迹是在宿迁战役时，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夜间，该队进抵宿迁上下坞附近，发现敌人突围败退，该队民兵刘炳才，当即带领十几个同志，把敌人截住，勒令敌人投降，结果使二百余敌人缴械投降。
  于此同时，该队另一民兵丁兴茂，率六副担架、四个民兵到上下坞附近的一个村庄时，又发现一股敌人溃逃，他们即刻将敌人包围，迫使二十六个敌人投降，并缴获大炮一门、重机枪一挺，战马三匹、子弹三袋。
  汴桥的子弟兵团，支援淮海战役后，又随军过江支援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的战役。他们不但很好地完成了看管俘虏、运送战利品等任务，而且每到被我军攻克的城镇时，就主动到河湾里打捞敌人抛弃掩藏的枪支弹药、公文等。有一次，通讯员张传兴，在杭州一次打捞了两大车枪支和弹药，立了一等功。三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孙邦杰，带领全连一百六十七人随军作战，参加了解放曲阜、充州、济南和淮海各战役，在各次战斗中，不但胜利完成任务，而且还做俘虏的工作，从俘虏中了解到一些重要情况，及时向领导上汇报。在肖县时，他们通过俘虏的检举，就查出了一个敌军的参谋长，审讯出一些重要情况。总之，诸如此类的事件是很多的，真是不胜枚举。
  平邑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我这里叙述的不过是少数典型，挂一漏万。回忆过去，我们为有这样的灿如群星的英雄人民而感到自豪；展望将来，我们更加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