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济南面粉业概况
  为了说明华庆面粉厂建厂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在叙述华庆面粉厂沿革的前面，有必要先将我所知道的济南面粉业总的概况，简要地写出来以供参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困于战争顾不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我国民族工业乘机有所发展。当时济南，首先发展的是纺织和面粉两个行业。面粉业建厂最早的是丰年面粉厂，它于一九一四年建成，一九一五年投产。嗣后有惠丰、茂新、华庆、民安（后改为成记）、成丰和宝丰等七个厂，在几年内相继建成，陆续投产，其组织形式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各有专用商标。他们在筹备建厂时，都先拉拢军阀、官僚参加投资，作为企业护身，并借以招徕股份。如：丰年有当时山东督军兼省长张怀芝投资；惠丰有当时交通部次长劳之常投资；华庆有当时山东省督军田中玉、财政厅长周笑如投资；民安有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投资；成丰有当时山东省民政厅长成逸安投资等等。他们投资数目都不很大；但都担任着各厂的董事或监事，除按月领取车马费外，章程规定年终还可分红。
  由于面粉工业的出现，取代了城乡畜力磨坊，包括本市和明水、泗水等主要磨坊区。同时，鉴于大型面粉厂利润优厚，几个中小型厂子也逐渐扩大。中小型厂产量低、成本高，加上遭受大厂的排挤，如同丰、正利厚两个小厂很快就被挤垮。几个大厂的产品质量不仅比土磨坊好得多，比几个小厂的质量也好得多，价格也较低。所以，他们很快取代土磨坊，吃掉小厂子，独占济南市场。这七个较大厂子的日产量总数，为两万七千余袋（每袋四十四斤），在本市供过于求，销路仅占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形成一时的“生产过剩”。于是，他们纷纷向外地寻找销路，不久就开辟了津浦路北段和沿海地区新的市场，大量运销天津、北京和烟台、龙口等处。天津主要销售二等粉，北京销售头等粉。从此有了广阔的市场，日产日销，盛极一时，各厂连年都获得很大利润。直到一九二八年，这十多年中为济南面粉工业鼎盛时期。
  面粉工业刚刚发展，反动政府就垂涎三尺。一九二八年军阀政府首先增加了面粉统税，设专人驻厂监督，不管成交与否，只要面粉出厂，就先得交税。以后又增加了营业所得税，按盈利百分之三十征收。其它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如：治黄捐、救灾捐、筑路捐、飞机捐、重修飞机跑道捐款等等。还一度对面粉业下令不准涨价，违者重罚。华庆在纬一路设有分销处，就被诬为涨价三分，抓去该处负责人游街，并罚款二千元。正在军阀政府压榨的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接踵而来，向我国大量倾销商品。澳洲面粉，于一九二九年大量涌进，倾销天津、北京及沿海各口岸。澳洲面粉用细布包装，质量好，售价低。济南面粉厂因成本所限，难
  与争衡，不数月间，京、津市场全被夺去。于是销路大减，生产停滞。这一年家家都有亏损，这是济南面粉工业第一次遇到困难的时期。
  在失去京、津等主要市场之后，遂转向省内外各产棉区寻找出路。如京浦路北段各个小站和黄河下游、小清河一带，面向农村，辗转推销，市场范围陆续扩大。但农民受封建剥削很重，除少数地、富阶级外，广大农民群众的购买力很低，往往是逢年过节才吃细粮，又多数是采取赊购的办法，秋收以后才能还帐，当时都由各地代销店负责供应。这样销售数量就大受限制。当时直接销售到农村的，占销售总量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虽然如此，总算有了新的市场。一九三六年冬，京、津市场逐渐恢复，经营情况又复好转。
  一九三三年，宋子文搞所谓“棉麦借款”从美国购进大批棉、麦，倾销全国，致使麦价暴跌。当时济南市上小麦，由每百斤八元落到三元六角；面粉每袋由三元五角落到一元七角五分。按面粉工业习惯做法，常年库存原粮，一般不少于一个月左右的生产需用量，约六百万到八百万斤，再加制成品，在一千万斤左右。那家存货越多，亏损就越大。各家库存原粮和其它物料，都是靠贷款购进的，有的已业不抵债，无力运转。民安面粉厂被迫将厂子出卖，茂新、丰年均被迫停业，其它勉强支持的几个厂，因产品滞销，生产停顿，亦陷入半瘫痪状态。面粉业货栈也接连倒闭四十余家。这是济南面粉工业史上的又一次危机。
  一九三七年，日寇对我国发动了全面地侵略战争。当年冬季侵占济南，首先对面粉工厂开刀，下令军管。过了一个时期，又迫令与！日商三菱、三井合作。除华庆、惠丰两厂表
  示以自己有力自营为理由拒绝外，其它各厂都签约照办，并很快开机生产。华庆负责人几次被日寇宪兵队抓去下狱，惠丰副经理张荫三也曾被捕关押，放出后病倒，不久死去。相持一年之久，华庆、惠丰两厂迄未屈服，最后才准许开机生产。
  以后，日寇又将粮业组织起来，不准自营，集体组织所谓“采运社”，由各家投资，苗兰亭负责管理，日本人以顾问名义主持一切。该社凭伪政府的“采运证”，到各地分别定点收购小麦。运来济南后，再作价卖给各面粉厂，“采运社”从中图利。后来又成立了“小麦协会”，这是日寇官方机构。到此日寇就全面控制了山东省的粮食和小麦、面粉。各面粉厂需要的原粮由它分配，产销数量由它规定，所谓自营部分的面粉，也由它定价。表面上各个厂子是一个办法；但实际上，对两家自营厂则倍加歧视，每月分给的生产数量，一般仅够开机十天左右，收入维持当月的开支，尚属困难。至于和日寇合作的厂子，经营业务则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连年盈余都由日本人拿走。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反动派来到济南，其敲榨勒索的名目更多，胃口更大，动辄几千几万，每次开会、请客捐款，都是纱厂、面粉厂当先。有一次提出义务警察经费捐款，各家感到负担太重，迟迟未交，当时面粉厂的负责人，被传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集体扣押，迫令找保放出，限定每厂捐献面粉五百袋，如数交齐才算了事。还有什么“救国捐款”、“反共捐款”等等，数字更大。有一次指定华庆的捐款数字是金元券十万元。当时计算全厂的活动资金，全部拿出还不够。那阳时我是华庆经理，在青岛闻讯后，不
  敢回来，厂里正好借此拖延不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竟下令以囤积罪名把华庆厂子查封，把厂的原粮、面粉全部没收；并把副经理和营业员两人逮捕到军法处，企图以政治罪名判罪。幸而解放军进攻济南，兵临城下，才被迫匆匆启封，把被捕的人员放了出来。
  在日本投降后，关于和日寇合作的面粉厂，是由国民党田粮处接收的，正是贪官污吏发财的大好机会，便向各厂分别派了接收人员，办理具体接收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上下分肥，大发其财。接收手续办完后，各厂再派经理一人，掌管生产业务，加工军用面粉。在生产过程中，其加工剩余（即通常说的加工费部分），他们上下私分的数目，仅就接收人员这样的小官，每人每月就分得面粉一百到二百袋，上边大官每月私吞的数量，可想而知了。一年后，田粮处才把与日商合作的厂归还给原厂主，所剩的东西已经了了无儿了。
  济南华庆面粉厂沿革
  一、建厂经过及其概况
  华庆面粉厂自一九一八年开始筹备，于一九二一年建成投产，是由民族资本家张采丞、冷镇邦两人发起筹办的。在筹备初期，拉拢当时山东省督军田中玉和财政厅长周笑如等军阀投资，共筹集资金（硬币）三十万零八千七百元。投资者共一百七十户，投资最多的是张采丞一户，冷镇邦次之。军阀官僚的投资并不太大，和其他各厂一样，但都分别担任着厂的董事和监事。
  当时由上海购到美商鲁宾逊厂制的钢磨六部，由本市买到兴顺福铁工厂制的锅炉一部、引擎一部。招用工人八十人，办事员三十人，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开机生产，日产面粉一千五百袋（每袋四十四斤）。后来因为动力设备效能低，煤耗量大，不能继续使用，乃于一九二四年另由上海购来复缸蒸汽引擎一部，三百六十马力，是英国马旭尔厂一制。还购来水管锅炉三部，总发热面积五百二十九点九平方米，是英国拔柏葛锅炉公司制的。与此同时，又增购了钢磨六部，共为十二部。生产设备更新，厂子扩建以后，生产能力提高，日产量三千二百袋（每袋五十斤）。
  按面粉厂的规模大小，通常是以磨子多少为标志，从生产程序上说，六部为一组，十二部为两组，可以开半机六部或开全机十二部，能够灵活使用。济南几个厂的规模，基本上都是十二部。同全国各地面粉厂的规模比较，十二部磨子是属于中型厂子。
  厂址的选择，是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是从原料、燃料的购运和产品运销方便方面考虑的。原料（小麦）主要来自省内外铁路沿线。如泰安、济宁一带产麦丰富，素有“山东粮仓”之称。再南是徐州、蚌埠和陇海路西段，津浦路德州以南各站和胶济路沿线，都是产麦区。特别是高密一带，小麦质量最好，色白皮薄，含粉量高，面筋力也大，为全省以至全国小麦质量最好的产区。煤炭购自本省博山、崑仑、枣庄以及山西大同、榆次等矿，都靠铁路运输。至于产品运销，除本市以外，也考虑到外地。这样，就必须有良好的运输条件。因此选择了铁路近傍的宝华街为厂址，在市区北面近郊。那里地势低，水位浅，对工厂用水、排水也都比较方
  便，并修建了直通厂内的铁路支线，这样可以节约大量运转费用。
  厂的组织，是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定名为华庆面粉厂股份有限公司，专用商标为“梅花五蝠”，均分别申请备案。同时规定，采用总理、协理制，组成企业管理机构。由张采丞任总理，冷镇邦任协理，由田中玉、周笑如等分任董事、监事，主要掌握企业的重大兴革事项和盈利分配，以及主要人员的升迁、雇用等事宜。下设经理、副经理，为具体负责人。组织形式如此，实权在总理一人手里，总理对内统辖一切，对外代表企业。
  二、创始人的历史简介
  张采丞，寿光县人，地主出身，开始在羊角沟经营粮业。济南开辟商埠初期，他就在现在的经二路纬三路购买了大片土地，相继建立了油坊、粮业货栈，经营英商太古糖，并成立了铁工厂，后期又增设了酱园。一户兼营数业，并在洛口、羊角沟设立分号，专营粮业货栈。由于他的搜刮，不数年已成当时济南工商界的百万富翁，并担任济南商业研究会首届会长，红十字会会长和商会董事等职。后来他看到工业有前途，遂集中力量，向机械制造业发展，扩大了原有铁工厂的组织和设备，雇用工人达四百多人。除制造锅炉、水泵、吊车和矿山用的机件以外，还曾研究试制小型轮船，在小清河试航。又仿照试制汽车，在市内试用，还制造过蒸汽引擎等等。但那时帝国主义的机械已大量进入中国，结果他经营制造的工业产品都被泊来品所压倒，没有发展起来。
  冷镇邦，是蓬莱县人，地主出身，也是从羊角沟经营粮业和木业起家的。与张采丞同时来济，仍是专营粮业和木
  业。其人另有一套生意经，与张采丞的经营方法有所不同，擅长于囤积居奇，由于掌握着雄厚的资金，不向银行贷款，经常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策略，为小本经营者所不能比拟。又根据农民群众贫困的情况，一般是秋收冬卖，从中谋利。其经营方法虽然单纯一些，但在投机买卖，谋取暴利方面，较之张采丞并无逊色。正因他们都拥有较大的资本，在追求高额利润上，志同道合，所以共同发起筹建面粉工厂。
  三、企业内部的斗争
  在建厂后的十几年中，正是济南面粉业最发达的时期，连年各厂都有很高的盈利。独华庆面粉厂经营情况相反，尽管照常开机生产，却仅仅能够维持开支，从无一次获得盈余。因此引起企业内部的严重纠纷，出现了两个派别，总理张采丞为一派，萤事袁瑞卿（协泰福粮栈经理）为一派，联络在济股东，掀起了推翻张采丞领导权的浪潮。并成立小组，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了检查，指出张采丞若干问题。如：独霸专权，假公济私，处处为张家和自己专营的企业谋利，不顾华庆的利害。他自营的兴顺福铁工厂试制的锅炉、引擎，高价卖给华庆，结果报废，造成巨大损失。所有日常应用的备品配件，也必须由兴顺福铁工厂一家包办，任意作价。再是用人不当，负责业务的经理不管生产、不研究生产；机械设备检修工作，由工头一人专管，任何人不准擅自动手。因工头原系兴顺福铁工厂的工头，经理也是兴顺福的业务人员，所以两个人吃吃喝喝，经常不在厂里，机器有了毛病，若工头不在厂，宁可停机等候，谁也不敢触动，否则受到责骂或毒打。厂里也没有什么制度，管理混乱，职员
  随便外出，十天八日不回来，算不了什么。惟有使用工人限制十分严格，那怕是学徒工、看门的，也非寿光县人不用等等。由于如此种种，斗争甚为激烈。最后召开股东大会，终于把张采丞推倒，另举冷镇邦上台，并取消了总理协理制，改为董事会制。冷镇邦为董事长，由袁瑞卿、周笑如为常务董事，以下有监察二人，董事六人，组成第一任董事会。从此企业的大权，又集中到冷镇邦一派手里，内部主要人员，进行了调整，并选用了部分新人，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局面为之一新。在生产管理方面，也强调并实行了成本核算、生产记录、质量检查和职工请假、考勤等制度。这样经过一番整顿，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到一九三六年几年当中，虽然经受种种困难，却都能维持过去，并且有了盈余。一九三七年春，由企业盈余中提出九万一千三百元作为股东增资，资本总额增为四十万元，股东都表示满意。
  四、对工人群众的压迫与剥削
  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家的利润要求越来越高，贪得无餍，对职工群众的压迫剥削，也越来越残酷。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强制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遇到每周一次的倒班时，就要干十八小时，并没有星期休息或其他公休制度。一年当中除三节（春节、五月端午节、八月中秋节）以外，再无其他假日。工人的病假、事假必须找人代替，由个人负责代替人的工资；疾病医疗费用，完全自理，吃不起药的，只好带病劳动。
  2.失业威胁工人：工人的饭碗（连经理也一样），是在资本家的爱憎一句话上。工作劳动的再好，也不一定保得
  住。如工人王崇礼一天下了班，换了一条绸子裤，打着伞，戴着草帽，到街上去，被资本家看见了，愤怒地说：“看！‘熊’样吧！赶快给他算账。”工人穿用自己血汗换来的一件新衣服，资本家看着不顺眼，就被解雇。当时工人群众反映说：“职业全凭资本家一句话定前程”。工人老了不能劳动的时候，就被解雇。对工人的生老病死从来是不问的，因公丧命，也只是一口棺材了事。
  3.资本家的多种剥削手段：这个厂在一般情况下，需要生产的工人一百二十人，而实际上常年固定的工人，不过八十人。其作法是：生产忙时雇佣临时工，生产不忙了就辞退，这样来减少企业的固定开支，使广大有就业机会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终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资本家张韶采（第二任董事长）常说：“三根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把馒头挂到电线杆上，一招呼，有的是人”。资本家就是这样残忍地抓住了劳动人民的贫困饥饿，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毒辣手段，极尽其剥削的能事。
  他们还使用了“重剥皮”的办法。对工人仅有的一点工资，用存厂生息，引诱工人把工资存到厂里，以补助企业的资金不足。那时工人一般的月工资均很低，维持正常生活尚感不足，再扣去一部分存款就更加困难了。尤其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时期，工人所受剥削尤重。后经工人反对，企业主又另想办法，改为折合面粉，以实物存账，美其名日保障工人不受损失，但不再生息。在企业主方面，则可以用作资金周转，达到双重剥削的目的。
  4.资本家对工人的欺骗愚弄：为了用最低代价换取工人的更高劳动力，资本家经常对工人说：“你们不要争论工资，
  只要年终发了财，‘肉肥汤也肥’。”结果年终发了财，他们则巧立名堂，一是扣留股东公积金，二是扣留股东救济金，再则是股东借款等等。左一份，右一份，最后余下的再作分配，董事会人员，包括经理、副经理，则占最高分配份额，实际分到工人手里的，则为数了了。一般情况下约合二、三个月的工资。其分配方法是以每人的工资为基数；而工资的规定，多数是以其对人的关系亲疏为区别来定的。工人反对这个办法，后来又改为平均分摊，每人每份，不分高低。尽管如此，工人之所以能够分到一点余润，也是从长期斗争中得来的。
  5.对工人收买拉拢：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压迫，是采取两种手法：除用代理人—经理、副经理作为直接帮凶以外；还采取收买拉拢的手法，用工人统治工人。收买拉拢的对象是工头和车间领班人员，每到年终，由董事长或当权的经理，拿出部分钱来，暗中送给这些人，作为“恩赐”，他们便成了资本家的驯服工具。这些人对工人群众进行残酷压迫，那时的工头，对待工人，举手就打，开口就骂，不顺眼的，凭他一句话，就被开除。资本家还有意识地对个别被开除的工人或职员，暗示工头出来为他们“锯锅”原情，借以树立其在工人当中的“威信”，进一步欺压、统治工人。那时工头某某，连到车间看看的时候也很少，经常和经理一起出出进进，确实成了职工当中的“权威”人物。
  此外在职员工人中，安置亲信，专对职工进行监督，无非是张三长、李四短，暗中通风报信。人们称之为“内线”人物，也是“恩赐”的对象。
  6.利用工头破坏工会组织：在一九二八年期间，开始有
  了济南市面粉工业工会。各单位还没有工会组织。当时华庆面粉厂有工人毛文玉等三人，报名参加了济南市面粉工业工会，资本家遂视为眼中钉。参加工会的工人每逢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发动之后，工头×××总是紧跟着召集工人，进行污蔑歪曲的反宣传。并威胁说：“你们看！到底是参加工会有饭吃呢，还是不参加工会有饭吃”。于是，他们便运用权势，把这三个参加工会的人开除了。有一天晚上，工人们在屋里开会，工头从室外窗孔内，看见一个工人带头鼓掌，因此也被开除了。
  五、资本家用卑鄙手段，排斥外籍技术工人
  华庆建厂时，其制粉设备和安装工程，和其他各厂一样，都是从上海运来机器的同时，由该处买办商人，随同机器派来南方工人，负责安装。并留了下来，作为这个厂的长期制粉师和技术工人，包管制粉的技术操作。华庆随同机器来的有面粉师三人，其他技工十五人。这和资本家（张采丞）的严重门户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从来连个寿光县以外的人都不肯用，哪能容得这许多的南方工人。尤其这些南方工人的待遇，一般高出北方其他有技术人员的三到五倍。他们的技术，从来是严守秘密不传给北方人的。由于他们把技术看成是唯我独有，在资本家面前，也从来不大买账。因此种种，资本家大为恼火，早就暗地收买成熟的工头，订下密计，指示北方工人（寿光县的工人），暗中偷学他们的技术。但南方工人把守很严，难于着手。有一次，工人林思敬（加油工），看出生产上有个问题，估计可能是头道磨子压距松的原因，想试试看，遂假装加油的样子，偷偷紧了一把，作为实验，竟被南方人看见了，一脚踢了个仰面朝天，
  接着上去又打又骂。从一九二一年开机到一九二三年已有两年的时间了，资本家认为北方工人的技术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便与工头密谋策划。一天他们来到厂里进门就通知车间停机，以建厂庆功为名，提出对南方工人慰劳。由两名得力职员，领着十八位南方工人，去逛大明湖，后到海丰楼饭馆大摆宴席。厂里借着这个空，马上关了大门，机楼四周布了岗哨，楼前贴上红纸标语“闲人止步”。遂由工头指挥，升火开机，进行试验。资本家在楼下坐着，听工头汇报。想不到开机两小时了，总是下不来面粉。资本家在楼下不断催问，工头上下跑得满头大汗，找到一个看方罗的工人打了两个耳光。等了一会，仍不出面粉，工头骂不绝口，又想再打工人，这个工人也火了，说：光打我就出面吗？这时有个青年工人说：常见南方工人，向方罗里加麦子（使罗内面粉疏散，避免糊塞不下），试试看看，果然下来面了。遂报告资本家“试机成功”，马上下令停机。这时资本家得意的“八字胡”抿了两把，吩咐说：把他们南方工人的铺盖、箱子全都搬出房外来，把宿舍门锁上，关住大门，南方工人回来，一概不准进门，把他们一齐赶走。就这样粗暴地结束了十八个工人的工作。当时工人们的顺口溜说：“海丰楼吃饭，南方人滚蛋”。
  以后正式开机了，但终因技术没有学成，出来的面，里头有麸子，麸子里头有面，面粉麸皮一齐下。停了再开，开了再停，一连闹了六、七天，就是摸不着门路。这时南方工人在外边唱道：“华庆工人真不善，光出麸子不出面。”后来确实不得已了，只好再从其他厂里，请来三位南方工人，恢复了生产。但是他们的技术，仍然不肯传给别人，连看也不让
  看。可是日子长了，厂里工人们刻苦地学，点滴地学，终于把一整套制粉技术学到了手。从此由北方工人掌握制粉操作，在济南面粉业中，华庆面粉厂成了头一家。
  六、同行间的尖锐竞争
  由于面粉工业的盲目发展，生产能力和人民需要，出现了极大的不适应，引起了同业间的激烈竞争，家家都想做到巧买巧卖。在原料采购方面，每到麦收之前，各厂纷纷派人四出调查，对不同地区有灾无灾、丰收歉收的情况摸到手。然后预测当年粮价涨落趋势，从而选择地区，安庄设点，确定抢购或缓购，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还要抓紧和其他粮价、物价作对比，便于适时地掌握缓急，进行购存。一个厂分设的庄口都不下十几处，各厂相互之间也都在明争暗斗，有的还假报行市，虚张声势，企图引得别厂在市上抢购之后，自己再压价买进。尔虞我诈，诡谲万端。
  在成品销售方面，竞争更为尖锐。一般情况是，同业议价，不准单独涨落，实际上各厂明涨暗落，从无一致。对本市和外埠代理店，以及常年顾主，各厂统一的办法是按定价“九八扣佣”，有的暗中再加给九九扣佣，以致暗中加暗，另外再许一份。被别厂察觉后，则你许一分，我许二分，你许二分，我许三分，所有代销店之间，也是同样竞销。到无法掩盖时，最后有的厂在成交时，不和买方说明，等他把一批货卖完之后，再偷偷送他一份奖金。卖得越多，奖得越多。有的到年底，根据他们的销货总数，论功行赏，鼓励他们多买多销。这样，一旦出售量大了，也会引起别厂的注意。如：成丰面粉厂，曾经常派侦察人员，到华庆门口，隐蔽在一旁，偷偷查点出厂数目，以便采取对策。如此互相竞争，
  互不相让，直到乱的不可开交时，就召集同业开会，重新议价，调整一番。但不久又会继续再乱，再调整，再乱。最后大家都赔帐了，有的厂就放手不争，宁愿少产少销。
  另外，在产品质量上，也是斗争的重点，滞销时则竞相提高，畅销时再行降低。厂与厂之间，经常暗中互买面粉，进行质量水份的检查对比。华庆有个信念，即在任何情况下，保质保量，坚持不变，薄利多销，争取不停产。
  在每次议定涨价时，还采取对代销店按原价定货的办法。也是你定出的多，我比你更多，反正那里有利那里争，可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无论怎样，总是卖出一批成品，必须顶进一批原粮，不使存底薄弱，作为吞吐斗争的后盾。
  七、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华庆的迫害和掠夺
  华庆在“七七”事变以前的一段历史，和其他各厂大体一样。一九三七年冬，日寇侵占济南以后，是面粉工业直接遭受迫害的灾难时期。当时厂里负责人董事长冷镇邦早已逃往西安避难，经理赵经舆和日本人几次接触后，吓的得了精神病，不能问事，不久离厂回家（副经理职位当时空着）。我原来在济南惠丰面粉厂工作了六年，于一九二八年来到华庆。开始担任文牍，后来兼管会计工作，这时已是营业主任。当日寇迫令合作的时候，面粉同业公会，连日召集开会商议对策。成记面粉厂苗兰亭（当时商会会长）和李锡三（代表宝丰）两人极力主张合作。我不同意，并极力想争取别厂同情。因此苗、李两人，对我十分不满。李锡三曾讽刺地说：“华庆有能力自营，别厂可不行啊。”会后苗兰亭几次私下对我说：“现在和日本人合作，是个好机会，若以后再想合作，还许捞不着。”他想说服我，我认为中国人为什么要和日本人合
  作呢？当时厂里负责人都不在济南，我找到常务董事袁瑞卿商议，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召集在济萤事开个会，再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董事会一致同意不和日本人合作，但没有人敢出来负责。兴顺福铁厂张家有个亲戚刘某是上海有名气的一个三番头目，可以请他出来帮忙。于是举出张采丞之子张韶采，暗中代替董事长职务，同时指定我为临时业务负责人，负责对外事务。从此厂里有人负责了。这时惠丰面粉厂，也不同意合作，我一时觉得腰杆子硬了，主意更加坚定。日寇催逼越来越紧，一天日寇把我传去，到三井洋行楼上，要我当场签字；并拿出成记、宝丰、成丰几个厂已经签订的合作“协议”让我看，还把手枪放在桌子上相威胁。我说我们厂里还有力量自营，不需要合作，厂里负责人都不在，我也负不了这个责任。日本人听了愤怒地连话也没说，一手把我拖到一间小屋里，禁闭了一夜，第二天叫我回去再考虑。过了些时间，又由一个便衣和日本武装数人，身带刑具，来厂找我，当面交下所谓“觉书”，限定时间到日本特务机关答覆。情况严重，凶焰逼人，我害怕了。董事们不敢在厂里开会，到石泰岩（德国饭店）召集了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让我参加）。结果仍是指定由我出面应付，表示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并说：你去两小时不回来，就去找阚子兰（当时的汉奸），请他探听情况，进行说情；若过四小时仍不回来，就再找张亚东（是大汉奸）请他设法营救，不论花钱多少，一定把你救出来，放心吧！我当时脑子有点乱了，又是害怕，又是气愤，遂硬着头皮答应。那天我去日本特务机关，屋门口有武装站岗，特务头子也在场。当看到惠丰面粉厂经理曹庆三也在那里，有伴了，我心里稍稍镇定些。听到曹庆三说：
  华庆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随华庆的办法，不作具体表示，说完后哈哈一笑。特务头子大怒，遂起身过去，左右开弓一连打了曹庆三几个耳光，我看情况不好，表示回厂进行研究，五天后一定再来答覆。如此几番敷衍应付，拖了不短的时间，日寇恨之入骨。有一天一个日本人，带着翻译来华庆，要向厂里推荐两个职员，我们知道这是安插他们的特务，当时就婉词谢绝了。不料第二天，宪兵队就来把我抓去，横遭毒打，边打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的八路，你的不好”，还说什么就听不见了。关了一夜，第二天把我放出来。但他们并不死心，后来宪兵队，又以经济罪犯为名，把我逮捕入狱，再次受到酷刑拷打。七天后送上面粉五百袋，作为献金，才把我放出来。尽管他们对我残酷迫害，百般威胁，我们始终没有屈服。如此相持不下，直到一九三八年年底，方才准许开机营业，到此总算松了一口气。
  华庆开机营业了，张韶采正式出面担任了第二任董事长、并兼任经理。同时董事会提议提升我为副经理。这个厂的大权，又重新回到张家手里。对原有人员，进行了调整更换。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是黑暗社会所习见的。两年后张韶采起用了他的亲信国佐庭为经理，同时又把兴顺福铁厂用的日语翻译李大寰转来华庆，并经李介绍聘用了一个日本浪人小池幸一为厂的顾问。由于前一段的斗争，日寇与我们结下了仇恨，处处找毛病。一九四三年的一天，特务机关指名传讯国佐庭，说华庆面粉里搀砂子。国佐庭闻讯逃跑无踪，一去半年多不敢回来。除董事长张韶采一人知其下落外，其他人一概不知，遂引起董事会的争吵。最后由常务董事袁瑞卿等人的坚持，终于把国佐庭开除出厂，提升我递补了经理遗
  缺。后来的生产经营情况，一直不好。在日寇铁蹄之下，人身安危，都无保障，遑论其他。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一沉痛的回忆，亡国的惨史，永世难忘。沦陷八年，遭受无数迫害，却保持了民族气节，引为自慰。
  八、抗战胜利后又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
  抗战胜利后不久，张韶采病故，由冷镇邦之孙冷景阳，出任第三任董事长。从此，厂里的大权，又复回到冷家一派手里。在这一段时间里，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敲榨勒索，曾采取了盈余隐避的办法，立下两本帐，一本是真的盈余帐，藏起来；一本是假的亏损帐，公开。另外在经营方法上，表面以工业生产为主，实际上以买卖贩运为主，从此由工业转向了商业。本想借此可以维持下去，又遇到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国民党反动统治地区的经济，进入总崩溃的边缘，面粉工业出现了虚盈实亏。以实物计算，全部亏赔。为了进一步挣扎，在资金短少的情况下，曾大量卖空，批售空头面粉达三万余袋，套进了大批款项，充实活动力量。这时候解放军包围圈越来越紧，资本家当时因受反动宣传的毒害，还害怕共产党，就趁此搞资金外逃。除借着套进的一部分资金，作周转外，其余资金，都分别调到外埠去，从省内各地，及徐州、蚌埠等处，扩大到青岛、上海、无锡、芜湖、江南一带。经营范围，由粮业土产杂货，扩大到黄金、棉纱、颜料、五金，以至“大头”、“美钞”等等，各地设庄驻人。董事长冷景阳在上海设办事处，掌握指挥江南一带各庄。我在青岛设办事处，掌握省内及徐、蚌各庄，与董事长两下集中策划，统一指挥。物价一涨再涨，瞬息万变，今天这里买，明天那里卖，吞吐追逐，煞费心机，与各地通风报信，无非和物价
  赛跑。情况越来越坏，到头来仍免不了步步亏损，资金越来越少。那时解放军已迫近潍坊，济南指日可下。董事长冷景阳由上海召我到无锡和他会面，作最后一次交代，他由上海直接逃往台湾。我回青岛后，铁路交通已经隔断，遂绕道回到济南。这时厂里已零乱不成样子。原料、煤炭无存，不能开机；外逃资金，一时调不回来，空售面粉，无力偿还，拖欠工人工资，不能支付，应付无法，惨状难言。
  九、济南解放华庆获新生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济南解放了。华庆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借给北海币一千万元，煤炭一百吨，又交给大批加工任务，迅速开机生产，投入了支前工作。当时对支援淮海战役有所贡献，受到政府的鼓励和表扬。这时张韶采之弟张宇光又出任第四任董事长，厂的大权，再次回到张家手里，生产经营走上了正规。后来并蒙政府的深切照顾，除指定我为私方代理人外，还任命我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厂长。这对我个人来说，确是一件大喜事，首先解除了我多少年来饭碗不稳的沉重精神压力。直到解放前夕，张宇光之弟张兰泉（也是厂的董事），还在鼓动董事会，想以我长期在外为理由，把我开除。但是人民政府给了我生活保障，这一失业威胁，从此不再存在了。真使我衷心感激！
  华庆面粉厂公私合营以后，由于企业性质的改变，工人生产积极性很高，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在公方厂长的领导下，对生产设备进行了合理调整，又吸收了“前路出粉”的先进经验，生产情况，直线上升，产量指标由建厂三十多年来的日产四千袋水平，很快提高到日产六千袋。一九五六年上升到日产七千三百袋，一九五八年增加到八千八百袋，文化
  大革命前夕提高到日产一万袋，比解放前产量增加了一倍半。雄辩地证明了生产关系的改变，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十、华庆面粉厂几任经理的不同结局
  华庆建厂初期，第一任经理张仙舟，寿光县人。他于一九二九年冬因病回家，一病不起，半年后，由董事会去信除名，不久去世，厂里无任何表示。第二任经理隋冠杰，寿光县人，因与董事会争待遇，被开除出厂，回家后晚年生活困难，买不起棺材，竞把他早死的妻子使用的棺材，从坟里扒出来，自己再用，人们传为笑料。第三任经理赵景舆，寿光县人，因日寇进厂吓出精神病，不能问事，回家不久，由董事会去信除名，晚年生活情况很不好。第四任经理国佐庭，寿光县人，因擅离职守，被董事会开除出厂，晚年生活也很差，曾一度挑担子卖破烂为生。我是第五任经理，在厂工作三十七年，于一九六五年高薪退休，生老病死，由政府全部包了下来。互相对比，真是地狱天堂。公方厂长张光炯同志，曾风趣地对我说：“华庆以前的几个经理都不如你好啊！”我说：“是啊！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体现，我是幸运的，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