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关于寿光县建党工作和早期活动
  张玉山同志是寿光县第一个共产党员，是中共寿光县党组织的领导人。他是寿光县六区即现在的台头公社张家庄人，生于一八九八年二月十四日。一九一八年考入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他在第一师范上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说他在济南曾与延伯真等同志参加过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当时他与延伯真等九位同志合拍了一张照片，张玉山同志坐在九人的中间，该照片现存广饶县）。张玉山同志于一九二二年在第一师范毕业，因患肺结核病，毕业后在济南治疗了一段时间，一九二二年底回家休养。他在离开济南前，党组织向他交代了任务，要他回家后一边养病，一边在当地开展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他聘请王云生同志到张家庄教学，一九二四年邓恩铭同志介绍王云生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云生同志入党后在张家庄教学，实际上是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协助张玉山同志开展党的工作。王云生在张家庄首先改革了旧私塾，办起了洋学堂，同时办平民夜校、女子学校等，利用学校这个场所，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为发展党、团组织奠定思想基础。
  一九二四年，张玉山同志首先在张家庄建立了第一个党
  支部。他为了有计划地开展建党工作，随后又把王云生同志派到南台头村去教学，协助褚方珍同志在南台头村建立党、团小组，并在附近村庄北台头、孙家庄子建立起党的小组。
  一九二五年，张玉山同志去王高凤鸣小学寄居养病（学校停课未开学），借以开展党的工作。他和王云生、李铁梅、李汉卿等同志经常活动在王高、崔家庄一带。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党员大会就是由张玉山、王云生等同志负责在崔家庄一个大庙里召开的。参加这次党员大会的党员，主要是王高、崔家庄、张家庄的全体党员，还有其他村庄的部分党员，共有二十余人，张玉山同志讲当时国内形势，讲共产党的性质和党的纪律。当时大家情绪很高，认为讲得很新鲜，很适合大家要求。因此，有人把这次会议叫做党员训练班。
  一九二五年，李汉卿、李铁梅等同志在崔家庄双凤高小学校的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这些学生毕业后分散在周围村庄，对开展党、团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玉山、王云生等同志经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两年多的工作，教育和培养了一批党、团员骨干分子，在张家庄、南台头、北台头、孙家庄子、崔家庄、王高、张家屯、牛头镇等村庄建立了党、团的基层组织。一九二六年冬，由王云生同志负责，在王高村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共寿光县委员会正式成立。
  据说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这段时间，在寿光县委没有建立以前，寿（光）、广（饶）两县党的工作，是由张玉山、延伯真等同志领导的。延伯真是广饶县延家集人，在山东第一师范上学时是张玉山同志的同学，他们两人都是在上学期间入
  党的，在毕业后各回本县开展党的工作。起初两个县的党的工作，还是在一起活动的，直至一九二六年冬，寿光县委建立起来，才把寿光、广饶两个县的党的工作，分开进行。由于寿、广两县开头有这样一个好基础，所以后来两县党的工作联系，一直是很密切的，不时有“交通”来往，互相配合。比如在一九三二年秋，博兴暴动发动之前，广饶县委派交通到寿光县委联系，协商两县如何策应博兴暴动的问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寿、广两县关于如何发动抗日武装的问题，经常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互通声气，互相支援。通过以上事实说明，寿、广两县党的工作，自从建党开始直到抗日战争以前，联系是很密切的，配合是很协调的。
  二、关于历届县委的组织建设
  第一届县委会是一九二六年冬在王高村王云生同志家召开的。这次会议事先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条件比较成熟，所以在会上很快地选出五名县委委员，宣布中共寿光县委正式建立。县委委员分工：王云生任县委书记；张子明为组织委员；王永周为宣传委员；马香圃（赵一萍）任共青团县委书记；李汉卿（李文）为保卫委员。
  寿光县党、团县委直接受山东省党、团省委的领导，一切工作都按省委安排，因此，王云生、马香圃两同志经常到济南接受党、团省委交代的任务。
  第二届县委会是一九二七年夏天在张家庄张子明家召开的。与会代表十多人。这届县委的人选基本上与上届无大变化。仍由王云生担任县委书记；张子明为组织委员；王永周为宣传委员；马香圃为共青团县委书记；李汉卿为保卫委员。增加了马保三为军事委员，搞军运工作。
  张玉山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未担任什么职务，他的身体已很虚弱，带有沉重的病色，这年秋后就病故了，从此，我们寿光党组织早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和我们永别了。
  第三届县委会是一九二八年在崔家庄学校里（双凤高小）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会上选出委员五人。县委书记由王云生担任；王永周为组织委员；张文通为宣传委员；张子明为保卫委员；褚方珍为军事委员。
  第四届县委会是一九二九年春改选的，这次会议是在张家庄张书臣家召开的。由代表选出县委委员五人。褚方珍担任县委书记；李汉卿为组织委员；陈梅五（即陈纪明）为宣传委员；褚方塘为团县委书记；马保三为军事委员。
  这次会议选出新县委后，大约在初秋时候，县委决定叫我去洋河村了解这个支部党员的活动情况。因为这个支部以前是褚方塘同志负责联系的，所以这次仍由褚方塘同志陪同一块去交代联络关系。出乎意外的是，到了洋河庄联络地点，找上联络点的接头人时，他立即告诉我们说：你们赶快离开，这个支部已被国民党破坏了；当时没有来得及问明详细情况，我们就马上转移出去。
  第五届县委会是一九三○年在芦家庄村外的一个树林子里召开的。这次县委书记由杨化村担任；李汉卿为组织委员；陈梅五为宣传委员；王登瀛为县委交通，负责联络工作。
  这次会议王云生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曾推选他为县委书记，他坚决不干，也不说明是什么理由，使我们大家很纳闷。后来才知道，那时王云生同志已接受了省委调他去外地
  工作，因为保密的原因，不便于向大家解释。
  第六届县委会是一九三一年在王高东头村路北靠街的一家饭店里召开的。与会的代表十几人，会议选出县委委员五人，褚方珍任县委书记；杨化村为组织委员；陈梅五为宣传委员；李正之为军事委员；王登瀛同志任交通。
  这次会议上，我和李正之同志是第一次见面，对他的印象很深。当时他在邢姚民团（旧政府的武装）中任班长，身穿灰军装，带一支二把匣枪。大家对这支匣枪很感兴趣，所以对他也特别注意。
  第七届县委会是一九三二年春在南台头村褚景塘家闲宅子东屋里召开的。会议确定由陈梅五任县委书记；褚景塘任组织委员；马香圃任宣传委员。这次会议开得比较简单，参加会的有褚方珍、陈梅五、褚景塘、马香圃四同志，由褚方珍同志主持会议，好象事先褚方珍同志已经计划好了，谁任县委书记也是由他指定的。
  会议开完以后，褚方珍同志亲自向我交代与省委联系的地点、暗号、密写报告及洗印密件的方法。他并向省委报告了我们县委新的联络地点等。最后他又向我移交了县委的“财产”—狗牌手枪一支，子弹五粒（内有两粒臭火），破烂自行车一辆。
  一九三二年秋，广饶县县委书记任玉书被捕，解到济南受审时，供出了王云生、李汉卿、马香圃、张子明等四人，这时王永周同志在济南，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发电报告诉：“有要事相商，火速来省”。他们四人接电后都跑了，只有张子明跑出去又回家，就被捕了。由于张子明在县里受审时供出了张用之，因而张用之也被捕去。
  这一破坏对县委影响不太大，马香圃同志离开县委跑到蓬莱暂避。这时县委又增补了杨化村、王怀之、陈少卿为县委委员，陈少卿兼团县委书记。至一九三三年秋，县委还没有来得及改选，又遭到国民党的大破坏。据说这次破坏是因为省委内部出了叛徒，当时省委组织部长宋明时叛变投敌，出卖了省委，出卖了全省各县的党组织。我们寿光县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的。在这次大破坏中，我们寿光县许多党的骨干分子被捕，例如王云生、李汉卿、褚方珍、褚方塘、褚方玉、马保三等同志。
  这次大破坏，给党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大批党的骨干分子被捕或逃亡，造成县委与省委，县委与基层党组织的联系中断，时隔将近两年（自一九三三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上下接不起头来，我们寿光县党的基层党支部，在全县境内完全保存下来了，党员没有投敌叛变的，农村支部也没有遭到破坏。这是对我们寿光县党的基层组织的一次严峻的考验。那时有好多坚强的支部、党员，在与上级党断了联系的情况下，独立作战，坚持党的工作，对党无限忠诚，而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无所畏惧，奋斗不懈。
  第八届县委是一九三五年秋在北台头村重建的。因为是在大破坏之后重新建立的，省委指示我们成立寿光县党的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工委书记是陈少卿，组织委员是陈耀三（李杰），宣传委员是陈梅五，工委的交通仍由王登瀛担任。我们这次和省委取上联系，主要是通过王文轩同志找到省委的。
  一九三六年夏季（暑假期间），陈少卿、陈耀三、陈梅五三同志到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后，省委决定寿光县工委改
  组为县委，县委书记仍由陈少卿担任，因为这届县委是在县工委的基础上改组的，人员变化不大，故未作一届县委来记述。这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最后的一届县委，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发动地方武装为止，再没有改组过。
  县工委和县委在这段时间内，和省委保持着联系，随时向省委汇报工作。自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我们三次赴济向省委汇报工作（陈少卿赴济一次，陈耀三赴济一次。陈少卿、陈耀三、陈梅五等三人同时赴济一次），接受省委指示开展我们的工作。对下边，找线索与基层支部取得联系，恢复和整顿支部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动员全党领导广大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在一九三七年秋县委在牛头镇召开了一次扩大的县委会议，研究确定发动武装斗争的问题。会议决定充分利用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发动全体党员，带动广大群众参加我们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我们部队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第八支队，简称为八支队。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鲁东工委的杨涤生同志，县委陈少卿、陈耀三、陈梅五、王登瀛等同志，此外还有王云生、李汉卿、马保三、孙聿修、侯连三、王少白（王文介）、王文轩、褚方塘等同志。这就是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支队建立的开端。
  三、党、团的基层组织的分布
  我们寿光县党的基层组织—支部或小组，是从一九二四年由张玉山、王云生等同志在张家庄开始建立的。就在这一年很快发展到南台头、北台头、孙家庄子、崔家庄、王高等村庄，在这些村子里建立了党的小组或支部，同时也建立了
  团的小组。那时在大革命的胜利形势的推动和影响下，党的发展是很快的。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以后，大革命的胜利形势遭到了破坏，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嚣张一时的反共气焰，给我们党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久经锻炼的寿光党组织，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及时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影响，以不怕牺牲、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推动党在农村的工作继续胜利前进。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在寿光北部地区，已较普遍地建立起来了。按当时老的区划，全县十个区，每区都有党的支部。其分布状况是：六、七、八、九、十等五个区较多；一、四、五等三个区较少；二、三两个区最少。
  在我们县里，党、团的基层组织的发展，从地区分布情况看，在县的北部地区发展比较普遍，是党的活动的大本营，在北部的六、七、八、九、十等五个区的大部和五个区的北部，党、团的基层组织，由点线连成一片，构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势力，形成一大片巩固的根据地。而在县城附近和南部地区则是点线状态，成了插入敌人心脏的锋利尖刀，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活跃在县城内的中学支部，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
  中共寿光中学支部，也叫中心支部或特别支部，简称寿中支部。是一九二九年县委责成褚景塘同志负责建立起来的，直接受县委领导，和县委直接发生关系。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先后和县委及团县委的褚方珍、杨化村、王云生、褚方塘、陈梅五等同志联系，这个支部最早的支部书记是褚景塘同志，是由县委指定的。支部委员有王怀
  之、王梅亭、陈耀三、赵传真、桑芳国等。褚景塘同志在一九三一年毕业后，由陈耀三任支部书记，王梅亭、赵传真、桑芳国等同志为支委。当时的寿光第一高小的党组织由寿中支部负责领导。这个支部的主要活动是发展组织，宣传十月革命和进步思想，把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到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里来，领导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法西斯式的统治，任意开除进步学生，不民主，经济不公开等反动行为。曾几次发动学潮，赶走了专横无理的校长。学校曾一度由学生会领导，有几次分头到校外散发传单，曾把传单撒在国民党县党部内和县衙门内，引起国民党的极度恐慌。一九三○年杨化村任县委书记时，他在城东某村教学（离城八里），直接代表县委，和寿中支部发生关系，有些党内的文件就是从他那里发出的，有几次传单也是从他那里拿来的。
  这个支部自建立以来，就领导广大群众和国民党学校当局不断地进行斗争，因而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发展党、团的工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地区，如桑家庄、东方等村党支部的建立，就是由寿中支部的党员回村发展的。
  四、党的活动情况
  （一）在建党的初期，首先在群众当中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那时的宣传形式是各式各样的，除了利用学校对知识分子进行争取教育以外，同时还采取办平民夜校、女子学校等方式，对贫苦农民子弟灌输革命思想。平民夜校主要吸收贫雇农子弟入学，教他们学文化、学政治。在旧社会里，穷人的孩子是上不起学、读不上书的，他们都成了目不识丁的文盲。那些痛苦的经历，使穷人们都切身体验到没有文化
  的滋味。所以在那时我们办起平民夜校、女子学校，使穷人家的孩子不花学费、不耽误劳动就能读书识字，深受穷人们的欢迎，参加这种学校的学生，是非常踊跃的。
  张玉山同志曾亲自对学生讲政治课，他讲地主所有的土地、房屋和钱财，都是剥削咱们穷人得到的，地主是靠剥削穷人发家致富的，将来我们一定要把地主那些土地没收过来分给穷人。当时，所有听他演讲的人，都深受启发和鼓舞，异口同声地说，咱们就是盼的这一天。张玉山同志对穷苦的兄弟、姐妹们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向他们讲革命故事。有一次他介绍老革命家彭湃同志和自己的地主家庭作斗争的故事，大家听了很受感动。群众都很愿意听他讲革命故事，听后印象非常深刻，有些至今不忘。
  （二）一九二六年党的县委建立以后，当时提出的中心任务是：组织群众，发动武装，准备举行暴动，夺取政权。要实现这一伟大而艰巨的目标，必须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这就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力量。为此，党组织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派送优秀党员到党中央去培训。一九二五年派王云生同志去广州参加毛主席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二六年派褚方珍同志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同时派李××去武汉黄埔军官分校学习，在“四一二”事变后，他投敌叛变，一九三○年回到山东邹平县国民党县党部任书记长，以后死在邹平国民党县党部。
  那个时候，是建党初期，我们党是很穷的，活动经费没有来源，就连写标语、印传单的买纸钱都不好解决，至于送他们去广州、武汉学习的路费更成了大问题。别无办法，只好从我们同志中间想办法，要求大家动手，千方百计凑点钱
  来解决。结果给他们去参加学习的三个人，每人凑了二十元现大洋。
  （三）一九二六年冬天，也就是在县委建立以后，县委的同志和一部分积极分子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崔家庄双凤小学集合，讨论如何组织暴动的问题。大家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来。随后大家的思想集中在搞枪、搞武装的问题上。大家认为没有枪不能组织暴动，必须发动党员从各方面找关系，解决枪的问题。李闻轩（后来叛党）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一个人叫孟四瘸子，给弄到一部分钱，买了一支狗牌手枪，五十粒子弹。这支枪在当时成了县委的宝贵财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后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武器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
  （四）一九二八年县委决定由王云生同志负责在王高成立民团，训练壮丁，准备作为将来组织暴动的后备力量。但对外的公开口号是“成立民团，保家卫乡”。因当时正是各地土匪活动猖獗，对中产以上的人家威胁很大，所以提出“保家卫乡”的口号，社会上中上层人士是很容易接受的。当时考虑，我们的同志不便出面，于是商定推举王高村的一个绅士王端文为团长，由王云生和王永周同志帮他出谋划策，由他出面执行。例如训练经费的筹款，收集土枪土炮，收购土药，选拔壮丁等都是由我们事先做出计划，由王端文出面召集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把民团组织起来，站岗放哨，防匪保家。这一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快选拔了三百多青年壮丁，组织起来，加以训练，站岗放哨，很象是保家自卫的样子，得到了全村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当时我们没有发动暴动的条件，因此，始终没有
  暴露我们的意图。
  （五）反封建、破迷信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张玉山同志带领褚方塘等同志，搞了一个扒庙扒神运动，首先把凤凰台的大庙里的神像毁掉。这个庙的规模很大，影响也很远，每年有香火大会，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来赶会烧香。这次把神扒了，烧香的人也不来了，我们利用这个庙宇的房子，办起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高等小学。紧接着把张家庄、北台头等村的大庙里的神像都扒了。这次大规模的扒庙扒神和破除迷信的宣传运动，对广大群众的思想解放，起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区，受封建毒害最深的是妇女。反对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反对虐待妇女，并提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主张。同时发动妇女放足、剪发、不戴耳环等，这些活动对封建势力的震动很大，深受广大劳动妇女的拥护。
  （六）与耶苏教传教士的斗争。洋奴传教士王锦堂，在神学院毕业后回到他的家乡李王庄，开着西药房，四出传教，极为活跃。他这种欺骗群众、麻醉群众的活动，影响着我们党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张玉山同志便带领同志们和这个洋奴传教士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每逢他在一个地方传教，我们的同志就和他进行辩论，揭穿他欺骗群众的鬼话，当场弄得他理屈词穷，张口结舌。经过一段斗争，这个传教士的活动大大收敛了。耶苏教在我们这个地区很少有人信它。
  （七）在王高村枪打税狗子。一九二七年春节过后，国民党寿光县税务局让一个姓蔡的到王高村征收营业牌照税，住在惠通银号内。所有王高村的商号都议论纷纷，极为愤恨，
  但是敢怒而不敢言。王云生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县委会，研究斗争的办法。当即决定，为了争取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先把这个姓蔡的税狗子干掉。会议决定由王永周同志负责带着刘文蔚、孟四瘸子去执行任务。在一天晚上，王永周等三人集合起来到惠通银号去，刘文蔚在大门口放哨，王永周在屋门口把着门，孟四瘸子进屋去执行任务。在屋子西间有两个人躺在床上吸大烟（鸦片），孟问道，哪一位是办营业牌照的蔡先生？那家伙拿着烟枪懒洋洋地坐起来说，我就是，你要办牌照吗？话刚说完，孟一枪就把那个家伙打倒在床上。另一个人吓坏了，从床上滚到地上，躺着一动也不敢动。当这一任务完成后，他们三人赶快出了大门，离开现场。王永周同志令刘文蔚和孟四瘸子去崔家庄暂避，王永周同志出王高西门到野外预定的地点，找到王云生同志向他汇报了执行任务的情况。王云生同志说，你们这次干得很好，但是不宜作公开宣传，作无名英雄吧！同时还商量了善后工作，留王永周同志在王高村观察动静，王云生同志当晚回张家去了。这天夜里王高村的老百姓一听说税狗子被打死，都奔走相告，拍手称快，都说打得好。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县，广大群众无不兴高采烈。
  （八）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争夺乡、村政权的斗争。当时各级政权都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我们一有机会就利用各种形式争取把政权夺到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所掌握的政权，从形式上看，不是“红色”的，是“灰色”的。当时我们和国民党斗争的策略，是我们的同志以群众的面目出现，领导群众去进行斗争。如我们党决定由马保三同志在牛头镇与该镇的封建势力马五争夺这个镇的领导权，经过反
  复较量，才把对方打下去，把该镇的大权夺到手，由马保三同志任镇长，其他办事人员都换上我们的人。这样一来，在这个镇上我们的工作就很主动了。后来牛头镇成了八支队的发源地，原因就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此外，我们党指派侯荫南同志担任凤台乡的乡长，郑子惠同志任古宅乡的乡长，凡有条件的地方，我们就把乡政权拿到手，以便于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当时我们党领导群众在争夺村政权的斗争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凡是党、团力量比较强，党的工作有基础的村庄，我们就发动群众通过算帐反贪污的斗争，把封建势力打下去，换上我们的同志或倾向我们的进步人士掌握村政权。这样对于反对国民党的横征暴敛，保护群众利益以及开展我们党的工作，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九）一九三二年迎接博兴暴动的准备工作。在一九三二年秋，博兴暴动发动之前，广饶县委派“交通”和寿光县委联系，告诉我们，博兴暴动已经准备好了。上级党委的指示，博兴暴动起来以后，广饶县起来响应发起暴动，在广饶县暴动起来以后，寿光县紧跟着起来响应发起暴动。我们县委遵照这个决定，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第一步先在党的骨干分子当中作了研究，分别调查国民党在巨淀湖周围的驻军情况，与驻军中的内线联系，准备暴动一起来先夺取这里的武装。第二步的打算是，在暴动起来拿到武装以后，以巨淀湖为依托，与博兴、广饶配合起来，按照上级党的指示，采取统一行动。在准备期间，我们单听广饶的行动信号。后因博兴暴动遭到破坏，在短短几天内就失败了，广饶也没有发动，因此我们也就未再行动。
  （十）特记几件事情：
  1.一九二三年，张玉山同志在家养病期间，还担任着鲁东特委书记的职务，所以那时有许多外地同志来和他联系，来往不断。听他们的口音，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看他们的服装，多数身穿大褂，头戴礼帽，教育界人士的打扮。为了保密起见，对外说，来的人是张玉山同志的同学。在米人当中，有的同志还在张家庄学校里对学生进行讲演，有的报告目前形势，有的教唱国际歌，有的教学生搞体操等体育活动。这些来人当中就有邓恩铭同志，他当时经常活动于青岛、济南之间。当时上级党委给张玉山同志送信和取得联系的“交通”，都是化了装的，有的挑着担子，卖笔墨纸砚和小学生用的石板、石笔等。
  2.张家庄是张玉山同志的故乡，也是我们寿光县党组织的发源地。张玉山同志首先在这里打下了发展党组织的基础，紧接着党的组织迅速地向四外扩大，当时张家庄成了寿光县党组织活动的核心地区。正因为这样，也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后来，敌人派了一个排的兵力，长期驻防在张家庄达两年之久。敌军进驻张家庄的企图是暗地侦察我党的活动情况。一九三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进行大逮捕，就是原来曾驻防在张家庄的这个排，由排长徐龙海带领，突然闯进张家庄，逮捕了张子明、张用之两人。
  3.张家庄张书忱同志那时是我们党的同情者、支持者，对我们党的工作帮助很大。当时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是他和张玉山同志的感情格外好。张玉山同志需要他帮助干的事情，他都是舍身出力地去干，不打折扣。张书忱同志家有两间北屋很僻静，成了我们党活动的场所和联络站，外省外县的同志来了差不多都是住在他的家里，他家成了名符其实
  的“招待所”。开始外来的同志多是在他的家里吃饭，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自己做饭办不到了，便在村里找了一家姓黄的饭店，让他们负责供应外来的客人吃饭。来的同志办完事情就走，至于饭钱由黄家饭店记在张书忱同志的帐上，到了结帐的时候·向张书忱同志要钱。张书忱同志欠帐多了，只好卖地卖园子来偿还黄家饭店的欠帐。尤其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时期，有钱的人都不敢接近我们，而张书忱同志却不避艰险，慨解义囊，对我们党大力协助，坚持不懈，从不叫苦，这真是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所以同志们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到一九四六年张书忱同志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五、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概况
  在我们寿光县建党的初期，同时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当时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少共”，也称为“团”，代号CY（党的代号是CP）。在县一级团的领导机构为团县委，领导全县团的组织。它的基层组织，在农村和学校有团支部或团小组，通过支部、小组领导团员过组织生活。当时发展团员的要求，和发展党员的要求是一样的，所有党组织在发展党的工作中，凡年龄不满十八岁的对象，教育成熟后，先介绍他入团，编入团的小组过组织生活。由团员转党不再履行任何手续，年满十八岁，由团组织介绍到党组织，编入党的小组，过党的组织生活就行了。在当时决定一个同志是入团还是入党，除政治条件外，主要是从年龄上划分。凡年龄不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年，经教育成熟并审查合格即发展为团员；十八岁以上的人，经教育成熟后，直接发展成党员。当时党员入党的后补期为三个月、半年、或一年不等，
  个别的没有后补期。至于团员入团，我记得没有后补期的规定。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决定取消团组织（还有一个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取消的），当时的所有团员都并入党组织成了党员。原来团的组织用“民先”的组织来代替它，但其性质变成了群众性的党的外围组织。
  我们寿光县于一九二六年建立了团的县委，第一任团的县委书记是马香圃同志，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团县委书记是褚方塘同志，一九三一年以前张用之同志曾担任过团县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是褚景塘和陈少卿任团县委书记，王少白任团县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