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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县农民协会的历史沿革
  莱芜县农民协会的前身是莱芜县农会，成立于一九一四年（即民国三年）。县里有县农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各区有区农会（当时莱芜县划为十个区）。当时，农会纯系官办机构，没有群众基础，它的职责就是管理农、林、桑、麻等，提倡群众植树造林，曾以县农会机关名义，出过保护农、林、桑、麻的布告和章程。但农会的作用不大。
  一九二八年秋，莱芜县农会被改组为莱芜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由国民党莱芜县党部委任毕三江等三人为筹备委员，积极下乡宣传，组织建立乡农民协会。从此，县农民协会成为农民群众组织的领导机构。
  一九二九年十月，莱芜县农民协会改委卞其璘、许士范、孙启明（孙鸿亮）等为筹备委员，成立乡农民协会六处，有会员三百零四人。
  一九三一年一月，改组县农民协会，委任许士范、孙启明、刘盛玉（刘仲莹）等为整理委员会委员，乡农民协会发展到三十八处，会员一千三百三十四人。同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害怕农民组织起来造反，下令改组县农民协会为县农会，禁止搞政治活动。这时，共成立乡农会五十处，会员一千八百三十四人。
  这个阶段的农民协会和农会是由国民党莱芜县党部领导的，开始还有些进步意义，如讲农民运动、组织乡农民协会、实行民主改革、反对封建迷信等。在此期间，孙启明和刘仲莹同志（他是一九三一年初中国共产党莱芜县党组织的创始人）都参加了农民协会工作，立志为农民谋利益，改造农村政治。但国民党县党部人员日趋腐化堕落，对农民协会的工作不管不问。对此情况，孙启明很气愤，故于一九三一年夏，离开莱芜到邹平县乡村建设研究院上学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乡农会代表选举孙启明、吴立源（吴建章）、毕指南（毕炳升）等同志为农会干事，推孙启明为干事长，吴立源为副干事长。是年，连前累计共成立乡农会五十九处，会员二千二百六十人，并成立第十区区农会一处。
  一九三三年四月，县农会改选，干事连任。乡农会发展到六十七处，会员二千六百六十五人。这年春天，孙启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与毕指南、吴立源同任中共莱芜县委委员，县农会领导权完全控制在我们党员手中。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县农会改选，增选亓聘如为副干事长，乡农会发展到七十一处，会员三千四百二十七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下令撤销莱芜县、乡农会组织，我党叛徒刘伯戈、周灿林，带领特务到莱芜捕人，农会成员被迫隐蔽，农会活动从此终止。这时，全县共有区农会一处，乡农会九十余处，会员约计四千五百余人（因为形势复杂，会员统计不详）。
  中共莱芜县委为夺取莱芜县农民协会领导权所进行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国民党县党部委派吕志轩为莱芜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吕志轩系国民党党员，大学毕业生，是个不学无术、无才缺德的人，因而引起全县乡农会会员的愤慨。这时，以刘仲莹同志为首的中共莱芜县委（地下党组织）已经成立，他们商定借此机会夺取莱芜县农民协会这一阵地，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一九三二年春，毕指南等同志遵照中共莱芜县委的指示，首先发动第十区的乡农会派出代表，并联络其他区的乡农会代表，到国民党县党部请愿。当时，有五、六十个乡农民协会代表，由毕指南、刘宗汉等带领，齐集莱芜县城国民党县党部。党部负责人苏子诚看到形势不妙，急忙开了个招待会，会上，代表提出按农会组织法规定，莱芜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应由乡农会代表选举产生，不应当由县党部委派。苏子诚接受代表的意见。他说，只要农会选出负责人来，所派吕志轩马上撤走。并应允由县党部负责通知全县乡农会选出代表，出席全县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选举县农会领导人。同年四月，召开了县农会代表大会，大会代表投票选举孙启明、吴立源、毕指南三人为县农会干事，并推孙启明为干事长，吴立源为副干事长。
  这时，孙启明还在邹平上学，毕指南同志给孙启明写了一封信，介绍了驱逐吕志轩，选举孙启明等三人负责县农会工作的情况。孙即回信表示，等到七月份学习结业后，即到莱芜县农会工作。至此，莱芜县农会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我党手中了。一九三二年八月，孙启明由邹平回到莱芜县农会，我们就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农民协会的主要活动
  （一）为解决农民协会经费而斗争。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县农民协会经费，每月从地方款项节余中补助银币四十元，县党部津贴银币二十元。但到一九三二年七月，一切经费停发了，这是国民党县党部与财政局为吕志轩的被赶而对农会的仇视和报复。县农会的几个负责人认为，因停发经费而不干，正中敌人之奸计，要和他们作坚决地斗争。如果真要不来钱，从家里背煎饼也要坚持斗争下去，决不能让其阴谋得逞。后经多次交涉，才由县党部每月津贴农会银币四十元，县农民协会五个工作人员甭说工资，就是光办公费也不够。在此情况下，对两个工友每月支付工资八元，剩余二十四元为吃“大锅饭”的费用和办公费用等。
  农会在经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为地方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因而，博得了人们的同情、支持。例如，区长张显廷倡议由十个区长个人凑钱，向西关馍馍铺里订购馍馍一千斤，送给农会食用。张显廷又要求将商会代办的莱芜县账济委员会转给农会代办，每月可得办公费二十元。另外，在孙启明参加第二次地方财政清理委员会工作时，大家为了照顾农会经费困难，让孙启明担任文书保管工作，每月给薪水二十元。这样，经费勉强维持下去。
  （二）扩大乡农民协会组织，改革乡村政权。我们下乡组织农民协会时，首先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宣传的具体内容是：农民是劳动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杂字》本上说“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我们应该是国家的主人。可是我们却受压迫，受欺负，不但官府压迫，而且在乡村里还受到土豪劣绅的欺负，他们横行霸道，随便欺人讹人。富人养尊处优，穷人吃苦受罪，有苦没处诉，有冤不能伸。若要告到官府去，不但冤不得伸，反而弄得倾家荡产，人财两丢。常言道：“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们农民组织起来就有力量了，在农村里可以顶住土豪劣绅，不敢欺负我们；如果乡、村长发坏时，我们可以通过选举把他选掉；他们若有贪污行为，我们可以用清算账目的办法把他们撤换；若有冤枉在乡里不能伸时，告到县府，由县农会支持，官府亦不敢徇私舞弊。我们全县都组织起农民协会来，我们农民就可以安居乐业地过日子，不受压迫了。我们再办起信用合作社，不受高利贷剥削；办起义仓，可以积粮备荒，农民生活可以逐步改善，日子就好过了。天下农民是一家，团结起来，就能把一切不平之事解决了。农民最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些封建势力。我们这一宣传，正合农民的要求和愿望，所以都积极参加。又加我们在县里与贪官、污吏、劣绅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农会的威信日益提高。
  立时，召开会员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三人为干事，推选一人为干事长，或再推一人为副干事长，处理本会事务。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为了保证组织的纯洁，思想的一致，吸收新会员时，必须有两名老会员介绍，提交会员大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入会。会员如违犯会规和大会决议时，经过大会讨论通过，可开除其会籍。这就保证了农民协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性。以第十区柳行沟乡农民协会为例，开始成立时会员只有十六个人，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以后逐步发展到三十余人，这时，会员对村中封建统治者村长、闾长等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该会干事长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反对大会决议，因此，引起全体会员的愤怒，当场与之激烈辩论。因其坚持错误，不肯改悔，经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其会籍。由此该会加强团结，威信日高，农民纷纷要求入会，会员迅速达到五十余人。
  常言道：人多力量大。一个乡农民协会有五十多个会员就觉得有力量了，于是向区提出改选柳行沟村长。并请区长亲临会场监选。在这以前，村长的选举有名无实，由几个当权人物决定谁当村长后，报告区公所就算选举了，群众无人知晓。这次有了农民协会则不同了，要求实行普选，改选村长。封建集团的头面人物看着形势不利于他们，就派人四处活动，叫公民选他。另外他们布置下人给选民代写选票，农民多半不识字，也就任他们随意写了。我们农会会员对选举缺乏经验，没有料到他们用这种卑鄙手段，选举结果宣布后，还是原来的村长得票最多，农会失败了。当时会员又急又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做了部分代写选票人的工作，向区长提出质问，指出：选民自愿选谁就写谁，别人不能代替，此次有人未经选民本人同意，就代写了选民不愿选的人，这是不合法的，应当作废。区长见此情况，也只得宣布第一次选票作废，另行选举。村里凡有公民权的人，都到场投票自由选举。该村只有百来户人家，会员就有五十多，选举前会员在村里进行酝酿活动，选民心中都有数。到选举时，区长亲临监选，全村公民都亲自到场投票，选举自己所信服的人。选举结果过去的村长落选了，群众信任的人当选了，选举胜利了，全村农民皆大欢喜。大部分有乡农会的村庄，就是这样通过普选来改革村政权的。同时，也有的利用清算账目的办法来改革农村政权。
  （三）清理地方财政，剔除县府积弊。账目不清，财政制度混乱是国民党莱芜县政府的一大积弊。县农会在中共莱芜县委的领导下进行了清理账目的斗争。
  第一、清理县财政局的账目。莱芜县财政局局长毕华侨（又名毕金溪）是县里有名的大劣绅，他掌握着全县的财政大权。经常利用收买、拉拢和打击报复的手段来对付人。例如，劣绅宁子彬是反对毕华侨的，常扬言要清算毕的账目。毕就借给宁几百元钱，堵住了宁的嘴。
  是开会讨论问题时才到场。
  毕华侨干了七年财政局长、账簿积存很多，若是全查就麻烦了。还是张显廷提出办法来，他说要往有问题的地方重点审查，不必逐条看。用此办法审查，还查了几个月，共查出贪污、挪借、浮冒、滥支等不符合财政制度的开支款项十余万元。即使把滥支等项都不算数，光在毕华侨个人名下支付现洋就达七千余元。
  清理结果公布后，毕华侨慌了手脚，他勾通官府上告省财政厅，否定这次清理结果。省府命令县府另行组织清理委员会重新审查。新建的委员会还是地方人士，县府虽然派了个科长参加，他们上来也摸不上门路，还是让孙启明参加了新建委员会，担任了个文书职务。他们不去查账，而是把原来清理出来的项目逐条审查，有疑问时，还得邀请前清理委员会委员与会解答。经此次核对属实这才定案。当时我们为了扩大影响，把清理结果印成册子，散发全县各区、乡。后经向山东省政府控告，将毕华侨解省关押起来，并追出部分贪污款项。全县人民闻之大快。
  第二、查出县政府财粮科（亦称二科，专管征收钱粮）浮银五十余两。所谓浮银，就是不在国家银两税收之内，上不交省、下不交地方，而由财粮科内管理人员贪污分肥。浮银的来源：莱芜山区荒地较多，农民开了荒地种植庄稼后就得向政府报告认粮纳税，否则，查出受罚。所以，每年都向县财粮科报告某人某户开地多少，折算成银两，添上户名，财粮科不把这种银两列入正赋银额内，而是单独记账。
  科科长，贪污自肥严重，引起了科内属员愤恨，要求县长处理。县长袒护郝，久拖不决，适遇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到莱芜视察，该科属员张庆泽拦车喊冤，韩受理后带到县府审问，追出郝伯衡贪污大洋五百元。
  （四）控诉贪赃枉法的乔法官获得胜利。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乔某为莱芜县法官（掌管司法、审理案件），人们不知其名，只知其姓乔，故以乔法官呼之。此人执法枉法，贪污成性，到职不久即受贿十余次，每次少则数十元，多至数百元不等，引起人民公愤。莱城各机关联合起来，以农民协会为首联名控告，由省派员到莱芜审理此案。从表面上看，省政府很重视此案，实际上是弄样子给人看，暗地设法为乔法官开脱罪责。
  当时，在处理贪赃行贿案件的法律条文中有“与受同科”之规定，即行贿者与受贿者同样治罪。因此，受贿者不敢承认，行贿者也不敢揭发。这样省府派来的官员在审讯时，就比较难找到真凭实据，如果找不到真凭实据，乔法官也就无罪可法了。可是我们早在未控诉乔法官之前已经搜集了若干行贿的案件，特别在莱城内发现一个行贿二百元的案件，调查证据确凿。我们发动群众直接找到乔法官，向他索回贿款。乔无法抵赖，只得承认受贿二百元属实。但钱已花掉，当时拿不出现款退回，要求缓期交出。我们允其缓期退款，但要乔法官写个欠款二百元的条子给我们，以为将来索款的凭证，乔迫不得已就写了张欠款条子交给我们。当济南派来的审讯员派来审讯时，我们控告人首先把这个案件提出来，并把乔法官写的欠款二百元条子拿出证明。审讯员看到这种确凿证件后，无法为之辩护，因此，省府也不得不撤销乔的职务，调省查办处理。
  （五）控告扰民害民滥行改革度量衡的斗争。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国民党省政府下令改革度量衡制，即把旧的尺子、升斗、秤等一律改用新的市尺、市斗、市秤。把度量衡统一为一个标准。这本是个好事，因为旧的度量衡也很不统一，例如旧秤虽说十六两一斤，但有些地方秤大，一斤等于十七或十八两。另一些地方秤就小了，一斤等于十四或十五两。因而市场混乱，给投机奸商造成可乘之机，大发横财，吃亏的还是人民群众，所以统一起来是于人民有利的。但旧官府却以此来坑害群众，搜刮民财。县里设立“度量衡鉴定所”，所长姓孙，他一到职，立即下令全县一律取消旧秤，改用新秤，并派人四处赶集，碰着用旧秤的，一是没收，二是当场折毁。同时，他们勾结济南奸商，粗制滥造一批新秤，运到莱芜高价强行推销。这批新秤不但价格高，而且很不准确，根本不能用。莱芜县委指示县农会，要与这种非法行为进行斗争。联合商会向县府控告孙所长这种违法乱纪的罪行，要求撤职查办。但由于官府的黑暗，上下串连互相包庇，未能达到我们要求撤职查办的预期目的。可是经过这场斗争，把推销出去不准确不标准的新秤全部收回更换，对旧称只能号召停止使用，不能没收或毁坏，已没收毁坏者，予以发还和赔偿。
  （六）斗争劣绅宁子彬和栾仲久。宁子彬，名振久，绰号宁寨主、宁国王，又号宁小妖，莱芜县口镇人。因其村有围墙名曰博济寨，宁是寨上的头头，故称宁寨主。这倒不足为奇，唯“国王”二字是不平凡的。因为县里遇到和他寨中有牵连的问题时，他总是好掣肘，很难办，口镇好象个独立王国，故人又呼口镇为“口子国”，宁自然就是“国王”了。他为人处事好耍流氓行为，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宁小妖。从寨主、国王、小妖等名称上看，也可以想见其为人了。
  一九三二年夏季，刘希章在口镇小学当校长。一天，小学生开了个娱乐晚会，有的同学唱歌，有的跳舞，有的表演口技。宁子彬的儿子也在会场。他善学驴叫，也当场表演一下，博得同学大笑。这本是常事，不足为怪。可是宁子彬闻之大怒，认为这是教师的过错，他跑到学校里大吵大闹。刘希章当然也不让他，互相吵起来了。可恶的宁子彬，竟然叫嚷着要刘希章即行离校。宁大闹一阵走了。刘希章非常气愤，他就跑到莱城县农民协会，见到我们商量对策。我们分析后认为宁子彬这种无理取闹的野蛮行为，即便告到县政府里，县府也是和稀泥，不会得到好结果的，不如我们召集在邹平上学的同学，等到口镇大集时，在莱城集合共赴口镇，揪出宁子彬揍他几个耳光，他就威风扫地了。孙启明即向各区下通知，到莱芜县农民协会开会，商讨对付宁子彬，为刘希章雪耻。当时有十数人齐集莱芜县农会，大家商议对策。我们提出意见后，多数人同意。只有李菊轩说：“还是不用武力好，我回到口镇再疏通一下看。”因为他在口镇主办乡农学校，是宁子彬请他去的。经过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准备打宁子彬之风已经传到宁子彬耳中，又加李菊轩等从中调解，宁子彬也觉站不住脚，也就软下来了。他自己到莱城商会谈论此事，经人调解，商会代为设宴，请刘希章去，宁当场赔礼道歉，并请刘再回口镇小学任职。刘虽然没再回口镇，调到其他学校当校长去了，可是，经过这场斗争，宁子彬的猖狂气焰有所收敛，再到莱城时也不那么威风了。
  栾仲久是莱芜县联庄总会副会长（县长兼正会长）。自任职以来，不守本分，利用职权作威作福，吃喝嫖赌，贪污浪费，群众极为不满。于是，我们写状子，告到莱芜县政府，历数栾的种种不法行为，要求县府依法惩处。不料，栾仲久和县长李钟豫狠狈为奸，勾结一起，反控孙启明是诬告，要治孙以诬告罪。在此情况下，我们只有上诉了。我们去亓毛埠村找亓聘如老师请教。他说，你们去济南高等法院上院上诉，请求转移管辖，移到泰安地方法院审理就解决了。理由是栾仲久是联庄会副会长，县长任正会长职，包庇袒护是很自然的，故此案件不能在莱芜本县审理。我们即去济南高等法院申请批准移交泰安地方法院审理。经泰安地方法院通知双方到庭，对质后法官宣布诬告罪不能成立。这时栾仲久才软了下来。他怕我们继续追究，托李菁山向孙启明说情，要求我们不再追究。并赔偿我们诉讼花费和解了事。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控告栾仲久，不是私人仇怨，而是公诉。我们是代表莱芜农民意愿的，我们有权控告，无权和解。此案现已明确我们不是诬告，暂不追究。但不能和解，不能结案，仍保留控诉权。”我们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却打击了栾仲久的嚣张气焰。
  莱芜县农民协会除了上述斗争外，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群众的工作。如建立莱芜县妇女放足会，提倡缠足妇女放足；发动群众封山造林；组织群众举办义仓，积粮备荒、度荒；自愿入股举办信用合作社，抵制高利贷的剥削；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等等。这些工作虽未在全县大面积推开，但所办之处均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这些工作名义上是县农民协会组织领导的，实质上均是中共莱芜县委直接领导的。农民协会政治影响的扩大，实质上是党的影响的扩大。莱芜农民协会在莱芜县革命斗争中留下了极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农民协会的会员，后来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三、发动财粮科属员清算贪污积弊。从县府财粮科查出浮银之后，我们又鼓动他们清理郝伯衡的账目。郝伯衡是财粮
  莱芜县第七区区长张显廷素与毕矛盾较深，一九三三年春，中共莱芜地下党组织利用他们的矛盾，让张显廷向莱芜县府具呈控告，要求建立县清算委员会，清查财政局的账目。毕华侨一听吓坏了。他立即向莱芜县府写了辞呈，要求辞职回家，企图不了了之。但张显廷不肯，带头督促县府建立了莱芜县地方财政清理委员会，并邀请农会出人参加，清理毕华侨任职期间经管项目。中共莱芜县委便以县农会这个合法的公开组织出面，大力支持了这一斗争。委员会由十个区推荐委员，每区推荐一人，县农会一人，推选孙启明、张显廷为正副主任委员，委员有吴式圣、胥晓峰等十人。长期住会查账者四、五人，其余都
  
  宣传的办法是从农村小学入手，先找小学教员，通过他们联络村里部分农民、进步青年，有二、三十人就可以成立乡农民协会。至于会员成分，主要吸收中农、贫农、雇农及知识分子，有的地主士绅分子想参加，我们则以种种理由而谢绝之。当时各村小学大部分设有农民夜校（即初小毕业后而不能继续升学者，白天劳动，晚上到小学去学习，教师由该校教员担任），首先以这一部分人为基础，逐步扩大组织。农民协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