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三十年代中期，我在国民党军统局给特务头子戴笠当警卫副官。西安事变后，戴笠亲自派我去看押张学良达两年之久。在这两年中，我同张学良将军朝夕相处，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当局如何对待张学良将军以及张将军苦闷的囹圄生活。事情虽已逝去几十年，至今仍记忆犹新。
  一、张学良抵宁前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采取果断行动，在西安逮捕了只想剿共、不主张抗日的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当时宋美龄、宋子文以及亲蒋的南京政府要员们惊恐万状，绞尽脑汁地策划着救蒋的办法。
  当时，戴笠任国民党国防部军统局长，系蒋介石的可靠亲信和重要耳目。此时此刻，他大显身手，除利用原在西安的特工人员探听消息外，还派了大批特务去西安四处活动。这样一直折腾了两三天才得知蒋介石被扣押后人身安全无恙。宋氏兄妹和戴笠直到张学良将军发表了放蒋声明，并向南京政府发出了派员接蒋的电报，才略感宽心。
  在决定去西安接蒋的当天深夜十二点左右，戴笠由总统府回来，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和空虚。张学良是真心放蒋，还是以放蒋为诱饵，调虎离山一网打尽呢？这个问题，对于这个狡猾的、老练的特务头子戴笠来说，是不得不首先考虑的。他在办公室里进进出出，踱来踱去。一会儿同这个密谈，一会儿又找那个训示；有时拿起笔来写一阵，有时伏案苦思冥想。在他看来，此次西安之行，凶多吉少，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看他亲笔写了一张“去，如何如何……；回不来，如何如何……”的纸条。尔后便叫我去把他的秘书毛人凤找了来，二人密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戴对毛说：“我走后，局里的一切事情你要担当起来！”毛满口答应，并要求戴笠亲自写一手令，好对部下交代。戴笠便写了一个手令交给了毛。
  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戴笠由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他的住处，乘车去城里明故宫机场坐专机飞往西安。
  二、身陷囹圄
  一天，戴笠从西安给毛人凤发来电报，命令在晚上八点钟以前派车到机场接他，并要选人另备汽车接张学良。
  原来张学良将军是个善良、正直、讲仁义的人。他满以为“兵谏”已经奏效，便决定放蒋，并亲自送蒋回京，以期感化蒋心，达到“既往不咎，重新同委员长真诚合作，共同抗日”的目的。岂不知，蒋介石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心狠手毒、睚眦必报之徒，哪里能看重什么仁义之礼呢！因此，张将军送蒋回京只能是自投罗网，一错铸成千古恨！
  当天晚上八点多钟，三架载着蒋介石、宋氏兄妹、戴笠及张学良等人的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机场上迎接的人很多，大小专车各接其主，一时比较忙乱。在接到戴笠的电报后，毛人凤选派了南京交警总队长周伟龙和南京警察厅特警科长王得龙二人去机场接张学良。可是，周、王二人对张不甚认识，再加之机场人多车多，又是夜间，二人竟没有接到，只得空车而回。
  戴笠本是与张学良将军同乘一机的。那为什么他不与张同车进城，而要另派别人专门去接呢？原来这里有戴笠的狡猾用意。戴笠以往跟张也是很要好的。可是他已亲自同蒋介石策划好要扣张学良。他感到一同进城当面扣押，有碍往后做朋友的情面，便想出了这一招。
  戴笠乘专车从机场回到办公室后，即问把张接到哪里去了？两“龙”不知所措，只得垂手立足说：“没接到。”戴笠一听，火冒三丈，将两“龙”骂了个狗血喷头，甚至连办公桌都推倒了。戴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因为张学良之来京及其安全责任重大，一旦出了差错，他难以向其主子蒋介石交账，不但救蒋之功弃尽，反而会因“纵”张之罪弄个丢官掉头。幸在这时，南京警察厅厅长王固盘来电话，说张已接在他处，请示怎么办。戴笠这才如牛释重，同时也救了两“龙”的驾。
  戴笠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人将张学良将军送到了南京聿江别墅，派我和余建生等四人前往轮流值班看守。同时，加派许多宪兵、特务严密警戒。戴曾严嘱我们：“不准张学良自由外出，不准其接待任何人，如有差错，拿你们是问。”从此，张学良将军便过上了漫长的囚羁生活。
  三、五易其居
  张学良将军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正义主张，合乎国情、顺乎民意，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进步团体的拥护。因此，当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时，就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团体的谴责。广大人民和各爱国进步团体，纷纷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将军，调转枪口，共同抗日。然而心怀叵测的蒋介石深知，如若释放了张学良，张必然会同共产党在行动上合为一体，这就要破坏他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只剿共，不抗日）的政策。面对着爱国将领张学良，蒋介石进退维谷；他一方面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敢轻而易举地处掉张学良；另一方面他又视张如虎。他想：如其纵虎归山，不如囚虎于笼。于是他施了毒计：将张学良秘密地囚禁起来，使其与世隔绝，消磨其志。为达此目的，蒋介石挖空了心思，绞尽了脑汁。仅在我奉命看押的两年间，蒋介石即以保证张学良将军“人身安全”为名，五易其地，迁居了四个省。
  开始，张学良将军被扣押在南京聿江别墅。蒋介石感到这个地方不够安全，为妨有人营救张学良，第三天就下令用飞机将张学良将军迁到了浙江奉化溪口武岭中学旁边的一座小楼上，并派军统少将、特务队长刘乙光专门“相陪”。随同派去一个特务宪兵连和便衣警卫三十人（我是该警卫组组长）。还配备了电台一部、报务员一人、邮电检查员一人、厨师两人、医生一人、高射机枪两挺、大小汽车十一辆。这些人员与装备统由刘乙光直接指挥。
  对于看押张学良，戴笠给我们规定了很多条森严的纪律。大体内容是：（一）要严加看管，不准发生任何事故，不准张逃跑或自杀；（二）看守人员不准与张交谈国事，更不准与外人、亲友通信涉及张的住处；（三）除持有蒋之手谕或电谕者外，不准任何人同张学良接触（在我对其看押的两年中，只有汪精卫和邵力子夫妇来着过他一次）；（四）张之行动，限制在住处百里以内，如去百里以外，须经请示批准后方可放行；（五）看守人员要各负其责，宪兵连任外围警戒，发现可疑者要严加检查、询问，内卫由便衣警卫分组轮流值班（室外警戒、室内监视），并要将张学良每天的言论行动于当天电报军统局。
  在溪口住了三天，张学良将军又被押至四明山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专供旅游者住的一处房子里，在这里，张学良将军住了达八个月之久。后因上海、南京方面战事吃紧，恐遭日机轰炸，经蒋介石指示，又迁往湖南山区的苏仙岭。去之前，军统局曾到湖南选择地点。经勘察选定了郴县境内苏仙岭上的一座庙宇。他们将道人赶走，把泥胎神像毁掉，修缮了殿堂，让张学良将军进去“修身养性”。在此处待了五个多月，因日寇迫近长沙，郴县也眼看受到威胁，便又将张学良将军羁押到湘西源陵附近凤凰山上的一座庙宇里，在此处共住了十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二年的光景，日寇的铁蹄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眼看整个湖南将要全部沦陷，湘西也不是久留之地了。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冬，又将张学良将军押到贵州息烽的阳明洞。在息烽住了不多日子，我就向军统总局申请调动工作。后经批准，我便离开了张学良将军。临走之前，我去向张将军及其夫人于凤至告别，张将军对我说：“为什么要调呢？又没出什么乱子！”我向他反复解释说：“不是因为犯了错误，是局里来电要我回去另派工作。”但他仍不太相信。不久，我因公事去贵阳，曾顺便带了点食品去看望他，同他谈了阵话，张将军这才放了心。谁知道这竟是同张将军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闻听张将军于一九四六年底又被从息烽押到台湾省。
  四、张将军的囹圄生活
  要知道，当张学良将军被剥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权利，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外寇蹂躏，而自己无力拯救人民于水火，他的心情是何等痛苦啊！作为当时看押者的我来说，对张学良将军在囹圄中的痛苦心情是深有感触的。漫长的囹圄生活，使张学良将军的身心受到了莫大的摧残。下边我分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是初到南京时期。当张将军被接到聿江别墅时，尽管周围警备森严，到处是刀光剑影，由于此时张学良将军对蒋介石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因而在心情上表现得泰然自若，在寝食上也比较正常，这时他随时都在等待着蒋介石的召见。
  二是迁往奉化以后，张将军的心情即随之起了变化，可能是对蒋介石产生了怀疑，对赦免的幻想已破灭。这时他的精神和心情表现得非常苦闷，整天坐立不安，沉默不语，徘徊不停，饮食也比以往大减。同时，他的忧国、忧民、忧己之心甚切，每时每刻都在揣度着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
  三是几个月之后，张将军对长时间的囹圄生活已习以为常，赦免的念头也彻底打消。开始是沉默寡言，后来似乎是看破了“红尘”，逐渐精神有所好转，性格也变得开朗了，整天以对弈、打球、游山逛景来消磨时光，排遣由于漫长的囹圄生活带来的痛苦。
  张将军在押期间，大太太于凤至每隔月余来看他一次，每次住上半月或二十日；二太太赵四小姐在张的身边时间多于大太太，经常来往于西安、上海和关押的监狱。记得有一次大太太于凤至来张学良处住了不几天就要走，我问王老妈子：“太太为什么刚来不几天就要走呢？”王悄悄地对我说：“太太和少帅闹意见了，她埋怨少帅不该亲自送蒋回京，少帅承认了亲自送蒋回京是失策。”可见，张将军在长期的囹圄生活中，已体察到自己送蒋回京的错误。
  张将军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对部属和下人从不发脾气或提苛刻的要求。每月发给他的生活费用，本来应由他自己支配。但张将军多是交厨师或他人安排，从不嫌这嫌那。有时他要去百里之外游山赏景，都是头天晚饭后向我们提出。我们便立即发电报请示，批准后即去。如果第二天见我们没做出发的准备，他自知不准，也就不再追问。正因为张将军具有这样一些可贵的美德，所以我们这些看押者，对他总是打内心里敬佩，从不因为他是一个在押的重要“犯人”而进行刁难或者施以非礼。
  张将军爱好打球，特别是对网球最为擅长。每逢迁住一地，他都建议在住地修个球场，每天早晨和饭后让看押人员陪他打一场。有时也让我们陪他去游览、游泳或一起下象棋、打扑克、聊天。由于他深知自己身处困境，所以从不谈国事。
  我同张学良将军相处尽管只有两年左右，时间短暂，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每每忆及，他那忧国忧民的信念，大义凛然的气节和平易近人的作风，都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引起无限地怀念。
  张将军比我年长十岁，离别大陆已近四十年了，算来今年该是八十一岁高龄了。古人云“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大陆上有其先父之遗骨，同胞之兄妹。现在祖国大陆已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旧貌换了新颜。我们多么希望张将军能够回到故里，看一看祖国之昌盛，会一会当年之故友，祭扫祖宗之灵墓，共叙手足之友情，在耄耋之年，与亲人共享天伦之乐啊！

注：作者韩庆恂，系原国民党军统上校特务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