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起义于山东蓬莱，战斗在艾崮山下。我是这次武装起义的亲身经历者，写下这段纪实，借以纪念为祖国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的战友。
  （一）
  一九三五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个年头，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蒋介石卖国集团采取不抵抗政策。顽固腐败的蓬莱县政府，追随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路线，竭力拼凑地方反动势力，加紧进行对日妥协、积极反共的活动。国耻民恨激起了蓬莱广大人民群众抗日、反蒋、爱国的斗争浪潮。
  我当时在蓬莱二区尊三小学任校长。国家的危亡已经使学生不能安于学习，教师不能安于教课。十月的一天，我和几位教师，其中有我校的鲁平、李光远、宋兹心，刘家沟小学的陈迈千、王子衡，大皂许家的孙子平，湾子口孙家的孙恒祺，挤在我校的一座小瓦房里，开了个秘密会。大家从日寇的侵略谈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从乡亲们的抗战情绪谈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人人慷慨陈词。经过反复商讨，最后一致决定成立“小学教师服务团”，宣传抗日救国。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和党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更加激发了我们的抗日救国热情。一九三六年春，我写信给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五弟于眉，信中写到：“日本鬼子在中国得寸进尺，国民党不但不抗日，反而与鬼子一个鼻孔出气，不许人民抗日。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不能视国难而不见，听民愤而不闻。我要离开家乡，到外地参加抗日组织。”
  于眉很快回了信，要我留在家乡坚持斗争。我反复考虑于眉的意见，联想到自己曾担任过县教育会长、县民众教育推广部主任、区助理员等职，与各方面接触比较广泛，在客观上确有开展工作的方便条件，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这年，于眉趁暑假的空儿，从北京回家。他向我介绍了北京和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好形势，并高兴地告诉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已经在全国各地成立起来了！”他希望我也参加这个组织。我一听说“民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半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武装斗争，顿时心里热乎乎的，便暗暗下决心：我也参加“民先”组织。
  于眉就怎样建立“民先”组织、发展队员谈了些具体意见。不久即返回北京。
  九月中旬，我们接到中国大学一位姓王的“民先”队员的来信，他代表“民先”组织，批准我们建立“民先”队部，并希望由我负责。接到这封信，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立即召集“小学教师服务团”的同志们开会。会上，大家一字一句地读着北京的来信，激动异常。“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蓬莱大队”成立后，我任大队长，兼管武装工作，李光远任秘书组长，孙子平任组织组长，陈迈千任宣传组长。我们的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群众，发展“民先”队员，扩大组织。从那以后，我们方向更明了，信心更足了。我们以“小学教师服务团”的名义，召开演讲会、举办展览会，印刷“新闻小报”，编演文艺节目，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活动。
  这年初秋，我们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会场设在尊三小学南面的一块空地上。空地的北面搭起一个大台子，台子前方三人多高的大架子上，横挂着一幅“第二区小学教师抗日宣传大会”的朱红色的会标。
  天刚蒙蒙亮，全区的“民先”队员联络着乡亲们和学生，陆陆续续地涌进了会场。县内各区的“民先”队员和三区的一部分学生也一早赶来。为了扩大影响，我们事先通知了县政府，他们也不得不派一个姓吴的秘书到会。二区“乡农学校”（简称“乡校”，旧政府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了大会。
  上午九点多钟，两万多人布满了整个会场。会上，我们发表演说，化装演戏，激起了到会群众的强烈共鸣，许多人泪水沾襟，泣不成声。县政府的吴秘书是东北人，看到台上演出的日寇入侵东北的场面，想到自己有家不能归的处境，也流下了眼泪。大会原定开两天，在群众的要求下，结果开了三天。会后，我们又成立了宣传队，到全县各区宣传，唤起民众。
  在广泛宣传的同时，我们秘密发展“民先”队员，“民先”组织迅速扩大到全县，各区都相继成立了“民先”中队，队员由十几人发展到几十人。抗日烽火燃遍蓬莱大地。
  一九三六年年底，我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的成立大会。大会期间，我向代表们介绍了蓬莱的宣传和斗争情况。我们的做法被当作典型经验，在大会上进行了学习讨论。在北京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有幸与全国各地的代表接触，交流了斗争经验，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信念。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震撼中外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了。
  八月底，于眉受党的委托，回到家乡，直接参加和领导了蓬莱的革命斗争。
  我县的“民先”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真妥协、假抗战”的把戏，积极宣传“万众一心、团结抗战”的道理，告诉群众，不要寄希望于国民党，要积极行动起来，把抗战进行到底。不久，我们又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吸收知识分子（小学教员和学生）、农民及少数农村工人（泥瓦匠、木匠等），成立了一个公开的抗日救亡组织“抗战服务团”（原名是“战地服务团”），我担任团长。“抗战服务团”这个组织很快发展到全县。到十一月，全县“民先”队员发展到五十多人，“抗战服务团”成员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同时，于眉秘密发展了中共党员（有的是恢复党员关系）十名左右，建立起党的组织，开始时称“特别支部”，后来改为“县委”，于眉任县委书记，这就为蓬莱的武装起义作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
  表面上也高喊抗战的蓬莱县政府，在人民群众真正觉悟起来之后，却以种种借口进行限制、镇压。有一天，顽县长竟命令二区的“乡校”队长蔡禾生，把在刘家沟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的于采臣、崔鸣顺抓了起来。当时我心中非常着急。经过反复考虑，我想出了营救他们的办法。我首先与蔡禾生谈了一阵，同他一起见了被扣押的于采臣和崔鸣顺。我偷偷告诉他俩，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尔后，我就证明他俩不是共产党员，要求释放他们。蔡禾生执意不放，说这是“县长的指令”。我又急忙带上几个人赶到县城，找到县长，以与于、崔是“老乡”的名义，把他俩保了出来。这时我才知道，于采臣原是海阳县的地下党员，海阳的农民暴动失败后，他到蓬莱扛活，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已经联络了三十多人。崔鸣顺是个雇农，同于采臣是要好的朋友。于采臣被营救出来以后，便与我们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九月底，中共山东省委派到胶东发动并领导抗战的林一山到了蓬莱。一天夜里，他和于眉一起，在尊三小学召集“民先”扩大会议，到会的有“民先”队员和“抗战服务团”的骨干二十多人。林一山同志首先谈了国内的形势，动员大家把抗战进行到底。接着，谈到了蓬莱的工作，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我们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不足。他在重申党中央关于搞好统战工作的指示后强调：当前日寇猖獗，国家危难，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是党的中心任务。从这以后，我便开始进行统战工作，带上人，东奔西走，跟各阶层、各方面的人进行广泛的接触。形势发展的很快，抗战的呼声遍及全县。但是，斗争是异常复杂的。有一天，我接到潮水街新民小学校长、国民党员周拥鹤的信，要我到潮水街开会，商讨如何把县内各路武装统一组织起来的问题。我向于眉作了汇报，于眉指出：“必须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高度警惕国民党搞垮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就这样，我同“民先”队员赵风武，带着匣子枪，到了潮水街新民小学。一到会场，见到会的除周拥鹤以外，还有国民党驻县城的二十师政训处主任郭武林，烟台“三番子”的小头目曲连舫，县政府教育局长、三青团员李会先等，大都是地方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使我更加警觉起来。
  会议一开始，周拥鹤先讲了统一组织队伍的必要性。接着，曲连舫开腔说：“老于，你把你的人带到烟台去，我把烟台的七百多个警察拉出来，归你管，你干参谋长，周拥鹤干副司令，我干司令。”我知道他是想借此吃掉我们，便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时，诡计多端的李会先把话题一转，说：“不到烟台，咱们就地干起来，改名叫‘铁血锄奸团’，你看怎么样？”我一听，心里更恼火了，因为他们的所谓“锄奸”就是对付共产党。于是，我针锋相对地说：“抗战就抗战，为啥还叫那些鬼名堂！我们‘抗战服务团’这个名就很好！”一下子把他顶了回去。郭武林一直闷在一边，一言不发，他有自己的打算：当时他在各区以训练“乡校”为名，安排上了他的人，企图把各区“乡校”统统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感到再拖下去不利，便当机立断，申明了我们的“各路自理，不强统一”的主张，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十一月，胶东特委派柳运光同志来蓬莱，传达了特委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同时，明确了我们将建立的武装，番号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
  人民要抗战，国民党却畏敌如虎。日寇还未到胶东，守卫在蓬莱城的国民党二十师便惶惶如丧家之犬，准备西撤，顽县长也打算带上县民团大队随二十师逃走。
  县民团大队的情况与国民党二十师不同，它是地方武装力量。据平时了解，他们中的不少人，包括一部分骨干，能够接受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我们打算尽力争取他们。我找到大队长郝恒录，向他宣传保存武装坚持抗战的道理，动员他不要把队伍拉走。谁知，他却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理由，拒不接受我们的建议。郝恒录不干，我又找到县民团大队的一中队长郭丹峰，经我耐心做说服工作，他表示：“有我郭丹峰在，一中队就决不能让郝恒录带走。”接着，又串联了其他几个中队长，他们也都表示不跟郝恒录走。第二天，郝恒录集合队伍的时候，士兵全都持枪分散隐蔽。郝恒录一见此情，原先那股不可一世的神气顿时逝去，耷拉着脑袋到了县政府，跪在顽县长面前嚎啕大哭起来。顽县长暴跳如雷，骂了他个狗血喷头。
  顽县长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又在各区“乡校”身上打主意，想把区“乡校”拉走。于是，我又找到二区“乡校”队长蔡禾生，做他的工作。为了防止突然变化，我每天都到他们那里去一趟。有一次正好碰上县政府打来电话，通知他们当晚十二点全副武装到县政府集合。我问蔡禾生说：“是不是要拉你们走？”他点了点头说：“可能是。”一见如此，我便马上给各区“乡校”打了电话，要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听顽县长的命令。各区“乡校”队员都是本地人，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乡，加之我与他们也有过多次接触，比较熟，因此都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到晚上十二点，还蒙在鼓里的顽县长，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他又急忙打电话挨个催了一遍，结果，到第二天中午，还是无一人进城。这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见情况不妙，只好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带上老婆孩子逃跑了。
  （三）
  风云突变。一九三八年初，国民党员张吉瑞和张仲绩，拉拢原县民团大队一中队长郭丹峰和二区“乡校”队长蔡禾生，与烟台日军暗中勾结，拉起了二百多人的队伍，开进县城，宣布成立了所谓“蓬莱县临时政府”。张吉瑞任县长，张仲绩任秘书长，蔡禾生任警察局长。这个新拼凑起来的伪临时县政府，赤裸裸地打起了亲日反共的破旗，向抗日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发布反动《布告》，强令民间枪支一律在限期内交到伪县政府，违者严惩。
  国民党反动派亲日反共的反动嘴脸，使我们更加认清了自己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重大责任。举行武装起义，抗击日寇，已经势在必行了。于是，我们着手筹备成立武装组织，准备起义。
  经过于眉、王子衡、于寄愚等同志的积极活动，武装起义准备就绪。二月一日（正月初二）晚上，七十多人从我的家乡安香于家出发南下，晚上八点多钟，队伍到达大郑家，与等候在那里的三十多人汇合。在这一百多人的队伍中，还有二十多名青年妇女，其中有我的三妹子于汀子和四妹子春华。吃过晚饭，队伍继续南下，第二天赶到了大辛店，二月三日拂晓前到达艾崮山区的西宋家。当这里的群众得知这支队伍就是以前演过“文明戏”的“抗战服务团”时，争相奔上街头，热情地握着战士们的手，拉到自己家里一块吃饭，促膝交谈。
  我当时因故没有随起义队伍一起行动。二月三日下午，我带着二、三十人赶到了西宋家，随即着手整编队伍，我任大队长，于眉任政治主任。晚上，队伍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从此正式成立了。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的成立，严重地威胁着敌人，伪县政府为了扼杀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派出了手枪队，由郭丹峰带着，骑着自行车，追赶我们。当他们急急忙忙赶到大辛店时，村里到处传颂着我们这支队伍人如何多，枪支如何如何厉害的消息。气势汹汹的郭丹峰，听到这些，吓得不敢再追，又缩回了县城。
  我们考虑到队伍刚刚拉起来，需要训练，于是决定把队伍拉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栖霞县香夼一带。五日晚上，我们队伍到达香夼，驻在村边一所学校里。队伍安置好以后，我即与高达三带上凑起来的二十元钱，来到乡公所，要求解决队伍的伙食问题。乡长是个热心抗战的老乡，见我们要拿钱买粮食，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为抗战背乡离井，我们也是为了抗战，支援点粮食有什么不应该呢！”执意不要钱。在乡长的带动下，各村老乡轮流给我们送饭。乡亲们的热情支持，温暖着战士们的心，增强了战士们克服困难，抗战到底的信心。队伍在香夼驻了五天，一面加紧训练，一面到各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我们武装起义以后，周拥鹤和潮水街自卫队队长张少申，在抗战形势的压力下，在“民先”队员张尔乙（苏晓风）、张昆的宣传鼓动下，于二月十日带着一百二十多名武装人员到了车夼（这时我们已转到车夼），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随后又进行了统一编队（编成四个中队）。我们从统战工作的需要出发，决定由周拥鹤担任大队长，我改任副大队长，张少申任参谋长。于眉任大队政委，负责全面工作。
  二月十三日午夜二点，我们回到蓬莱境内艾崮山区的车里张家。这时，三区“乡校”队长郝铭传，在“民先”队员郝斌的影响下，要求同我们合编。至此，我们的队伍扩大到三百五十多人，有三百多条大枪，三十多支匣子枪。在此基础上，我们征得特委的同意，将三大队改称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周拥鹤任指挥，我任副指挥，张少申任参谋长，于眉任政治特派员。下设侦察、供给、救护三个组，部队编为两个大队。
  “三军二路”的成立，为胶东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又增添了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四）
  为了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军事建设，我们决定将队伍拉到大辛店进行整训。
  二月十五日，队伍到达大辛店。这里是一个大村镇，有一千多户人家。队伍的到来，象一股春风，立刻吹遍了全村，人们奔走相告，笑逐颜开。
  我们的队伍住在一所学校里。当晚召开了干部会议，对整训工作作了研究。部队的“民众动员委员会”组织战士，张贴标语，举行演讲，走门串户，宣传群众。经过几天的工作，民众迅速动员起来，许多青年小伙子，在父母、妻子的簇拥下，到指挥部要求加入部队。仅几天的时间，我们的队伍就发展到四百多人。
  在此期间，部队就如何认识和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日寇的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妥协，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纷纷要求打倒投降卖国的伪县政府。指挥部认真讨论了蓬莱县的形势，分析了伪县政府的政治态度和内部矛盾，决定攻打县城。
  三月四日午饭后，我们的队伍向北进发，直奔县城。
  伪县长张吉瑞为了维持其风雨飘摇的反动统治，对抗日力量大耍假支持真镇压的两面派手法，来了个“缓兵之计”，打开城门，还带上伪秘书长张仲绩、伪商务会长郭舜图、伪财政局长张余三、伪警察局长蔡禾生到城门外“迎接”我们的队伍。
  我们进城后，首先逮捕了日寇派往伪县政府当参谋的两个鬼子，然后与张吉瑞谈判。张吉瑞哭丧着脸，假惺惺地表示：愿意抗战，以后你们用钱，尽管来信，我保证奉送。接着，他极力为两个鬼子辩护，说他们是来“办砩石矿”的。当时由于我们斗争经验不足，对张吉瑞等抱有幻想，一心想争取他们站到抗日人民一边，加之张吉瑞是周拥鹤的老师，周怕伤其师生和气，便同意释放两个鬼子，我们也暂时撤出县城。
  我们走后，伪县长张吉瑞立即给烟台日寇写了亲笔信，派人连夜乘木船从海上送到烟台伪道尹公署，信中说：“县内共产党、游击队四下活动，非常厉害，并打了县城，抓了皇军，幸亏我亲自出面，用二万元钱赎了出来。鉴于这种情况，望贵军立即派军事人员和部队来，我们永远效忠皇军”云云。烟台的鬼子接信后，立即派了大汉奸周东华带领一百八十多人，持枪开进了蓬莱城。周东华自任警察局长。
  日伪的进一步勾结，打消了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存有的任何幻想，坚定了只有依靠人民的武装才能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念。于是，我们决定继续扩大武装。先后收编了三、四、八三个区的“乡校”，分别编为三、四、五三个大队。做好了再次攻打蓬莱城的各项准备。
  大汉奸周东华充任伪警察局长以后，派自己的队伍占据东、北、西三座城门，原警察局长蔡禾生守在南门。
  有一天，蔡禾生派人送给我们一封信，在信中大骂了周东华一通，并要求我们“速来攻城，敝人愿做内应”。对蔡的来信，我们做了认真的分析，认为蔡的举动不是出于真心抗日，而是想借我们的力量，搞垮周东华，以解受排挤之气。经过反复酝酿，一致认为，对蔡禾生不能抱幻想。他如果做内应，对攻城当然有利，他不做内应，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能攻进去。因此决定当天晚上立即行动，为了预防万一，我们扣留了蔡禾生派来送信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饭后，我们带领三个大队朝县城进发。初春时节，寒气袭人，但战士们攻城心切，谁也不觉得冷。临近县城时，我们把队伍分成三路，赵一萍（一大队长）率一大队攻东门，崔仁安（三大队长）率三大队攻西门，我和周拥鹤带指挥部及二大队主攻南门。我们的计划是，只要把敌人赶出县城，就是我们的胜利，所以特意留下北门。
  我和周拥鹤到达南门时，已是四更天了，四下里漆黑一团，死一样寂静。我把二大队安排在城南的麦地里，带着二十多人，拿着短枪靠近南门。高大的城墙耸立着，城门紧闭，炮楼顶端透出昏暗的灯光。我带着战士摸进了城门外右侧的“伙食铺”，向炮楼射击。枪声越来越密，守候在麦地里的战士见敌人居高临下，于我们不利，便对炮楼猛烈射击，掩护我们撤了下来。
  蔡禾生果然没作内应。一股怒火涌上我的心头。于是，我挑选了三、四十名枪法好的战士，组成神枪手班，再次逼近城门。战士们以城墙外边的房屋为掩体，敌人一露头就开枪。就这样断断续续打了一天，敌人撇下七、八具尸体缩了回去。
  十九日凌晨，炮楼上挂起了白旗。一会儿，见城墙上用绳子放下一个抬筐，一个四十来岁的家伙从筐里爬了出来。我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个远房外祖父、“三番子”范次生。他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仲淑啊，要进城，县长欢迎，别动肝火，再说咱们还是亲戚，有话好说。你们进城住几天，玩够了再走。”我大喝道：“什么亲戚不亲戚，别来这一套！我们是来打县城的，不是来住店的，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县长，要投降就快投降，不投降就打！”范次生碰了一鼻子灰，钻进抬筐，又吊进城去。接着，炮楼里收起了白旗。见此情景，我们又对炮楼猛烈射击，敌人又倒下五、六个。
  第三天，伪县长又让张江舫出面调停，也用抬筐放他下来。张江舫是潮水街有名的学阀，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办学，跟我有过多次接触。他对我说：“仲淑，求你一件事，你把县长放走，剩下的人和枪你随便处置。”我听说伪县长要逃走，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表示同意。张江舫回城不久，城东、南、西门先后打开了，我们三个大队的战士胜利地开进了县城。
  进城后，我们立即扣押了大汉奸周东华，周东华从烟台带来的伪军也全被缴了械，其中大部分被遣散回家，少部分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伪县长张吉瑞由张江舫带着回潮水街去了。我们抓住蔡禾生，责问他为什么不做内应，他吓得面如土色，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理由来，我们狠狠地申斥了他一顿，放他回了家。就这样，我们胜利地夺取了县城，占领了伪县政府。我们攻占县城后，在大军阀吴佩孚家里（吴家住蓬莱城）搞到一挺“老黄牛”（重机枪）。这挺“老黄牛”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全国解放后才运到北京，至今还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这时，迫于形势的压力，原五、六区的“乡校”，也接受了我们的收编，分别编为六、七大队。
  “三军二路”攻占县城，充分显示了人民抗战的力量，推动了全县抗战形势的发展，鼓舞了人民的抗战斗志。
  （五）
  县城被攻占后，我们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
  这时期，九区“乡校”在共产党员张钧铭的带领下，来到大辛店，编为八大队；三区木基杨家小学校长王绥之，把木基杨家一带的有枪农民组织起来，带到大辛店，编为九大队。同时，我们还把原县民团大队的一伙人组织起来，与警卫排合编成警卫大队。至此，“三军二路”已发展到十个大队，两千四百多人。政治部设在艾崮山区的上、下薛家，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军队系统，设参谋处、军法处、后勤处，一个是群众系统，设民运处、教育处、妇女处。我们在这一带广泛发动群众，在一些村庄组织起农会、妇女会、儿童团，把艾崮山区建成了一个根据地。
  三月二十五日，在党的领导下，全县各区、乡、镇长三十多人到了县城，第二天选举产生了蓬莱县新政府，宣告“蓬莱县抗日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新政府的组织原则是“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我离开部队，担任了县长，于寄愚接任“三军二路”副指挥。国民党员、原县政府视学员李会先任教育处长，“民先”队员顾纪勋任财政处长。为了加强党对人民政府的领导，“三军二路”的党组织改为中共蓬莱县工作委员会，于眉任书记。
  新政府成立以后，确立了“支援武装，保卫家乡，努力生产，保证供给”的工作方针，并将县政府驻地迁到大辛店。我们建起了兵工厂，自己维修、生产武器；办起了抗日中学，培养自己的人材；搞起了抗日报社，出自己的报纸。在广大农村，成立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小学教师联合会，宣传抗日，教育民众。
  抗日人民政府的成立，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混入统一战线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则本性难改，在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这股反动势力的总代表，就是身为“三军二路”指挥的周拥鹤。他明目张胆地培植亲信，拼凑个人势力，排挤打击共产党人和抗战骨干分子，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周拥鹤借防守蓬莱城为名，在县城里偷偷地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所谓“前方指挥部”，并与李会先、郭丹峰、许子东等人相勾结，建立了国民党的组织，大搞分裂活动。他们为了与共产党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采用“换人术”，对各大队能拉走的就拉走，拉不走的就设法瓦解。对派往他们所控制的大队的政工人员（政委、政治干事、文化教员等），则实行监视。在他们的破坏下，“三军二路”这支人民武装，曾被分裂成了针锋相对的两股力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有一、三、四、五、八、九大队以及后来建立的县大队，共一千二百多人；受周拥鹤等顽固派控制的有二、六、七大队和警卫大队，共一千三百多人。周拥鹤得寸进尺，又委派他的亲信王一堂和刘云书，分别到三、八两个大队任大队长。把原八大队队长、共产党员张钧铭调到指挥部当参谋长（原参谋长张少申因叛变被扣押），明升暗降，失去实权。
  周拥鹤亲手制造的“搞垮九大队事件”，是他走向反共营垒的一个重要标志。九大队长王绥之，一心拥护抗战，对周拥鹤一伙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这个大队的一中队长郭家风，官迷心窍，对现任职务不满意，胁迫王绥之让位。周拥鹤抓住这件事，不经指挥部研究，借机怂恿郭丹峰带队伍包围了九大队，收缴了九大队的全部枪支。
  以于眉、于寄愚、赵一萍等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对周拥鹤、郭丹峰等人明目张胆的分裂、破坏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并且重新整顿了九大队，配备了干部，由共产党员张昆任大队长，苏晓风任政委，把郭丹峰抢去的枪支全部收回，同时，清洗了特务分子慕怀宾。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加强了联系，八支队的马保三和黄县县长王维仲来信，提出准备到蓬莱共商抗战大计。与此同时，各地的反动顽固势力也加紧勾结。栖霞县警察局长刘万玲，打算秘密来蓬与周拥鹤勾结。周拥鹤把自己与刘万玲的勾结掩盖起来，却抓住马保三要来蓬之事大作文章。有一天，他到了大辛店，声称要召开军事会议。开会那天，周拥鹤控制的警卫大队和二、五、六大队各拉出一个排，以警卫为名，布置在会场周围。在这紧急关头，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我命令通讯员高国芳立即通知县大队和驻大辛店的三大队，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会议是在大辛店村西的黄酒馆召开的。我们这方面只有于眉、于寄愚和我三个人参加，而他们却有周拥鹤、郭丹峰、郝铭传、王绍先、许子东五人。我们三个同周拥鹤在炕上盘腿坐着，其余的人都在地下。为防万一，我披一件大风衣，腰里别着两支顶上火的手枪。
  会议一开始，周拥鹤只把马保三要来蓬的事说了。周的话音刚落，许子东就接上了，他直着脖子吼问：“马保三要来？我们没请他，他来干什么？”进而无中生有地煽动说：“我看马保三是想占咱们的地盘，不准他来！”于寄愚很恼火，与他吵了起来，两人各不相让。这时，郭丹峰竟掏出了匣子枪，一脸杀气，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周拥鹤气急败坏地威胁说：“我不干了！”我和于眉一直没有开口，我当时反复思考着斗争的策略，最后说：“你们不要吵了。过去军阀不是主张‘保境安民’吗？我们也得用上，把部队拉到县界，谁来也不行！”我把“谁”这个字讲得很重。我察看了一下周拥鹤他们的脸色，接着提出：“六、七大队到西边，五、八大队到南边，严加防守！”于眉、于寄愚明白我的意思，都表示同意。周拥鹤原想胁迫我们听他们的摆布，这时察觉到我们也掌握了他们与刘万玲勾结的情况，怕把事情闹大了与他们也不利，只好同意我们的主张。
  激烈的斗争也在县政府内进行着。国民党员李会先把持着教育的大权，支持一些反动学者进行反对抗战宣传。我们针锋相对，由李光远负责办了两期“国防训练班”，培训出一批骨干，分配到各区；由苏振民负责创办了国防报社，出版《国防日报》。这样，实际上就把宣传教育的主动权控制在我们党的手里。
  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作为一县之长，除了抓好粮食的生产和物资的供应，保证人民生活和部队的供给之外，还抓了县大队的建设，以应付周拥鹤等人可能发起的军事政变。县大队下设四个组，姚琪、孙宗淑、姜长源、顾进邦分任四个组的组长（后为中队长），每人配备长短枪各一支。到七月份，县大队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长枪齐备，匣子枪二十多支。这是一支精干、勇敢的队伍，特别是四个组长，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屡建战功。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至今，每当想起他们，总使我哀伤不止。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和供给处长高达三、财政处长顾纪勋，参加了“三军”总部召开的经济会议。会后，总部领导高锦纯司令员等把我和高达三留下，晚饭后一起进行了亲切交谈。总部领导同志告诉我们，留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商量怎样解决蓬莱的问题。我问道：“总部领导对解决蓬莱的问题有什么指示？”高司令笑着说：“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吧。”我说：“我们一共有十一个大队，其中四个大队为国民党把持，七个大队为我们党掌握。但我们的战士年轻，而且多是学生和农民，枪也不好，力量较弱，而周拥鹤的四个大队多是兵痞组成，有些旧军人。双方的斗争很激烈，周拥鹤想搞垮我们，现时只有对他们实行武装整编。”我说完，高司令很高兴，肯定了我们关于武装整编的主张，指示我们回去后做好准备。后来知道，总部领导同志早已把整编的打算向于眉作了部署。
  我们回到县政府以后，更注意了对周拥鹤等人的警惕，当时得知周拥鹤已经接受了张金铭的命令，密谋带兵投靠国民党，并已受委担任国民党十九纵队司令。于是，我们加紧进行武装整编的各项准备工作，急切等待着总部的命令。
  我们接到总部的命令以后，在进行武装整编的前一天（七月十七日），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将一、二、三、四、五、八、九大队的政委和部分政工人员（都是我们的人）集中到大辛店，进行部署。我正要亲自到县城观察一下动静，恰好，接到周拥鹤从县城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到城里开会。上午十点钟，我赶到县城。
  县城象是刚遭浩劫，死气沉沉，几个月前那种热气腾腾的景象全不见了。我没有迟疑，径直走到周拥鹤指挥部的驻地“察院”，以往这里总是布兵设岗，气氛森严，每逢我到这里，周拥鹤总是带兵迎接。而这次却完全不同了，除了四、五个游岗以外，却没有什么动静。当我走进院内周拥鹤的办公室时，只见周脸色苍白，眼神慌张，对我也很冷淡。我俩寒暄了几句。午饭后，我对他说：“下午不开会我出去看看。”他拉住我，问道：“你上哪去？”我随口答道：“到商会找会长郭舜图，协商一下供给问题。”
  其实我出门后没有去商会，而是直接到了“戚（继光）家祠堂”，找到我的学生、先前参加过“反日救国会”的戚云祖，通过他找来了我们几天前派进县城进行侦察的于恩波等三人。他们告诉我，已经按照事先的部署，把上水门（穿经城墙下的河道闸门）的木桩锯掉，“三军”总部的同志从这里进城没有问题。我立即派两人出城，到黄县为总部的同志带路。随后，我到商会吃了晚饭，便来到钟楼下察看情况。
  周拥鹤一下午不见我的踪影，坐立不安，派通讯员到处找我，那个通讯员一见到我就着急地说：“县长，周指挥到处找你。”为了消除他的怀疑，我应声说：“好，我就去。”不料那个通讯员说：“不行，你千万别去！”我望了他一眼，问道：“为什么？”他不安地回答：“周指挥的脸色很难看，你去怕有危险。”为了避免与周拥鹤纠缠贻误大事，我没有回去，而到了城西南坊（驻外地的一位八路军指挥员）杨磊家里。
  夜深了，总部的同志还未到来，我只好带上高国芳和孙成章从城西南角，用裹腿布系着下了城墙。出了城，顺窑房庙边的山路找去。大约午夜十二点，我们走到城南的南顶庙，忽听一阵激烈的枪声在城东边响起来。原来是总部的两个大队在我派去的两个同志的带领下，从“上水门”进了城，分别到了“察院”和东门，与周拥鹤的守城部队接了火。
  已经成为瓮中之鳖的周拥鹤，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好，拉着李成轩等钻进了防空洞，企图负隅顽抗。这时总部的一大队已经围住了周的指挥部，周开枪抵抗。就在这时，总部的战士冲进了防空洞，周拥鹤束手就擒。
  天亮之后，总部派人用马把我接进了县城。进城后，我与宋澄政委、高锦纯司令员、赵锡纯参谋长、孙得润组织部长见了面，一起交谈了情况，作了对周拥鹤的四个大队进行整编的具体安排。
  七月二十日，对“三军二路”的整编全部结束，部队开进了县城，统一编成两个营。后随“三军”总部西上，于九月十八日进入掖县，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原两个营分别改编为五十五团和六十一团。
  从此，“三军二路”这支人民武装，象千曲百折的激流终于归了大海，在党的领导下，驰骋在胶东半岛、渤海湾畔、艾崮山下，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