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发生的鄄城事件，是我党和范筑先合作抗日时期，党和范筑先部队内的顽固派公开破裂的导火线。我是这一事件的当事人，现将我所经历的情况写出来。因事情过去四十余年，且个人经历有限，片面和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希望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予以订正补充。
  第十三支队的建立
  我出身旧军人，抗日战争前在山东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任过参议。一九三七年夏，地下党介绍我去延安抗大学习。适芦沟桥事变爆发，党又派我回山东组织部队，准备抗日。
  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对日作战毫无准备，一九三七年秋在日寇进攻的威慑下，津浦线上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黄河南溃败。我的家乡鲁西北地区虽未被日军侵占，但由于国民党恐日病严重，地方官吏纷纷逃亡，汉奸酝酿组织伪政权，土匪也借机蜂起，地方秩序异常混乱。一九三七年十月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回师抗日后，因为我和范的经理处长崔芳德是朋友，范就通过崔邀请我帮他扩大部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就向他要了第十三、第十四两个支队的番号，准备将濮阳、濮县、观城、清丰、南乐一带地方民团的陈树声部编为第十三支队，刘伯鸿部编为第十四支队。因为民团头子均是地主，怕接受范的委任后，河北省濮阳地区专员丁树本会缴他们的枪。因此，未便公开打起范筑先的第十三和第十四支队的旗帜。这时，范看我收编民团不见效果就对我说：“十三、十四支队弄不起来，我反正向你要队伍，你不能光说漂亮话。现在国难当头，别人不干，你自己也要干，非担任个支队司令不可”。这样，我就任了范筑先部下的第十三支队的司令。
  鲁西的范、观、朝等县临近河北省境，我党的直南特委很早即派过刘子厚、陈少敏、刘晏春、王从吾、张霖之、黎玉等同志在这一带从事发展党的工作，发动农民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六年冬即建立起刘晏春同志任书记的鲁西特委，直接领导鲁西地区党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直南和鲁西特委在王从吾、刘晏春等同志领导下，遵循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帮助濮阳专员丁树本组织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但是丁树本非常反动，他只准许帮助他做宣传工作，不准我党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在河北境内已经建立起来的黄河支队就被丁树本缴过枪。特委知道我虽是旧军人，但素无党派，且和党很早就有关系。在北洋军阀褚玉璞统治直隶时代，我曾任直鲁联防司令官。拟组织濮县、范县、观城、濮阳、东明、长垣、清丰、南乐一带民团力量，驱逐横征暴敛的大名镇守使谢玉田、孙殿英等。后事机暴露，被北洋军阀通缉，和冀南、鲁西一带地方武装力量素有关系。因此，我成立第十三支队后，特委即派党员进入领导。这样，我就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山东省第六区游击第十三支队”的名义，在濮阳、濮县交界的赵庄、这河寨、小集一带收编部队。建立起第十三支队。不久鲁西北特委又派来王青云同志任副司令。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部队集中到濮县、观城边界的古云集，原第十三支队政治部主任史占歧同志（濮县史楼人，共产党员，聊城三师毕业）病故，鲁西北特委又派汪毅同志为十三支队政治部主任。
  第十三支队集中到古云集后，在党的帮助下，部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很快建立起四个团和一个独立营。这些部队的来历和领导人是：第一团团长胡铁军，后由王青云同志兼，以王青云同志带来的齐河县党的武装三十余人为骨干，在濮阳、赵庄、这河寨、小集一带扩编而成；第二团团长王羹尧，政治主任王镜如，副主任赵玉如（仲时）；第四团团长申云生，副团长黄乐亭，政治主任管子池，是范筑先加委过的一个独立营扩编而成；青年团团长张丕芳（张方），是濮县黄河东鄄城一带的地方民团编成；卫队营营长巩丕忠，政治指导员边禹鼎，是党在濮县组织的一支武装；司令部直辖的有教导队、武术队、侦察队、通讯排、工兵排等；政治部领导的有少先队等。全支队的人数除去尚未集中的青年团外，在古云集周围结集的约千余人，长短枪四百余支。
  这支部队的人员来自各方，成分不一，一团、四团和教导队、少先队，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员最多；二团、青年团、卫队营是地方武装，中下级干部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多数人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并且与群众关系良好。
  十三支队的发展计划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
  第十三支队驻扎的濮县和观朝边境，处于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党在这里建立起一支武装，不但可以和鲁西北特委在冠县、馆陶建立的第十支队，在长清、齐河建立的第十二支队、第三十一支队，在郓城、巨野建立的第十一支队，肥城的山东西区人民自卫团和鲁西南特委即将在曹县建立的三十五支队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而且可以进出于冀、鲁、豫三省边区，扩大游击战争。十三支队建立后，濮县、范县、观城、濮阳、清丰、南乐一带党组织积极发动大批农民和爱国青年参加了部队，当时全支队的知识青年约计有七百余名，其中有大学生七、八名，小学校长和教员六十余人。这些青年大都是背着自己家的枪来参加部队的。当时第六区游击司令部因经费困难，不但未给十三支队发过薪饷，而且部队的军装也都是干部和战士在地方上东拉西借或者自己出钱缝制的。如无党的领导和支持，想建立起这样一支部队是不可能的。
  第十三支队建立后，因我和范筑先将军有第三路军的旧关系，再加上组成部队的成员多是濮、范、观等地方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因之，最初并未引起范筑先部队内顽固分子的注意。部队驻古云集后发生了两件事，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怀疑。一是驻在冀南的八路军青年纵队来濮、范、观一带扩军，我们帮助青年纵队扩了些新战士。“青纵”的宣传队就住在我支队的政治部内，和我支队的少先队联欢，感情的热烈溢于言表。我们的政治部又贴了很多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的宣传品。二是胡铁军任一团团长时，常用罚款和吊打方法处罚清丰逃兵家属，晁哲甫同志来信叫我制止这种破坏党与群众关系的行为，我批评了胡铁军。不料，胡铁军竟要拉走部队去冀南投八路军一二九师。胡所带走的不过二、三百人，却给顽固分子破坏我党和范筑先的统一战线制造了借口。因之，我们撤消了胡铁军的团长职务，送聊城总政治部处理。以上两件事，再加上我们部队唱的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风完全模仿八路军，而我们的王副司令经常在群众中宣传“我们和十支队是兄弟部队”等不策略的话。这样就使顽固分子逐渐了解到：第十三支队是共产党建立的一支部队。
  濮县在抗战前韩复榘委任的县长是苗振武，一九三七年冬日寇一度窜拢到濮阳一带后，苗即逃走了。一九三八年春刘汝明的六十八军驻防菏泽，就委任宁春霖为濮县县长。但宁驻在鄄城不敢到黄河北来，范就委任张舒礼（继光）同志为县长。徐州失守后，刘汝明南逃，宁春霖也被张舒礼同志联合地方力量逼走了。因为濮县在鲁西来说地势重要，沈鸿烈不同意共产党掌握濮县政权，便与六区游击司令部的参谋长王金祥勾结起来包围范筑先。范在顽固派的压力下，将张舒礼和观城县长姜鸿元对调。张舒礼同志任濮县县长，对第十三支队的供应是积极的，但自六月姜鸿元任县长后即加紧对第十三支队进行破坏活动。如克扣部队的给养，散布流言蜚语。
  自从顽固派知道第十三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沈鸿烈、李树椿和王金祥等顽固分子均亲自出马进行瓦解和破坏。一九三八年六月底东阿失守，沈鸿烈逃到黄河北，将省政府设在寿张东阿交界的张秋镇。沈曾召见我说：“你部队有共产党吗？我们不能和共产党合作，听说你和李厅长是老朋友，要注意。”我说：“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吗？谁抗日我都和他合作。”因有客人进来，我就告辞了。七月间我去聊城，王金祥又联合六区专员公署的一些头子，如秘书主任赵玉坡，军法处长刘佩芝，经理处长崔芳德，参谋处长张积庆，副官长赵文奎，濮县县长姜鸿元等，还有聊城行辕的一些主任、处长等，在三德园饭庄请客拉拢我，因为我和行辕一处处长董绍周是保定同学，见了面不免要应酬几句，王金祥就乘机拉拢我说：“咱们无论如何也要搞在一起，你和我的老师董绍周是老朋友，是自己人嘛！”我回答说：“你是参谋长，我和总司令是老朋友，咱们当然要搞在一起嘛！你对我不要见外就行！”
  一九三八年六月东阿失守后，吴化文的独立二十八旅随沈过河，驻扎在茌平社郎口一带。我在三路军时，吴化文和我感情不错，韩复榘被枪毙后，吴化文名义上归了沈鸿烈，实质上因在三路军的旧关系，吴和李树椿勾结在一起，企图造成以李树椿为中心的军事力量。他们在反共上是一致的，但在争权夺利上又各有各的打算。这时李、吴想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就到处拉队伍。吴曾企图利用我帮他拉部队，曾允许扩编成师后，任我为副师长兼一个旅长。我也利用这种关系，想给十三支队弄一部分武器。一九三八年七月我去社郎口时，吴曾送我手提式和盒子枪二十余支，又说他换下来一批武器隐藏在东阿山地，可以发我七百支。很显然，吴是企图拉拢我把十三支队拖到李、吴的军事集团里去。而且李树椿还亲自到古云集来拉拢我，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九月间，李树椿以山东省政府主席鲁西行辕主任身分，在王金祥陪同下，来古云集检阅我的部队，我集合全队后，李按花名册点名，李点到少先队的名字时，都用红笔抹掉了，说：“这是共产党的组织，咱们不能要。”我说：“我的给养鞋袜等全指望他们宣传动员呢！你不要取消。”他说：“好，给你留下。”因为事前李树椿听吴化文说过十三支队是他们的队伍，所以李对我说话毫无顾忌，检阅后王金祥正集合队伍讲话，李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绍周（吴化文的别号）对我说过十三支队是咱的队伍，咱的队伍就不要共产党，你的副司令王青云和政治主任汪毅都是共产党，你应当赶快撵掉他们。”我回答：“这是范司令派来的，你最好找他谈，请他把他们调回去。”他说：“你派他们回聊城，在路上偷偷埋掉算了。”我说：“我向来无党派，是世界大同主义，谁抗战我和谁合作，咱们是老朋友，你还不知道，你叫活埋朋友，办不义的事，去你的吧！”这时他有点怀疑我了，又问：“你是否已参加共产党了？咱们都是老朋友了，又是同学，你要枪有枪，要钱有钱，只管对我说，你要没参加共产党的话，我都可以帮助办到，无论如何可不能与共产党合作。”我回答他：“我们相处这样久了，我向来是个无党派的人，你还不相信吗？怎么也怀疑起我来了，真不象话！”其实我早和党有关系，所以那样回答，只是为了应付他而已。
  总之，十三支队在古云集期间，党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并对他的发展给了很大的支持，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瓦解。但在党的领导下，和十三支队全体人员的团结一致，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没有收到丝毫的效果。于是他们更毒辣的阴谋——鄄城“鸿门宴”事件发生了。
  姜鸿元在鄄城设“鸿门宴”及自食其果
  前面已谈过，濮县原是我党同志任县长，因为沈鸿烈的反对，才改派顽固分子王金祥的嫡系姜鸿元任县长。姜鸿元是山东夏津县人，他的父亲和范筑先是盟兄弟。姜仗其父和范的旧关系，自称是范的“干儿子”，在范的保安司令部任参谋时，骄横异常。姜又和王金祥是盟兄弟，通过王金祥和沈鸿烈、李树椿挂上了钩。因之，姜鸿元到濮县后，野心勃勃，任意胡为。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到处抽枪、要粮，地方上稍事拖延，就扣押罚款，派队烧杀。因为十三支队基本是在濮、范、观扩大起来的，他就时刻想着吞并。首先向驻鄄城张店庄一带的青年团下手，向该团要枪要人，以扩大自己的实力，因青年团已编入十三支队，故予拒绝。
  以后姜鸿元在王金祥的支持下，竟企图吞并十三支队。七月间我去聊城，王金祥大请客，目的是吞并十三支队。在宴会完毕时，王金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姜鸿元也跟着去了。三个人说了一阵闲话，姜鸿元就把话引到正题上来了。因为他曾见我向范筑先辞过职，就借这件事向我说：“老大哥，你不愿意干，弄这干吗？把部队让给我吧！弄个什么名义，还没有你的吗？请享福啦！”王金祥插话说：“对呀！”我回答姜说：“雁峰（姜鸿元的字）你简直是混蛋，你光和十三支队闹别扭，十三支队的头是我，你这样搞行吗？你和十三支队的感情搞好了，咱们再说！”这样就把姜鸿元吞并十三支队的阴谋搪拖过去了。
  对于姜鸿元在濮县的横征暴敛，濮县人民曾向范筑先控告。为了挤走姜鸿元，以便利十三支队的发展，一九三八年七月，我去聊城时，鲁西北特委曾派张郁光、姚第鸿等同志会同崔芳德和我一道去见范筑先。我向范说：“姜鸿元在濮县要钱、要枪、不给就捆绑烧杀，弄得民怨沸腾。你叫他在濮县这样作恶，老百姓打死他，我可不管。”范说：“你怎么这样说呢？”姚第鸿同志说：“这样的县长就应当撤职！”张郁光同志也说：“姜鸿元在濮县不合适，可以考虑撤职或和其他县长对调”，范沉思了一会说：“我们不能因为老百姓告一告就撤换县长，以后谁还敢当县长呢？停停再说。”因为范不同意撤换姜鸿元，姜吞并十三支队的阴谋就更加积极了。
  不久，适值徐茂里从曹县回来，向特委报告说，中共鲁西南特委建立了一支武装，因为四周顽军土匪和民团很多，没有党的队伍掩护是拉不起来的。特委通过姚第鸿同志向范筑先建议委徐茂里为三十五支队司令。范同意了政治部的建议，委徐茂里为三十五支队司令，去曹县、菏泽建立武装。当时特委也考虑过，十三支队和姜鸿元摩擦得很厉害，既然一时拉不下姜鸿元，就不如暂时避开姜鸿元，另图发展。恰巧三十五支队需要部队掩护，党就决定派十三支队南下，在曹县、菏泽一带帮助鲁西南地方党拉队伍，并开展鲁西南的游击战争。范同意了这个计划，给十三支队下达了南下曹县、菏泽一带活动的命令。
  我接到范筑先的命令后，即召集营以上干部传达这一任务，全体干部都拥护这个决定，各回本单位准备行动。但这时十三支队的青年团仍散驻鄄城张店庄一带，尚未集中。王青云同志说：“青年团早就领去了臂章和符号，这次必须集中起来，随我们出发。”又说：“张丕芳起码也得集中二百支枪随部队南下。”汪毅同志和我均同意青云同志的意见，遂由我找张丕芳同志来，命他至少也得集合二百支枪率青年团随部队南下，张丕芳同志答应照办。
  我和王青云、汪毅两同志率领十三支队离开古云集向曹县进发时，忽然接到司令部的一个电话，说：“十三支队不要去曹县了，可集中范县待命。”当时大家感觉到诧异，我就接过电话向范说：“总司令不是命令我们去曹县吗？为什么又叫我们集中到范县呢？部队已经出发了，怎能再改变行动计划呢？我执行总司令的前一个命令，请收回成命吧！”范说：“商量一下再说嘛！”当时我们对范的前后矛盾的两个命令进行了分析：认为范改变命令，是受司令部以王金祥为首的顽固派的包围，范才又犹豫起来的。我们又未接到特委停止南下的指示，怎能因王金祥的阻挠而改变党的决定呢？而且曹县、菏泽地下党已向当地群众宣布：十三支队马上要来曹州抗日，动员群众从曹县桃园到菏泽王浩屯沿途四十余里贴标语，准备食宿，欢迎部队的到来。并派出了郭文斋同志等二十余人为代表，来古云集欢迎十三支队南下帮助建立三十五支队。因之，我们拒绝了范筑先司令的命令，仍率领部队向曹县进发。
  我们率领部队到达濮县城后，即邀请司令部的几个领导干部到我家吃饭。我刚到家就接到姜鸿元的请客通知单，我安排家人招待王副司令等吃饭，就拉了徐茂里去濮县县政府赴姜鸿元的宴会。喝酒吃饭毕，客人都已散去，我正待告辞，姜鸿元把我拉到他的内室密谈，姜随手递给我一份兰谱。我说：“用不着这个，咱们口盟吧，你有什么事情说吧！”姜说：“以前咱俩也讲过你老哥弄这个干吗，把十三支队让给我吧！”当时为了争取顺利的通过姜鸿元控制的濮县地区，我故意麻痹他说：“你要当十三支队司令也可以，但是应立刻改变你的态度，在十三支队南下经过的濮县县境时，你命令各地准备给养，最好弄些肥猪和鞋袜等慰劳部队，开欢迎大会，你在会上公开向官兵道歉和部队建立感情，将来弟兄们谅解你了，我再来个金蝉脱壳，就把部队让给你。象你今天这样对十三支队官兵，那是不成的。”姜说：“老哥的意见很好，我马上命令准备给养，慰劳部队，并准备酒席，在鄄城宴请十三支队连以上的军官。”我说：“那样做很好！”他又说：“过河后我就去旧城对部队讲话，安定军心，然后和老哥陪同连以上军官去鄄城赴宴，宴后将军官留下，部队就地改编。”我说：“好！咱们旧城见。”我就辞出和徐茂里追赶部队。当天渡过了黄河，下午五点钟到旧城司令部后，我即找王青云、汪毅、南偕池、张丕芳、徐茂里同志汇报了姜鸿元对我谈的一些话。经过我们几个人慎密研究，认为这是王金祥蓄谋已久的消灭我党部队阴谋的一部分。当时也曾想向聊城政治部报告这一情况，请求特委指示如何处置，但部队在行动中联系不上。我们几个人便决定：明天姜鸿元来旧城向部队讲话时，将他扣留，向他要一笔款以济军需，然后带姜绕道临濮集转曹县。到达目的地后，将经过情形写一报告，派人将姜解送聊城司令部处理。
  第二天我们在旧城周围树林休息，等待姜鸿元来讲话，上午等了很久也不见姜来。这时鄄城地区的地下党来报告情况说，姜鸿元指挥的濮县大队十二个中队已在鄄城附近集合，都发了子弹，并散布流言说有土匪部队过境，地方民团应把守村寨不准通过，鄄城城内商店纷纷关门。接着我部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姜鸿元已经过河，但绕过了旧城骑着马直奔鄄城去了。这样，我们在旧城扣留姜鸿元的计划没能实现。
  过河后的第二天下午两三点钟，同志们集合在我的屋内研究对策。有的同志主张和姜鸿元拚，但多数同志认为，姜鸿元除了自己掌握的濮县县大队十二个中队外，还能调动濮县黄河东民团人枪五千余，而十三支队这点人，又是些未经过战斗的部队，如何能冲得过去呢？有的同志主张派人回聊城政治部请示，部队在旧城待命。但多数同志认为旧城不是待命之地，应尽快离开鄄城地区。部队处在险恶环境中，如何使部队脱离险境，我身为部队司令，思想上感到非常沉重。为了了解姜鸿元方面的情况，我命令通讯排将我们的电话线挂在鄄城通聊城的线上。电话刚刚接上，通讯排长说：“聊城和鄄城在说话。”我接过耳机子听到王金祥和姜鸿元通电话，王问姜鸿元说：“十三支队过河了吗？”姜答：“已经过河了。”王金祥命令姜鸿元说：“不要放走了他们！”姜回答：“问题不大，我已经布置好了。”我听完电话和同志们商量，认为唯一的万全之策是捉住姜鸿元，以姜为人质保证部队通过濮县地区。但怎样才能捉住姜鸿元呢？这就必须到姜鸿元的巢穴去捉。我向同志们说：“咱们明知鄄城是个虎穴，但必须跳，我们只有拚了！”王青云同志要去，我不同意，因为他是外省人，人地两生。人家又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不能去。这时我想，我是本地人，无党派，社会关系又多，应当我去。怎样去法呢？我说：“连以上的干部去不得，留下掌握部队，只挑选少数精干的同志随我进鄄城就可以了。”这时姜鸿元派人送来明天上午在鄄城设宴招待十三支队连以上干部的请帖，我就在请帖上写了个知字。这样，就确定了明天上午去鄄城参加“鸿门宴”。
  经过各团干部的推荐，共挑选了五十余人，我又从中挑选了全支队最勇敢的同志二十五人。然后和司令部的几个领导向团营干部和勇士们讲话，最后我说：“这次我们进鄄城比古时的‘鸿门宴’和‘单刀会’还厉害，那时是刀枪，现在是快枪，如我们死在里头，你们快带部队去十支队或八路军一二九师。等全国抗战胜利后，给我们开个追悼会就算了。”随后我又和各团的干部研究了部队的行动，决定由王青云副司令、汪毅主任和李荟宾参谋长掌握部队，随我后跟进，听见城内枪响，立即率部队冲进去，接迎我们出来。并割断鄄城通聊城的长途电话，以免走漏消息。又布置政治部赶印大批姜鸿元十大罪状的告濮县父老兄弟姊妹书和宣传品，以便捉住姜鸿元后即进城散发。
  会后，司令部的几个领导同志，仍在研究些未尽事宜，我说：“万事齐备，就缺东风了。”大家问缺什么？我说：“缺一道范司令命我查办姜鸿元的命令。真命令范是不会下的，我们可以做一盖有六区司令部关防的假命令，在捉拿姜鸿元时当众宣布，才能压服姜的部下和濮县地方武装力量的反抗。恰巧徐茂里带了几张，他是准备到曹县给三十五支队几个团长下委任的。徐将空白公文纸拿出，我叫秘书主任刘子昌以范筑先的口气写下了：“濮县县长姜鸿元到职以来，收缴民枪、横征暴敛、贪污渎职，违犯法纪，破坏抗战，派十三支队司令冀镇国前去撤职查办”等语的命令。
  大约是十月十四日的天明，我和徐茂里率领二十八个勇士，向鄄城进发。离鄄城五、六里路，姜鸿元派人骑着自行车来侦察，往常姜的人见了我都下车敬礼，恭而敬之的向我报告，这次见了我连话都不说，扭转车子飞快地跑回去了。我感觉形势紧迫，遂和徐茂里选了树林子洼地，召集跟随我的人开会研究进城后的动作。为了麻痹敌人，又选下去一部分人，只剩下卫队营营长巩丕忠、武术队队长王金岑、排长张庆云、政治部科长王培林、副官主任张千如、通讯队长王福臣和朱献祥、南世泽、张学谦等十五人和徐茂里带的四个人。这时吴化文的副官刘鸿儒奉吴之命前来联络也随我进去了，连我和徐茂里在内共计二十二人。
  我和徐茂里到北门外下了轿车，欢迎我们的人站满了道路的两旁，除姜鸿元外，还有县大队的大队副张××（韩复榘的卫兵，与我熟识）公安局局长马步亭，一科长乔志逊和县大队的十二个中队长。地方仕绅有县动员委员主任王恒如，副主任熊子明和黄河东岸的五个区长，并有县大队的两个中队列队欢迎，还吹了接官号，举枪向我敬礼。我首先向王恒如施了个五十度的鞠躬礼，说：“老师前来欢迎，学生实在不敢领受！”接着我向欢迎的地方县大队的中队长们说：“镇国自幼在濮县长大，和众位非亲即友，这次率队南下抗日经过家乡，父老兄弟们夹道欢迎，兄弟实在不敢当！”接着又说：“十三支队是濮县子弟组成的军队，为了保卫家乡，才出来抗日的，因为训练的时间短，如有违犯纪律的，希望父老兄弟多担待。”随后向欢迎的濮县大队两个中队的士兵们说：“濮县大队和十三支队濮县人在多数，两个部队是兄弟部队，应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特别是十三支队要向濮县大队学习，弟兄们都辛苦了！”说完，我叫副官主任对两个中队各赏五十元，给兄弟们买肉吃。最后我转过头来很严肃地对姜鸿元说：“都准备好了吗？”姜鸿元恭敬地回答：“报告司令，都准备好了。”说着我和姜鸿元并肩进了城。
  大街上十步两个岗，商店的门均关闭着，我问姜：“这是怎么弄的，为什么商店的门都关着呢？”姜红着脸说：“老百姓怕队伍进城抢劫，所以不敢开门。”十字街口有很多老先生和群众欢迎我，我便大声说：“父老们！不要怕，十三支队是老百姓的队伍，军民一家，老乡们快开门吧！”这时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见了我，泪流满面地喊冤，我说：“老大爷怎么回事，有冤枉可找县长作主吆！我是濮县人不好处理。”老大爷说：“我的冤枉大，非请大司令给我作主不可。”我接过状子来看了几眼，就递给了姜鸿元的随从人员。
  姜鸿元、王恒如等陪我走进了鄄城县政府，到门口时，跟随我的人，阻拦他人入内。我留下两个暗设岗哨，其余都跟我进入内庭。这时，姜鸿元很不高兴地问道：“为什么只是你们几个人来了呢？这里酒席全都准备好啦！”我回答：“部队奉有命令，他们都离不开身。”我说话时面色突变，回答得很不自然，姜鸿元站起来说：“你们为什么说来又不来呢？”我也猛地站起来急声喊道：“注意！”我带来的勇士们都站在姜鸿元各位队长的左右，他们立刻抽出了队长们的盒子枪，对准他们齐声喊：“不许动！”濮县县大队的队长们和县政府科局长、区长等都举起了手，我立时拿出了伪造的范筑先的命令宣布姜鸿元的罪状，不等我说完，姜鸿元就向我打了一枪，立即被我带来的勇士将枪打在地上。巩丕忠一个箭步冲上去捆缚姜鸿元，两个人扭打在一起。这时我大声说道，“除姜鸿元外，一概无罪，谁也不准动，谁也不准走，外面打起枪来咱们死到一块！”王恒如也向外面大声喊道：“外边谁也不准打枪！濮县人不能打濮县人，这是姜县长的事情，没我们的事情。”姜鸿元身高力大，巩丕忠一个人按不住他，两个人从外屋滚到里屋。以后王金岑又上去，三个人在地上滚。这时随我们去的吴化文的副官刘鸿儒看见姜鸿元仍在拚命挣扎，上前向姜鸿元打了三枪，王培林又补了两枪，张学谦也打了三枪，结果了姜鸿元的性命。当时那些被收缴武器的人都面面相视。为了分化敌人，我将姜鸿元在聊城对我讲的关于王恒如的坏话向他们转述道：“这小子在聊城对我说，王恒如是鄄城最坏的土豪劣绅，不收拾了他，鄄城的事不好办，他挑拨我们濮县人的关系，当时我就想揍他，他污辱我的老师这还了得。”王恒如沉默未言，但面部表示高兴。
  在城外时只考虑捉拿姜鸿元，未计划扣留濮县武装势力头子的问题。在捉拿姜鸿元时，为了防止他们出去调部队，就顺便把这些人都扣押在大厅内了。姜鸿元被打死后，王恒如要求将扣押的地方武装头子放出来，我表示必须等我们的部队放进城后，才放他们出去。但是他们不同意十三支队进城。经过协商，他们同意司令部的负责人和少先队进城。这样王青云、南偕池、张丕芳等同志就随少先队入城了。
  王青云副司令、汪毅主任率少先队进城时，受到群众欢迎，少先队沿街进行宣传，散发姜鸿元十大罪状的告民众书和传单。居民听说把姜鸿元查办了，非常高兴，纷纷走到街头议论：“姜鸿元坏透了，冀司令可给咱们除了害。”还有的老大娘焚香祷告，商店也纷纷开门营业，为了欢迎十三支队，有的还宣布大减价，很快市面秩序恢复了正常。
  关于善后问题，我们曾在县政府内开了个会，我建议由王恒如代理县长。因王是濮县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曾任过濮县县视学（等于教育局长）和国民高等小学校长多年，濮县知识分子多数是他的学生，又是地方武装实力派。他代理县长可以缓冲一下，是比较适合的。王坚决不干，他提议由濮县县政府一科科长乔志逊代理县长，我们同意后便出了布告，宣布了姜鸿元的罪状，并委派乔志逊代理县长。这样杀姜鸿元两小时后，城内的秩序就恢复了。
  打死姜鸿元后，我们的同志也感觉事情闹大了，心绪不安，认为这涉及法纪和人命问题，范筑先一定不满意我们，而王金祥会乘机制造事端，反对共产党。为了使党和政治部了解鄄城事变的真相，请示善后处理办法，决定派汪毅同志回聊城作汇报。
  下午三、四点钟了，地方势力头子仍不同意十三支队部队进城，我就仍然扣着他们不放。这时王恒如就对我说：“乃兴（我的学名）你老扣着我们不放，也不是个办法。”我回答：“这是形势逼的，大家想出去，就得同意十三支队的部队入城。”他们看到不允许入城，他们出不去，经过王恒如和地方绅士、濮县县政府及县大队的首领多次协商，他们才同意放我们的卫队营入城。
  十三支队的突围
  第二天上午，王恒如到司令部来见我说：“乃兴，范司令叫你查办姜鸿元，没叫你打死他呀，你们应当赶快走。”我把奉范司令去曹县帮助徐建立三十五支队的事向他说了。王恒如又说：“那么你们就赶快走，我派彭怀宣（彭清臣的胞弟）送你们到彭楼你彭老师（彭清臣，鄄城县人，为曹州一带最大的地方势力派）那里去，叫他送过你们去，越快越好！”当时为什么不走呢？因为青云同志总认为青年团是我们已收编好的部队，必须带着他们走。张丕芳同志则认为当天队伍集合不起来，必须等到明天。我在当时也没从军事形势上说明利害，也没有坚持非迅速离开不可，这样部队就在鄄城停顿下来了。
  午后两点，王恒如又来对我说：“王金祥带了好几个支队来打你们了，你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由于我们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恒如这次对我们始终保持中立。这时濮县大队的几个中队长来见我说：“他们已接到了命令，叫进攻十三支队，最好你快撤出城去。”接着城内到处响起了枪声。当时我们为什么不马上撤退呢？因为白天目标显著，再则四门均是县大队把守，阻止了我们出城的通路。我部按原计划入城后，参谋长李荟宾率队占领北门，以便必要时掩护我们向张店庄撤退。但李麻痹大意，被县大队骗去了北门的门岗，这样，我们只有坚持到黄昏。
  黄昏来临，我准备等候秘书主任刘子昌等归队再走，但形势紧迫，卫队营的同志就架着我同王副司令出了司令部，从东北城角跳出城墙，向张店庄退去。约有一个小时就到达张店庄。同时李参谋长也带部队撤到张店庄附近村庄。
  这时我们召集各团营的领导干部开会，分析了当前部队的处境，认为突围南下的时机已错过了，与王金祥硬拚，他带来了几个支队，我们拚不过。于是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别隐避和突围，以保存有生力量，待形势好转再集中。
  以上决定宣布后，当晚立即行动。王羹尧第二团由地下党员郭文斋同志（曾任西北军张维玺的卫队营长）带领，从濮、范边境渡过黄河，经范、观县境去冠县投奔张维翰同志的第十支队。巩丕忠的卫队营，向范县边境活动，佯言脱离十三支队。一团、四团多是濮县本地人，就地疏散隐避。剩下司令部的一些单位人员，凡不能在本地隐避者，可集中起来一块随我去清丰直南特委。但青云同志不愿随司令部的同志行动，要和齐河带来的十几个干部去南宫一二九师，然后带八路军来接我们。半夜的时候，青云同志带领齐河来的十几个同志和我们分别了。
  青云同志走后，郭文斋率领二团、巩丕忠率领卫队营都离开了张店庄。一团和四团的同志也都各自找关系隐避。最后只剩下我和张丕芳、南偕池等十八个同志。我们换上便衣，由张丕芳的排长李世文引路离开了张店庄。
  为了绕过王金祥的封锁线，我们一行十八人装扮成农民，李世文引路，夜行昼停，数次机智的绕过敌人的岗哨，并通过朋友关系，经历许多的艰辛，到达清丰刘村，终于脱险。
  那时直南特委住在清丰梁村，王从吾、刘宴春同志等正派交通员刘呜九同志到处找十三支队的干部。我和张丕芳、南偕池等见了从吾、宴春同志，汇报了鄄城事变的经过。大家见了党的领导同志，真象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母亲一样，内心有说不出的酸楚。
  从吾、宴春同志对我们慰勉有加，说：“干革命遭受挫折是难免的，人保存下来就好，我们还要成立新的十三支队。”这时卫队营也和我们联络上了，从吾、宴春同志立刻派刘呜九同志去濮县将卫队营连夜拉到梁村。卫队营因战斗力量强，部队尚完整，遂整编为一个大队，支援黄河支队，后改为八路军漳南支队。接着党即派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两个连为骨干，以十三支队为基础，成立起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二支队。委我为司令员，常玉清同志为政治委员，张赤民（池明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南偕池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张芳（即张丕芳）同志为参谋长，李一非、沈东平、程世清、刘振国等同志均为二支队的主要干部。一个月后，我们即在谭健司令员的指挥下，从观城县西辛庄集、地排刘家进入濮县的古云集、杨集、后陈等地活动，原十三支队疏散回家的干部战士纷纷归队。不久又渡过了黄河到鲁西南，很快即扩充为二千多人的一支抗日部队。一九三九年初，我们又在杨得志司令员和崔田民政委的指挥下，帮助菏泽和曹县地下党建立起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即以前的三十五支队）和陇海支队，配合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开辟了鲁西南的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秋，二支队改编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特务团。以后与第五支队编为一二九师吴信泉新二旅的两个团。一九四○年冬南下苏北支援新四军，编入黄克城的新四军第三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