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是范筑先将军殉国的日子。表面看来，范筑先将军是被鬼子打死的，实际上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以沈鸿烈、李树椿为首的反动派，收买了范筑先将军的参谋长王金祥，在敌人进攻聊城的时候，故意拥兵不救，借日本鬼子的屠刀，把这位抗战老人和守城的将近七百名健儿（脱险的不过百人）杀害的。我当时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派去给范筑先将军当秘书的，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兹将我能回忆起来的目睹耳闻之事，分述于后。
  一、聊城失守前的政治情况
  范筑先是个抗日坚决、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毛泽东同志很器重他，曾带给他亲笔信，对他进行鼓励和指示。为此，国民党反动派说“老范红了，山东红了半个天。”当时驻在冀南南宫的徐向前、朱瑞等同志曾请范筑先开会，共商国事。在范部任高级参议的共产党员张郁光同志曾告诉我，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和范筑先、沈鸿烈一块到南宫，范表现很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鲁西北是孤军抗战，现在来了朋友八路军，使我们守望相助，团结御侮，增加了我们的抗日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当时南宫军民欢迎范筑先的热情很高，到处贴着“欢迎劳苦功高的范司令！”的标语，对沈鸿烈就只说“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当时沈鸿烈很吃味，曾无耻地说：“你们欢迎范司令的热情那么高，却不知道我比他还大两岁呢？”从南宫回来后，范对共产党更加亲密，沈鸿烈对范手下人的收买也就更加疯狂。范筑先曾高兴地对我说：“六月间我在濮县打退日寇土肥原师团，光复县城后，到河北威县会晤徐师长（徐向前）商议国事，徐师长喊我大哥，使我很惭愧。当今之世，要救中国，不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我把长子、长女、三女都送到延安抗大，就是向毛主席表决心。蒋介石给我密令，要我阻止八路军进山东，可是我偏要帮助八路军入山东。为此，派来光杆司令沈鸿烈当主席，这是拆我的台，沈是监视我的。我是‘良心抗战’，谁真心抗战我就拥护谁，共产党坚决抗战，所以我要给共产党合作。我是旧军人，可我从小是农民，推车的出身，吃红薯长大的，就是你们八路军说的无产阶级出身。所以他们说我老范红了，山东红了半个天！沈鸿烈千方百计的收买我的人，无非是想破坏抗战”。
  “七七”事变后，范筑先曾根据国民党的撤退命令，一度退到黄河边上，是撤退逃走，还是守土抗日？正在犹豫之间。他接受了我党的意见，回到聊城，同我党合作，坚持抗战。经过一年的时间，他建立和收编了三十六个支队（每队一千到三千人），另外还有三路民军（每路军三千到五千人），号称十万铁军。转战于柳林、濮县、东阿、济南之间。收复了三十二个县的大块国土，使之不受日寇蹂躏。当抗日青年挺进大队长范树民（范筑先二子）和挺进队许多青年同志战死在齐河坡赵庄时，消息传到聊城，范老太太痛哭不止。范筑先将军说：“不要哭啊！为了我们民族的存亡，打击日寇战死疆场，是光荣的。大丈夫应死得其所！”他立刻又令二女儿范树坤继任挺进大队长，向日寇讨还血债。范树坤当时只是二十岁的女孩子，可是她思想上完全信仰共产党。
  我个人，并非是最初参加聊城抗战工作的，严格的说，我到聊城不久，范筑先将军就殉国了。一九三八年初，我还在延安陕北公学读书，春天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八月二十日，才随张经武和黎玉同志，从延安来山东。当时山东纵队，实际上只是一个干部队，由陕北公学、抗大、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三部分山东的同学组成。行军至鲁西北聊城，范筑先率队欢迎我们，并同我们开联欢会。在联欢会上，范筑先和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都讲了话。记得范还请我们吃饭。大家在聊城休息了几天。聊城到处充满着抗日的气氛，市民对八路军亲如兄弟，使我有“小延安”的感觉。就在我将要动身继续东进的前一天，张经武、黎玉同志突然通知我留在聊城给范筑先当秘书。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邵乳群，高景鲁、温殿卿、史太林（赵明）等同志。他们都不在司令部工作，有的在政治干校，有的在军事教育团，也有的在支队作政治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介绍到六区政治部，由王幼平负责领导。当时鲁西党的区党委正副书记张霖之、徐运北和区党委秘书长赵伊坪同志，他们给我谈了话，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同志（正主任是十支队司令张维翰）和副秘书长兼党的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也给我谈了话。都是介绍聊城当时的政治情况。大意是：范筑先本人很好，真心为国，对共产党亲密无间，打仗身先士卒，非常英勇。但对C、C派王金祥这样的坏人，他却容忍着。范虽已觉察，但由于过去的旧关系，还没有处理的决心。王金祥为首的参谋处，曾假借“兵变”之名枪杀了十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汪毅同志。范虽然十分气愤，要撤王的职，但后来屈从于旧势力的压力，未达目的。
  因为范筑先曾做过临沂县长，我的家是临沂（范很重视这类关系），是从延安来的，又是山东纵队司令员介绍的，于是他就把我当做知己。范的生活很朴素，除和大家吃一样的粗粮窝窝头和一盘蔬菜外，另外有两块红薯和两个小馒头。他本是旧政府的专员，每月有二百余元的薪俸，可是抗战后，他每月只要十五元养家小，其他和大家一样待遇。范的随从（副官传令员或通信员）大都是临沂人，个别的是他的家乡人。临沂人跟他的大多有些来历，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凌作善的，是双手能打匣枪剽悍的青年“响马”，当时范抓了他的父亲要杀，他提着匣枪投案，要求替死。范把他留下当了通讯员。当范的部队扩大时，曾想把这些人送出去当营长，他们都不干，宁愿跟范当保镖。聊城失守时，这些人大都英勇战死。
  我初到范的司令部时，范筑先将军几乎给我谈了三个通宵的话。除去上面说的蒋介石不信任他，沈鸿烈暗地收买他的人，他要听毛主席的话，徐师长如何好之外，还说了沈鸿烈暗地里挑拨会道门反对他，密令县长不支持八路军等。另外，还谈了军队的情况。他说他的部队虽多，但缺乏主力，能打的是齐子修的三支队和王金祥兼司令的二支队。有生气的是十支队，他说这个支队的领导全是共产党员。其它三个路民军，他有两个路军还不熟悉。他打算要袁仲贤利用军事教育团，把连、营、团的军事干部都训练一遍，一方面加强战斗力，一方面像黄埔军校那样，使袁仲贤逐渐掌握军队。还说把所有的支队编成四个纵队（路军除外），要袁仲贤担任一个纵队司令，并代王金祥兼任他的参谋长。范还说，听毛主席的话，就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他的两个政治部主任（张维翰、姚第鸿）都是共产党员。中共党员张郁光是他的少将高级参议兼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准备把热血抗战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训练一遍，派到部队做政治工作，像八路军一样，连有指导员，营有教导员，团有政治处，支队以上有政治部。并说齐燕铭也是他的秘书，又是《抗战日报》的主编，会写文章，有学问。说到此处时，他还高兴的表示，他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再在军队里作好政治工作，有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鲁西北定能坚持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记得最后他还说，准备在聊城抗日一周年纪念的时候，调一些纪律不好的支队来聊城集训，整顿纪律。
  我到司令部很短的时间，范就外出巡视。本来我是他的秘书，也应该随他一同外出的，可是他说我刚来不久，一方面要多休息；另一方面也要熟悉司令部的情况，并说家里也需要个帮他了解情况的人，因此把我留在聊城司令部。他临走时嘱咐我：多和参谋处的人接近，了解他们对他有什么意见。这时范可能觉察了王金祥怀有异心，想听听我这个新来的人对王金祥的看法。
  范外出巡视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我除和一些临沂地区的同乡如郑佐衡等人接触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接触参谋处的人。王金祥同我接触时，只是嘻嘻哈哈，光说好听的，并且也骂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他最喜欢谈的是他和范筑先一起，如何改编土匪，如何创建抗日的部队，如何打开抗日局面的过程。参谋处长蒋殿杰，是西北军庞炳勋的旧部，他喜欢和我天上地下的闲谈。慢慢地熟了，他就给我谈出了心里的话。记得有一次，他向我说：“咱不知总司令（指范）是怎么想的，政治部一个小青年去他那里，又让坐又端茶，谈笑风生，亲如一家。我们参谋处的，或者是什么司令，大都是少将、上校的，到他那里连坐的都没有，参谋长都是站着和他谈话。”又说：“参谋长总觉得总司令把八路军的一个小孩子都待若上宾，对老部下都渐渐疏远了，总司令变了！”流露出对范筑先的不满情绪。当时范筑先将军和王金祥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和沈鸿烈、李树椿的矛盾，也就是抗战派和投降派的矛盾。
  范筑先将军是十一月十一或十二日早晨回来的。当天他给我谈了下去视察的情况，我也把蒋处长的意见原盘告诉了他。我记得范当时很生气地对我说：“你再接近他们时，问问他们为什么老是想‘权’？为什么不想国家的大事！”最后又说：“他们都是些老腐败，是想升官发财的，不是真正抗日的。抗日还要靠青年人呀！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从这些情况看得很清楚，以共产党和范筑先为一边的抗日派，和以沈鸿烈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但是对于投降派要暗害范筑先的阴谋，大家都是没有料想到的。范筑先本人一向主张良心抗战，认为在抗日的总目标下，坏人是可以用良心感化成好人的。
  以上便是我所知道的在聊城失守前范筑先部队内部的政治情况。
  二、聊城失守的真象
  十一月十一或十二日晨，范回到聊城，有人报告说昨天晚上东阿艾山方面，有汉奸在黄河上搭浮桥，鬼子有渡河模样。接着又有各方情报，鬼子增兵，显然有对聊城地区进行扫荡的企图。当时范命令王金祥的二支队速赴东阿去伏击敌人。但王金祥本人未去，是由副司令赵振华（此人日后也当了汉奸）带队去的。由于领发子弹等事由，部队晚九点钟还未动身，到午夜时才走。这天上午，范筑先将军把我们党的负责人张霖之、姚第鸿、袁仲贤，张郁光等同志，都请到司令部，征求了他们对形势的意见。谈话后，范告诉我，决定的大意是：坚壁清野，迎接鬼子的扫荡。他本人准备退出聊城，在城外指挥战斗。上午，范召集有关人员开了正式会议。我记得到会的有王金祥、赵玉坡（秘书主任）、姚第鸿、袁仲贤、刘佩芝（军法处长）、郑佐衡等人。在会上范宣布了坚壁清野的方针，决定十三日政治部、机关、学校等非战斗人员和一切不是留下守城的部队及司令部连夜撤出聊城；并动员群众撤出，藏粮、坚壁清野；守城部队留一小部分，刘佩芝担任城防司令，郑佐衡任副司令。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范又召集军事人员开了会。由王金祥把一些调来聊城准备集训的支队司令叫来，范向他们讲了话。事后，范告诉我说：要求远路的先回去保护地方，路近的待命参战。纪念抗战一周年的会，暂时延期几天，待击溃鬼子“扫荡”后再开。
  第二天上午，政干校、军事教育团、报社等单位都已撤出聊城。但是已随政干校出城的张郁光同志，下午又回到司令部。我说：“你怎么又回来啦！”他说：“我见总司令还未出去，觉着先出去不好。”我说：“总司令准备最后一批走。”
  这天整日都在搬家，晚饭后，派人敲锣，动员老百姓坚壁清野，各机关都应连夜出城。
  范的家属，是十一月十四日早四时左右才乘卡车离开司令部，撤到十支队的后方馆陶一带。他家属走后，范问政治部撤走了没有？姚第鸿同志说，他是最后一个。这时范就率领司令部的人准备动身。不知什么事耽搁了一会，天就明了。约九时左右，传令员报告，敌人十八辆汽车已到距聊城十八里的李海坞。这时范司令起身走出门去。范的勤务员肖守俭同志向我说：“你的马备好了，总司令在外等你，快走！”我走出司令部，范还未出大门，迎面来了国民党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和省政府参议沙名扬。当时范问他们那里敌情怎样，李说他们是昨天晚上撤出的，今天早晨敌人就可能占了。当时李树椿打扮得很朴素，穿着蓝裤、扎着黑色腿带，像个卖土布的商人。姓沙的手里拿着棍，说话张牙舞爪，完全象个“二鬼子”。这时范的司令部办公室已经搬完了，范把他们让到司令部东边的房子里去谈话。约十一时，范的传令员和肖守俭同志都在嘟嘟哝哝地骂李树椿，嫌他们老是不走。此时急得姚第鸿同志屋里屋外的转圈子。姚向我说：“总司令是喜欢戴高帽子的人，李树椿不知又灌什么米汤哩！”后来传令员要他进去催促总司令起身。姚真的气呼呼地冲进去，要总司令快走。我在门口看到范已经站起来，王金祥、李树椿等人也站起来欲走。后来他们又说吃点东西再走，便又坐下。接近十二点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绕城侦察，这时姚第鸿又去催了两次，气得姚也乱骂李树椿和姓沙的。
  范筑先将军陪他们吃了饭，喝了水，又罗嗦了一阵，送他们走时已近下午四时了。当时我记得范还要秘书主任赵玉坡等几个人随李树椿等人从西门一块出城。送他走后，范刚回到司令部门口，西南方面的护城堤一带已开始战斗。不一会，有人报告：在城外防守运河大桥和外围据点的王来贤民军第一路的两千多人，没有抵抗就全部向城北逃跑了。这时枪响得很密，范欲上马出走（当时北门和东门都还可以走），恰逢王金祥惊惊慌慌地跑来说：“总司令，我是不是出去把队伍截回来（指王来贤的人）接司令走？”范说：“可以。”接着副官长赵文魁也说：“司令，我是不是也跟参谋长一块去？”范也说：“可以。”赵文魁便和王金祥一起带着几匹马从司令部门口朝东走了。他们走后，枪响得更紧，四面已被敌人围了三面。我们回到司令部时，护城堤已全部失守了。我们便立刻向堂邑去电话，要牟西山的八支队火速来援。接着还向阳谷等地打了电话。这时候我们发现赵玉坡也回到司令部。范问他为什么未跟李主任（指李树椿）他们一起走，赵说他们未让他坐车，他们坐上汽车就走了。他个人走了三里多路，碰上敌人打枪又回来了。
  范筑先将军当时所以迟迟未出城，同意王金祥出城调部队，是因为他估计护城堤外有我们很多队伍。王来贤的第一路军约有四、五千人，到东阿堵击敌人的二支队二千多人，此时也该回来了，另外附近还有几个待命的支队，约计有一万多人。况且几个县的队伍也可以调。当时城内只有游击营、执法队，聊城县政府还有点队伍，连司令部的传令队算上，总共不过七百人，枪支不过五百条，真正能用的，不过三到四百条。当时攻城的鬼子精锐有三百多人，并且还有飞机。
  约四点钟，敌人在南面攻城，范筑先将军及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到南门督战，我守在司令部调救兵。距聊城最近的只有堂邑牟西山的八支队，约四十里路，其次为阳谷县的部队约九十里路，其余都在百里以上。所以我就一直催八支队，他们回话说，队伍已进到“程关寺”，估计五点钟可以赶到。
  范督战回来后，说已有两挺机枪打坏，弹药也感到缺乏。便命令清理仓库，后又找出来一部分弹药。我向范报告了八支队的情况后，范又亲自挂电话，还是回话说队伍已到“程关寺”。
  黄昏时东关失守，守东关的队伍大部分未退进城来，守城部队就更少了。这时城防副司令郑佐衡一直在城上督战。
  天黑时，敌人攻东城，范及姚第鸿等同志又去东城督战。回来时已近九点钟，八支队的救兵仍无消息。但此时范筑先一点也不着急，他好像有充分信心，认为救兵一定会来。他仍关心着各县的敌情，好像聊城并没有危险。我曾亲自听到他给驻冠县的十支队司令张维翰打电话，要他注意大名方面的敌人，要防止敌人渡卫河，要在渡口小滩或金滩附近布防等等。接着又向高唐齐子修打电话。我听齐子修在电话说：正打得激烈，敌人已攻进了一条街。范要他从西门冲出来，不要死守等等。然后又向各县打电话，好像各县都发生了敌情。只有堂邑没有敌情，且离聊城最近（约四十里），四点半钟就到“程关寺”的救兵却始终没有动静。
  这时候传令员带来了一个战士向范报告情况。他是守东关的，队伍退走时，他没有逃跑，他退到城墙根，喊城上的守兵，用篮子把他提上来的。范很夸奖这个战士，要把名字记下来，记他一功。还打算抗日一周年时，当众表扬这个战士。
  各县的电话通到十一点半，大约十二点左右，通各县的电话全部断绝。这时范才开始有点紧张。当时大家议定，分班轮流巡城，让范到屋里休息一会。不到五分钟范又出来，说睡不着，大家相视而坐，这时张郁光同志向我说：“与其城破后的悲惨下场，还不如冲出去。”姚第鸿同志同意这个意见，大家也都同意，范未开口。我向范说：“司令！四点多钟的时候，八支队就说到了‘程关寺’，就是爬也该来到了吧！这里边定有问题。”范向我说：“你不知道，八支队是民团组成的，没有战斗力，拿不上来。”
  沉默了一会，范像是含着泪向我们解释说：“我老了，死没有什么，你们都是年轻有为的，救国得靠青年，如果硬往外冲，我怕你们不安全，你们想想，聊城四面环水，水深一两丈，只有西门可通，敌人用重机枪封住路口，能冲得出去吗？我想，他们（指王金祥、赵文魁和第一路军）退到一个相当的地点，一想起老头子（指自己）还在城里，能不来救吗？只要救兵一到，我们就可安全的冲出去。”
  敌人的炮弹不时地落在院子里，震得屋内橱柜发响。这时东城门又吃紧，范和姚第鸿、张郁光等，又到东门督战。临走时，姚第鸿嘱咐我，要刘佩芝派执法队的武术队去探路，并说如能冲出时，赶快派人通知他。他们走后，我按姚第鸿的意见，在执法队挑了几十个会武术的组成敢死队，出西门探路。结果牺牲了两个，并有四人负伤。
  这时炮弹在院子里不停地落，有人惊慌。范鼓励说：“不要怕，我是炮兵出身，炮没什么可怕的。”然后，范决定把司令部撤到鼓楼底下，并说再不行时，第二步搬到万寿观上去。于是大家来到鼓楼底下。稍停，从西门的游击营来了两个人，背着没有子弹的手提机枪，告知城防副司令郑佐衡正在西门率队激烈战斗，城防司令刘佩芝不知去向。
  不久范司令和姚第鸿等同志又到东门督战，我和张郁光、路子恒等同志守在鼓楼底下。
  约十一时，东门吃紧，听说范左臂负伤。我想去看他，但这时西门已起哄，成百的人乱跑，有些没有枪的新战士，已跑到鼓楼跟前，东西大街时落炮弹，已不能走人。我便顺着北大街走，想绕着东北隅到东门。这时张郁光、路子恒等同志，也和我一道往北走。走不多远，见姚第鸿同志从东北隅往西走，并告诉我总司令还在东门，要我去看看。我顺着姚第鸿同志的来路往东走，朝前走了一段，身旁几个没有枪的新战士，忽然倒下了。抬头看时，东城墙上已插上了日本的太阳旗。城门北面约一百来米的一段城墙上，已站了几十个戴钢盔的鬼子，一部分继续朝北扩展，一部分正在朝着我走的这条路上射击。我便迅速从牺牲的新战士身上抽了一口大刀，急忙向屋根隐避时，帽角已穿了个洞。这时东门枪响不停，显然已开始巷战。我沿着墙根又朝前走了一段，鬼子兵还在城墙上扩展，但没有下来，只是密集的射击，已迫使我不能再前进了。我忽然在想，范司令这时可能已冲出去了，也可能向着西南偶方向撤退了。万万没有料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早晨，和范老将军离开鼓楼去东门督战时的分别，竟成了永诀。
  后来，我在东北偶一位卖花生的席常临家，化装为他的弟弟（他弟已逃乡下去）隐藏下来。席还嘱咐我，有人盘查时，就说是二年前在澡堂工作，后来失业，帮哥哥卖花生，并要我记住他弟弟的名字，年龄和他祖宗三代的名字。太阳已偏西，约为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又有一阵激烈的枪声，像是在鼓楼偏东南的方向。约下午四时许，又是一阵极其猛烈的枪声，像是在万寿观的附近，然后枪声逐渐停止下来。至此，这个有名的敌后抗日堡垒——山东聊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完全陷落了。
  席常临只有两间低矮的草屋，周围全是晒的大粪团，臭气四溢，鬼子始终未去搜查。晚上席让我睡觉，他在霍霍地磨刀，我说：“大哥，磨刀做什么？”他说：“鬼子来了，咱好杀呀！”他磨了我带的刀，又磨了切西瓜的长刀。
  十六日黎明，席常临同志看好了路，说离北门很近，要我快走。我化装成叫化子模样，披着麻袋，准备有人问时就说到乡下背粮食的。大街上静无一人，自行车、刀鞘、包袱等物散了一地，间或有死尸和血迹。远远听见鬼子兵在我们大操场里唱歌。北门被大炮打得尽是洞，铁门挂已打断，我掀了个门缝钻出去，走过北门桥，听得城楼上“唔”的一声，我回头一看，见三、四个鬼子站在城楼上，正向护城堤外远方的什么目标瞄准。有一个鬼子向我摆手，我撒腿就跑，听得背后响了一枪，我已跑过可以遮住人的护城堤。至此，便完全脱险了。
  走了一天一夜，十一月十七日在馆陶县找到了十支队和总政治部（鲁西区党委）。向区党委秘书长赵伊坪和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汇报了聊城战斗的经过。
  当证实范筑先将军已经殉国后，我们党开了盛大的追悼会，并发了告人民书。赵伊坪同志和范的家属，根据我的汇报，以范夫人的名义向鲁西人民发了给王金祥的一封公开信。说明了王金祥如何拥兵不救，致使范老将军殉国的内幕。
  范老将军究竟是阵亡或是城破自刎，我没有看到。我出来的当天晚上（十六日），遇到了范的随从副官王锦堂，他说城破时，范到东门里路南一家馒头铺里暂避，要他出来送信，他已经把这情况告诉了王金祥，王金祥说准备攻城营救。据吕恭甫写的《山东省志聊城军事篇》说，从西门跑出来的范的另一个随从副官凌作善说：范在光岳楼时腿被打断，抬着他送北门内天主堂医院时遇敌军自杀。据一九六四年聊城政协向聊城老人的调查材料说，发现范的尸体是在槐花庙东南城根。
  总之，聊城守城战的历史错误，是由于范筑先将军中了敌人的奸计，造成了千古遗恨。李树椿、王金祥等人拥兵不救，不仅害了范筑先将军一人，而且害了守聊城的七百健儿。另外还有几百市民殉难。优秀的共产党员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就是在聊城守城战中光荣殉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