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初期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同范筑先将军合作，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当时范筑先的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是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公开办事机构。我们党通过这个机构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了各级党团组织，发展了七千多名共产党员和上万的民先队员，成为坚持鲁西北抗战的核心力量。同时组织了农民互助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建立起二十几个县的抗日政权，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还创办了政治干部学校及军事教育团，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创办了《抗战日报》和其他刊物，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一年之间建立和收编了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发展成为五、六万人的抗日武装。我党凭借这些武装和日寇进行过大小数十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伪。因此，国民党顽固派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眼中钉，丧心病狂地煽动反动会道门叛乱，并勾结济南的日寇，进攻聊城。聊城失陷，范筑先和优秀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同志以及六百军民光荣殉国。使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的破坏，但鲁西北的工作为以后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一、抗战前第六专署的政治斗争形势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与日寇签定了《何梅协定》，华北紧急，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拥护，人心所向，势不可挡。北平学生在我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接着全国人民救亡运动蓬勃展开，在这种形势下，富有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范筑先由县长升任山东省第六专署专员。
  六区专署辖聊城、茌平、博平、堂邑、冠县、朝城、观城、濮县、范县、寿张、阳谷、莘县等十二个县。地跨黄河两岸，在历史上这一带经常泛滥成灾。范县、朝城、莘县、堂邑、清平一片沙碛，还夹杂着许多盐碱地，是鲁西北较贫瘠的地区。它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战略地位重要，在我国历史上，经常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策源地。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专署刚建立，在内部就形成了左、中、右三种力量。一部分是范的旧属，如军法处长刘佩芝，副官处长赵文魁，第三科长（建设科）郑佐衡，视察处主任牟西山。因当时韩复榘在山东推行梁漱溟那套乡建派办法来维持他的统治，扩大兵源，六专区也无例外。成立专署时聘请一些乡建派的干部，如秘书主任赵玉坡，秘书张孟龙，第一科长高颜泉，视察处主任边庄和（牟西山调任堂邑县长）。还有一部分国民党C、C分子，披着乡建派的外衣，钻进了六区，如教育科长朱香庭，视察员王见行，民众教育馆馆长乔鸣九等。由于二科是管财政的，在旧政权时是一部分专业人员把持，有一套管理财政的知识，所以范就聘请了崔芳德任第二科长，他是无党派，中间偏左。保安司令部参谋王金祥，是山东省民政厅长李树椿的嫡系，和李同是保定军官学校学生，李为安插他的亲信，把王安插为范的参谋长。他开始还属于中间偏右，到一九三八年李树椿随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到了鲁西北之后，就成了国民党在六区的反动透顶的大坏蛋了。
  我当时是筹备专署的成员之一，曾邀请了原北平育德学校的同学牛连文任庶务主任，北平中国大学学生张廉芳任民政科科员，北平民国大学学生冉光远为视察员，又团结了范的亲信科员周建国，会计李兆凯，三科科员贾晦亭，技术员张清濯，以及范的女儿范晔清等，这是当时专署的进步力量。
  当时专署教育科科长C、C派分子朱香庭，串连了社会上的国民党党棍田谊民、阴耀武、梁醒黄等一伙反动分子，他们经常叫喊“攘外必先安内”、“拥护三民主义”、“服从领袖”等滥调，把持教育界，排斥进步势力。配合乡建派“教养合一”的反动政策，在鲁西北大办乡农学校，扩大乡建派的势力。当时六区专署内的阶级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主要是我们党和国民党C、C派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夏天《何梅协定》后，聊城地区国民党的县党部都把牌子摘掉了，但党部取消，并不等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搞反革命活动了。他们还把持着中、小学，借以宣传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在专署的进步势力，为了把群众从国民党的欺骗之下解放出来，积蓄抗日力量，在与国民党争夺第三师范这块教育阵地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聊城省立第三师范，是鲁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长期以来由国民党所把持。一九三七年，在我地方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展开了驱逐冯谦光（外号冯狗子）的风潮。冯是山东国民党教育厅长何思源的嫡系，C、C派的骨干分子，反共打手，根本不懂教育。一九三七年一月，何思源撤了原校长孙芳时的职务，委任冯为该校校长，借以扩大国民党的势力，控制聊城第三师范。
  第三师范在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胥子君和耿毅的领导下，团结了一部分进步学生，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团结教育爱国青年，在校内是很活跃的。而三师校长孙芳时是聊城沙镇人，虽系国民党员，但当时他对该校的共产党活动并不干涉。因此，校内的党组织认为可以利用他继续担任第三师范校长。C、C派分子朱香庭想争夺这个阵地，发展国民党势力，阴谋策划撤换孙芳时，设法让“冯狗子”接替第三师范校长。这样该校共产党支部负责人——校事务员耿毅同志和训育员胥子君等，就领导了三百多名师生掀起了驱逐“冯狗子”和拒绝冯进校的风潮。
  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冯持着教育厅的委任状到了聊城，他知道校内有共产党的活动，不敢冒然进校，就先住在东门里旅馆。首先和朱香庭见了面，在朱的鼓动下，冯壮着胆子，到三师去接任。三师内党组织听说“冯狗子”来了，就纷纷走到校门，等他到校门时，进步学生把校门关了。冯在门外大声说：“我是奉政府命令来接任校长的，你们快开门！”有一位姓龚的老师和历史教员汪伯岩，代替学生在校门内答话说：“我们不欢迎你，你快滚！”冯碰了一鼻子灰，回到旅馆和朱香庭商量对策。
  历史教员汪伯岩和专署视察员冉光远是同乡，在济南由冉光远介绍和我相识。他到专署找冉光远和我，谈国民党冯谦光要接替孙芳时的职，请我们支持驱冯运动。当时，我和牛连文、冉光远、张廉芳等同志研究，认为国民党要抢第三师范这个教育阵地，我们当然要反对，坚决支持三师的驱冯斗争，不允许“冯狗子”接任。在这种情况下，朱香庭背着范筑先，私自勾结公安局警察想镇压学生运动。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给济南的王致远打了个紧急电报，请他在省里活动。王致远和聊城驻军二十九师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有私人关系，王接到电报后，就请荣出面调停。荣派了部队出面干涉，随使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和国民党C、C派朱香庭斗争的紧张之际，北平育德同学赵伊坪从西安来了一封信说：“西安不能存身，要来聊城找工作”。我和牛连文同志商量：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赵伊坪在开封上学时就是共产党员，我们经常在一起，如他来聊城，又增加了斗争力量。所以，我们俩给他回信，叫他马上来聊城。他到后，我把他介绍给范筑先，范说：“编制已满，无处安置。”我说：“人已来了，怎么办呢？”最后范说：“叫他做一篇文章，考一考他，看他文化程度怎样？”范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叫他拟一个“六区抗战实施计划”。赵伊坪同志把苏区的一些经验如组织妇女队、青年队以及如何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自卫队等都写得很具体，范看了这个计划很满意，认为他是一个人才。但是专署人员配备已满，只有给他一个办事员的职务（国民党政权职务最低的）。赵伊坪同志职务虽低，由于他是一九二七年的老党员，在政治、思想等方面很有素养，经常和我们谈一些革命理论，对我们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有很大帮助。赵到聊城不久，北平大学学生王化云从北平来信说：“北平精业中学领导权被国民党C、C分子傅庆隆夺走了，他在北平住闲。”王化云大学毕业后和傅庆隆共同创办了精业中学，王任校长。精业中学共产党活动十分活跃，傅庆隆没有当上校长心中不满，就勾结北平市教育局以王化云掩护共产党为名，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傅庆隆篡夺了精业中学校长职务，王化云就离开了精业中学。我给王化云回信，请他到聊城助战。他来后，住在聊城东关旅馆内，作为我们的活动中心，这样我们在和国民党C、C派斗争中又增加了力量。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鲁西北的教育应由鲁西北人来办，外人不能插手！”在这个口号下，团结了师范学校教员汪伯岩、许禹范、李子俊和专署内的冉光远等二十多人。这些人政治态度各有不同，但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扬跋扈，夺取鲁西北教育阵地这个问题上，思想是一致的。他们既然反对国民党，我们就团结他们，争取他们作为我们今后抗战的力量。这个风潮一直闹了几个月，最后闹到韩复榘那里，韩给范打电话问：“聊城第三师范的学生风潮已经几个月了，你看怎么处理呢？”范说：“主席的意见呢？”韩说：“还是叫冯谦光当校长吧，你和学生们好好谈谈。”当时我在电话机旁，心想：韩已表态，范筑先就要插手管，这件事就不好办了。当天，在聊城东关旅馆里，召集了王化云、冉光远、张廉芳、牛连文、赵伊坪等同志开会，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韩复榘是山东省的主席，他已下了决心就再不能往上活动，再搞下去就没有好结果了。范专员奉命插手此事，如再活动给范为难；同时，学生罢课已经这样长了，再继续下去会影响学生的学习，遭到家长的反对，闹不好遭镇压，学生吃亏。大家研究认为，朱香庭的后台是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我们要揪他的后台，搞反何思源运动。由王化云拟一宣言，宣布何思源把持山东教育的十大罪行，印成宣传品到处散发。当时决定分三路：一路由我负责去北平；一路由王化云负责去南京；另一路由王致远在济南，给何思源造舆论。一九三七年四月间，我和王化云分别出发，我到了北平，找到了朝阳大学的同乡李延令、辛万蛟（即辛其轩，共产党员）等。我把聊城为争夺第三师范与国民党的斗争，及反何思源的运动给他们谈了之后，他们非常支持。即以朝阳大学为基点，由李延令等出外串连，散发“反何”传单。在国民党时期没有门子，没有关系，大学毕业等于失业。我们提出“鲁西北教育应由鲁西北人来办”，也就是他们毕业后可回到本地办教育，当教员，不至于失业。与他们本身利益结合起来，所以很容易团结和组织队伍。我在北平住了一个星期，把火点起来之后，就回聊城了。
  王化云带着宣传品到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委员是山东临清人，与冉光远是亲戚。王化云到了南京就找到了他，想通过他找立法院长，让立法院来弹劾何思源。随即散发了何思源十大罪状的传单，大造舆论。何思源看形势不好，托病到杭州休养去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正当“反何”运动紧张的时候，我们多年不见的同学共产党员彭雪枫从北平来了信，他听说我和赵伊坪、牛连文都在聊城专署工作，约我到北平去相会。
  彭雪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军官彭雨亭的侄子，河南镇平人。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在冯玉祥办的北平育德中学（即军官子弟学校）上学。他一九二六年在北平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二九年，韩复榘倒了冯玉祥的戈，投降了蒋介石，我和彭雪枫、牛连文、赵子众等恐遭毒手逃跑了。不久我和彭雪枫、赵子众共同考入了北平民国大学，彭因经费不够，不能升学，由组织介绍到山东烟台驻防的杂牌军刘珍年部队当秘书。由于暴露了身份，又到上海，由上海介绍到中央苏区。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中央派他去北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听说我们在聊城，所以约我去北平相会。
  我到北平住了十天，在那期间，他向我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讲了红军如何进行五次反围剿和万里长征的英雄事迹，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也给他介绍了在山东以陈占云、朱晦生、王致远等为核心团结了三路军中下级军官三十多人的情况。这三十多人大部分是带领部队的营级军官，掌握着武装。除此以外，我还介绍了我和赵伊坪、牛连文等正和国民党C、C派进行斗争的情况。他听到山东还有一部分革命潜力，非常高兴地说：“倘若中日战争打起来，这一部分力量是大可发挥作用的。”接着他随我到了济南，住在财政厅长王向荣的胞弟第三路军参议王致远家，和在济南的北平育德同学路庭训、赵子众、陈占云等都见了面。并约集了过去团结的三路军军官冯惊涛、朱晦生、高谊之、曹文模等十余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彭雪枫同志在会上介绍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些革命故事，以及共产党当前的政策，给到会的军官以很大的启发鼓舞，坚定了大家革命胜利的信心。彭雪枫同志在济南住了十多天，我又陪他到了聊城，与北平育德同学赵伊坪、牛连文见了面，谈了他在红军中的职务和中央军委派他出来的任务，分析了当时的时局。认为日寇已下了灭亡中国的决心，只有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说：“反何运动可以暂停，要集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准备参加抗日战争。把主要目标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还谈到鲁西北处于冀鲁豫三省交界，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你们现在不仅要团结一部分可靠力量，更重要的还是对范筑先做工作，争取他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我党合作，发动鲁西北抗战。
  彭雪枫对梁漱溟的乡建派一套理论，也帮助我们作了分析。我们有一本梁漱溟著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这是他的一套反动哲学理论，他用了一天时间阅完之后，在理论上加以批驳，指出这一套办法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地主政权，利用师生关系来统治人民的唯心哲学。经他帮助分析之后，我们阶级观点明确了，眼睛亮了。过去范筑先曾一度醉心乡建，认为乡建一套办法可以救中国，通过彭雪枫给我们讲解，在争取范筑先倾向共产党方面更有有力的思想武器了。
  彭雪枫一再强调要发动鲁西北抗战必须争取范筑先，因为他掌握着政权，有了合法政权，再加上我们党的领导，中日战争打起来，一定可以建立起一块抗日根据地。当时在对范的争取工作上，也做了分析，认为他是个民族爱国主义者，为人正直廉洁，对国民党投降卖国不满，对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精神表示钦佩，我们和他的关系密切，易于接近做工作。如能很好利用这些条件，争取范筑先和我们党合作抗战很快会见成效的。
  彭雪枫在聊城住了一个星期，我们请他见一见范筑先，他说：“我出延安是代表中央的，没有请示中央不便见他。由你们做工作吧！”他离开聊城后，我把彭对我们讲的话向范筑先作了详细汇报，他捻着胡须频频点头说：“共产党的这套主张很对，非用红军的战法不能打败日本……”当时他对我们也有点意见，他说：“红军代表来了，为什么不领着见见我？”我向范作解释：目前共产党还处在秘密状态，彭雪枫是红军的师长，没有共产党中央的指示，还不好公开露面，他已托我们代向司令致意了。我们又对他说：“想救国救民，挽救国家危亡，靠乡建派那一套不行，靠国民党更不行，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是唯一的途径。如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联系。他们可能派代表来，你可以直接和他面谈。以后机会还是有的。”经我们解释后，范才微笑点头表示同意。
  彭走后，我们“反何”斗争停止了，对范的争取工作和抗日活动更积极进行起来。
  赵伊坪在西安由于组织破坏失掉党的关系，彭雪枫同志来聊城给他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介绍到山东省委，从此我们专署有了党的领导。
  二、山东省委派二百四十名服务员到聊城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平、津，全国人心沸腾，抗日的怒火不可阻挡。这时彭雪枫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了太原，给我和赵伊坪来信，叫我们去太原。我因事未去成，伊坪去了。彭雪枫对他分析了芦沟桥事变后的形势，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发动全国抗战的方针和党对临近战区的人民开展游击战争，阻止敌人进攻的指示。伊坪回来向我们作了传达，并带回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这样，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更加明确了。不久，伊坪就离开了聊城，调到省委去工作。接着中共中央为了联络各地方实力派抗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又派张经武、张震等同志来到山东。在彭雪枫同志的工作基础上，通过余心清、刘熙众、王致远等介绍，见到了韩复榘。张等向韩表达我党中央联络各地实力派一致抗日方针后，韩向张等询问抗日胜利的办法。张等根据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向韩提出建立抗战动员机构，改造部队，动员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韩采纳了张经武等人的建议，为了抵制蒋介石派“复兴社”分子到他的部队设政训处，由韩自己遴选人员组织第三集团军政训处。余心清是冯玉祥的高级幕僚，曾任北平育德学校的校长，住在泰山冯玉祥处，思想比较进步，韩就遴选他为政训处长，由韩复榘的亲信、财政厅长王向荣的胞弟王致远为副处长。路庭训、吴清海等北平育德学生也到政训处工作。
  平、津失守后，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渡海来山东，余心清、刘熙众派人接到济南。当时山东抗日形势虽然大大发展了，但干部极其缺乏。为了培养抗日干部，第三集团军政训处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在济南辛庄王致远办的乡农建设人员养成所旧址，办了一所“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以韩复榘第三集团军名义开办的，但领导权完全在共产党手中。当时余心清任班主任，担任政治教员的是平津流亡来济南的大学教授黄松龄、张友渔、许德瑗等，主持教务处工作的是左派北平文化人齐燕铭、陈北鸥等。为了推动山东的抗日工作，由中共平津党组织和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等组织负责人陆平、刘星、吕世隆、高元贵、武衡等先后动员了平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五百余人考入了这个训练班。山东地方党也动员了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五百人考入，原王致远主办的山东乡农学校军事人员养成所，还剩下学员三百余人也并入这个训练班。当时教授的课程是“国际形势”、“中国问题”、“动员群众”、“游击战术”等。还有，从北平来的学生组成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济南大演抗日救亡戏剧，大唱救亡歌曲，组织抗日游行示威等。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反动派压制得死气沉沉的济南，立刻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八月初，冯玉祥担任津浦线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当时有几个曾追随冯在津浦前线抗战的西北军高级将领住在济南宾馆。有一天，我和王化云同志去看他们，他们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和我们基本上一致。当时我和赵伊坪、牛连文、王化云等同志研究，为了促进范筑先抗战，约他到济南来共同研究今后的方针。我打电话给范说：“西北军的一些老朋友住在济南津浦宾馆，想请你来见见面。”他应约来济。
  一天晚上，我和王化云、范筑先还有西北军的两个高级将领在津浦宾馆座谈抗战形势，谈了半夜，共同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是投降主义，靠国民党抗日根本不可能。中国的几十万正规部队纷纷南退，抵抗不住日寇的进攻，华北眼看沦入敌手。要想抗日救国，战胜日本，必须动员群众，采用红军的游击战术，才能打退敌人，挽救祖国的危亡。我们都是鲁西北人，决不能离开鲁西北随国民党部队南逃。我们一定坚决留在自己家乡和日寇血战到底。大家一致认为要取得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要坚持华北抗战，要保卫自己的家乡，只有依靠共产党，取得共产党的领导，如随军南退，只有死路一条。最后范筑先说：“我们和共产党没有联系怎么办？”我和王化云说：“由我们负责联系，聘请共产党来鲁西北协同抗战。”第二天我找到从聊城调到省委工作的赵伊坪和第六专区驻济办事处主任牛连文，共同商量如何聘请共产党人到鲁西北领导抗战问题。赵伊坪表示由他负责联系。赵请示省委，首先派共产党员姚第鸿去聊城。姚是韩复榘高等顾问姚以价的儿子，和范筑先有旧交，利用私人关系介绍到第六专区，范委任他为专署的秘书。
  十月初，日寇已占领了德州、临清等县，侵入了鲁西北。这时范筑先急忙派我去济南聘请共产党人到六区协同抗战。我到济南之后，赵伊坪同志早已和山东省委联系好了，我很快就和共产党员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同、张舒礼、吕世隆、于汇川、巩固等十二位同志接上头，于十月十二日到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学员。根据思想进步，抗战坚决，能吃苦耐劳，身体健康等条件，我们与赵伊坪、齐燕铭同志，挑选出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政训服务员二百四十名。这是训练班派赴战区的最后一批学生，他们听到齐燕铭念到自己的名字，都非常高兴。有一百多名女生因为领导上不同意去黄河北战区，有的都急哭了。齐将派赴第六专区的学生编队集合后，请我去讲话。我给同学们介绍了鲁西北一般情况，坚持抗战的有利条件，和范专员欢迎大家去鲁西北动员民众发动抗战的意见后，大家情绪非常激昂。讲话完毕，同学们高唱“大刀进行曲”，杀敌精神感人极深。我当时目睹青年们的爱国热忱，也受到了很大鼓舞，更坚定了自己抗日胜利的信心。认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青年人决不会亡国。决心和同学们并肩战斗，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起，二百四十名学生分批由干事率领离开济南。第一批八十人，领队是姚第鸿、刁子言等，由牛连文同志用三辆汽车运送。第二批六十人，由于汇川、徐茂里领队，是徒步行军。第三批九十人，由冯基民、解彭年领队。于十月十五日下午由济南出发，我是随第三批走的，当晚宿营于齐河。次日沿济聊路向聊城进发，沿途看见了由津浦线桑园一带溃退下来的东北军刘多荃的部队，狼狈不堪及军纪败坏的景象，令人寒心。而奔赴聊城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知识青年，高唱救亡歌曲，精神饱满，士气旺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十六日下午五时，我随第三批学员到了聊城，把学生们安置在第二中学。我即去专员公署向范司令汇报情况，到专员公署后见大家正整理行装，有人说：“今天晚上就撤退了。”我急忙到上屋见范专员，问这是怎么回事，范说：“高唐已被敌人占了，前天已接到韩主席电话，命令我急速率全体军政人员向黄河南撤退。”接着又说：“昨天临清赵专员已通过聊城从东阿过黄河了，鲁西北情况已经混乱，我看咱们先退到齐河看看形势再说吧！”并命令我赶快叫派来的政训服务员吃饭休息，准备今天半夜随他一同撤退。我听了范的话很感突然，随之答了一句“我不走！”范反问我一句：“你不走怎么办呢？”这时我脑子稍微镇静下来，心想，我在济南刚和服务员们讲了如何坚持敌后抗战一套大道理，现在未见敌人就跑了，怎么和青年们说呢？况且我们在聊城天天喊要打日本，而今未见敌人影子就丢下老百姓撤退了，我总感觉对不起家乡父老。所以我沉默了一会儿又坚定地回答说：“你走吧，我坚决不走！我在济南领来了二百四十名服务员，这里边有不少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一定有不少人愿留下来和我一道抗战。我有这部分力量，敌人来了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拉出去打游击。”范筑先沉默了一会儿也说：“这也好，我给你留下聊城县印，委派你代理县长以维持地方治安，还给你留下二十七条步枪和二千元现款，你去组织人吧！”
  我辞别了范筑先很快回到二中，将范专员已经奉命撤退的计划告诉了几位干事。并说：“我已向范要下了聊城县印，委我为代理县长，还拨了几十条步枪。愿留下的和我一块儿打游击，请干事们在同学中进行动员。”由于先到聊城的两批服务员遵范筑先命令，于当天中午已向齐河撤退了。冯基民、解彭年在第三批同学中进行了动员。有人说：“范筑先未见敌人就跑了，我们决不能跑。”还有人说：“他不做专员了，咱们就做专员。”但也有平日受党的教育少，抗日思想不够坚决的人说：“范专员撤走了，不用说日本兵杀我们，就是土匪来了我们也抵抗不住。”为了争取同学们留下来抗日，冯基民大声疾呼，号召同学们留下来打游击。解彭年也向同学们讲了很多留下抗战的道理，他说：“聊城坚持不住，可退堂邑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再不能坚持，可退张维翰处长的家乡馆陶。鲁西北地方很大，到处可以和日寇打游击。”但仍有很多同学信心不足，最后表示愿意留下抗战者四十二人。
  吃过晚饭后，已经七、八点钟了，冯基民、解彭年、高元贵几个干事在专员公署开了紧急会议，讨论范专员撤退后我们留下的人怎么办。当时确定了三个方案：第一是坚守聊城。主要任务是安定民心，如何组织力量守城，决定天明以我这个代理县长的身份出安民布告。第二个方案，如果敌人南犯，聊城守不住了，即撤到农村打游击。解彭年是堂邑人，有些社会关系，可以先拉到堂邑。第三个方案是在堂邑再站不住，就退到馆陶去。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地跨冀鲁接合部，又有卫河做屏障，东可以出击津浦线，西可以驰骋于冀南大平原。方案确定后，于当晚九时将四十二名服务员带到了专署。向大家宣布了我们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战的计划，大家都表示赞成。讲完后，给同学们发枪。由冯基民负责布置如何接受四门的防务，确定每班二人轮流站岗，准备范筑先率队撤走后，即由我们服务员接防。
  这一天晚上专员公署院内紧张极了，随范筑先往齐河撤退的人都赶快整行李，清理文件，修理交通工具。留下守城的服务员擦拭新领到的枪械。有的同学从来未摸过枪，就请有战斗经验的人传授射击技术。还有同学高唱充满战斗精神的救亡歌曲。朱香庭等看到日寇要到了，共产党人都扛起枪要接受城防，吓得魂不附体，未随范筑先行动，私自沿着运河向黄河南岸逃跑了。
  十六日晚十二时左右，范筑先率领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员八、九百人离开了聊城。范在临行前又把我找来一再嘱咐说：“你们青年这股热情是很好的，但得有冷静的头脑，你们没有战斗经验，敌人来了千万不能硬拚。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又指示我说：“你要随时派人和我联系，我在齐河不渡河，看看敌人的动静。”
  范筑先撤走后，我代理聊城县长，当天晚上布告即贴在专署门前，十二点以后我又检查了一次岗哨，深夜两点回到专署。天明后突然有个服务员叫醒我，报告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已经进城了，缴了我们服务员的枪，接了北门的岗哨。我急忙走出来，而齐子修率领的十几个叛兵正在专署和我相遇。我们彼此介绍职务姓名后，才知道他们是二十九军的一个连，从前方退到聊城来休息的。我就把齐子修让到客厅里坐，互相之间还讲了一些抗日的大道理，外表上还很客气，但他的部下和土匪一样到处翻箱倒柜，我个人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抗日的军队，而是一股溃军。
  齐子修是土匪出身，在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混了个连长，几个排长如邵吉胜、齐润泽、薄光三等都是他在冀北拉杆子时的结拜弟兄。“七七”事变后，齐率部队随二十九军溃退下来，有八十多人，装备很好，士兵用的都是崭新的捷克式步枪，还有四挺机枪。由于仓惶南逃长途跋涉，服装已经很破烂了。他们退到聊城附近，听说范专员已在半夜撤走了，为了发笔洋财就冒充二十九军，骗开了聊城的城门。
  当时担任北门岗哨的是李福尧等同志，听到二十九军从前线杀敌回来要进城休息，当然表示欢迎。不料齐子修部骗开城门，收了我们服务员的枪，四门的岗哨也都叫他们接了，把我们的四十多名服务员都集中在专署东院北屋里。已经发给服务员的枪全部被齐的士兵搜去了，还威胁服务员不许随便出入，并架着两挺机枪在大门口，警戒森严，对我也派了两个兵暗地里监视着。
  我和齐子修寒暄之后，抽空到专署前院看了看，他们把监狱的犯人全部释放了。有七、八十名囚犯都在西墙根下晒太阳，齐子修的士兵正在将收缴的枪发给犯人，将犯人编成他们的部队。我又转到东院后，看到我们的服务员都集中在北屋里，因为都是来抗日的穷学生，也无财物可抢，只是叫他们不许随便出入，也没有人管他们。我进屋安慰他们说：“我们都是来抗日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不会迫害我们的，倘若他叫你们随他的部队走就更好了。我们可以借机在他们内部做工作，争取他们抗日。对于齐子修本人我来应付，保证大家的安全……”我看服务员们的情绪都很好，没有一个人表示畏怯的，也就放心了。
  到吃午饭时，我从饭馆要了一桌酒席，为齐子修洗尘，还邀了几位地方士绅做陪客。在宴席间，大家都以抗日救国相鼓励。当时我考虑，自己既无兵又无将，只身一人对他无可奈何，他很可能假借我代理县长的名义，向地方勒索钱财，这样对老百姓是不利的，斟酌再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使齐子修的奸计无法得逞。在酒行三巡以后，齐子修已经有点醉意了，我就借小解为名离开了宴席。出了专署，顺着东街绕到南门里，在民众教育馆躲藏起来。我走后，齐子修惊慌失措，他很怕我出城调民团来打他。因而到了傍晚大约九点多钟，齐子修就以找县长为名，敲门砸户抢劫民财，我隐藏的民众教育馆也去了两名溃兵，我掏给他们几块钱也就应付过去了。齐子修部在抢掠聊城“裕鲁当铺”和富裕商号后，深恐被民团歼灭，所以十一点钟后，就逃出城去了。
  次日晨，我到大街上看了看，冷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回到专员公署内，也未找到一个人。我们的服务员到底往哪里去了呢？是被齐子修裹胁了呢？还是自己走散了呢？我的勤务兵徐德元也不见了，这样大的聊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想起了范筑先临别嘱咐的那些话：“我到齐河暂不过河，你随时派人和我联系。”我们的服务员都被齐子修裹胁走了，只有找范筑先请救兵，来营救这些抗日的青年。这样，我就在民众教育馆借了一辆自行车，出东门沿公路向齐河方向奔去。大约走了三、四小时，在半路遇见了姚第鸿同志，他是奉范司令的命令和我联系的。见面后，我大略地说了一下聊城的情况，就一同骑自行车去齐河。
  见到范筑先之后，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守聊城的经过。最后我建议：“高唐的日寇并未南下，聊城是座空城，我们应当回师重占聊城，追剿齐子修，营救服务员。”范仔细听了我的汇报，但脸色抑郁，心情沉重，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辛苦了，你们下去休息休息，今天晚上开个会。”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晚七时，范筑先在齐河官庄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和姚第鸿以及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主要官员赵玉坡、王金祥、崔芳德、张孟龙、刘佩芝、郑佐衡等。首先由范筑先对鲁西北的敌情和聊城退出后的情况，向到会的人做了介绍，问大家今后怎么办？在讨论时有的主张：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抵抗不住，纷纷向南溃败，咱们专署的这几个人怎能抵抗得住呢？不如马上过黄河，随军南逃。有的认为敌人进占高唐还未南下，聊城是空城，现在就过黄河过早，不如就在黄河北岸渡口暂住，以观形势。我和姚第鸿同志在会上慷慨激烈地驳斥过黄河南逃的错误意见，反复地说：“我们有合法的政权，有一个保安营的武装，还有二百多个抗日爱国青年政工人员，班师回聊城后可派到各县发动民众起来抗战。如渡河南逃，在国民党政府又没靠山，到那里哪会有我们的地位？况且我们是山东第六专区的政府，如离开六区做流亡政府，连管饭的也找不到。广大的鲁西北人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只要我们回去抗战，老百姓是会拥护的，如做可耻的逃兵，走到哪里老百姓都是可以收拾你的。因之，我们坚决主张班师回聊，发动鲁西北抗战。”接着我们又反复陈述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方针：“日本帝国主义是强国，但他人少兵力小，我们虽然是弱国，但人口众多，土地辽阔。他们占领了聊城，我们就退到乡村打游击，聊城地区站不住脚了，就退到冠、馆、邱等地区和卫河两岸同敌人回旋，鬼子兵力有限，不会把每个村庄都占了吧！我们到处都可以和他们打游击，日本鬼子一定会被我们战胜。”但赵玉波等还是思想不通，强调撤过河南是省主席的命令，只有依靠韩复榘才有出路等等谬论。最后范筑先作结论说：“我们是国家委派的官吏，守土有责，未做抵抗就抛弃老百姓撤退是错误的，我决心留在黄河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者就留下，不愿回去者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并决定由我率保安营主力追剿齐子修，营救服务员。王金祥、姚第鸿率领政训服务员和专署保安司令部的官员先回聊城安定民心。指示秘书和省政府联系，表达我们回聊城的决心。当时范筑先在官庄和韩复榘通电话。范在电话上说：“我不过黄河了，请求主席允许我留在黄河以北。现在鲁西北的民众抗日情绪很高，希望政府领导他们抗战。希望主席源源不断地接济弹药……。”范和韩通话后非常高兴地对我说：“韩主席已批准我们留在黄河北抗战了。韩在电话上说当前鲁西北日军的攻势有些缓和，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奉命侧击平汉线，以支援山西国军作战，你们可以留下帮助他们筹划给养。以后你们支持不住了，再随二十九军撤退。”第二天范筑先对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员做了动员报告，宣布班师回聊抗日。为了澄清聊城撤退造成的思想混乱，刁子言还在黄河大堤乘当天晚上举行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机会，举行返回聊城抗战还是向黄河南撤退的辩论会，刚由济南来官庄的省委交通夏秋水等几个同志在会上激昂慷慨的发言，驳斥了主张向黄河南撤退的谬论，使大家统一了思想，全体都表示愿返回聊城抗战。接着姚第鸿同志又对服务员讲话，说明范筑先已决定留在黄河北抗战，马上就回聊城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番动员后，聊城一度撤退造成的思想混乱一扫而光。服务员们又个个精神抖擞，唱着“到前线去”的歌曲重新奔向抗日战场。
  三、“誓死不渡黄河南”，坚持华北抗战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晨，我率领保安营返回聊城。据侦察员报告，齐子修部已窜到聊城西南三十五里的沙镇。我即率领保安营出发，将指挥部设在沙镇以北五里的徐家营。下午二时，沙镇民团团长向我汇报匪情后，我即命令保安营对齐子修部展开了攻击。当天下午，在徐家营召集附近民团首领开会，决定抽调附近各乡的民团，配合保安营将沙镇包围，于次日拂晓展开总攻击，将齐子修部歼灭。不料保安营向沙镇打了几发迫击炮后，齐子修察觉正规部队到了，当天晚上即向北逃窜。第二天总攻时不见回枪，才知齐子修逃窜，我即率保安营返回聊城。
  范筑先于二十一日由官庄出发，未返聊城，即率保安营两个连到了夏津。听说齐子修已窜到武城，他就用“郭子仪单骑见回纥”的办法，亲自带着几个警卫人员赶赴武城。别人劝他率保安营去打，他说：“惊弓之鸟，不宜用兵。我们是民族抗战，凡是有良心，有血气的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都应团结在一起共同抗战。我们要用抗日道理来说服他，引入正途，使他成为抗日力量，我们对这种部队不宜用武。”别人仍不放心，劝他多带几个传令员，他说：“不必。”
  夏津距武城几十里，范筑先骑着自行车，几小时即到了城东关。先派人前去送了信，齐子修看到范只身前来，不是来打他的，他心里虽受感动但仍不放心，于是架起机关枪摆开阵势。
  范进了城，一见齐子修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来救你们的，你这点人马跑来跑去，还不叫鲁西北的民众把你们吃掉吗？随我去抗战吧！”他接着又说：“我们国家、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凡是中国人都不愿当牛马做亡国奴。你还年轻，正是为国效力的时候，不要乱跑了，这正是抗日救国的好机会……”经过一番说服后，当时齐子修也认为随范抗日可以扩大力量，对自己是有利的，遂表示愿意随范效命疆场，并向范说：“蒙司令知迂之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接着齐子修把部队集合起来，范对他们讲了话，随即编为保安第三营。任命齐子修为营长，薄光三、邵吉胜、齐润泽三个排长都提升为连长。齐子修营随范筑先到了夏津，聊城政训处派于笑虹等同志到该营做政治工作。
  姚第鸿率政训处人员和保安司令部的官员，于二十二日回到聊城之后，为了安定民心，即派服务员到四乡进行宣传。说明范撤出聊城是奉上级命令，现在返回鲁西北，决心抗战到底，希望民众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乡。由于进占临清、高唐的日军已经撤回铁路线，鲁西北各县已无日军的踪迹，范才腾出手脚，在我党的领导和协助下，整理内政，收编部队，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抗战根据地。
  中共山东省委为了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在范筑先由齐河返师回聊后，随即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为驻范筑先部队的代表。张于十一月中旬，由赵伊坪同志陪同来到了聊城。赵给我介绍说：“这是山东省委派驻范筑先部队的代表，以领导鲁西北抗战。现在党还没有公开，暂时以政训处的军事干事名义作为公开职务。”以后又派了红军老干部洪涛、王幼平、金维国以及一部分党员赵小舟、高境、吴钟昆、李一黎等二十多人来到了聊城。张霖之来到后，即将济南的党员和徐运北同志领导的鲁西北特委合并在一起，成立起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政训处（即鲁西北特委领导抗战的办事机关）的领导更加健全了。
  由于得到特委的直接领导，范筑先返师回聊后，很快扭转了混乱局面，各县政权迅速恢复起来，抗日武装由原来只有一个保安营，又收编了一个齐子修营，还将茌平民团王子范、清平民团王善堂两部收编为两个营。特别是政训处服务员下到各县后，马上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结合起来，着手建立各县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民众初步动员起来了。但是不到一个月，鲁西北的形势就紧张起来了。宋哲元第一集团军配合山西军队作战，由冀南进攻邢台未果，紧追宋哲元南下的日军又占领了临清、高唐、大名等城市。这时韩复榘又给范筑先来了命令，说：“一、三两集团军决定全部撤退黄河南，黄河北再无中国军队了，你如不率部队撤退就来不及了。”在这关键时刻，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同志找我和姚第鸿同志说：“韩复榘又来电话叫范筑先南撤，我们应该再对范进行说服工作，以坚定其抗战决心。”十一月十八日，我和姚第鸿同志奉党的指示来到前方找范筑先，正值他由高、恩、夏、武等县返回聊城途中，住在博平西关小店。我们在西关小店和范筑先谈了当前的形势：“当前国军虽然在北战场失败，但共产党的八路军却在山西不断打胜仗，我国抗战胜利要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打游击战，不能依靠国民党军队的单纯防御。宋、韩两部虽然都南退了，但现在我们已掌握起二千多人枪，服务员在各县已和当地爱国民众结合，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日寇来了我们就在群众掩护下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城市站不住脚，即到农村坚持。八路军很快就会到河北来的，我们绝不是孤军作战。因之我们坚决不能听韩复榘撤退黄河南的命令，要依靠共产党，发动鲁西北的群众，坚持抗战到底。”范连连点头说：“你们的意见很对！”并说：“我们是鲁西北人，我们往哪里退呢？一定要依靠共产党，发动群众，坚持鲁西北抗战。”当天晚上范筑先习惯的在写日记。记完之后，他忽然站起来，在屋里踱起步来，若有所思，一直转悠到十一点还没有休息。他的秘书张孟龙也没有休息，范筑先忽然走到张的面前说：“你拟一个电稿，通电全国，说明咱们守土抗战，誓不渡黄河。并呼吁他们接济咱们军饷、武器，让咱们抗战到底！”于十一月十九日零时二十分张秘书写好了电稿，交给了范司令。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午，范筑先率前方指挥人员和齐子修营回到聊城。我和姚第鸿一清早就骑车赶回了聊城，指示政训处发动救亡团体沿途张贴标语，并发动群众到街上列队欢迎，范筑先和全体战士都很振奋。
  当天晚上七点钟，在专署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训处的姚第鸿同志和我以及专署科长以上官员。首先由范筑先讲了一下开会的意义，主要是讨论“誓死不渡黄河南”的电稿。并朗读了通电：
  “全国各报社、各通讯社、各机关、各学校各人民团体均鉴：慨自倭奴入寇，陷我华北，铁蹄所至，版图易色。现我大军南渡，黄河以北坐待沉沦，哀我民众胥陷水火，午夜徬徨，泣血椎心。筑先黍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所望饷项械弹，时予接济，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领南望，不胜翘企。
  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叩皓（十九日）”
  然后大家对所发通电，是否留黄河北抗战问题进行讨论。这次没有遇到国民党顽固分子的阻挠（朱香庭之流已南逃）。但随范筑先回聊城抗战的乡建派和无党派人士，有些人对抗战信心也不是那样强，当时在会上就展开了激烈辩论。以赵玉坡为首的乡建派说：“咱们抗战么，何必通电全国，破裤子先伸腿呢？今后形势变化，在河北站不住脚了，再退走就被动了。因此不如不通电。”崔芳德主张：“通电全国是可以的，但时机不对头，可以放晚些。现在几十万大军纷纷南退，咱们能不能顶住，还得瞧瞧。”我和姚第鸿根据特委的指示，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和鲁西北的大好形势，力陈坚持鲁西北敌后抗战是完全可能的，表示坚决拥护范司令领导鲁西北人民抗战，主张把电报打出去。最后范筑先在会上作结论说：“发通电表明我们的抗战决心，这是我反复考虑的。日本军队到处横冲直撞，中国军队除八路军外都纷纷南退，发通电就给那些患恐日病的分子一个教育。告诉他们中国是征服不了的，我们鲁西北人民就敢起来抗击日寇的侵略。而且我们抗战也需要人民的援助，不通电全国，抗日人民如何支援我们呢？我们在敌后抗战是有困难的，但只要各党派、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动员广大的鲁西北民众起来参战，我想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所以我下了留在鲁西北，誓死不渡黄河南的决心。大家愿随我抗战者留下，不愿者自便，绝不勉强……”因为范在所属官员中威信很高，范既然表示坚决留下抗战，别人也就纷纷表示愿随范司令抗战到底。到晚九时，电报稿就一致通过了。
  十九日晚，秘书处用长途电话将电报内容传给了六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牛连文，牛于第二天清早将电文送到济南各通讯社和报馆，二十日在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范筑先通电全国“誓死留在鲁西北抗战，坚决不退黄河南”的消息。在当时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纷纷南逃的形势下，一个小小的专员，竟敢留在敌后坚持抗战，确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
  范筑先发出誓死留黄河北坚持抗战的通电后，津浦北段的日军为了消灭范筑先和共产党合作的抗战势力，在一九三七年冬，曾不断地对聊城地区发动进攻，第一仗是梁水镇战斗。日寇占领临清之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派出一个骑兵侦察小队，到堂邑和聊城进行侦察，到了堂邑给聊城抗日政府打了一个电话说：“皇军要去聊城，马上准备粮草迎接皇军。”参谋长王金祥接到电话后，即向正在清平整编王善堂部队的范司令报告。范司令一面命令王金祥率警察和政工人员坚决抵抗，不许他们逃走一骑。一面亲自率传令队和政训队数十人骑自行车在梁水镇设伏。日寇窜到聊城，因城周围被大水所阻，只有下了马顺西门小道前进。到了我们射程之内，从城墙上一阵排枪，打得日寇惊慌失措，跳上马，顺河堤向北逃窜了。
  范筑先从清平到了梁水镇，即把部队一部分埋伏在村内，一部分埋伏在村外大道两翼坟头边。大约在下午四点左右，敌人到了梁水镇，待进入我伏击圈内时，我一齐向敌人开火，敌死伤数人，其中有小队长一名，并缴获了战马五匹、军毯、钢盔、战刀等胜利品一部分。
  这次战斗我们政训处的政工队员表现得十分英勇，队员阎桐林在追赶敌人时捉回了一匹战马。范筑先总结这次战斗时表扬他们说：“你们这些学生，虽是初次上阵，打得很英勇。”
  驻临清日寇在梁水镇遭到打击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敌酋高桥亲自率领步骑炮三百余人，再度进犯堂邑。范筑先亲自率齐子修第三营和政工队、传令队，截击敌人于堂邑西北之界牌。敌人占据界牌西南四里之某村，双方火力相持到下午三时。这时有一个日本鬼子骑着马到临近村庄去捉鸡，被我们发觉，由赵小舟率政工队七、八人飞奔冲进村内，敌人仓皇逃窜，缴获了战马一匹以及军毯、水壶等胜利品。一直打到下午五点，敌人逃回临清，范率齐营撤往堂邑北之堠堌。临清日寇经过两次失败，不敢轻易出动，乃收买堂邑城北吴家海子刘桂堂匪部团长吴连杰，委其为皇协民军第一旅，补给武器弹药，使其牵制六区抗日部队。
  日寇为了在鲁西北寻找渡黄河的渡口，以便抄袭济南。于十二月七日从禹城开来步骑炮混合部队五、六百人侵占了高唐、博平、茌平交界之南镇。范筑先得报即率保安一营和齐子修、王子范、王善堂等营以及茌、博、清等县的民团、公安队等二、三千人布防在徒骇河南岸，以防敌人南下。范亲自率一、三保安营和敌人血战于薛庄、大小周老庄等村，并在徐家河口以迫击炮轰击正在集合出动的敌人，使敌人受到很大伤亡。日寇恼怒之下，集中全力向我反扑，占领了徐家河口，我退到桃桥设防。这次战斗粉碎了敌人从滑口渡河的军事计划，有力地保卫了华北名城——济南。以后，敌人从济阳、青城等渡口抢渡了黄河，济南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失守。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范筑先去曹县开会，大名敌人又纠集二、三百人向濮、范、观进犯。十九日侵占濮县，二十一日侵入范县，进逼寿张。濮、范地方团队纷纷向东败退。正在危急时，范由黄河南回来，立即在阳谷集结保安一营、卫队营等亲自率领到范县投入了攻城战斗，四月四日收复范县。敌人死守濮县二十余日，经过围困，因缺乏补给，于四月二十三日向大名败逃。
  第三次濮县战斗，是在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当时徐州日寇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寇为了抄袭徐州守军后路，于五月三日由平汉线出动千余人进占濮县，六日又攻占了范县。范筑先在聊城闻报即率第二支队（原保安一营）来到范县，调集石洪典、韩春和、刘耀庭、于跃川等支队向敌人进攻。九日，范县敌人弃城缩回濮县。这时日寇驻平汉线主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二、三万人集结到濮阳、濮县地区，企图在濮县所属之董口、彭楼等渡口过河。袁仲贤、姚第鸿陪同范筑先率领第二支队，石洪典的第五支队，韩春和的第六支队，刘耀庭的第二十一支队，于跃川的第二十二支队，冀镇国的第十三支队，组织了濮县战役。政治部为配合这一军事行动，由吴寒雯负责组织了战地服务团。
  由于地方部队缺乏重武器，阻止不住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于五月十一日敌人从董口强渡了黄河，直扑陇海路。日军为了保护十四师团的补给线，土肥原留下了一个联队的兵力守护濮县到濮阳之间的交通线，范筑先设指挥部于王家堤口，指挥各支队对敌人进行围攻。六月上旬在濮县城西石墓头伏击敌人汽车百余辆，敌人损失很大。另一次是六月中旬在濮城北之七里营，范筑先到前方视察阵地，被敌人发觉，敌人乃出动三、四百人向七里营进行突然袭击，范筑先在形势危急时率领警卫连、执法队、传令队等顶住了敌人的冲击。幸得栾省三团长率队增援，将敌人打退，把范筑先掩护下来。范部六个支队围困敌一个多月，大小十余战，迫使敌人向濮阳逃窜，于六月十三日收复了濮县城，有力的配合了徐州大会战。
  国民党为了恢复敌后政权，徐州失守后，蒋介石任命沈鸿烈为山东省主席。沈是投降派，先到了东阿还没有来得及和日寇挂上勾，六月下旬日军出动五百余人，打跑了省辖的陆军独立第二十八旅吴化文部，占据了东阿县城，沈鸿烈等败逃黄河岸上走头无路。范筑先亲率第二支队李相臣团和石洪典第五支队，韩春和的第六支队渡黄河，把沈鸿烈接到聊城。七月三日，日寇汽车七、八十辆满载军用物资，经过东阿、巨野向陇海路前线运送。我第六支队设伏于东平湖畔之黄庄，击毁敌人汽车十余辆，缴获三辆满载补给品的汽车。于“七七”事变一周年纪念日运回聊城展览。
  日寇占领了徐州、开封等几个城市后，于七月份开始进攻武汉，为了保卫武汉，蒋介石授意进驻沂蒙山区的石友三在新泰召开会议，研究“敌后部队如何牵制敌人迟滞向武汉的进攻计划”。第六专区派政治部民运科长成润同志参加此会。会上决定：八月中旬由鲁西北部队进攻济南，并负责破坏济南德州段铁路的任务。范筑先于八月一日召开了军事会议，组织济南战役。政治部由管大同同志负责组织前线政治部。
  会上决定齐子修的第三支队、王子范的第四支队、栾省三的第二十六支队、韩殿卿的第二十七支队，王善堂的第二十九支队、布永言的第十九支队和在大峰山活动的第十支队负责进攻济南。以王金祥的第二支队、韩春和的第六支队、石洪典的第五支队沿黄河北岸布防，以防敌人袭击六区。并派王化三的第三十四支队、吴纯阳的第三十支队、李连祥的第三十三支队、云茂才的第二十四支队和于跃川的第二十二支队负责破击津浦路洛口至德州段。前方指挥部设在齐河之潘店。于“八·一三”开始总攻击。齐子修部于十二号夜占领了济南西郊之张庄，十三日拂晓攻入了济南市商埠纬十一路。刘志远率第十支队的独立营，占领了济南西郊之大槐树，一直打到上午十点才撤出了战斗。
  于跃川、王化三等支队带领铁路工人破击队和农民约万余人，于八月十三日对津浦路德州至洛口段进行大破击，使敌人交通陷于瘫痪。
  济南战役，调动了十四个支队的兵力，动员了万余群众，是鲁西北最大的一次战役，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但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招来了日寇对鲁西北的扫荡。
  四、鲁西北特委领导抗战的办事机关——聊城政训处
  范筑先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确定坚持抗战之后，他即布置训练壮丁，发展部队，准备迎击日寇。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为适应抗战体制，将第六区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下设八大处，其中政训处即我党鲁西北特委领导抗战的办事机关。在整编时，政训处为国民党C、C分子王见行夺走，王见行为处长。当时我正在济南，姚第鸿打电话叫我在济南想办法从国民党手中把权夺回来。我同省委的赵伊坪同志和六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牛连文研究，确定由第三集团军直接委我为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政训处长。我和赵伊坪、牛连文同志找到了第三集团军政训处长余心清，余同意我们的意见，遂委我为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长。我带着第三集团军的委任状回到聊城，交给了范筑先。范说：“既然上边的委任下来了，你就接职吧。”这样我就接管了六区政训处，王见行灰溜溜的靠边站了。
  鲁西北特委掌握聊城政训处之后，就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派遣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政工骨干。每县二十名服务员，一名干事，成立政训处驻县办事处。在地下党的协助下，担任组织、宣传、武装群众和建立各种救亡团体，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的工作。为了协助范筑先收编部队和直属部队的政治工作，又委派了以刘子荣为队长的随军政训队，并派于笑虹、史钦琛、许言等十二名服务员到新收编的齐子修营担任政治工作。
  在日寇的攻势面前，韩复榘的封建军阀统治体系土崩瓦解，那些平日只知搜刮民财的县长和官吏纷纷携款南逃。共产党人随即领导人民起义，组织抗日游击队。富有武装斗争传统的鲁西北农民，也纷纷以绿林形式拉起义勇军、救国军等武装。地主阶级为了维持封建统治，保护他们的财产，也纷纷组织起民团和联庄会等地主武装。有些武装虽被流氓无产者和地主所掌握，但士兵都是贫苦农民和盐民，有的绿林部队，党还派了共产党员去作争取工作，而且还有以绿林作掩护发展起来的党的武装。范筑先率领政训队到各地去收编和改编地方部队，在地方党的配合下，他本着耐心说服团结抗战的精神，半年的时间，收编和成立了三十五个支队和三路民军，约六万余人。这些武装除我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几个支队外，其它的支队都需要进行改造。遂由政训处选派党员干部在各支队建立政治部，开展政治工作。
  为了掌握政权，由政训处选派党员推荐给范司令，让其任命为县长，这样先后共有十三个县。这为发动广大群众抗战、发展党组织、筹划粮款支援战争，特别对发展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鲁西北的知识分子大都参加了抗战工作。其中中学生、小学生、教员、医生等，都被我们动员出来，参加了各县政训处办事处力的各种形式的训练班。经过训练，有的参加了抗日武装，有的分配到抗日政权，有的到群众团体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高元贵、巩固等创办了第一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了八十四名学员。在这个基础上又继续办了几期，于一九三八年六月正式成立了山东第六区政治干部学校。由范筑先兼校长，张郁光为副校长，齐燕铭为教育长，周子明为训育长，于汇川为大队长，抽调了不少党员担任教员和政治指导员。从各县招收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经过“抗大”式的短期训练，前后培养数千干部，成为坚持鲁西北抗战的骨干力量。为培养军事干部，还创建了军事教育团。开始由雷子琴、王励青等几个参议举办，由参谋长王金祥领导。主要抽调各支队连排干部到聊城集训。一九三八年五月政工会议后，范筑先接受我党的建议，把军事教育团交给了政治部接办。政治部即派袁仲贤为教育长（团长范筑先兼），胡超伦为训育长，各队队长和指导员都由政治部委派。这样，军事教育团就完全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政治部利用这个教育阵地，吸收先进分子入党，经过培养后，作为改造这些支队的骨干。除教育团外，各支队政治部也都举办了支队教导队，培养士兵中的积极分子。除我们自己培养大批干部外，又选送了三批优秀军政干部包括范筑先的子女到延安去学习。又接收了从延安和武汉派来的几批抗大和陕北公学学生以及红军老干部袁仲贤、胡超伦等，分配到各项工作岗位上，起着核心作用。
  一九三八年五月创办鲁西北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建立了印刷厂，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三十多种著作。还创办了《先锋》月刊、《战地文化》半月刊及《战线》旬刊。并成立了“抗战移动剧团”、“战地服务团”等组织。正如延安《解放周刊》评论说：“落后的、黑暗的鲁西北——变成了先进的、光明的鲁西北了。”
  毛泽东同志对范筑先和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和关怀。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张经武由延安去鲁南，路过聊城，带来毛泽东同志写给范筑先的亲笔信，鼓舞了鲁西北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黎玉和张经武同志到聊城时，受到鲁西北群众和干部的热烈欢迎，在军事教育团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张郁光代表鲁西北抗日军民致欢迎词说：“今天是开欢迎娘家人的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并感谢娘家人把最宝贵的礼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毛主席的教导带给我们……”接着范筑先也讲了话，他称赞中共山东负责人说：“这些人都是些人格极高尚的人；他们（指沈鸿烈、李树椿）就会争权夺利，贪污腐化，算什么人呢？……”最后黎玉和张经武致答词，他们代表山东党向范司令和全体干部致以深切的慰问。第二天在政治干部学校救亡室和政治部的一些同志开了座谈会，会后进行了会餐。随黎玉和张经武去鲁南的是抗大、陕公、随营学校三部分组成的干部队伍。为了协助范筑先工作，黎玉和张经武同志同意将田兵同志留在聊城任范筑先的秘书。并留下邵乳群、高景鲁、温殿卿、史太林（赵明）等很多同志到各单位担任政治工作。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政训处召开了第一次政工会议，到会代表三百多人，代表二十三个县和四十四个单位，共开了六天。在会上总结了几个月来的政权工作、群众工作以及部队的政治工作，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并对政治机构、整军问题，经济建设、统战工作等做了充分的讨论。
  会议的最后一天，范筑先说：“当初我们从齐河班师回聊城的时候，很多人犯了恐日病，想过黄河逃跑，就是我们政训处所领导的这些爱国青年，不怕艰苦，不畏强敌，主张留在黄河北抗战。现在抗战已经几个月了，我们的根据地不断扩大，我们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做出了不少成绩。这与你们不辞劳苦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作了一番鼓励之后，接着又很激动地说：“有人说我们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这是恶意的造谣，老百姓是明白的。有人说我赤化了、就是说我已成了八路军共产党了，可惜我还不够资格。”最后他又说：“你们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经验，把工作检查一下，使工作健全起来，更提高一步。要大胆，不要害怕。我支持你们。你们提出机构改革问题，我没有意见，就把政训处改成政治部好了。”
  政训处组织的这次政工会议开得很成功，加强了领导，总结了经验，提高了政治觉悟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使干部明确了方向。通过这次会议，使各项政治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范筑先从南宫开会回来，张郁光、姚第鸿等同志根据党的委托，积极建议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贯彻南宫会议精神。十月五日，军政联席会议正式开幕。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我党组织和领导的，贯彻了我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工作方针。参加会议的有我和政治部的姚第鸿、赵伊坪、张霖之等，政干校的张郁光、齐燕铭，军事教育团的袁仲贤、胡超仑等同志。
  在经济方面，我党提出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合理负担方案，取消原来的田赋比例税，采取累进税合理负担办法。政治方面，以政治部名义提出“山东第六区抗日共同行动纲领”，这是我鲁西北特委根据党中央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来的，是贯彻我党政策的总纲。在军事方面，提出了一个整军方案，把三十几个支队编成四个纵队，由范筑先自己兼第一纵队司令，我和袁仲贤是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负责人，齐子修是第四纵队负责人。
  五、建立第十支队的前后
  我们的武装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掌握了六区政训处之后，即抓紧发展武装，象撒种子一样，派服务员到各地去组织游击队。如派董占墀到聊城东南一带；派马波生到西南沙镇一带；派杨啸如到博平南一带；派高境、郭澄之到冠县斜店一带；派金谷兰到高唐、清平一带。他们不到几个月，在地方党的配合下都发展了数十或几百人。
  四十二人守聊城被齐子修骗开城门之后，第二天他们即到了东阿，经过激烈的争论，返回聊城抗战的有二十八人，除少数分配到其它单位外，基本上随解彭年同志到了堂邑。当年十一月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南撤时，他们向堂邑县政府要了二十七条破枪，由范筑先给了一个第一游击支队的番号。不久，他们就发展了几十人，为了加强领导，由特委派红军团长洪涛同志去担任支队长。由于借民团枪支问题和地主发生了冲突，离开堂邑到了阳谷、寿张等县去活动。在地方党的帮助下，很快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枪（不久洪涛调沂蒙山区，另派红军营长廖云山为大队长）。我们党退出阳谷、寿张两个县政权后，在阳谷活动的杨啸如、马波生、赵小舟、熊义吾在和寿张活动的金维国、姜威扬等都带了部分人枪补充了廖队。待调到冠县时已将近四百人了。这时六区驻曹县办事处主任牛连文和韩复榘第三路军曹福林部军械处长杨仲卿联系，他们答应卖给我们一部分机枪。我们从服务员的生活费中以及从党员所掌握的政权中凑了二千七百元，派高宜之同志到曹县找到杨仲卿，经曹福林批准卖给了十五挺轻机枪，还给了我们几挺冲锋枪，二万发子弹，武装了廖队，改名为机枪营，委刘志远为营长，吴新之为教导员。
  一九三七年十月，党派我和刘志远同志去冠县一带收编当地绿林武装，当时馆陶县二区有一部民团，团长李风藻约一千余人，经政训处张廉芳同志的争取，愿意收编。还有冠县民团团长宋风岐约八百余人，其中有知识分子宋雪峰等同志打入工作，经开明士绅宋维舟的介绍亦愿收编。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以机枪营为核心，在冠县正式成立第十支队，约两千余人。我兼任司令，王幼平为政治部主任，周紫珊为参谋长。下设八大处：参谋处长高谊之、赵小舟，军务处长曹文模，军法处长刘子荣，军需处长王润槐，军械处长黄子健，军医处长张方贤，秘书处长鞠华，副官处长冯惊涛。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李风藻，主任李福尧；第二团团长宋风岐，主任刘曾。一九三八年五月份宋风岐团缩编为一个营，宋风岐调聊城任参议，郭子昌为营长、宋雪峰为副营长，刘曾为教导员。
  馆陶附近为绿林武装王金甲部所盘踞，纪律很坏，闹得民不聊生。为了开辟馆陶工作，在群众要求下，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左右，我率刘志远的机枪营和一、二团各一部突然兵临城下，将城包围起来。王金甲司令部驻在馆陶河西马头镇，城内仅有李延年一个大队，约二百多人。我们叫他把城让出来，遭李拒绝，他并作守城准备。我们虚张声势，绑梯子准备攻城。李看形势不好，乃采取缓兵计，一面同意派人进城协商，一面向王金甲求援。我们派第二团团长宋风岐作代表进城，他进城后一直上了城门楼。李认为一、两个人进城，就麻痹大意了，守南门者只有二十余人，这时宋团长从腰中抽出两把盒子枪，向左右一挥，喊了声“不许动”，城外的机枪也响起来，我们架起梯子爬上了城，打开了南门，二十余人被缴了枪，李延年从西门突围过卫河向马头镇逃跑了。双方隔河相持很久，到下午四点看见一辆轿车插着白旗驰来，原来是王金甲派人接洽愿归收编。我们向范司令作了汇报，范给他一个第二十五支队的番号，委王金甲为司令，刘勤堂为副司令，何孟符为参谋长，韩一梦为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八年六月，第二十五支队编入第十支队为第一团，王金甲任第十支队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李风藻、宋风岐两部改为第二团。
  馆陶县八区民团约一千余人，一九三八年五月份打开北馆陶之后派人交涉，表示愿归编为独立团。除此之外，在黄河南东平、汶上由陈伯衡、刘星同志组织了东进梯队；在河南省临漳由冯惊诪、熊义吾同志组织了西进梯队；在长清、平阴交界的大峰山由张耀南组成了独立营。通过政训处在濮县的服务员郭超的介绍，菏泽第一专区专员乡建派孙则让的教导队里的地下党员辛明允、刘茂堂和鲁西北特委接上了关系，将教导队六、七十人拉到了第十支队。当在寿张驻防时发现大队副陈牧来历不明，学员们罢免了陈牧。此事引起了大队长张汉才（张省三）、军需高盘九、文书陈冠五的不满，即率领受乡建派影响较深的部分学员脱离了第十支队。剩余学员由十支队任命赵小舟为队长，郭强为指导员。以后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十支队和“筑纵”的基层骨干。在地方党的帮助下，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十支队已发展为四、五千人的部队了。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鲁西北特委命令我十支队主力挺进黄河南，帮助泰西地方党开辟工作。当即派二团团长李风藻、主任李福尧率十支队主力机枪营和张维德、郭子昌等营，越过黄河，进入长清、平阴、肥城边界的大峰山区。撤到冠县桑阿镇的陈伯衡、刘星两同志领导的东进梯队，也返回了东平、汶上地区。一九三七年底韩复榘南逃，由济南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张北华、原静沧、李冠远等十几个同志率领农民起义，组成“山东西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共有十七个大队，约两、三千人枪。其中以张北华、原静沧为中心的几个大队在泰安、肥城边界；万里、陈伯衡、刘星的几个大队在东平、汶上；张耀南、万晓塘、袁振的几个大队在长清、平阴、肥城边界的大峰山地区。这些新成立的部队，成分多系农民和学生，缺乏作战经验，又被敌顽伪势力所分割，处境困难。当年夏天，邹鲁风、于汇川、周持衡等利用张学良东北军的关系，打入了郁仁治的第一专区，由郁委于汇川为肥城县长，邹鲁风为东阿县长，周持衡为东平县长，大大便利了自卫团的活动。为了进一步打开泰西地区的局面，特委命令我十支队派五个营的兵力进入泰西地区，同时范筑先亦命令王子范第四支队，栾省三第二十六支队进驻黄河南。我十支队刘志远、曹鸿盛等营于“八·一三”突击济南后，即撤回大峰山地区，将五个营的兵力分散到泰西各县。机枪营的几个连曾挺进到汶上、宁阳一带，打击敌伪，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开辟工作。在我大军压境下，敌顽伪势力纷纷垮台。张北华、陈伯衡、张耀南等同志领导的“山东西区民众抗日自卫团”所属部队迅速获得了发展。于汇川、邹鲁风、周持衡等同志领导的几县政权也借此机会整编了地方武装，巩固了政权。我十支队的政工人员帮助地下党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我机枪营，不但装备精良，而且营连干部都是老红军，政工干部都是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一切制度和八路军一样，对泰西地方党拉起来的游击队起了模范作用。我十支队主力在黄河南的活动，对段君毅、万里、袁振等同志领导的泰西特委打开局面起了积极作用。
  到一九三八年底，第十支队又改编了五、六、七、三十二支队和民军一路各一部，队伍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人，成了坚持鲁西北抗战的一支坚强的武装。聊城失陷后，将第十支队改名为“筑先纵队”。后与八路军先遣纵队合并，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由游击兵团过渡到八路军正规兵团。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了第十一、十二、十三、十七、三十一、三十五等支队和抗日挺进队，收编绿林和民团武装将近两万余人。为一九三九年春天罗荣桓同志奉中央军委指示，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挺进鲁西建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革命战争，做了准备工作。
  六、我党团结人民粉碎敌顽伪的进攻，坚持鲁西北抗战
  沈鸿烈是张作霖奉系军阀余孽，出卖韩复榘后就成了蒋介石的忠实爪牙，被蒋委为山东省主席，设省政府于曹县。一九三八年三月，他派警官出身的内侄胡学仁，组织了一个所谓省府视察团，来鲁西北进行视察，实际上是搞特务活动。先后到了聊城、高唐、恩县、武城、夏津等地。在恩县，第三十四支队司令王化三领着胡学仁看了地方的抗日武装，当胡到时，群众一致高呼“拥护坚决抗日的范司令！”胡看到范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觉得范筑先已成了鲁西北群众所爱戴的抗日将领。回到曹县向沈鸿烈报告说：“范筑先与中共合作，发动群众收编支队野心不小。”“山东已经红了半个天”。三月底沈来电邀请范到曹县，问范收容了多少左倾青年。范答：“去年国军撤退后，很多地方官员都逃跑了，就是这些青年随我在河北抗战，他们不贪污、不怕死，能吃苦耐劳，为什么不用呢？”沈随又挑拨范筑先和我党的关系，范立即说：“今天是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国家民族为重，团结抗战。”并表示：“我已将近六十岁了，由于个人的良心驱使，才起来抗战的，决无其它野心”等等。他们越谈越僵，最后不欢而散。范回聊城后，就撤销了驻曹县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牛连文回到了聊城，范筑先给他一个第十一支队的番号在郓城、巨野等地发展抗日武装。
  从此以后，国民党到处造谣污蔑，进行破坏。李宗仁曾来电查问“黄河以北有多少八路军？送来多少学生到聊城？”范回电说：“凡是抗战的人来，我都欢迎。”
  沈鸿烈为了破坏鲁西北抗战，又派他的内侄胡学仁到聊城设立“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名义上叫范筑先兼主任，胡学仁是副主任，实际上是安上了一个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特务熊继明，梁醒黄任处长，C、C派骨干田谊民也随之来聊。虽然我们也派了共产党员胡超伦、齐燕铭等担任处长、秘书等职，但也未能完全阻止住这些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
  国民党破坏活动是利用了省主席的合法身份，抓住范筑先正统思想的弱点，对范施加压力，使范让出了我党所掌握的范县、寿张两个县。从此以后，国民党在六区有了插足之地。
  一九三八年二月，在复兴社第二十一别动支队李英臣的操纵下，我党所掌握的阳谷县抗日政权被布永言打开。阳谷国民党顽固分子勾结地方劣绅反咬一口，向范筑先告状说徐茂里生活腐化失城有责（徐在阳谷乱搞男女关系，影响很坏，政训处准备撤换）。范撤了徐茂里的职，叫我在政训处另选县长。由于王金祥、赵玉坡的反对，动摇了范的决心，为调合矛盾，范
  选派专署第一科科员张维庠（即张化周）为阳谷县长。我们党又丢了一个县政权。当时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已扩大到二十多个县，分布在山东西部三个专区。国民党为了破坏鲁西北抗日，利用原有的行政区划，妄图将范的职权限制在第六行政专区范围内。一九三八年初，沈鸿烈派国民党C、C分子曾琪为第四区专员，张次勋为党务特派员。这些反动家伙到了清平与汉奸武装冯寿彭勾结起来，企图分裂这块根据地。当地驻军是鲁西北的抗日武装第三支队齐子修部，齐把这一情况向范汇报之后，范暗示齐子修将其解决，驱逐曾琪出境。这件事发生之后，沈鸿烈就变换反革命伎俩，采取抽梁换柱的办法，争夺鲁西北地盘。他利用山东办民团出名的韩多峰和范筑先在西北军有同僚之谊，委韩为第四区专员作为缓冲。当时韩倾向抗日，表示要在范的领导下抗战。为了维护统一战线，聊城政治部派朱穆之、赵效三等同志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临清帮助建立第四专员公署和政治部，以发动鲁西北民众起来抗战。以后沈鸿烈收编了冯寿彭、吴连杰两股皇协军为省府保安旅后，就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南宫冀鲁两省联防会议后对范筑先来了个突然袭击，撤了韩多峰的职，另委胡学仁为第四区专员。
  国民党军队徐州会战失败，沈鸿烈在曹县已不能立足，遂率其所谓山东省政府全体人马到了东阿。沈的秘书长雷法章，民政厅长李树椿，教育厅长何思源，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继禹，参议张雪山，参谋长廖安邦，省党部常委李文斋、刘心沃等。还有大批中统、军统特务随之北来。由于沈鸿烈这个投降派才回山东，和济南日寇还没有来得及挂上钩，所以济南日寇听说国民党省政府到了东阿，就袭击东阿并占领了县城。沈鸿烈被日寇追击，走头无路，只好向范求救。范率二、五、六三个支队渡过黄河，给敌人以很大打击，收复了东阿城。沈鸿烈狼狈逃到了聊城后。就又转移到寿张、阳谷交界的张秋镇。沈鸿烈刚站稳脚跟，接着又利用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对鲁西北抗战公开进行破坏。开始让范筑先取消抗日游击司令部名称，改为只“保安”不“抗日”的保安司令部；要求改组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部，由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来接替；要求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游击队，并将其改编为保安旅；要求政治干部学校改为正规的按国民党课程进行教育的旧制学校；要求六区拨两个团作省政府的警卫团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范筑先严词拒绝了。公开破坏没有达到目的，接着就进行秘密活动，分化瓦解六区部队，收买六区干部，煽动会道门暴动，阴谋刺杀范筑先，使鲁西北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第一，拉拢收买六区的抗日武装
  沈鸿烈到了鲁西后，成立了一个所谓“鲁西部队整编委员会”，主任委员范筑先，副主任李树椿、廖安邦。国民党利用这个组织来摸六区部队的底，利用点编到处去拉拢收买，假借淘汰老弱，削弱六区抗日力量。李树椿到六支队点编时，和六支队司令韩春和说：“你打仗很勇敢，有功劳。你今后要听省政府沈主席的话。政府给你二千元款，五百支枪和二万发子弹，今后给你编成一个保安旅。”韩听了之后，马上去聊城，当面把李的话如实向范汇报了，并请示范司令东西要不要。范对韩说：“很好，省政府帮助我们扩大武装势力，我们枪支子弹很缺，你可以去领。”
  一九三八年十月范筑先和沈鸿烈去河北南宫参加冀鲁两省的联防会议。会议结束后，沈鸿烈回山东经过临清时对吉占鳌说：“范司令年纪大了，老糊涂了，成了抗日迷了。你不要听他的话，我给你扩大一个旅，给五百支枪，五万发子弹，还给你二千元补助军饷。”吉占鳌向范汇报后，范讽刺沈说：“好啊！我们主席给我们子弹、枪支，帮助我们扩大队伍，这是一件好事。”吉占鳌听了范筑先的话感动得流下眼泪来，表示坚决追随范司令抗战到底。
  高唐是第三支队齐子修的防地，沈鸿烈到了高唐对齐也以高价进行了收买。答应给他编一个师，给两万元，二千支枪和几万发子弹。结果，也同样遭到了齐的拒绝。
  国民党反动派甚至妄想收买我们党直接领导的部队，一九三八年六月李树椿到古云集检阅第十三支队时，曾对第十三支队司令员冀镇国说：“你的部队有共产党吗？我们可不能和共产党合作。听说你和绍周（吴化文的别名）是老朋友，咱们搞在一块儿好了。”冀镇国当场驳斥说：“当前是国难当头，谁抗战我们都和他合作。”
  各支队司令为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和范筑先的真诚抗战所感动，虽然沈鸿烈之流以委任状、金钱、枪支等手段收买，但都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第二，派进内奸王金祥，制造鄄城事件
  王金祥和民政厅长李树椿在北洋军阀时代就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一九三六年成立山东第六专区时，经李介绍，王到聊城任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七七”事变后，他也随范司令留下抗战。仍任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在坚持抗战与南逃的问题上，我们与王金祥等人做过三次激烈的斗争。一九三八年五、六月份，沈鸿烈奉蒋介石的命令，来六区破坏抗战，王金祥的主子李树椿随沈鸿烈也到了山东，王马上和李挂上了钩，就成为沈鸿烈、李树椿破坏六区抗战的内奸。他们公开和秘密地收买各支队的落后分子，反对政治部和第十支队。最后制造了鄄城事件。
  鄄城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破坏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惨案。我鲁西南特委领导下的菏泽、曹县地下党掌握了些武装，需要有个合法名义，通过鲁西北特委向范筑先要了一个第三十五支队番号，但周围有很多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坚持斗争有一定困难。就由聊城政治部请范筑先下命令调冀镇国的第十三支队去鲁西南开展工作。王金祥对此恨之入骨，趁范筑先在茌平、潘店前方指挥军事之际，造谣说第十三支队要过黄河逃跑，背着范筑先擅自命令濮县县长姜鸿元调民团解决十三支队。
  姜鸿元接到命令后，一方面调集民团堵截，另一方面在鄄城摆了一个“鸿门宴”，妄图以给十三支队的干部临行送别为名，一网打尽。这个阴谋被十三支队所探悉，便将计就计，于是双方在宴会上发生了冲突，将姜鸿元打死了。王金祥听说后，没有请示范筑先就带着武装乘汽车数辆到濮县，调集部队解决十三支队。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有生力量，十三支队司令冀镇国便把新集中的部队就地疏散隐蔽，冀本人和副司令王青云去清丰找直南特委。途中王青云被民团查获。政治部主任汪毅回聊城政治部，亦被查获。王金祥这个反革命分子，不请示范司令，就擅自将优秀共产党员王青云和汪毅给杀害了。
  我鲁西北特委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省委代表张霖之同志向范筑先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王金祥。范筑先马上赶回聊城，见了王金祥大怒，将王撤职，斥令离开六区，驱逐出境。在专署旧人员的百般恳求下，只给王一个支队司令名义和一连的武装，回原籍广饶活动。当时副官长赵文魁也参加了鄄城事件的阴谋活动，因此也叫他带一个排回故乡东平扩军。范准备让周恩来同志派来的红军老干部袁仲贤接替王金祥的参谋长职务。李树椿为了挽救他的爪牙，不分昼夜来到聊城。见了王金祥，当着范筑先的面打了他一个耳光，骂了声“混蛋，应该枪决！”当王金祥退出后，李问范对王金祥准备怎样处理？范回答说：“按军法应该枪毙，姑念随我抗战，予以开除出境。”李说：“叫他走了怎么能成？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立功赎罪，以报效大哥。”范说：“我的命令已下，军人要服从。”李碰了壁。最后，李又厚着脸向范说：“大哥，看在我的面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开除他们。”在李三番五次的请求下，范筑先动摇了，同意考虑。
  这个事件发生后，我鲁西北特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请范筑先到政治部谈判。出席的有张霖之、张郁光、赵伊坪、姚第鸿、袁仲贤、齐燕铭、王幼平、周子明、于笑虹等人。大家都力劝范筑先严肃处理王金祥。我也说：“司令如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全体政工人员都不干了。”范听了以后批评我说：“你简直是个小孩子，难道为这件事大家都不抗战了吗？”张霖之同志最后说：“我们之所以这样气愤，不仅是杀了我们共产党员，而是顾虑到在你的身边埋藏着这个定时炸弹，遇到机会会来杀害你，他会利用职权更毒辣的破坏我们辛辛苦苦创建的这块抗日根据地。我代表全体党员诚恳地希望司令严肃的处理这一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直到深夜十一点，最后范说：“问题很复杂，李树椿一再讲情，他是代表国民党省政府的，如果我们坚持撤换，就会影响我们和省政府的关系。我们抗战还需要中央政府补充弹药，因之，这件事要慢慢解决。”这样，撤换王金祥职务的事，就无限期的搁置下了。范没听党的话，不接受群众的意见，留下了祸根，一念之差造成了千古之恨。
  第三，煽动会道门暴动，阴谋刺杀范筑先
  沈鸿烈于南宫会议之后，即到鲁东去了，他给民政厅长李树椿来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沈的一个姓霍的机要译电员传出来的），内容是“打倒范筑先，建设新六区。”李接到这个电报之后，就积极煽动会道门叛乱，短短几个月掀起了三次反革命暴乱。
  八月中旬，范筑先率齐子修、布永言、栾省三、王善堂、于启水、韩殿卿以及第十支队等几万人，组织济南战役，破击津浦铁路时，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煽起茌平、长清边界旦镇黄沙会暴乱，截击向齐河出动的第十九支队，刺伤了支队司令布永言等十余人，范率手枪连给黄沙会讲话，才平息下去。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又煽动阳谷、东阿边界七级镇三万余人的“忠孝团”大暴动，范亲自去讲话也平息下去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齐河、禹城、长清、平阴、在平、东阿边境赵官镇一带暴发了自封为鲁西九县民团团总的黄沙会匪首邱作成策动的大暴动，范筑先派王子范、布永言、韩殿卿、王善堂等支队进剿，这场暴动才平息下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李树椿派其鲁西行辕参议阳谷“忠孝团”总团长赵二虎（长衔）等三人，到济南和特务机关勾结，秘密协商配合进攻聊城。而李树椿又带了几个随员到了阳谷县城北安乐镇，住在职业学校内，设宴请该镇南于营村大地主刘粲奎和国民党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的侄子陈寿三，研究了倒范反共措施。次日上午九时，又召集了“忠孝团”八个团长会议。（第一团长王培臣，第二团长贺登岱、第三团长郝立勋、第四团长段学颜，第五团长赵长衔，第六团长刘清泉，第七团长刘淑全，第八团长焦维贤）。李树椿在会上煽动说：“你们组织起来很好，要保卫家乡，我们老百姓的粮食是一滴血一滴汗换来的，没有省政府的命令，不管任何部队到我们这个地区，都不能给他们粮食吃。我们家都有父母姐妹，不能给他们房子住。”
  会后，他们为了配合敌人进攻聊城，于十一日在安乐镇煽起了第三次“忠孝团”大暴动。当时，范筑先正在茌平潘店处理赵官镇黄沙会邱作成叛乱的善后事宜。廖安邦给王金祥打电话说：“安乐镇忠孝团暴动了，有两三万人，范司令是良心抗战，人人都知道的，只要范司令亲自去给他们讲一讲，开导开导，他们会拥护的。”王金祥将廖安邦的电话转达给在前线的范筑先。范不了解他们的阴谋计划，慨然允许。由于范忙于布置军事，遂请韩多峰前去安抚。韩于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到达安乐镇就被匪徒包围起来，喊叫着：“杀死范筑先！”在混乱中韩右臂中了一枪，韩的护兵急忙高声说：“这是韩专员，不是范专员。”其中有一匪徒过去给韩多峰当过连长，认识他，马上出来阻止，这才暂时停下来。这时“忠孝团”头子赵长衔出来给韩多峰道了歉，并让韩多峰到阳谷坡里天主教堂去养伤。
  范筑先为反击敌人的进攻，当天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政治部的姚第鸿、张郁光、张霖之、赵伊坪等也参加了会议。我们提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应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应在城外和敌人打游击。范同意了游击战的战略思想，把机关干部全部转移到农村，枪支弹药由袁仲贤同志负责运往城西南堂邑县之张炉集，并鸣锣动员群众出城。他采用了在威县徐向前将军所介绍的席卷战的战术，确定叫军法处长刘佩芝任城防司令，聊城县长郑佐衡为副司令，留游击营和二支队两个连担任城防。待敌人围城时，范在城外调集大部队再把敌人包围起来，夹在中间消灭之。会后，即开始行动。
  十四日上午九时，敌人已逼近聊城近郊。原布置民军第一路驻防东关，担任济聊公路和城东各主要军事据点的防务。当时第一路司令王来贤回馆陶祭祖，由参谋长刘冠千代理职务。在敌人进攻到城附近时，刘冠千犹豫，怕打不好承担责任。私自带领民军第一路逃回老巢曲周东目寨。敌人未遭抵抗，占领了聊城城东主要军事据点。范筑先正要出城指挥作战，已出了屋门，还没有上马，民政厅长李树椿坐着汽车进了城，以谈整编部队和没有吃早饭为理由，拖延时间，使范筑先不能外出。这时张霖之、王幼平、姚第鸿、张郁光四人一同出了东门，绕大堤往西南走，发现范筑先未出城，他们停下来商量了一下，霖之说：“不能把老头抛在城内不管。”决定叫张郁光、姚第鸿同志返回城内，一定把老头拖出来。
  张、姚回到了专署，李还在吃饭，待吃完饭后敌人的汽车已绕到南大堤，李树椿坐汽车从北门逃出。待范筑先骑马出城时，敌人已用重机枪封锁了各门的路口。聊城四面环水，各门只有一条小路，想外出已不可能了。在这紧急关头，只有回城布置城防，准备守城。范筑先用电话命令五、六支队前来增援。当时五、六支队驻防聊城东桐城一带，被“忠孝团”所阻，未能及时增援上来。堂邑、博平驻军均系地主民团编成的乡建派掌握的武装，畏敌如虎，不敢对日军作战。城内的弹药早已疏散到城外，城内只留五、六百人的兵力，敌人几次攻城，在范筑先和张郁光、姚第鸿同志的指挥下，都被击退，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在外无援兵，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敌人发动了联合兵种的进攻，大炮、飞机一起轰炸。这时，范退到了鼓楼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巷战而死。聊城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陷落。范筑先和优秀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以及六百军民壮烈殉国。
  当敌人包围聊城时，王金祥假借追民军第一路逃出城后，又从北门外带走了防守大堤的游击营的一个连，他带着这个连一直跑到聊城北之新闸，既没有调部队来营救范司令，也没有追第一路来反击敌人，就在新闸睡了一夜。第二天（即十五日），下午有人向他报告范司令牺牲在城内，他就从新闸经堂邑到了聊城南之沙镇，遇到了C、C派分子肖寄虹，肖向王献策说：“现在范已死了，应该快到张秋镇向省府请示六区的善后事宜。”王急忙去张秋镇见了李树椿。李对王出卖范筑先很满意，认为他反对共产党，打倒范筑先有功，随请示沈鸿烈委王为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司令部设在朝城。就这样，达到了他们“打倒范筑先，建设新六区”的罪恶目的。
  在聊城危急时，特委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给在肥城、汶上、宁阳等地帮助泰西地方党开展工作的我十支队主力二团团长刘志远同志一封急信，说：“聊城危矣，火速来援。”刘志远接信后即率五个连火速赶到聊城，这时城已陷落。为了扩大影响，除由副团长金维国率张耀南的独立营两个连袭击聊城外，刘率机枪营到莘县北待命。我在聊城危急时正在馆陶。十一月十二日接到通知，叫我去聊城参加军事会议，路过冠县，我给范筑先打了一个电话，范说：敌人这次进攻分三路，一路是从济南经东阿渡河；一路从禹城经高唐；第三路从大名东北金滩镇渡河。你不要来了，你们的任务就是堵击大名敌人，把部队调到金滩镇渡口。我留在冠县指挥部队堵截大名出动的敌军，在电话上始终保持和聊城的联系。十四日夜十二时突然电话不通了，我估计形势紧张，马上派通讯员驰赴金滩镇，命令苏春山营用急行军的速度驰赴聊城增援。金滩镇距聊城一百五、六十里，他们赶到聊城已是下午四、五点了，看到城门楼上悬着日本旗，知道城已陷落。除留下部队袭扰敌人外，我带着警卫员到堂邑南姬家找到了政治部和王幼平同志。第二天有人报告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等在聊城光荣牺牲，大家无不悲痛万分。
  第四，国民党反动派谋杀吕世隆，制造莘县事件
  李树椿陷范筑先于聊城后，又跑到莘县，策划杀害县长吕世隆。吕世隆是一九三七年底由茌平干事调任莘县县长的。他到莘县后，积极整理县政，坚决执行我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对支援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打碎旧政权体制，没有建立一支由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县保安大队和公安局完全掌握在原有军官刘人骏、张腾魁之手。聊城被围，李树椿跑到莘县，这些坏蛋马上和国民党勾结起来，密谋杀害县长吕世隆夺取莘县政权。李到莘县见了吕世隆说：“聊城已被围，范司令登城指挥，你们应该出城增援。”同时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说：“侵占聊城的敌人已乘汽车二十辆直奔莘县。”妄图诱吕世隆率队出城，然后以弃城逃跑之罪中途劫杀之。不料吕未被其恫吓，而登城守防，使其阴谋未能得逞。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刘人骏，张腾魁煽动士兵以索要军饷为名，包围了县政府。当时齐燕铭和巩固同志从聊城出来，亦到了莘县。在情况紧急时，齐燕铭从屋内出来喊道：“你们不要打枪！我是司令部的齐秘书，现在聊城被围，我们要一致对外，不要枪口对内，我担保今天吕县长向大家发饷。”齐燕铭讲完，他们仍不听，把齐推到院外。这时吕世隆同志从办公室挺身而出，昂然直立，大声喊道：“刘连长！”刘人骏从南墙上跳下，这时张腾魁也下来，刘为吕县长浩然正气所威慑，不敢正视。吕县长凛然问刘等道：“你们还承认我是县长么？”他们回答：“我们不敢！”“你们既然承认我是县长，站好队，听我训话。”这时有一个叛兵潜入县长室，吕指着张腾魁说：“你要负责。”张说：“县长咱们屋里谈。”吕县长刚一回身，张腾魁从后边开了枪，吕世隆被国民党杀害了。莘县的县政权落在国民党之手。
  我从姬家回到冠县，张霖之、齐燕铭、袁仲贤，还有朱则民同志都在那里，为应付当时的紧急情况，特委在冠县县政府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大家一致意见，鲁西北的抗战重担应由我们共产党担起来，领导权不能落在国民党顽固派之手。决定叫我代理专员，兼游击司令，并以代理专员名义颁发布告，以安民心。并决定派刘志远率机枪营带着布告进驻莘县。其任务一是向杀害共产党员的反动分子兴兵问罪；一是占领莘县，掌握县政权。刘志远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莘县西关，张贴布告。杀人凶手张腾魁、刘人骏拒绝刘志远部进城。这时张腾魁等人一方面和刘志远交涉说，三天后欢迎进城；一方面派人到王金祥处求援。刘志远思想麻痹，中了他们的援兵之计，毫无战斗准备的住在西关，等候欢迎入城。
  李树椿听说我代理专员和游击司令，火冒三丈，立刻命令王金祥率领第二支队和刘耀庭的第二十一支队袁寿山团约三千多人，赶到莘县，对我第十支队机枪营发动突然进攻。由于寡不抵众，机枪营向城北撤退，在撤退时教导员潘玉麟光荣牺牲。刘志远计划先撤到莘县北十八里的河店，把部队整顿一下，再准备反攻，以完成保住莘县的任务。不料敌人乘夜追上来，于二十八日拂晓又把河店包围。敌人几次进攻都被击退，一直打到下午三点，由于兵力悬殊，难以固守，才撤到北馆陶补充休整。
  河店战斗失利后，冠、馆一带形势十分紧张。加之当时谣言四起，因此干部思想十分混乱。这时特委在馆陶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霖之、王幼平、袁仲贤、徐运北、齐燕铭、王化云和我。在会上，有的同志认为，革命有高潮和低潮，现在正处在低潮时期，我们对平原游击战还没有经验，为了保存实力，主张把机枪营拉到泰西大峰山，坚持泰西抗日根据地。也有的同志主张离开根据地，在鲁西平原打游击。特委书记徐运北说：“我们在冠、馆、邱有卫河之险，是冀鲁两省的接合部，便于与敌人周旋，北面有八路军，情况紧急时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援，是可以坚持的。”我说：“我同意徐运北的意见，不过如党要把机枪营拉走，我服从组织，但我个人不走，在这里打游击。这里还有独立团等武装，可以凭卫河之险和敌人周旋。”王化云同志也不同意走，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机枪营仍留在冠、馆、邱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同时对部队进行坚持游击战争的动员教育，干部的思想才稳定下来。
  第五，歼灭民军第一路，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第十支队的围攻
  聊城失陷后，民军第一路起了分化，以国民党员参谋长刘冠千为首主张投国民党，以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沈兰斋为首主张投共产党第十支队，双方斗争得很激烈。王来贤正在动摇不定之际，国民党省政府派钟志青带着第二十二保安旅的委任状来到了曲周东目寨，力劝王来贤接受委任，答应给以补充枪支、弹药和军饷，并和三个团长拜盟兄弟（四团团长是共产党员未参加他们的结盟）。王为委任状金钱枪弹所收买，决心投靠国民党，接受了第二十二旅旅长的职务。为了表示忠于国民党，乃命令每团抽一个营到临清驻防，投靠四区专员袁聘之。四团团长赵营洲驻防尖家，也抽了一个党的基础好的营到临清，唯恐其中有变化，没有驻城内而驻在城南五里之尚庄（打王来贤时恐怕发生误会也开进了临清城内）。所有政工人员都集中到张官寨。
  李树椿、廖安邦等在张秋镇召集吴连杰、王金祥、齐子修、第一路参谋长刘冠千、二十一支队刘耀庭、二十二支队于启水、袁寿山等开了个军事会议，会上布置：吴连杰由临清往南，齐子修从清平、高唐往西，王金祥率二支队、二十一支队、二十二支队等集中全力往北，王来贤的第一路从我们背后，妄图四面进攻，一举把第十支队消灭，将我们党挤出鲁西北。会后民军第一路参谋长刘冠千从张秋镇回来路过馆陶南面的“万善”，被我们哨兵查住。刘冠千还装腔作势地说：“我是第一路参谋长，快送我过卫河。”哨兵未听那一套，将他押送馆陶县城司令部。我问刘从什么地方来？他支支吾吾说有公事，要马上回部队去。态度很不正常。我说晚上给他洗尘，没有放他走。我和张霖之、袁仲贤、王幼平等共同商量，认为刘冠千在聊城不战而退，陷范司令于死地，今天应给他算这笔帐。遂确定在晚上摆一桌酒席请他的客。酒过三巡之后，我举杯为号将他的枪缴了。他故作镇静地说：“干什么，不要误会，咱们都是范司令的人。”我质问他：“你为什么把范司令陷在城内？你临阵逃脱，带部队逃回东目寨？现在该是跟你算帐的时候了！”这时刘冠千吓得面如土色，还想继续狡辩，马上被警卫人员拉到后院由军法处长王润槐同志进行审讯。从刘冠千口供中了解了国民党反动派围攻我十支队的阴谋计划。当天晚上就把他处决了。刘冠千带的四十多名随从，在另一屋里也同样顺利地把他们枪缴了。经我们说明情况后，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刘冠千该枪毙！”除了个别回家外，大部分编入我们部队。
  国民党正准备围攻我十支队之际，八路军总部派陈赓同志率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下太行山，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了朝城北之张鲁集地区。陈赓到了鲁西北之后，特委在馆陶城内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陈赓同志在会上分析了鲁西北的形势，认为范筑先死后鲁西北的统战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国民党王金祥已经撕破了脸，河店战斗国民党顽固派打响了第一枪，今后我们和国民党顽固派是武装斗争的局面了。倘若八路军主力离开鲁西北，李树椿、王金祥这些反革命分子仍会重整旗鼓围攻我十支队。其中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王来贤民军第一路，他们盘踞的曲周东目寨，位于我们冠、馆、邱根据地的侧背，是交通要道，截断了我们和冀南根据地的通道，如不歼灭之，我们就处于腹背受敌的危境。所以特委决定采纳王幼平提出的“远交近攻”的方针。驻临清的十六支队吉占鳌，高唐齐子修的第三支队，现在还没有撕破脸，应该采取交朋友的办法，稳住他们。因为于笑虹同志曾在第三支队工作过，所以派他去临清设联络办事处。和他们讲统一战线，争取在我军集中力量对王金祥、王来贤作战时持中立态度。会后即开始行动，由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负责解决东目寨王来贤的司令部和一、二、三团，第十支队负责解决住尖冢之第四团。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总攻击。
  由金维国率领二团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到了尖冢。尖冢是卫河渡口，第一路第四团两个营驻在那里（三营已调到临清），第一营是我们党基础好的一个营，全部跑到张官寨找到政治部。第二营是在范县新收编的一个营，党的基础比较差，他们看到第十支队来了，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放枪，一部分跑散了，一部分跑到一团政治处主任张俊峰养病的那个村，由张俊峰给金维国开了证明信，也到了张官寨。四团三营驻在临清南尚庄，听说第一路被第十支队歼灭，恐怕发生误会，乃进驻临清城内。
  六八八团的战士都带着第十支队的背章，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从尖冢偷渡卫河，于拂晓前将东目寨团团包围起来。一经接触第一路有的被俘虏，有的跑散了。王来贤集中一、二、三团的几十挺机枪，率领二百余人，冲出重围向北逃窜了。
  歼灭了王来贤的民军第一路，这就粉碎了王金祥妄想歼灭十支队的阴谋计划，也消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打通了鲁西北和冀南的联系。鲁西北的形势基本上稳定下来。接着就成立“筑先抗日游击纵队”，揭开了鲁西北抗日斗争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