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生长于旧家庭，我父在清季曾任云南提督，参加甲午之战、庚子之役的事迹，在清史及山东通志都有记载（《清史列传》六十三）。我幼年随军，所读的是经史词章。我的出身，是由附贡考取鸿胪寺序班及一品荫生。我参加革命的原因有下列数端：
  （一）我自幼即喜欢研究问题，看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办的《时务报》、《新民丛报》、《中国魂》等书报，思想上渐倾向于革新。
  （二）我经过甲午之战，戊戌政变，庚子之乱，并看见割台湾与日本，租青岛与德国，租威海卫与英国；眼见国事日非，危亡在即，如想救亡图存，不得不从政治上改良入手。
  （三）甲午之战，我父在登州督师抗日，打沉日寇两只船，保卫了国土（详见于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奏议及上海《申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在后方作防御，拦阻洋兵前进（详见于李鸿章的电文，原件惜为张宗昌所钞没）。殁后，清廷予谥“壮武”，在清廷御赐的碑文上，对于抵御外侮，守土卫国，中外皆知的事迹竟不敢提及一字，惟恐开罪于外国，由此一点，我感觉这真不成其为国家，是我生平最愤恨的事。
  （四）我在天津警谳局当审判官时，专办理租界交涉违警案件，因之与外人接触甚多。他们那种专横无理，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据理力争，而上级长官反以我为多事，不予支持。例如：天津女子师范教员吕碧城之姊吕眉荪在天津东北城角官银号旁被电车压伤，当时电车公司是比国经营，我因与之交涉，要求赔偿及惩办肇事司机。前后任海关道的唐绍仪、梁敦彦等，均谓我“少年气盛”，竟不采纳我的主张。我感觉到弱国无外交，人命不值钱，这是非常愤懑苦痛的。
  （五）我在光绪三十四年，曾乘坐过德国的提督号轮船，由天津经过烟台到青岛，在船上看见对于中国人种种歧视，下船后的检验身体，更是对人任意凌侮，尤足令人受到极大的刺激。
  （六）我在清末是即用知府，归吏部铨选。赶上两次知府出缺，应该由我补授。皆因该部司官书吏把持索贿，我不能满其欲望，未能补上。我目睹当时政治的腐败，除了付之一叹外，别无办法。
  以上六端，使我对于政治前途和国家地位，均感绝望，以为这种现象要不改良，恐怕决难存在。所以时思发奋图强，另辟途径，这都是促成我参加革命事业的原因。
  光绪三十三年，我任静海县知县。三十四年丁父忧，由静海回故乡（郓城）守制两年。宣统二年，除服到京。当时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对我情谊殷殷，极力罗致。我当时对于权贵，不愿趋附，而素常往来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旧人物，如陈宗妫、徐坊、王宝田等。一类是归国留学生，如程家柽、徐佛苏、侯延爽、陈干等。此外还有当时的文学家、政论家，如陈澹然、王正言、丁汝彪、庄陔兰等。平日所谈的，不外乎朝政时局。大家全认为清政不纲，列强环伺，岌岌可虑，舍革命而外，别无救国良策。
  那时我正在通州毅军充当营务处，以此名义住京，在吏部候选。武汉事起，山东省正当南北之冲，情势紧张，人心浮动，一班齐鲁人士就互相联络，以山东省绅商各界及教育会的名义给我连来了两次电报，促我回籍。电文大意为：“风云日急，鲁境尤危，咸盼贤能即速南归，共谋大计，以保桑梓。”我遂于接到电文的第二天即辛亥九月十一日出京，十二日晨到济南。
  十三日，山东各界代表在师范学堂开会欢迎，到会数十人，我却无一相识。当时大家希望我将北京各方面的情况和对革命的措施，以及中外大事作一报告。我即详述当时的朝野见闻。他们又将山东各方面的形势，对我详细的介绍一番。
  散会后的一两日内，他们又纷纷对我访问，先后各别详谈，我才约略知道了他们的派别和行动。兹先简单分述如下：
  当时在济人士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同盟会员，一派非同盟会员，但他们对谘议局均是极端不满的，对三议长尤甚，认为均是腐旧官僚，暮气已深，而谘议局又为六二党（系议员六十二人，平均分配局中职权，原非政党组织，不过专为垄断把持，为一时权利结合的集团，一般称他们为六二党）所把持，如不将它推翻，在政治上决无办法，一切事业均难进行。这两派中，包含有不少的革命人士，如谢鸿焘（栖霞人）、徐镜心（黄县人）、丁惟汾（日照人）、丁世峄（黄县人）、周树标（安邱人）等。
  另外还有一派则是六二党。其中的主动者则为张汉章，他又是谘议局的秘书长，副议长王景禧专听他的话，而正议长杨毓泗及另一副议长于普源又懦弱无能，随人摆布。
  在这两天中，经过了种种酝酿，遂于阴历九月十五日又开各界座谈会。当时提出请愿八条，由我领着好几十位各界代表到巡抚衙门，门口卫队拦着不叫进去，后来经过交涉，孙宝琦让推几个代表。这样临时推出我和丁世峄、周树标、赵正印（泰安人）、王志勋（莱州人）、未承恩（泰安人）等六人。我们六人代表大家往见巡抚孙宝琦提出要求八项，内容如下：一、政府不得借外债充军饷，以杀戮我同胞；二、政府须即速宣布罢战书，无论南军要求何条不得不允许；三、现驻山东境内新军，不得调遣出境；四、现在山东应解协款节省项下暂停协解，概留为本省练兵赈济之用；五、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国体；六、外官制及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七、谘议局章程应即修订，修订后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定之；八、本省有练兵保卫地方之自由。
  孙起初听到很觉得诧异，对于所要求的各项格格不入，表面上虽没有拒绝，而意思甚难接受，经我和丁世峄两人反复陈说，丁并与孙苦口辩论，孙意思才稍活动，答应可以向清廷代奏。
  又过了几天，清内阁来电，分条答复如下：第一条：外债已交资政院公决缓议，确无以山东土地作抵之说，决不作为军饷之用。第二条：朝廷已宣布罢战。至所称南军要求一节，俟将来提有条件，再行征集各省意见，如意见相同，即可照准。第四条：协饷准其暂停。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应在宪法中规定。资政院业经提出协商修改谘议局章程，确认谘议局为各省长官对待机关，将来编纂宪法及局章官制税法各省事同一律，自应征集各省意见公同议决。第八条：系为保卫地方治安起见，应即照准。
  十七日又在济南大明湖南岸谘议局开各界代表大会，到的人很多，都争取发言，情况逐渐激烈。发言的大概是：先说山东当时所处的境况非常险恶，必须急谋应付之策，这是谘议局的责任，而现在的谘议局，非但不能造福地方，而且勾结官府，是最大的障碍。遂宣布该局种种的腐败恶劣罪状。说到这里，群情更加激昂。齐声高呼：“非根本推翻不可！”于是全场一致通过。此时完全变成了革命性质的行动。因为谘议局是清政府的立法机关，推翻该局，即无异推翻清廷的一切法令，虽无独立之名，已经形成独立之实了。因此，立即轰动全城，有惊奇的，有骇怪的，有反对的，有认为是绝对不可的，有以为是儿戏的，有咨嗟叹息闭目摇头、认为是祸将立至的。
  惟具有同盟会精神者，认为时机已到，欢呼相庆，如谢鸿焘、徐镜心、丁惟汾、陈干等所结合的一派。另一派不满于六二党，受六二党排斥者，如丁世峄、周树标、王志勋、曲卓新（荣城人）等，认为敌党的巢穴既经推翻，从此不致再受他们的压迫，可以吐一口气，也可以再作打算，另有别的作为。在这两派之外，大都是随大溜看热闹，也有的想乘机活动。
  推翻了谘议局，必须另有组织，作为代替的机构，于是多数认为既有各界代表在场，就应该正式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以为全省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遂于此时正式成立，随即着手选举正副会长。先选正会长，大众高呼正会长非夏某不可，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这些人是我未回山东以前全不认识，毫无往来的，他们为什么要推举我？事后我才想到他们推举我的原因有：一、在我初到济南，于两次欢迎会上，他们听到我的议论和见到我的举动态度，都认为满意而印象很好。二、被推翻的谘议局人数众多，不容易与之对抗。三、被取消的三位议长都是翰林、道员，皆有相当的势力，在全省的人事中，声望能力能与之抗衡对垒者，实难其选。四、我虽在本省没作过事，但在京津任职时，于同乡中亦颇负廉能之望。五、山东军界将领还有许多是我父在日的下级军官，举出我来，既可以与旧势力对抗，又可以对各方应付号召。
  当选举副会长的时候，我提出了于普源。我的用意是因为于普源人尚老实，没有恶劣的官僚习气；又因为他是旧谘议局副议长，提出他来，可以减少旧派与六二党的反对力量。我提出于来之后，也无人反对，当即通过。但是于不敢承认，竟消声匿迹的回他的原籍潍县去了。于不敢就职，我又提出来范之杰，因范也是一个翰林，在北京的御史中也相当的敢言，头脑亦颇清楚，行为也很谨慎。大家因我介绍了范的简历，也就赞成通过。没有想到范虽勉强就职，数日后也悄悄地离去了。
  以后继任的副会长又选出来庄陔兰和王讷。庄是莒县人，光绪甲辰科翰林，王是安邱人，举人。他们两个都是日本留学生。我与庄在北京的时候就认识，我认为他能读书，有谋略，外表极朴素，而抱负权奇，遇事举重若轻，不动声色，于黄老之学颇有研究。他也有他的弱点，往往对事以儿戏出之。他也是我由北京邀来的，因为我的性格与他颇有相反处，遇事举轻若重，对人又不圆融，硁硁介介，过于亢直，他能对我不顾情面，随时匡正我的短处，所以我首先把他由北京邀到济南。后来我离开了济南，就把联合会的事体完全托付给他了。至于王讷的为人，亦颇勇于任事，但有时不择手段，有时太看重了个人的利害。不过在那个局面之中，到处奔走，联络宣传，不辞劳瘁，后来吴炳湘逮捕革命志士，他也曾多方营救，其长处也是不可掩没的。联合会的副会长，由庄、王二人担任，后来我在北京时，他们有重要事项还向我报告，一直未断联系。至于联合会正会长一职，始终就是我自己，并未选过第二人，直到民国元年联合会结束。
  大会成立后，每日分组办事，最重要的是秘书长。我在所接触的诸人中，觉得丁世峄最为出色，所以我就委他为本会秘书长。会中多数认为适当，惟有六二党的主干心怀不满。
  在联合会成立的第二天，孙宝琦因城内秩序不佳，恐难维持，就请我到抚署晤谈并征求意见。他说：“警道潘延祖（云南人）年老力衰，近来又复多病，对于管理全省警权，决难胜任。阁下是参加创办京津警政的熟手，现当全城危急之秋，无论如何，警政一席，务请屈就。”我当时很踌躇，不能立即答应。当即对他说：“此事须提交大会来决定，我不能擅自主张。”在这时候，城内外的警察分署对于集会结社已时时有干涉监视的举动。
  我当天就回到联合会，将此事说明，征求大会的意见，赞成者居十分之九，不赞成者居十分之一。一小部分人认为联合会是立法的机构，会长是要监督巡抚的，兼了巡警道，就要一方面受巡抚的节制，遇事恐有掣肘之处。大多数人又以为巡警道一职，掌管全省的警权，地位至为重要，在进行革命上，关系很大，如果这个职务落在旁人的手里，必然是革命道路上的一种障碍。只要会里的事抚台不干涉，警权还要由我们自己掌握才好，因为这个缘故，一致赞成由我担任。我于是就在大家同意之下，以联合会长而兼巡警道之职。
  巡警道一职固然很重要，但我对于警政尚不十分外行，以我的精力颇能应付有余。不过联合会的事体比较繁重，每日必须到会；且各界人士纷纷来见，络绎不绝，以致毫无片刻之暇。除特别事故及重要文件而外，于警署例行公牍势难兼顾。乃与孙宝琦说明，增设提调一员，委派汪涵充任。汪原来是山东中路巡防营统领，他是江苏宝应人，是我父门生。光绪甲午之战，他即在我父幕中，历时达十余年之久。他原来与赵秉钧（河南嵩县人，清季曾任民政部侍郎）是盟兄弟。我父去世之后，他由赵秉钧推荐给山东巡抚袁树勋的，孙宝琦到山东后，他才因病辞职。我自到济南时，一直就住在他家里，所以警署例行的公事，由他代阅最为妥当，也最为放心。
  我与孙宝琦的关系，也有说明的必要。光绪中叶，曾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就是孙的岳父。张和我父在西征新疆时，是二十年的老朋友。我与孙宝琦初不认识，在他作了山东巡抚的时候，因我弟赴北京投考，须由巡抚出具保结，我为此事，才与他初次见面。彼此交谈之后，才知道以前的这种世谊。经此一面之缘，就没有再通过音问，这次回到山东，才与他共事。
  不意我接了巡警道以后，北京的传谕又到，清廷派柯劭忞（胶县人，翰林）为办理山东省团练大臣，派我为副大臣。我后来听说这是由于在京的山东京官联名保举的。早就保举上去，清廷未即发表。后来见山东形势已变，又想借我收拾残局，这才发表了柯为正我为副的谕旨。我既任联合会的会长，当然不能再兼此事，柯也没敢来上任，因此团练一职就没有实现。及至山东独立取消后，清内阁又改任柯为山东宣慰使，曾匆匆到济南来过一次，那时候我已离开山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