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前言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山东响应，宣告独立。当时我年仅二十八岁，也是其中主要演员之一。
  山东省自宣告独立，不久又复取消，虽是短短的时期，而事体却很紧张复杂。事后，各处也有不同的记载。据我所看到的，都与实际情况相去很远。张国淦所写的辛亥革命一文说：“山东巡抚孙宝琦授意给谘议局局长夏某，令其传达独立”等语（引文与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原文有出入——编者），则与事实大不相符：（一）谘议局是清末成立的，议员全由民选，仅有议长，并无局长。山东谘议局，系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在本省设立筹办处，在宣统元年九月初一日，召开第一次大会，宣告成立。局里的要职，皆为一班官僚绅士所垄断。议长是杨毓泗（济宁人），副议长是王景禧（费县人）和于普源（潍县人）。（二）我是当时全省各界联合会的正会长。（三）联合会是主张推翻谘议局的，并且是后来发动独立的策源地，孙宝琦那能授意我去传达独立呢。
  这也就是我今日需要动笔去写的另一原因。为的是把真实情况写作史料，以免各家记载多歧，真伪混淆，令人无所适从。
  我与山东的关系
  我生长于旧家庭，我父在清季曾任云南提督，参加甲午之战、庚子之役的事迹，在清史及山东通志都有记载（《清史列传》六十三）。我幼年随军，所读的是经史词章。我的出身，是由附贡考取鸿胪寺序班及一品荫生。我参加革命的原因有下列数端：
  （一）我自幼即喜欢研究问题，看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办的《时务报》、《新民丛报》、《中国魂》等书报，思想上渐倾向于革新。
  （二）我经过甲午之战，戊戌政变，庚子之乱，并看见割台湾与日本，租青岛与德国，租威海卫与英国；眼见国事日非，危亡在即，如想救亡图存，不得不从政治上改良入手。
  （三）甲午之战，我父在登州督师抗日，打沉日寇两只船，保卫了国土（详见于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奏议及上海《申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在后方作防御，拦阻洋兵前进（详见于李鸿章的电文，原件惜为张宗昌所钞没）。殁后，清廷予谥“壮武”，在清廷御赐的碑文上，对于抵御外侮，守土卫国，中外皆知的事迹竟不敢提及一字，惟恐开罪于外国，由此一点，我感觉这真不成其为国家，是我生平最愤恨的事。
  （四）我在天津警谳局当审判官时，专办理租界交涉违警案件，因之与外人接触甚多。他们那种专横无理，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据理力争，而上级长官反以我为多事，不予支持。例如：天津女子师范教员吕碧城之姊吕眉荪在天津东北城角官银号旁被电车压伤，当时电车公司是比国经营，我因与之交涉，要求赔偿及惩办肇事司机。前后任海关道的唐绍仪、梁敦彦等，均谓我“少年气盛”，竟不采纳我的主张。我感觉到弱国无外交，人命不值钱，这是非常愤懑苦痛的。
  （五）我在光绪三十四年，曾乘坐过德国的提督号轮船，由天津经过烟台到青岛，在船上看见对于中国人种种歧视，下船后的检验身体，更是对人任意凌侮，尤足令人受到极大的刺激。
  （六）我在清末是即用知府，归吏部铨选。赶上两次知府出缺，应该由我补授。皆因该部司官书吏把持索贿，我不能满其欲望，未能补上。我目睹当时政治的腐败，除了付之一叹外，别无办法。
  以上六端，使我对于政治前途和国家地位，均感绝望，以为这种现象要不改良，恐怕决难存在。所以时思发奋图强，另辟途径，这都是促成我参加革命事业的原因。
  光绪三十三年，我任静海县知县。三十四年丁父忧，由静海回故乡（郓城）守制两年。宣统二年，除服到京。当时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对我情谊殷殷，极力罗致。我当时对于权贵，不愿趋附，而素常往来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旧人物，如陈宗妫、徐坊、王宝田等。一类是归国留学生，如程家柽、徐佛苏、侯延爽、陈干等。此外还有当时的文学家、政论家，如陈澹然、王正言、丁汝彪、庄陔兰等。平日所谈的，不外乎朝政时局。大家全认为清政不纲，列强环伺，岌岌可虑，舍革命而外，别无救国良策。
  那时我正在通州毅军充当营务处，以此名义住京，在吏部候选。武汉事起，山东省正当南北之冲，情势紧张，人心浮动，一班齐鲁人士就互相联络，以山东省绅商各界及教育会的名义给我连来了两次电报，促我回籍。电文大意为：“风云日急，鲁境尤危，咸盼贤能即速南归，共谋大计，以保桑梓。”我遂于接到电文的第二天即辛亥九月十一日出京，十二日晨到济南。
  十三日，山东各界代表在师范学堂开会欢迎，到会数十人，我却无一相识。当时大家希望我将北京各方面的情况和对革命的措施，以及中外大事作一报告。我即详述当时的朝野见闻。他们又将山东各方面的形势，对我详细的介绍一番。
  散会后的一两日内，他们又纷纷对我访问，先后各别详谈，我才约略知道了他们的派别和行动。兹先简单分述如下：
  当时在济人士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同盟会员，一派非同盟会员，但他们对谘议局均是极端不满的，对三议长尤甚，认为均是腐旧官僚，暮气已深，而谘议局又为六二党（系议员六十二人，平均分配局中职权，原非政党组织，不过专为垄断把持，为一时权利结合的集团，一般称他们为六二党）所把持，如不将它推翻，在政治上决无办法，一切事业均难进行。这两派中，包含有不少的革命人士，如谢鸿焘（栖霞人）、徐镜心（黄县人）、丁惟汾（日照人）、丁世峄（黄县人）、周树标（安邱人）等。
  另外还有一派则是六二党。其中的主动者则为张汉章，他又是谘议局的秘书长，副议长王景禧专听他的话，而正议长杨毓泗及另一副议长于普源又懦弱无能，随人摆布。
  在这两天中，经过了种种酝酿，遂于阴历九月十五日又开各界座谈会。当时提出请愿八条，由我领着好几十位各界代表到巡抚衙门，门口卫队拦着不叫进去，后来经过交涉，孙宝琦让推几个代表。这样临时推出我和丁世峄、周树标、赵正印（泰安人）、王志勋（莱州人）、未承恩（泰安人）等六人。我们六人代表大家往见巡抚孙宝琦提出要求八项，内容如下：一、政府不得借外债充军饷，以杀戮我同胞；二、政府须即速宣布罢战书，无论南军要求何条不得不允许；三、现驻山东境内新军，不得调遣出境；四、现在山东应解协款节省项下暂停协解，概留为本省练兵赈济之用；五、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国体；六、外官制及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七、谘议局章程应即修订，修订后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定之；八、本省有练兵保卫地方之自由。
  孙起初听到很觉得诧异，对于所要求的各项格格不入，表面上虽没有拒绝，而意思甚难接受，经我和丁世峄两人反复陈说，丁并与孙苦口辩论，孙意思才稍活动，答应可以向清廷代奏。
  又过了几天，清内阁来电，分条答复如下：第一条：外债已交资政院公决缓议，确无以山东土地作抵之说，决不作为军饷之用。第二条：朝廷已宣布罢战。至所称南军要求一节，俟将来提有条件，再行征集各省意见，如意见相同，即可照准。第四条：协饷准其暂停。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应在宪法中规定。资政院业经提出协商修改谘议局章程，确认谘议局为各省长官对待机关，将来编纂宪法及局章官制税法各省事同一律，自应征集各省意见公同议决。第八条：系为保卫地方治安起见，应即照准。
  十七日又在济南大明湖南岸谘议局开各界代表大会，到的人很多，都争取发言，情况逐渐激烈。发言的大概是：先说山东当时所处的境况非常险恶，必须急谋应付之策，这是谘议局的责任，而现在的谘议局，非但不能造福地方，而且勾结官府，是最大的障碍。遂宣布该局种种的腐败恶劣罪状。说到这里，群情更加激昂。齐声高呼：“非根本推翻不可！”于是全场一致通过。此时完全变成了革命性质的行动。因为谘议局是清政府的立法机关，推翻该局，即无异推翻清廷的一切法令，虽无独立之名，已经形成独立之实了。因此，立即轰动全城，有惊奇的，有骇怪的，有反对的，有认为是绝对不可的，有以为是儿戏的，有咨嗟叹息闭目摇头、认为是祸将立至的。
  惟具有同盟会精神者，认为时机已到，欢呼相庆，如谢鸿焘、徐镜心、丁惟汾、陈干等所结合的一派。另一派不满于六二党，受六二党排斥者，如丁世峄、周树标、王志勋、曲卓新（荣城人）等，认为敌党的巢穴既经推翻，从此不致再受他们的压迫，可以吐一口气，也可以再作打算，另有别的作为。在这两派之外，大都是随大溜看热闹，也有的想乘机活动。
  推翻了谘议局，必须另有组织，作为代替的机构，于是多数认为既有各界代表在场，就应该正式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以为全省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遂于此时正式成立，随即着手选举正副会长。先选正会长，大众高呼正会长非夏某不可，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这些人是我未回山东以前全不认识，毫无往来的，他们为什么要推举我？事后我才想到他们推举我的原因有：一、在我初到济南，于两次欢迎会上，他们听到我的议论和见到我的举动态度，都认为满意而印象很好。二、被推翻的谘议局人数众多，不容易与之对抗。三、被取消的三位议长都是翰林、道员，皆有相当的势力，在全省的人事中，声望能力能与之抗衡对垒者，实难其选。四、我虽在本省没作过事，但在京津任职时，于同乡中亦颇负廉能之望。五、山东军界将领还有许多是我父在日的下级军官，举出我来，既可以与旧势力对抗，又可以对各方应付号召。
  当选举副会长的时候，我提出了于普源。我的用意是因为于普源人尚老实，没有恶劣的官僚习气；又因为他是旧谘议局副议长，提出他来，可以减少旧派与六二党的反对力量。我提出于来之后，也无人反对，当即通过。但是于不敢承认，竟消声匿迹的回他的原籍潍县去了。于不敢就职，我又提出来范之杰，因范也是一个翰林，在北京的御史中也相当的敢言，头脑亦颇清楚，行为也很谨慎。大家因我介绍了范的简历，也就赞成通过。没有想到范虽勉强就职，数日后也悄悄地离去了。
  以后继任的副会长又选出来庄陔兰和王讷。庄是莒县人，光绪甲辰科翰林，王是安邱人，举人。他们两个都是日本留学生。我与庄在北京的时候就认识，我认为他能读书，有谋略，外表极朴素，而抱负权奇，遇事举重若轻，不动声色，于黄老之学颇有研究。他也有他的弱点，往往对事以儿戏出之。他也是我由北京邀来的，因为我的性格与他颇有相反处，遇事举轻若重，对人又不圆融，硁硁介介，过于亢直，他能对我不顾情面，随时匡正我的短处，所以我首先把他由北京邀到济南。后来我离开了济南，就把联合会的事体完全托付给他了。至于王讷的为人，亦颇勇于任事，但有时不择手段，有时太看重了个人的利害。不过在那个局面之中，到处奔走，联络宣传，不辞劳瘁，后来吴炳湘逮捕革命志士，他也曾多方营救，其长处也是不可掩没的。联合会的副会长，由庄、王二人担任，后来我在北京时，他们有重要事项还向我报告，一直未断联系。至于联合会正会长一职，始终就是我自己，并未选过第二人，直到民国元年联合会结束。
  大会成立后，每日分组办事，最重要的是秘书长。我在所接触的诸人中，觉得丁世峄最为出色，所以我就委他为本会秘书长。会中多数认为适当，惟有六二党的主干心怀不满。
  在联合会成立的第二天，孙宝琦因城内秩序不佳，恐难维持，就请我到抚署晤谈并征求意见。他说：“警道潘延祖（云南人）年老力衰，近来又复多病，对于管理全省警权，决难胜任。阁下是参加创办京津警政的熟手，现当全城危急之秋，无论如何，警政一席，务请屈就。”我当时很踌躇，不能立即答应。当即对他说：“此事须提交大会来决定，我不能擅自主张。”在这时候，城内外的警察分署对于集会结社已时时有干涉监视的举动。
  我当天就回到联合会，将此事说明，征求大会的意见，赞成者居十分之九，不赞成者居十分之一。一小部分人认为联合会是立法的机构，会长是要监督巡抚的，兼了巡警道，就要一方面受巡抚的节制，遇事恐有掣肘之处。大多数人又以为巡警道一职，掌管全省的警权，地位至为重要，在进行革命上，关系很大，如果这个职务落在旁人的手里，必然是革命道路上的一种障碍。只要会里的事抚台不干涉，警权还要由我们自己掌握才好，因为这个缘故，一致赞成由我担任。我于是就在大家同意之下，以联合会长而兼巡警道之职。
  巡警道一职固然很重要，但我对于警政尚不十分外行，以我的精力颇能应付有余。不过联合会的事体比较繁重，每日必须到会；且各界人士纷纷来见，络绎不绝，以致毫无片刻之暇。除特别事故及重要文件而外，于警署例行公牍势难兼顾。乃与孙宝琦说明，增设提调一员，委派汪涵充任。汪原来是山东中路巡防营统领，他是江苏宝应人，是我父门生。光绪甲午之战，他即在我父幕中，历时达十余年之久。他原来与赵秉钧（河南嵩县人，清季曾任民政部侍郎）是盟兄弟。我父去世之后，他由赵秉钧推荐给山东巡抚袁树勋的，孙宝琦到山东后，他才因病辞职。我自到济南时，一直就住在他家里，所以警署例行的公事，由他代阅最为妥当，也最为放心。
  我与孙宝琦的关系，也有说明的必要。光绪中叶，曾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就是孙的岳父。张和我父在西征新疆时，是二十年的老朋友。我与孙宝琦初不认识，在他作了山东巡抚的时候，因我弟赴北京投考，须由巡抚出具保结，我为此事，才与他初次见面。彼此交谈之后，才知道以前的这种世谊。经此一面之缘，就没有再通过音问，这次回到山东，才与他共事。
  不意我接了巡警道以后，北京的传谕又到，清廷派柯劭忞（胶县人，翰林）为办理山东省团练大臣，派我为副大臣。我后来听说这是由于在京的山东京官联名保举的。早就保举上去，清廷未即发表。后来见山东形势已变，又想借我收拾残局，这才发表了柯为正我为副的谕旨。我既任联合会的会长，当然不能再兼此事，柯也没敢来上任，因此团练一职就没有实现。及至山东独立取消后，清内阁又改任柯为山东宣慰使，曾匆匆到济南来过一次，那时候我已离开山东了。
  各派系人物
  自从联合会成立以后，一直到宣告独立这个过程中，我留心观察各方面的情况，各派别的人物，关于他们的思想、行动、才干等逐渐了解得很多，大约可分为数项如下：
  当时的人物派别，可以分为同盟会与非同盟会。山东省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的亦颇不少，如：徐镜心、丁惟汾、谢鸿焘等为首，尚有蒋洗凡（博兴人）、于洪起（栖霞人）、宋绍唐（菏泽人）、张树德（临清人）、陈干、姜致中（昌邑人）、周庆恩（历城人）等。此外不隶属于同盟会的，如：丁世峄、曲卓新、周树标、赵正印、肖永弼（长清人）、金志汉（济南人）、于明信（临朐人）、丛琯珠（文登人）、韩履祥（郓城人）、安举祥（日照人）等，都是当时各方面的活动人物。
  还有些位学生代表，如：王者塾（后名王乐平，诸城人，法政学堂学生代表）、邓树贞（菏泽人，济南高等学堂学生代表）、孙斌（蓬莱人，师范学堂学生代表）、马素贞（女、栖霞人，妇女代表）、秦瓒（女、河南人）等，他们差不多每天都到联合会中来商洽事体，在社会上作种种的活动。如马素贞、秦瓒等人并曾成立女生劝助军饷会领导女学生劝助军饷。而一般留学生中，先后返回祖国参加革命的大都以振兴教育为号召，有谢鸿焘主办的东牟公学，刘东侯（潍县人）主办的山左公学，邱丕振（掖县人）主办的掖西中学，均散布了革命种子。
  从清末到民初，本省有东、西两派（指的是东府、西府与国民、共和二党），张公制（安邱人）代表东府，王鸿一（郓城人）代表西府，他们在独立时都没有参加。张因与六二党冲突，愤而辞议员职，返回安邱原籍。王是回到曹州办教育。两人那时都没有在济南。
  客籍人士中，则以张志（四川富顺人）为首。还有雷光宇（湖南浏阳人）、楼兆梓（浙江绍兴人）、萧方骏（四川三台人）、姚鹏图（江苏太仓人）、朱是（浙江人）、龚积柄（安徽合肥人）、孙松龄（河北蠡县人）、李崧（云南人）、李肇甫（四川人）等。其中有些人如张、雷、萧、姚等皆为孙宝琦网罗于他的幕府之中。此外，则以在教育界的居其多数，如楼、孙、二李等，尤其是张、雷二人更为教育界中的重要人物。张最为杰出，后来任山东高等审判厅长，因抗拒张宗昌遇害。
  当时山东巡抚孙宝琦，曾经出使法、日、葡、德等国，人物比较开明，也能延揽人才。但是他的父亲孙诒经，在清季作过侍郎等要职；孙又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均为儿女姻亲，所以他决不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外布政使胡建枢（安徽凤阳人）是前清进士，历任州县府道等缺、洊升按察使、布政使直到巡抚。胡年事已高，可以说是廉谨一路的人物。按察使吴煜（安徽合肥人）军功出身，由淮军起家，为人谨慎，当时也颇有能名。提学使陈荣昌（云南昆明人），清季翰林，曾任御史，鲠直敢言，颇有气节。他于山东省独立后去职，从此即未出仕。巡警道潘延祖，就是我的前任。劝业道先是萧应椿（云南昆明人），后是何承焘（江苏人），萧是经济特科出身，何原来在上海经商。
  武官中在本省有三镇，五路统领。三镇总兵是：登州镇总兵叶长胜（安徽人），兼五镇第十协协统，兖州镇总兵田中玉（河北人），曹州镇总兵张善义（蓬莱人）。五路巡防营统领是：中路聂宪藩（安徽人，聂士成之子），后路方致祥（安徽人），还有靳呈云（河南人），其他两路由兖曹两镇总兵各兼一路。
  宣告独立的经过
  阴历九月十九日晚上，我正在孙宝琦的办公室会谈，联合会来人报告说：“会中来了五位军官，要见会长。”我令人由电话中告诉他们说：“现在已晚，有事明天再说。”他们说：“有事相商，明天不成！”我说：“如明天不成，可以令人转达。”答复说：“转达也不成，必须亲见会长！”我没有法子，只好回到会里（当时会址系在大明湖边谘议局旧址）。
  我到会后，见有五位军人正在总务组办公室和张汉章谈话。见我进来，一齐起立，态度很恭顺安静的样子，不象有什么紧张的情状。当由张一一介绍，方才知道他们是：黄治坤（第五镇参谋）、张弼臣（第五镇教练官）、潘小泉（第五镇军佐）、上官建勋（第五镇十九标第三营营长），还有一个人姓胡，名字似乎是胡季芳，记不清了。当时看他们的神气，仿佛已有成算在胸，又觉得张汉章微有得意之色。又见桌子上有杯盘未撤，好象他们在一块儿一同刚吃完饭的光景。我心中稍微有一点怀疑，遂即问他们要见我的用意。首先由黄发言说：“现在成立联合会，甚为一般人所期待，会长的声望我们很久仰。……”以下都是恭维的话，毋用细述。我又问他们的来意究竟为何？当由黄、潘、张三人先后发言，所说不外乎：“现在武汉事起，清廷已派荫昌督师南下，我们山东不能出兵支援进攻武汉。”我说：“这倒不必顾虑，已与孙抚帅商定山东保境安民，决不出兵了。”他们又说：“要是仅仅的不出兵，恐怕不能算完事，山东既在清政府统制之下，仍得听他们调度，若想真不出兵，非与清廷断绝关系不可。只有赶紧先发制人，宣布独立的法子最为妥当。”我说：“此种办法，并非毫无理由，但不能如此简单轻率。山东成立联合会，在规定八条之内，既不出兵，又不许抵押借款，已与宣布独立差不多了。第二步尚须相机缓图，若操之过急，怕无利有害，我们万不可务虚名受实祸。至于说到革命救国，我们所抱的目的是相同的。不过我是山东人，尤其得格外慎重，以免对不起桑梓。因为全省的秩序与人民安危，须要十分慎重，请你们诸位要多加考虑。”黄张二人又陈说种种利害，我说：“现在军政大权，仍归孙抚台执掌，必须先与他商量，再作计划。他的意见如何，我不能代表，即便他能应允了，独立以后，又将如何？”当他们听到这话的时候，彼此相觑，又一齐看着张汉章。张遂代他们发言说：“独立以后，必须举知兵大员总揽一切，否则恐难维持。现有代理第五镇统制贾宾卿（河北大城人，原第十协协统）甚得军心，可以举他为首领。”我接着说道：“山东还有登州、兖州、曹州三镇总兵，还有五路巡防营，并不是仅仅的一个第五镇统制所能总辖，贾协统即便能代表陆军第五镇，也未必能代表登、兖、曹三镇及五路巡防。”我说到这里的时候，黄治坤等五人面色也有点改变，张汉章就露出蹴踖不安的样子。原来张汉章因我任用丁世峄为秘书长，他就有些不高兴，这在前面已经谈过。此次五军官之来，他颇以为奇货可居，就利用这个机会加以拉拢，大约于我未回到会之先，已经应允他们五人包办一切了。再者这五人不过是参谋、营长等职，地位并不甚高，那时的军政体制甚严，如何能其势汹汹地坚持立即亲见会长，而且片刻不能待？后来我了解到这都是张汉章从中玩弄的手法，传的假话，当黄治坤等尚未见我之前，已与张汉章有了联系，觉得此事很容易办，及至同我交谈之后，见我态度很果断坚定，不易动摇，又听见我的议论很不象他们所理想的那样容易对付，当即觉得失望。尤其是张汉章连日在会中见我对于诸事应付的明快，颇为各方所尊重，知道我不能为这五个人所屈服，恐怕我与黄治坤等言语不合，弄成僵局，以致难于收拾，当即竭力周旋，以便缓和当时的情况。
  此刻黄治坤等也便借此下台，向我告辞。不过在临走的时候，微露威胁之意说：“此事我们军界已经一致，请会长务须详加考虑，与孙抚帅商定办法，我们一两天内要听回信。”至于他们五个人虽然全主张不出兵，但是其中也分为两种心理，如黄治坤、张弼臣两人是日本留学生，确有政治革命思想，认为这是一个革命的机会，潘是附和他们两人的，而上官建勋则不然了，他主张不出兵是怕死，怕当炮灰。此外那一个则是个看风驶舵的人。他们几个人思想虽然不同，而不出兵的主张则确是一致的。
  他们走后，我当夜又去孙宝琦处，将与黄治坤等谈话的经过对他说了。孙听完，即对我说：“孙宝琦在山东有守土之责，土既不能守，惟有以身相殉！纵令不死，也不能领着大家宣告独立。”当时的语气非常坚决，神情也非常紧张，相对默然良久。我说：“此事只有定期开大会再行决定。现在我们惟有出以镇静，只要与大局有益，似不便过于坚持。”遂即退出。
  在第二天晚八九点钟的时候，代理第五镇统制第十协协统贾宾卿忽来拜会，他骑着一匹白马，带着两个步兵，便衣小帽，悄然来到大明湖东南岸汇波寺阁子汪宅（即我的寓所）。虽系初次见面，态度异常谦谨，首先向我表示谢意。说我对他很好，非常感激，听说大家要举他担任都督，我很维持他，特来向我道谢。我当时听着很诧异，因为他说的话与事实全不相符，我想一定是黄治坤等捏造的，我看贾是中等身材，面貌黄白，微瘦，声音低弱，不似一个武将的丰度。
  这时候，我对于他所说的话，也不便当面揭穿，只有将不着边际的话来答复他。我说：“山东现在所处的环境，确是危急，况当全国风云紧急之时，决不能就这样的现状支持下去；不过山东是山东人的山东，我是山东人，确不能不就大处着眼，如果立即独立有利于山东，当然可行，否则还要相机酌量，再作道理。”我将他敷衍走后，遂和丁世峄商议应付的方法。丁认为这时候对贾说话不可有过于具体的表示，刚才答复他的话甚为得法，看此情况，非开大会不可。我和丁世峄刚谈到这里，这时候，谢鸿焘和丁惟汾两人相继而至。他们对于昨天五镇五军官见我谈话及贾来见我的情形都已知道，都觉得异常高兴。惟我以为不能过于乐观，遂说：“独立时机成熟固是好事，不过是由五镇发动，而且他们要举贾为首领，恐怕将来弄成一个尾大不掉的局面，则颇可虑。”丁世峄也深以我的话为然，丁惟汾亦点头称是。惟谢鸿焘说：“只要能独立就好，别的暂都不必去管它！”在我们议论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五镇的内部已有了矛盾及内讧的问题将要发生。于是我们遂定于二十三日开全省各界联合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到了开会那天，山东巡抚孙宝琦、联合会会长、会员以及全省各界代表、各方人士及第五镇的部分军官如黄治坤等均行出席。
  大会由上午八点开起，一直开到晚间将近九点，当时发言的人甚为踊跃，情绪非常激烈，会场空气空前紧张，而发言最为兴奋的主要都是同盟会、留学生及教育界的占绝大多数。所说不外乎：“以世界潮流及全国当前的种种需要，非彻底革命不可；以山东所处的环境而论，正在危急存亡、一发千钧之际，非即时宣告独立，决不能挽救当前的局势。”议论滔滔，风发泉涌，慷慨激昂，秩序渐行凌乱。当由同盟会党人将全场各门完全把住，不准任何人出入，并将大门上锁，杀气腾腾，如临大敌。孙宝琦在大会台上被逼得无法下台，但始终坚持，不肯宣告独立，仍然抱定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宗旨。而台上台下彼此相持，不得解决。
  这时候，五镇的黄治坤把我由台上叫下来，一把拉着我，大声说：“夏会长，今天如果孙巡抚不答应山东独立的话，恐怕这会就要永远开下去！我告诉你，我们在会场里有二百支手枪，他要坚持不答应的话，说不定马上就会闹出什么事来，也许立即就出人命！而全城就要陷于不可想象的糜烂状态！”他说到这里，从腰中掏出手枪，故意大声叫喊，而全场高声附和，声震屋瓦，也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俨同鼎沸一般。
  这时孙宝琦在台上对黄治坤说的话都听见了，对于全场的纷乱、庞杂、叫嚣种种情况看的也非常清楚。我于是又上台对孙说：“看当前这样情形，似乎是到了时候，箭已离弦，势难中止，无法再拖延了，既然水到渠成，就应该当机立断。不能再有丝毫的犹豫，以免发生不测的祸端。”孙对我说：“此次请你出来，原为是共同应付各方发生的问题，没想到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我的责任无可避免。纵令以身殉职，是分所当然，也不足惜。若因此竟致决裂，连累了你，害及地方，我实在于良心有愧。”我看他意思已在犹豫的状态，我就转回头来，面向大众，高声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台上下当时欢声雷动，孙即将自己头上的官帽摘下来放在桌上，说：“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宜，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这时丁世峄就将预先写好的一张独立宣言拿出来张贴在台上，全场高声狂呼：“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当此时，会已整整的开了一天，人们也都疲倦异常，既经宣告独立，又推举了孙宝琦为都督，同时又宣布贾宾卿为副都督，大家也就不加可否，纷纷的散去。
  宣告独立后的措施
  宣告独立后所举办的各项措施，择要列举如下：
  （一）通电各省宣告独立，同时各省也先后来电通知宣布独立。如：滇军都督府、黔省军政府、广州军政府、沪军都督陈其美、湖南都督焦达峰等处陆续有电报前来。
  （二）通电各府州县维持地方秩序，不得惊扰。
  （三）通电各府州县钱粮饷项各项公款，不得随便动用。
  （四）布告防止谣言，严行查禁。
  （五）征集各方意见，严防奸宄，派主管员司四出查办不法情事。
  （六）因独立后，当时排满之风甚盛，谣言颇多，人心惶惶，经出布告，安定人心，并电告德州、青州两处驻防旗兵，不要听信谣言。
  （七）通告德州机器局慎重保管，以防损坏。
  （八）堵截张勋溃兵。张勋所部官兵由南京溃退，抵达台庄，势极凶猛，当地地方官绅连电告急。我当即致电郓城县，征调前随我父西征老将于月清、许清文二人前往，相机抚御。因为张勋原系广东提督苏元春军中武弁，也曾在我父部下充当过工兵队长。光绪辛丑年，慈禧太后回銮以后，向袁世凯要保卫宫禁的将弁，袁当即保举了两人：一是赵国贤，一是张勋，后因赵国贤过于老实，没有应付贵幸及权监的能力，就把带领保卫的职务全归了张勋。张大得慈禧之宠，虽一二品大员对他都得另眼看待，惟有姜桂题仍当面直呼其名，这是我在毅军当营务处时亲眼看到的。光绪丁未秋，我父奉命督办长江五省防务，戊申正月在巨野去世，后任就是姜桂题。这年秋天，毅军统帅马玉昆在通州去世，清廷又从南京将姜桂题调回来，派往通州，接统马的毅军。这时候，又派张勋到南京接统姜桂题的部队，所以张勋所统的军队，大半都是当年我父的部下，于、许两人，都是他们的前辈，派他们两人去作抚御的工作，容易着手。
  以上数项，不过举其荦荦大者而言。此外独立后各方来访问接洽者日见其多，而建议条陈事项者更不计其数。其中也颇有可取的，如：请分定联合会与临时政府的权限的，请规定暂行约法的，请安抚土匪溃军的，请维持金融及平抑粮价的，有请创办山东国民公报的，请提倡绅商国民捐的，有请办民团及扩充警队的，有请筹办储蓄银行及监督地方财政的，有请组织军政府的，有建议临时政府财政计划的，有建议关于警政风俗的，有请设法安定军心的，有条陈扶助进行办法的，还有建议临时政府临时政策的。实在是五光十色，美不胜收。至于推荐人材及请录用的尚不在此数，而当时可笑可叹的事也不一而足。我一天中接见来访的人，往往从清晨六七点钟到深夜两三点钟，还不得休息。自独立后，甫及半月，孙宝琦的须发皆白，我亦眠食俱废，形神交瘁，竟积劳成病，不能支持了。
  独立后，北京旅京山东同乡对此非常震惊怨恨，一方面纷纷责难，以为山东决没有独立的资格；一方面还要请清廷速派重兵到山东戡定大乱。这个时候，庄陔兰自北京来，他在京时，也不知道山东是怎么一回事，到山东后，才明了各方种种复杂的情况，感觉到济南能办事的人甚少，愿意王治馨和丁汝彪来，所以由汪涵、庄陔兰两人向北京与侯延爽去电报，历陈山东危急情况，一方面转给王、丁二人，请彼等速即来鲁；一方面嘱转陈赵秉钧，请赵向清廷陈说万勿派兵。有此一电，关系很大，所以清廷就没派兵来。今为介绍当时事实内幕之真相，故将电报全文引在下面：
  北京东城本司胡同西花厅山左侯雪舫（侯延爽）鉴：抵济始知独立系万不得已之举，慕帅（孙宝琦）能从权，功德不仅及于山东，否则此时糜裂不可收拾矣。慕帅与溥斋冒死维持，忧劳成病，现均未愈。种种苦衷，天人共鉴。
  唯陆军内部因争权，乱象已成，将来大乱即基于此。政府此时如电致陆军令其悉秉慕帅命令，一面令静候宣慰，最为上策。若遽遣将出师，则挺而走险，倒行逆施，内讧旁窜，外人干涉，从此发端，吾东祸患，将不忍言。
  刻下激烈派鉴于军界争权，进行益促，倘闻北兵东来，抗拒力固不足，而破坏力则有余，将西结土匪，东毁胶济，为最后之计划，断非一二人所能维持者。况慕无亲将之兵，溥仅司警权，又皆在病中，而对待者复环伺耶。
  此事公可与孔璋、琴斋（丁汝彪、王治馨）向坪林（赵秉钧字）痛哭密陈，不仅吾东存亡所系也。公与孔琴可速来！来时可向坪林要密电本也。
  柯宣慰（柯劭忞）大不宜，如东来恐无效，可请改派。余另电。星、兰（汪涵字星南，兰系庄陔兰）电。
  此电去后，北兵未东来，局势暂可相安。但本省的暗潮却正在酝酿鼓动着，一是六二党失势的主干人物，从各方面伺机复起；一是陆军第五镇的军官相持不下。不久就起了轩然大波。
  取消独立的过程
  山东宣告独立后，取消独立的逆流即在暗中酝酿着。若论其中的因素，可归纳为下列数项：
  （一）第五镇的内讧。贾宾卿的统制，本是以第十协协统来代理的，原统制为张永成。贾宾卿的威望既不能服众，而张永成又有仍回五镇的消息，五镇的士兵竟有欲杀害贾宾卿的说法，贾惧怕，不敢回营。
  （二）传说天津镇张怀芝有潜行来鲁的消息。张曾任第五镇统制，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之旧人。当时风闻张曾亲来五镇，秘密布置，欲袭取山东。且一时谣传五镇于城外私运火炮，一旦城里有举动，即轰城响应，里应外合。
  （三）五镇中有反对独立的一系。五镇中的军官标统、管带，如吴鼎元（安徽人，二十标标统，后来因取消独立，获升协统，代理贾宾卿的职务）、张树元（炮标标统，后升为第九协协统，署登莱道）等人均是反对独立者，决心要取消宣告独立的誓书。其余尚有不少人与彼等附和，自成一系。
  （四）张汉章的种种活动。在我患病时，原来的两位副会长，于普源根本没有就职，范之杰虽然就职，没有几天又走了，补选的庄陔兰也还没就职。这时候就发生了张汉章盗用关防、私发护照、转运军火等事。及经人举发，张恐慌万状，乃以正副会长皆不在会为名，竟自召集会议，擅自提出了彭占元为副会长。彼时因为听说五镇内讧甚烈，风声鹤唳，大家无暇及此的时候，竟尔马马虎虎就匆忙的通过了。事后大家以他不孚众望，又都啧有烦言，所以彭占元又提出辞职。他的副会长根本没有就职，也无所用其辞职；而张的这种用意是要掩护他的偷用关防、私发护照的行为。所以在他自己的辩护信中解释擅用关防这些事，请为副会长允准照办。所谓副会长，就指的是昙花一现的彭占元。张此时更声称有病吐血，请准辞职。一方面又利用其族弟某（在第五镇供职，名字不详）及其同党朱某往来五镇，潜相勾结，暗中鼓动，一方倡言解散联合会，全会人员暂且回籍，会中只留四五人看守等语，造成解体的空气。
  （五）联合会中的内部矛盾。联合会中旧六二党人一系以张汉章为首，如彭占元、朱承恩等均是。彭占元虽也是同盟会，其为人好说粗野激烈的话，用以哗众取宠。在当时的社会中，有时也能动人。但他文化较低，虽是秀才，而笔下往往出错字。他是在学台尹铭绶手里进的学，以后到日本去留学。有人说他是举人，那是不确的。因为六二党的关系，故虽列名同盟会，也不为丁惟汾、谢鸿焘等一般会员所重视。又因韩履祥专反对张汉章一系，时时揭露其短，遂疑韩给他们说坏话，故对韩怀恨日深。曾记得有一天晚上韩为六二党人所痛殴，经我严厉制止。由此一端，足见六二党人之专横。他们又为扩充势力，异想天开，竟要保彭占元作曹州镇。此时山东独立，军心正在动摇不稳，如何能骤换统兵大员。况彭社会声望，军事知识，一无所是，独立时又不在省，独立后才自京来的，而竟想攫取军镇要职，不但说不到不合格，根本是无格可合。他们一系的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全会没有不认为是荒唐离奇的，都以为并无提交大会的价值，就哄然一笑作罢了。他们于扫兴失望之中，更以为我不从中为力，胸怀怨恨。又因在联合会成立之初，我与刘金第虽系初次相识，看他尚属谨慎，也是同盟会人，任为书记，令他住在会中，张系认为是对于彼等之监视，群起攻击，刘愤而辞职。且我自任联合会会长后事事公开，嗣因他们屡次泄露机密，遂不得不加以防范；而彭占元、朱承恩等竟以为我办事秘密，颇不谓然。金志汉报告曾云：“彭、朱等因会长办事秘密，大不谓然。”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会中各派系的不和，以及谘议局解散后，旧六二党人的失势，因之颇有人想取消联合会，以为但能取消独立，则联合会势必随同消灭，所以在酝酿取消独立之中，此亦为一重要因素。
  （六）聂宪藩的活动。有人举发中路巡防营统领聂宪藩有营私舞弊的情形，原文如下：
  查聂统领怯弱无能，不能任事，且位置私人，私减兵额。兹据切实调查：第一营为其自带，二营管带薛漪园，五营管带孔少轩，七营管带潘少泉皆其私人（皆安徽人）。一营缺额近百名，二、五、七各营皆不足，大约五、六十至七、八十名不等（聂令潘少泉为其秘密侦探，曾经到会）。此数营皆可请孙抚派人按额点名查明，即行撤差，其下级官长以现有北洋中学生酌选派充。
  按：即在清末军政极腐败时，也从未听见有过吃名额至如此之多者，实属骇人听闻。在联合会中有人主张彻查严办，聂闻风知惧，亦乘机思图抵制。
  以上所举出的各项，均为山东省酝酿取消独立之内部原因，而其最重要的关键，则以袁世凯的出山，为其决定的因素。聂宪藩、张广建、吴炳湘等人及五镇的全体军官，全是袁的旧部，加以一般失意觖望、不满现状、投机反复取巧之流，又完全结成一系，他们便共同致力于取消独立的运动。
  山东省的宣告独立，原就是由第五镇的黄治坤等五个军官所迫胁，没想到这回取消独立，又还是由第五镇中另外的军官来出面。固然取消独立的原因非止一端，然而要没有武力的威胁，虽有其他原因，亦难于迅速实现。所以破坏独立的一举，就又由五镇担当起来了。
  这一回出面的军官是吴鼎元、张树元、方玉普（第一营营长，后来获升为二十标标统，接吴鼎元之职）、施从滨（第十九标标统，后升为四十七旅旅长）、刘景沾（第二十标第二营营长，后升为莱州府知府）、张培荣、郑士琦、王学彦等，他们首先给联合会来信，请取消独立。经丁世峄、王讷、张怀斌（东阿人，张怀芝之弟，第五镇标统）等两方面疏通调解无效，此见于丁世峄的便函。丁柬中说：
  顷寻某公不遇，今晚事不谐矣。至张怀斌公馆，其门役云往聂伟臣处，此中大有文章。……
  按某公指的是贾宾卿，聂伟臣就是聂宪藩，丁访贾不遇，找张本人既见不着，不想居于调人地位的张怀斌又往聂处奔走，趋向于反对派一方，其中的情形，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取消独立的前夕，贾宾卿以五镇内部不和，分赃不均，对于权力分配竞争甚烈，有人欲对彼加害，贾既不敢回营，亦不敢就职，是以亦请辞统制。而五镇之内讧无已，于治安方面亦颇岌岌可危，此可见于庄陔兰与我的函中。彼时我在病中，庄往孙宝琦处连络，他和孙谈话后，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帅意：贾辞统制，以吴代理，张补协统。其标统一缺查张怀斌资格相宜，亦可照补。再暗调黄、胡二人外出南下，五镇事或暂安。特此布闻，即候早安。两浑
  张指的是张树元，黄、胡即是黄治坤、胡某两人，以前是赞成独立的，将此两人调出，以反对独立的一系予以升补，则五镇即可相安无事，这也是孙宝琦的策略。
  调停既无效，于是又在山西会馆开会。这次开会我就没有出席。因为出尔反尔的事，为我素来所深恶，那能又去参加呢？参加的只有谘议局的旧人六二党等和济南商会正副会长汪懋坤，谭奎翰，石丕绪，绅士孟洛川等。此次他们竟将第五镇的大炮架起来示威，一对对着巡抚衙门，一对对着联合会。以前赞成独立的军官上官建勋又反过来附和他们。开会时，逼着孙宝琦取消独立。他们的理由是：袁世凯复起，我们山东抗不了。如果袁派兵来，我们无法抵御。现在必须取消独立。如果还要独立的话，恐怕造成全城糜烂。谁要不赞成，就以军法从事。孙宝琦这时于是又答应了取消独立。他就将巡抚印信交给布政使胡建枢护理，一方面迭电清廷请罢黜治罪，同时取消独立，撤销临时政府；一方面称病，避入法国医院。他又发表了一篇《罪言》，声称：当时宣告独立，系出于不得已的情形，是由夏某及丁世峄等强迫所演成的，并非他的本意。孙既避入医院，学台陈荣昌、臬司吴煜也走了。其余诸人或隐匿，或逃避，情况颇形混乱。紧接着于十月初清廷来电报给孙宝琦。电文是：
  奉旨：内阁代奏孙宝琦三次电奏请罢黜治罪，并取消独立，撤销临时政府各等语。现在朝廷颁布宪法信条，实行改革政治，与民更新，该抚未能仰体此意，熟权利害，徒事张皇，于理殊为非是，本应加以严谴，惟念该抚世受国恩，不应荒谬至此，自系被人迫胁，并非出自本心。近日以来，该省已取消独立名目，地方各事亦渐就绪，是该抚尚知愧奋，亟图补救，姑予宽容，仍着留任效力，务须守定宗旨，毋再为浮言所惑。此次该省首先反对独立，统制吴鼎元等及该省绅商，均属深明大义，忠毅可嘉，均着先行传旨嘉奖，并迅即督饬地方官绅悉心布置，保卫治安。
  该抚自当激发忠诚，力图报称，以维大局，而赎前愆。钦此。阁佳。
  这旨一发表，山东局势为之立变。张广建、吴炳湘原与聂宪藩有关系。聂本人与孙宝琦早就有交谊，而和袁世凯也有世交。张、吴两人又全在聂父（聂士成）的部下作过巡捕，所以在先就由他们两人暗中串通五镇和聂宪藩及其他土劣破坏独立，因此就得了不次的超迁。张以同知任布政使，吴以县丞任巡警道，不久且以署巡抚胡建枢年老力衰，不胜繁剧为词，由张广建升任了巡抚。
  张、吴两人既得把持山东省的政权，对革命人士即不住的进行压迫，吴炳湘接了巡警道以后，且大加逮捕党人，专制政体于是一时复活。
  取消独立以后
  山东取消独立后，我们主张革命的人士连夜开会。当时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赴南方参加军政府，推出两代表，一为谢鸿焘，一为雷光宇。另一派主张赴北方，联合京津一带革命志士，相机进行，并设法向北方当道疏解，请清内阁注意，因在胶澳有德国人的关系，不要派兵到山东来，逼急了，会挺而走险，引出国际纠纷，而德国人可以用保护路矿权为名派兵到济南。这一派也推出两个代表，为我及丁世峄。
  我和丁世峄两人即于冬月初动身赴北京。在火车上，我看见丁佛言皮包里有一本书，我看是唐译《大乘起信论》，我很诧异地问他：“你这个人，怎么喜欢看这样的书？”他很郑重地答复我说：“你觉得很奇怪吗？你将来或者比我今天还愿意看这一样的书，也说不定。”这是我头一次看见佛书，也是我几十年来学佛的头一步开始的印象。
  我们的目的，想先去见袁世凯，把山东的民情告诉他，并使他知道张广建、吴炳湘两人的作风，只有使山东人愤恨，益发不可收拾，请袁改变办法，不再出兵山东。
  我们初到北京，先去见赵秉钧。当时赵为袁世凯与各方联络接洽，声势颇大。因他先是张曜的戈什哈（满语亲兵的意思），庚子年我父带兵入卫京师时，他在部下任差遣委员，庚子以后，天津地面巡警是他创办的。乙巳，北京前门车站发现吴樾炸五大臣一案后，北京赶紧创办巡警，才把他调到北京。他由候补道升任三品京堂，补太常寺卿，署巡警部右侍郎。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被隆裕太后免职回籍，赵也因袁的关系，同时罢免，在天津闲住。武昌起义之后，清廷首先把他调回北京起用，总揽警权，因我与他从前相熟，所以到北京先去找他。
  见面后，我由他那里听说，我自济南赴北京后，紧跟着张、吴两人也有电报告说：“山东事皆夏某所为，现在偕丁世峄北上，恐其有图谋，须严防。”赵和我说：“项城对你本来是非常器重的。你在山东闹起革命来，使他很痛心，他未必愿见你；也许他知道你来，还会于你不利的。”我对赵说：“我到山东去，和在山东一切全是为了正义，于心无愧。今日之来，也是为了山东，至于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了。”赵说：“我对于此事，是无能为力，不如你去见姜桂题，因为姜是袁的盟兄，什么话都可以向他说。”我见赵既不能办，就去找姜桂题，他原和我家也有世谊，见面之后，满口应允，但结果也没有消息。
  我既见不了袁，就住在京中，和黎杰（安徽人）、李杜芳（安邱人）、李朴（北京人）、谭奎昌（历城人，那时任陆军部军事司司长）、丁汝彪等终日在一起商议。大家认为既和袁世凯说不上话，南北局势一时又不容易解决，不如去联络蒙族人士，在蒙古另辟一条途径。
  因为当时灭清排满的谣言很盛，北京人心惶惶，都觉得朝不保夕。由于满蒙是一体的，蒙古王公亦极感不安。李杜芳和李朴两人都是贵胄学堂的学生，和一些蒙古王公有同学的关系；还有崇铠（内阁学士，肃亲王善耆的内弟，很喜欢与新人物来往）认识蒙古王公也不少。经过他们几个人的介绍，我们于是就进行联络。如：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李杜（这也是位蒙古王公，当时住在北京东城本司胡同，至于是那一旗，现在我已记不清了）等人。当时我搜罗了许多关于蒙古的书籍地图天天去研究；预备取蒙古草原作为革命的根据地，以徐图向中原进展。
  后来在京津一带连续发生暗杀案件多起，如彭家珍炸良弼，丁字街有人炸袁世凯，天津车站有人炸张怀芝等，一时空气极为紧张。所有当时在京津一带潜行活动的革命志士顿然完全断了联络，事情简直无法进行了。那时候我一举一动，都有便衣侦探跟着。袁派唐绍仪南下议和，我们商量由丁世峄和侯延爽两人相机南下，侯是以山东旅京同乡推举出来参加上海和谈的身份前去的，留下我和李杜芳、丁汝彪在北京。
  侯南去后，还有信来，谈到当时情况，今引在下面：
  寿哥（谭奎昌）台鉴：明日金陵选举大统领，孙中山已到申，必得之矣。和议迄难就绪，昨唐大臣电奏：“请即国会解决”。是一下台法耳。北来代表团多畏祸，遁归者十之七八，亦太无丈夫气矣。弟到申后，两臂痛楚又发，因进法人所开广慈医院医治，今十日矣，臂痛已痊，但仍须多服补血剂。且此医院距市辽远，景致幽雅，不啻桃源，正好多住几日，到时而归；不到应归时，无论如何，不能学遁。遇此时代，读书人只好闭门，若多见人，多发言论，适足取祸耳。同来员中，唐宝锷、顾鳌均被拘至军政府。唐留置一日即出，顾则尚无出期，皆好发言之过也。杨度风声尤紧，到申后次夕即遁。然弟则无所虑，无所畏，盖自问无愧，而又不到稠人广众中发言论事，惟一狼狈病夫休养于医院耳，谁其与我为难哉。当初到时，招待员多危词恫吓。对之曰：“若诸公必欲与代表图为难者，我今已病，请先遗我一炸弹可耳。”一笑而罢。要之世间声言杀人者未必能杀人，其被杀者，亦必有所自取，安用畏哉！要知此一来，可谓又经老君炉一炼，然不炼又安能发越膂力哉！弟自处甚稳甚健，兄幸勿为遁归者之词所惑而有所惧。六七日内即可北旋已。草草即候升安！弟爽顿首。
  这时候汪星南也到了北京，我在汪的寓所中，还无意遇到了陆建章。陆是新从广东高州镇总兵被南军打败，来京想见袁世凯的。一连去了五次，袁拒而不见，陆没有办法，怀恨在心。他遇见我后，就约我和汪在前门外正阳楼吃饭，饭后又在瑞蚨祥西栈小楼上谈话。我问他近来作何举动，他说他苦闷异常，每日在四郊活动。我问他是何用意，他说：“中国是没有办法了。只要有势力在手，一切都不怕，近来四郊旗兵已久不发饷，又因谣言四起，他们又怕又恨。乘这机会，和他们联络团结，也是一种力量。现在我已经无用武之地，天下事只要有金钱有武力，一切都有办法。此刻北京的金钱都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各国银行，我打算号召旗兵，乘机进入城内，将外国银行储存的财物尽量劫掠，运载出京，即作流寇，在所不惜！”我说：“你这种办法真是不妥，势必引出国际交涉，现在全国的大问题正在相持，尚未解决；倘再火上加油，其结果恐将不堪想象。况你抢劫银行之后，第二步又该如何呢？”他说：“我就到曹州去，联络当地防营和绿林。况我从前作过曹州镇，现在那里的防营，还可以听我的号召，你在曹州也有相当势力，我们可以合为一气，占据山东。”这时我心里一动，因我正在和张勋部溃兵接头，而且由王鸿一联络曹属绿林。我看陆心存叵测，纯为自己的势力打算，毫无国家观念，所以我对他丝毫没有说曹州的事，遂敷衍而散。过了两天，袁传见了他，委他为军政执法处长，他即欣然就职。我这时觉得未将曹州的计划真象叫他知道，真是万幸。
  我在北京居住时，连接到庄陔兰、王讷等来信，知道张、吴在山东大捕党人，东省的局势很乱，我临走前和他们商量，俟我走后与我联络时，可以用责备我的口气，以免张、吴等之注意，否则恐其有阻碍之处。以后他们就照此办法，与我始终未断联系，今仅存他们与我的一封电报，兹录其原文如次：
  会长鉴：自我公去后，时势益迫，五镇纯以武力相干涉，加以吴巡警道为虎作伥，派兵监守抚院，鹊华桥设立陆军学界会，又复恫吓学生，在学堂外均驻大股队伍，如临大敌。而吴道于谘议局外亦加派巡警，至局中调取会中名簿，将在会各员分别首要、次要列单，声言有罗织党人兴大狱之说，因之人心激愤，自由行动，有主张结连兖曹匪徒起事者，有主张借德人军队抵制五镇者，又有持极端破坏主义，拟掀毁铁路，仇杀外人惹起交涉，倡言：“山东土地，如其断送于酷吏暴军之手，不如我东人自断送之。”现在曹匪已起，结连泰、沂一带帮匪同时暴发，势成燎原。公等为山东请命，从速解决，尚可挽救于万一，否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是吾省三千万人性命牺牲于公等之手，将何面目归见吾东父老乎！不胜啼泣号呼迫切待命之至！联合会全体公启。
  这时山东省局势混乱已极，而各地类如黄县、文登、诸城等处革命相继发生。在北京听到上海的和议忽和忽离，毫无把握，袁内阁态度日见强硬。同时又得到曹州的信说，张勋的溃兵自韩庄沿着山东边境西进，不久将到曹南，志在折回郓城，与我取得联络，而王鸿一也在曹属各县联络当地绿林豪杰，以便与南来溃兵互相呼应，再图大举。所以我有立即返回鲁西的必要。这时我的盘费早已用完，于是就向姜桂题借了二百元作为路费，谭奎昌送给我们几支新式手枪，丁汝彪又给我买了马匹，就于旧历腊月初旬出京，没敢从津浦路南下，是由京汉路取道邯郸，再由邯郸东行，回到我的原籍郓城。
  我到郓城以后，才知道王鸿一对于联络曹属一带绿林运动将近成熟。最奇怪的是我与王虽然都是郓城人，仅在十几岁应考的时候见过一面，并未交一语。他的原名叫王朝俊。这时王鸿一听说我已经到郓，连夜赶进城来，彼此交换了情况和意见，预备在旧历除夕夜间攻城，并派人在城内响应。我记得此时已在旧历二十四五左右，张勋的溃兵已经越过曹南，听说我已回郓，更并力北上，预备与我会面。行至郓城南境皇姑庵、陈家坡一带，曹州镇张善义率兵拦阻，因而交锋，激战两昼夜，把张善义的军队完全打败，张被围在陈家坡，再迟几十分钟，张即有被俘之可能。方玉普于前两天接到张告急的电报星夜带着炮队赶上接应，才将张善义救出。张勋溃兵前头部队已到离郓城十二里路之双桥集，领头者为彭治坤、夏占瀛。他们的力量如占据郓城确有可能。我连夜派人告诉他们千万不可进城，尤不可扰乱地方。因陈干正在鲁南一带征集人马，我就介绍他们投奔陈干去了。后来陈干成立了第三十九混成旅，就是以彭治坤、夏占瀛所率领的这一队人马为其基础的。同时接到清廷北京电报宣布共和，而王鸿一所联系的这班人也就停止活动了。
  我回到郓城后，正是腊月中旬，听说张广建、吴炳湘大肆捕人。联合会中的人员无论是同盟会员与非同盟会员均纷纷的各处奔走起义，如烟台、登州、黄县、文登、高密、诸城、即墨等县的起义，我不在那里，知道的不详，就不谈了。
  我在家居时，陈干新成的三十九混成旅驻扎徐州，因为其中是以我送去的彭治坤、夏占瀛所带的人为班底，所以他一日数次电请我到徐州。这时袁世凯新派的山东都督周自齐也到了山东。周虽是曹州人，他生于广东，留学外洋，对本省的地方情形茫无所知，所以连电请我出山。我因独立一事的经过使我灰了心，明知道此时正在混乱中，也不会办好，我那时只想出洋留学，决心不再出去了。陈干专派他的宪兵队长蔡某到郓敦请，我实在推辞不过，乃于元年四月到徐州，住在云龙山，到徐不久，周自齐又派施从滨、庄陔兰、谭奎昌等三人来约我去济南，他们且派有专车到韩庄来接我。二次又派宋绍唐来催我前往。我在他们屡次敦促之下，终于动身赶济。以后就是民初的事，更为复杂，千头万绪，在这里我也就不往下写了。
  独立时的各派人物
  山东宣布独立时的人物，不论老少新旧，本地和客籍，择其有关系者，加以概括的评判。但其人在社会上虽有名望，而山东独立时却未参加，则姑且从略。
  孙宝琦对山东独立的关系，已经谈过了。他之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既如前述，至于他的基本观点，在对清廷请罪的三个电报及他给山东学台陈荣昌的一封亲笔信中，就暴露的很清楚。孙致陈信向未公开，今引在下边：
  公与弟为救君父于危难之计而始出此，此原非臣子所忍言。次山忠义之概，令人敬佩。然于今日时势以及古今公理，似均未明，不足与言。同寅中亦未必均看得透。鄙见拟将敝处一稿先行电达。大稿请以个人名义函达监国，冀可动听，如需电奏，请将前后闲文删减交下，再行代发，专此敬颂筱圃（陈荣昌字）仁兄大人台安！弟宝琦顿首。廿一日。
  由此一函，孙宝琦的立场还不明白吗？
  山东独立前后的主要人物，前文中已大致提到过了。兹将在同盟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略举二三：他们之中的中坚分子，是以徐镜心、谢鸿焘为首。他们两个人却意见不合，时常发生冲突。徐富于冒险性、谢则顾虑颇多。丁惟汾与徐、谢的性格皆不同。徐、谢有时候都有轻躁的毛病，而丁惟汾比较沉着，不过他犯的毛病，表面看来虽没有什么，实际上是能误大事。（一）文化水平不高。（二）胸襟狭隘，对于当时的同盟会信念很坚固，而排斥异己的心理也很强。这三个人中，徐镜心在二次革命时，为陆建章所逮捕遇害了。谢鸿焘不甘淡泊，在民国八九年后变了节，倚靠了军阀。丁惟汾后来跟着蒋介石在一起，仇视异己的心理，始终不变，即对同党中的人如王鸿一等，也在他的排斥之列。这三个人都是日本留学生，而陈干虽也是同盟会，却未曾留过学。他的特点：有才气，能冒险，曾在关内外到处奔走运动，传播下了革命种子。他在北伐时，为李宗仁枪杀了。
  王者塾，是诸城人，号乐平。在酝酿独立时，他是法政学校的学生代表。他在教员与学生之间能取得信任，即非同盟会如丁世峄等对他也很好。他曾经到俄国伊尔库次克去过两次，后来在上海被人暗杀了。
  还有张树德，是陆军小学的教员，临清人。优贡出身。与本县吴桂华同有才子之称。他和姜致中、李崧三个人以陆军小学作为根据地，传播了革命种子。
  王朝俊即王鸿一，是一个秀才，平易近人，到哪里都同人合得来，颇有号召力。时时不满现状，总想改革。但是并没有改革的目的，也没有革新的计划。
  在当时对于联合会最为关心而奔走最力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金志汉，一个是丛琯珠。金志汉后来他叫金天会，是济南的回教人。我与他从前并不认识，在联合会成立的这一天，散会后，他就来到我的寓所，曾作详谈，并毛遂自荐地不要名义，不收报酬，愿在暗中作各方面的调查，随时报告，并再三嘱咐不要露出他的名字。在这个期间，我得到他的协助很多。他几乎每天都有报告，现在残存的文件中，不到半数，尚有他的条陈报告等项至十六件之多。丛琯珠在取消独立之后，即回到他的本县文登酝酿革命，不幸遇害。
  在同盟会以外的人，如丁世峄、庄陔兰的情况在前边已经略为介绍过了。在客籍中，最为突出是张志。他是日本留学生，袁树勋慕其名，函聘到山东，内为巡抚的顾问，外为法政、高等师范各学堂的教习，并非官吏，而地位颇见优礼，一直到孙宝琦，他的声望始终如一。入民国后，他作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以原职调往安徽，又以原职再回山东。后来因不屈于张宗昌，被害。
  后记
  我所写的种种，虽然竭力往详尽真确的方面去写，不过事隔五十年之久，当年所存的文件，只剩下匪军钞没的残余。仅就这残存的六类总共一百四十二号的文件为基础，更参以孙宝琦的各项电报以及当时的《帝国日报》、《齐鲁公报》所登载的新闻等类，以与我在五十年前所见闻的所经历的相印证，不敢不竭尽力量慎重从事，而疏漏之处仍所难免。
  此外尚有应该补叙声明的一点，我原对于山东各方素无恩怨，而独于六二党的主干则颇有些不客气的地方。这是因为山东向没有新旧东西的界限，自从有了六二党以后，因着曲诗文一案，形成了新旧东西两派的对立。因丁世峄、张公制等六议员的辞职，划成了东西两派的鸿沟。一直到民国告成，经过几次选举的竞争，仍是这一种力量在其中鼓动，甚至不择一切手段。竞争选举时不惜开匦换票营私舞弊，腾笑全国。甚至于后来张宗昌的祸害山东，有不少的人甘心助纣为虐。细寻其间，蛛丝马迹，也还是有这一种因素在内。这样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把这种病根余毒拔除净尽。若非有了伟大的共产党，这些旧社会若干年来积累所造成的种种恶劣腐败的事体，谁也把它没办法，由此更可见到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
  尚有一节，虽是关系个人，但也有叙述的必要。我原名继泉，字溥斋，号渠园，继字是我家的排行。我在辛亥山东独立时，用的是夏溥斋，后来到日本讲学时，用的是夏泉号渠园。当这时候，日本东西京学术界都知道有个中国人夏泉先生，或称渠园先生。我自日本回国后，目击时局之混乱，较前更甚，感觉到无一片干净土能住。我的诗中有句云：“除却莲邦未可居”，这句诗代表我当时的烦闷，也是对那时社会的一种讽刺。且我自幼小时即喜欢莲花，又喜读周濂溪的《爱莲说》。我既姓夏，莲为夏季的好花，所以就用诗中的“莲居”两个字作为名字。在解放后，觉到在政治上，只有这一条路，一心拥护社会主义。我当时的诗中曾有两句是：“徘徊瞻顾总无聊，只有当前路一条”，可以证明我的心理，所以我就号“一翁”。至今京津的朋友，皆知我叫夏莲居，夏一翁；而山东故乡中，仍叫我为夏溥斋；在日本或者还叫我夏泉，夏渠园；去年我看见日本人新出版的一本书，其中还是写的夏渠园。今天的七十八岁的夏莲居，夏一翁，即是五十年前参加山东独立运动的青年夏溥斋，也就是三十六年前被张宗昌认为宣传赤化下令通缉的夏溥斋，也是逃往日本讲学的夏渠园。
  （原载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华书局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