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魏剑白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山东省有两次议员选举，五月是第二届国会议员选举，秋间是第三届省议员选举。我当时二十岁，在益都县地方财政管理处和益都县清厘学务款产局当职员。这两个机关在一处办公（益都城里十字口街迤西，察院巷街北首路西），是当时益都地方政治势力头面人物的集中地。我初入社会工作，虽然是一名小卒，但也参与了地方政治势力的派别斗争。迨三届省议会成立，我又在省议会干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因此，对当时选举内幕，对北洋政权和地方张、王两派的关系，知道一些；惟事隔四十五年，记忆难免有错，尚希知者订正。
  一、国会议员选举概况：
  第二届国会议员选举，胶东的复选区设在青州（即益都，原系青州府的所在地，益都为首县）。竞选议员的人，事前都到益都县城租赁宽大房屋，予包饭馆酒菜，以招待各县来的初选当选人。而这些初选当选人手里的选票率皆奇货可居，待善价而沽。一张初选当选票，可卖一千五百元到两千元；还可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的享受一番。选举期间，
  闹了不少笑话，如有的人一张选票卖给了两个人，双方为了争夺选票在选举场内打的头破血流；有的买票人当时付款不够，写给卖票人借据，落选后，反悔不认账，因而打债务官司。
  这次选举结果，杨兆庚（诸城县人）、李元（寿光县人）、高剑泉（胶县人）当选国会议员。孙毓坦（字水平，即墨县人）为候补第一名。好事者有嘲笑孙毓坦的打油诗一首，很有风趣，刻画了当时选举丑态。作者何人则不得而知。因当时传诵一时，我至今还能记忆。其词云：
  阔哉孙水平，洋车跑满城。
  脚踏铃乱响，轮碾地无声。
  一女嫁两汉，金钱有万能。
  哀哉揭晓日，候补又头名。
  第二届国会议员后来没有召集，就无形完旦了。但在这次国会议员选举中，出现的种种丑闻却一直在广大群众中传为笑柄。
  二、省议员选举，初选时益都地方党派的斗争：
  自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起，益都地方就分为两个党派，一个国民党，一个是共和党（后来改为进步党），两党中都有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以房来鹤（字友琴，清朝岁贡生）、陈丹书（字述铭，清朝岁贡生。子陈毓棻，字仲芳，清朝拔贡）为首。共和党以史禾书（字少周，商业资本家）、郭广恩（字泽田，清朝秀才曾留学日本学法政）为首。房来鹤、陈丹书是当时县里的大绅士，在地方上“名望”比较
  高，尤其是学界人支持他，所以国民党人多势众。史禾书、郭广恩“名望”较浅，共和党人也较少。房来鹤、陈丹书比较保守；而史禾书、郭广恩很会活动。所以史禾书被选为第一届省议员。因而县里共和党的头头，改由李由经（字习吾，益都县劝学所所长。即县教育局局长）、宋傅典继任。同时，房来鹤、陈丹书因年龄较高，家居休养，很少问事。国民党也改由房来鹤之弟房来鸣（字春生，当时是益都地方财政管理员），陈丹书之叔兄弟陈鸾书（字韵轩，当时是益都县清厘学务款产员）领导。后来地方上对国民党房、陈一派简称“房派”。对共和党李、宋一派简称“李派”。房派是属于省议会副议长王鸿一的民治社。李派是属于省议会付议长张公制的诚社（原称议员俱乐部）。
  山东第一届省议员（一九一三年选出）益都只有共和党的史禾书一人。第二届省议员（一九一八年选出）益都有两人，一是房派的张培玮（字佩如，官僚子弟，地主），一是李派的李有典（字慎五，李有经之弟），一党一个，平分秋色。到第三届省议员选举时（一九二一年），两党的竞选情况，就与前大不相同了，都拿出全部力量来竞选。其原因是：第二届省议会地方党的两位副议长王鸿一（名朝俊，郓城县人，国民党民治社的头头）与张公制，（名介礼，安邱县人，共和党诚社的头头）都被迫不能竞选下届议长，（情况下段说明），所以，都需要培植本党的后续势力和继承人，因而极力争夺省议员当选名额。
  当时省议员的产生，是采用间接选举的方法，即先由选民选出初选当选人，再由初选当选人选举省议员。
  山东省议会议员的名额为一百三十二名，第一届省议员中，共和党约占七十人，国民党占六十二人。第二届共和党仍占七十人，国民党人数减少，后来联合武定派（郑钦领导的政府派）十几人，仍为六十二人。从省议会的全部议员人数上看，国民党的民治社议员人数比共和党的诚社人数少，但从青州选区的十一个县总的选举实力来看，因青州区是张公制的基本选区，诚社的势力比民治社大。可是，单从益都县一个县来看，民治社的房派则占绝对优势。
  一九二一年第三届省议员选举初选时，当时益都地方两党的实力情况是：国民党民治社方面，房来鸣任益都县地方财政管理处的管理员，掌握着全县地方财政大权；和四乡的乡保长也多有联系。陈鸾书任益都县清厘学务款产局的款产员，掌握着全县学款学产的分配权。同时，地方学界人士如益都县立东关高等小学校校长侯华轩，青州师范讲习所所长王景侨，益都县立两等女学校长邱锦方，青州乙种农业学校校长卜昭敬，金岭镇高等小学校长王维东等都是房派的人；而省立第十中学（在益都），是青州十一个县学生会的核心，受民治社领导。省立青州缫丝厂厂长刘毅伯，也是民治社的人。少数民族中回族的首脑人物王维东，满族的代表人物祁锡璋（字奉臣），也都是房派的中坚分子。因而房派的力量比较雄厚。共和党诚社方面，李有经任益都县劝学所所长，在乡村小学中很有力量。但是全县的学款补助，学务款产局有分配之权，因而有些乡村小学校长对房派也很靠近，李有经是不能全部掌握的。宋傅典当时依靠德昌洋行的出口贸易已发大财，在地方商业中资财首屈一指，但是益都县商会会长赵鉴（字镜符），付会长徐来仪（字凤卿）是房派的骨干，因而宋虽有钱，在益都商界中活动能力不大。郭广恩虽当过国会议员，在任期内无声无臭，在地方上也没有什么活动力量。在各乡的乡保长中，李派虽拥有一少部分人，而城区方面，则几乎全部为房派所控制。在这样势力悬殊情况下，李有经想先打垮房来鸣和陈鸾书，就指使口埠乡乡长王保南、扈希夷出名向省长公署控告房来鸣，对地方公款不清，控告陈鸾书滥用学款等罪名。房来鸣、陈鸾书知道这个消息后，也不肯示弱，遂即指使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冀春田，金岭镇高等小学校长王维东，分别向省长公署和教育厅控告李有经玩忽教育，滥用私人，身为全县教育表率，寻花问柳，玷污学风等款。当时省方也派人到县调查过，但因双方都有后台，结果是不了了之。
  益都县初选监督是益都县知事马福昌，初选事务所成立后，即分派调查员按乡进行调查初选选民人数，准备初选选举。
  益都县分八个乡（城区在外），每乡一个选区，每个乡的人口多少，从来没有确实数目。当时县政府以至地方财政机关，只知道各乡的田粮赋税数目，对于人口数目谁也不管。因此，当时只好按各乡的田赋数目分配调查员的人数。所谓调查员，名义上是督促和邦助乡保长调查、审核、造报选民人数；实际上调查员中一部分是将来的初选当选人，一部分是给竞选初选当选人作助手的。这些调查员为了自己当选或邦助自己的人当选，不但对乡保长编造的选民人数加以控制，而自己还可以在乡保长编造的人数以外编造成千上万的假名字，藉以多领选票，而后他们自己写了选票放在票匦里。这是由于调查员也是投票时的监票员，投票匦的封条、锁钥都是他自己掌握，可以投封自如，所谓封条锁钥只不过遮人耳目而己。当时我记得在城区造报选民册时，由于要编造大量的假名，一时想不出那么多人名，我曾到寺院庙宇和桥头等处从修建捐款人题名的石碑上抄写人名。而王张氏、张王氏更是随意乱写，只要写上一个名字，谁也不去调查，因各区都是一样，彼此心照不宣。县知事更是以不得罪地方，不出乱子为主，所谓初选监督只是一块招牌。
  当时的选民资格，是以财产和封建科举为标准。除了清朝的廪生、增生、附生、秀才等有选举权和被选权外，必须有不动产或动产五百元以上者才有选举权；有不动产或动产五千元以上者才有被选权。按当时假造的人名，全县骤增数十万人，而动产不动产从何而来？真是掩耳盗铃，公开作弊。至选民年龄，更是毫无根据任意填写，根本谈不上真实和合法年龄了。
  调查员的地位作用既然如上所述，所以调查员的人选分配，直接关系着初选当选人和复选票数，因而两派在调查员的人数分配上，斗争很激烈。房、李两派各提出名单交给初选监督马福昌，经过马福昌召集地方各机关多次磋商，双方争执的很厉害。原因是当时房派提出的调查员名单，资格符合规定，而李派提出的人有的与规定资格不符，但又拿不出合格的人来，只是没理由的一味坚持不让，因而僵持不能解决。马福昌是一个老官僚，明知李派理曲；但双方都不敢得罪，他于是亲到察院巷街祁锡璋家中，请了房来鸣、陈弯书去，进行调解，要求对李派让步。后来经过要价还价，李派人数略减了几名，才通过了初选调查员名单。因此，房派调查员人数比李派人数多一点。
  当时初选调查员的姓名，现在记忆所及的：房派方面有冀春田（原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冀维东（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教员）、潘鸿祥（省立第十中学教员）、潘兴祥（县立高等小学教员）、韩长沂（县立高等小学教员）、邱恒铸（财政管理处会计）、赵因之（学务款产局会计）、卜昭敬（乙种农业学校校长）、王维东（金岭镇高等小学校长）、徐敬丞（省立法政专科学校毕业生）、侯梦九（师范讲习所教务主任）等人。李派方面有王保南（口埠乡乡长）、扈希夷（乡长）、李有伦（敬古斋古玩店经理，李有经之弟）、崔锡三、赵鲁斋、翟汉臣、丁警臣（崔、赵、翟、丁都是劝学所的视学）等人。其余记忆不起来了。
  调查员公布后，即分赴各乡，编造出选民名册（城区亦然），经过上报核准手续后，即准备分区投票。
  到了投票选举日期，原来各区的调查员又成了各区的监票员，携带票匦、选票等分别到指定投票区。当时老百姓根本不了解是回什么事，他们既不认字，又怕惹出麻烦，认为这些老爷们对老百姓总不会有好事。所以无人过问。当时选票根本到不了选民手里。即便有好事者去找村长要票，村长就说他不够资格。因为多数选区对选民名单不公布（城区的选民名单公布），有谁无谁，老百姓不知道。当时的选票是无记名的，每票只写一个人名字；而选票是在选举日期的头一天由初选监督发给，各区的监票员没有机会和时间予先填写，因而都是事先找好区里的小学学生当天替他们写票，并请学生们吃一顿午饭作酬谢。当时规定被选人名字必须写正楷字，如一字缺画或写减笔字，都作废票。可是乡村小学生识字不多，往往照着葫芦画的不像瓢。我当时复查选票时，就曾发现潘鸿祥的鸿字写成了“江鸟”，祥字分成了“示羊”，好在无人挑剔，白纸上有黑字就行。各区的投票场所，虽也挂着彩绸，贴着红绿标语，好像煞有介事，其实不过仅有少数人即乡长、保长、地主等和初选竞选人找的邦忙的人，进进出出投上几十张票。等到下午，监票员把自己找人写好的选票，成千上万的放在票匦里，重贴上封条，当日运回县城，就算完成了所谓人民初选的任务。
  有的投票场所，虽然房、李两派都有初选竞选人的监票员，但由于两派事先都有假报的选民人数，並按人数各分到了选票。因此，到投票时谁也不敢监督谁，不然，双方都不能把假造的选民票投上。所以就来了个“互不侵犯，各不相扰”，彼此都能把票投放进去，大家相安无事就行了。
  初选开票时，选票票匦里有的是一百张一百张的用纸条封着放在匦里。因唱票员和记票员都是双方竞选的有关人员，撕掉纸条，照样唱票记票，监票人熟视无睹，若无其事。这是当时选举场上又一出公开作弊的丑剧。
  初选结果，当然是按予定的人员选出。初选当选人总的数目记不清楚了，只约记得房派占三分之二强，李派不足三分之一。按初选的结果。国民党（王鸿一派）可以出一个省议员有余；共和党（张公制派）出一个省议员则票不够。这是最初时的情况。
  三、青州选举区复选风潮：
  山东第三届省议会议长郑钦（字幼亭，滨县人），是当时山东督军兼省长张树元的武定同乡（张也是滨县人）。张树元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任山东督军兼省长。第二届省议会一九一八年九月成立的，郑钦是张树元一手扶植起来的。所以当时呼郑钦和他的一派议员为“政府派武定团”。两个副议长，一是山东的共和党首领张公制，一是山东的国民党首领王鸿一。绝大多数的议员分别依附于两个副议长。即当时所称的“地方派”，各派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后来“地方派”两党为了攻击政府武定团，即以张树元克扣军饷，联合提出了弹劾案。所谓弹劾案，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争权夺利，进行讹诈的一种手段。当时却为直系北洋军阀利用为安置私人党羽的机会。因而，一九一九年二月张树元被免去省长兼职，屈映光继任省长。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张树元督军又被撤职，田中玉继任督军。不久省议会地方两党又提出屈映光卖官鬻爵进行贪污的弹劾案。屈映光也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撤职，省长由齐耀琳继任。一九二〇年十月又换田中玉兼任省长。田中玉是当时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私人。靳是山东济宁人，想培植扩大山东势力，作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故大力支持田中玉。几番更换山东军政大员，与靳云鹏不无关系。田中玉身为督军兼省长，掌握了山东军政大权后，对省议会这个所谓民意机关，就想拿到自己手中作为御用工具，因而对第三届省议会选举采取了强力垄断的手段。在一九二一年第二届省议会任期届满要进行改选时，田中玉即示意复选区压制张、王两派当选。当时共和党在议会政治活动中比较稳重，而国民党在议会政治活动中则比较急进。所以田中玉对王鸿一特别敌视，多方威胁，王被迫离开山东。这是三届选举前夕的情况。
  当第三届议员复选开始，田中玉找了一邦二届的旧省议员和二届国会当选还未召集的国会议员，作为他的基本队伍，图谋垄断选举，计划用“搕匦换票”的方法，偷梁换柱，使张、王两派不能当选，以产生出他的御用议员；再指定选出御用的议长，以便假藉这个所谓民意机关为护符，互为表里，为所欲为。所谓“搕匦换票”，就是把初选当选人在选举场所投进票匦的选票，再偷偷的拿出来，换上他们予先按田指定的人选写好的选票。因选票和票匦都由复选监督派人保管，监票员是复选监督所指派，票匦上的封条，又是掌握在复选监督手里，所以他们这样干是很方便的。当时田中玉按各复选区分别派遣了他的“钦差大臣”，携带田中玉给各复选监督的私人指示信，前往各区按计行事。但是省议会中，所有议员，不是国民党员就是共和党员，田中玉收买的人，自然都离不开两党的关系。因此，田中玉的这种阴谋手段，不久就泄露了。
  青州复选区，是包括旧日青州府所属的十一个县。即益都、博山、临朐、博兴、高苑、广饶、寿光、昌乐、安邱、诸城、临淄等县。安邱县是张公制的原籍，诸城县是王鸿一民治社健将王乐平的原籍。因此，田中玉对这个复选区特别注意。上面讲过青州复选区是张公制的基本选区，所以张公制早到益都。王乐平虽是田中玉指名不准当选的人，为了民治社的继任人选也早到益都。田中玉特派的当选二届国会议员的高剑泉（胶城人）作为执行“搕匦换票”的专使，也早到益都。田中玉为了便于推行他垄断选举的计划，还把益都县知事马福昌调任平度县，把他的心腹平度县知事张寅调为益都县知事。张寅是个非常狡猾的官场人物，到益都后对房、李两方都表示亲近，对高剑泉到益都活动的情况讳莫如深。王乐平到益都后与房来鸣、陈鸾书等商量过多次，并说明高剑泉来意不善。房、陈曾面询张寅，这个老官僚则矢口否认。
  益都竞选议员的情况是：王鸿一的民治社派占优势，当时就全县初选当选的人数计算，十九票才能选出一个议员，益都全县的票数只能选出两个多一点。王鸿一派虽占优势，如想出两个议员，还得向外县买票。当时王派议定除张培玮继续竞选外，增添陈鸾书，由民治社向外县调助一部分票，买票费由张培玮、陈鸾书两人分担。张公制的诚社派，旧议员李有典放弃，让给宋傅典竞选。因宋傅典是新发财的买办资产阶级，很有钱，可以向外县高价买票。益都县两派的人选是这样计划的。至其他各县情况，我当时没有注意。
  到了复选的头两天，高剑泉奉命“搕匦换票”的风声就传播出来了，原因是：
  1、青州复选区的各县初选当选人总数中，除了张公制和王鸿一两派的人以外，其他方面的初选当选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跟着高剑泉来准备当议员的人数却不少。这些人每人最多不过仅有两三张票，怎么能当选呢？但是这邦人却每天花天酒地，从容自得，毫不在乎，还得意忘形的说：“不管有票无票，到时保险当选”。因此引起了张、王两派的注意。
  2、张培玮是上届议员，他迂到跟高剑泉来的熟人劝他说：“不要花钱竞选了，花钱买了票也是白搭。”由此更证明内中大有文章。
  3、高剑泉到益都住在中所营街东头路北刘运生家中，刘在济南是个药材商人，发财后在益都新建了一所大房子，高剑泉经人介绍住在他家。刘运生的大儿子刘旭庭是大学毕业生，和民治社的人很有来往（刘旭庭和民治社的王讷、字墨仙、安邱人，是换帖兄弟）。高剑泉住在刘家高谈阔论，毫无顾忌，一切言论，刘家的人都能听到。高既是田中玉派来的特使，民治社对高的言行是很注意的。而刘运生的家同益都地方财政管理处和益都清厘学务款产局的办公地址，又相距很近，这样通过刘家的人，高剑泉的言行和县知事张寅数度到高处的活动情形，均为民治社所洞悉。
  房来鸣、陈鸾书、王乐平、张培玮等在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同到祁锡璋家中磋商对策，决定由王乐平去找张公制，商量共同对付高剑泉的办法。王乐平找到张公制后，不料张公制不同意，反而说不要轻信流言，冒昧行动。王乐平回到祁家，经过研究，认为张所以不同意，一则是张素来稳健，可能要看看风头；二则张很可能与高剑泉有联系。乃决定不管诚社如何，民治社决定自己干。一方面由初选当选人代表打电报向北京北洋军阀政府揭发田中玉把持选举；一方面组织发动学生会监督选举、包围会场、阻止投票。当时的具体布置是：
  1、学生会以省立第十中学，省立第四师范、省立甲种农校的学生为主，县立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也参加（中等学校）的学生才够干予选举的年龄，以第十中学的学生会为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一直是掌握在民治社的房派手中，民治社对学生作出了包围投票场、阻止投票的具体行动计划（当时学生方面的负责人想不起来了）。
  2、益都当时地方武力为警备队和警察所，虽然都受县知事的直接管辖，可是警备队长于清泮（字乐亭、新泰县人，回族），警察所警佐（即所长）田秋澄（沂水人，秋澄是他的字，名字记不清了）素来依靠房、陈地方势力的支持，历任县知事不能更换他们，因此他们以房、陈为靠山，唯命是听。房来鸣通知于清泮、田秋澄，对学生会的行动要暗中保护，对县知事张寅和高剑泉的一切指挥，要阳奉阴违。
  3、益都县北城驻有原满族驻防兵营的旗兵，当时的旗兵副都统吴延年和田中玉有来往，为了控制选举，张寅和高剑泉向吴延年请求在必要时，调派骑兵镇压学生。房派则由祁锡璋（满族绅士）转告吴延年不要过问此事，获罪地方。这样商定后，即分头进行。
  到了复选投票的头一天（具体月日记不清了）张公制忽然派人找王乐平，说张同意两党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田中玉指使高剑泉准备“搕匦换票”破坏选举（张公制为什么改变态度，原因不得而知）。于是即联名打电报给北京政府揭发田中玉指示高剑泉等复选舞弊，破坏选政，并表示拒绝投票，以示反对。
  到了投票的这一天，清早学生会即在府文庙原青州公立模范高等小学校开会，当场决议为了达到“民主”选举，反对“搕匦换票”，全体学生组织起来监督选举，并决定具体办法，分两路进行：
  一路包围选举场所，投票人没有初选当选证书者一概不准进场。同时学生派代表进入场内监视票匦，不准复选监督所派的监票人员，动票匦。入场的监票人员和选举场内的所有人员，在投票结束前一概不准外出。张、王两派的初选当选人，都不入场投票，而是在场外邦助学生监视前来投票的人。高剑泉的人，每人本来有几张票，因初选当选人的证书都掌握在高剑泉派的监票员手里，准备入场后再发给本人，以免临时跑了票。（这是接受了国会议员复选时孙水平的教训）不料学生们这样来了个里外冻结，场外的初选当选人没有证书不能进场，而场内拿着证书的人又无法把证书送出来，又不敢公开说明出来送证书，怕学生们抓住他们，以包办贿选治罪，就这样僵持起来。而保护投票场的警察，事先已奉到田秋澄的指示，只准听学生的话，所以学生们说怎么办，警察就怎么办。田秋澄虽然在场内，但推聋装哑，装作没有看见，警察就更乐得不管了。复选监督对学生们也不敢施高压手段，怕惹火烧身对己不利。他明知背后有人操纵，但自己做贼心虚，只好故作镇静，听其自然。而那些原来耀武扬威的监票员们则更是噤若寒蝉。就这样高剑泉一伙的选票一张没有投上，使选举流产，高剑泉“搕匦换票”的计划，当然就落了空。
  另一路学生的任务把高剑泉驱逐出境。他们出府文庙东门（在估衣市街北口），浩浩荡荡经十字口街向西进入柴火市街。快走到街西头时迎面来了一辆人力车，上边坐着一个戴礼帽、眼镜，手拿文明杖的人。因柴火市街和高剑泉住的刘运生家的中所营街是接连着的东西街，学生们认为当地没有这样在城里坐人力车的人，就怀疑可能是高剑泉。领队的人喊住车子，问他是什么人？那人回答说：“我是高……”，话还没有说完，学生们一听“高”字，又是从高剑泉住所的方向而来，也没有再听这位先生下边说的什么，就大喊打！打！于是把他拖下车来，拳打脚踢地打起来。这位先生礼帽、眼镜、手杖都顾不得要了，抱着头向路南的烧饼铺里躲藏，学生们追到铺里，正巧屋里放着大堆木柴（烤烧饼用的），学生们又手拿木柴把这位先生饱打了一顿。学生们打够了，指着他大骂高剑泉。这时，这位先生才明白过来，知道是误会了，他辩白说：“我是高苑县知事，不是高剑泉，是刚从高剑泉的住所来。”学生们一听，知道是打错了，就扔下他，跑到刘运生家，去找高剑泉，但寻不见。当时高剑泉的衣物还在（他的帽子还在桌子上），证明高未走远。于是又到处搜寻，也未找到。学生们就把高的衣物用具捣毁，折回府文庙。据后来听说，当高苑县知事挨打时，高剑泉还在刘家，他听说学生打高苑县知事，知道不好，就由刘家仓惶逃出，他不敢出北门，跑出西门转至北城，求吴延年保护，吴即亲身送高剑泉到益都火车站，准备乘车逃跑。正在等车时，回府文庙的学生们又跟踪追至，要吴延年交出高剑泉，吴延年替高剑泉一再求情，学生们的目的本来是要把高剑泉驱逐出境，现在高既然自动要跑，也就顺水推舟的让高剑泉在群众叫骂声中由旗兵送上火车走了。
  青州复选区经过这样一闹，是选不成了。只好听候解决。后来，听说兖州复选区也发生了“搕匦换票”的事，当场并有绑架竞选人的情形，闹得乌烟瘴气，舆论沸腾。这时北京北洋军阀政府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乃指令田中玉宣布兖州区复选无效，定期重选。同时青州复选区也定于一九二一年秋改在博山县举行投票。
  博山县虽是一个小山城，矿产丰富，有煤矿、玻璃品、粗细瓷等生产，城区居民除少数残酷剥削工人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矿主、工厂经理等和一小撮吸喝工人血汗的把头外，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城内商业不多，饮食业中除一两家专供矿厂主资本家和地主豪绅享受的饭馆外，都是些卖粗食的小饭摊。青州复选区改在博山举行复选的消息传到后，博山这个小山城顿时热闹起来。许多投机商人，临时在孝妇河滩一带，搭了一些席棚，组成临时饭馆，专门接待这批为选举而来的各色人等，想乘机捞一把油水，发一笔横财。
  民治社、诚社的负责人，竞先派人到博山准备食宿。民治社当时是由博山的前届议员找了几处商号作招待所并临时雇了厨师做菜饭。我当时也先到博山，参与了招待工作。
  田中玉特派他的亲信道尹陶思诚为复选监督，这次虽然不敢再玩弄“搕匦换票”的手段，但仍想抑制张、王两派的当选人数。他拿出大宗金钱，高价买票（一票数千元）。两派的初选当选人有的被钱买走了，因而顿时骚动起来。经过一番劝说、许愿、增价等紧张活动，才又安定下来。复选投票的结果，益都县陈鸾书、张培玮、宋传典都当选为三届省议员。张公制也当选了。王乐平放弃竞选，他的票邦助了陈鸾书和张培玮。
  以后，三届省议会因田中玉指使谢鸿焘、万光炜（当时的天坛派）竞选议长，地方派合力抗拒，明争暗斗搞的开不成会，直到一九二二年熊炳琦为山东省长，经熊调停，省议会才告成立。张公制派诚社的宋传典被选为议长，王鸿一派民治社的陈鸾书被选为付议长。（另一付议长是济社的杜尚，字友棠，掖县人）益都的三个省议员中出了一个议长、一个付议长。宋传典当议长后，为了酬谢李有典在选举中对他的支持，就推荐李有典当了三届省议会的秘书长，这又是一项肮脏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