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绪言
  青岛自一九二二年光复以来，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为止，中间经过北洋军阀、日寇汉奸及蒋介石政权的相继统治共是二十七年，在这漫长的时期中，文化方面一直是比较落后的，不但比不上京、津、沪、汉各大都市，与济南相比较，也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青岛的文化比较落后，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就没出过一份有头有脸的报纸，也没出过一份象模象样的刊物，至于有较高价值而能驰誉文坛的作品，那就更如觏佛灯了。我在求学时代，就特别乐于和新闻记者接近，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运动中，因被军阀张宗昌通缉而逃往济南，过了好几个月，幸遇一个叫王戾生的人，他和张宗昌的大舅子袁致和（时任省会警察厅长）是朋友，经他多方斡旋，才取销了对我的通缉令，于是我就于是年年底重返青岛。回青以后，由于失学失业，迫不得已，便到《胶澳日报》社去当了编辑，当时讲明只供食宿，不给薪金。从此，就先后在青岛新闻界鬼混了十三年。中间虽一度求学，数度当教职员，但与报界及新闻界人们始终没断联系，因而也就知道了不少有关青岛报界的花花絮絮。现在把我亲见灼知的一切事实，顺序地写出来，希望熟知其事者指正补充，以备研究者之参考。
  二、光复前的几家报馆
  青岛在光复以前共有五家报馆，其中《青岛新报》与《山东每日新闻》为日文报纸，不具论；余三家为华文报（真正由中国人所办的报纸，却只有一家）。
  1.《大青岛报》：这是德日交战日人攫夺青岛后，由日本人创办的华文报纸。社长小谷节夫原是清末上海同文馆毕业学生，也是日本有名的中国通之一，以后他竞选为山东及青岛全体日侨的代议士，在这些日本人眼里看来，他是一个颇有威望的大人物。该报主笔是潍县人鄷洗元（留学日本、亲日派），他每天在报上写一段短评，谓之曰：“当头棒”，署名是“老疯”。其内容主要是把当时所谓之坏人坏事加以渲染，然后予以抨击。每日一人一事，从不间断，这样就很容易吸引住一些读者。但他所予抨击的人，多半是一些小本经营的商贩或城市贫民，至于那些有钱有势的富商大贾及居心叵测的大流氓，任凭他们作了多大的坏事，他不仅不予抨击，反而在行文方面，以委婉曲折之笔，为他们吹嘘，把他们捧得老高。所谓“当头棒”只是拿穷人开心的，对统治阶级则只是“捧”。
  2.《胶东新报》：这也是由日本人创办的华文报，据说它和在济南发刊的《济南日报》是同一系统。社长中岛勇一是一个著名的日本浪人，也是半中国通。该报主笔是张海鳌（中国人，在大青岛报也干过编辑），学识很有限，是个秘密人物，在青岛住了三十多年，任何人也不知道他的原籍是哪里（他有时说是东北、有时说是福建、陕西……），也从来没听说他的家乡故旧中来过人或信，姓名是否真实也无从查证。这家报馆自开办以来就营业不振，社长中岛勇一在无可奈何之下，数度揽人包干，承包人中的尹朴斋、马起栋却都捞到了很大的油水，到一九二九年底，终于把全部资产出兑给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改组为《国民日报》。
  3.《中国青岛报》：这是在青岛商会的大力支持下，纯粹由中国人创办的一份报，社长伊筱农是北京旗人（他不肯承认），貌似忠厚而内实好诈，他除得到商会支援外，又秘密接受了日本人所豢养的土匪孙百万、马文龙部的津贴，孙、马二人是野心家，收买这个所谓“民之喉舌”的言论机关是希望它能给自己说几句好听的话，但事实很相反，伊筱农图了他们的钱，却给他们说了些坏话（对于这帮土匪的来龙去脉，另文叙述）。《中国青岛报》只是富商巨绅的应声虫，从来没替穷苦老百姓说过一句话。张宗昌祸鲁时，伊筱农以《中国青岛报》名义出了一本十六开道林纸的大厚册子，自张宗昌、林宪祖（山东省长）以下的军政长官，甚至连比较当劲的警察派出所所长在内的所谓名人的照片，全部印上去，每张照片都附有几句诗或一段文，全是些令人肉麻的谄谀之词。他把张宗昌比成了所谓“雄才大略”的汉刘邦，把山东暴政说成了东征西怨，南征北怨的“汤武之业”，因此，除得到张宗昌的巨额酬金外，还在山东督办公署挂了个“参议”官衔。到一九二九年，国民党统治青岛之后，市党部根据这本册子逮捕了他，判处两年徒刑。至此，《中国青岛报》也就相随而终。三、光复后新生的几家报纸
  1.《胶澳日报》：青岛光复后，除上述三报继续出刊外，首先新生的就是王静一（诸城人）纠合几个商专派（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毕业生，在青岛机关、工厂、企业中都有，团结力颇强，谓之商专派）分子所创办的《胶澳日报》。一般人多认为它是属于山东某一个政党的机关报，其实不然。这家报纸在言论方面一直东倒西歪，无可无不可，没有明确的宗旨和坚定的立场。王静一等所以办这个报纸并不是有意于新闻事业，而是想以此为进身之途，挤入统治阶级做官当老爷。当他搞到“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校长位置后，就把这份报纸弃如敝展。该报主笔崔信初（安邱人）在认识了山东财政厅长杜尚之后，也投笔从宦，跑到财政厅里去当了官。以后，继任社长郑吟谢（诸城人）在谋得青岛货物税局大港分卡的肥缺之后，也说：“我对这个报馆不但不过问，甚至连闻也不愿闻。”随着社长的升官发迹，该报编辑部人员也几乎全部跟到大港分卡去当了官。结果使报馆关门倒闭。
  尽管如此，该报自一九二三年成立起，至一九二七年倒闭止，在短短不到五年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可以令人追述的事迹，这在青岛报界史上是比较特殊的。
  《胶澳日报》每日出刊一大张半。我在那里是负责编辑各地新闻版，主编副刊——“海啸”——的是严恨余（江苏吴县人，跛一足，都叫他严瘸子，后来听说他是到青岛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编辑部里的人们，都和社长、经理有亲故关系，只有我和严恨余是外来户。我的待遇是只供食宿，不给薪金；对严恨余则连食也不管，只供住宿。
  严恨余艰苦朴素，常爱和一些劳动人民呼兄唤弟，因此，同事们都瞧不起他，认为他有玷编辑身份。他主编的“海啸”副刊，经常转载革命先烈瞿秋白同志的作品，很受一些青年读者的欢迎。记得他曾对我说：“报社方面剥削我们的劳动力；我们就利用它的篇幅来讲讲话，两不吃亏。”在当时，我只认为他是不满现实的进步青年，却没有想到他是个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我也不甘寂寞，也想利用报纸的篇幅来讲讲话，但我所搞的一套却和严恨余绝对不同，他是为了革命，我则是为了保存所谓“国粹”和提倡旧文学。我拉拢了一批所谓“名宿硕彦”的老家伙，如：易振声、杜星曹（都是广东人）、王甸南（福山人）、王卓泉（崂山县人）、陈明侯（昌邑人）、刘费卿（潍县人）、叶逸之（日照人）、李星若（诸城人）及苟孟龙（崂山县人）等，共同组织了一个“涛声社”，公推易振声（名扬远，曾任袁世凯抚鲁时的翻译官及胶县、高唐、蓬莱县知事）为社长，发行《涛声周刊》。该刊内容完全是各体旧诗、词、赋及文言文，我任主编，并由我介绍了青岛市莒县路图书馆职员姬铁梅担任校对。这个周刊每周借《胶澳日报》副刊的地位发刊一天，不付印刷费，但对印刷工人酬以酒资，纸由我们自购，每次都是将报完全印出后，再给我们专印数百份，以便应付订户——每月每份一角，零售每份三分——惟因过于古香古色，吸收读者的面就不太广，销路也就不很畅旺，出过三期以后，就临时改为新旧大折衷——一半旧文学，一半新文艺——这样，仍然还是挣不回纸钱来，穷措大们又没有闲钱可赔，只得勉强维持到二十八期就自动停刊了！严恨余同志主编的“海啸”副刊和我主编的“涛声周刊”一度曾为《胶澳日报》拉了不少读者，使这份报纸几几乎取得了青岛代表报的地位，但随着《涛声周刊》因不堪亏累而停刊（我脱离报馆，另到济南谋生），严恨余同志又在孤立的状态下被同事们挤走（不知去向），《海啸副刊》立刻改变了面貌，于是整个报纸又恢复了以前的老样子。如前所述，到一九二七年夏季，社长郑吟谢谋得青岛货物税局大港分卡主任的肥缺后，把编辑人员带走，又因利害冲突与几个股东打了一场官司，这个报馆就宣告倒闭了。股东之一的郑宾贤带着大部分印刷机件合并于《正报》，而《胶澳日报》这个报头也被郑吟谢卖给办胶澳通讯社的陈无我，改出了四开小报。
  2.《公民报》：这家报馆是比较有政治背景的。当一九二三年间，广东军阀陈炯明和北洋军阀勾勾搭搭的时候，就想在北方办一个报或收买一个报，以便加强对直系曹锟、吴佩孚的联络，以后经刘大同设计擘画，就在青岛创办了这家报馆。
  刘大同号芝叟，诸城人，早年留学日本，是老同盟会员，经常以山东名流的姿态遨游广东各地，陈炯明和滇桂军阀都对他很好。陈炯明拉拢直系军阀、温树德率领海军北归、刘志陆率部投靠张宗昌等，据说都与他有关。他在青岛有很多房产，联络面也相当广。
  这家报馆在温树德率海军北归后就酝酿筹备了，但发刊日期却比较晚一些。社长兼经理刘祖谦（广东人）、主笔胡信之（北京人）。胡是个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反对他的人们说他是“惟恐天下不乱派”。公民报发刊不久，就被所谓地方派的《中国青岛报》所嫉视。《中国青岛报》社长伊筱农首先向胡信之挑衅、打笔仗，并且越来越凶，直闹到互骂祖宗、互揭阴私。但笔墨笨拙的伊筱农不是胡信之的敌手，只得跑向另一家地方派报馆——胶东新报——去搬兵求救，他恳托胶东新报编辑赵仲全（安丘县人，长赋词，染有很深的鸦片嗜好，最后困难而死）代作了一篇四六骈体《讨狐（胡）记》向胡进攻。由于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一般人都爱看，这才撑住了门面，挽回了颓势，事后据闻伊筱农对赵仲全的报酬，仅是三个大烟泡，约值一元二角钱。
  “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以后，激起了青岛市工人、学生等的反帝怒火，《公民报》对于工人、学生及其它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行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它每日刊登有关反帝爱国运动的一切消息，并不断为此发表社论、短评。主笔胡信之更是一个活跃人物，他一天到晚，不辞辛苦地跑来跑去，到处进行采访联络。当时我是学界领导人之一，也是各界联合会的副会长，自然也就成了他所联络的主要对象之一，因而我和他的接触，也就比较密切而频繁。
  住了不久，军阀张宗昌带着许多随从人员，由济南来到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为了献媚当轴，就在日人开设的大辰旅馆（今市立医院西邻）盛筵招待，一夜之间花了五千元钱的招待费，按当日的物价来说，这笔款的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第二天，胡信之即在报上发表了一段短评，大意是说：“在五卅运动中，为了援助罢工同胞，商会不肯一破悭囊，而为了献媚当轴，却肯一夜花去五千元，再说正在抵制日货的高潮中，中国人自开的大酒楼大饭店有的是，都不去照顾，而却把五千元巨款花到日本旅馆……”这不过是实事求是的泛泛评论，但在当天晚上，我和同学许兴业（各联纠查团长）见到他时，他却说“隋石卿已在张宗昌面前告了他，有人透信，叫他提高警惕”，我和许兴业也都劝他暂时躲避一下，并有“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之语，胡听了并不在乎，只是激昂慷慨地说：“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谁知次日清早，就被张宗昌的大舅子袁致和（山东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逮捕了去，住了两天，就与四方机厂工人王仑（据说即李慰农烈士）一同绑赴团岛刑场被杀害了！与此同时，《公民报》馆也被封闭了，社长刘祖谦也被逮捕了，据说以后由于老病，死于狱中，这份颇为人心所向的报纸也就此结束了。
  3.《胶澳日报》：这家报社是由胶澳通讯改组的，社长陈无我（惠民人）是青岛报界流氓之一。
  一九二三年夏间，他还是个土头土脑的青年，据说才从乡下到青岛。半年以后，居然穿上了西装革履、办起新闻通讯社来了。他的名片上印有“陈无我”三字。而且还有三个官衔：一、代理齐河县知事；二、青岛市民促进会会长；三、东亚胶澳通讯社社长。
  一九二五年我进《胶澳日报》以后，接触了他所提供的新闻稿件，每段新闻之前，总是冠以“东亚”两字，而新闻内容却多半是望风捕影的东西，各报都不采用，间有可用者，也必须先把东亚二字给抹了去。他的稿子都是油印机印的，稿后总是附有象本社日记一类的几句话，如陈社长在会客室接见了某人，陈社长在印刷部及编辑部干了某事还有内收发、外收发等等。看来，这个通讯社很象是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大机构，其实它只是一间屋子，和一张桌子、两瓶墨水及几张纸。放墨水和纸的桌子，名为“编辑部”，搁置油印机的地方，名为“印刷部”，摆着茶壶茶碗的地方，名为“会客室”，放床铺的地方名为“寝室”，放饭橱的地方则名日“餐厅”。满屋弄得花里胡哨，令人看见如坠五里雾中。从社长、编辑、采访记者，印刷工人、送稿员、炊事员，以至于倒痰盂、提夜壶等全由他一人兼而干之，别无助手，所谓“东亚胶澳通讯社”者，只此而已。有人说他是滑天下之大稽，也有人说他是神经病者，但他并没有病。
  陈无我收藏了中国南北各大专学校历年的同学录。他对于收集这类印刷品，曾下过相当大的功夫，据说他收藏这些东西，对他的“事业”很有好处：青岛大小机关，每逢有一位长官莅新，陈无我总是穷日夜之力翻阅这些同学录，一旦被他查到新长官的学历，他就冒充其同学前往招摇撞骗，次数一多也就逐渐发迹了。
  一九二九年秋《胶澳日报》倒闭后，他便买去这个报头，发刊了一份四开小报，但内容极其鄙陋，并有所谓“琴岗无线电”一栏，所载全是些猥亵不堪的下流琐闻。
  陈无我极善于吹牛拍马、招摇撞骗，因而到青岛仅四五年的时间，便由穷变富，居然自建了一座很漂亮的楼房，买上了一辆最新式的福特流线型小卧车（那时青岛报人中还没有第二份），并娶了两个摩登老婆，挤进了资产阶级的行列。
  “七七”事变以后，沈鸿烈于当年除夕率部撤退，青岛陷于无政府状态，住了数日，由暂时维持秩序的万国商团，把日本海军欢迎了来。
  此时，陈无我改刊的《大东亚报》遍贴街头，满版没有别的都是“皇军这、皇军那……”简直不象一张中国的报纸。尽管如此，敌人也没有让他办下去，仅仅出了数日，就被勒令停刊了。
  4.《平民白话报》：社长张乐古（即墨县人），基督教徒，也是青岛报界的流氓之一，原在烟台英商仁德洋行当仆役，又在毓璜顶开果木园，以后亏累不堪，在烟台无立足之地，于一九二六年夏间跑到青岛，在诱得湖南路模范小学校长鄷洗元（前《大青岛报》主笔）的信任和支持之后，便办了这个《平民白话报》。该时青岛的报纸全是文言文，唯有他这份报，通篇都是大众化的通俗白话。而且均用老四号字印刷，式样颇有点古里古怪。
  张乐古对青岛新闻界很陌生，最初连印报的地方也找不到，后来找到一个叫李英才（诸城人，前烟台钟声报主笔）的小学教员替他设法，才由《胶澳日报》给他代印，讲明日印五百份，每月印刷费为五十元，如果多印，则每增五百份加印刷费十元，并立有合同，以六个月为期。当时《胶澳日报》的业务负责人，认为象这样小报，能销五百份就算奇迹，对加印一项，并没有仔细考虑。开始印刷数目，确是每天五百份，以后逐渐增加，经过半月，每天竟要印三千份之多。结果搞的《胶澳日报》很狼狈，不仅在经济上受了一些损失，甚至连自己的报也印刷不及时了。
  《平民白话报》所以能销到三千份之多，并不是因为订户特别欢迎，而是张乐古推销的方法与众不同。他穿着漂亮的西服，背着报袋，以社长身份亲自出马，派销对象，是规模最小的成衣铺、理发馆、荐头行、纸烟店、茶炉、小饭摊等。所到之处，先找掌柜的递一张印有“平民白话报社长”上衔的名片给他，然后双膝跪地，俯首叩头，并声言为了两角钱的事。掌柜的疑他是求帮，于是就拿两角钱给他。此时他才站起来说明不是求帮而是来派报的来意，他的三千份报的订户就是这样来的。
  由于他这份报的销路颇广，广告很踊跃，而他对广告费又要的特别贵，因此，三个月以后，自己便购置了全套的印刷机器及铅字，从此就成为一家能够自立的报纸了。一九二八年，济南发生“五三”惨案之后，日军安满师团占据青岛及潍县以东铁路沿线，中国人民在同仇敌忾的情绪下，都对日军恨之刺骨，张乐古认为此机可投，便异想天开地穿上他老婆的衣服，化装为女子于×日晚坐上火车奔赴南京，报纸也自动停了刊，他到南京后，首先拍了许多化装照片，拿着照片，分别去晋谒那时国民党政府的所谓要人，故意扩大事实，说什么“为了攻击日军，几遭捕杀……”并要求那些要人给他写几个字以资鼓励。于是自蒋介石以下，孙科、于右任、戴季陶等各中央委员及简任以上的机关首脑，几乎都有“赠字”，所写无非是“为国干城”、“民之喉舌”之类。
  日军撤退后他返回青岛，首先把《平民白话报》改称为《平民报》，并由一张小报扩充为一张大报。每天都在报上刊登两三张他从南京带回的所谓名人题字，一连刊登了约有半年。那时青岛商民，尚不了解其中情由，看见他的报上每天都有大人物的赠字，都认为他交游广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甚至连地方官吏也都被他吓住了，只要他有所求，十分之八都不予批驳，因此，在此期间他发了一笔很大的横财。
  远在一九三三年间，安清帮分子丁寿三在青岛三江会馆做寿，张乐古趁机拜在丁寿三门下做徒弟，由于他在报界炙手可热，不到几天，就上了大香开了山门随便收徒弟，一年左右，就收罗徒弟一千多个（多为地痞流氓之类），至此自觉羽翼丰满，除办报之外，还想经营戏院，那时青岛戏院，只有平度路大舞台（今永安大戏院，老板段宝义）规模最大，于是张乐古便想将段宝义挤走，后来段找到上海某报（似是新闻报）驻青记者林飞（杭州人），与张乐古展开笔战，竟至对簿公庭难解难分，张乐古因笔战不能迅速取胜，便又指使其徒弟邹耀亭，对林飞行刺，而邹耀亭行刺未成又被逮捕，直到“七七”事变方才出狱。
  张乐古与陈无我都是青岛报界的流氓，陈无我以“同学录”起家，张乐古以“要人赠词”发迹，都是靠欺骗发家的，沈鸿烈任青岛市市长的时候，特别赏识这两个东西。他们俩人之间，也有很深的矛盾，“七七”事变后，张乐古逃到汉口、重庆，受不了困顿之苦，曾三番二次托人在青岛向敌伪拉拢，想跑回来参加汉奸队，都遭到陈无我的破坏。日寇投降之后，张乐古以国民党参政员的身份，多次叫嚷“逮捕汉奸陈无我”，因为一直没有办到，也就不了了之。
  5.《青岛时报》：这是由国民党系统的高秉坊（博山人，后为孔祥熙的亲信之一）怂恿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凌道扬（广东人，留美生）创办的汉、英文分刊的报纸，汉文报叫《青岛时报》，由李青选（博山人，后为孔祥熙的秘书）负责编辑，英文报叫《青岛泰晤士报》，由凌道扬的兄弟凌达扬（时为青岛大学教授）负责编辑，凌道扬担任社长。约于一九二四年秋天发刊。一九二五年《公民报》主笔胡信之被张宗昌杀害之后，该报负责人高秉坊，深惧军阀淫威加到自己头上，就将报社全部事务交由英国流氓士大贵管理经营，从此，该报即变为士大贵个人的私产。一九二七年间，曾在该报当过编辑的尹朴斋（日照人），因包干《胶东新报》赚了几个钱，又募集了一部分股金，商得士大贵的同意，将汉文报（《青岛时报》）顶了出来，尹朴斋自任社长，继续出刊。其初，只是以营利为目的，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尹朴斋是野心家，不仅要大发横财，还想以报纸作资本插足政治，于是谁收买他就和谁结合。据我所知，他曾接受过巨匪刘桂棠（即刘黑七）的若干津贴，和刘志陆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他的公馆几乎成了刘志陆部的驻青办事处。
  《青岛时报》还办了一家“醒民印刷局”，表面看来，似乎报社与印刷局是各自为政，而实际上则同在一处营业，完全是一家。这种情况，几乎是青岛各报所共有的。如前之《胶澳日报》与胶澳印刷局，后之《青岛民报》与华丰印刷局等，都是如此。原因是：在军阀时代，私人办报极不容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封闭没收，如果把报社、印刷局分别开来，遇事就有闪展腾挪的余地而不受牵累。上述的《公民报》没这样干，所以在胡信之被逮之同时，报社的全部资产也同归于尽。
  由于尹朴斋手腕灵敏，所以这家报馆很快就发展起来，一九三五年又在潍县开辟了《青岛时报潍县版》。到蒋介石的势力浸没青岛之后，《青岛时报》即与《正报》同登了青岛代表报的地位。直到“七七”事变沈鸿烈率部撤退前夕，他才将报纸停刊，收拾重要资财逃跑，日本投降后，他又返回青岛，捏造事实索回了一笔为数可观的赔偿物资，重行出刊。
  6.《正报》：这个报约在一九二六年冬或一九二七年春发刊，创办人兼社长是吴炳宸（平度人），完全是招募股资以营利为目的的，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吴本人除在排字房里计划版面的美观，和到营业部里筹划发展业务以外，特别注意编辑部的工作。他虽然文化不高，却还知好歹，在一般报人中，还算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
  随着这个报纸的发刊，青岛报界的风气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以前各报都不管报纸的内容如何，只计较广告的多寡，但内容不好，销路不畅，招揽广告就有很大的困难，而且也影响到报社的收入。吴炳宸见到这一点，就特别注意争取读者，以扩展销路。尔时国民党报——《国民日报》——已有专责采访的外勤记者，于是他也添聘了三个外勤记者，分赴各机关采访本市新闻。此外他感到仅靠国民党中央社电讯，不足以充实内容，便又购置了无线电收报机，收集各方面的新闻报道。他为了丰富副刊，又拨出一笔比较优厚的稿费来收买质量较高的文艺作品。关于这一点，在青岛来说，也是创举，因为在此以前，青岛各报对于副刊，只有剪稿拉稿而向无买稿之例。拉稿，是预约几个有写作能力的人吃顿饭，并分别赠阅一份本报，而请他们帮忙供稿。但这种办法，往往不济事，常闹稿荒，纵然有所投供，也往往是些琐碎敷衍而仅可补白的东西，抓不住读者。
  吴炳宸的这些措施，使《正报》很快改变了面貌，开办不久便销路大畅，到一九三四年以后，该报刊发行数量就突破了万份，这在青岛是破天荒之举。由于《正报》的变法图强，而与之势均力敌的《青岛时报》，也不得不改变作风，急起直追，其它比较有条件的各报，自然也就纷纷效尤勉力以赴，于是青岛报界，便展开了对读者的争夺战，直到“七七”事变为止。
  该时青岛各报，能和《正报》竞争的，只有《青岛时报》，其它各报还是望尘莫及。然而《青岛时报》尹朴斋吝啬成性，远不及《正报》的吴炳宸大方豁达，《青岛时报》编辑人员的薪给，也比《正报》低差很多。《青岛时报》虽拥有两个副刊，而规定的稿费则少得可怜。记得有一次，副刊编辑姬铁梅与尹朴斋谈到副刊稿费问题时，尹朴斋说：“咱发表了他的稿子，不向他要钱就好了，还得给他钱吗？”一时传为笑话。由于尹、吴二人的性情不同，所以自始至终，《青岛时报》总是赶不上《正报》发达。青岛沦陷前，《正报》停刊，吴炳宸回了原籍平度，因病而死，日本投降后，张乐古、尹朴斋等都跑回青岛来纷纷复刊，《正报》几个股东，也曾一度倡议复刊，后来因故搁置，遂作罢。
  7.《民报》：这是国民党系统的一家报纸，社长是周达诰，经理是王景西（黄县人，大地主）。在此以前，他们曾搞了个《青风报》，出刊不久就倒闭了。以后，他们又把《民报》改为《晨报》，社长改为王景西，一直出到“七七”事变。无论《民报》也好，《晨报》也好，一直都是营业不振，销路不畅，在青岛报界中的地位，仅算滥竽充数，不值一提。
  8.《新鲁日报》：这是张宗昌自己创办的官府机关报，虽然是在济南发刊的，但在青岛设有分社，规模庞大，强派强销，到处都充满了这份报纸。同时它还附设了一个《新鲁通讯社》，控制了青岛所有报馆的新闻报道。张宗昌的参谋长金寿良兼任这两个机构的社长。与此同时，张宗昌还在警察厅内附设一个新闻检查处，逐日检查各报成版的大样，如果认为那一段新闻不适当，即勒令撤销。他们这样做给各报馆造成了许多麻烦，有的报馆不堪其扰，就想出了一个消极抵抗的办法，对所撤去的新闻不予填补，只于同一地方排上“奉令撤销”四字，付印照发。后来新闻检查处不许可，于是又干脆把所撤之处完全打上空，因此，该时青岛报纸上就经常出现一块块的空白地方。用这种办法敷衍旧军阀张宗昌还可以，到蒋介石统治时期，就行不通了。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虽然也经常有被撤销的新闻，但报纸上却绝对不准有空白之处。我刚干《青岛健报》总编辑的时候，偶然想玩弄一下“空白抵抗”的故技，就受到社长董鸿烈的责斥，竟差一点被刘安祺给捉了去。9.《胶东午报》：社长王奉之（长清县人）是安福系艾云生门下的羽翼，他跑到青岛来筹了几个钱，于一九二六年秋间就冒冒失失地发刊了这个四开小报，由日本《胶东新报》社代印。但由于资本不充足，条件太差，延续了不到五个月即赔累不堪，于是只得丢下一切，潜逃无踪。这个破烂摊子，又由安清帮分子梁焕章（广东人）接办，出了不到两个月也关门倒闭。
  除以上所列九报之外，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中间，还先后出现过几家小报。即：隋干臣（牟平人）所办的《码头快报》，专登商业行情，偶带新闻，出刊仅半年。韩慎之、尚湘南（诸城人）所办的《新桃源》画报，专门捧坤伶、捧妓女、办“花选”、搞“群芳清唱”等，但由于成本颇大，不够开支，勉力支撑，仅逾四月。李啸林（胶县人）所办的《磊报》，也仅支持了不到一年。这些小报，自己都没有机器，全是找别家报馆代印，也没有多大作用，不再赘述。
  四、国民党统治下的报界动态
  国民党统治青岛以后，除《青岛时报》、《正报》、《平民报》、《胶澳日报》、《民报》及日本人的《大青岛报》继续出刊外，首先出现的新报纸，就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创办的机关报《国民日报》，（在该报正在酝酿筹备时，则先有党部委员李郁廷拟办的《民权报》，预定社长是叛徒王复元，预定社址是湖南路第一区党部，后因王复元在中山路新盛泰皮鞋店被人刺死，该报遂搁浅）。
  1.《国民日报》：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机关报，是顶了日本《胶东新报》全副铺垫加以扩充而成的。报纸内容主要是煽动反共和宣传所谓三民主义，一般人都不爱看，但由于有党的势力，可以强派强销，所以营业很发达，“九一八”事变后，于一九三一年年底被日本侨民纠众将报社捣毁，同时又把市党部大楼（太平路三十七号）全部焚毁，该报从此完结，正在任上的市党部委员李先良、秦亦文等也只得迁移到汇泉一座小楼里居住。
  2.《胶济日报》：是国民党胶济铁路特别党部创办的机关报。内容和《国民日报》一样，也是着重宣传反共。派销对象是铁路工人及路局各科、室、各段、站，青岛市面上很少见到这份报。因此营业不振，在报界也没有什么影响。但由于是国民党报的关系，也奄奄一息地维持了一个较长的时期。
  3.《新青岛报》：是国民党复兴社（蓝衣团）所办的机关报、社长姚公凯（湖南常德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干事）。它始终是找人代印的四开小报，内容毫无可取，文理不通，文字纰缪百出，几乎令人看不懂，如其说是复兴社办报不如说是下等流氓拆烂污，它和陈无我的《胶澳日报》一样，经常用一些下流而令人肉麻的口语，造谣敲竹杠，被敲者，也只是些极其穷苦的劳动人民。幸而每日出刊不到五十份，还没有力量影响社会。不过这是有政治背景的一份报，尽管营业不振，却能维持挺长的一段时期。
  4.《青岛快报》：创办人是四川人张道邨，他原是济南某报（似是大民主报）记者。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运动中，我代表青岛学生应邀赴京开会时，路过济南，在济南学生会举办的欢迎会上曾见过他，那时，他还是一个穿着大褂的小流氓。由于他是国民党员，一九二九年伴随着反动派的势力来到青岛，在国民党市党部当了干事，并搞了一个小学女教员（邹平人，忘其姓名）当老婆。以后去职赋闲，仅以数十元资本开了个小药房——至诚药社，专为上海某药厂代销新出的药品，如“小儿鹧鸪菜”等，很长的时间，营业不振，几乎无法维持生活。一九三一年间，他忽然办了一个纯粹免费送阅的八开小报——《青岛快报》，每天除登载一两条国事及本市新闻，间或有一两段低级趣味的黄色文艺外，主要的篇幅则是给他所代销的药品登广告，创牌子，与此同时，也招揽一些关于治花柳病的、割包皮的、相面的、算卦的、寻人的及启事互骂的一类广告。由于他这份报纸是分文不收的，所以刊行的数量就特别多，因而登广告的很踊跃，广告费也就特别贵。这样不消多日，他所代销的几种药品都创开了牌子，大大扩展了销路，既省了自己许多广告费，又赚了别人许多广告费，不到一年，这个原来不成局面的小药房，居然发展成青岛第一流的大药社（除卖药之外，还自己制药）。至此，牌子闯开了，营业发达了，这份所谓《青岛快报》也就停刊了。
  5.《大中日报》：社长胡博泉（河南开封人）原在警察厅当巡官，一九二六年张乐古搞《平民白话报》时，他是该报的营业主任，善于社交。后来脱离该报，以募捐方式凑了一些钱，购买一部机器和铅字，便办起了这个《大中日报》。但由于历来编辑人员文化程度太差，仅能敷衍成版，故自始至终，不受读者欢迎，营业不振，经常不够开支。中间虽数度揽人包干，而谁来包干，谁也必须赔账，因此这份报纸在青岛报界中，忽隐忽现，连滥竽充数的地位也够不上。
  6.《工商报》：约在一九三○年发刊，内容注重介绍商业行情及工业动态，没有政治背景，纯以营利为目的，营业颇佳，一直延续到“七七”事变。创办人（社长）鄷洗元（潍县人），绰号“四不先生”（文章不通、说话不清、脑筋不灵、态度不明），是清末留学日本的洋进士，同盟会员。曾参加过讨袁之役，当过日本《大青岛报》的主笔，办过私立模范小学，任过胶济铁路中学校长，长于书法。在一般报人中，比较是个读书人。一九三三年安清帮大字班丁寿三在青做寿时，他和张乐古、马起栋等一起拜在丁寿三门下做徒弟，以后即成为青岛三番子领袖之一，一九四四年病死于西岭西藏路。
  7.《光华日报》：社长马起栋（平度人），在青岛光复前，就干日本《胶东新报》的营业员，完全文盲，几乎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认识。一九二四年，一度干《胶东新报》赚了几个钱，开始对办报感到了兴趣，住了很久，自己才买了一套机器和铅字，搞起了这个在内容方面毫无可取的四开小报。但因他入了安清帮，收了许多门徒，在所谓低级社会中有相当的势力，所办小报虽然无可取之处，也能一直延续到“七七”事变。敌伪时期，他又利用机器铅字经营印刷业务，到一九四四年春夏之交，不慎失火，将全部财产烧光，于是又转而依靠摆香堂收徒弟吃饭。抗战胜利后，《光华日报》复刊，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机器，只得在张乐古的《平民报》代印，由于营业不振，欠下了印刷费，张乐古不予继续代印，只好又转到姚公凯的《青报》去印。他这个报，根本没有编辑，也没有基本订户，只是把青报的几条新闻拤过来，换上光华日报的小报头，每天印数十份，送送广告顾主及各机关而已。
  8.《民众日报》：这也是份四开小报，内容一般化，只是版面排得较为新颖。社长杨恩厚（黄县人），因与商家有联络，故销路颇佳，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除以上八报外，在这个阶段中，还有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干事丘直青（浙江诸暨人）所办的一个报，因发刊未久，即行倒闭，当时没加注意，现在也记不起这报的名字来了。此外，还有一个流氓张子良（河北人）也想搞一个报社，居然也得到了发行权，定名为《青光报》，印了许多简章股票，和他的朋友魏子盛（高青县人，连升栈经理，敌伪时期，骗卖了许多劳工，解放后伏法）大招其股。他们最初计划出早报，因找报馆代印，印刷时间挪不开，又改拟出晚报。但筹备尚未竣事，张子良就突然失踪。因而《青光报》也没有问世。这是一九三六年间的事。青岛沦陷初期，张子良忽又出现，并在伪警察局当了密探。到处招摇诈骗，随便打人，以后被伪警察局日本指导官给开除了，下落不明。
  五、沦陷后的敌伪报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沈鸿烈于当年除夕，仓皇率部撤退，青岛秩序异常紊乱。日寇登陆后，青岛原有的中国报馆除陈无我的《大东亚报》外，完全闭歇。但在敌人绝对不准中国人出报的原则下，《大东亚报》也仅仅出了十余日，就被勒令停刊。在日寇占领时期，最初只有日本人办的《大青岛报》一份报纸，以后日本官方又策划出版了一份《青岛新民报》，但不久两份报纸又奉命合并，并改名为《大青岛新民报》，仍只一份。
  《大青岛报》是一九一四年日寇第一次攫夺青岛后，日本人小谷节夫在青岛创办的一个报馆，同时发行着日文《青岛新报》及汉文《大青岛报》两份报纸。“七七”事变后，日领事馆下旗撤侨回国，这个报馆暂时停刊封闭。不久，日寇海军在青岛登陆，该报社的大部人员，也随军重返青岛。在其副社长关谷金吾的短期筹备下，又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正式复刊。这就是青岛沦陷后，最初仅有的一家报纸。
  该报复刊以后，其内部勾心斗角的斗争非常激烈，在其社长小谷节夫尚未返青之前，由于副社长关谷金吾各方奔走联络，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小谷节夫的措施，因而激起了小谷派分子的不满，纷起反对，并演出了小谷派有井义男等与关谷派池田熏等数次凶殴的丑剧，双方均被打得头破血流，骨伤筋断。不久，小谷节夫返青，关谷派始宣告失败，并被一脚踢出了报馆。
  《大青岛报》虽是日本人办的也是为日本军国主义说话的报纸，但它还是小谷节夫的私产，并不是日寇官方的机关报，因而日寇军方还不便于通过它完成垄断新闻事业的任务，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又策划出版了一份《青岛新民报》。这个报馆设有董事会，首任董事长是大汉奸姚作宾，顶名发行人是排字工人马仲英（高密人）。表面看来似乎也象一份民办报纸，实际上纯粹是敌人的御用机构，只是为了麻痹中国人，对外不明白宣布而已。
  《青岛新民报》一发刊就与众不同，它有军政势力的支持，可以强销，并且派报的人，又常是领着日本宪兵敲山镇虎，因此销路很广，使历史悠久的《大青岛报》相形见绌。但小谷节夫毕竟是比较有地位的代议士，他的《大青岛报》，并没有被《青岛新民报》挤垮。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之交的时候，忽然宣布青岛一地不准同时有两家报纸，限令这两家报馆并为一家。以后几经磋商，决定把大青岛报并入新民报内，改名为“大青岛新民报”，仍为敌军御用机构，由小谷节夫担任社长，大青岛报编辑部全部人马，丝毫不动，而青岛新民报原有的人员则几乎淘汰无遗。从此，青岛又恢复了只有一份报纸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日寇战败投降。
  至于《大青岛报》或《大青岛新民报》的报道内容，因为全是为日寇侵华政策服务的，即不再赘述。
  六、抗战胜利后的报界概况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投降之后，他们所办的《大青岛新民报》也随着停闭，在青岛特别市长李先良率领青岛保安总队进入青岛的同时，旧时的青岛报人和新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来的投机者，立即各显身手，大肆抢夺，纷纷搞起报来，除《平民报》、《青岛时报》及《光华日报》是旧报复活外，在短短不满四年的过程中，先后新生的报社就有十三家之多，成群的社长，和成批的编辑记者，熙来攘往，真所谓盛极一时。亦分述于下：
  1.《平民报》：社长张乐古，于一九四五年九、十月间，乘飞机从重庆飞来，他借着参政员的势力，首先劫收了前日本《青岛新报》的全副铺垫（内有轮转机一台，后被国民党中央日报转劫了去），复刊了《平民报》。接着又率领许多徒弟，明枪实弹地夺回了大舞台（时为光陆大戏院），甚至连经理裴均衡家私人囤积的棉纱布也抢掠一空。不久又攫得新新大饭店、华乐戏院及两个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并强行侵占了许多房产（据我所知，光是安徽路上新有四座大楼，所有这些房产，都是以不值一提的贱价将产权过户到手的）。至于汽车、家具及其它珍贵物资，更难以数计。这时的张乐古却是气焰冲天，然而，尽管他过着极端豪华奢侈的生活，而对报馆职工，却极其刻薄吝啬。在那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他却不按上涨的指标发薪，职工们劳苦经月，而所得的薪资往往只能买两盒香烟，有的甚至连薪金也不给，只准每天吃两顿粗面馒头。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中央派出所谓清查团到青岛（团长是监察委员郭仲隗），名义上是为打“老虎”（即惩治贪污犯），其实连几个苍蝇也没拍杀，只是把张乐古捕进法院关了一年。张乐古的确是青岛“老虎”群中的一只大“老虎”，但郭仲隗却没有拿他当“老虎”办。所以逮捕他的原因，是由于张乐古包庇大汉奸时品三，和宪兵司令闹翻了脸，郭仲隗听信宪兵司令先入之言，才把他当一个典型来挫折一下。以后张乐古的弟弟张晓古到南京走了权贵的门子，仅经一年，就使张乐古逍遥法外。而其由劫掠侵蚀所得的财产，丝毫也未受影响。不仅如此，一九四八年冬，他掌握了报业公会的时候，又倡议八报联合，侵吞了美援报纸，发了一笔横财。解放前夕，张晓古带着许多金条逃往台湾，据说张乐古当时也已经登上了轮船，但对青岛的财产又恋恋不舍，还想再以对付国民党的手段对付共产党，因而未走，终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受到了镇压。
  2.《青岛时报》：青岛沦陷时期，这个报曾受到了一些损失，但不很大，胜利后，社长尹朴斋从大后方归来，却借口损失惨重要求赔偿，终于被他掠夺了两家日本印刷所，及日本江商洋行一座大楼，始恢复发刊。但他吝啬成性，较好的编辑记者都不愿到他的报馆，因而几年以来，他这份报纸一直没有什么发展，幸赖他过去曾是报界权威者，掮着《青岛时报》这块老招牌，以后又竞选到市参议员，报纸的声价才有所提高。一九四八年冬八报联合以后，他席卷所有，携眷跑到上海，青岛快要解放的时候，他老婆又独身回来把所有房产全部卖掉，携带巨资返沪，转投台湾。
  3.《民言报》：这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机关报。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葛覃，以市党部名义，抢收了前日本《山东每日新闻》的全部房产设备（内有轮转机一台）搞起来的。葛覃担任社长，杨天毅（安丘人）担任经理，由于它是国民党机关报，其它各报都不能与之抗衡。不过由于它党味十足，全篇都是欺骗人民的反共宣传，人民并不欢喜看它。徒以杨天毅是个专学新闻业务的大学生，对于推销报纸颇有本领，他利用一些在解放区被斗逃亡青岛的所谓“难民”（地主恶霸）组成“卖报者”队伍，每日早晚两次窜街推销，因此，销报之多，在青岛各报中仍是首屈一指。一九四八年冬参加八报联合，《民言报》的招牌，始行取消。
  4.《青岛公报》：是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的机关报。它的前身是敌伪《大青岛新民报》。日本投降后，李先良率部入青，将其接管后，改名为《青岛公报》，作为市政府的机关报重行出版，并委任他的心腹王新民（即墨人）为社长，侯圣麟（平度人）为总编辑。以后，侯圣麟夺取了社长地位，把不学无术的王新民排出报馆，王新民只好自搞了一个通讯社。按理说，该报既是接收了《大青岛新民报》的全部设备，拥有轮转机一台，又是市政府机关报，一切条件很优越，应该出一份比较场面的报纸。但自发刊以来，一直不能与《民言报》争衡，仅比其它各报略强一二而已。原因是社长侯圣麟一心想升官发财，终日奔走权势无心办报所致。不过在他竞选为监察委员之后不久，就被人暗杀了。
  关于侯圣麟的死因，其说不一，有人说是因竞选监察委员被人治死；也有人说是因与何桂如通奸被情敌所害，究竟何说更为正确，现已无从查证。
  5.《青报》：这是在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头子叶秀峰支持下由中统特派员姚公凯办的特务机关报。但一切资产方面却属姚公凯个人所有。“七七”事变前，姚曾在青岛办了个《新青岛报》，那是与复兴社有关的。胜利后，他又以中统特派员身份回到青岛，原想使《新青岛报》复刊，但复兴社与中统局不是一个派系，既借中统名义办报，就不能再用复兴社属下的那块招牌，因此，便把《新青岛报》改名为《青报》于一九四七年春间发刊。尽管如此，他却仍然依照《新青岛报》复刊的手续，要求赔偿，结果因为掠夺大量敌产物资，引起了复兴社分子的不满，闹过一场纠纷，后来经过调停了事。
  姚公凯为人悭吝刻薄，他这报馆对于编辑、记者，几乎一律不给薪资，比较有能力的，还可以出去找点外快，没有能力的就只好死挨死受。编辑、记者们所以为他干，主要是因为他手下有许多带枪的喽罗，专干绑票暗杀的勾当，打死个把人，并不算什么稀奇事，因此，不得不忍受他的苛待。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青报》又附出了一个晚刊，但也是敷衍了事，毫无可取。住了不久，八报联合只出一份联合版，姚公凯就借着这个机会，开始往台湾运送机器，到第二年春天，全部财产都运送完了，他又在青岛敲了一阵竹杠，囊括所有逃往台湾。
  6.《军民日报》：是国民党第八军的发言机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心发动内战，把李弥的第八军调驻青岛及胶东一带，一九四六年春，李弥便搞起这个报来，并由第八军的一个副师长王晴初（湖南人）兼任社长。这个报社的一切条件，都极优越充实，与《平民报》、《青报》等同列大报之数，也是日刊一大张。但在版面、内容方面，不但不能与《民言报》争衡，即与《平民报》、《青报》比较也望尘莫及。
  7.《青岛晚报》：社长郭有光（章丘人）抗战胜利后曾当了几天青岛市教育局长，后来便募集了一部分股金，于一九四六年春间，搞起这个四开小报来。只以营利为目的，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有人说沾点军统关系）。但由于资本不充足及人事不调的缘故，一上手就营业不振，十分拮据。幸而他颇有办报的魄力，能于困难环境中勉力以赴，终于在一年以后打开了销路。
  一九四八年冬这家报纸也参加了八报联合。
  8.《民报》：在前后二十七年中的大小报馆，我都略知其梗概，只对这家报馆十分陌生，我和它没有丝毫接触，对它的报纸也没有注意，社长姓名已茫然失记，是否即以前的《民报》复刊，也不知其详。只知这是个四开小报，社址在青岛市聊城路中段，似乎是军统方面的代言机构。自有机器，但营业不振，在报界中没有什么地位。惟因有人事关系，也得以参加八报联合。
  以上八家都是报业公会的会员报社，也都是所谓“八报联合版”的股东。此外，还有没参加联合组织的五个报，就是《青岛健报》、《大中报》、《大民报》、《大光报》、《光华日报》。为了记述方便，这里先说一下八报联合的动机及其经过。“八报联合”的议案，是《平民报》社长张乐古在报业公会首先提出经《民言报》经理杨天毅首先赞同的。这一议案，因与其它六报都有共同利益，所以一拍即合，立即通过。决议后，仅仅经过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一件空前绝后的反常举动付诸实现——八报同时停刊，并联合声明发行《八报联合版》。这一急遽变化，在当时来说，确曾引起一般人们的怀疑，但其内幕情况如何，知道的却还不多。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大反攻，到一九四八年秋末冬初，青岛地区已经“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下，青岛报人便开始恐慌起来。他们知道报馆不同于其它企业，一经改朝换代，必然要归于消灭。而这些报社又大多数是社长个人的私有财产，因此，就各自计划把物资运走，房屋卖掉，以便携带巨金，跑到海外去作寓公，享乐终身。但要逃避财产，就必须有一个足够的时间来进行一切，继续出版报纸，这种计划就不易实现。为此张乐古便和杨天毅在报业公会上一唱一和地促成了“八报联合”，使八报同时停刊，只拿一个《八报联合版》做挡箭牌，让各报腾出时间和精力进行逃避财产的工作。这是八报所以联合的背景之一。第二，从前中国所用的报纸完全是舶来品，自蒋介石发动内战，运输阻滞，青岛报业曾发生过严重的纸荒，虽然中间也从台湾运来过一些纸，但终感杯水车薪，不敷应用，迫于无奈，只得使用本国纸厂自制的国货。但旧时中国纸厂所制造的报纸都是些粗制滥造的产品，黝黑烂糟，印一面则可，印两面就模糊不清，读者很不欢迎。各报社长为了争取读者扩展销路，于是便到处搜购较好的报纸。一九四八年秋，忽然运到一批美援大辊子纸，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认为这会总可以买到一点好纸了，孰料这乃是张乐古、杨天毅假借报业公会和十三家报社的名义，预付了一笔少数的外汇订购而来的。因为预付的这笔外汇，是由《平民报社》和《民言报社》预付的，所以这批报纸一到青岛，就被张乐古、杨天毅控制起来。他们最初计划，原是借此垄断报纸的专利，但这批纸终究是以十三家报社的名义弄来的，不分给他们一些好处是不成的。加之时局又越来越严重，于是他们又变更了计划，想出了促成八报同时停刊、改出“八报联合版”，将这批纸节省下来运销外地的办法，企图发一笔横财。
  但这一计划，如果不取得其它六家报社的同意，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们便首先倡议实行“八报联合”，对于美制纸，也表示愿分给各报一些好处，其它六家报社本来就不能与张、杨的《平民报》和《民言报》争衡，既然张、杨可以让出一些美制纸的利润，当然也就乐于服从。然而这样一来，却把不参加联合的五家报馆，一律挥诸大门之外了。
  不参加八报联合的其它五报社长，对于这批报纸的来源也知道得很清楚，认为既是由十三家报馆的名义搞来的东西，就须由十三家报馆分享利益，况且又都急需要好纸，于是便一致反对八报的垄断措施，誓死力争。但几经折冲，丝毫也不起作用，终于演出了一幕“饿狗争食”的丑剧。
  一九四八年底五报社长听说这批所谓“美援”报纸即将外销，便不约而同地赶到现场进行拦阻。《大中报》社长王平野，用手枪瞄准张乐古、杨天毅，声言如不分给纸张，非把他们打死不可。《青岛健报》社长董鸿烈横拦着载纸的大卡车，坚不放行。《大光报》社长徐觉生跑里跑外谩骂不休。早已停刊了的《光华日报》社长马起栋，碰头撒赖地痛哭号啕，声言要拽上这条老命。《大民报》社长张晓古，也拿着手枪虚张声势地表示与其它四报行动一致。
  争吵角斗的结果总算五报社长得胜，张乐古等不得不稍示通融，提出了一小部分报纸配给五报，其余绝大部分则仍由他们侵吞。
  在这期间一方面是报业主互相进行角斗，另一方面也发生了报社职员、工人和报业主的尖锐斗争。详情是这样：八报联合后，除《民言报》改出“八报联合版”、《平民报》改名大民报继续发行外（原议《平民报》也停刊，后张乐古又改变主意，将《平民报》改名《大民报》以张晓古名义继续出刊）其余六报则同时停刊。它们的联合声明，原说为了时局关系不得不暂时停刊，只出“八报联合版”，等时局稍有好转，则仍照常发行。其实这只是一个骗局，只是为了麻痹职工，便于他们转移财产。一俟他们准备就绪，就不管职工的死活一跑了之。当时职工们也确是受了它们的蒙蔽，以后看到它们纷纷拆卸机器、搬运物资，始明白它们要收摊挪窝。在这种情况下，各社职工就向社方提出了有关解雇费的要求。这些报业主们有的采取软化手段，继续进行欺骗拖延，有的则悍然置之不理，《军民日报》社长王晴初及《青报》社长姚公凯，甚至还公然对职工施加压力。这样便激起了职工的愤怒，最初是各社职工对本社社长的斗争，因为不能解决问题，以后各社职工便采取联合统一行动，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联合起来的群众力量是大的，斗争的结果：职工胜利了，各报社长只好低头服输，终于接受了职工提出的条件，给全体职工发了解雇费。至此，一场劳资斗争始告结束。
  9.《青岛健报》：这个报成立的最晚，没有政治背景，纯粹是青岛市工业会所办的代言机构。最初定名为《工矿日报》，因不准立案，才顶了别人的发行权而改为《青岛健报》，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发刊问世。
  青岛过去并没有所谓工业会，抗战胜利后，由于接收了许多日本工厂，工业阵容壮大了，始酝酿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时青岛民族资本家尹致中野心勃勃，一心要干工业会会长，而官僚资本中纺公司的总经理范澄川、齐鲁公司总经理毕天德（长山人），野心更大，也要抓工业会的领导权，双方明争暗斗十分激烈。斗争结果尹致中终于当选为工业会长。范澄川、毕天德等人则一怒退出了工业会。
  远在抗战之前，尹致中即与张乐古互不相容，近在竞选参议长时，又与李代芳（市参议长兼市商会会长）结怨，这时张乐古与李代芳正把持商会，狼狈为奸，与此同时，李代芳又经国民党当局同意，把《青岛公报》改为商会的机关报（后因时局关系未实现），这就使尹致中的处境更加困难。后来经他的同乡徐人众（警备司令丁治磐的秘书长，原先是丁治磐家的教书先生）为之画策，也由工业会办个报与商会对抗，徐并推荐了自己的亲友董鸿烈担任社长，负责筹备，定名为《工矿日报》，专为工业会服务。然而那时的青岛报业公会，正在张乐古掌握之中，这一关通不过就不能立案，因此《工矿日报》也就成了泡影。但尹致中并不甘心，还是千方百计地要办报。适值前《民众日报》社长杨恩厚，取得了一个《健报》的发行权，因无力出刊，正在作难，董鸿烈就以重资买下了这个报头，同时又收购了前《青岛时报》营业主任孙德山的德民印刷局全副铺垫，并约我去担任总编辑，规定报名为《青岛健报》，几经筹备就出刊问世了。
  董鸿烈是基督教徒，对传教很内行，对办报却是门外汉，好在工业会有经济力量，易于擘画。因而发刊之初，就建立了电台，购置了一些其它重要设备。最初出的是四开小报，住了不久，即改出一大张，并很讲究版面艺术。但发刊不久，又因名称问题发生了波折，报业公会全体决议：要求反动政府勒令《青岛健报》停刊，他们的理由是：杨恩厚所立案的报，只名《健报》，现在多加上“青岛”二字，就是违犯法令，应该取销其发行权。他们的叫嚣虽然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从此报界同业对《青岛健报》排斥得更厉害了。此后又因该报揭露齐鲁面粉厂贪污舞弊、在面粉中掺假；出过国共和谈八项条件的号外。惹得国民党当局、报界同业和一些富商大贾们，怒不可遏，都欲去之而后快。因此勉强支持到当年春节，董鸿烈便商得资方冀鲁针厂（时尹致中早已离青）的同意，结束了业务，宣布停刊。
  10.《大民报》：这个报是八报联合时，由《平民报》蜕化而来的。社长张晓古是《平民报》社长张乐古的胞弟，张乐古企图侵吞所谓美援报纸，倡议八报联合时，曾想到万一青岛不即解放（他曾说：解放军不至于急急来攻青岛，共产党将使青岛维持现状，以便作为购买进口货的桥梁），《平民报》停刊实为可惜，因此，便使张晓古出名，另发行一个《大民报》，仍用《平民报》全班人马，全副铺垫，只是换了一个报头。至解放前夕，张晓古才携带大量金条，逃往台湾。
  11.《大中报》：社长王平野（即墨人）本身是军统特务，但这报不属于军统，而是他个人的私产。他是张乐古的三番子徒弟，事变前在《平民报》当记者，抗战时在姜黎川游击队匪部作过事。胜利后回到《平民报》，因受张乐古的种种卑视，一怒而跑出来另树一帜，新办了这个《大中报》，并于一九四六年秋发刊。最初是三日刊，内容全是剪裁平、沪各小报低级趣味的黄色东西，专供资产阶级茶余酒后消遣忻赏，由《平民报》社代印。以后销路大畅，就自己购置了机器、铅字，独立经营。这个报很有资格参加八报联合，但它不愿参加，因为正在营业鼎盛的时候，如果参加了联合停刊，就失掉了发财的机会。直到解放前夕，王平野才囊括所有，离开青岛，据说也逃到台湾去了。
  12.《大光报》：社长徐觉生，抗战胜利初期是《青岛晚报》的编辑，一九四八年秋后，才自己发刊了这个报，内容不佳，销路不畅，发刊不久即倒闭。在青岛报界中地位很低，不过滥竽充数而已。
  13.《光华日报》：社长马起栋，八报联合时，该报早已停刊，其一往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
  从抗战胜利到解放为止的不满四年中，在青岛先后发行的，除以上十三家报纸外，还有三家不象报的报纸，但在青岛报界史上，也算是片鳞只爪，不容抹杀。这三家是：
  （1）《狂澜画报》：社长葛焕斗（潍县人），事变前是胶济铁路小学的美术教员，抗战时期在李先良匪部当青岛保安队政训处主任，抗战胜利后随李先良来青。首先带着勤务兵抢收了日本人经营的三泰印刷所全部楼房机器，接着于一九四五年初冬，他就发刊了这个低级趣味的小报，并以画报标榜，大肆招摇。惟因质量不高，不受阅者欢迎，出刊不久，即行倒闭。
  （2）《公言报》：社长王子美（即墨人），抗战前是张乐古的《平民报》经理，抗战胜利后约于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后，发刊了这个报。内容草草了事，几乎没有销路，穷得连纸都买不起。每日只印十几份，送送广告顾主及当劲的机关。出一阵停一阵，支持了约有一年，到王子美竞选到参议员时，这个报就停刊了。
  （3）《民治报》或《扫荡报》：这本是两个报名，但却只是一个小报。据闻是几个国民党军官办的，似与军统有关。叫了几天《民治报》，又叫了几天《扫荡报》，最后又叫《民治报》。只闻其名，未见其报，一九四八年八报联合前，就无声息了。
  七、结束语
  以上所记，是解放前青岛二十七年中报界的基本概况，写的很不具体，可能挂一漏万，也可能有错记之处，希望知者补充订正。
  在旧社会的伪宪法中，也载有“言论自由”字样，一般报人也经常拿“言论自由”当作口头禅。但其所谓“自由”的矛头，却是指向无钱无势的穷苦老百姓，对这些人可以随便污毁，恣意谩骂，以显示它的敢言敢论。至于对那些有权势的达官贵人，有钱财的富绅豪商，就绝对不能行使自由权，任凭他们作了多大的坏事，只准捧，不准棒。名义上是“民之喉舌”的报纸，实际上或者是替反动统治当局或富商大贾捧场；或者是传播下流污秽的低级趣味；或者专为自己抑或某一党派吹嘘；或者互相攻讦互相对骂。总之非此即彼，大都离不开这个范畴，青岛解放前二十七年中所出版的大大小小的报纸，几乎无不如此。其中有的报纸虽也作过一、二件好事，说过几句公道话，或触动过当时统治阶级的暂时利益，但就其本质来说，它们仍然还是资产阶级的代言工具，否则它就一天也不能存在。如果和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报纸相比，旧社会青岛的报纸，只能算是一堆烂污，实在不值得一推。不过，作为青岛历史的一个侧面记下来，也许对研究青岛历史还有一点作用，所想如此，不知对否。
  （青岛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