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聊城自古以来，就是鲁西北的一座重要城市，为我国内陆南北水陆交通的要道。商贾云集，人烟辐凑。明、清以来，先后在这里创办过东林、摄西、启文等书院。因其又是府治所在，例年要办的科举——府试和院试，都在这里举行。清末，在这里又设立东昌中学和东昌师范等学校。由此，书籍、纸墨这类行业，便应运而兴起来。
  聊城的刻印书籍，开始和发展的确切年代，已无资料可考。不过它的由盛而衰之最后阶段，去今未远，访诸当地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还能谈个大概。据李复元老先生说：远在明代中叶，聊城就有一家自印自卖、规模很小的书馆，字号叫好友堂。他的资本微薄，没力量雕刻大部头的书，只印些启蒙读物，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极其通俗的小书，如唱本之类，偶而也替人加工操作。生意清淡时便扛着书沿街喊卖，或带点纸笔，串串书馆。这个掌柜的姓名失传，住址不详。他的出版物，更是绝迹已久。这个书铺子，虽然渺小无闻，但可能就是近代聊城刻印木板书的创始者。
  好友堂以后，即从明末到清初，聊城的书坊陆续增添。最早开业的是书业德，随后有善成堂、有益堂等相继创立。到了清乾隆、嘉庆时期（一七三六——一八一八）地方商业日臻繁荣，科举试场也更加热闹，应运而兴的书店不断发展。又出现了敬文堂、文英堂、聚锦堂、聚盛堂、聚和堂等家。以后又有了万育堂、文奎堂、品文堂。最后又出现了福成堂、魁允堂、精忠堂、三合堂、万兴成等家。至于德润斋、郁文斋以及一些发售纸墨笔砚、碑帖文具，也稍带卖书的店铺，更是不少。那时的刻书雕板和印刷装订，全是以手工来操作。这些民间手工艺人，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在清康熙，到嘉庆、道光之际，（一六六七——一八三五）在设计艺术等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一八四○年以后杨氏海源阁藏书对聊城木刻书籍的技艺，也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相对好转，也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当时聊城出版的各类书籍，几乎销遍我国的北部。这个时期，就是聊城书业的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后，连续经过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我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遭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势力的严重打击，以致农村破产，市面萧条。书籍的销路，也日见萎缩。到清代末期，上海、天津等地石印和铅印本的读物，逐渐流行，手工印刷的木版书，又受到严重排挤。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科举停止，一般四书五经，及制艺之流的书籍，销路更加迟滞。于是这一行业，仅能勉强支持，远不如从前兴盛了。一九二六年张宗昌督鲁时期，王寿彭任教育厅长，又一度提倡经学，通令全省各中小学校，设读经课，因而经书、古文等，再见畅销。但这终是昙花一现，未能持久。接连民国十八、十九两年，聊城地方饱受王金发等匪乱摧残，图书、版片、损失不少。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疯狂破坏，以及解放前反动统治者的摧残，刻书业便日渐没落，直到消灭。后来，据说仅书业德和有益堂二家，就以木头价钱，论斤卖掉书板八万多斤，充作了燃料。这样，聊城各家书店，数百年积存的书板，有如祖龙一炬，孑遗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