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前言
  章丘旧军镇孟家所经营的商业企业瑞蚨祥，开设于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距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而且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许多大城市和济南、青岛、烟台等许多中、
  小城市都有门市经营，局面颇大。我们都是瑞蚨祥的资本家代理人，也都在企业中开股吃份子，对瑞蚨祥的产生发展的过程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因为我们大多只在济南瑞蚨祥活动，对它的早期历史和其在各大城市门市经营的全面情况，了解的都不系统，也不全面，所提供的材料主要还是济南瑞蚨祥的一些情况。对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瑞蚨祥，只能就我们所知兼而涉及一些。所以这不是瑞蚨祥有史以来的全面史料，只能说是对济南瑞蚨祥一些片断的回忆。对我们不熟悉的和回忆不及的东西，尚望知者予以补充。
  由于我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于是所提供的材料，错误之处亦在所难免，因此还望读者不吝指教或予以订正。
  一、瑞蚨祥简史
  （一）瑞蚨祥之由来
  章丘的祥字号素有八大祥之称，其实，祥字号共有十余个之多，其中以庆祥、瑞生祥、隆祥的历史最久，而以瑞蚨祥、谦祥益发展得最大，为最驰名。它们的东家同出一源——章丘旧军镇孟家。据其家谱所记，其始祖源出于邹县孟氏，以后由邹外迁，到明洪武二年由河北枣强迁来章丘旧军镇定居。最初家业甚微，以后经营小本商业，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也置买了一些土地，便一步一步的发迹了。
  孟家经商卖布不知始于何代，据传说，开始卖布是到处赶庙会做生意（俗称“京货棚”）。世代相传，至清乾隆年间，传
  至孟兴智和孟兴泰（孟衍升之子），便大为发迹，已由行商变为座商，在北京设立了瑞生祥绸布店，在济南设立了庆祥布店。孟兴智即瑞蚨祥之祖，孟兴泰即隆祥、谦祥益之祖。孟兴智字睿斋，堂号为强学堂。孟兴智又有子二人，长名孟毓翰、次名孟毓翀，以后兄弟二人分家，各立堂号，孟毓翰称强恕堂，孟毓翀称学恕堂。济南庆祥、北京瑞生祥均分归强恕堂所有，学恕堂是分的现金，又自北京瑞生祥挑选了一部分人员另在北京开设了瑞林祥绸布店，自此瑞林祥又自成一个系统，因不属于瑞蚨祥的直系，当另文叙述。
  强恕堂继承了济南庆祥、北京瑞生祥以后继续将职工店员为它创造的剩余价值（即所谓利润）转为资本，很快又在济南开设了瑞生祥钱庄、在天津开设了瑞生祥土布批发庄。于此同时，北京瑞生祥还开设了一个分店——瑞增祥绸布店，之后，又在济南、周村、章丘开设了三个当铺：吉祥当、阜祥当和公祥当（这些字号开设的年月均无考）。至此，强恕堂便成了一个拥有四家绸布店、一家钱庄、三个当铺的资本家了。以后，随着资本的迅速积累和当铺的残酷掠夺，庆祥又在保定、天津、济南设立了庆祥分店。
  孟毓翰（强恕堂）有子四人，长子孟传璐，次子孟传瑗，三子孟传珽，四子孟传珊。以后兄弟四人分家，又各立堂号，孟传璐称三恕堂，孟传瑗称其恕堂，孟传珽称容恕堂，孟传珊称矜恕堂。但他们这一次的分家与他们上一辈的分家不同，对于孟毓翰传下来的庆祥、瑞生祥（包括分店）以及三个当铺均未分，作为四房共有，各房只是每年从中各分若干由当铺掠夺的和由职工创造的所谓红利。
  三恕堂等四房以矜恕堂一房为最善于钻营谋利。矜恕堂即瑞蚨祥的东家。早在分家之前，孟传珊之妻高氏（章丘西关资
  本家高赤诚的姊妹）即以私蓄在周村开设了万蚨祥锅店，后又以四百吊钱倒了一个卖布头的底，连人也用了来，增添了绸布业务，由于职工店员的辛勤劳动，营业很好。但至一九一六年，即民国五年，反袁军兴周村遭兵变，商店全被抢劫一空，万蚨祥亦未幸免。不过这时的矜恕堂已在济南、北京、天津、青岛、烟台等大、中、小城市开设了若干个企业，万蚨祥的被劫和停闭，并没有动摇它的根本。
  矜恕堂在开设了周村万蚨祥之后，又出资两千吊在济南芙蓉巷开设了一个瑞蚨布店，专门批发章丘辛家寨子一带出产的土布，即所谓寨子布。瑞蚨祥就是由这个瑞蚨布店发展演变而来的。
  矜恕堂由于历年自庆祥、瑞生祥等四房共有企业中分得若干利润，加以瑞蚨布店的逐步发展，就为开设瑞蚨祥积累了原始资本，于是遂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在济南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路南购买地皮，建起五间门面的楼房，开设了瑞蚨祥缎店，并将瑞蚨布店的全部资本和人员并入了瑞蚨祥。这就是瑞蚨祥的由来。
  （二）瑞蚨祥的发展
  济南瑞蚨祥设立于一八六二年，有五间门面的楼房，经营项目有绸缎、绣货和布匹，而以销售布匹为大宗，零售兼批发。其开业时的资金，已无人知晓，从其外观来看，规模是不小的。但据它的老一代的代理人传说，瑞蚨祥在早期的自有资金并不充足，全赖瑞生祥、庆祥对它的支持（后面还有叙述）。不过由于它门面宏丽，地点适中（当时院西大街是济南的繁华地区），再加上欺骗宣传，所以一开张营业就很好。
  当瑞蚨祥成立之时，太平天国军已退守南方，起义捻军不久也被清军镇压下去，战后山东又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在战争时期，由于清军所到之处大肆抢掠，十室九空，战后清军退去，农村稍有余力者，莫不置办点衣物，这也一度给瑞蚨祥造成了发财的机会。
  瑞蚨祥设立的初期，资本主义竞争还未达到激化程度，那时济南绸布业除庆祥、隆祥两家绸布店外，还没有一家可以与之抗衡的字号。而隆祥虽是老字号，也有充足的资金，但非常保守，门面和内部设备都陈旧不堪，备货不能适应顾客需要，总是跟在庆祥后面亦步亦趋。庆祥也有些保守，而且门面矮小。瑞蚨祥是一个新兴字号，不仅门面大、内部陈设新颖，而且备货充足，适应时令，所以开业后不久，即赶上并且超过了庆祥和隆祥。
  三恕堂等四房分家后，对于庆祥、瑞生祥等四房共有企业的管理，原是由容恕堂的孟传珽负责，至孟洛川（矜恕堂孟传珊之少子）年十八岁时，孟传珽见其颇有心计，便委其掌管企业。孟洛川自此便以东家代表身份常驻济南，也不断到北京、天津巡视，俨然成了庆祥、瑞生祥、瑞蚨祥的总理。
  孟洛川掌权后，特别关心瑞蚨祥的发展，由于庆祥、瑞生祥亦在他的管辖之下，因此他便经常利用职权，从庆祥、瑞生祥抽调资金发展瑞蚨祥。瑞生祥是当时济南有名的钱庄，与山东地方官僚有密切联系（光绪二十年间，瑞生祥钱庄经理李汉与曹州知府毓贤是朋友，毓贤来济时就住在瑞生祥，后来毓贤升任山东巡抚，双方过从更密）。官场中经常互相倾压排挤，他们对于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均讳莫如深，因此存款利息很小，但求为其保密。瑞生祥便以代为保密为条件，经常吸收这
  些肮脏的存款。孟洛川则时常将那些数目大、利息小的官僚存款强行自瑞生祥提供瑞蚨祥使用，瑞生祥经理则敢怒而不敢言。章丘还有一家隆聚钱庄，也很有名，东家李萼楼与孟洛川的二哥孟铭心交好，因此隆聚也经常在瑞蚨祥存款。这些外来存款，对于瑞蚨祥的初期发展，起到了不小作用。又如三恕堂、容恕堂两房挥霍无度，开支浩大，经常由瑞生祥、庆祥支钱，矜恕堂也跟着自瑞生祥、庆祥比支，花不了则存于瑞蚨祥，因此瑞蚨祥的资金日益充实，而瑞生祥、庆祥的力量则日益削弱，所以孟家有“瘦了绵羊肥了羔”之说。
  孟洛川对于瑞蚨祥和庆祥还采取了扶此抑彼的“政策”。庆祥看到瑞蚨祥发展很快，颇为垂涎，也欲扩建门面，急起直追，孟洛川怕庆祥扩建了门面以后，夺了瑞蚨祥的优势，坚不允许。
  孟家非常重视资方代理人的条件，一、必须对资本家忠心耿耿；二、必须有经营才能，即一方面能代表资本家统治职工店员，另一方面又善于业务经营，能老诚持重的为东家赚钱。孟洛川当权后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对瑞蚨祥一面“培养”本屋学徒，使之将来充当他的代理人，但在“人才”还没有“培养”出来之前，他也挖别家的墙脚。瑞蚨祥开业不久，他便从钱业中拉来了一位沙文峰，使之充当瑞蚨祥经理。沙文峰也是章丘人，对孟洛川确实是唯命是从，他虽不精通绸布经营业务，却长于统治职工店员，他怕职工店员不为资本家出力，怕影响为资本家赚钱，极力表示关心职工生活，真是一箭双雕，既麻痹了职工的阶级斗志，又使他们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
  瑞蚨祥在积累了一定资金以后，又在北京抄手胡同开设了鸿记布庄，批发章丘土布，规模不大，还在天津竹杆巷开设了
  瑞蚨祥土布发庄兼钱庄（以上两号开设年月都忘记了）。
  瑞蚨祥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积累了更多的资金，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沙文峰便代孟洛川到北京考察市场情况。北京当时是清朝帝都所在，达官贵人猬集于此，生活日益奢侈，高级商品销路日增，而且这时清室正崇尚洋务，洋货销路也逐渐增多，利润优厚。沙文峰认为在北京开设门市经营绸缎洋货有厚利可图，经孟洛川同意后，于是一八九三年便在北京大栅栏购买地皮，建筑门面，设立了北京瑞蚨祥缎店。据说开业时的资金共为八万两银子，以鸿记发庄的经理张慎堂为经理，以跑外的伙计孟觐侯为副理。孟觐侯是孟洛川的远房族侄，年仅三十，孟洛川用孟觐侯为副理，主要的是因为孟觐侯的叔父孟鹤泉是当时北京瑞生祥的经理，与清室许多官僚有密切联系。孟洛川是想通过孟觐侯的关系取得瑞生祥更多的支持。孟觐侯果然因乃叔的介绍拉拢了许多官僚（关于资方代理人与官僚的联系，后面还专节叙述），吸收了一些官僚存款，营业很好，颇为赚钱。
  一八九六年，济南瑞蚨祥又在烟台设立了瑞蚨祥分店，也颇为赚钱。沙文峰被升为济南全局总理。
  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即所谓“庚子事变”，帝国主义在前门一带点起了一把大火，前门一带繁华地区俱遭火焚，设在大栅栏的瑞蚨祥也被烧成一片瓦砾，仅有一部分布匹被压在底下，未被焚毁。济南瑞蚨祥金柜经理贾宝山曾听孟荫轩说，在一九○○年北京被焚以前，瑞蚨祥的全部自有资金共有四十万两银子，北京这一把大火就损失了一大部分，所以北京被焚的信息传来，孟洛川吓得瘫在椅子上。随后孟觐侯也赶来请示善后办法，天津经理孟访溪也赶来共商大计。据说孟
  洛川当时表示不再干了。孟觐侯、孟访溪、逯秋圃（济南经理）却力劝孟洛川复业，并提出了复业计划：济南、天津发货拨款大力接济，天津经理孟访溪保证能在天津通过瑞蚨祥钱庄活动款子（后来天津共接济了北京十五万两银子），他们并主张先重修房子以虚张声势，一面设摊营业，孟觐侯也提出了保证，孟洛川方才首肯。孟洛川在受到巨创之后，固然也有所顾虑，但也并不是不想复业：因为北京终究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复业就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孟洛川所以迟迟不表示同意者，乃是对资方代理人惯用的一种手法——激将法。平日资方代理人每有建议，孟洛川即使心里赞成，也不遽然表示同意，总是勒住不放，及至资方代理人再三请求并提出保证之后，方始首肯，这等于让资方代理人立下军令状。
  孟觐侯在取得了孟洛川复业的同意后，又立即赶回北京，将从废墟中扒出来的布匹交染坊复染后，在天桥设摊营业。当时北京的绸布业有不少已被摧残得无力经营，尚有力经营者也因大乱甫平而深具戒心，停止了营业。因此，瑞蚨祥在天桥的摊子，竞成了独一无二的专卖店，生意特别旺盛。由于济南、天津和申庄（即瑞蚨祥的采购机构——下同）源源不断地发货拨款进行支援，北京的一些发庄见瑞蚨祥尚有力量，也大胆对瑞蚨祥赊销，因此，瑞蚨祥得以一面营业，一面重建门面，并有计划地清还客户存款。北京瑞蚨祥的账册已被火焚，但老管账员李梓封对于欠外欠内的账项大数都还记得。瑞蚨祥为了防止客户来挤，有计划地主动还款。客户先还害怕摊了荒账，纷纷前来提款，后来看到瑞蚨祥又重修房子，并主动还款，也就放了心。于是瑞蚨祥又复兴盛起来。一九○一年新房落成，比前更为华丽。北京瑞蚨祥重新开张后，正值清室慈禧自西安返
  京，慈禧及其宫女、太监、官僚等，在大乱中衣物损失殆尽，回京后又重新置办，这又为瑞蚨祥造成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而且自一九○○年庚子事变以后，欧风东渐，行将崩溃的统治阶级更加穷奢极欲、恣意挥霍。据说，过去轻易不出闺门的夫人、小姐也穿戴起来，走进社交场所，洋货大量倾销。瑞蚨祥为了适应这些顾客的需要，扩大了营业范围，增添了新衣、皮货，增加了洋货品种，加以孟觐侯善于拉拢奉迎，所以第二次开张后不数年间，不仅恢复了旧时局面，而且还有了新的发展。入民国以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间，北京仍是政治中心，人财荟萃。孟觐侯又拉拢了一些新贵，加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趁机发展，也带来了市面繁荣，所以瑞蚨祥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异常迅速的。一九○三年至一九一八年先后又增设了瑞蚨祥鸿记西号绸缎店，西鸿记茶店、东鸿记茶店、鸿记新衣庄，还扩充了皮柜业务。至此，北京瑞蚨祥在大栅栏共设立了五个门市部。瑞蚨祥所以在大栅栏这一条街上设立五个门市，这主要是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与瑞蚨祥势均力敌的谦祥益是住在一条背街上，看到大栅栏非常繁华，瑞蚨祥发展得很快，颇为垂涎，也想挤进大栅栏来，屡次想在大栅栏购地建房。瑞蚨祥深怕谦祥益进来，夺了自己的优势，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时刻侦察谦祥益的行动，知道它要在那里买房，就抢先买下，建筑门面，使谦祥益买不成地皮，无法插足。更毒辣的是和谦祥益争夺庆乐剧院地皮所使用的手段。当时谦祥益先走了一步，已经讲好价钱。瑞蚨祥知道后，便四处奔走，但终因谦祥益和庆乐剧院已谈妥，无法破坏，于是便把庆乐剧院门前的一块地皮以高价买下，声言如果开设其它字号，这条出路可以免费使用，如果开设布店，瑞蚨祥就在此修盖房子把
  出路堵死。谦祥益见自己的咽喉被人卡住，只得放弃。谦祥益以后乃转向汉口方面发展。
  济南瑞蚨祥于一九○四年，又在青岛开设了瑞蚨祥缎店。一九○五年，天津瑞蚨祥又在锅店街开设了瑞蚨祥鸿记缎店分店，专营门市零售。
  一九一二年北京兵变，变兵南窜，天津竹杆巷瑞蚨祥与济南瑞蚨祥均遭火焚，但损失不大。事后天津瑞蚨祥自竹杆巷迁移到五采号胡同，济南瑞蚨祥于一九一四年重建起房子后始行复业。
  济南瑞蚨祥于一九二四年又在济南市商埠经二路纬三路购地建房，开设了瑞蚨祥鸿记分店，母店与分店同时增设了金柜，经营金银首饰（关于瑞蚨祥附设金柜之始末，附后）。济南瑞蚨祥鸿记开张后的第二年，军阀张宗昌督鲁，张宗昌及其部下穷奢极欲，他们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一些珍贵的生活用品，如皮货、黄金、首饰等，都成了他们的交际手段；他们买东西不问价格不惜重金，愈贵愈好愈买。因此，在张宗昌祸鲁的三年中，济南瑞蚨祥一方面确实在军阀官僚身上赚得了一些钱，但是另一方面，瑞蚨祥也遭到了张宗昌的摧残。张宗昌早就知道瑞蚨祥很有钱，又加他的军法处长白荣卿与孟洛川之侄孟华峰新结了姻亲（见后），白荣卿在张宗昌面前大肆夸耀，更引起了张宗昌的注意，正打敲瑞蚨祥“竹杠”的主意，适有章丘县长林正榜来文报告孟华峰侵吞地方公款（据说是诬告）。张宗昌即乘机向孟洛川问罪，孟洛川闻讯大惊，连忙携其全家避往天津。之后，孟洛川即找孟觐侯出面调停。如前所述，孟觐侯善于交结官僚军阀，张宗昌还在北京时，孟觐侯即时常与之酒食相逐，张宗昌还给了孟觐侯一个顾问的名义。于是孟觐侯便联络曾做过两广总督的张宗昌的老上司王芝祥和与张宗昌有
  桑梓关系的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以给张宗昌祝寿为名挂一节专车到济南向张宗昌说情。结果以十万元了事，并给以自动捐献的名义，分期交款。自此孟洛川即长期留居天津未再回济南。
  张宗昌祸鲁的另一暴政是滥发“军用票”，后来军用票贬值得一文不值，张宗昌的部下仍用军用票买东西，谁也不敢不要，瑞蚨祥只得把好货全藏起来，用一些布头应付门市，损失不大。可是吉祥当铺却葬送在军用票上。当时当户都以军用票赎当，结果，吉祥当铺收进的大量军用票全成了废纸。吉祥当铺与济南所有当铺都同归于尽。
  在张宗昌失败去鲁之际，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商店一度停业，但为时不久，即行复业。以后，在陈调元、韩复榘统治时期，济南瑞蚨祥的营业也一直处在发展状态。
  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四房至清末民初，内部矛盾越来越深，于是对庆祥、瑞生祥等共有企业进行分伙，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全部分完。济南庆祥昌记分店和天津庆祥均分归矜恕堂，于是矜恕堂便将济南庆祥昌记改为瑞蚨祥昌记，将天津庆祥改为瑞蚨祥庆记，至此，在瑞蚨祥名下又多了两个企业。
  民国初年，济南瑞蚨祥还在济南市东流水街孟家花园开设了一个手工染坊，专为本店染青、蓝色布，不对外营业。与此同时，还在经一路纬三路口开设了一个鸿记织布厂，有人力机十七台，工人四十余名，专织粗布与条格布，除供应本店销售外，还直接对外营业，是一个有独立性的工厂。但这并不意味着孟洛川也有意于向工业方面发展，乃是因为：原先矜恕堂在此处建筑了一大片房子，准备开当铺，后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形势有变，遂中止。为了占住这片房子不致为军阀所占，才开
  了这个工厂。这个工厂的工人有不少是孟家佣人的子弟，对他们的工资和劳动情况我们虽不了解，但无疑资本家也从他们身上榨取了相当多的剩余劳动价值。
  此外，泉祥共有九个店，也是矜恕堂经营的，当另文叙述。
  瑞蚨祥至此，加上它的上海庄共有十六个企业，兹表列如下：
  [=此处为表格=]
  瑞蚨祥在鼎盛时期共拥有多少资本，除孟洛川一人外，别人均无从知道。就是济南一地的资本及历年的营业数字，因账册已全部散失，也无可查考。这里只能提供一些它的固定资产的简略情况。
  瑞蚨祥的固定资产分为两大类，一是房产，一是生产设备。
  1.房产：在全国解放以前，瑞蚨祥在各地的房产有五、六十处，约计三千余间。兹表列如下：
  [=此处为表格=]
  这里只是统计它的房子的处数和间数，但它的房屋、特别是门市房、库房等，和一般店铺房屋相比，不仅结构好，而且造价特高。如济南瑞蚨祥的门市部，都是用工字铁或卍字铁制的铁梁、铁檩、铁柱，都是钢砖铺地、铁包皮的门窗；库房则都是石墙、铁门，北京库房的墙竟达七砖之厚度。为了防止发生火灾，每处房产都有水龙头、水龙袋、水箱等全套消防设备，并派有专人管理。
  瑞蚨祥的这些房产虽不参加流通过程，然而也是整个资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经营。这些房产究竟价值多少，实难准确计算，若以上海瑞蚨祥三处房产的原购价作为一般价格计算其它各处房产的价值，那么仅房产一项即价值八百三十六万余元，在当时来说，数目可谓相当之大。
  2.生产设备：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各店室内的家具垫底。瑞蚨祥各店的设备都比较富丽，如济南瑞蚨祥店内所有货架子都是铁包皮，所有家具都是大漆推光，经理室、会客厅一律地毯铺地，古玩、古书、名人字画，琳琅满目。桌、椅披垫一律都是大红呢毡，沙发若干，套子常换，中、西餐具一应俱全，各种瓷器也都古香古色。北京各店的设备比济南尤为华丽：有暖气设备，掩饰货架子的幔幛，都是大红缎面绿绸缘，柜台台毯都是以英国丝绒制成的，楼上楼下都是用地毯铺地，家具一律是楠木制造，角灯、台灯、宫灯更是不计其数。所有这些都不参加商品的流通过程，但它却都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瑞蚨祥这一部分资产究竟有多少，我们这些人还都弄不清楚，不过与流通资本相比，它也占有一个相当的比重。
  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后，济南瑞蚨祥几个资方代理人和几位管理货架子的老职工，曾对济南瑞蚨祥三个店的资本作了一番估计，以一匹双龙白细布为计算单位，“七七”事变前其固定资产为三万二千零三十三匹，存货为十八万八千九百九十匹，合计为二十二万一千零二十三匹。此外还有现金六十万元，分存于银行、钱庄。当时双龙白细布每匹的价格为五元五角到六元，统按五元五角计算，其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即商品）共为一百二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六元，加
  上存在银行、钱庄的六十万元现金，则共为一百八十余万元。不过这个数很靠不住，还希望熟悉情况的人予以订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有较快的发展。济南绸布业从民国七、八年起，有若干中小布店应运而生，先后开业的有隆义和、隆源永、聚源永、丰隆公、茂晟永、鸿茂永、广成、天丰泰、美华、志兴成、丰和祥、聚盛永、仁和祥、裕聚、恒盛永、庆昌等四、五十家，但它们的资金都很薄弱，多无力自产地购货，而是自批发庄进货，即使自产地进点货，购量也很少。花色、品种不全，质量亦低。而且瑞蚨祥为争取顾客，对于大路名牌货，如双龙白布，卖货时故意把尺码放大，把价格定低，极力排挤中、小布店，争取尽量多的顾客到自己店内购货。挤得中、小布店冷冷落落，无人照顾。因此，中、小布店在一个时期内虽如雨后春笋般的设立门市，但很多是开业不久即行歇业。仅十余年间，济南市的中、小布店即被大部挤垮，仅剩下经文、山成玉、源兴成、福茂恒等寥寥数家，几乎完全为祥字号所垄断，绸布业几乎完全成了祥字号的天下。
  瑞蚨祥在上述这一时期虽然挤垮了不少的中、小布店，但他们都还不是他的主要竞争对象，瑞蚨祥的主要竞争对象是隆祥。如前所述，隆祥原先是非常保守落后的，后来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看到瑞蚨祥的发展很快，受到刺激，也想起而效尤。于是便在一九三○年在瑞蚨祥鸿记的西边，即在济南市经二路纬五路购买地皮、建筑楼房。一切效法瑞蚨祥，连房图也效法瑞蚨祥鸿记。瑞蚨祥的资方代理人知道后连忙报告了避居天津的孟洛川。孟洛川在孟家一族中年龄最大，也是长辈。在相互竞争的问题上，常常摆出一副不与晚辈相争的面孔，其实他是绝不相让，常常指示他的代理人说：“咱不同他
  们拚，但也不能落后。”于是资方代理人根据孟洛川的意图，便采取了跟而不拚的原则。隆祥筹备开业是大张旗鼓，瑞蚨祥则对外不动声色，对内则多方设法应付。当时济南瑞蚨祥鸿记经理是当年在北京曾与同业进行过激烈竞争的史彤雯，他一方面亲迫全店人员将货物、橱窗、柜台整理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要求店员提高打算盘、量尺子的技术，和招待顾客的方法；另一方面，还利用本店人员或“跑合的”冒充顾客向隆祥买货等手段，了解隆祥的进货、定价、尺码等情况（即偷情况），以便与之竞争，同时加速进行备货，并一律按照隆祥的价格、尺码卖货。此外，史彤雯为了收买店员加强应付隆祥的力量，还特别增加了店员改善生活的次数，并且还邀牙纪人同吃同喝，以示恩赐。
  隆祥大张旗鼓地开业后的最初一段时期，的确吸引大量顾客，据说头一天就卖出了八千三百多元的货物。但绝大部分顾客都有一种好奇心和爱好比较的特点，一方面由于隆祥大张旗鼓的开业，被吸引到隆祥去光顾一下，另一方面从隆祥出来，往往还要到瑞蚨祥看看，把两家比较一番，他们看到瑞蚨祥商容整齐，有条不紊，花色品种比隆祥还齐全，价格也不贵，尺码也不小，觉得隆祥还不如瑞蚨祥。于是隆祥开张不久名声便渐渐降下去了，瑞蚨祥虽然对外不动声色，但他的名声却越来越高了，并终于占了竞争的上风。
  不过隆祥并不甘心于这次的失败，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于是一九三五年便将济南城里院西大街老号的旧门面拆除，重建起三层楼房，增添了人员，充实了货物，重新开张。由于规模在瑞蚨祥老号之上，在城里总算和瑞蚨祥争了个平手。
  一九三○年以来，资本主义竞争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的一切
  竞争方式，也自上海、天津传来，如扎牌坊、登广告、敲锣打鼓大减价、大赠送，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弄得乌烟瘴气。绸布业中、小户在竞争中倒闭了，残存的也都气息奄奄，朝不保夕。瑞蚨祥等几家祥字号，虽然资金雄厚，也受到一定影响。瑞蚨祥为了应付这一局面，于一九三四年又把史彤雯调回。史彤雯回店后，想出了一个统一价格的办法：召集同业开会，议定统一价格。统一售价对祥字号更为有利，因为他们的进价低，小户也明知如此，但那样竞争与自己更为不利，只得服从祥字号的倡议。议价成立，竞争之风稍息。
  （三）瑞蚨祥的由盛而衰
  北京瑞蚨祥，至一九二七年即已发展到顶峰，以后，由于反动政府的国都南迁，北洋军阀官僚大部星散，清室贵族早已败落，北京已不再是人财荟萃之地，市面日趋萧条。瑞蚨祥是以销售高级商品为主的商店，失去这些顾客，营业自然大大下降。此后即把经营重点放在戏曲界和花界以及过路客人方面。以后奉军入关，营业略有起色，但终是大势已去。而且孟觐侯自北京瑞蚨祥中兴，升任全局总理（沙文峰于民国五年死后，孟觐侯即升任了总理）以后，大捧伶人，挥霍无度，其亲信姚秀岩、李峨山等亦起而效尤（孟觐侯捧徐碧云，姚秀岩捧芙蓉花，李峨山则捧李金顺）。他们终日与一些军阀、官僚、满清遗老在瑞蚨祥西栈歌舞征逐，有时一次宴会就花数千元。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北京瑞蚨祥自一九二七年以后，几乎是年年亏损，年终全靠玩弄账册手法，暗中升值以维持一定利润。孟洛川亦明明知道也无可奈何。因此资金日渐短绌，全赖拖欠申庄与向银号贷款或由发庄赊购进行经营。一九三五年，
  孟觐侯病故，姚秀岩得了瘫痪，孟洛川始令济南总理孟秀涵率十二名职员，拨款三十万元赴北京整顿。结果，将孟觐侯之亲信叶星北（茶柜经理）调泉祥，刘鲁言调青岛，王启昆（会计头）调济南，刘仲林（绸货头）出号（还有其他资方代理人被调动），营业略见好转。
  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济南、天津、青岛、烟台等地各店的营业均还不坏，维持着瑞蚨祥的整个局面。一九三七年发生了“七七”事变，从此整个瑞蚨祥一落千丈，其原因既有内部矛盾，也有外部矛盾。
  1.资方的内部矛盾。
  孟洛川原有兄弟四人，行三夭亡，尚余其三，孟洛川为行四。长房的堂号为勤记，其子孟筑亭迁往天津后不久即死去，遗子一人孟星五。次房为俭记，有子二人，长子孟华峰（大排行老二），次子孟静宇（老六）。孟洛川为恭记，有子五人，死三余二，孟肄庠（老七）和孟建初（老八）。孟洛川虽然一生经营资本主义商业企业但在家族中又保守非常严格的封建统治家规，当全家还住在章丘时，他怕其子侄们到城市不好管束，不能守成，便不让他们到城市里来，也不让他们与闻店务，更不让他们进学堂。他们读的是诗书，身居农村，孤陋寡闻，一无所长，惟知吃喝玩乐。年长的都吸上了大烟，娶了姨太太，过的完全是地主阶级的寄生生活。这时封建礼教对他们还起一定作用，大体上还服从孟洛川的约束。一九二四年全家迁往天津以后，孟洛川仍想维持原状，全家住在一个大院（自建的房子），一个厨房吃饭，一个账房花钱，不准迁出另居，不准经营“私”产。但是他的子侄们到了天津以后，眼界宽了，交游广了，生活更加糜烂。每人都有姨太太（多者有三、五个），
  还到处寻花问柳，再也不愿受孟洛川的约束，矛盾越来越大。开始表现于家庭琐事之间，后来就发展到分居、比支、争权方面。
  恭记一房人口最多，开支最大，勤记、俭记两房觉得不合算，也比着自瑞蚨祥支钱，各立账房，花不了则经营企业。孟华峰首先开设了福英纸行，孟静宇接着也开设了瑞昌祥银号。孟洛川于一九三九年死后，他们更加比着支钱经营“私”产，于是瑞蚨祥的资金，由大家族的资本向小家庭资本分散。他们先后开设了如下企业：
  勤记 孟星五：隆记布庄 泉祥隆记茶庄
  俭记 孟华峰：福英纸行 裕康布庄
  俭记 孟静宇：瑞昌祥银号 慎兴布庄
  恭记 孟肄庠：恭记商行布店
  独孟建初尚恪守乃父家规，未经营“私”产，因而对乃兄等大为不满。
  孟华峰等不仅比着支钱经营“私”产，还互相争夺瑞蚨祥的管理权。当孟洛川全家迁往天津以后，孟华峰、孟静宇就想干涉企业，夺取孟洛川的大权。其中孟静宇的野心最大，但因有乃兄孟华峰压在头上（孟华峰是嫡出，又是长子，孟静宇是庶出，在孟家嫡、庶的地位是不同的），还不敢公开干涉，只在背后操纵，资方代理人遇事须先同他商量，然后向孟洛川报告，否则就要遭到他的打击。孟洛川为了缓和家庭内部矛盾，遇事也同孟华峰、孟静宇商量。孟洛川死后，孟华峰等兄弟之间以及孟华峰等与孟星五叔侄之间，争权的斗争更加激化。他们为了树立羽翼，各自拉拢资方代理人，而资方代理人为了自己的地位，也各找自己的靠山。因此，有亲二爷的，有亲七爷、八爷的，也有亲六爷与孟星五的，资方代理人中形成了若干宗派
  集团。资本家的内部矛盾加深了资方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资方代理人的宗派活动又加剧了资本家的内部矛盾，于是孟家的内部矛盾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了。兄弟、叔侄之间，互相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恭记一房与勤记、俭记两房的矛盾最大，俭记与勤记两房的矛盾较小，勤、俭两房常常互相利用以打击恭记，恭记则常常借资方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以打击勤、俭两房。如天津瑞蚨祥鸿记副理孟次尧是孟静宇的人，与经理孟少亭对抗，恭记孟建初则嗾使孟少亭拉拢店员把孟次尧赶走（以后孟静宇又把他调到济南），以打击孟静宇。俭记、恭记两房亲兄弟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兄弟之间如同仇敌，互不见面。孟洛川年迈不能管事后，不得不按长幼轮班管事。
  如前所述，孟华峰等自青少年起，就过着寄生生活，到了天津以后，更加沉湎于烟色，晚睡晏起，以昼为夜，资方代理人轻易见不着他。如济南总理史彤雯（一九三六年孟秀涵升为全局总理，史升为济南总理）一九三六年主张将鸿记手工染坊改为机器染厂，一九三八年又主张将存款收购棉花，以免遭伪纸币贬值的损失，这在当时对于瑞蚨祥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打算。而孟华峰竟听孟秀涵之言，说他胆大妄为，破坏孟家的经营传统，辞之出号。以后济南所存于银行、钱庄之现金遭到货币贬值的很大损失（数目忘记了）。孟华峰掌管瑞蚨祥不过三年就死了。他死后，轮为孟静宇掌权。孟静宇狭隘、刻薄，揽权而又不敢负责，和资方代理人颇有矛盾。不久孟静宇也死了，又轮为孟肄庠掌权。但又有孟建初在背后对他掣肘。
  由于他们家族之间矛盾的激化和资方代理人矛盾的加深，因此瑞蚨祥的经营业务便日渐衰落。
  2.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瑞蚨祥的摧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当年冬山东即遭沦陷。沦陷后的前二、三年，由于社会游资都投向囤货，物价逐步上涨，但彼时尚有一定货源，日本帝国主义尚未及控制我省全部经济命脉，一般行业尚有利可图或尚可维持。自一九四○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一般行业都先后成立了“经济组合”，一切物资几乎完全控制在“经济组合”手中，商业货源便日形见细。绸布业最先成立了“纤维组合”，勒令将存货全部陈报，瑞蚨祥由于漏报了货架上的零货，被日本宪兵队查出劫掠而去，并险遭毒打，后虽发还一部分，但损失不少。将存货陈报后，又限令定价，名日“自肃价”，不得随意涨价，不得囤积不售，进销多少及其价格须逐日陈报。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自肃价”经常大大落后于市价，因此市民都向瑞蚨祥抢购。如有一次市民见瑞蚨祥定的价格很低，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抢购，门窗柜台几被挤毁，瑞蚨祥不敢不售，几天以后，大量棉布就被抢购一空。而进货却受到极大限制，货源完全控制在“经济组合”手中，须由“经济组合”配给，而配给又不经常，配给的品种畅销货很少，往往配搭一些冷背货，不好出手。绸货虽然还可以自上海进点货，而又汇兑不通（彼时自上海来货，须以物易物），因此卖下的货款常常多日买不进货来。尔时伪纸币又迅速贬值，物价急剧上涨，卖出货去立即买货尚恐不及，何况一再拖延，存下的货币价值已大大降低，等到买回货来数量已大大减少。就这样经常地低价售出，高价买入，流通资金便损失殆尽了。
  在上述情况下，其他商号可以灵活经营。如不能立即买回本行商品则暂买其他货物，以免遭货币贬值的损失；有的将资金调往内地，如西安等地经营；有的还在物价上涨时期，贷款
  买货，投机发财；有的贿买“纤维组合”人员，在配给品种和数量上得到优待，在配给时间上得到优先。这些作法，在瑞蚨祥则不适用，一则因受经营传统及铺规的限制，谁也不肯甘冒嫌疑与风险；二则当时济南经理张玉甫耽于赌博，会计头单福五贪污营私；三则资方代理人都被日本宪兵队吓破了胆（见后），不敢大胆经营，故济南损失极大。
  天津、北京、青岛、烟台等地各店也莫不受到上述种种摧残，但损失较轻。一则由于这些地区是大城市或沿海城市，货源较多，“纤维组合”配给的麻、毛织品较多；二则北京、天津等地的经营也比较灵活。如天津在控制棉布之前，即将棉布运至“英国租界”，变卖成其它货品。北京在发生了一次政治案件（见后）之后，与日人拉上了关系，在配给货上常常得到优待。如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行将失败之前，瑞蚨祥还以贷款买了“纤维组合”的三十箱毛麻织品，赚了不少的钱。
  瑞蚨祥申庄也有一大批存货，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商统令强加以陈报不实的罪名罚了一大笔款，还将其存货强行收购，付给了一部分黄金（这部分黄金以后又被国民党收购而去），其余则开给了一张分期付款的存单，很久以后才付给了一部分伪钞，而这时伪钞的价值已微不足道了，其余部分则成了瞎账。
  济南鸿记织布厂、鸿记染坊，由于没有原料而告歇业。管理人员均被分别安排在瑞蚨祥、泉祥，工人则被陆续遣散。
  瑞蚨祥还常常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狗腿子的敲诈勒索。当时伪警察局设有经济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务组织，警察人员经常敲诈工商业户，稍不顺从，即遭陷害，谁也不敢得罪他们。他们常向瑞蚨祥赊购货物，实际是从来不给钱。有的甚至赊购了货去以后，等到价格涨了，再将原货卖给瑞蚨祥，找
  钱给他，这明明是硬敲竹杠，还得笑脸相迎。
  瑞蚨祥不仅在经济上受到严重摧残，在政治上还受到残酷迫害。一九四二、四三年间，店员焦玉德被调往北京店工作，给萃华金店捎了一个在黄金上印徽章的“痕子”，上有国民党字样，这次捎去是想仿照这个样式再做一套。不意在火车上被日本宪兵队查出，认为有政治问题，到了北京把他押起来，严刑拷问，与此同时，还捉去北京瑞蚨祥店员二十余名，他们在日本宪兵队受尽了非刑。他们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有一位店员焦芳林，出来时两腿被烧烂，不久就死了。残酷的资本家仅给买了一套寿衣和一具棺材埋掉了事，竟无一点抚恤。在这同一时期，济南瑞蚨祥鸿记经理高芑泉也被日本宪兵队捉去，说他与国民党警察局长王达有政治关系，受了一些折磨。一九四四年，店员因工资降低，生活困难，对资本家大为不满，而当时会计头兼办外交的单福五专权跋扈、营私肥己，更为店员所不满。其他资方代理人与单福五亦有矛盾，便利用店员反对单福五，提出了打倒单福五的口号，单福五先发制人，勾结日本宪兵队将总理高俊亭、母店经理张玉甫、分店经理高芑泉、店员李清成、焦念祺捉去。单福五对店员尤恨之入骨，诬店员有共产党嫌疑。日本宪兵队对店员严刑拷打，焦念祺被摔得死去活来。后来，由经文布店资本家辛铸九和双盛太布店经理贾子彬等出名，向日本宪兵队活动，才把他们要出来。可是焦念祺受了重伤，不到三个月就死了。经过这几次事件，资方代理人都被吓破了胆，早晨起来，一听见橐橐的皮靴声，就胆战心惊，以为日本宪兵队又来捉人了，天黑上了门，心才稍稍放下。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来了，瑞蚨祥以为时来运转了。谁知在这一时期的命运更苦。警察还是旧人员，照旧
  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增加了，而那些税务人员又天天到店查账，如果不开窍（行贿），永远没有完结，还得行贿了事。
  使瑞蚨祥损失最大的是伪法币和伪金元券的贬值。伪法币自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即开始膨胀，先还是逐步贬值，后来即猛烈膨胀，伪法币崩溃又出了伪金元券，每一元金元券兑法币三百万元。在这时物价上涨之速之大，达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物价瞬息数变，一袋面粉为金元券九元，即伪法币二千七百万元。而且这时交通梗阻，物资已被日本帝国主义搜括罄尽，货源涸竭，瑞蚨祥在这时的经营，等于收市歇业。因此瑞蚨祥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残存的一点货底，仅二年多时间又损失大半。至解放前夕，济南瑞蚨祥的流动资金，根据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一次劳资座谈会的回忆记录，折合双龙细布，母店为一千五百九十五匹，瑞蚨祥鸿记为一千一百四十四匹，昌记为九百八十五匹，共三千七百二十四匹。实际已成了一个空架子。与“七七”事变前夕相比，约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不是解放，就得垮台了。
  附：瑞蚨祥附设金柜之始末
  济南瑞蚨祥附设金柜，经营金银首饰业务，是自一九二四年三月开始筹备，于同年十一月开张营业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帝国主义都在中国大量抛售黄金，金价大跌，一九一九年金价每两由平时的三十五、六两银子，跌至十三、四两银子。孟洛川以为良机难逢，遂令申庄经理魏星文自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等买了一批黄金，每一金块为三百两至四百两不等。孟洛川当时共买了多少，已不得而知，但他贮藏起来的就近三千两，直至其死后，勤记、俭记、恭记三房于一九四一年才把这笔黄金分开，各分了九百余
  两。瑞蚨祥金柜经理贾宝山于民国三十年曾亲赴天津为恭记化金，将三、四百两一块的黄金化为每十两一条，共化了八、九百两。同时，也为勤记、俭记两房各化了一小部分，故知之较详。俭记孟华峰、孟静宇兄弟二人将分得之黄金以及自己私蓄之珍贵物品存入了英国汇丰银行。据俭记的仆人们说，存入时共为三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大烟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接收了英、美银行，对俭记所存的三个箱子，只发还了装烟土的一个，其余两个则给他没收了。孟静宇视财如命，骤失巨金，心痛万分，因而患了神经病，旋即死去。勤记则将黄金匿于夹壁墙内，至解放后“五反”时期，才被店员揭发出来，售于国家。
  孟洛川自买了这笔黄金以后，对黄金发生了兴趣。而且这时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日益奢侈，金银、首饰成了他们最流行的装饰品，加以贪官污吏贿赂公行，资产阶级相互馈赠之风日盛一日，金银制品也成了行贿、应酬之工具。因此，金店生意日益兴隆。孟洛川有鉴于此，加以孟家各房儿娶女嫁的事也时常有之，每次至少要置办十五、六两黄金的首饰。孟洛川为利所动兼为自己的需要方便，遂起意增设金柜。于一九二四年自庆云金店拉来了一位店员贾宝山，使之负责金柜业务。贾宝山进店的头一年，年工资为三百元，第二年增为四百元，年终再馈送二百元，十年后又开了二厘股的“份子”。
  贾宝山进店以后，首先赴上海购货，买来黄金三百两，当时黄金已涨至每两五十元，共需一万五千元，还买了五、六千元的珠翠钻石，然后又雇用了首饰工人六、七名，徒工三、四人。筹备就绪后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开张营业。制成品是多种多样的，有手镯、戒指、项链、表链、耳坠、帽花、凤冠、银盾、银花瓶、银花插等等，还有金条、金元宝。制造金银首饰的工序是
  很复杂的，除本店工人完成主要工序外，还找首饰作坊加工。
  当时金店业所炼之赤金点九九八成色，即称为“足赤”，瑞蚨祥向以货真价实相标榜，设立金柜时，亦欲在金店业务上独树一帜，争取顾客，特加工精炼，取名“炼赤”，成色的确与众不同（价格也高于一般），颇为豪门富户所喜爱。
  瑞蚨祥金柜第一年不到半年时间，除置办炼金工具开支了一千余元外，还赚得纯利润四、五千元，第二年平均月销黄金二百余两、白银三百余两，年纯利为七、八千元。按金柜实际占用的资金不过三万余元，利润率竟高达资本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当张宗昌失败退却前，张宗昌的部下都以搜括的民脂民膏抢购黄金，瑞蚨祥共卖了六、七百两金子。韩复榘退走前，亦大买黄金，瑞蚨祥又卖出了七、八百两。在“七七”事变之前，金柜年年都赚取利润七、八千元。
  一九四二年，日伪警察局经济科以禁卖黄金为名，查封了瑞蚨祥金柜，并将贾宝山逮捕关押，其实这不过是土匪绑票而已（其它金店照常营业），贾宝山被关押了十余天，经花钱赎出，金柜又启封照常营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以前，营业额尚称不少，每年都有利可图。平日经常存黄金六百两、白银四千两。一九四四年因会计穆鸿尧、李明实主谋盗卖了黄金一百八十两，穆、李二人为缄众人之口，将盗卖黄金之款，也分给了经理张玉甫及其他会计人员一部，形成了集体舞弊案。资本家闻讯后，派总理李峨山来济查办，账房十余人惧而辞职，经理张玉甫至年底亦被辞出号。黄金亦未追回，就此了事。
  经理张玉甫出号后，以瑞蚨祥昌记经理孟锡九为母店经理，孟次尧为副理，孟锡九年迈，大权落于孟次尧之手。孟次尧利用职权营私肥己，而企业则坐吃山空，贾宝山不满其所为，遭
  孟次尧之嫉，于一九四四年向资本家建议结束金柜业务，资本家同意，瑞蚨祥金柜至此告终。金柜结束时，尚有一百六十两黄金和四千两白银。
  二、组织管理
  （一）组织
  瑞蚨祥本身共有十四个单位（不包括泉祥、鸿记染坊和鸿记织布厂），分布于济南、北京、天津、青岛、烟台、上海等六个大中城市。在最盛时期，职工共约千人以上，资方代理人一大群，有全局总理、地区总理、各店经理。他们实行分层管理，兹分述如后。
  全局总理
  瑞蚨祥虽有若干企业，但并没有一个总管理机构，对各店的管理，是通过资本家的代表和其全局总理来实现的。孟洛川掌握企业大权达七十年之久，虽无名义，实际是瑞蚨祥的总经理。关于人事的录用、升迁与调动，年终结算、利润分配或转化为资本，店员工资的增减，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皆最后决定于孟洛川。
  孟洛川对各店的管理方法，主要是通过旬报（详列每日营业额）、月报、年中约算、年终结算和号信等形式来了解各店的营业情况及人事情况的。他住在济南时期，对店务每事必问。他的书房里除账册外，没有其他书籍，经常以翻阅账册为消遣，将近年终时，更是目不离账册，手不释算盘。各店的架货账（存货明细账）、账谱（结账清单）均为一式两份，一份留企业，一份交孟洛川。每年年终结算利润和按股分利时，孟洛川
  对于架货账都命其子侄辈进行审核，看是否符合他规定的划价原则（关于对存货的划价，见利润分配部分）。孟洛川死后，其子侄辈掌权，虽也仿照孟洛川的作法，但因他们都沉湎于烟（鸦片——下同）色，所谓管理，只徒具形式了。
  孟洛川除自己掌握企业大权以外，还设有全局总理。全局总理可以说是孟洛川的助手，他的职权是因人而异的。第一任全局总理是沙文峰，济南瑞蚨祥经理逯秋圃虽未定名义，但他的权力很大，实际是全局副总理。北京、天津第一个瑞蚨祥以及青岛、烟台瑞蚨祥都是在孟洛川同意下由沙文峰筹划设立的，因而是孟洛川的左右手。沙文峰不仅管瑞蚨祥，还兼管泉祥，例如在泉祥成立的初期（光绪年间），即为泉祥在诸城红石崖买了一块地皮，在诸城南关买了一所房子，准备窨花（该地土质适宜于养茉莉花）。他不仅为孟洛川管理企业，还代孟洛川经营土地，孟洛川的账房人员，他也代为管理。他除在济南瑞蚨祥代表孟洛川向各店发号施令外，也常代表孟洛川到外地巡视各店业务。那时尚无铁路交通，他外出行路、住店，都留心观察各地的风土人情、市场情况、年景丰歉等等。每到一店，一下车即将路上的所见所闻写信向孟洛川报告并告诉各店，供各店参考。
  沙文峰死后（死于一九一六年），北京瑞蚨祥经理孟觐侯继任全局总理，孟访溪为副总理。孟觐侯是北京瑞蚨祥的中兴代理人，但他的资格较浅，而且不肯走出北京。因此他的职权仅限于北京地区。一九二七年以后，北京的营业一落千丈，威信更减。孟访溪资格老于孟觐侯，在天津、北京各店代理人中有一定声望，也起到全局副总理的一定作用。但后来由于深居简出，造成天津瑞蚨祥的腐败局面，被调到济南（见铺规部
  分），已有名无实，以后就吃了“自磨刀”（被迫自动辞职）。
  孟觐侯死后（死于一九三五年），全局总理一度中缺，后以孟秀涵充任。孟秀涵曾赴北京整顿过瑞蚨祥，但不久因与资方少东家发生矛盾而出号。孟秀涵之后，为高俊廷、李峨山，都是昙花一现，以后为焦寰五，更是有名无实。
  地区总理
  济南、北京、天津都有分店，因此都设有地区总理。地区总理都是由总店经理兼任。济南总理先是陈吉人（没有分店以前，无总理名义，北京、天津也如此），后是孟秀涵，孟秀涵之后为史彤雯。北京先是孟觐侯，后为姚秀岩、李峨山。天津先是孟访溪，后是辛浥泉。
  地区总理是在一个城市内各分店的最高经理人，分店经理每天早晨必须到总店向总理报告前一天的营业情况及其他情况，当时分店代理人们都称之为“上朝”。总理也常到各分店巡视业务经营情况。
  地区总理的职权是由总店与分店的关系决定的。分店虽有一定的独立资金，也单独核算，但不是完全独立的。首先，分店增添人员，须由总店调拨，即使临时雇用一个外伙计，也必须请示总店批准。第二，分店进货也是通过总店，开列要货清单交总店汇总向申庄要货，到货后由总店统一分配。最早还是按售价付于分店，一切开支皆归总店，分店只是总店的一个销货门市部。后来因为这样不能调动分店代理人的竞争积极性，才按进价付货，使其独立经营。第三，分店每日的销货额须向总店报告，卖货款也上缴总店，不直接与外界发生银钱来往关系（“七七”事变以后有所改变）。青岛、烟台两店名义上是济南瑞蚨祥的分店，但由于相隔甚远，它们在进货和对外等方
  面都是独立的。第四，分店的年终结算是报总店，由总店汇总上报全局总理和资本家，另附分店的账谱。青岛、烟台两店是一面直接上报全局总理和资本家，同时也报济南瑞蚨祥一份。
  年终至资本家家中“写账”（分劈利润），是全局总理与地区总理参加，分店经理没有参加的资格。“写账”是秘密进行，每日算账结束，必将有关账册、单据封锁于账箱内，交资本家内宅由专人保管，翌日算账再当众启封，一个纸条也不允许带出。孟洛川死后他的子侄辈掌权时期，就不这样严了。
  基层组织
  所谓基层组织是指的一个店。济南瑞蚨祥三个店在最盛时期共有二百一十余人，其中总店八、九十人，瑞蚨祥鸿记分店七、八十人，瑞蚨祥昌记分店五、六十人。由于人员多、业务复杂，其内部组织也很复杂。一个店的组织大体上分为三层：每店都有经理和副理，各个不同的营业部分也各有头目负责，经理掌管全面经营业务和人事管理，副理是经理的助手；伙计和学徒则供驱使。各店的组织基本上是一致的，兹根据济南瑞蚨祥的情况，介绍如下：
  1.前柜。专售各种色布和白布，主要顾客是城市普通居民和乡村农民。设柜头二人，负责管理本柜台以内的货物和人员，也兼管售货。另外还有学徒六人，整理货物兼帮助售货。
  2.二柜。专售各种花布、广货、呢绒（呢绒摆在楼上，归二柜管理）。设柜头一人，伙计和学徒四——五人，任务同上。
  3.绸货。专售绸缎、绣货。设柜头一人，伙计和学徒十人左右，任务同上。
  4.皮柜。专卖皮货，设柜头一人，伙计二人，任务同上。
  5.金柜。专售金银首饰。设经理一人，伙计二人，工人、徒工十人。
  6.账房。账房兼司文书，设头目一人（无名义），伙计、学徒十二人。其中，前柜账桌二人专司售货收款，二柜账桌一人，专记赊销。
  7.售货员二十余人，专司售货。瑞蚨祥的售货员，除金柜、皮柜是固定在该柜台以外，其他售货员并不专属于某一柜台，他们接待完了顾客即集中于前柜，在长凳上顺序坐着等候顾客，来了顾客，即顺序起而打招呼。
  8.号房四人。设头目一人，伙计和学徒三人，管理货房和布匹的加工染色。
  9.后司人员十二——十四人，其中包括炊事员、杂役人员，也有一位头目。
  前二柜柜头之上，还有两个头目，一个是前、二柜掌柜，总管前、二柜的营业（主要是售货）和人员，相当于营业主任。另一个是洋货头，专管前、二柜的进货。前、二柜掌柜、洋货头、绸货头、金柜经理、账房头都直属经理管理，这几个部分的头目都是份股掌柜。以前、二柜掌柜的份股最大，仅稍低于副理。皮货头是直属绸货头，号房头基本上是属于洋货头。前、二柜柜头、皮货头一般不是份股掌柜，而是资格老、能力强的伙计担任，号房头则是份股掌柜。这些所谓份股掌柜或小头目，虽然也都分吃几厘股子，但他们仍是被剥削的劳动者，所谓吃股掌柜，只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为了利用他们管理另外一部分人和事，而给予的一点小恩小惠而已，和资本家代理人还有区别。
  除以上头目以外，还有“了高的”，一般是前柜四人，二
  柜二人，楼上三人。“了高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售货员售货，并监视扒手行窃。前柜“了高的”除以上两项任务外，还兼管一些杂务，传达和送往迎来。“了高的”也是头目，一般是小份股的老年掌柜，也有老年伙计，有时大份股掌柜也到前、二柜了高。性质和上述其它小头目一样，也都是劳动者，其阶级属性仍是店员。
  瑞蚨祥设计的这套所谓基层组织实为严密，它以小量金钱（即所谓股份）把店员分成若干等级，有意识的在店员之间制造心理矛盾，分化店员的团结，然后再利用店员之间的矛盾，收买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达到资本家分而治之和追逐超额利润的目的。其手段之恶毒，实为其它商业资本所少有。
  （二）财务管理
  资本与资本的运用
  瑞蚨祥各店都有一定的流通资本（即所谓周转资金——下同）额，如天津瑞蚨祥和瑞蚨祥鸿记均为三万零九百两银子（其余各店资本数字都不记得了），但各店实际运用的流通资本远不止此。因为资本家除对各店投以一定的流通资本以外，还有更多的资本以“堂号存款”的形式分存于济南、北京、天津几个总店，由总店统一使用。因此各店固定（指动产）资本额的总和与堂号存款相加，才是瑞蚨祥的全部流通资本。而且资本家每年分得之利润，除提出一部分供自己挥霍开支外，其余仍拨入存款户下，又转化为资本。因此瑞蚨祥的资本额，在一九三七年以前，一般说来，是年年增加的。但瑞蚨祥的资本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究竟有多少，除孟洛川一人外，局外人是无从知道的。不过我们曾听他的申庄经理魏星文说过，在
  一九二六、二七年最盛时期，瑞蚨祥、泉祥各店在申庄的存款（流通资本的一部分），最多时曾达五百万元，在当时来说，数目相当可观。瑞蚨祥在早期还依靠外来存款，自一九一一年以后，本身逐渐积累了绰绰有余的资金，就根本不用外款了。
  瑞蚨祥的流通资本是统一运用的，即分店的卖货款，都交总店汇往申庄汇存，申庄是各店卖货款的总汇。各店进货也是绝大部分通过总店由申庄统一采购。分店向总店要货，总店向申庄要货，都不限于存款多少或有无存款。分店与总店、总店与申庄在账面上经常表现为或存或欠的来往关系。
  瑞蚨祥这种统一使用流通资本的作法，是一般商业资本家办不到的。这不仅可以对瑞蚨祥各店的营业起到一定的相互调剂作用。而且还可以提高各店流动资本的周转率，加速资本周转，从而追逐更多的利润，这是其一；其二，各店汇往申庄的存款往往要间隔一个时间始支用，而支付手段又是汇票代现，因此又可以大收一笔汇兑剥削，实是一箭双雕。不过自民初以后，瑞蚨祥、泉祥逐渐地各自积累了雄厚的流通资本，都有了剩余（两家每年都有存款利息收入），这种作用也就没有意义了。
  （三）工资
  瑞蚨祥对店员的工资和其它待遇，在同业中是略高一些的。从外表上看，瑞蚨祥对店员的剥削似乎比同行业的其它户要轻一些，实际确正好相反，所谓工资待遇略高，只不过一种钓饵，是资本家以此来诱使店员为他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达到对店员的更大的剥削，这是资本家的目的之一；第二，是以略高于同业的工资和其它待遇，瓦解店员的阶级斗争意志，防
  止店员闹工潮；第三，有了较高的工资待遇，就更加便于资本家对店员的政治统治，使店员在政治上沦为资本家的奴仆；第四，由于同业户店员的工资待遇都比瑞蚨祥略低，因而瑞蚨祥可以从其它同业户拉走店员，本企业的店员则不致被同业户拉走，这样就可以保证资本家占有更多的熟练劳动者，而这对和同行业进行竞争又有很大好处。总之，资本家所以采取如此措施，并不是减轻了对店员的经济剥削，恰恰相反，他正是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为了更多的剥削店员的剩余劳动，才采取这种措施，这是一种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瓦解、又以政治统治保证达到经济剥削的恶毒手段。由此可见，瑞蚨祥给店员以略高于同行其它业户的工资待遇，实质上等于对店员的买身契，使店员更加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权利。这是就一般店员而言，至于对待学徒的劳动，实际上是无偿的占有，还谈不到什么工资问题，对他们一年仅给几吊或几元钱，剥削就更加残酷无情了。
  瑞蚨祥的工资，有年工资、月工资等形式，其它待遇也有若干名目，兹分述如后：
  一、工资
  1.年工资。内伙计①（瑞蚨祥资本家为了分化店员的团结，减少店员对它的反抗；故意在店员之间制造矛盾，把店员分成内伙计与外伙计两部分，实行分而治之，一方面压制腐蚀内伙计，一方面利用内伙计监督和监视外伙计。内伙计是指在瑞蚨祥店内学徒出身的店员，多是章丘人，与资本家都有乡土关系。外伙计是指从店外雇用的熟练店员，多为临时性的，章丘人很少，在店内一般都受排挤，干长久的不多。）一律是年工资。学徒头二年，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是每年铜钱十吊，自一九二四年起改为每年五元，至一九三一年又改为每年十元，一九三七年以后，由于通货膨
  胀，又改为每年二十元，一直至解放未变。学徒自第三年起开始增加工资（年终“写账”时决定增加，但自当年算起），以后除因特殊事故，如犯了铺规或因病休养者外，都年年增加。增加幅度由五元至十五元，一般是每年增加十元至十五元，个别的也有增加二十元的。一般说来，工资最多增至二百元为止，个别的也有增至二百四、五十元的。再多就是开份子，不再增加工资了。
  所谓瑞蚨祥的工资较高，是指少数人而言的，多数店员的工资并不高。一九三七年以前，年工资在一百元以上的不过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大多数是五、六十元至一百元。
  瑞蚨祥增加工资的程序，是年终先由各店经理（代理人）拟出一个草案，到资本家家中“写账”时，各地总理相互交流情况，对店龄、工种相等的店员进行平衡，营业好的店可以略高一些，最后由资本家决定。
  2.月工资。外伙计①（见34页①。）都是月工资，济南由于用外伙计很少，也有年工资的，北京、天津的外伙计则都是月工资。半师半友入店的最低月工资，在济南为四、五元，北京、天津较高，为八、九元，以后也是年年增加，增加幅度一般在一元左右，同样是增至二百余元为止。
  瑞蚨祥以上的工资制度，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未有改变。济南市工商联于解放后曾对瑞蚨祥鸿记职工工资有过典型调查，兹将其调查材料列表如下：
  [=此处为表格页（（表一）一九二四年瑞蚨祥鸿记代表性职工工资情况表 （单位：元））=]
  [=此处为表格（（表二）一九三一年瑞蚨祥鸿记代表性职工工资情况表 （单位：元））=]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一九三七年以前职工工资的增加概况。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通货膨胀，物价日益上涨，职工工资不能不有较大的变化，惜瑞蚨祥的账册已全部散失，无可查考。这里只有刘焕庭于一九四三年任申庄经理时，所记关于申庄店员工资的一则笔记，尚可供参考，兹表列如下：
  [=此处为表格（（表三）一九四三年申庄店员工资情况表 （单位：元））=]
  一九四三年的店员最高工资（韩觉生）约为一九三一年最高工资的六倍（同《表二》王锡珍相比），但这时物价上涨指数，恐已不止六倍（尚待考证）。是年资方代理人的厘股分红，吃一厘股者即可分四千零九十五元，为店员最高工资的二点五五九倍，吃厘股多者分得的就更多，超过店员工资的倍数也就更大。随着通货膨胀和急剧的物价上涨、店员的实际工资逐渐下降和劳资（代理人）收入的悬殊，店员们对资方（资本家和代理人）大为不满，劳资关系也急剧恶化，劳资斗争日趋表面化，但结果为狡猾的资方代理人所利用，造成单福五勾结日本宪兵队逮捕店内人员的事件（见简史部分），工潮遂趋瓦解。
  此后，店员的实际收入每况愈下，至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更加恶性膨胀，物价瞬息万变，在店员的斗争下瑞蚨祥资本家被迫不得不将店员工资改为实物制（以小米计算，数目已记不清）。
  二、馈送
  “馈送”是资本家收买、分化瓦解职工店员的一种手段，是以小恩小惠拉拢店员为其拚命赚钱的一种方式。开始实行于何
  年已无人记得。最初只“馈赠”对资本家和代理人驯顺而在经营业务上又有一定技能的少数人，以后为了广泛收买才普及于除学徒以下的全体店员和后司人员。“馈送”的幅度一般是由十元至五十元。对于记名（即准备提升为经理的亲信）人员的“馈送”是特殊的，记名第一年送一百元，第二年送二百元，第三年开份子。
  对一般店员馈送的多寡是以店员对资本家、代理人是否驯服、是否能为资本家努力招徕顾客从而多赚一些钱为主要条件，其次则是工龄的长短。对店员“馈送”是自入店第四年开始，头几年一般是送一、二十元，其后店龄愈久，“馈送”也相应增加，但最多不过五十元。
  “馈送”一项，在起初只称“送”，至一九三一年，“送”之外又加了一项“馈”（见表二），实际这两项加起来的总数也并不多，不过是多了一项名目而已。这一名目实行了一、二年之后，又取消了，仍称为“送”。至于其产生与消灭的原因，尚待考证。一九三七年因通货膨胀，又增加了一项“特送”（见表三）。
  “馈送”实际上是变相的工资。第一，它和工资一样是从管理费中开支的；第二，除一、二、三年级学徒以外，人人都有（包括外伙计），年年都有，店员是把它列为自己的工资收入计算的。资本家采取这一形式的目的，有以下几点：1.是以此收买和拉拢店员更好的经营企业，为他赚更多的利润；2.诱使店员关心企业，努力劳动；3.表示是东家恩赐的，让店员感谢他的恩德，服从他的统治。一句话，一个目的，还是为了追逐更多更大的利润，从店员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
  三、其它“待遇”
  其它待遇包括伙食、川费、用货、医药费等等。其中多数
  待遇如伙食、川费、用货等，实际是店员应得的工资，资本家却把它变成了非工资的形式。这样，就使店员应得的工资变成了资本家的格外恩赐。至于婚丧、医药费等待遇，不过是资本家用以拉拢店员、麻痹店员阶级意识的手段。
  1.伙食。瑞蚨祥的伙食可分为日常伙食与节日酒宴两类。以济南而言，日常伙食是一日两餐，每十人一桌。早餐是四盘菜（两样），两荤、两素，每人一碗汤。晚餐是四盘两碗，也是荤素各半，还有酒。饭食一律是二等面粉或大米饭。每月还吃两次“犒劳”，瑞蚨祥是初一、十五吃，鸿记分店是初二、十六吃。北京瑞蚨祥还自设酱园，磨香油、造酱油、醋等，专供本店食用。
  节日有酒宴，并有一套封建迷信的饭菜谱。如吃鱼为“吉庆有余”、吃糕为“年年高升”，吃生菜为“生财有道”，吃韭菜馅水饺为“久而有财”，如此等等。
  每逢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五月节、八月节等，都比日常伙食加好一些。资本家之所以采取这一手段，除了诱惑店员、刺激店员的劳动积极性以外，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缓和劳资矛盾。在瑞蚨祥开业之前，北京有一家绸布店（忘记其字号），伙食很坏，只给店员吃粗粮窝窝头。天津华竹绸布店开业时，伙食也不好，净给店员吃素菜。店员无以泄愤，给顾客量布时，便把尺子放大，而且还念叨着“一个窝窝头，一个窝窝头”，“再不吃肉，再不吃肉”。经过一段斗争之后，这两家资本家才被迫稍为改善了一下店员的伙食。前车有鉴，瑞蚨祥之所以给店员吃的较好一些，是想以此堵住店员的嘴，但如果没有其他店员的斗争，瑞蚨祥资本家也不会想到还应该给店员吃好一点。
  2.川费。瑞蚨祥严格规定不准店员及资方代理人带家眷到设店城市居住，即使是本城人也必须住店，资本家一怕店员有家属同居影响为其赚钱，二怕有家眷同居一地的店员给店内增添麻烦，或发生其它问题。既不准店员带眷同居，而人之常情就必须顾及，长期不让店员探家不行，于是狡猾的资本家便以恩赐的形式规定各店店员每隔若干时间探家一次，并发给川资若干，以博取店员的好感。济南店的店员绝大多数是章丘人，距离家乡近，规定每六个月住家一次。假期来回为二十天。路费，在早期为每人每年铜钱十吊，一九二四年改为每人每年四元，一九三三年又改为每人每年十元，直至解放。原籍是昌邑县、惠民县的伙计，每人每年外加十元。北京、天津、青岛、烟台等地由于路途远，对于假期及路费则都另有不同的具体规定。如北京店对章丘人和山西人规定每年住家一次，假期为五十天，山东昌邑人则为一年半一次，假期两个半月，北京市的每三个月一次，假期十天，路费也各不相同。
  店员住家多是在夏令淡季和春节期间，如因业务繁忙，不能按班走或延期晚归，则按铺规规定办理。
  3.婚丧及本人病故。职工（资方代理人亦同）本人及其子女结婚时，照例以资本家或本店名义送喜幛一架（一般是花缎子十二尺）；父母丧事则送蓝缎幛料一架，有时不送幛料则折价六元。以示资本家对店员家事的“关怀”，这种“赠送”只限本人及其直系亲属。
  本人病故，如果是死在店里，衣衾棺椁以及运灵费用，全部由资本家负担，直接从企业支销；如果死在他自己家里，则一概不管，仅送件幛料和少许吊仪而已。个别家境困难的，也不过送几十元钱以示安抚。这是因为死在店里，资本家怕死者
  的家属与他找麻烦，故不得不承担棺衾费用；死在他自己家里则认为与己无干，尽可不管。因此，资本家怕店员死在店里，每见店员病重时，就让其回家，以免死在店里花销他的钱财。资本家对待一般资方代理人的死亡处理，也大致如此。
  4.放假。每年六月轮流放假一日，谓之放“官工”（北京是两天），春节休假五日（每人须轮流值班两天），放“官工”每人发给娱乐费二元。过春节每人发守岁钱二元（后司人员发一元）。今天思之，春节发守岁钱实是侮辱工人阶级的人格。
  5.医药费。各地情况不一致，前后变化也很大。济南聘有常年中医大夫，医生费用完全由企业负担。至于药费，在早期也是由企业负担，约在清朝末年，逯秋圃任经理期间，有一店员陆秀生因煎药干了锅，把药扔了，又拿了一剂，逯秋圃于是将药费改为包干制，每人每年铜钱十吊，包括回家路费、洗衣费、肥皂、毛巾、扇子等在内。北京在一九二六年以前，药费也是由企业负担，以后因有些资方代理人买补药往家里带，资本家便趁机改为诊费归企业，药费归个人自理。但有大病，自己负担不起者，仍由企业负担。其它如天津、上海、青岛等店，也各有各的规定，只是大同小异而已，不再赘记。
  6.用货。凡店内人员用店内绸、布时，如果是现剪，一律和顾客买货一样，不折不扣。用满十五尺的绸、布头，按八折计尺，十五尺以下的绸、布头，按七折，六尺以下的按五折，以示特别照顾。但这种所谓特别照顾的用货数量根据份股大小、工资多少，有不同的限额，资方代理人每一厘份股可以买十五元钱的货，店员工资在一百元以上者，限买十五元钱的货，一百元以下者只限买十元钱的货。在限额以内，照八折价
  格收钱，其超过部分按门市售价照收货款。职工日常需用的包脚布、腰带、腿带、枕头巾、包袱皮（最多两个）等，使用布头时可不写账，但必须由柜头代找，不得自己剪。找鸿记染坊染布，染价打五折，如染旧衣片子则不收染价。
  7.其它。为了招待顾客，茶是经常预备的，店员可以随便喝，水烟、旱烟叶也由店内供给，但不准吸纸烟。招待顾客要讲究仪表，为使店员面容整洁，并节省出去理发的时间，店内设有常年理发师，店员每五天即修容一次。至于肥皂、洗衣、手巾等费，济南是包括在回家路费以内，其它地区另有规定，不再一一列举。
  骤然看来，资本家给企业店员这许多所谓“福利待遇”，似乎还不算坏，其实资本家有资本家的算盘，这只是麻痹店员的阶级意识、缓和劳资斗争、拉拢和利用店员为其付出更多无偿劳动的手段而已。天下老鸦一般黑，没有真正关心职工生活的资本家，没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或者没有利可图，资本家是分文也不肯拿出来的。
  （四）铺规——套在店员脖子上的一具沉重的枷锁
  瑞蚨祥的铺规，是在全盘继承其祖辈老号——瑞生祥、庆祥铺规遗产的基础上，又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济南、北京、天津等地各店的铺规都基本相同，不过在个别内容上略有出入。
  瑞蚨祥的资本家对铺规极为重视，简直把它当做国家宪法一样地强制每个店员执行。济南瑞蚨祥的铺规是以宣纸打上朱红格用工笔楷书写的，并用镜框镶着挂于饭厅的正面墙上。从其内容上看，对店员的一行一动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如有违犯
  就要被踢出企业，因而它成了资本家统治和压榨店员的有力工具，同时也是套在店员脖子上的一具沉重的枷锁，是钉在店员手脚上的镣铐，束缚着瑞蚨祥每一个店员的一切行动。瑞蚨祥的铺规分为序言、条文、结语三部分，明文规定了的约有二十条，另外还有未写成条文但已成为惯例和制度的约十来条，共约三十余条。现根据济南、北京、天津各店老年经理的回忆，一并整理介绍如后。不过条文的排列次序及措词，可能与原文有出入。兹记录如下：
  “盖闻生意之道，铺规为先，章程不定，无所遵循。今奉东谕，议定章程列后，望各遵议奉行，以图长久，如有违犯，被辞出号，贻误终身，悔之无及矣。
  1.柜上同仁不得携带眷属。
  2.因私事出门，必须向掌柜者请假，说明事故及去址，不得指东往西，出门时必须到账房写请假账、挂出门牌。假时不得过长，如因事不能回柜时，必须在上门前向号中声明。
  3.亲友来访，只能在指定处所（账房或宿舍）谈话，接谈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并不得招待亲友在柜上食宿。
  4.早六时（冬季七时）下门，晚十时上门。上锁后非有要故，一律不得出门。
  5.不得长支短欠，顶名跨借。不得代客作保。
  6.同仁住家打行李，须经指定人员检查后，始得包裹。
  7.同仁住家是按住家次序，并经经理决定，到期即回。至期因事不能回柜，须来信续假，多住五天，下期即压班一个月；如因业务繁忙，到期不能走时，压班一个月，补假五天。
  8.春节放假，必须留人值班，顾客上门应予接待。
  9.摇铃开饭，不得抢前争先，菜饭由柜房规定，不得随意
  挑剔。
  10.同仁洗澡，下门去，早饭前回柜，不得借机游逛或下饭馆。
  11.同仁无论在柜吃饭或出外应酬，均不得饮酒过量，醉后发狂。
  12.同仁用货，必须由号中指定人员剪裁，不得私自找人；只能自用，不能代买。
  13.柜上同仁不准吸烟卷，以防发生火灾。
  14.不得代存衣物。
  15.同仁之间，不得吵嘴打架，如有违犯，双方同时出号。
  16.营业时间，不得擅离职守，不得交头接耳，妨碍营业，影响观瞻。
  17.严禁嫖赌和吸鸦片，违者立即出号。
  18.不准无故纳妾。如因无子息纳妾者，须事前声明，经考察属实后方准实行。
  19.对待顾客必须谦和、忍耐，不得与顾客争吵打架。
  20.同仁必须注意仪表，无论冬夏，一律穿长服，不得吃葱蒜，不得在顾客面前扇扇子，不得把回找零钱直接交到买主手里（放在柜台上），并应尽量避免粗词俗语，不得耻笑顾客。
  21.不得挪用柜上银钱、货物，有贪污盗窃行为，立时出号。
  22.不得以号章为他人作保，此事关系至巨，无论何人不得违犯。
  23.柜上同仁，不得在有瑞蚨祥企业的地区开设同类企业和染坊，亦不得兼营其它业务。
  24.挑拨是非，猜忌倾轧，致伙友不和者，此为害群之马，应立时出号。
  25.结伙营私，要挟号中者，立即出号。
  26.同仁被辞出号，不得凭借他种势力逗留不去。
  27.调拨他处不立即前往者，立即出号。
  以上各条俱系省、京各店应有之定章，凡我同仁，概不准违犯。有份股者，更宜谨遵履行，方能为同仁之表率，如随便自私，或姑息因循，则章程为虚设，号务必日渐废弛，问心亦当有愧。号务綦繁，非一、二人所能周及，须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方免贻误，国家论功行赏，铺事亦大同小异，凡我同仁，慎之勉之。”
  资本家规定的这些所谓铺规，看来是煞费苦心的。它把对店员的一切苛刻要求，都以条文固定下来，使之合法化。不仅如此，其中有些条文（如第二、三、六、九等条）还严重侮辱了店员的人格，简直把店员当作奴隶、小偷来对待，整个铺规都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而对店员则毫无保障，一旦对铺规有所违犯重则被罚出号，或年终不予增加工资。最轻也要受到申斥。如济南瑞蚨祥店员孟广荣，既是孟洛川的本家，又是他的亲信，遇有婚丧喜寿之事，常代表孟洛川出去应酬，自恃有后台靠山，不把铺规放在心上。一日与外伙计常××打了仗，经理逯秋圃立将双方辞退出号。以后孟广荣又持少东孟华峰的亲笔信回店复职，逯秋圃拒不受命，又将其立即逐出，孟广荣终于出了号，失了业。在旧社会失业是对工人、店员的极大威胁，一旦失业，全家人连最低生活水平也无法维持，因此就不得不忍受资本家最残酷无情的压榨和剥削，瑞蚨祥的铺规对瑞蚨祥的全体店员，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店员们无不望而生畏。
  瑞蚨祥的铺规名义对全店每一个人（包括资本家代理人）都适用，实际上只是资本家用来对付店员的东西，而对代理人则无甚约束力，如济南瑞蚨祥经理孟荫轩兼济南总理以后，在店内公
  开摆着大烟灯，经理室里经常摆着炮台烟、鼻烟。济南“五三”惨案后充当维持会长期间，还购买了汽车，恣意挥霍；自己用货也根本不写账。青岛瑞蚨祥经理张振山也公开吸大烟，天津瑞蚨祥总店及分店后期的许多代理人都吸大烟、聚赌、纳妾，无所不为。所有这些，资本家都是知道的，一般只要不动摇他的财产大业，最多也不过调动一下，因此而出号者则乏其人了。当然在最初执行铺规严格的时候，代理人们也要受到一些约束，或遭受资本家或总经理的斥责，但和对付店员则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瑞蚨祥铺规的执行，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也有所变化，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铺规简直象国家的法令一样，使店员经常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五四”运动以后，铺规的束缚力就渐渐变弱了，如因私事请假也不一定写请假账了，两人打架也不一定出号了。一九二八年，军阀张鸣九蹂躏章丘，瑞蚨祥的资方代理人及店员家眷多迁来济南，铺规不准携带眷属一条，自此也被打破了，如此等等。但这并不等于铺规已完全失去了强制店员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仍旧在若干方面发生着统治店员和威胁店员的强烈的作用，仍然是资本家强行套在店员脖子上的一具沉重的枷锁，仍然是束缚店员的铁链。这套枷锁和铁链，直至济南解放后才被甩掉。
  三、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及其斗争
  （一）内伙计和外伙计
  内伙计与资方的关系
  所谓内伙计是指在本屋学徒出身的一部分店员而言。其实，内伙计的地位在与资方的关系中，并不比学徒高多少，他们对于资本家，反而比学徒多了一层服劳役的资格。例如资本家时常办理婚丧喜寿之事，每次都需要一批店员做杂务劳动。特别是办理丧事时，至少要用几十个人。在章丘时住家的伙计都要到资本家家中当差，住家的不够，还要自各店调人。当差的都是六、七年以上而且是精明干练的店员。资本家们非常难侍候，店员在当差中稍有不周，即被挑眼。有的因当差不好而长期得不到提拔的，甚至有被开除的。所以，伙计们都把到资本家家中去当差视为畏途。但也有的因当差当的好而得到提拔的。总之，资本家对店员是握有予夺大权。
  店员们住家在行动上也没有自由，例如店员们坐车去赶庙会和资本家坐的车遇到一起，也被认为是与资本家分庭抗礼。资本家是只许唯我独富，店员在一切方面都应在资本家之下，否则便是僭越非礼。如店员家的车马稍好一些，店员穿的衣服稍好一些，就遭到资本家的嫉视。北京瑞生祥的一个伙计孟昭樽住家时，穿了一件羽毛纱（并不是什么高贵料子）的大褂，被三恕堂少东孟锦如看见，以为我们资本家还没穿这样衣服呢，一个伙计竞敢如此，于是就命该店经理将孟昭樽开除了（该经理也正住家）。因此章丘籍店员们住家时，对资本家都畏之如虎，避着他们不使看见。
  经理对于内伙计，特别是对青年内伙计，基本上和对待学徒一样，是家长式统治，唯我独尊，言莫予违。内伙计对于经理也是毕恭毕敬，在前柜的伙计和经理隔得远些，心情还稍微舒畅一点，在楼上的也是时刻提心吊胆。
  有的经理如孟荫轩更是视伙计如奴仆，任意驱使，并且随
  自己的喜怒任意开除伙计。如内伙计李英实的叔父是恒隆银号经理，与孟荫轩是烟酒朋友，二人因事翻了脸，孟荫轩便迁怒于李英实，晚上回来，怒气冲冲地令李英实立刻离店，不得稍停。这时已经十点多钟，李英实已经搭好了铺准备睡觉，只得又卷起铺盖离开店里。此事引起了全体店员的义愤，但又无可如何，只得挥泪送别。李英实就这样被踢出企业，沦为失业者。
  内伙计对于经理以下的所谓股份掌柜（吃股份的高级店员）也是常怀戒心，因为他们多是经理的耳目，得罪了他们，就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因此，对他们也是敬而远之。
  内伙计之中姓孟的与外姓人也有区别，姓孟的被称为“鸟笼子”（“孟”字象个鸟笼子），所以姓孟的在企业中是居于一种特殊地位。
  内伙计与资方代理人之间比起学徒来，又接近了一步。有的熬到一定年限，可以开份子①（“开份子”是资本家分化瓦解店员的一种手段，是资本家以少量金钱引诱店员为其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伎俩。），上升到股份掌柜（高级店员）的地位。可是开份子是极不容易的事。以瑞蚨祥来说，一般至少要有十几年以上的店龄，并有相当能力、负一定责任，还得遇到机会，更重要的一条是对经理必须俯首帖耳。条件具备才有希望，还必须经过如下步骤、受种种折磨：先由经理保举，资本家同意后在束金折子上他的名下写上一个“记”字，表示对这个人的保举记住了，这是第一步；第二年如果不犯错误，再在他的名字下面写上一个名字，这叫“记名”，这是第二步；第三年才开份子。在记名期间，是对他的考验阶段，资本家和代理人为了考验他，往往加重他的工作负担，严格要求，故意折
  磨他，看他的耐性如何。所以在这时期更要谨慎小心，稍一放肆，不是延长记名年限，就是取消记名。可见开份子是极不容易的。还有一层，经理保举是分亲疏关系，先亲后疏。如两个店的经理各有自己的子弟或至亲在店里，他们便互相先保举彼此的子弟或至亲，没有这种关系的，即使具备了条件，也不一定得到经理的保举。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开份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即使开了份子吃上一厘股，在营业不好时期，比大伙计也多分不了多少钱，有时甚至不如一个大伙计的工资多；在职权上也主不了什么大事。所以这部分人实际是高级店员，仍然是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只是在资本家的欺骗下，才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在“五反”以后他们都归了队。
  外伙计与资方的关系
  所谓外伙计是指非在本店学徒出身的一部分店员而言。祥字号各店都有雇用外伙计的情形，以省外各店最多，省内各店则甚少。如瑞蚨祥在民初时期，北京雇用的外伙计达三分之一以上，天津略少，亦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济南、青岛、烟台各店则甚少。济南瑞蚨祥在民初前后若干年内，仅用了几个外伙计。
  外伙计都是在当地其它绸布店学徒满期了的，至少有五、六年以上的工龄，都有一定的业务知识和较强的工作能力，有的有多年的经验，是绸布业的老手。他们离开本店当外伙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在本店学满后工资太少，又加同业对劳动力的竞争，因此形成了这么一批商业人员。他们的特点是：斗争性强，劳动报酬太少或要求他们过多的加班，他们就进行斗争，因此资本家们用他们时，都当临时工看待，视他们为活动商品，用着了就临时雇而用之，用够了就一脚踢出去，表面上似乎还尊重他们，实际根本不拿他们当人待，从他们进店之
  日起，就处于被监视的地位，资本家简直把他们当小偷、骗子一样加以防范，并侮辱他们为踩百家的。
  外伙计进店都是经棉布批发家介绍。棉布批发家与绸布业各家都有密切联系，知道那家用人，也知道那家出人，为了讨好大户，故愿作义务介绍。外伙计进瑞蚨祥的手续，是先由棉布批发家向瑞蚨祥写一个介绍条，上写姓名、年龄、籍贯、行店初学、介绍人姓名、要多少工资。瑞蚨祥同意后，即令介绍人送来试工，中意的即留其吃晚饭，谓之吃“上工饭”；不中意的即告诉他改日听信，就算罢了。
  外伙计都是月工资（见工资部分）。瑞蚨祥，特别是北京瑞蚨祥，雇用外伙计的工资都高于同业一般字号，因此，招来了一批有能力的商业人员，但是瑞蚨祥的业务也特别繁忙，劳动强度也大大超过一般字号。因此，同时进店的就有干不了而自动走了的。
  瑞蚨祥早期在北京、天津大量雇用外伙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内伙计对京、津人士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对“旗人”的风俗习惯不熟悉（在民初以前，“旗人”是瑞蚨祥的主要雇客），而章丘人的口音又不为京、津人士所欢迎。而外伙计都是在当地字号学的，熟悉当地人士的风俗习惯，有的并交往了一些熟顾客（有的买东西愿意找熟人），多数人也会说北京话，能说会道，长于接待顾客，善于招揽生意。所以瑞蚨祥肯出较高工资雇用他们。
  外伙计在店内是居于“客卿”地位，资方代理人对他们的态度是客气的，称之为×掌柜，实际对他们是不信任的。他的名义是大掌柜，实际上他的职权不出二尺半长的一张柜台，所以又称之为“吃二尺半的”。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甚至不如一个大
  学徒的。雇用外伙计不必请示报告东家，解雇外伙计更可以随意。因此外伙计在店内除接待顾客外，对其它事一概不问不闻。由于这种关系，外伙计干长了的是极少数的，有的只干几个月，有的干一年半载就散了。也有很少数人因能力强、有耐性，资方优待他而干长了的，并有些人开了份子，但即使开了份子也掌握不了大权。如外伙计张梦九在北京瑞蚨祥是一位出色的能手，干了五十来年，十五年上记了名，十九年吃上了一厘股，最后吃到二厘五股，而职权不过是个“了高的”。也有个别的外伙计当了一个部门经理的，如北京皮柜经理刘静轩，济南金柜经理贾宝山都是由外聘来的，这是因为本店没有这样专业人才，不得不使之负重要责任。
  内伙计、外伙计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资方的斗争
  内伙计与外伙计同是受雇于资本家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店员，但由于资本家从中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制造矛盾，表面虽以客卿待之，而又在内伙计之间表示卑视，使他们处于矛盾状态。因而内伙计便认为自己是资方的嫡系，对外伙计虽然口头上呼之为大掌柜，而内心实轻视之。认为外伙计不过是一个售货员而已，没有多大出息，觉得自己高他们一等。外伙计则认为内伙计是些“皇亲国戚”，是凭关系吃饭，而自己是凭本事吃饭。双方互不服气，意见很深。
  瑞蚨祥的内伙计自学徒以来，在语言行动上都受过严格训练，甚至一举一动都有规矩，而外伙计则比较自由些。这在内伙计看来，外伙计有些不良习气，有些粗野，看不惯。而外伙计对内伙计的行动也有某些轻视。生活习惯不同，也是双方矛盾的原因之一。
  内伙计之间大多有非亲即友的关系和桑梓关系，外伙计则
  多是外籍人，这也在双方的关系上划上了一道界限。所以有的章丘籍的外伙计和内伙计的关系就好一些。如济南金柜经理贾宝山是以外伙计入店的，因为他是章丘人，资方不把他当外人，内伙计也和他合得来；还有与瑞蚨祥有渊源的外伙计和内伙计的关系也比较好些。如济南瑞蚨祥外伙计尹成斋虽不是章丘人，而他父亲是北京瑞蚨祥的一个份股掌柜，资方因他父亲的关系对他的态度好一些，内伙计和他的关系也好一些。
  总之，内伙计与外伙计的矛盾，完全是祥字号的制度与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这种矛盾必然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店员觉悟的提高而消失，必然会在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瑞蚨祥的劳资矛盾，在平日是经常表现于压迫、工时等问题方面，每至年终则突出地表现在工资方面。每年各店经理向职工宣布工资、馈送情况时，总是先说一通官话，特别是对那些增加工资少的人更进行吹毛求疵的批评，还要求他们今后好好干，争取下一年多增加。其实，瑞蚨祥即使盈余再多，对职工工资、馈送的增加也是有严格限度的。因此，每年各店在向职工宣布工资情况以后，总有一部分人愤恨不满。但各部门资方代理人监视甚严，资方对店员还以多增加工资、提拔以及个别谈话等手段培养了一些亲信作为自己的耳目。因此职工都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有少数职工因愤极而闹情绪、发牢骚。资方则利用其保荐人或其亲友对其施加压力或哄骗说服，以暂时缓和矛盾。但矛盾越积越深，大多数职工都有一肚子的怨愤，一触即发。
  一九二六年，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北京、天津先后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年底有一位吕和璧同志，相传是从武汉来的，在北
  京筹组店员工会。谦祥益、益和祥、瑞生祥都先后成立了店员工会，接着，瑞蚨祥皮柜店员，通过外伙计董立三的联系，也成立了店员工会，店内设立了“中山堂”，董立三为工会主席。瑞蚨祥各店的外伙计、内伙计与学徒大多数都参加了工会。当时提出的斗争要求是：提高工资、改善生活、限制工时。经过斗争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资方也加紧了活动，首先是瓦解店员，对皮柜以外其它各店的店员进行哄骗说服，有些想加入工会的被资方瓦解了，有些已经加入而意志不坚定者，又被资方拉了回来。然后，秘密布置劫收皮柜货物，以摧毁店员的物质基础，进而扼杀其活动。正当过旧历年的时候，资方秘密派妥某些人劫收前柜，某些人劫收财物，某些人劫收货房。正月初一，照例是“放官工”的日子，店员们没有经验，过于麻痹，都欢欢喜喜地看戏去了。资方乘这时把皮柜的货物及财物全部拉到了总柜。皮柜店员看戏回来，见货物已空，大惊上当，人人气愤填膺，但已失去了经济基础，斗争失去了凭借，甚至生活也逐渐陷入困境，而当时反动政府又不支持。不久，蒋介石便公开地叛变了革命，大捕共产党人，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吕和璧、董立三同时失踪，店员更失去了外援，于是店员工会解散了。皮柜全体店员五十余人，除个别者外全被资方解雇，其它各店店员在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也被解雇，从此，反动统治又笼罩了瑞蚨祥。天津瑞蚨祥各店虽未在本店成立店员工会，但各店都有店员代表经常到日租界某处去开会，瑞蚨祥鸿记已经挂上了中山像，资方不敢过问。天津瑞蚨祥店员的斗争在北京店员失败的同时，也暂时失败了。有的店员自动辞职回家，有的被资方解雇了。而济南是一个中等城市，革命影响传来较迟，一九二七年北京、天津各店店员纷纷成立工会的斗争，由于
  资方封锁消息，济南店员知道消息时，北京、天津的斗争，已进入低潮，济南的工人运动未能形成风潮。因此济南瑞蚨祥店员没有起来进行斗争，青岛、烟台瑞蚨祥的店员也因同样原因，未能组织起来。不过这只是象火药库因缺乏导火线而没有爆发一样，并不是店员们没有斗争性。
  北京瑞蚨祥各店店员于一九四二年底，因通货膨胀、工资下降，又与资方发生了一场斗争。店员为取得外援都参加了安清帮。安清帮头子想借此打进瑞蚨祥从中渔利，故意煽动店员把事态扩大，有部分店员赴太庙开会。资方一面与日伪宪警联络，对赴太庙开会的店员施行恫吓，一面又买通了安清道大头子魏大可，有的资方如焦寰五并拜魏为师。安清道头子于是转而出卖了店员，店员这场斗争，又遭到失败。
  （二）学徒
  吸收学徒是所有资本家用最低廉的有时甚至是无偿地占有职工劳动的重要手段，也是所有资本家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祥字号资本家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对于招收学徒，还订有一套十分苛刻的制度，兹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加以叙述。
  学徒之来源及其入号过程
  祥字号资本家为了长期占有学徒的几乎是无偿的劳动，故意不明确规定学徒的年限，因此学徒与伙计（店员——下同）的界限不易划分。从名义上说，只要开不了“份子”（吃股），无论店龄多久，也被称为本屋学徒；从工作方面来看，进店二、三年后，因为有了后进师弟进店，才不做扫地、刷痰盂等杂务劳动，如果没有师弟代替，则仍须做学徒之一切劳动；从工资方面看，进店第三年才开始增加工资，五、六年以后，他
  的劳动所得，才相当于一个外伙计的最低工资（详见“工资”部分）。从以上几点来看，进店三年以后，才开始向伙计的地位过渡。在这期间，学徒的人实际上是在为资本家服劳役，资本家对他们除了管吃饭和按年给微不足道的几个钱以外，几乎无偿地占有他们的劳动。而他们的劳动量又相当重，因而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也就特别多。
  瑞蚨祥在一九二四年以前的上升时期，由于大量需要人力，是年年吸收学徒，最多时一次要收一百余人。自一九二七年以后，就不年年吸收了，每隔一、二年才吸收一次，吸收人数也大大减少，每次不过三、五十人。自一九三七年以后，十余年间仅吸收了二、三次，人数更少。
  祥字号的学徒绝大多数是章丘人，外籍人是个别的。这是因为资本家有意识地使用本地人，以为本地人知底可靠，有非亲即友的连带关系，便于统治。因此规定学徒进店都必须经过本系统的资方代理人或份股掌柜保荐（隆祥系统和瑞蚨祥系统不能互相荐人，这是由于双方矛盾造成的），而祥字号的资方代理人绝大多数是章丘人，因而形成了上述现象。外籍人也有因特殊关系而被荐入祥字号的，但因为祥字号的人员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亲友关系，而祥字号的制度也造成了一些人的排外思想。外籍学徒在生活习惯和语言上，也与章丘人有些不同，他们到了祥字号不免孤立和被歧视，因而进来以后，往往干不长即告辞。隆祥系统，除大多数是章丘人外，还有很少一部分桓台人和长山县人，这是因为隆祥系统一度是女资本家主事，而女资本家是桓台县人，长山县有她的亲戚，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祥字号的学徒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农村，其家庭成分大多数
  是中农，中小地主、富农次之，贫农占很少数。这是因为：第一，贫农的子弟大都念不起书，没有文化（祥字号的学徒，一般都念过七、八年的诗书）；第二，学徒出门时的衣服被褥由自己家里供给，头二年工资很少，衣服鞋袜等还须由家庭供给一部分，贫农一般也供给不起。至于较大地主、较大资本家的子弟就更少了，因为他们都吃不了苦，即使被人荐来，也干不多久即自动告辞。如满清翰林曾任天津府正堂的淄川大地主邹振岳的孙子，进了隆祥仅七天，看到上升到经理的地位是渺渺茫茫的事情，于是就不肯再受这样的苦而告辞走了。其它祥字号也有这类情况，能够坚持下来的是极个别的。
  祥字号吸收学徒，特别注意其家庭出身，简直象一个封建王朝科举取士一样，对士农工商以外的子弟，如理发（旧社会称剃头的）的、修脚的、吹鼓手、艺人（旧社会称戏子）等人的子弟，皆鄙弃不用，仆人的子弟也没有进祥字号当店员的资格。如矜恕堂有一个由小镳师转为仆人的柴××，其子柴启峨在天津茶叶行学了几年生意，以后经人介绍，进入天津泉祥茶店当外伙计，被孟洛川查出，拍着桌案说：“这怎么行啊！如果有宴会坐席的时候，他老子在下面侍候，他怎么在上面坐呀。”从表面看，孟洛川是为柴启峨的父子关系着想，其实这乃是一句饰词，孟洛川真正的意思是认为仆人的子弟没有与大家同席的资格。他把人分为上九流下九流，上述这些人都被列为下九流，都不当人看待。
  祥字号学徒之情况，既如上述，其进店还必须经过如下手续。
  保荐。祥字号吸收学徒都是在旧历年终时期，以瑞蚨祥来说，每临近旧历年终，各店份股掌柜或代理人就开始荐人了
  （资方代理人的地位不限高低，店员如果想荐人，必须托一位资方代理人顶名代荐，自己没有荐人的资格。外伙计由于是外籍人，荐人很难得到批准，所以荐人的很少）。他们先用纸条写明所荐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及本荐举人的姓名，名曰“荐条”，交本店经理转交地区总理。地区总理于年终至资本家家中写账时，再交全局总理和资本家审查。资本家和全局总理首先问各店共需要多少人，荐举的有多少。如果荐举的人数多于需要人数，则以荐举人的地位、情面而定取舍，荐举人地位低、情面小的就被剔除。挑选以后，再写一总荐单。因此，有的小份股掌柜知道当年荐人的多，估计荐不上就等至来年再荐。用人唯亲的特点，隆祥、谦祥益等祥字号也是如此，所以在隆祥、谦祥益流行着这样一句讽刺话：“人情、势力、脸子好。”这就是说荐举人的人情、势力是被吸收的主要条件。
  瑞蚨祥、泉祥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荐举人亦即保人，一身而二任。一九二七年，由于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北京瑞蚨祥店员参加了店员工会，劳资斗争表面化。资本家孟洛川加强了戒备，改变了办法。规定荐举人不得兼作保人，保人必须是吃二厘股以上的份股掌柜或资方代理人，并给企业立“保证书”，学徒还要填写“志愿书”。“保证书”、“志愿书”都是瑞蚨祥、泉祥印就的，由保人和学徒本人填写名字并盖章。该“保证书”与“志愿书”原本都找不到了，但其内容大意都还记得。“保证书”的大意是对被保人的一切犯规行为，负完全责任。“志愿书”的内容大意是坚决遵守店内一切制度，如有违犯，情愿受任何处分及法律制裁。这种志愿书和铺规一样，也是捆在店员身上的一条锁链。“保证书”、“志愿书”的内容虽不具体，但主要是限制学徒的政治活动和防止学徒携款而走等情事。因为学徒立了“志愿
  书”就不敢进行政治活动和有违犯铺规的行为了，如果违犯，资本家就有法律保障而可以任意处分学徒；保人立了“保证书”就可以使保人加强对学徒的管束，如有财物损失，资本家就可以要求保证人赔偿。
  这种办法在其他祥字号还未实行。
  验看。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孟洛川还住在章丘时期，验看是在章丘举行，时间是刚过春节后的几天以内。在挑选以后，即命其保荐人或住家的其他资方代理人通知其于某日到总理家应验。至日，应验人的家长真如送子弟赴考一样，早早起来准备一切，将自己的子弟打扮得衣帽整齐，并谆谆教导一番，不懂得应验规矩的，还向人请教。然后将子弟送交保荐人或托祥字号其他资方代理人带领其去见总理（先是到沙文峰家，后是到孟觐侯家），见了总理例须先叩头拜年，然后二人一行分批就验。首先是口试和貌试；必须口齿清楚、应对有礼，必须五官端正、进退中节。不合格者即命人领出，合格者再令其写几个字看看，在一张大红纸上写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及荐举人姓名，字要写得工整。在口试时还要问念的什么书，如果是在学堂读书，十九不被录取。总理验看毕，即带领去见资本家作最后决定。资本家验看就比较简单了，一般说来，总理验看后认为合格的，到资本家去也就没有问题了。验看录取与否，对一般人来说是取决于本人的上述条件，对来头大的即使条件差些也一样被录取。
  应验人被录取以后，再由总理带领向资本家叩头谢情。进瑞蚨祥、泉祥是仅向矜恕堂一房资本家叩头谢情，如果进庆祥、瑞生祥学徒，由于庆祥、瑞生祥是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共有的，则必须向四房资本家叩头。因此，有的叩
  头竟达四、五十个之多（和资本家有亲戚关系的）。进庆祥、瑞生祥、瑞蚨祥、泉祥学徒还只是向成年的男资本家叩头，进隆祥、谦祥益、瑞林祥学徒，对于资本家的男女老幼，即使对尚在襁褓的婴儿也一律叩头。由此可见，祥字号的学徒与资本家的关系，不仅是劳动力的雇用关系，而且带有浓厚的人身隶属关系。
  自一九二四年孟洛川迁居天津以后，瑞蚨祥、泉祥验看的责任就完全授权于总理代行，验看地点也改在济南瑞蚨祥举行。
  学徒向资本家叩头谢情以后，还要回到总理家中叩头谢情（保荐人也要向总理叩头谢情），并在总理家中吃一顿饭然后回家准备赴店。
  分拨。学徒被录取以后的手续是分拨。最早，瑞蚨祥是先令学徒到济南瑞蚨祥实习一个时期，然后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再进行分拨，后来在录取以后即进行分拨。分拨是由总店决定，也有个原则：优秀者分往北京、天津，其次济南，再次则分往青岛、烟台。分到各店以后，面目清秀者分派于绸楼和二柜，一般者分派于前柜，再次则分派于号房，写得好的则分派于账房。但上述原则仅用于一般人，有特殊关系的，如资本家的近支人和总理的子弟，不论本人条件如何，是首先被分派到大城市和好岗位，但父子、亲戚不能分派到一个店，甚至不能分派到一个地区。
  入店仪式。学徒被分拨到店以后，还要举行一次入店仪式，名日“敬财神”，摆上香案供品，由一位大师兄作司仪，先向“财神”行三叩首礼，再向经、副理叩头，然后由经理训话，训话大意是要谨守铺规、尊敬师兄、与人和睦、好好地干。礼毕，即令部门头目前来领人，并面嘱该部门头目好好教育，部
  门头目领去以后，还介绍其认师兄，并命一位大师兄领着到其他部门认“大爷”（份股掌柜的）、认师兄。从此，学徒即在本部门头目的直接管理之下苦度岁月了。
  在祥字号学徒并没有专人为其师傅（北方商店一般是如此），谁是经理，就是跟谁学，“敬财神”也就是行拜师礼。
  学徒生活及其在企业中的地位
  在一般旧式商号中，学徒都要做一些服役性的劳动，如给经理铺床叠被、提夜壶、打洗脸水、侍候吃饭等。祥字号的学徒则完全不做这些劳动，但在其它方面，学徒生活则是非常艰苦的。白天在营业时间总是跑前跑后，两手不闲，一有时间就站柜台。进店头二年只能站着不能坐一坐。初进店的都没有这个习惯，有的两腿都站肿了，几个月以后才锻炼出来。
  祥字号无论冬夏，都是晚十点钟上门，上门以后先整理货架，然后搭铺（祥字号都没有宿舍，除少数上层店员和资方代理人有固定床铺以外，晚上都得临时搭铺），搭好铺以后，还要练习写字，因此最早要至十一点以后才能睡觉，忙时整理货架就要整理到十二点。黎明即起，起床后先收拾好自己的床铺，再扫地、擦柜台，等等。下门以后，又开始了一天的劳动。最难过的是夏天，夏季昼长夜短，早晨四点多钟即起，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劳动时间达十七、八个小时之多，除吃饭时可以坐一会儿以外，其它时间没有片刻休息。经理们一看见学徒闲着就说嫌话。人们都困得难受，有的靠着货架子不由自主地睡着了，被资方代理人猛然一喝，吓得头上碰上个大疙瘩。站柜台实在支持不住时，就到后面用凉水浇浇头再回来坚持。有的在柜台上睡，滚到地上还不知觉，因此，有的用几道绳子将自己捆到柜台上睡。有的为了争取时间多睡一会儿，晚上不
  脱衣服，倒头就睡。结果都生了虱子，有的怕生虱子，冬天不敢穿棉裤。祥字号一年到头除春节休假数日外，没有假日，惟瑞蚨祥在六月淡季放假一日，谓之“放官工”。有些人情愿牺牲了这个仅有的假日不出去游玩，而在店里睡上一天觉。学徒（包括小伙计）每逢住家，回到家里总是先睡上两天两夜不吃不喝。
  祥字号的屋子都是很阴暗的，学徒很少有出去的机会（学徒把出去叫做凉风），整年整月在阴暗的营业室和货房里周旋，少见阳光，缺乏新鲜空气，所以祥字号的伙食虽然不坏，可是人人面容消瘦，颜色苍白，加以经常睡眠不足，精神苦闷，有不少人得了肺痨，起初还不敢告假休养（资方往往在职工养病期间开除职工），及至病重了，资方怕死在店里才撵他回家，可是已经病入膏肓，往往不治而死。所以祥字号的人们看见某人身体不好，就说是“后补死尸”，可见“死亡”在祥字号是不断发生的。
  学徒在精神上更受到种种折磨。给客人敬烟奉茶不中规矩、站柜台姿势不对，取货不及时等等，都要遭到资方代理人或份股掌柜的白眼，甚至讽刺挖苦。学徒对于这些侮辱只能忍受，不敢表示一点反抗。有的白天受了委屈，晚上躺在被窝里暗自饮泣。资本家代理人们常说“不受折磨，不能成材。”折磨学徒是资方对学徒的训练方法。
  经理更是封建家长统治，活象一个阎王，整天挂着一副冷酷的面孔，白眼视人，学徒被经理看一眼就觉得毛骨悚然。经理吩咐学徒干活，往往不明白说出，而是“颐指气使”，甚至打哑谜。如陈吉人看见一盆菊花没有水了，便生气地对学徒说：“把它搬到炉台子上去吧。”学徒浇了花以后，他又讽刺地
  说：“你还知道浇浇它么？”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残酷压迫店员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学徒对于铺规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犯了铺规，轻则受斥责，重则“砸锅”（被开除）。学徒最怕“砸锅”，对铺规稍有违犯不仅受本部门头目的申斥，也要受保荐人的斥责。因此，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祥字号在这方面如同阎王殿或监狱，资方及其代理人则可比作阎王或狱吏。学徒唯一的希望是轮班住家，一听说轮班回家，就象俊鸟出笼、囚徒出狱一样的心花怒放。只有个别来头大的学徒比较自由一些，小份股掌柜不敢管他，经理对他也比较客气。
  如上所述，学徒很少有出去的机会，对于社会情况、对于时事概少问闻，也不允许问闻，因此，他们都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这就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对学徒施行人身压迫和经济剥削，提供了极其方便有利的条件。
  学徒的经济生活也是很苦的。如前所述，学徒头二年，仅为每年十元，第三年才二十元。由于从早到晚没有一点时间，洗衣服得花钱找人洗，洗澡和有病吃药都得自理，每年十元的工资根本不够自己的开支，家中还得供给一部分。学到四、五年，年工资也不过五、六十元，仅能维持个人的开支，无力照顾家庭。
  学徒对于资方代理人或份股掌柜，不论其吃股多少、年龄多大，须一律呼“大爷”；对于店员，即使比自己年龄小，也一律呼“师兄”，这种称谓，在祥字号是非常严格而清楚的，不容混淆。店员之间和店员同资方代理人，不仅在称谓上不同，在思想感情上，也有显著区别。如学徒与大师兄，基本上没有隔阂，对大师兄没有拘束，可以自由地谈谈心，议论议论经理，
  也可以开个玩笑，彼此既有矛盾也是属于内部矛盾。同资方代理人的关系就不同了，对于资方代理人总是存有戒心，守着资方代理人总感到受拘束，怕影响自己的饭碗。
  学徒之劳动与学习
  瑞蚨祥由于货物种类繁多，在业务经营上有较细的分工。如各店除北京两个专业茶柜以外，都设有绸缎（包括绣货）、布匹、洋广货、皮货四个部门。济南三个店则特设有金柜，青岛店还设有药柜。
  每一部门的花色品种也极其纷繁，其中尤以绸缎为最。精通任何一部门业务，在当时瑞蚨祥的制度下，都需要多年的实践。学徒进店被分派到某一部分以后，往往终身从事于该部分的工作，有时因工作需要调动一下，也多属临时性质。因此，瑞蚨祥的人员大多是专精一门，对其它部门业务只是粗具知识，精通各部业务的全材是极少的。
  学徒之学习主要是在劳动实践中，在大师兄的指导下进行，劳动与学习的内容，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敬烟、奉茶、洒扫；第二类是练习写字、学打算盘、量尺子、计算衣料尺寸、学对花和记暗码；第三类是整理货。瑞蚨祥为了使货物整齐美观吸引顾客，特别注重货物的包装与陈列。因此，学徒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很繁重的。学徒对于商品品种、产地、质量、用途等知识，都是在整理货的劳动中逐步熟悉的。
  （三）后司人员
  祥字号各店都有一部分后司人员，每店有六、七位至十几位不等。后司人员包括：炊事员、勤杂人员。他们完全是体力劳动者，凡一切粗重活如打水、做饭、扫院子、送货、打包，
  等等，都归他们做。勤杂人员还做服务性的工作，如侍候经理、侍候开饭等等，在号内居于最低层，最为人所轻视。吃饭一般是单开一桌，不和大家同席。炊事员被称为厨役。他们不是在册人员（不在束金折子），用、辞完全由经理决定。有的经理更是把他们视为奴仆，任意奴役，如孟荫轩每天由店里坐车回家时，都是由一个人拉车，由另一个人推车护送，还有一个专门侍候他的高凤銮每天从上午十点起，一直侍候到夜十二点（孟荫轩吸大烟，十点才起床，晚十二点才睡）才算下班。孟荫轩在一九三二年患病时期，高凤銮更是昼夜侍候，不得休息，因而得了肺痨，孟荫轩于一九三三年死后，他也累得不能起了，回家后不到一年就死了。
  后司人员也是年工资，工资很少，主要是依靠得赏钱，如号内向人送礼，对方照例开发赏钱，春节来拜年的也给赏。总之，后司人员居于仆人的地位。
  瑞蚨祥在民初以前，还雇有保镳的，往各处送货时担任护送，回柜后也做些杂务劳动，他们在资方的心目中，虽然比勤杂人员略高一些，但也属于后司人员。
  此外瑞蚨祥申庆还雇有一部分杂务人员，称为“公司人员”，多时达十余人，大多是无锡人，都具有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他们不仅做扫地、打洗脸水、倒茶等杂务劳动，还做包货、整理货、号字头以及送信、取款、送款等工作。也是瑞蚨祥后司人员的一部分。
  （四）资方代理人与东家的关系
  “祥字号”是一种旧式商业，但东家与资方代理人的关系，则与其他一般旧式商号有所不同。
  首先，一般旧式商号，除出资人自己经营者外，都是经理“领东”，出资人为东方，领东人为西方，双方成立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与分账（分劈利润）年限。多数是三年一分账或二年一分账，也有一年一分账的。在不到分账期间，东家不得随意辞退经理，经理亦不得随意辞东。如果至一届分账期满，双方散伙，须清理账目，彻底清算盈余。这种经理称为合同经理。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对资本家有相当大的约束力，因此，有因双方散伙而影响企业之存亡者。孟家的祥字号则不然。祥字号的总理、经理、副理等（以下简称资方代理人）绝大多数是本店学徒逐步被提升起来的，与资本家没有任何契约关系。可以随时被辞退，即个别由外面用来的资方代理人，也不例外。所以“祥字号”的资方代理人被称为“水牌”上的经理，一擦即掉。
  “祥字号”也有与一般旧式商号相同的地方，即分红的形式。瑞蚨祥各店（不包括泉祥系统）资方代理人都没有固定薪金，完全依靠分利润（关于利润分配，后面还专节叙述）。如果因生意不好，年终无盈利可分（在瑞蚨祥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则允许资方代理人在一定限度内“长支”（即预借），等来年分到利润后再为补还。而一般店员则绝对不允许预支工资。
  旧式商号一般的合同经理都有经营管理用人之权，资本家都不常干预企业。对合同以外人员的录用、辞退和提升，皆决定于经理。祥字号则不然，除外伙计和后司人员外（因为外伙计是临时工性质，后司人员不是在册人员），对于店员的录用与提升，皆取决于资本家，资方代理人仅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
  “祥字号”的资方代理人在业务经营上，也只能按照孟家的经营传统进行经营，遇有稍为重大一点的变革，必须先得到资本家的允许，而后才能施行，即使增添某类业务以扩大营业，也得请示批准。孟洛川对于瑞生祥、庆祥、瑞蚨祥等一直是大权在握，多方干预企业。
  瑞蚨祥自有史以来，能在东家面前坐着讲话的，仅有沙文峰、孟访溪、逯秋圃、魏星文、孟觐侯、陈吉人六人而已，其他则只能站着“鞠躬如也”的说话。即使对于少东也得毕恭毕敬，不能呼名，只能称“六爷”、“七爷”，等等。虽至亲、本家的长辈，对少东也不能以长辈自居。
  二次回号的资方代理人被称为“求再赏用”。瑞蚨祥各店都有一个束金折子，上列店内全体人员（炊事员、勤杂人员不在名）姓名，各人名下都注明厘股多少、工资若干，学徒则注明店龄（据说这是为了防止资方代理人私自用人或暗自增加厘股、工资等作弊行为的），二次回号的资方代理人名下，则注明“求再赏用”，以示区别。
  孟家对于资方代理人，一方面用上述种种方法以统治之，而另一方面则又以“温情”以笼络之。以瑞蚨祥为例，每年年终，各地总理齐至东家家中“写账”时（一九二四年前是在章丘，以后则在天津），孟洛川对于资方代理人的招待是十分周到的。有专为资方代理人准备的卧室、床帐、被褥都是新的，十分讲究，派有专人侍候。每日设宴，山珍海味，金樽美酒，非常丰盛。各样水果、茶点，应有尽有，时时更新。除公宴以外，东家各房的“少奶奶”还轮流特制精美小吃，如水饺、面条等，供资方代理人们享用，真是“恩礼”备至，使资方代理人受宠若惊，感恩图报。总之，孟家对于他的资方代理人，是
  “恩”威并施，以使之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效力。
  祥字号的资方代理人与资本家的上述关系，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其矛盾主要表现在利润分配方面。仍以瑞蚨祥为例，每年年终“写账”时，资方代理人当然是希望多分到红利，而孟洛川则采取种种方法以压缩盈利数字，达到少分的目的（关于利润分配，后面还专节叙述）。因此，常常引起资方代理人的不满。不过在一九三七年以前，一则，因那时瑞蚨祥尚在盛时，生意尚好，一般说来，资方代理人有较多利润可分，且有后望。二则，孟洛川那时尚有相当大的统治力量，如孟洛川自满清传留下来的声望，加上他的豪亲贵友，形成了一种统治店内人员的政治力量，因此，资方代理人，即有意见也不敢公开反抗，所以那时双方的矛盾还未发展到激烈化和公开化。随着瑞蚨祥的衰落，随着孟洛川的衰老和政治力量的消弱，双方矛盾日益尖锐。一九三六年年终齐至天津“写账”时，孟洛川仍然采取以往种种方法以压缩盈利数字，双方发生了争执，资方代理人在总理孟秀涵带头下，纷纷散去，把孟洛川闪在当场。这是出乎孟洛川的意料的，在他看来，也是大逆不道的事。究竟孟洛川已届风烛残年，没有过去那样大的统治力量了。结果，孟洛川退入幕后，让孟华峰出面，并让了步，才结束了这场斗争。不过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只是分赃不均而引起的互相角斗。而在压迫和剥削店员方面，仍是一致的。
  （五）资方代理人之间的矛盾
  瑞蚨祥资方代理人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派别之间、个人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的斗争，而且这种矛盾常常和资本家的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拣几桩记之如下：
  在清末民初年间，有以沙文峰为首的元老派，如逯秋圃、孟访溪、魏星文、张振山、刘介眉等，都是拥护沙文峰的。自北京瑞蚨祥中兴以后，又形成了以孟觐侯为首的北京派，与沙派对峙，并有压倒沙派之势。孟觐侯并欲取沙文峰之位而代之。如民国元年陈吉人自北京调来继逯秋圃任母店经理以后，对年迈的沙文峰非常轻视，时常加以戏弄，逼得沙文峰由母店迁至鸿记织布厂去住。又如申庄副经理刘介眉自上海调往北京后不久即被排出。在民初年间，全局总理的大权实际已落到孟觐侯之手。
  陈吉人任母店经理以后，孟荫轩被提升为副经理。孟荫轩野心勃勃，他是陈吉人的外甥，但自恃是孟家的本家，飞扬跋扈，培植亲信，企图排挤陈吉人。陈吉人死后，孟荫轩升为经理，不久又升兼济南地区总理，野心更大了。首先排挤全局副总理孟访溪和鸿记分店经理史彤雯。孟访溪在母店住着休养虽已有职无权（见铺规部分），但究竟是资格老而又有全局副总理的名义，对孟荫轩终有一定压力。史彤雯为人倔强，人称“史轴子”，不肯拍孟荫轩的马屁，但忠于职守、勤于业务，孟荫轩对史彤雯是表面敬之而阴实恨之。约在一九二六年，有一个张宗昌的飞豹队队员到鸿记分店买东西，打了史彤雯并捣毁了柜台玻璃，激起了店员的义愤，痛打了该队员。不多时，飞豹队来了队伍包围了鸿记分店，史彤雯因恃族叔史凤池是张宗昌的一个高级军官，并已取得了联系，所以很镇静地与对方一个军官据理交涉，并邀地区警察署长前来调解。大约该飞豹队也知瑞蚨祥不是好惹的，结果和平解决，仅赔了该飞豹队队员一件衣服（该队员的衣服被撕毁了）。孟荫轩即乘机写信报告孟洛川说史彤雯胆大妄为，惹祸招灾，建议令孟访溪迁居鸿记
  分店坐镇。孟洛川最怕惹祸，接受了孟荫轩的建议。这样，既排走了孟访溪，又打击了史彤雯，一箭双雕。以后，又令自己的亲信李文山（鸿记副理）对史彤雯百般掣肘，终于迫使史彤雯辞职。
  资方代理人中，姓孟的与异姓人也有一定矛盾。东家对于他的本家是格外信任的，同样的条件，姓孟的被提升得快，姓孟的有点过失也不要紧，对异姓人就较差一些。因此，一些姓孟的资方代理人也自恃是东家的本家而骄傲，异姓人对姓孟的也有些退让不敢惹。
  瑞蚨祥由于东家的内部矛盾，由于亲友关系等等，资方代理人便形成了若干派别，勾心斗角的斗争，一直进行得很激烈。
  （未完续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