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粉墨登场
  一九二五年春，张宗昌奉命为山东军务督办，但原任督办的郑士琦，迟迟没有表示欢迎，大有恋栈之意。当时归郑指挥的山东军队，共有一个师十三个混成旅及两个独立团。这些部队的番号和指挥官大致如下：陆军第五师（即清末北洋陆军第五镇），师长为孙宗先，辖两个步兵旅共四个团，另有炮兵、骑兵各一团，工兵、辎重兵各一营；陆军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为施从滨，辖两个步兵团及骑兵、炮兵、工兵、机关枪各一营（施旅是随张怀芝援湘失败后回来编成的）；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为吴长植；山东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为张怀斌（张怀芝之弟）；山东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姓名失记）；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姓名失记）；山东陆军第四混成旅，旅长为张建功；山东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为张培荣；山东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为胡聘三；山东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为梁世昌；山东陆军步兵第一团，团长为任居建。这些部队，大都是山东的地方部队，各有其历史背景，除胡聘三的第七混成旅算是郑士琦的台柱外，其余都只是表示拥郑拒张而已。张宗昌任督办的命令发表后，在徐州等了很久，感到大不耐烦，最初想用武力解决，后来又考虑到战端一开，前途很难预料，于是乃派他的参谋长王翰鸣赴济南与郑士琦面商，希望和平接任。郑亦自知力量不敌，谈判很顺利。郑于当天晚上就将督办印信交与省长龚伯衡代收，自己离开了山东。
  一九二五年旧历四月十五日，张宗昌率领随行人员及兵车数列到了济南，在纬一路铁路宾馆休息进餐后（时已薄暮），即到城里督办公署接印。当时的督办公署就是现在的珍珠泉大院，这个地方是明朝的藩王府，清朝时候的巡抚衙门。此时督署大门外和大堂前都高搭彩坊，悬挂着当时的五色国旗和大红彩绸，大堂铺设地毯红毡。从大门到大堂警戒森严，卫士胸带大红花，荷枪实弹，分列两旁。大堂正中设置一个大书案，围铺大红布；并有军乐队准备奏乐。参加祝贺的有督办公署和省长公署的文武官员；有驻济的各外国领事；各县的代表和地方士绅。张宗昌到达时，乐队奏乐，由督署旧有人员迎入大堂，再由省长龚伯衡将印信放在大堂的书案上，张向上鞠躬，接过印盒，检视已毕，即交与预先派定的监印人员收下。来宾们有的脱帽，有的拱手为礼，向张宗昌表示祝贺。张与向他祝贺的人讲了话，后来又对随来人员说：“大家经过长时间的奋斗，真是劳苦功高；今天咱们来到济南，临时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但是有两件事，须要大家注意：第一，不准借机报仇；第二，谁要闹出事来，谁负责任，咱是绝不宽容的。”言罢就着大家分头准备办理各项接交事宜，接印仪式即告结束。
  张宗昌接任山东军务督办后，原任省长龚伯衡辞职，张奉命自兼，后又保荐林宪祖继任。林是张的同乡，从张当团长时，就任张的书记官。当时督办公署和省长公署的主要人事，也大体调配完毕。督办公署的参谋长为王翰鸣，王调任第十一军军长后，由金寿良继任。署内的组织：计有参谋、秘书、副官、军需、军务、军法、军医、军械、承启、交际、电务等处课。参谋处处长由参谋长王翰鸣兼任，秘书处处长由秘书长林宪祖兼任，林升任省长后，由徐晓楼继任，副官处处长由副官长李文征兼任，军需处处长为祝占俊（仞千），后又称军需总监，下有兵站司令部归军需处直辖，司令为袁季良，军务课课长为刘星台，军法处处长为袁致和，后又调任济南警察厅厅长，军医处处长为纪桐轩（过去曾充冯国璋的军医院院长），军械处处长为李魁武（下辖野战弹药厂，后由李恒珍兼任厂长），承启处处长为祝祥本（不久就调任卫队旅旅长，承启处遗缺由王慎之继任），交际处处长为王祺，电务处处长为汤德年。督办公署还有师兰峰（景云）为中将总参议，下设参议、谘议若干人，均由总参议选任，负军事策划之责。师曾任冯国璋的参谋长。署内还有韩千古为高级顾问。韩是个老政客，曾任冯国璋的顾问，对张负责省内外有关政治方面的策划事宜，与师兰峰为张的左辅右弼，张有不能解决的大事，听取韩的意见，才能决定。张对韩极为恭谨，待遇最高，并派有侍从多人。顾问中还有俄人谢米诺夫、日人仓谷（汉名张宗援）、崔瞎子（秀石）、王老道士、佟好古等人。崔瞎子会拆字算命，卜六爻卦，在战争中张常找他预卜吉凶。王老道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随军进入山东的，他也会弄一套骗人的八卦，用石子列阵来判断胜负。佟好古能说会辩，常代表张向各方面联系接洽。此外张宗昌还设有随军参谋长一职，由徐大同充任，下面也有副官处的组织。还有将校实施学校，设在济南辛庄，由曲同丰任校长。曲系日本士官毕业，曾任段祺瑞的师长，在直皖战争中曾为直军俘虏过。
  山东省长公署的主要人事，计有省长林宪祖，秘书长任凤岗，政务厅长毛宾甫（最初是田桂芳，田辞职后为毛宾甫），财政厅长张子衡，教育厅长王寿彭等人。财政厅长张子衡（章丘人，原任山东省银行总理），改任钱业公会会长后，又由杜尚继任，杜曾任省议会议长，为掖县的大资本家；教育厅长王寿彭（潍县人），清末的状元。此外的一些重要人士，还有青岛商埠总办赵琪，胶济铁路局长赵子玉，盐运使张梦熊，禁烟局总办姜寰（姜镜海，掖县人），百货捐总局局长王叔青等人。
  张宗昌到济南接任时，他的军队大部分还留在徐州一带，在济南的人事大体部署完毕后，就将原在五站任中校参谋的孙钵传委为徐州镇守使，留了部分军队驻守徐州，其余均陆续开进山东境内，向指定地区集结屯驻。不久，他又开始了连同旧有的山东部队约五万人在内的整编事宜。经过相当时间，最后编成了十个军和若干独立师、旅、团。第一军军长由张宗昌自兼，第二军军长为施从滨，施死后由张敬尧充任，第三军军长为程国瑞（所属师长有吴杰、黄凤岐、张胜久等人），第四军军长为方永昌，第五军军长为王栋，第六军军长为褚玉璞（所属师长有袁振青、徐源泉等人，后来褚玉璞任直隶军务督办时，军长由徐源泉升任），第七军军长为许琨（所属师长有张宗辅、姚钰、张继善等人），第八军军长为毕庶澄，第九军军长为朱泮藻（自田中玉时期以来的烟台镇守使），第十军军长为杜凤举（行伍出身，掖县人）。这几个军长除施从滨和朱泮藻为山东旧有军人外，都是久随张宗昌一起闯江湖，打天下的人物。独立的师、旅、团指挥官，计有第一先遣梯队司令俄人聂卡耶夫，第二先遣梯队司令方振武（部队已成师），第八师师长卞英杰，卫队旅旅长祝祥本，炮兵独立旅旅长林泰，工兵旅旅长王砥周，骑兵旅旅长吴致臣，独立第六旅旅长张俊，以及军需处的步兵一团团长祝占杰（后增加到四个团，并设有兵站司令部），军械处的步兵一团兼团长李恒珍等人。第八师师长卞英杰早年是张宗昌的马弁（卫士）和刽子手，所属旅长有郭镇、唐振山（唐老黑）、王冠军等人。卫队旅旅长祝祥本，也是跟随张宗昌多年的马弁，掖县人，他调任旅长后不久就兼任青岛防守司令，部队扩编成师，下辖三个旅，旅长为祝德森、祝鸣德、祝占杰，也都是掖县人。张宗昌的军官，大多数都是掖县同乡，所以当时山东有“会说掖县话，便把洋刀（指挥刀）挎”的说法。当时山东还有五个镇守使：东昌镇守使，新委娄和晴充任，已驻该地的卞英杰第八师受娄指挥（娄为张在五站时裕宁公司的负责人）；曹州镇守使，由原在山东的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留任；益都镇守使委翟文琳充任，辖原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改编的山东陆军第十五旅；烟台镇守使仍由朱泮藻兼任；兖州镇守使由许琨第七军的师长张继善兼任。每一镇守使的辖区很大，负有该地区的防务和治安责任。
  所有这些部队编成以后都发了关防、戳记、旗帜等等，接着又办理升级保案事宜。不久，北京发表实授各级实官的命令，张宗昌授为陆军上将，各军军长、师长大部授为陆军中将，各旅旅长、各军、师参谋长及总司令部各处处长，均授为陆军少将，其次的团、营、连、排长，照步、骑、炮、工、辎分科实授各级实官。到当年十月十日，北京又颁发了一批文虎嘉禾章，记得褚玉璞还有一等果敢奖章。上述张宗昌的许多军队，在武器装备上，当时主要还是靠张作霖供应，他的军械处还需经常赴奉天（沈阳）领运军械弹药，负责领运的多为军械主任李恒珍。当时有些无法为生的白俄军人，多由边境赶到奉天等候军械车随同进关，向张宗昌的白俄军队投效，因此李恒珍每次到奉天不仅领回大量军火武器，而且还要带回许多白俄官兵，前后来山东者大约在千人以上。只是在每次战争中，他们多有死亡，虽有补充，毕竟还是日益减少的。
  （二）南下阻击孙传芳之战
  一九二五年冬，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半年后，就发生了南下阻击孙传芳之战，这是军阀争夺地盘另一个回合的开始。
  第二次直奉战后，奉系的杨宇霆、姜登选分别出任江苏、安徽两省的军务督办，张宗昌率领的军队已全部撤回徐州及山东境内，奉军仅有邢士廉一师驻上海，丁喜春一师驻南京，归杨宇霆指挥。姜登选则没有带部队到安徽。当时安徽的地方部队，有倪朝荣、王普、章浚和、马祥斌等旅（马旅驻蚌埠附近），他们对奉军大都抱着阳奉阴违的态度。孙传芳在攻占浙江后，积极整军经武，准备夺取苏皖这个财富之区。一九二五年十月，孙利用江苏人民对奉军纪律败坏的痛恨情绪，命李宝章师袭击上海，卢香亭师夜渡太湖，袭占丹阳，以切断沪宁铁路，并命谢鸿勋师经宜兴进窥南京。在孙军攻击之下，奉军迅即溃败，杨宇霆弃城逃走，孙传芳于十月十六日进入南京。安徽的姜登选亦以处境危险，弃职北还。孙军谢鸿勋、卢香亭、陈仪等师大举渡江追击，向淮河南岸急进。
  当时张作霖看到杨宇霆、姜登选都不战而退，很快丢失了江苏、安徽两省地盘，大发雷霆，当即召集重要军事会议，决定由张宗昌率领大军南下增援，并派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张宗昌奉到命令后，即派施从滨率部为前锋，向蚌埠前进，并派白俄部队沿津浦铁路东侧南下，以掩护施部的侧背。施从滨部经过几天的整顿补充，即由兖州泰安防地先后开到蚌埠，并在附近布防，不意防务尚未就绪，孙军已首先发起猛烈攻击，施部不支，纷纷溃退，蚌埠遂由孙军谢师占领。施从滨退出蚌埠后，即在固镇以南坐着白俄部队的铁甲火车指挥作战，企图挽回败局。
  施从滨部同孙部在固镇以南作战的时候，后方还有铁甲车一列和军械处的弹药车数辆，随时可以支援和补充。后来谢鸿勋师派出迂回部队绕到固镇桥以北，将铁路破坏，切断了施部的退路。施部受到前后夹击，纷纷向北溃逃，施从滨和他的随行人员，全被孙军俘虏。铁甲车上的白俄部队，拚命用机炮扫射，但时间已久，弹尽无援，欲进无路，欲退不能。他们本能自己修理铁路，因被包围，亦无法下车进行。当时的铁甲车司令俄人车柯夫，自认自己部属全非中国人，平时军纪极坏，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参加中国的内战，如果被俘，料难活命，于是把人集中一起，连女眷在内，共七八十人，浇上洋油发上火，一阵浓烟起处，这伙白俄全数火葬在铁甲车之上。弹药车上的军械员邢进福也当场被俘（战事结束后始被放还）。
  当时固镇桥北的南宿州至夹沟一带，程国瑞、王栋、许琨等部队陆续到达，相继与孙军接战。李恒珍率领的弹药车队也开到夹沟车站。孙军当时算是军阀中首屈一指的劲旅。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程国瑞先登火车退走，他的理由是打没了子弹，其实弹药并不缺乏。程过去作战，素称骁勇，时至今日，他已成了富翁，故无需再去卖命了。其他部队也都顺着津浦铁路向北退却。十一月八日，孙军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军转移到山东境内韩庄以北一带据守。孙传芳从袭击上海到占领徐州，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得到出乎意料的大胜利。他此时极需回到南京筹组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事宜，故已无暇北进。张宗昌新败之余，部队亦需休息整补，故亦不敢南下。张孙之战至此告一段落。
  施从滨被孙军俘虏后，押到孙的指挥部，不久即被斩首处决，从此结下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在天津租界的居士林枪杀孙传芳为父报仇的后果，但因其与本文无关，即不在此赘述。
  （三）豫军图鲁和八里洼之战
  张孙之战甫告结束，豫军图鲁之战又起，其起因和经过大略如下：
  第二次直奉战后，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得到了河南的地盘。胡死，由其部将岳维峻继掌军民两政。岳的野心很大，知道国民一军冯玉祥正在计划驱逐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他也想夺取张宗昌的山东地盘。在孙传芳攻下徐州时，岳曾到徐州请孙继续北进，支援国民二军攻打山东，孙因亟需南返，未予同意。同时吴佩孚自天津逃到湖北后，由孙传芳和萧耀南等的拥戴，宣布出任十四省讨贼（指奉系张作霖）联军总司令，曾要求岳维峻准许靳云鹗，假道河南以协助孙传芳进攻山东。因此，山东当时成了几方面争夺的对象，但是岳维峻企图独得山东，决定单独下手。于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旬便军分两路向山东发起进攻：一路以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假道徐州附近进攻鲁南；一路以李纪才为总指挥，率领国民二军主力，由河南归德进攻鲁西。
  战事从鲁南开始，张宗昌曾偕同褚玉璞亲赴前线指挥，战事颇为激烈，不久临城遂告失守。此时吴佩孚对河南的野心未死，仍派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第一路司令。靳到徐州后，见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三师原为自己部属，现虽隶属国民二军，但人事并无变动，故不久这些部队就同意由靳收回，听其指挥，仍继续对张宗昌作战。
  因张宗昌的大部军队都集中到鲁南一带，李纪才率领的鲁西一路豫军，进展极迅速，自曹州向济宁、兖州攻入，间道疾驰，来势凶猛，沿途驻军多被打垮，不多几日，已经攻到泰安附近。此时张宗昌急派褚玉璞为总指挥，率军三四万人，在界首车站（泰安北）以南以西地区，与豫军对战。张军左翼依托泰山山系，右翼布防到肥城一带，战线延长近二十里，在铁路两旁构筑工事，组成火网，并有铁甲车在前扫射。李纪才部积极发动攻势，前仆后继，经过四五日的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各不相上下。此时李纪才见正面进攻，不能奏效，乃派其第一梯队司令吴长善率领约三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为主力，迂回泰安以东，取道大津口、牛栏口、高而庄等地山路，向济南奇袭；与此同时，野心勃勃、早就想作山东督办的靳云鹗，也从济宁前线抽出一团兵力，带领邓天一、周棣安等（按：邓天一原系张宗昌的部属，后投靠靳云鹗，此来是准备充任靳的警务厅长的；周棣安是准备充任靳的财政厅长的。）直扑济南而来。当时济南附近并未设防，留守部队，只有程国瑞的黄凤岐一个师，和驻党家庄的郭敬臣一个旅（郭旅因枪械兵员不足，无战斗力）。当豫军沿山路疾进之时，适有自泰安逃回的县长，因为县城失守，恐怕获罪，正在山中徘徊，忽见敌军大至，他就赶急抢先来到济南，向张宗昌报告（一说为赴临沂莅新的道尹张献五，途经仲宫小道所遇，返报张宗昌的）。张得知此紧急情况，即调集济南所有部队，由程国瑞、黄凤岐等率领，向南方堵击，并在千佛山、白马山一带派队布防。当晚九时，吴长善、靳云鹗两部的前卫部队已到八里洼。此时张军在东西两面，依山设防，中间地带构筑了简易掩体，豫军一到，即予迎击。豫军原以为可以一举攻占，故攻势极为猛烈，但多次冲击，均被击退。他们正面攻击不成，又向守军的两翼阵地进攻，两翼阵地虽仍屹然不动，但情况已相当紧急。据张的军需总监祝仞千说：在此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张宗昌的高级幕僚林宪祖（省长）和当时的济南道尹刘升科等，都劝张退至黄河北岸，以观动静，免得临时来不及撤离。但祝仞千则表示反对，并愿率运输兵出战，祝的主张得到了张的同意，于是祝便率三个团的运输兵，经右翼白马山阵地绕道仲宫，迂回到左翼敌军阵地背后，向敌军发起攻击。时在夜间十二点钟左右，一阵迫击炮，即将进攻千佛山阵地的靳云鹗部打乱，约经两小时的战斗，靳部即全部溃败，一部分向东方逃去，一部分就地被俘，靳云鹗、邓天一、周棣安等人，也被祝仞千的运输兵俘获。进攻白马山阵地的吴长善部，见东线溃败，也迅即向白马山迤南方向退去。济南守军见豫军溃败南退，迅起跟踪追击，一直追过泰安城，严重地打击了豫军对鲁作战的计划，靳云鹗想当山东军务督办的美梦也破灭了。
  靳云鹗被张宗昌的军队俘虏过，至今还很少有人知道，但这确是事实。靳被俘不仅被祝仞千当场认出（二人早就相识），而且还绑解督署交给了张宗昌。张宗昌一见靳云鹗的面就说：二爷（靳兄弟二人，排行第二，其兄为靳云鹏，曾充北洋国务总理），你这是怎么啦？怎么还绑着！随即命人松绑看座。张在请靳吃饭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对靳说：如果二爷要我这个座位（指山东督办），我可以让你，何必带兵来呢。在庆祝八里洼战役胜利的集会上（只督署和省署的上层人物参加，地点在督署大堂，即现在的珍珠泉大厅），张又当众人面对靳开玩笑说：实在对不起二爷，竟然叫我们的一个军需把你捉住了。靳当时羞的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住了三天，张宗昌就把靳放走了，走前张还问靳：部队的粮饷有无困难，靳答军粮不足。张当即对军需总监祝仞千说：装一车面粉给二爷送去，祝立即命军需处派运输兵装运，共一千二百余袋。靳为了表示谢意，还当场拿出一万元钱给运输兵（后来听说张曾送给靳一大笔钱）。靳云鹗所以被张宗昌放走并一直未加宣布，据说第一，因为张和靳云鹏是好朋友，不便加害其弟；第二，是为了利用靳以对付豫军。
  以上有关靳云鹗被张宗昌俘虏的记载，均系祝仞千亲口说的，因其系当事人，姑妄记之，以作参考。
  在李纪才部侵入鲁西的同时，传原驻山东的北洋陆军第五师有不稳的消息，据报已由济宁、兖州前线后撤到单县。张宗昌闻报急召集在省重要人员开会，商讨对策。参加会议的省参议会议长王学彦、前任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孙宗先等，向张建议说：第五师官兵的眷属、财产多在济南，若派适当人士前往陈说利害，可能转变态度。张宗昌同意，并即派督署参议三人前往说项。他们在济宁下车时，闻曹州镇守使吴长植已退到济宁，于是便往见吴长植，探询前方战况。听吴说李纪才的先遣部队——骑兵团正向济宁前进，情势十分紧迫，未等天明他们即起行赶赴单县，至半途，听说五师又由单县开往东昌（聊城），他们又转道赴东昌。到东昌，与五师师长（由旅长升任）王翰章及其高级幕僚相见说明来意后，发现五师的态度尚犹豫未决。于是他们又赶回济南，向王学彦、孙宗先等汇报，王、孙转告了张宗昌，张又重派王学彦等连夜赴东昌游说，这样才使五师稳定下来，解除了张宗昌的内忧。
  在李纪才部退至泰安西南及济宁地区之后不久，北方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关系又日趋恶化，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的倡议又起。李纪才虽然想挥军再战，但因靳按兵不动，仅凭自己兵力，量难取胜，也被迫退守曹州。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吴佩孚通电讨冯，并命靳云鹗率部进攻豫东。李纪才部腹背受敌，始迅速向河南撤去。至此，豫鲁战役遂告结束，张宗昌又恢复了山东全省地盘，得到了一时的安定。
  豫鲁战事初期，张宗昌部节节败退，兼以济南防务空虚，一时人心慌乱，难于制止。斯时住济南的一些政界上层人物和士绅，如夏朴斋、张志、何宗莲、孟乐川、柴勤唐、朱桂山之流，组织了一个维持会，他们一方面推派代表往见督办公署参谋长王翰鸣，要求命青岛胶澳护军使张怀斌（张怀芝的弟弟）率山东陆军第二混成旅来济南维持治安；另一方面也直接和张怀斌联系。当时北洋政客潘复也在济南出现，并与维持会往还。他们准备在张宗昌战事失利的时候，拥护张怀斌为山东军务督办，夏朴斋为山东省长。他们的这些活动，很快即为张宗昌的财政厅长杜尚和军需总监祝仞千得知，杜、祝均掖县人，亦均系张的亲信，觉得情况严重，必须立即报告张宗昌。斯时张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祝便乘军需专车亲赴前线，向张报告了详细情况，并要张回济处理。张听了祝的报告，也认为情况不妙，于是便立即乘祝的军需专车回到济南。在张回济南的头一天午后，张怀斌果率两连卫兵到达济南，警察厅长袁致和当夜即派便衣警察，包围了张怀斌在正觉寺街的住宅。张宗昌回济后，张怀斌立即往见说明来意，说了头一天夜晚住宅被围的情况，并请示如何办理。张宗昌对此未作具体表示，只略安慰了几句。张怀斌见不便再问，住了一天就回青岛去了。豫鲁战事结束后，张宗昌的一些乡戚旧属又旧事重提，说维持会的计划是夏朴斋一人策动的，并说夏朴斋通敌有据，应当枪毙。于是张宗昌便决定于当天晚上十二时派人去东流水夏宅逮捕夏朴斋。不料这个决定为督、省两公署的教育顾问日本人丰田孤寒所知，丰田与夏是朋友，交谊甚厚，于当日下午五点钟到东流水告诉夏朴斋赶快离开济南。为了照顾夏的眷属的安全才让夏全家五口带些随身行李，先雇车出城到小纬二路丰田的寓所。在丰田家里夏的全家换上了日本和服，由丰田领着他们到火车站搭乘当晚九点钟去青岛的火车，将夏全家送到青岛，在青亦未停留，跟着就搭上轮船逃到日本去了。及至张宗昌夜间派人去夏宅捕人，发现该宅已空无一人。此事有人说夏朴斋与张志是儿女亲家，张志又是维持会的同谋者，夏朴斋全家很可能已经避往张宅。张又派人到南新街张志家，没有发现夏朴斋，即将张志抓到督署。张宗昌问夏的去处，张志说不知，张宗昌又说：“夏朴斋通敌，你们都是知道的，拉出去枪毙！”于是张志就被张宗昌杀害了。
  （四）北援李景林反冯和褚玉璞督直
  豫鲁的战事方酣，北京奉系将领郭松龄又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从滦州班师回奉天倒戈张作霖，冯玉祥部于十二月二十日战胜李景林，占领了天津，李景林狼狈逃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此时张宗昌已与靳云鹗达成了秘密和议，李纪才失去靳云鹗的支持，失败亦成定局。因而张宗昌便答应支援李景林，双方商定在反攻天津得手后，直隶军务督办一席由李让出给张支配，李则要求在击败国民军后由张支持他出组内阁，当国务总理。关于出兵日期，张宗昌打算过了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以后再动，李景林则希望在元宵节前收复天津。张宗昌电张作霖请示，张复电建议叫褚玉璞率部沿津浦路北上，毕庶澄率部由海上取大沽，两路会攻天津。谁先到达天津，谁任直隶军务督办。于是张宗昌便和李景林组成直鲁联军，由张任总司令，李副之，并以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
  联军组成后，首由李景林部的苏锡麟、荣臻、胡毓坤等部发起反攻，张宗昌派部助攻，沿津浦路北进。战事进展颇为顺利，一直打到沧州。由沧州出发，鲁军为左翼，直军为右翼，两军开始分头前进。
  因为直鲁联军计划收复京津，战争规模颇大，李恒珍当时又奉命到沈阳领运军械弹药。此时铁路阻塞，须从海上到大连转赴奉天。大连系日本势力范围，须在济南向日本领事馆办好护照才能通行。临行之时，褚玉璞交与李恒珍信件和像片，托呈张作霖。李到了沈阳，去帅府见张，领到各种子弹千余万发，各种炮弹两千余发，机关枪百挺，迫击炮百余门。为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南满铁路运到旅顺，再装轮船运往青岛，张作霖又着他的交涉署向日本的关东厅办了交涉。并告诉李到旅顺办交涉用轮船，可找政记公司的经理于位廷。李将军火运到旅顺，又到大连找政记公司。政记公司有商船数十艘，船主名张本政，山东人，先是独资经营，后曾招有股东，随后又因蚀本不能支持，乃由张作霖投资二百万元，成了该公司的主要股东。李请于位廷代向日人交涉办理运输事务。费了很多周折，后又在旅顺宴请了日本关东厅的官员，才把军械运上码头，装上政记公司的两艘轮船运往青岛，换车运到济南。
  此时张宗昌和李景林已赴沧州前线，李恒珍又押运弹药赴沧州车站，向张、李报告了赴奉经过和政记公司经理于位廷帮忙的情形，并建议给于位廷一个名义，以便随时调动他的船只。张宗昌问给他什么名义合适，李说要他担任运输，最好叫他当运输司令，张认为可行，即时通知秘书处下了委令。
  当时沧州以北的战事已经进行几天了。北方张作霖已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一日下令奉军在滦州对冯军采取攻势。加之张宗昌和李景林部又全线出击，迅即迫使冯军沿着津浦铁路向北退却。并于三月二十二日放弃天津，向北京方向退去。直鲁联军的褚玉璞部首先进入天津，占了督署，并在天津屯扎驻守，其他各军都向北京追击前进。毕庶澄的第八军及海军兵舰若干艘，由海上进军，中途毫无阻拦，本是捷径，但到大沽登陆以后，前卫进抵军粮城时，褚玉璞已经到了天津，电报到了沈阳，张作霖确定发表褚玉璞为直隶军务督办。毕庶澄晚了一步，督办的宝座已经无份，心中甚为不快，从此与褚玉璞常闹意见，发牢骚，为后来被褚玉璞枪毙留下伏案。
  在冯军节节败退之后，鲁军各部一直尾追前进，追过杨村，再与冯军接触，在大红门打了一仗，不久，冯军即由北京退至南口一线，据险防守。直鲁联军和奉军于四月二十日进入北京。当时吴佩孚的部队也沿京汉铁路进攻冯军，已过保定，向北疾进。张宗昌到了北京，即命王栋率第五军沿京绥铁路向北追击，配合奉军对南口的攻击；又派王琦为宪兵司令，王翰鸣为京津卫戍总司令，负责治安事宜；他自己留住北京，过起了骄奢淫佚的生活。
  奉军和直鲁联军纪律败坏是尽人皆知的，尤其王翰鸣的第十一军，是不久前收编土匪成立的，纪律更坏。他们在北京时常夜半进入民家，强奸妇女，或抢劫财物，完全是土匪行径。张宗昌更是带头作恶，摧残女性，极尽恶魔之能事。据说：他在北京，一次偶见王世珍（北京四老之一，与段祺瑞齐名。四老指王世珍、赵尔巽、江朝宗、熊希龄而言）的侄女，姿容娟秀，他竟派人将该女劫持至石老娘胡同住宅，强行奸污。王自己没有实力，只好托人说情，张始给予该女三千元作为“遮羞钱”，将其送回。并说：“女大当嫁，留在家里干什么！”清室某王公的儿媳一日到东安市场购物，偶被张宗昌遇见，张即将该女拥入汽车抢走。某王公托人找到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王翰鸣的继任）设法营救。王当晚就去见张宗昌，与他闲谈很久，后又和张拜把弟兄。王年长为兄，张为弟。然后王以把兄的身份将话转入正题，谈到抢走妇女的事情，说了很多好话，张才答应将该女送回。北京稍有姿色的青年妇女，自张宗昌率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都存了戒心，无事不敢外出。公园的游人，见着奉军（包括直鲁联军，当时统称奉军），总是远远避开，不到黄昏，就纷纷回家，恐遭意外。
  （五）祸鲁种种
  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以前，山东每年的军费开支，共为五百六十五万元，其中陆军第五师占一百三十五万元，陆军第四十七混成旅占六十五万元，其余为其它各部队的军费。此外督办公署军需军费六十万元。张宗昌督鲁的第一年，军队增加到了十四五万人，月需薪饷、战费高达一千万元以上。到了一九二六年张宗昌第二次南下江南战败齐燮元之后，各省反动军人，猬集济南，纷纷要求成立队伍，这样无限制地扩编，山东军队陆续发表到了三十二个军的番号。于是军队一连欠饷五六个月的情况已成惯例。这还是就军费开支一项而言。但张宗昌的挥霍无度，和他的财务人员的趁火打劫、横征暴敛，更加使山东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张宗昌督鲁之前山东的田赋向例为每银一两，连同正杂各费，作银元二元二角征收。张宗昌督鲁后，一开始就增加一倍，每田赋银一两征四元四角。过去一向分上下忙两季征收，张的胥吏则是一次征足；后又每年征收两季，每赋银一两，两次共征八元八角；有的县还加征四角，共为九元二角。山东全省田赋过去岁入约一千万元左右，向例军费占十分之六，政费占十分之三，预备费占一成。张到鲁后岁入增加两倍至四倍，仍感不敷，于是又巧立名目加征善后特捐、营房捐、皮靴捐等等，并规定大县纳五万，小县纳三万。后来又“寅支卯粮”，到一九二六年终，山东田赋正杂各项已预征到了一九二九年。另外还征了三次所谓“讨赤特捐”，按田赋银每两折价六元征收。以上这几项，估计每年总在一亿元以上。
  山东烟酒税额，原为全年六十万元。张到鲁后，也加倍征收，再加烟酒特捐全年五十万元，共增至二百余万元。津浦、胶济两路的货捐，每年每路收入，原额不过一百万元，至时每路货捐各加为三百万元，共计六百万元。房捐税、印花税、验契税、落地税、产销税、登记税、烟酒牌照税、禁烟特税、司法罚金、临时特别大宗捐款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收入也大为可观。据闻临城的中兴煤矿公司，一次即被勒捐一百万元；山东盐商东纲公所原存海防经费一项，日久未交，一次竟被勒款三百万元。
  张宗昌刮地皮的办法还不只此，据祝仞千说：张督鲁的第一年还成立了一个烟税局，由林宪祖介绍一个在掖县做银钱生意的姜镜海充任局长，姜上任后，立即被张派往东北五站运回两麻袋鸦片烟种子，分派济南周围各地种植，借此大量征税。
  此外，张任鲁督后，还新成立了财政清理处、全省稽征局、赋税督察处三个税收机关，其实力均在财政厅以上，而赋税督察处的办法尤为凶狠。清理处、稽征局各有职员二百多人，督察处则有六百多人，全省各县都派有督察员。赋税督察处的处长为王寿峰，是张宗昌一位姨太太的胞兄，天津人，更为跋扈。他委任的各县督察员，督察的结果，各县县长、局长、科员因有舞弊情事拘解来省者，动辄百余人。这些人分押在省城的督察处、执法处或军法课，直至弊款交清，始予释放。以苛捐杂税勒索商民，再以弊端赃款勒索官吏，真可谓花样繁多而又细致入微了。
  张宗昌督鲁数年，赋税捐杂，已增至无可再增的地步，但这仍不能满足他的支付需要，于是他的筹款人员又想出了一种办法，这就是滥发各种纸币，以增收入。当时的财政厅长杜尚（掖县人）每年发行金库券一次，约五百万元，自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共发了三次，计一千五百万元；山东公债局总办张肇铨发行的善后公债，达二千万元；山东省银行总理蒋邦彦发行的省银行钞票，及以后发行的军用票，则蔓无限制，就是当时的银行人员也不知道发行的确数；此外还发行了一次甲子战役（即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宗昌第一次南下的战役）抚恤奖券（数目不详）。他们虽然发行了这许多纸币要全省人民使用，但代理收付全省款项的省银行，却规定：收款要现洋，付款全给纸币；纸币充满市面，而银行却装满了银元。偏远地方，现银一元涨至京钱八吊以上，省钞及军用票则更不值钱，当时以纸币换现洋，价额相差极大，初期，省钞一元价值七八角至五六角，军用票一元价值四五角至二三角。后来省钞一元跌价到三角六分，地方公债一元折价一角五分，军用票则跌价到一角，几成废纸。大量发行纸币的结果，导致了金融的严重混乱，物价暴涨，一时倾家荡产、营业倒闭者，不可胜计。
  张宗昌和他的仆从为了把各种苛捐杂税的收入尽快搜刮到手，一方面由赋税督察处派遣大批催款委员分赴各县坐催，另方面又制订出一套奖惩办法：规定在十天内解交的税款，可以搭交山东省银行钞票三成（如缴款一万元，可搭省钞三千元，按平均折价五角计算，可以获得奖金一千五百元）。在二十天内解交的税款，可搭交省钞二成。在一个月以内解交的税款，可搭省钞一成。超过一个月以上的税款，一律交现洋。对于越期未交税款的县长，则分别予以罚俸、撤职等处分。这个办法大大促使了地方官吏的贪心。他们每逢接到开征赋税的电令，就立刻召集里长，按照各里地亩多少，分别定出预借税款数目。对拒不接受的里长，即予扣押，并以刑仗严逼各里催税胥吏，务必按期将款迅速催齐，俾便早日上缴，获得搭交省钞折价重赏。里长和催税差役再转向农民强索，稍有不遂，即扭送官府押追。甚至个别拥有资财的县长，还先将自己贪囊中的私款垫交，以争取得到厚赏，尔后再向农民征收。张宗昌的军队在当地勒索的情景则更是无奇不有，诸如柴草、马料、官车、修营房、裱糊房子等等，都要当地人民负担，甚至连军官所吸的鸦片烟费，也要县府供应。民间疾苦，概可想见。
  当时张宗昌和他的一批高级官吏，无不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张初任山东军务督办时，发表了青岛商埠总办赵琪和胶济铁路局长赵子玉，这都是当时肥缺。二赵为了献媚上司，特地合伙出资二十万元，选用各种上好建筑材料，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张宗昌的原籍掖县祝家村，为张修建了一所占地二十余亩的督办私邸。与此同时，还从祝家村向西修筑了一条比较象样的长达五公里的汽车路，直接潍县通往烟台的公路，这是一条张宗昌的专用线路。张宗昌的所谓督办私邸，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大部仿照北京旧时王府式样设计的。从大门起是五进带走廊的民族形式建筑，后面还盖了三幢西式楼房（包括一幢戏楼），院内还有发电设备，室内装有电灯电扇，专有电工管理。花园内遍植名贵花木，并由北京请来专门花匠负责栽培。新宅将近建成时，上海警察厅长常之英（原张的副官长）又送去各种中西式家具陈设，以及上好的法国地毯等，督署还派去武装卫队，为其保卫新宅。与此同时掖县县长还为张修理了祖茔坟地。
  新居建成后，二赵特别前往举行落成典礼，并为张宗昌的生父筹备做寿。寿期前，督署副官处和承启处派员先赴祝家村筹备，经过二十多天，始布置就绪。新宅高搭彩棚，寿堂设在前院大客厅内，里边挂满了礼屏寿幛。宴会需用的中西厨师、瓷器炊具以及酒席服役人员，都是从济南泰丰楼、百花村等大饭店邀请去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此外还从济南请去不少曲艺演员，演唱助兴。由潍县县长郑宝慈负责的招待处，设在潍县城内官僚大地主丁叔言家里。来宾到潍县车站下车后，先由派驻车站的招待员用汽车接至招待处，用餐休息，然后再乘汽车直开掖县祝家村。张宗昌也在寿期前乘专车回到了祝家村。
  正寿的那天（正月十五日），张宗昌将他父亲请到寿堂正中就座。他自己穿着大礼服，在军乐队奏乐声中，进入寿堂，首先向他的父亲拜寿，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参拜。“来宾”也依次进行拜寿，鼓乐齐鸣，震动全村，从上午十二时开始，直到入夜始止，奢侈已极。
  张宗昌督鲁时，每年都要举行三大寿、三小寿。三大寿是庆祝他本人和他的亲生父母的生日，三小寿是庆祝他的后母侯氏、原配袁氏和七姨太太孔氏的生日。张的生父做寿，经常在掖县举行。他自己和他的生母做寿，都在督署举行，每次还要邀请北京名艺人梅兰芳等来济演戏，内外极尽铺张之能事。各地“来宾”送来的礼物，除一般红缎彩绣的寿屏寿幛、以及寿桃寿面而外，贵重的还有金寿星、金制的麻姑献寿、金条和巨额的银行支票，有一次潘复还由北京送来一件镏金镶翠、珍珠玛瑙装璜特制的金葫芦，据说价值巨万。不论大、小寿，晚上照例聚赌，推牌九、打麻将，宾主双方无不挥金如土。
  张宗昌这个闯荡大半个中国、有名的北洋军阀，不仅自己荒淫无耻，挥霍无度，对人民欠下了数不清的血汗债，他所带领的士兵，比绑架勒赎、明伙抢劫、强奸妇女、杀人越货的土匪，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在山东、而且在东北、在京津、在宁沪、在平时、在战时，无不如此。坐洋车、马车、汽车、火车，从不花钱买票，若向他们要钱或索票，轻则挨一顿臭骂，重则被打得鼻青脸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妈拉巴子是免票①（是东北方言中一句下流的口头语，他们不论乘车坐船，或是购买物品，只要一说“妈拉巴子”，谁也不敢与之理论，否则就要遭到不测。），后脑勺子是护照，那里坐车也不拿票（指钱票）。”至于买东西不给钱或少给钱，三、五成群的闹妓娼、砸戏院，更是层出不穷。平时是这样，战时则更坏。他们走到哪吃到哪，一切供应都是由所在地商会或地方当局筹措，分文不拿，对老百姓是实行三光、二翻、一空政策，三光是：猪、羊、鸡、鸭被杀光；牲口被拉光；门窗、橱柜当木柴烧光，进院子不用叫门，进屋可以走窗户。二翻是：翻箱倒柜，翻挖墙角和房内的砖地，看有无值钱的东西。一空是：将能拿走的东西拿走，不能拿走的摔出去，以翻地寻财，家家户户室内空无一物。举凡他们经过的地方，能抢走的东西都被他们抢劫一空。此外，强奸妇女、强迫使用军用手票，则更是司空见惯，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家常便饭。”不仅许多士兵和下级官佐这样做，就是张宗昌本人，也不例外，在北京时他强奸了人家的姑娘，还无耻的说什么：“闺女大了就该嫁，留在家里干什么。”如此上行下效，下级官佐和士兵就更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