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办到我去担任邹平实验县县长，只不过一年光景，但是县长已三易其人，这是因为：“乡村建设”的招牌挂出来了，研究院亦开张了，但到底怎样搞实验，却主张不一致。梁漱溟那时只有他的一套理想，还拿不出具体办法。梁仲华、孙则让则各有企图，意见也不一致。因此最初大城系的梁秉昆担任县长，没有搞出名堂，换了曹州帮的朱桂山，也仍然搞不下去，最后又换了我。我是刚参加进去的人，对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不清楚，对梁漱溟的理论和要求亦不甚了解，虽然在研究部听了一个多月的讲，因为仅仅听了梁漱溟讲“认识问题部分”，“解决问题部分”还没听到。所以也拿不出一套实验计划，只有零零碎碎的搞点“乡村教育”、“乡村卫生”、“乡村自卫”等工作。除了与南京卫生署和山东的齐鲁大学在县城联合搞了一个卫生院以外，再就是在农村中办了些识字班，在城里搞了个“自卫队”抽调农村壮丁来城训练，回乡成立农村自卫组织。此外还提倡过植棉、种烟，以后发展为生产运销合作社。如此等等。后来因下乡携带手枪走了火，将左腿打伤，须长时期医治，就辞去县长职务，到研究院去当秘书，借以养伤，遗缺由梁仲华推荐王怡珂担任，这是我第一次任邹平实验县长时的情况。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影响在扩大：我到研究院当秘书的时候，看到研究院内部的种种矛盾和韩复榘的作风恶劣，便对乡村建设的前途发生了疑虑，记得当时我曾向梁漱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乡村运动为什么一定要在山东搞？为什么同一些意趣并不一致的人一起搞？我对乡村建设前途有怀疑！”梁漱溟答复我说：“除了山东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允许我们这样搞呢？原来意趣不一致的，到事实面前可能渐渐一致，原来意趣一致的，遇到事实又可能不一致了，天下事只可能因形势造形势，一处打钟多处应，虽然我们在此地搞，我们的目光却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事实上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农民问题，又哪能在一时一地得到解决的呢？”我听了这些话，觉得也只好这样搞下去。
  当时到邹平来参观的人一天天增多，有学术团体，有地方团体，也有些是同情我们的朋友，弄得我这个秘书变成大寺院的知客和尚，天天忙于招待来宾。有些参观的可能是代表进步方面的，他们问我：“你们对土地问题怎样解决？你们对土豪劣绅怎样办？你们谈社会改造怎样改法？”等等，这些问题很难答复，我只有照梁漱溟乡建理论上的看法回答他们，他们感到梁的理论很不切实际。来参观的人还有南京市长石蘅青，卫生署的金宝善，还有张治中、仇益山、张难先、蒋百里还带着些意大利人去过。当时石蘅青曾对我们说：“南京方面传说你们开会不挂总理遗像，不读总理遗嘱，你们应当留心。”甘乃光去参观时，正遇上梁漱溟有事去济南，我陪他谈了两天，他站在国民党立场上提出许多问题来问我，如某些做法违反了中央规定，我答复的当然不能使他满意，他回到南京便在报纸上把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大骂了一通。
  两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时间大概是在一九三四年夏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上海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向渔、无锡教育学院高践四、华洋义赈会章元善、搞合作的于永滋、定县平教会晏阳初、瞿菊农，此外还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河南镇平的地方人士，南京国民党政府卫生署方面也派人出席了会议，会期不到一周。次年又在无锡开过一次同样内容的会。这两次大会的内容，由中华书局出版一本专书记载甚详，此不赘述。我只将它所起的影响谈一下。
  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为着搞乡村运动大联合，开会以前那几年，原来搞社会教育，民众教育，职业教育的如上海职教社、无锡教育学院、以及一向搞识字运动的平教会、搞合作的华洋义赈会等，彼此联系很少，但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下，彼此联系加强了，感到不仅有联合起来的必要，而且还要结合政治。因此在会前他们就提出一个“政教合一”的口号。这个口号不是邹平制造的，是南方朋友喊出来的，邹平亦接受了这个口号。不过大家接受这个口号的意图颇不一致，有的是为推行教育需要借助行政力量而提出的，有的是为推行政令，认为借用教育的形式比较易为人民所接受，还有的为避免政治属性的强制作用，认为将政治纳入教育机构来缓和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更为有效，尽管他们接受“政教合一”口号的意图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危害国民党统治，因此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他们也就不加干涉，这样不单能够提出“政教合一”的口号，而且亦能见诸实施了。
  乡村运动影响的扩大是当时的客观形势所造成的，在国际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日寇侵华，形势紧张；国内方面是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各据一方，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摆在人民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广大人民群众和当时进步的力量都趋向延安，一条是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所走的反革命的道路。梁漱溟的乡村运动就因适应了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并在共同反共的行动中，与蒋政权一脉相通，因而也扩大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