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一九三三年暑假转学到莱阳乡师的，从此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学校生活。莱阳乡师是一所进步学校。在那里，社会科学课是独有的，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农村经济课、国文课、公民课和教育课，都贯串着进步思想。音乐课则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和《毕业歌》等富有战斗气氛的歌曲。图书馆里的书报、杂志，除有马克思的著作外，还有大量的、种类繁多的进步读物。因此我对这所进步学校极感兴趣。在学习中，我对数、理、化不太感兴趣，主要精力都用在学习社会科学方面。所以对几位进步教师讲课，特别用心听，如戴百行老师讲公民课，张焕庭老师讲教育学，何其芳老师讲古今文学著作，他们都给予我不少的教益。但对我影响较大的却是教务主任王衷一（即王哲）老师。他讲农村经济课，不但联系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而且常常介绍苏联的一些情况。他还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他提倡拉丁化新文字，又常常利用报纸进行思想教育。即凡有重要意义的新闻或文章，他就用红笔标出，张贴在“阅报栏”里要大家注意阅读。对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则予以个别指导。他经常召我到他屋里讲述红军的一些真实情况。并且教导我：如何从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中判断红军在反“围剿”中的胜败。他说，主要方法是看报纸上的标金，股票行情的涨落。涨价了，是红军失利；跌价了，是红军得胜。
  所以国民党报纸天天吹嘘“国军常胜”的神话，骗不了我们的耳目。此外，他还私下教我拉丁化新文字，并责成我在校内外推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国家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全国爱国志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已怒不可遏。北平广大爱国学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救亡运动，各大、中城市爱国青年学生也纷纷响应。莱阳乡师广大进步同学也积极响应这一运动，酝酿着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北平学联的“抗日救亡宣传大纲”和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中国时报”等宣传材料先后从北平、青岛等地秘密传送到莱阳乡师图书馆，一些进步同学在这些革命的宣传材料的鼓舞下，在王衷一老师的支持下，以我们四级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为倡导，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组成了“莱阳乡师学生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利用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召开恳谈会或讲演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加扩大抗日救亡的力量，我们又酝酿成立“胶东学联”。酝酿成熟后，就组织了几个宣传联络组，准备到胶东各县、市的中等学校进行联络。出发前，我们翻印了北平学联的“宣传大纲”，又请何其芳、阎仲容两位国文教师起草了莱阳乡师学生救国会《抗日救亡宣传大纲》。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于十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各个宣传组的成员齐集在大操场上，排成一字横队，约有三、四十人，王衷一老师在队前讲了话。之后，宣传队员各自带着盘费，骑上自行车，浩浩荡荡地奔赴目的地。
  我和郝廷夔（现名郝一军，国家经委副主任，已于一九八二年三月逝世）、张泽高（现名张诚）同学到烟台，下榻于郝廷夔同学叔父的一爿杂货店里。到烟台的第二天，我们三人就访问了芝罘中学、益文商校和烟台中学，当我们和有关师生磋商扩大宣传事宜时，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就在那天的傍晚，我们由烟台中学往回走，刚走到一个桥头上，就被两个特务拦住。我意识到情况不妙，就借口去厕所，把身上带的一卷“宣传大纲”统统塞进大便池里。两个便衣特务把我们押到侦缉队的大队部，每个人都被搜了身。第三天早饭后，两个士兵把我们押解到烟台公安局的一间两平方米的小板房里。下午对我们分别提审。敌人的审判官审了很长时间，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到烟台找同学的，矢口否认宣传抗日。第四天，敌人捆起我们的双手，推上了一辆卡车。卡车沿着海边公路南行，黄昏时分，到达了韩复榘派出的清乡司令部所在地的海阳城，把我们三人押到一个场院里。当时我们见刽子手们押着一批一批的“犯人”往海边走去，据说是被枪杀的。晚饭后，敌人又提审，由于我们拒不承认，敌人抓不到任何把柄，只好把我们押到看守所里。
  我们三人在海阳看守所里过了一天两夜的非人生活，数十人挤在一个小板房里，躺不下，也蹲不下，既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在海阳第二天的大清早，两个士兵把我们三人从板房里提出来，一一捆了双手，每人骑上一头骡子，士兵走在后面，将我们又押送到清乡司令部（此时敌人的司令部移至莱阳城）。又是一个黄昏时分，我们被押进莱阳看守所。不久，莱阳乡师派人来交涉，我们才被释放了。
  回到学校后，得知王衷一老师被通缉，学生救国会被勒令停止了活动。不久，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教育厅又派来了新校长，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也换了人，莱阳乡师充满了恐怖气氛。
  有些同学噤若寒蝉，有的也不敢再问国事了。但大多数同学由于亲眼看到国民党的暴虐无道，反蒋抗日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在莱阳乡师四年的学生生活结束了。不久爆发了“芦沟桥事变”，从此国事日非，民族危亡，我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找了两个相好的老同学，共同商定到延安去找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底，我们从家乡出发，骑自行车西行，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