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的经历是比较曲折的，也是较为特殊的。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发起国民会议运动，主张以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这一倡议得到国共两党的拥护。孙中山先生对全国和山东的形势很关心，当年十二月他北上到达天津时，曾接见了王尽美、王乐平、阎容德和我四人，以他个人名义委派我们四人为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并授予盖有孙文之印的委任状。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四人回山东后，遵循孙先生的意旨，在济南、青岛等地宣传国民会议的意义，认识了不少人。之后不久，即一九二五年秋，我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在那里结识了一大批同学。这些同学毕业回国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导致了国共分裂，许多人因政治立场不同，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其中不少人背叛了革命，跑到国民党政府里做了官，甚至爬上了高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同学虽然各属于不同的政治营垒，但仍保持着私人交往，这种关系是十分微妙的。我既然处在那个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便尽量利用这些关系，有意模糊敌人的视线，使当地的一些反动人物搞不清我的身份，不便轻易触犯我。在数年的时间里，莱阳乡师搞得那样火红，而仍然能够存在，除了依靠大多数进步师生这个群众基础外，而巧妙地利用社会的上层关系也是个重要因素。
  训育主任董西亭，开始思想比较顽固，他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高晶斋推荐来的，而我和高晶斋是老同学，由于这层关系，董西亭不但不敢公开反对我，而且主动与我接近。后来我经常给他做工作，在个别交谈中讲述国内外形势，让他树立民族的大义，后来他的思想逐渐转变，倾向进步，并支持同学们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当时负责讲“公民”课，纯粹是陈旧的教条，我劝他改革教学内容，讲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他开始不愿意，我就帮他编写新教材，他照着讲了，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国民党全国童子军的总队长刘永尧也是我过去的同学，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私交还好，常有信件往来。许多人看到我经常有从南京来的信，就对我有些莫测高深之感，因此对我另眼相看，同时我也主动和当地的军政界名流拉关系。号称为“胶东王”的刘珍年实力甚强，他与韩复榘有矛盾，不听韩的调遣，独霸胶东。他的亲信旅长梁立柱，带兵驻莱阳。梁立柱有一次来找我，说是慕名而来，我就请他吃饭，交上了朋友，这样当地驻军一般不干涉学校事务。
  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以视察为名，带着卫队来到莱阳乡师，一进校门就说这个学校赤化了，非整治一下不可。他召集全校师生讲话，并指名叫我参加，因我对何向有反感，拒绝参加开会。这下触怒了他，他十分气愤，扬言要撤我的职，我也作好了被撤职的思想准备，他后来慑于爱国舆论的压力，没有将我撤职。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因病逝世，我们决定召开纪念大会，借以宣传鲁迅先生敢于向恶势力战斗的精神并号召抗日。开会时贴出布告，请进步教师讲述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事迹，大造了一下声势。这样一来这所乡师的影响就更大了。未出一个月，“捕共队”的魔爪就伸到了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