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基督教传教士蜂拥山东的社会背景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在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签订天津、北京条约把我省登州（今蓬莱，下同）辟为商埠后蜂拥到山东来的。一八五九——一八六一年间就有英、美、法三个国家的五个差会①派了三十多名传教士来到登州。但中国人民拒不接受依靠不平等条约传来的洋教，这些传教士就想从办儿童教育入手。美国传教士倪维思一八六二年一来到登州就说：“我在宁波办了二十多年男女寄宿的学校，证明在中国办学校是最廉价、最有效的传道机构。只要我们传教士付出四分之一的劳力与时间，就能为我们办学所在地的教会提供很大一部分教友——我想比半数还要多。最近三、四年来我们的布道所的数目猛增，多半要归功于我们的本地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又多半是在我们的学校里受过教育。总之，宁波教会的继续成长，引人归主，遍设分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我们上述的学校。”②
  于是倪维思夫妇就在登州观音堂里找了两个穷孩子，办起了“管饭且管衣服等物的寄宿女义塾”，说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学校，更是山东省第一个女子学校。”③和他同来的梅理士也在另一个破庙——东大寺里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一直没有什么起色。一八六七年倪维思把两个“学校合并加以整顿，也才有四个学生。一八六四年狄考文也在登州观音堂招收了六个家境贫寒不能读书的儿童加以教育。他认为，“偌大之中国，不可以少数西人，而广收其效，不若招收天性未漓之儿童，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更复结以恩义，以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其收效之速，当不止倍蓰”。④
  为了招收学生狄考文所办的学校“不惟免其修金，并且丰其供给，一切衣服、靴袜、饮食、笔墨、纸张、医药以及归家路费皆给自本堂。至一八七一年方除去衣服一项，余仍照旧”。据一八九九年文会馆毕业的连之铎回忆：“当时金融行市每元美金可换墨币（银元）二元余，而一墨币时价可换制钱五、六百文。光绪二十年间（一八九四年），狄考文登州文会馆学生，每人交三十文；烟台学校每人则交过五十文。烟台饭为粳米白面，登州则小米棒子也。”⑤从此可以算出当时文会馆学生的伙食费，每日三十文，每月九百文，每年合十吊钱，折合成银元，一年合十八元，与青州英浸会库寿宁所办学校每生每年饭费十五元（见下文）不相上下，折合美金约十元。狄考文从那里得来这些钱呢？他利用上海长老会所办美华书馆淘汰下来的一架石印机，将这种情况“遍告美国拜日学堂五、六十处⑥，拜日学堂的学生虽然都是小孩，听说这可悯情况，每月捐一元钱就可使一个中国学生吃一个月，也就答应下来，“有允一生之费及半生之费或十余年或二十余年，亦有允助三十余年者。”⑦
  即使是这样，就学的学生仍是寥若晨星。狄考文的蒙养学堂前后办了九年，入学者八十五人，除二十二人升入文会馆外，读完六年毕业的只有四人，其余六十三人“均不堪就，废于中途”。与狄考文同来的郭显德，在烟台毓璜顶也招了几个学生，一八六六年三月十六日他的日记上写着：“我们学校的学生，今天又跑了四个，人民群众干涉他们，告诉他们将要被带到外国，因此现在只剩下三个男孩了。”⑧不但学生难找，教员也不愿意干，狄考文“设校九载，教习五易”。郭显德和美南浸会所请的教员，都不止一次“失踪”，不辞而别，留下一个纸条说：“群情鼎沸，我实在没有当殉道烈士的资格和思想。”
  可以看出除登州美国长老会办了五个学校有六名教员外，其余的学校，都只有一个教员。实际上这些学校都是由传教士聘请一名教师，教学生识字、背书、学写字，划出一间房子作为课室同时也作为教堂和饭堂。这个教师不但教中国学生，也兼教外国传教士说中国话。他们会说中国话之后，就来教学生读圣经，背唱基督教的诗歌，学写阿拉伯字母和简单的心算和笔算。各地的教会学校在草创时间大都是如此简陋，独有狄考文在登州所办的学校有两个中国教员。该校于一八七六年正式定名为文会馆，程度也提到中学程度。一八八二年美国长老会差会批准其为大学之前，全部教职员工就是狄考文夫妇和两名中国教师、一名做饭的女媪而已。
  学校虽然简陋，学生人数也不多，但它的影响却不小，文会馆毕业的学生不但充当我省各地教会学校的教员，而且被各省官立学堂和北京大学请去当西学教习。据连之铎的调查，最初倪维思所招的四名女学生，“在当时也不过是普通学生，而且年纪也很小，本没有什么著名的地方，以后出名了”。这四学名生是：
  一、梁刚福，蓬莱人，贫家之女。她父亲将她给倪师母。她能作一手好花边，新鲜花样她都能做。同治六年开学时，她十七岁。后随倪夫妇到烟台。管理学校，甚是严格。
  二、唐安娜，蓬莱人。父名唐夏太，因入教受逼迫，乃带全家到登州府。入学时十二岁，后嫁栾月鹤牧师。生子宝琛，文会馆毕业，充当校长多年。次子宝罗，齐大毕业，夭折，三子宝德，同济大学毕业，曾充青岛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厂长。
  三、林珍尼，入校时年十一岁。林青山长老次女，栖霞人，嫁衣长老，生二子一女。长子衣兴林（衣振青），文会馆毕业后入神学，留学美国。今在济南东关教会任牧师。次子林则衣（林济青，因过继外祖家故姓林），齐鲁大学毕业，即留学美国，习矿物。曾充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四、林来玲，林青山长老之第四女公子。入学时方七岁。毕业后嫁张丰年先生。子女帮助教会管理女校事宜⑨。
  发展时期与学制的形成
  一八七六年“烟台条约”的签订和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的大灾荒，大大扭转了教会“学校”招不到学生的局面。前者为传教士提供了进入内地为所欲为而不受约束的特权；后者使他们通过放赈救灾，吸收了数量众多的教徒和缺衣缺食的儿童，为开办学校解决了学生问题。
  由于学生数目增多，郭显德和狄考文就向前来求学的提出条件，郭对他们说：“除非你们用书面提出保证，不半途而废，方可以入学。“狄考文便把这种书面契约印出来，让学生和家长签字画押。约式全文于下：⑩
  大美国长老会设学于登州府城内招收生徒。今有某府某县某社某村某人某名，几岁愿送入馆内读书。应许自备儒书、笔墨、衣裳，遵馆内详章依次学完方准归家营业。倘无故早日领回，须将入学以来所耗经费一概偿还。学生逃亡须寻觅送回。未毕业之先学生定亲娶亲，须经监督允准方可。惟学生愚顽不堪造就，任监督遣归，此系两相情愿，并无追悔！
  年 月 日 立
  一八七六年文会馆正式定名，标志着山东教会大体上有了一套学制。文会馆作为我省的最高学府，“分置正备两斋”。《文会馆志》三十五页上记着说：
  “文会馆成立之后，山左教会日见进步，潍县、烟台具设有中学，乡间支会设有蒙学。故正斋学者，或由备斋擢入，或由中学选取，而各斋学生由登、莱、青三郡教会来者居其多数。间有学生亲族子弟结伴而来亦收入备斋，持中学堂荐书来者尽数收入。间有儒学已优，远来就学，准其破例专事西学”。换句话说，当时全省各村庄只要有教会的地方，都设有四年的蒙学（初小），念完初小的可以进到较大城镇所办的“高等小学”（三年）。高小毕业者可以到各县城有传教士驻扎的差会据点上中学（四年课程），中学肄业或毕业又可以升入文会馆或其他教会大学。
  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个多灾多难、内忧外患连续不断的国家。自一八五九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整整九十年间，虽然经历了不少风浪，但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基督教，基本上是直线上升，一帆风顺。教会学校也在各种变动中，巧妙地利用各种时宜，趁机发展。如一九〇五年“废科举、兴学校”时就大肆发展，辛亥革命后，传教士又利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思想，掩护着差会的发展。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教会学校又宣传“读书救国”、“教会学校不问政治，学生可以专心读书”等论调迎合一部分群众的心理。大革命后则利用蒋介石转宗基督教的机会，传教士纷纷推出中国人为校长，自己退居幕后，部分教会学校得以在政府立案成功，得到更大的发展。本来山东的教会学校立案很困难，但到一九三一年以后齐鲁大学一立上案，各教会中学也就很快的立上案。不立案的教会学校也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继续以工读班道学院的形式办下去。所以几十年来的教会学校数目，山东与全国一样，仍是有加无减，即使在某一个短时期内，学生人数有所减少，但总的看来也还是上升的（可将以下表四和表五进行比较）。现将这些学校的分布与发展，按差会国别的不同，分为美国、英国、德国三个系统来作概括的叙述。
  美国差会所办的学校
  在山东的基督教学校，以美国长老会所办的数目最多，几遍于我省的各重要县城，这些学校的发展情况大致如下：
  登州 （今蓬莱）狄考文所办的文会馆，于一九〇四年并到潍县，组成广文大学后，文约翰〓即在原址接办一座中学，叫“观音堂文会馆”。一九〇四——一九一三年学生三十八人，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年毕业学生十八人皆在教会工作。一九一三年正式添设英文班，由文约翰自己教课，学生八十三人。
  倪维思最早开办的女子蒙塾于一八六八年与狄考文妻妹邦姑娘所办的女学合并到察院后，成立女子文会馆，后移至东关。一九一二年新建校舍落成时，除各教会代表参加外，本地绅士、地方长官暨烟台美国领事都“惠临增光”，学生九十二人，一律住宿。每日饭费约美金四分钱。除了这男女中学外，随着教会遍及四十余村，开办小学二十七处，共有男生三六六人，女生八十一人。
  一九三四年学生罢课，要求学校立案，迫使长老会改组学校，由中国教徒管方舟任校长，男女两校合并，正式定名为文会中学，女生部请张素梅为主任，立案后，一九三五年学生达到一六五人。一直办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传教士被集中到潍县，学校停办。
  烟台 随着长老会发展到文登、荣城、牟平、海阳、莱阳、栖霞、福山等县，接着就办义塾、补习班十七处。一九一三年共有男生二一九人，女生一〇五人。为了吸收这些小学毕业生和培训师资，郭显德在烟台毓璜顶盖好教堂、住宅后，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兴办男女学校。称男校为文选，“亦无标准课程，读完四书五经，作八股半篇，笔算数学每年一册，地理志略，省身指掌以及郭显德自著的几本道学书籍，即可以升入登州文会馆”所以也可以叫作中学。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郭从美国捐到款项二千五百元，翌年在小海阳村东与蛮子茔相接之处购下地皮一段盖平房十余间，招收年龄较大又有汉文底子的教友前来受教，三年毕业，可为师资，也可以传道，称之为“会英书院”近似“简易师范”，当时称“文选”为上馆，“会英”为下馆，有时还合班上课。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上下两馆合并，成为“会文中学”，英文校名为“郭显德中学”，一九一五年学生七十二人。
  本来长老会所办学校都不教授英文，随着殖民化程度加深，愈来愈需要会英文的人才，乃由韦丰年〓领导，经山东长老会差会和烟台本地绅士集资办了一所毓璜顶英文学校。一八九一年开办时仅有学生六人，两学期后就增至六十人。学生学了英文可以考入海关、邮政、电报局和其他洋行，遂有经济上的实益，故定名为“实益学馆”，一九一四年学生多达二一二人。一九二〇年与会文合并改名“益文英文学校”。从初中起即分英文、中文两科。中文科的课程，基本上是按照教育部所定的课程标准，英文科则除语文外，几乎全是英文课本。中文科初中毕业可升入高中，备入齐鲁或其它大学。英文科初中毕业则可升本校商科，除普通商科课程外，还设有英文打字、速记、簿记等专系。学生毕业就可以到洋行就业。一九三四年立案后改名为“益文商业专门学校”，学生五二〇人，（其中初中三一〇人、高中一三〇人、专科八十人）。建筑了大礼堂，增添了设备，如扩音器、物理研究室，化学研究室、生物保藏室等，并从东南大学聘请了专业教员。毕维廉〓还采用英语速记法，运用在汉文速记，教学生试用。该校毕业学生经商致富者颇不乏人。其中有位校友曾捐美金一百万元建筑房舍，供作美国退休的长老会传教士居住〓。
  一九二三年烟台几位中国教徒集合社会名流十几人，在“会文”并到“益文”后所腾出的校舍，办了一所真光女子中学。一九二六年第一班学生初中毕业，续办高中，附设有幼稚师范，学生学习高中课程的同时，兼习幼稚师范功课。一九三四年学生一一〇人（其中五十人为教徒），幼稚师范科三十人。毕业班八人，毕业后就由长老会所办的幼稚园请去当教员。该校一切开办经费和行政主权全由中国人负责，但长老会传教士如狄师母、梅苏善等人仍在校教授英文和幼儿师范课程。由于该校缺乏基金，设备不全，没有立上案。
  济南 早在一八七二年长老会传教士文璧就到了济南，是从开办一所免费的“义塾”开始。长老会在东关占据大片土地后，一八八八年（光绪二十二年）由韩维廉创办了济美学馆，聂会东之妻办翰美学馆（女塾），一八九五年办女子寄宿学校，都是小学程度。学生不过三、四十人，辛亥革命后学生增多，也不过七、八十人，随着四乡的教堂数目增多，办了三十多所小学之后，才将这两个“学馆”提到中学程度。一九二八年大革命期间传教士撤退，由中国人张子修任校长。一九二九年男女两校合并为“齐鲁中学”，是山东教会学校中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该校一九二三年立案后，学生骤增至五百余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该校由日伪市政府接办，改称为“济南市立中学”。抗战胜利后，由山东参议会参议，济南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郭金南担任校长，恢复了原来齐鲁中学的名称，解放后改为济南五中。
  潍县 一八八四年长老会在东关外乐道院创办文华书院时学生十二人。一八九二年宝安美（女）办文美女书院时，学生亦寥寥无几。但因教会在潍县、昌邑、昌乐、安丘、寿光等县城乡迅速发展，到一九一三年各地设男校五十四处，女校三十五处，学生达一千一百人。一九〇四年广文大学也搬至院内，使文华、文美更有条件成为承上启下的中学。该二校受南方教会中学的影响，一反狄考文不教英文的传统，在卫礼士的倡导下，若干科目直接用英文教科书。一九三三年由崔鸿泽（德润）任校长，男女二校合并为广文中学进行立案。在立案过程中，乡间许多小学停办，有的合办到官立、公立学校中去。一九四一年日本用乐道院作为英美战俘营，学校停办，抗日胜利后重新复校，由范其春任校长，解放后改为潍坊二中。
  临沂 长老会于一八九四年在城内设小学两处，男生二十九人，女生五人。在城外北乡设义塾十处，学生二百余人。一九〇七年开办经文中学，学生十一人。越三年办“慧英女校”，虽说是中学，但实际上也只是一所妇女圣经学校。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所以又分为正班和预备班两部分。一九三四年学校经费减少，又拒绝立案，男女两校于一九三五年改称为“临沂圣道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布道训练班了。
  济宁 长老会济宁区会共办有小学二十三处，其中十七处收男生，六处收女生，共有学生二百五十人，但交通不便，若干男校也酌收少数女生。济宁城内设小学三处，一九三四年学生多达三百零一人，并设有中学三年高小预科二年的一个“华美中学”。女生校舍由美国人肯尼迪捐款兴建，并以肯尼迪夫人在美国的别墅“肯那丁”定为该校的名字，长老会夸耀说：“是肯尼迪夫人亦有别墅在中国矣。”一九一一年肯尼迪也死了，遗赠款项，增建教室、宿舍和其它设备。一九三四年该女中毕业生中“不啻有官（县长）太太，亦有护士学校校长，小学、幼稚园校长。”
  峄县 长老会在峄县于一九一四年开一个特种学校——务本实业学校，女校叫做爱道妇女工艺传习所，学生三十五人，半工半读性质。上午读书，下午工作。男生学习园艺、织毯、织布、制椅；女生学织花边、缝纫、绣花、养蚕、缫丝、染织各种工艺，据说布鞋反上鞋面就是该校首创。一九三〇年改名为“山东农业学校”，学生十六人，教员二人。冬季学习功课，夏季耕田，并到附近村庄小学教书布道。
  滕县 为了应付鲁南教会所办学校所需要的师资和教会工作人员，长老会于一九一三年在滕县开办了一所“新民学校”，英文校名为“鲁南圣经班和师范学校”。建筑校舍的费用，出自狄考文遗款，约合美金一万元，所以也叫做“考文学校”，由刘思义担任校长。为了躲避向中国政府立案，又改名为“华北弘道院”，算为华北神学院的附中。一九三四年学生一九二人，沦陷期间继续办下去，解放战争时期华北神学院南迁弘道院停办，校舍全部毁坏。
  青岛 德国占据青岛后，长老会也到青岛办学，在乡间设立七十三处小学，其中二十二处经费可以自己维持，不能自给的，由差会补助。市区内设男中学——“崇德中学”，一九一一年成立“文德女中”。该校原是中国教徒在胶县大辛疃所办的一所女子补习学校。一九一八年搬到青岛与原来德国同善会所办的“美懿女校”合并而成。一九三三年“崇德”由王文坦、“文德”由高梓（女）分别担任校长，在政府立案。青岛解放后，分别改为青岛十一中和八中。
  美南浸会，在山东通称美国浸信会，来自美国南部，代表南方农奴主利益，对黑人解放深恶痛绝，对于在中国办学也认为多此一举。一八六〇——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来款中断，该会传教士纷纷另谋出路，一度将所办学校停办。以后该会内坚决反对办学的一派分裂出来，该会才又先后办过下列十所中学，都没有在政府立案。
  美国公理会也借着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的灾荒，派明恩溥和博亨理〓两对夫妇从天津前来我省恩县庞庄常驻。他们在恩县庞庄定居之后，就在教堂外边借了一间房，找了一个教员和几个教徒的子弟，办起了一个教会学校。以后村绅们同意将庞庄寨里的一座破庙——村中义学故址，改作校址，性质也和私塾差不多。一八九五年公理会才有自己培养的、由北通州“协和道学院”毕业的张凤祥来负责，并聘请平原的张甲乙协助，才成立起一个具有初、高两级的小学，学生人数也才四十三人。接着在恩县史家堂有个道士朱连科，信了教，将全部庙产和二十多亩土地转给了公理会，由村绅们“签立合同以作永久凭证”。公理会即派吴凤仪前往，一面教书，一面传道，开办了一所崇育初等小学，据《德县公理会五十年》载，一九一三年德州公理会所设的小学分布情况。
  以上十处小学，只有德州南关和恩县庞庄两处是完小，为了吸收农村的学生还酌收少数寄宿学生。公理会在临清地区所办的小学，虽曾一度随着布道所数目的增加由十三处增加到二十处，规模都很小，一个小学只有几个学生，最多的也不过几十名。以临清城里为例，一九〇五年叶理士夫妇在果子巷办的小学，只有学生二十多人，女生十三人，教员二人。一九〇八年搬到养济院邱家胡同路北（宅房二十多间），虽然又招收了三十余名住宿学生，而教员仍然只有梁宝政、贺启兴二人。至于男女学校校长换来换去都是美国传教士，直到一九二七年“南京事件”发生，传教士仓皇逃走以后，才不得不请中国人石峻柱为男校校长，刘春香为女校校长。后来为了应付立案，将男女两校合并起名为“培真小学”，分高级三班，初级六班，石仍任校长，刘改任教务主任。一九三四年美国来款减少，学校改为初小，由董事会敦请陈敬亭为义务校长，靠募捐来维持，一九三五年也只有教员一人，学生四十多人。
  随着各地有了小学毕业生之后，公理会就在庞庄办中学，起初只收教友子弟，一九〇七年建起一座两层的楼房，正式定名为“崇正学馆”，是一个四年旧制中学，附设小学。至于女校早在一八九三年，博恒理的妹妹博美瑞就办有一座寄宿女塾，最初只有女生四人，以放脚为入学的条件，后来定名为“培贞阁”，程度也由蒙学提到高小。津浦铁路通车后，公理会便把庞庄的男女学校搬到德州，在德州东关购买三百多亩土地，于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兴盖男校教学大楼一座，宿舍楼两座；女校楼三座，男校起名为“博文中学”，用以纪念来庞庄的首任传教士博恒理，女校起名为“卫氏女子中学”，以纪念在庞庄创办女校的传教士卫曙光。并将原来无名的“东地”起名为“三育村”。一九三〇年为了立案，男女两校合并成为一个“博文中学”，共有学生一百余人。由崇正学馆毕业而又留学美国回来的王元信（诚斋）担任校长，一直办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传教士被送进了集中营，外款中断，学校停闭。全部校舍在战争年间全部被拆毁，三育村也就变成了一片荒地。
  美国公理会在我省办的学校虽少，却也有它的一套学制系统，即由四乡的小学毕业生升入中学，中学毕业后升到北京附近北通州公理会与其他差会合办的“协和大学”。公理会为了造就亲美、崇美的高级知识分子，明恩溥还于一九〇六年专程回美，亲见美国总统梯奥道斯·罗斯福（老罗斯福）条陈将美国“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来办大学和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美国公理会在依阿华州所办的“格林尼尔学院”也效尤“欧伯林”、“耶鲁”的先例，把德州的“博文中学”变成为在中国的“格林尼尔”。其具体作法是：1.由格林尼尔学院提供公理会在山东办教育经费的一部分；2.由格林尼尔学院派遣该院毕业生来德州担任教员，除派正式传教士长期在博文中学工作外，还可按年选派短期教员；3.格林尼尔学院酌情吸收博文的毕业生或教师赴美留学。于是博文的实权就落到格林尼尔学院的手里，该学院的毕业生韩爱瑞、芮义德、梅克仁等长期握着校政，先后来博文短期任教的有步士曼（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查福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费思汉（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几个男单身汉外，还有两个女的。这些美国青年，大学刚毕业，都不会说中国话，又没有教学经验或学术专长，除勉强教英文外，就是以美国生活方式影响学生和教职员，并向他们散布崇美思想。至于中国教员赴美留学的仅侯学成（绍孔）和王元信（诚斋）二人。侯学成乃庞庄第一个教徒侯圣清的孙子，到了美国之后，除在格林尼尔住一年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王元信自一九二九年返国后，因为学校立案需要中国人当校长，就当上博文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中国人校长。
  美国系统的美以美会也于一八九七年由北京派传教士进驻泰安，在登云街购买一大片土地盖起洋楼来。教会先后发展到济宁、宁阳、东平、肥城、东阿、莱芜、汶上、兖州等县，也就在各地遍设初小学堂称之为“散书房”。该会在我省的总部设在泰安，起初也只有一个“散书房”和“女书房”。一九〇二年才办高小，招收住宿学生称为“成美馆”。一九〇七年扩建校舍办起中学，一九一〇年设女子初中起名“德贞女子中学”，学生八十人，毕业后可升入北京美以美会所办的女子高中。一九一二年盖起北大楼作宿舍，一九一八年盖三层的南大楼。男女学校的校长一直由美国传教士担任。大革命后的一九二八年才由华人牧师文荣泰担任，立案后男女两校合并成为“萃英中学”，由范廷成牧师任校长。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北京美以美会所办的“汇文大学”。该校毕业生中留学美国者颇不乏人，其中有高级教牧人员如济南名牧王长太，历任北京“汇文大学”、“齐鲁大学”校长的李天禄，也有在教育界颇负盛名的王长平，在制药方面作出贡献的李天爵等，还有国民党国大代表、仁丰纱厂经理马伯声，任过省府电台台长的汪圣贤，英美烟草公司的段长张风萧、陈伦升等也都是该校毕业生。
  英国差会所办的学校
  在我省的英国差会有浸礼会、圣公会和圣道堂，它们也都分别在所到之处，遍设小学，在传教士集中的地方开办中学。
  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间英浸礼会的李提摩太〓、仲均安〓到了青州（今益都），通过放赈救灾，招收了六百多名孤儿，接着就办起了“学房”和“书房”来。英国差会的经济势力不如美国，乃采取学校由地方自办，差会酌情补助的办法。当时我省各地只有“私塾”。私塾教员的薪水靠学生的束修维持。由于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学生入塾和教员薪水都经常得不到保证。英浸礼会乃以少量的经济补助把这些私塾接过来，由传教士监督，成为英浸会的“揽馆”〓。在设有教会的村庄开设“蒙学”。英国传教士称：“每年仅需三至十英镑就可以使其达到我们的要求”〓课程除私塾原有应读的书外，增设圣经课目。教员必须是教徒。学生家长负责买汉文书籍，预备课室和桌椅等设备，并至少要负担教员三分之一的薪水，下余三分之二和所用宗教书籍由差会补助。一八九六年有这样的学校十四处，学生一五〇人，一八九五年数目增至八十所。一九一〇年学校多达九十五所，学生一〇三九人，女校二十三所，女生二四〇人，随学生受业的年份递增，若干学校也由初小程度提到高小程度。但多数还是初小。一八九二年在青州开设女子寄宿学校，据传教士的报告，住宿学校的课程分为短期（程）、中期（程）、和全期（程），大致相当于初小、高小和初中三级。库寿宁〓夫妇招收了十八名学生，进行了五年教育。每人每年约需饭费十五元，约合英币二镑十先令，其中学生自付五元，下余之数由差会补贴。这就是“广德书院”的萌芽〓。
  随着英浸礼会传教士据点的增加，也就在益都、北镇、周村三个地方开办了男女中学，开始只办了一、两个中学班，以后办成完整的四年旧制中学，校长由传教士担任，请青州广德或以后的广文、齐鲁毕业生一、二名当教员，再请一名廪生或举人程度的老学究担任国文教员。
  英浸礼会所办这六所中学都没有立案。关于立案问题，当时传教士与中国教职员之间有过争执，传教士认为教会办学校，目的在传道，立案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宗教课变成为选修，无法容忍，拒绝立案。但为了学生升学和就业，广大学生家长和中国教职员强烈要求立案。一九二八年英浸礼会开年议会（时称统会），中国教职员和各地代表，公开提出“教会在中国办学校，不得超出政府范围之外”，迫使传教士同意尝试一下。会议公举张伯怀、孙恩三、王梓仲三人向各方面，特别是教育厅联系，还专请了一位文牍员李德泉办理立案呈文，填报各种表格。而当时的教育厅只说是呈文上用词不当，人名前后不符，设备不合规定，迟迟不作肯定的批复。青州守善中学的学生听见学校立不上案，起来罢课游行请愿，临时捧出来的中国人校长王梓仲见风声不好，逃到济南去。学生们把教会的中国负责人张伯怀、王钧堂、张培真（女）等七人，送到青州县党部拘禁起来。后来济南方面，为了外国人的关系，指出党部无权拘人，将“人质”释放。本来就不想立案的英国传教士借题发挥，将以上三地六所中学一律停办。一九三〇年英浸会以青州“守善”和北镇“鸿文”的校址开办“工读学院”。上半天课，教授初中文化课；下午学习工艺如木工、织染等，也是三年毕业。周村“光被”的校址则开办“女子明道神学”，培训一般女布道员。周村沦陷后的一九四二年“光被中学”又恢复起来，解放前夕由校长张文溥带着学生逃到济南办起“流亡中学”，解放后才又回到周村，改为淄博第六中学。
  英国圣公会在山东立脚后，也以办男女学校作为它的工作重点。
  民国以后，学校数目有所增添，一九一三年共有学校十八所，男生二二五人；女生五五人，除在泰安、威海设有中学外，兖州也相继开办中学，通称为“安立甘堂”〓，程度参差不齐，没有什么教学设备。一九三三年为了立案，才把兖州、平阴的中学合并到泰安来，由田树三担任校长，起名“育英中学”，威海的“安立甘堂”也改称“育华中学”，都一直办到“七·七”事变。
  另一个在山东的英国差会，叫做圣道公会，当时称为“圣道堂”，在英国是个很小的教派，教徒人数才两万多人，但在天津条约墨迹未干之际，也派传教士来华。并于一八六六年由天津来到我省乐陵宋家寨，自称是进入我国农村的第一个差会。经过一八七七年的放赈，把教会扩展到武定府（今惠民）城和附近阳信、海丰、沾化等县。一九一〇年该会也在朱家寨设中学一所，学生十二人，女子寄宿学校一所，学生四十二名；在武定设中学一所学生十二人，其他各处共设小学三十九所，学生共五百零五人，平均每所小学十三人。〓
  德国差会所办的学校
  一八九八年德国帝国主义强占青岛后三个月，属德国国教的柏林会传会传教士和昆祚就来到青岛，接着德国非国教的同善会和德国的东方妇女布道会也先后派遣男女传教士来青岛为侵略作“宣抚”工作，推行殖民地教育。
  柏林会到达青岛后，即于一八九九年开办“中心学校”一所，以后提高到中学程度称为“德华书院”。三年课程，有德文、四书、算术、地理、物理和圣经、历史等。历任德国驻青岛总督都曾多次到校视察；德国亨利太子来青时也到校参观。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还为该校捐过一千元，写过表扬信。该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占领青岛后停办。
  鉴于即墨的民间秘密结社，“常给德国人找麻烦”，柏林会就派卢威廉〓去协助恢复社会平静。卢就在该地与官府合办了一所学堂，以后改称为“柏林学堂”，最后改称为“信义中学”。还办神学院一所，以平息人民的愤怒。
  “东方妇女布道会”原在印度活动，该会派一名女教士来与柏林会合作，把在印度那一套经验在青岛推行。她一来到就开办了一所女校，又组织德国传教士的妻子们，办一个妇女工艺学校，教女学生们织花边，传教士将产品拿到欧洲销售谋利，学生们也得到一些经济补助。一九一〇年有学生十五人，一九一三年又在台东镇、李村、潘家岭设校三处。
  德国传教士和士谦〓说，德华书院培训出来了将近五百名学生。乡村教授德语的小学校范围一年比一年地扩大，学生日增。
  德国非国教的同善会，由德国和瑞士传教士组成，是专门从事文化工作的，该会传教士到了青岛后，除将中国古书翻译为德语、英语外，还用中文著书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并设有一整套的学校制度——自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或师范，以及德语夜校。该会在青岛市区、近郊，远至即墨、高密遍设小学，接着办男女中学，这些学校的程度前后不同，有的是中学程度，有的比中学程度稍高一点，有的还不到中学程度，德文是必修功课。从高小起，即开始学德语。德差会所办中学大体发展情况于下：
  一九〇一年同善会传教士尉礼贤〓创办一所比小学程度稍高的一个书院，校址在上海路原该会传教士化之安〓所住的黑大楼。起初是专为德国殖民政府培训师资的，以后改成为普通中学，学生三十人。一九一〇年有德国教员三人，教授德语、伦理、宗教、历史、自然科学、教育学、心理学。华籍教员六人，教授西洋科学、算术、数学（学到圆锥部分）地理、物理、化学。这些华籍教员起初都是聘请文会馆的毕业生如周书训、刘永锡、张子清、李步清等人担任，后来逐渐由本校的毕业生如马德溢等代之。另外加聘中国的举人或进士四人为语文教员。
  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间增设班次，提高程度，正式定名为礼贤书院，德文名称也叫“德华书院”，设有高小五年、中学四年的课程。一九〇九年学生增至八十五人，一九一三年又增至一百三十人，其中有一百一十人住校。很多中国官宦子第来该校就学，这些学生中文底子较好，就多学理科功课，称为外附生（交学费三十元）。中文程度较差或家境较穷的为内附生交学费十五元。该校理科的课本是用德文原本，毕业的学生一般都会说德语。礼贤中学原来的计划是开设比中学更高的大学课程，后来因为德国政府已在青岛办有黑兰大学，就只办了中学。学生毕业后可以报考大学或申请入德华特别高等分科学校。如毕业学生不考大学，该校备有三年的师范学校课程，其程度略高于中国的官立中学，以后还计划开设英语作为第二外国语。据尉礼贤自称：学校在宗教方面并不强迫，但为学生提供一套完整的基督教知识。“学生可参加每日的早晚礼拜，除星期天由院长领礼拜外，其余由华籍教徒老师和高年级学生轮流主领。如有学生要求受洗入教，可加入美国长老会在青岛所设的中国教会〓”。据该校老校长回忆，尉礼贤讲的一套，多是孔孟修身之道。该校礼堂就叫做“尊孔文社礼堂”。日本占据青岛后该校由瑞士传教士出面，得以继续办下去，直到解放后改为青岛九中。
  同善会在青岛先后办过两所女子中学，都是在三年小学的基础上增设的三年中学课程。一九〇五年尉礼贤办了一个女校，用他妻子美懿命名为“美懿书院”，由他的妻妹同善会女传教士华姑娘当校长，栾佩卿（女，中国人）当教务长，学生仅五人，起初设在礼贤书院隔壁，一九一二年搬到武定路与“淑范”合并。第一次欧战，日本占据青岛，由栾佩卿带着学生到高密朱家沙窝成立了一个中学。欧战结束后又回青岛，同长老会由胶县大辛疃迁来的女子补习班，合成为“文德女中”。
  同善会还在武定路办了一个“淑范女子中学”。也是小学三年，中学三年。小学部的三个班级完全由同善会负责，即由以上所说的华姑娘当校长；而“淑范中学”则直接受在德国的支持者所组成的董事会的支配，不过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委托给同善会来执行。该校有德国女教员三人，教授德语、物理、柔软体操、缝纫、图画、音乐、算术。中国西学教员二人（一男一女）教授宗教、数学（学到几何）、物理和自然科学。中国语文教员一人。一九〇九年有学生四十三人，一九一三年增至七十人，其中五十人住校，教授初中课程。
  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间德国皇帝的弟弟和亨利皇太子来到青岛，殖民地当局勒令上述学校提灯结彩以表欢迎，但不久孙中山先生莅青，而学校当局却不让学生欢迎。因此，学生起来罢课抗议，迫使学校当局准许学生欢迎孙中山先生。从那以后，学校才订有中国报纸，供学生参阅。
  统计数字与表格
  以上所述英、美、德三国差会在我省所办中学的情况，用下列四个表格加以概括。
  这是一九二〇年的统计，男女中学是分别计数的，一九三〇年以后，一般是男女两校合并为一校。
  全省当时共有五十个男女中学，分布在我省的二十五个地方，其中十一个地方带有“0”号者是指当时该地只有教会中学而没有其它中学〓。
  从表丙和表丁的数字，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山东教会学校十年间的迅速发展。学校数目（包括初小、高小、中学）一九一〇年为五百六十七校到一九二〇年增至一千一百二十四校，将近翻了一番，学生总数一九一〇年为八千六百一十五人，到一九二〇年增至二万一千四百五十四人，增加了一倍半。
  教会学校在学制方面，随着时代前进，还有一个改变，就是由旧制中学四年改为中学六年。山东有的教会中学还有一项过渡的措施办法，如泰安萃英中学，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增设了一年课程，供一九二五年应届毕业生和已往旧制四年毕业的，而要上大学者，回校补习，然后可以免试直接升入教会大学。从那以后教会中学就都改为六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原有的大学预科取消。
  教会中学课程的演变
  最初的教会学校，实质并没有超过当时的私塾，由传教士聘请教员一人带几个学生，教他们识字，先背三字经，逐渐进到背诵四书，起初的教师是老学究或儒生。有了文会馆毕业生当教员之后，课程才有新的内容。例如一八八一年于志圣由登州文会馆毕业后，又回烟台母校，即郭显德所办的文选书院当教员，当时这个学校的情况是“生徒三十余人，长幼一堂，合班教授，单级不是单级，复式不是复式，仍是前清私塾模样，全日十四门全体”。到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郭显德办了“会英书院”，也还是于志圣一人包办，所学功课，“除浅近之科学外，文章以八股满篇为度，其不能者则作策论。其他功课有教授法、圣经指略、教会史记、地理略论、虔诚练达、博物之理、十诫详解问答、卫生论、孝敬父母、官话问答等书，而丁韪良所著的《天道溯源》为上下馆必背之书。”〓
  在教学过程中，狄考文认为，如不能教学生学些西洋科学则教会学校不会有什么前途。于是狄考文夫妇就在这一方面进行创新，先由狄妻教唱歌、音乐，他自己口授地理和算术。音乐和算术当时确是新的课目。当时连简单的音乐符号还都没有，如用1、2、3、4、等代表音阶高低的“独览梅花”，狄妻乃用中国固有的音乐符号如□△等来代替，以后编成了一本音乐初阶。当时我国虽然已有通用的珠算，但却不在学塾里教授，并且中国文字是从上而下竖写，从右而左排列的。很不适合于西方教学。狄考文乃先用中国文字的排列法，把算术习题从上而下写下来之后再用1、2、3等横排列式。累积了几年经验之后，编成了一套《笔算数学》。该书一出，各地教会学校争相购买用作课本，促使他接着增编《算学十级》以及其他数学和自然科学课本。
  《文会馆》里载有该馆《正备斋分年课程表》〓“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而隐括中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现将正斋前三年和备斋三年的课程表抄录于下，便可看到当时教会中小学课程安排情况和所读的都是哪些书了。
  全部课程可以分为道学、经学、科学三类。道学课程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白话文在课程中占有相当的份量，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因为办学的目的在于传教和培养教会布道人员，传教只会文绉绉的文章和干巴巴的科学常识是很不够的，所以狄考文等一到中国就努力学官话。他不但编了一部《官话类编》作为来华传教士学习华语的课本；还编了《官话问答》、《分字略解》等书作为中国学生的语文教科书。道学部分中的圣经各卷和《天路历程》等书也都是他用白话文翻译出来的。在文会馆时代，学生组织了一个辩论会。该会章程第十三条有“凡论说纯用官话，不得夹用文言或土话”的明文。第二十九条又规定：“凡演论有用文言或土语者罚金二十文”。传教士经常津津乐道，且引用胡适说过的一句话：白话文圣经的翻译和通行，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功绩的。尽管客观上有一定的影响，这绝不是传教士的初衷。这与欧洲资产阶级初兴时期，欧洲各国以本国通用语言翻译圣经的影响和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原表的最后还附有小注说：“以上两斋课程系本一八九一年所印出者。维时八股之制方兴未艾，所定课程自应随时。其后西学日盛，渐次改良。”似乎课程还有它的灵活性。后来虽然策论经义取代了八股。但四书五经仍是必修之课，甚至多数教会中学立案和有了国文课之后，还要念四书的。这正是维护半封建社会所需要的。
  最要紧的还是第三类——西洋科学，为了这一方面的需要。狄考文先后编写了一系列课本：如《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书。赫士编有《对数表》、《声学揭要》、《天文初阶》等书供学生传诵学习。此外，自一八八七年起狄考文还和韦廉臣、傅连德、丁韪良、林乐知等英美传教士组织了一个“学校与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写了一套与教学有关的书籍、图表。这些在当时也起了介绍西方科学的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教授我国早在上古时期劳动人民就已经利用规矩来制作方圆、秦汉五百年间成书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对图形面积的计算，以及后来中国天文家、数学家的一些重大贡献。即以介绍西方数学而言，明朝的徐光启也早已经把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出来了。
  山东的教会学校，不但是中小学不教英语，就连号称为大学的文会馆也自始至终不开英语课，这与我国其他地方传教士自小学起就教英文，大学里以英语作为教学用语大不相同。据传教士说：这是因为山东地处内陆，交通不便，既无铁路，也无公路与通商口岸连接，教友和就学学生中农民多于商人，所以不需要英语。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狄考文所说的：“学生如果学会了英文，就很难留住他们，他们立刻会找到别的工作，会英文将给他们更好的待遇”〓，但形势的发展不是狄考文所能掌握得了的，随着铁路的通车，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会英文更便于替帝国主义效劳，为洋商深入内地收购原料（如烟草等），为广泛推销外资商品（如煤油等）提供方便。于是烟台毓璜顶的英文学校（后改为“益文商业专门”）首创于前，其他美国差会中学，如泰安的“萃英”、德州的“博文”响应于后，甚至连潍县长老会所办的“广文中学”，不但添设了英文课，若干课目，还采用英文原本，连德国在青岛所办的中学和大学也先后以英文作为第二外国语。强迫狄考文在他离世之前，也在广文大学里不得不增设了英语课。
  各教会学校也都在适当时机先后在课程内增设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有的学校如烟台的“益文”、蓬莱的“文会”等还修建有体育馆，无论晴天雨天都可以在内上体育课，练习运动。这是过去旧式学校所没有的。迨到教育部定有中学课程标准之后，教会所办中学，尤其是立了案的中学，基本上是按所定标准进行的。
  当时的教会学校，说不上有什么教学方法，传教士采用的都是中国已经有的一套封建的办法。被奉为“近世大教育家”的狄考文是经常打骂学生的，以致学生“畏之如神明”给他起个外号为“狄老虎”。一九〇六年广文“学堂风潮起，差会复推先生（指狄考文）为监督，摄职半载，诸生贴服”，也就可见其余畏尚存了。
  美国圣公会有个雷震世〓，是派来中国专办教育的，先后在泰安和威海卫的“安立甘堂”（中学）当过教员和校长。此人办教育的唯一理论就是中国学生不如英国学生聪明，所以只有挨打的份。对学生拳打脚踢，关在屋里打屁股乃是家常便饭。在威海卫时，为了反对学校立案，他甚至把新请来的华籍刘校长打跑。象这类打骂学生的事，在教会学校里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从未间断过。
  对于学生的爱国行动，则毫无例外的加以扼杀。其步骤总不外乎宣布学校暂行停闭、勒令学生于若干小时离校，甚至搬出反动派的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似地把学生赶走。过了一段时候，照例开除几个为首的学生，让大部分学生及其家长填写类似悔过书一类的文件，保证今后好好读书，再不闹事。一九二六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校学生纷纷响应，这就使得传教士胆战心惊。一九二七年北美长老会在中国的总部急急忙忙油印了一封《致在长老会里负责办中小学的人员，有关学校若干问题的紧急机密信》。其中有这么一段，现直译如下，也就可以看出传教士办学的目的和对中国学生爱国行动的态度了。
  “下列一段声明原是山东基督教大学（即齐鲁大学）的评议会所发的，我们稍为修改了一下，似乎也是各学校所需要的政策，应在开学前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完全了解这个政策。至于对学生团体提出的方式，则应由各校校长，自行决定。
  “本校办学的宗旨在于始终不渝地忠于基督耶稣，坚特追求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健全的文化，基督徒的品格和人格的发展。我们确信：学生和教职员都应当随时全力以赴地注重学校所规定的正常课程，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同情爱国的合法表现，但我们要竭力劝勉学生们应为他们的国家，贡献建设性的服务。我们希望他们制止能够妨碍他们学业工作的种种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他们自身的好处和本校的最高利益以及国家的整体幸福都是不利的。因此，本校假若达不到办学的目的，即行关闭停办。”
  宗教教育的实施
  教会学校是以传道为目的，不但圣经是必修课，而且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也是必须的，且是更为重要的。最初开设寄宿学校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住在校内，便于参加各项宗教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家庭和社会对学生的影响。文会馆的六项条规中的第一条就是礼拜条规。特将其节抄于下：
  “逐日清早八点钟会集礼拜，虔事上帝，监督（校长）倡领读经，同众歌诗祈祷”（后改为监督与教习〈员〉轮流解经，领诸生读诗篇，歌诗祈祷。逐日晚八点钟，会集礼拜，值日生读经祈祷。礼拜三晚七点半钟齐赴会堂礼拜听讲）。
  “礼拜日（星期）午前九点钟先于学堂内会集礼拜，分班读经。十一点半共赴会堂礼拜听道。礼拜日下午三点钟再赴会堂礼拜，并考拜日学课。晚七点钟又分班聚集祈祷，教习考问午前所听要道。”
  这一套频繁的礼拜活动，完全是美国处在英国殖民铁蹄统治时期，强迫守礼拜的清规戒律。美国独立后，这一套早已送到博物馆里去了。当时在美国星期天能到教堂参加一次礼拜的，也就算是很敬虔的教友了，何况他们参加礼拜还是一种社交活动，而在孔子的故乡，半殖民地下的中国学生、教员，不但每天有两次礼拜，星期天三次，并且还得轮流主领和讲道。作礼拜前男女学生排着长队，鱼贯入堂，分坐两边，有些教堂的两边座位中间挂上一个大布幕，以免男女学生来回观看。这就更加深了封建的气氛，也是半封建社会的基督教的创举。怕学生不聚精会神地听道，晚上还来个“考问”。后来虽然教堂中间的布幕拆掉，但若是发现学生礼拜时四处张望或打盹睡觉，还是要受责备或处分的。这一套宗教活动在学校立案以后还是变相施行。虽说是学校内不得举行宗教活动，但教堂一般都离学校不远，多数都在一个大院内，学生参加也很方便，不过在形式上不是排队前往，而是“自由”参加，礼拜的次数，随着时代的演进，有所减少，但仍不少于每日一次。为了补充这一方面的损失，各教堂每年总还得开三至四次特别的大布道会，敦请国内外著名牧师前来讲道，一连讲十来天。不立案的学校，学生全体参加；立了案的学校名义上是自由参加，但不参加的学生十分孤立，感到无趣，也就随波逐流参加进去。山东教会这一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使得“学生相遇非研究圣经，即彼此祷告”，并以唱基督教的圣诗代替流行歌曲。不立案的学校还主张不向国旗敬礼，不向总理（孙中山）遗像鞠躬。

注释： ①差会指基督教各教派遣派传教士至各国传道的组织，又称布道会。由差会遣派的人员，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如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布道说教等都称之为“传教士”。 ②倪维思著《中国与中国人》（英文），三四一——四三二页，转引自奚尔恩《在山东前线——美国长老会在山东发展史》二二七页。倪维思一八二九年生，一八五四年来华，一八六二年来山东，一八九三年死于烟台，著有《中国与中国人》、《我们在中国农村生活》等。 ③倪著《中国与中国人》一八六五年纽约出版，三四一至二页，连之铎编《郭显德牧师传全集》、（以下简称《连：郭传》）一六九页，一九三四年广学会出版。 ④王元德（宣忱）：《狄先生传》载《登州文会馆志》以下简称《文会馆志》三至四页，一九一三年潍县广文学校印刷所排印。 ⑤《连：郭传》，四十三页。该书说郭显德一八六七年盖礼拜堂共费制钱六百六十吊文，合美金六百六十元之后，连作了小注，还说那时“白面每斤十四文，棒子面每斤七、八文……每日吃好饭，只交四、五十文或三、四十文。”事实上他说一元换五、六百文还有很保守的数字。据《金壶七墨》载：“清初银一两，值钱千，其后屡贵屡贱，自七百至千有三百不等。近日（咸同年间）银价骤昂，每两至二千以外。”转摘自《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 ⑥“拜日学堂”即“星期日学校”，我国教会内通称为“主日学”，基督教称星期日为“主日”，各堂举行礼拜，故王元德译作“拜日”。主日学或拜日学校是基督教各教堂在星期日开设的一种儿童宗教班级。狄考文所遗留下来的各种信稿中，有很多给这些“拜日学校”的信，内中详述中国学生“可悯可怜”的情况，激起他们恻隐之心，慷慨解囊，给予援助，这笔捐款是狄考文在当时，尤以在美国内战时期，差会来款不及时或中断时，得以维持下去的经济基础。 ⑦《文会馆志》二十——二十一页。 ⑧《郭显德》（英文）一二三页。 ⑨《连：郭传》一六九——一七〇页。 ⑩《文会馆志》三五页。原式无标点。 〓文约翰，美长老会牧师，一八九五年来华，一直在登州办学，一九三三年退休回国。 〓韦丰年，美国长老会牧师，一八九四年来华，一九〇九年病死在烟台。 〓毕维廉，一九〇三年来华，一直担任益文商业专门学校的总教习，其妻一九〇五年来华也在该校教英文，还有一名传教士兰宁一九一四年来华后也在益文教英文。 〓郭查理：《齐鲁大学》（英文）二一一页。一九五五年美国基督教大学托事部出版。 〓明恩溥（亚塞·司密斯），牧师，一八七二年来华，一八八〇——一九〇五年驻庞庄。著有《中国人的特点》、《中国农村生活》、《中国在动乱中》等书。博亨理是牧师兼医生，庚子年后回国。 〓李提摩太，一八七〇年来华，在烟台一带无立足之地，一八七八年侵入青州，后去山西放赈，倡办山西大学，鼓吹中国应该向印度学习。 〓仲均安，一八七六年来华，从放赈起家，著有《山东贫篓考》污蔑中国人民好吃懒做，一九〇五年死在泰山上。 〓“揽馆”是当时私塾的一种形式，由一个教书先生招揽几个或十几个学生。 〓《英浸礼会差会百周年纪念册》。 〓库寿宁一八三三年来华，除办学传教外，还编有《中国百科全书》，一九一七年分别在伦敦和上海两地出版。 〓广德书院于一九〇四年与登州文会馆合并到潍县，成为广文学堂。 〓根据法思远编《山东》（英文），一九一二年上海广学会出版。 〓安立甘意为英国的。宗教方面指属英国教会的或圣公会的。 〓材料来源，根据法思远编：《山东》二六一页，该会所办“中学”也许是人数不多，或许以后停办，所以本文“表丁”里没有该会所办中学数字。 〓卢威廉是柏林会传教士，在即墨多年，他曾承认说：“一八九七年德国占据青岛，在人民中间激起了极大的骚乱。目前即墨人民以敌对的眼光看待德国人的活动，是无可诿言的”。 〓和士谦《德国各差会在中国的工作》载《一九一四年中国差会年鉴》（英文）三七一——三九四页，和士谦是柏林会传教士，一八八四年来华，一八九八年到青岛。 〓尉礼贤一八九九年到青岛，除办学外，还编有《德英华文科学字典》、《德华教科书》三卷、将《论语》、《周易》译为德文，后去北京德国公使馆任参赞。 〓化之安一八五五年起在上海活动，一八九八年来青岛，一八九九年死去。中文著作有《西国学校》、《教化议》、《性海渊源》、《从西祖东》（五卷）等，并将孔、孟、墨、翟等人的著作译为德文。 〓当时同善会标榜不另设教会，但到一九四〇年却在武定路淑范女中旧址开设“同善教会”，不过人员和教规仪式还是按照长老会的。 〓根据《中华归主》一七五页（一九二二年出版）。该书英文版四一九页上还说：高密、长山、武定（惠民）、东昌府（聊城）与曹州府（菏泽）当时只有官立中学而没有教会中学，也可以说明武定的教会中学很不正规，或已停办，所以统计时没计算在内。该书还说：根据一九一八年教育部的报告，山东全省有十九所官立中学，学生三千人；省立师范四所，女师二所，学生一千三百人，而教会中学却有四十所（表丁），学生总数一千四百八十九人。 〓《连：郭传》四八六页。 〓课程表见《文会馆志》二八——三一页。原表只有课日名称，分类是作者后添的。 〓一八八一年狄考文向美国差会总部解释他不设英文课的报告，见英文《狄考文传》。 〓雷震世，英圣公会传教士，一九二四年来华，屡次破坏、阻止学生爱国活动。